秋千 著：〔美〕唐·图玛索尼斯 译：横店以西　图：安妮 编者按： 唐·图玛索尼斯是一位慢工出细活的作家，虽然他迄今为止只发表了十三篇短篇小说，但已有两篇获得国际恐怖协会奖，多篇被收进美国和英国出版的恐怖小说年选，还有一篇即将被改编成电影。 事情闹大了。 有人叫来了警察，警察通知了警长，最后连州警也出动了。他们推测这是场绑架，或许与别的案子有牵连，于是联邦调查局的人也到了。 犯罪现场调查员彻底搜索案发现场后，发现了几件属于吉妮的东西：一副牙套、一条镀金项链、几颗金属纽扣，以及鞋子上的一两块金属饰片。也就是说，她身上所有的金属物品都找到了。 怀疑的目光理所当然地全落在了我们身上。我们五个十二岁左右的男孩——麦克·戴特、戈多·戴特、鲍比·克劳林、吉尔伯特·德尤奇，还有我自己——是头号嫌疑犯。审问持续了好几天，我们的供词大相径庭。心理分析师也被请来，问了一堆诱导性的问题。他暗示我们心理扭曲变态，尽管这点连我们自己都未曾察觉。但招数用尽之后，就连态度最强硬的调查员也不得不承认，我们只不过是一群愣头愣脑的傻小子，凭我们的智商是无论如何也无法行凶的。于是我们被放了出来，但我们的恶名已经四邻皆知，我的父母只好决定举家迁徙，去了科罗拉多。 那之后的许多年，直到现在，我的内心深处始终对那一个小时而困惑不已。我上了大学，服了兵役，结了婚，还去国外生活过，但这期间，没有一天我不在思考圣克里斯蒂娜教堂旁发生的那件事。整整二十年过去之后，我终于鼓起勇气，重返故乡展开调查。那个偏僻的小镇叫奥拉修，是根据独立战争时期一位将军的名字命名的。这位将军算不上真正的英雄，他在萨拉托加战役中违反军令，差点导致大陆军吃败仗，但出人意料的是，他后来居然作为贵宾参加了华盛顿总统的就职典礼。 事实表明，不论你曾经犯过什么错，只要不破罐子破摔，就仍有再来一次的机会。人们或许不会原谅你，但他们更有可能已经忘记了你的错。正是基于这样的考量，我孤身一人返回了家乡。我根本不愿再见那些与我共担罪名、然后又抛诸脑后的童年玩伴，因为我此行的目的是寻找答案，而不是领受谴责。 应该说，留在本地的邻居中，几乎不会有人把现在的我同当初那个毛小子联系起来，但即便如此，我也不愿冒险，所以我决定将自己短暂的逗留时间的绝大部分用于搜集资料。这些资料收藏在波切斯特历史协会的图书馆里，而奥拉修就是波切斯特城外的一个小镇。 虽然我耿耿于怀了很多年，也试过从几乎所有可能的角度加以解释，但仍旧得不出任何站得住脚的结论。微重力？研究过。数学模拟？实验过。经典机械论？没有人比我更了解牛顿他老人家了。二十年来，我不断地提出新理论，却又不断地无功而返。可以说，我是在万般无奈之下才踏上返乡之旅的。 冥冥之中，我有种预感，觉得解开谜团的关键就掩埋在波切斯特历史协会图书馆浩瀚的卷帙里。那里保留着从波切斯特开始有人聚居直到现在的各种手稿和未发表文件，可以远溯到独立战争时期。与其相反，奥拉修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文化污水坑，没有留下任何与过去有关的资料。于是，从纽约乘飞机降落之后，我立刻办好了入住汽车旅馆的手续，接着便坐出租车前往波切斯特历史协会。 历史协会的总部位于市中心一座巨大的白色古建筑中，这里曾是波切斯特首任市长的家宅。这位市长贪婪成性，生活奢靡，从他的房子便可见一斑。宽阔的门廊里矗立着粗大的白色圆柱，足有两层楼高，支撑着用饰板装饰的屋顶，整体看起来如同一座罗马神庙。小时候，每次进城，我都会被这座宏伟的建筑所慑服。当然，这也导致我对它退避三舍，从不知其内部是何模样。 走进这座建筑，就仿佛走进了未知的过去。门外车辆往来的嘈杂声响瞬间消失，静谧笼罩四周，让人感觉似乎来到了某处连手机信号也没有的僻静所在。我来时正值暮春，室内的空气凉爽而又浑浊。大厅里，电灯早就替代了蜡烛，黄铜制品在昏暗的灯光下闪着微光。从不知藏在何处的喇叭里传来阵阵乐声，我猜可能是维瓦尔第 或蒙特威尔地 的作品。 我看了看指示牌，登上台阶，来到二楼的图书馆。管理员是个身材高挑、面容姣好的姑娘。趁我填访客登记册的当儿，她摘下眼镜，假装随意地同我攀谈起来，但我注意到了她手上的结婚戒指，于是识趣地没有搭理。她也很快放弃调情，恢复了公事公办的态度。 我没有对她讲出此行的真实目的。我总不能说，因为自己儿时的一个朋友莫名其妙地失踪了，而我自己被高度怀疑与此事有关，所以我想要来这里找出证据，还自己清白。如果我这样说，用不了多久，流言便会飘到运河对岸、我出生的那个小镇里。没有必要让陈年往事烦扰大家，我只想悄无声息地完成这次调查。 所以我隐瞒了身份，谎称自己是来研究奥拉修的印第安人历史的。于是，管理员帮我调出了一系列古老的契约、地图、日记，以及其他相关资料，它们看上去都异常古老，似乎有一百多年没人翻阅过了。我感觉管理员——她的名字叫玛丽昂·里德——好像知道我没有据实以告。她如此魅力四射，并且主动出击，我却对她不理不睬，这只能说明称心事重重，无暇旁骛吧。 接下来的两天里，我一直在研究那十八箱她帮我翻找出来的关于奥拉修的资料。有些文件的表面布满了灰尘，让人不禁怀疑它们自从被收藏起来后便从未开启过。我不知道自己究竟想寻找什么，只是隐约觉得这里面一定暗含玄机。 运气的是，有人整理过这些资料，并且留下了详细的清单——每个档案箱都配有两三页格子纸，罗列出箱内的藏品——这对我助益良多，并让我越发相信能在其中找到线索。就这样，编号 Ib-23Ya 的箱子进入了我的视野。那是一个长方体的箱子，边角镶有保护用的金属薄片。我把它放在桌子上，等管理员摇晃着臀部走开后才掀开盖子，取出里面的清单查看。 我的目光扫过那张泛黄的纸页，萎靡的精神不由得为之一振。就在一堆出生证明和结婚登记表的下面，一行文字赫然入目：维斯特曼遗赠，奥拉修历史传说备忘录。 我立刻找出装这份备忘录的文件袋，颤抖着扯开了缠绕在文件袋扣子上的细线，心中升腾起一股莫名的兴奋。那是一种期待已久的重大发现即将到来时的感觉，虽然不是百分百确定，却又无比强烈。 文件袋被打开后，我发现里面还有一张清单，详细描述了袋中资料的由来及内容。原来，维斯特曼全名叫做本杰明·维斯特曼，是奥拉修的居民，他喜欢从老人那里打听小镇过去的故事和传说。维斯特曼生于 1902 年，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后在波切斯特煤气与电力公司上班。 1952 年，他宣告破产，被送到了老兵医院。六年后，他死在了医院的精神科病房里。 我从文件袋中取出一个布面精装笔记本，笔记本的封面标签上没有任何说明文字。翻开第一页，一行秀丽的钢笔字映入眼帘：奥农达加 游戏，巫医，奥拉修池塘，印第安酷刑，聚会地，定居者游戏，梯子，沼泽定居者，绳子，锯子，自然力，鬼火，刻石，秋千，失踪。 我的目光落在最后一个词上。“找到了！”我忍不住大叫一声，抬头起来，只见坐在屋子远端窗户下的管理员正不解地看着我，我只好抱歉地笑了笑，然后立刻埋下头，视线重新落在笔记本上。 但是，笔记本有一半——不，是大部分——的内容都被人撕走了。为什么呢？笔记本的主人最后变成了疯子，莫非是他自己撕掉的？剩下的只是些支离破碎的文字，我把它们忠实地誊录下来，这便是那民间研究者留给世间的唯一遗产： 韦罗内塞 所绘克里斯蒂娜 系列画像中失传的一幅，画的是她正在博赛纳湖 旁荡秋千。人们普遍认为她死于溺水。一说她乃西奥多里克 之女。 黑山 秋千，下部绳子打结成套，人坐其上，可大幅晃动，离地甚高。哈拉克酒吧墙上有本地类似这种秋千的照片。 萨姆·帕齐 在前往尼亚加拉大瀑布挑战命运的路上曾路过本地。在被问起是否愿意在那架秋千上一展身手时，他远远地望了一眼，立刻脸色煞白，嘟哝着“那是女人的玩意儿”，便匆匆离开了。显然有些事情，他同大家一样，都不敢尝试。 赫伯仑·威尔斯，九十八岁， 1846 年生，奥拉修居民。“我想我是这附近最老的家伙了。要不是我记忆力已经退化，我本可以告诉你更多。不过我记得那架秋千，是的，我记得。那里总是有一架。我的祖父在 1812 年跟印第安人打过仗，他对我说，有个叫艾伦的老头儿告诉他——这家伙自己经管一个磨坊，还娶了三个老婆——他说，印第安人经常在那里聚会，就是池塘附近，那座教堂旁边。但不知道印第安人具体在干什么——我忘了，原本是记得的。等等，哦，好像跟那架秋千有关，那秋千其实就是挂在树上的一条绳子。后来，印第安部落搬走了——其实是被杀光了——秋千便落到了定居者手里。有人把绳子砍了下来，但没过多久又挂了回去。这都是我祖父出生前发生的事了，所以那里一直都有架秋千。我还记得很多漂亮的女孩，威利斯、亨德森，还有一个，她叫卡丽娜。对，我记得她们，真漂亮啊。该死！我想不起她们后来都怎么了，只记得她们很漂亮，真的很漂亮。” 坦噶尼喀湖 旁的土著在长秋千上的照片，见于《国家地理杂志》，背景就是那个大湖。 塞内加族 的抛毯子游戏，人类学研究数据库 中并无记录，与爱斯基摩人的纳鲁卡塔克 类似，最初被错误地理解为一种游戏。若干张加工过的兽皮被精心缝制成一张大毯，一帮男人拉着大毯的边角，绷紧。一个即将成年的女孩被置于毯上，抛到空中。目睹过这一活动的欧洲人——包括猎人、牧师、军人——对女孩所能达到的高度给出了一致的描述，但这个数据在今天看来几乎是不可能的。据说，那个女孩在老女巫的指导下，会在空中发现或者看到什么东西（即将面临的危险？不能肯定）。老女巫之前在梦中得到启示，预见到危险即将降临。抛毯子仪式被认为是挑衅神的大不敬行为，不会为了某人的私事而轻易举行，所以女孩要发现的危险定然具有超自然的属性。所有目击者都供述，这种仪式最重要的一环是，必须竭尽全力保证女孩不被发现。 缺页 但是，所有经历过这些活动的人都有一种共同的兴奋感，这与性高潮不一样，也与鸦片或其他化学药品引发的快感不同，更不同于所谓的濒死体验。或许，这种莫名的欢欣与撒手而去的念头，都来自于到达最高点的那一霎。在那个位置，你感觉自己既不向上，也不向下，在短短的不到一秒的时间里，你仿佛摆脱了地球引力的束缚。 * 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秘密。 丹麦语中，秋千是 huske ，但这个词还有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意义：记忆。这两者有关联么？所谓记忆，是指在最高点时的记忆么？记住的又是什么呢？ * 笔记本最后一页，上半部分被撕掉了，剩下的只是一组人名和日期： 希帕提娅·埃姆斯， 1803 阿碧盖尔·维克曼， 1823 哈莉艾特·布尔， 1843 贝希娅·威利斯， 1883 安·亨德森， 1903 卡丽娜·奥莱利， 1923 这就是残存的维斯特曼笔记的所有内容。文件袋里还装着从本地居民那里收集来的五花八门的资料，包括菜谱、剪报、信件、新闻图片、电影票、学校奖章，等等，都是些稀松平常、缺乏收藏价值的东西，与笔记本上的记录根本不沾边。我没有找到缺页，也没有在图书馆的访客登记簿上找到任何线索：上面只有访客的姓名，却没有记录他们查阅的具体内容。 我影印了笔记本，付了钱，谢过管理员，便离开了图书馆。 那天夜里，我在汽车旅馆的房间中好奇地浏览着电话簿，想看看到底还有多少老邻居和旧相识还住在这里。对这些人的名字和住址我都异常熟悉——童年时代的记忆就是如此深刻——然而，令我惊诧的是，除了一个朋友的表兄之外，电话簿上全换成了陌生人的名字。我不由得自嘲起来：在这样一个人口不断迁徙的国家，每个人可以说都是无根之萍，二十年后故人重逢的机会几乎等于零。我完全可以大摇大摆地走在奥拉修的大街上，无拘无束地扮演我自己喜欢扮演的角色，而不用担心被人揭老底。 我打算第二天中午去奥拉修走一圈，然后回汽车旅馆收拾行李赶往机场，返回纽约。 出租车把我带到了离圣克里斯蒂娜教堂约一英里的地方。我计划沿主干道走完剩下的路，观察一下小镇这些年的变化。事实上，它已经变得几乎让我认不出来了。 堵塞严重的公路两旁店铺林立：折扣店、汽配店、自助银行、小吃店、模型店……一家快餐店的门口招牌上写着：乔治老爹，著名的 6.99 美元垃圾食品总店。路边废品成堆，油污满地。二十年后，这里仍然没有人行道和自行车道。不过，主干道之外的林荫街看上去还是老样子：木制的房屋，宁静的生活，仿佛与外面繁华躁动的商业社会完全隔绝。 走到距教堂还有四分之一英里的时候，道路开始缓缓下沉。我看见教堂所在的那一侧土地正在“搞开发”，这是如今对大肆破坏环境之举的委婉说法。教堂是后来新建的，旧的那座已经荡然无存。路旁原来的房屋也全被拆除，空出的土地会再做他用。大堆大堆的土石随处可见，堆放得毫无规律可言。走近之后，我发现很多推土机和其他工程机械正在作业，似乎实施着什么巨大的工程。 我找到了学校旧址，教学楼不见了，学校后面的那块空地和空地上的秋千也不见了，只留下与空地相邻的停车场和沿街的几棵树。空地上铺了一层草皮，修剪得相当平整。 新教堂的门开着，我走了进去。有个老人正在跪着做祷告。教堂内部的布局也全变了，原来方方正正的大殿改成了半圆形，座位排列得如同剧院里那样，围绕着中间的圣坛。唱诗班楼座被撤走了，不过讲道坛旁多出了一个演奏台，上面放着一架小型风琴和一把吉他。 通告板上写着星期天将举行三场弥撒，比二十年前的七场少多了。我小时候留恋过的克里斯蒂娜浅浮雕也不见了。穿过钟塔旁的一道门，我来到了教堂旁曾就读过的学校旧址。那里现在是所谓的“圣克里斯蒂娜使徒生活中心”，但我不太明白“生活中心”是什么意思，或许与通告板上说的“疗伤弥撒”有关吧。 我走在空荡荡的走廊里，走廊两边那些以前的教室，如今改造成了会议室和图书馆。最后，我来到了当年的校长办公室——校长是个五十出头的老修女，经常在这间办公室内用戒尺教训不听话的学生。但现在，办公室门上的铭牌显示，在这里办公的是“生活中心”的秘书吉安弗朗科女士。门开着，但我还是礼节性地敲了两下，一个大约四十岁左右的瘦女人示意我进去。她正在讲电话。 “是的，星期四七点麦克执事可以接受咨询……是的，晚上七点。欢迎您，米勒太太。” 放下听筒后，她朝我挤出公式化的微笑，但她那对意大利人的棕色眼睛里透露出的信息却分明是：小子，你是不是嫌我今天还不够忙？ 于是，我开始谨慎地自我介绍，但就在刚说到来这儿的目的时，电话又响了，她立刻拿起电话，向另一个教民解释执事的日程安排，同时将一份教区宣传册塞进我手里。 我翻了翻小册子，惊讶地发现，现在的郊区牧师是“尊敬的尤金·维比亚－穆邦吉兹主教”。吉安弗朗科女士第二次放下听筒后，我对现任牧师的人种提出了疑问。 “哦，维比亚－穆邦吉兹神父已经来这儿好几年了，是上帝把他从非洲派来的。” 看我抬了抬眉，她补充道：“你知道，教会牧师短缺得很，我们只能将就了。” “我明白。实际上，我以前就是这里的教徒——”我大胆地说出了自己的真名，“——我已经离开二十年了，这次回来就是想看看这里的变化。您知道，怀旧嘛，我想念过去的那些东西，那些地方。学校的老教学楼到哪儿去了呢？现在看不到了。” “哦，那栋楼很早就没人用了，而且修无可修，所以我们将它连同主教宅邸一道拆掉了。尤金主教很讨厌那栋楼，他把地卖给了开发商，然后用那笔钱整修了教堂，还重建了主教宅邸。” 她一边用欢快的语调说着，一边不停地打量我，看我有没有什么利用价值。她明显做出了否定的结论，因为她的热情很快就消退了。我开始怀念起玛丽昂来，虽然我们只在图书馆有过一面之缘。 “很高兴听到教堂赚了点钱。顺便问一下，您知道那架秋千到哪里去了吗？就是学校后面那架又古老又巨大的秋千。” 我话还没说完，就已经从她的眼神中猜出自己问错了对象。 “我来这儿整整四年了，从没见过什么秋千。可能在我或尤金神父来这儿之前就被拆除了吧。” 我点点头，注意到一幅放在我面前的照片，一个身材魁梧的黑人牧师站在一群女人中间，牧师的手搂着吉安弗朗科女士的腰。 “我自己到处转转看吧，如果能发现秋千的遗存或者别的什么东西就好了。您知道，我想找个纪念品，留个念想儿。” “你可能啥也找不到。不过我们欢迎你四处看看，后面的新公园很不错。” 吉安弗朗科夫人——不知道她丈夫怎么看待她同牧师的暧昧关系——大大方方地站起身，指了指门外，表明我们的对话正式结束了。 但她忽然想起了什么，连忙叫住我，然后在乱糟糟的桌子上东翻西找了一会儿，抽出了一本平装书。 “本教区的历史都在上面，几年前印的。本来指望靠这个挣点装修费，可到现在只卖出去不到一半。说不定你能在里面发现有关秋千的线索。” 我接过书，刚要致谢，她却来了句：“十五美元。”她脸上堆着笑，直到我将钞票塞进她手里才收敛。 我快要走出“生活中心”时，身后又传来了她的声音：“如果要看书上的那些石头的话，它们就在后面，学校围墙旁边。” 我走出建筑，翻了翻书，里面大都是照片，我不禁感慨本教区的贫穷，为了挣钱，他们简直挖空了心思。不过，更令我感兴趣的是她所说的“石头”。 书中三分之一的内容都在讲牧师原来所在的坦桑尼亚的某个教区，还毫不隐晦地劝说教民大力捐献。接着是对本教区新教堂歌功颂德的溢美之词，同时也展示了我以前所熟知的那座老教堂被拆除的画面。紧接着的一页上有一段说明文字： 施工过程中，发掘出一组大小、形状与墓碑相似的刻石，它们来自不同的年代，排列在圣贝尔娜黛特 的雕像旁。本地历史学会得知消息后到场研究，但学会主席克里斯蒂安森先生无法给出合理的解释，只是评价说：“它们肯定具有无可估量的历史价值，但只有等更多类似的文物出土后才能判断其究竟为何物。”教区的几名老兵出钱清理了石块。现在它们就安放在教区生活中心，您可以向中心秘书提出参观申请。 我一边读着书，一边朝学校后面走去。书上的照片质量极差，只能看见在一队一脸茫然的建筑工人中间竖着几块普通的石碑，上面的字迹模糊难辨。我绕到学校后面时已翻遍了整本书，但却没找到一星半点与秋千有关的东西。 七块石碑并排而立，背靠着学校的围墙。不可思议的是，石碑和围墙上居然都没有人为涂鸦的痕迹。石碑已经有不同程度的风化，但上面的六个名字我都见过，只有一个不认识： 辛斯贝拉·卡恩布鲁克， 1783 ，十六岁 希帕提娅·埃姆斯， 1803 ，十二岁 阿碧盖尔·维克曼， 1823 ，十四岁 哈莉艾特·布尔， 1843 ，十三岁 贝希娅·威利斯， 1883 ，十二岁 安·亨德森， 1903 ，十三岁 卡丽娜·奥莱利， 1923 ，十二岁 这样的发现并没有出乎我的意料，但仍使我的心脏狂跳不已。我仿佛看见一个巨大的阴影从一片原本熟悉却又突然陌生的宽阔水面升腾起来。这个阴影之前一点也不惹人注意，但现在，尽管它仍旧轮廓模糊、细节不明，但大致的形状和规模已经显现。它浑身散发着难以名状的邪气，让人不敢直视其真容。 我渐渐回过神来，不禁往后退了几步。我不知道这些沉默不语的石块想告诉我什么。我的呼吸变得异常沉重。 我试图平复心情，试图从刚刚看到的一切中找出合乎逻辑的答案。我穿过教堂外的停车场，来到那架秋千所在的位置。 停车场外是一个新建的公园，我记得原来那里曾是一片未开垦的土地，长满了灌木。公园的远端草木丛生，环绕着一个池塘。这么多年了，池塘还在那里。儿时我总觉得池塘离学校很远，但现在发现其实很近，中间只隔着一片草坪，也许只消五分钟便能走到。那个池塘曾经是我们的乐土——我们冬天在上面打冰球，春天在里面捉蝌蚪——我很庆幸它保留了下来，而且相当完整。 我正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中，突然听到身后响起一串脚步声。我转过身，看见一个与我年纪、身材相仿的男人走上前来。没过多久，我便根据那个标志性的塌鼻子认出来者是吉尔伯特·德尤奇。他的淡金色头发中夹杂着两三根不易察觉的白发，幼时瘦小孱弱的身板如今变得肥胖臃肿，脸上显出一道道艰苦生活留下的皱纹。 我们彼此注视着对方，默默地辨认着岁月塑造出的新面孔。最后，他打破了令人尴尬的沉默。 “我知道你会回来。”他顿了顿，“其他人都回来过，除了戈多·戴特——他几年前死于癌症。但我打赌，如果他还活着也一定也会回来的。” “你留下了？” “没有，我只是没有你们搬得那么远罢了。”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是从那个叫吉安弗朗科的女人那儿听来的么？” “她是有名的大嘴巴，不过有时候她对我很有用，比如现在。事态平息之后——容我纠正一下措辞，我是说，每个认识我们的人都搬走之后，我发现我可以自由地回到这里了，因为这里已经没有人记得那件事。典型的美国人一生都在迁徙，从不在一个地方久留。我的周围全换上了新面孔。” “你又搬回来了？” “没有。即便老邻居都不在了，我也不愿意冒那个险。我担心他们会通过其他什么渠道风闻那件事，尽管这种可能性很低。我住在离这里二十分钟车程的地方。那件事之后，我再也不信教了，但我老婆信。她常来这座教堂做礼拜。” “这么说——” “我老婆是吉安弗朗科的好友。” “那个女人也是这里的新面孔，所以——” “所以她也完全不知情，压根儿就不认识你，可教堂里一有陌生人出现，她就会打电话给我老婆。这一次，你刚走不到两分钟，她的电话就来了。我老婆了解点情况，因为曾经从我这里听说过你的名字，所以立刻通知了我——大概就是你前去看那些石头的时候。” “你也听说过那些石头？” “每个人都听说过，但只有我知道它们的含义——至少是部分含义。” 我没有接话，等着他说下去。 “还有些别的石头出土，可上面没有文字。”他继续道，“有的太过古老，根本分辨不出它们是什么、源自哪个年代，所以便被丢弃了。或许还有木牌之类印第安人用过的东西埋在地下，但即便有过，也早就腐烂了。” 然后，他用淡蓝色的眸子毫无畏惧地直视着我，说：“吉安弗朗科没跟你说过吧，其实他们还挖出来一块相对较新的石碑，不过后来被老兵们带走了。” 我从他的眼神中看得出来，他是在明知故问。我觉得他是在享受这样的过程——他希望我在震惊之余，向他道出我知道的秘密，以帮他解开心结，或者减轻自理上的罪责。我知道他想让我不好受，他总是这样一个混球，但我自有招数应对，而且早就料到了他会先发制人。 “你知道上面写着谁的名字吗？” “猜得到。”我说。 对于我的回答，他没有表态，只是点了点头，目光仍停留在我身上。 “走，去哈拉克酒吧聊聊。” “我看算了吧。” 我发现他依旧盯着我，而且咬紧了牙齿，于是补充道：“我今天就要回去了，飞机一个半小时后起飞，没工夫留下来闲聊。” 他瞪了我一眼，然后说：“我送你去机场。你的行李呢？在附近的汽车旅馆里？” 我不情愿地点点头，双脚鬼使神差般跟上他的步伐，来到他的汽车旁。那是辆实用而简朴的瑞典车，价格不菲，但安全系数很高。我们开车离开了学校。 驶上州际高速公路后的前五分钟里，他都一言不发地看着前方，飘浮的粉尘将天空染成一片灰白。路旁枯萎的植物在车子卷起的气流中瑟瑟发抖，它们是路盐 下的幸存者。 吉尔伯 没有明显地表露出紧张情绪来——他的手轻松地搭在方向盘上，而不是紧抓着。但他不久就开始摆弄起后视镜来，根据以往的经验，我知道他在生气，只是隐忍着没有发作。等汽车开上旅馆车道时，他似乎已经把怒火强压下去了。 五分钟后，我提着一件行李箱返回车边。那场早该发生的冲突只是被推迟了。显然，在我进屋收拾东西期间，他又反复思考了几遍措辞。于是，汽车刚朝机场开去，他便开口直奔主题。 “吉妮失踪之后，许多人都很难受，包括我。”他说。 “我知道，我们都很难受。” 他的手握紧了方向盘。 “你居然好意思说？！那天发生的事我全看见了，我知道你干了什么！” “此话怎讲？你也知道，关于那天的事，我们的故事版本都不一样。谁又能断定那天究竟发生了什么？” 我发现他的下颚肌肉紧绷了起来。所幸还有几分钟就要到机场了。 我的回答激怒了他，他用缓慢而又抑扬顿挫的语调说道：“少废话！就算你能糊弄所有的人，也蒙骗不了我！”汽车转弯，驶上机场引道，他沉默了片刻，然后说，“你有所隐瞒，对吧？你到底有什么发现？” 我看着他的脸，突然灵光乍现，反戈一击道：“那你自己呢？撕走维斯特曼笔记的人是不是你？” “是我又怎样？” “或许你应该拿出来同我分享。” 他再次陷入沉默。汽车一直开到机场大厅门口，他都没有说话，刚才发作时涨红的脸此时已失去血色，恢复成灰白、呆板的模样。 我从后备箱取出行李时，他做了最后的努力。 “好吧，咱们等价交换。你不是想调查么，我给你提供点儿线索。你离开十年后，他们在教堂背后建公园时，曾试图填满那个池塘。推土机都开来了，但每次一越过池塘边的灌木丛就会发生怪事：不知什么东西切断了履带，就跟剃刀划开纸片一样。” “切断了履带？金属履带？” 他点点头，“而且不止一次。他们前后试了三次，最后一次连传动轴都断了。工头前去查探，刚走进灌木丛，却莫名其妙地摔倒了，然后他的腿就没了——一眨眼间，腿就被齐刷刷地割了下来。谁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这事过后，他们就再也不敢打池塘的主意了，只是在池边铺了条自行车道。好了，我跟你分享了我的情报，现在轮到你跟我说说了。” 阴沉的天空下，飞机不时呼啸而过。他放弃了刚才咄咄逼人的气势，几乎是在哀求我了。对于要不要同他“等价交换”，我踌躇良久，但最终决定保持缄默，因为我听出他还有所保留。我可以肯定，他刚才那番陈述，目的只是想抛出诱饵、套我的话而已。 “这次不行。” 他慢慢地点了点头。分别时，他没有伸出手，我也没有。 进入机场大厅后，我走到一家票价低廉的航空公司的柜台前换登机牌。这家公司的航班上会免费提供炸土豆条。如今的安检措施异常严格，我把行李箱拿到旁边的桌子上，检查员命令我打开锁，我照做了。 “包要一直开着么？” “请把包放在桌子上。”检查员客气地重复道。 她显然训练有素：不要同乘客聊天；做个机器人；语言简洁有力；与乘客保持距离；不要同情敌人；每个人都可能是恐怖分子。 我看着她将探测器凑近行李包边缘，检查里面是否藏有爆炸物和化学品。就在这时，仿佛顿悟一般，我对时间和记忆有了崭新的认识。 有时候，那些我们以为过世多年的人其实才死不久，或者仍然健在，而那些我们以为还活着的人其实早就辞世了。这样的记忆错乱不光发生在我们认识或听说的人身上，还发生在我们经历过的事情上。 我想说的是，对于某些事，我们未必能有记忆——它们来得太过突然，甚至都来不及在脑海中留下痕迹。 我知道，二十年前发生在那架秋千上的事可能再也无法查清了，剩下的只是些支离破碎的片段。那一次，我们触犯了某种不可言说的存在，而吉妮成了牺牲品。此后，我们的心便有一部分死掉了，这也导致我们后来天各一方，不愿联络，更不愿敞开心扉。不论我们对那件事的认知是否相同，都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吉妮消失了，那个我们仰慕的女孩再也找不到了。即便将戈登·戴特从坟墓中唤醒，我们也不可能拼凑出一个完整而准确的故事。 新建的圆形机场大厅中，阳光从头上的穹顶洒落，下方陈列的雕像看上去就像一排石质的阳物。波切斯特人总是这样弄巧成拙。我回忆着童年，回忆着童年经历的那些痛苦，还有那个池塘，以及池塘上方那团我曾远远望见的模糊光影。 然后，我想到了她。 我这时才意识到，她应该是佛兰德人 。 二十年的阅历让我从回忆起的零星细节中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山猫一样的蓝绿色眼睛，金色的头发，足以让模特经纪人发疯的花栗鼠似的尖下巴，高翘浑圆的屁股——这些特征加起来，构成了这个星球上一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弗吉妮亚从没说过自己的出身，至少在我们街区没有听她说过，因为这并不会给她带来什么好处。她说自己是德国裔，不过我觉得如果是丹麦裔的话会更有异国情调，尽管在我们这个偏僻的小镇里，两者的差别并不大。 如果换到现在，吉妮 会更难解释清她来自何方，因为今天的人们甚至找不到地球仪上欧洲的位置。 “佛兰德？嗯，是个好地方。”人们基本都会是这样的反应，然后立刻换成别的话题。 只要事不关己，便漠不关心；只要觉得另类，便处处提防——这样的消极心态终有一天会害死我们。 不过在二十年前，小镇上的居民还具有足够的宽容，能够接受异端的存在。至少那些怪异的东西能激发孩子们的好奇，使他们摆脱自大与偏见。 比如说，我童年时代的圣克里斯蒂娜教堂。传说教堂的建造者是一位爱抽雪茄的爱尔兰牧师，此人对古怪的事物情有独钟，正是他一手创建了这个教区。 在给教堂命名时，他弃用了相对保险的圣徒的名字——圣约翰 、圣米迦勒 、圣特蕾莎 ，随便哪个都不会惹起争议——而选择了虽然名声不彰但更具传奇色彩的克里斯蒂娜，我们也因此沦为别的教区的笑柄。他当初可能是想打响本教区的名头吧，毕竟全国没有第二个教堂叫同样的名字。 克里斯蒂娜是长期被罗马教廷忽略的众多殉道者之一，她的传奇经历启发了韦罗内塞，创作了一系列以她为主角的淫秽画像，其中一幅画的是她在当众接受鞭笞，颇有性虐的意味。随着托尔切罗岛 上克里斯蒂娜教堂的拆毁，这些画也被理所当然地列为诲淫诲盗的禁品，最后被藏在了威尼斯泻湖中一座毫不起眼的博物馆里。 毫无疑问，我们的牧师对这段秘史心知肚明，因为他不知从哪里搞来了十张饰板，上面的浅浮雕与韦罗内塞的画大体相仿。它们被安在教堂的墙壁上，左右两排各五张，用以代替传统的耶稣受难像。据说大主教有一年来到本地教堂，见到这些艺术杰作后，他一边啧啧摇头，一边翻眼望天。早在我记事之前，其中一块饰板就被移走了，所以我从小就只见过九块饰板，另一块从未得见，或许它已经被人打碎了吧。 我还记得，住在教堂附近的男孩只要一有机会，就会偷偷溜进教堂，一连几个小时地注视着克里斯蒂娜如绸缎般光滑的大理石肌肤。现在我明白，这样的行为源自青春期少年对异性的朦胧渴望，我们当年之所以疯狂地喜欢吉妮，也出于同样的原因。 现在该说说那架秋千了。 我们当时只有十二三岁，正读小学六年级，体内涌动着旺盛的荷尔蒙。先前普通的异性玩伴这时突然变得极具吸引力，那些长得漂亮的更让我们想入非非。每次上教堂，我们的目光总会在饱受折磨的克里斯蒂娜和身旁处于发育期的女孩之间游移。偷偷抚摸克里斯蒂娜的大理石肌肤时，我们脑子里生出的尽是羞于启齿的邪念。 我和我们的伙伴——鲍比·克劳林、吉尔伯特·德尤奇以及戴特兄弟——住得离教堂最近，是教区学校里的铁哥们儿。我们一同谋划怎样亲近女生，一同幻想一亲芳泽后的愉悦。虽然我们还不谙男女之事，但这种无知丝毫不会阻止我们的欲望。 吉妮就住在离我家不远的地方，自然成了我的首选目标。我们几个男孩聚在一起对女生品头论足时，我总会极力鼓吹吉妮是如何出众。现在想起来，那多半是因为吉妮总是无拘无束、开朗活泼吧。她从不掩饰内心的想法，说话直来直去，或许这是由佛兰德人的基因决定的。典型的美国女孩所应当具备的品质她身上一点都没有，她始终都在自由地做她自己。 问题是，无论她怎么看待自己，在我们男孩眼中，她都有着不可阻挡的魅力。我们总是借故与她搭话，逗她开心，或者惹她生气——不管结果如何，都被我们当成是胜利。 那座古老的木制教堂与学校连在一起，呈“ L ”型，学校则与主干道平行。这样的布局刚好挡住了学校背后的秋千。 秋千的金属骨架是我见过的最高最牢固的。现在再也建不了这样的秋千了，因为社区的安全规定严格了许多。不过在我们那个时候，很少有人跟秋千过不去。 这些金属骨架相当粗大，两端的支撑腿深深地嵌入地下，不知延伸了多少米。秋千顶端的横杆离地至少十八英尺 ，不过我也不敢肯定——当时我还是个孩子，目测的数据很可能失真。 建造秋千的人显然希望它能长久矗立，因为挂住秋千的不是绳索，而是铁链。每条铁链都由螺栓将半码 长的铁棍连接而成，看起来更适合做远洋货轮的铁锚。秋千的座位用厚厚的黑色塑料制成，状如受热融化后黏稠的沥青。 这架秋千很早以前就有了，传说是一群老兵建的，但究竟是哪场战争中的老兵就无从考证了。我们总是对它心怀敬畏。它其实是给成年人玩的，大多数比我们年幼的孩子甚至很难爬到座位上去，因为座位离地太高了。而我们就算爬了上去，也没办法仅凭一己之力把它荡起来。不过，大多数成年人都对这架秋千避而远之，母亲们反复叮嘱自己的孩子不要靠近。大概在成年人的心中，都留有童年时关于这架秋千的心理阴影吧。 对我们来说，如果要享受荡秋千的乐趣，就需要两个帮手从后面推。只要力气够大，就可以荡得比较高。在这架稳如泰山的秋千上，你可以尽情地荡来荡去，因为无论如何你都不用担心秋千会散架。相形之下，公立学校操场上的木制秋千就纯属小儿科了。 不过，没有人敢荡得太高，因为那太可怕了——降落时，地面好像要迎面扑来；上升时，它又好像坠到你身下。没有人愿意挑战秋千摆幅的极限。我们都太怯懦了，除了一个人。 我已经记不起事出何因了。那天，我们在学校里一如既往地与女生打闹嬉戏。放学后，我们几个——五个男孩，外加吉妮——来到她家门外，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空气浓稠得如同葡萄干布丁，充斥着我们不可言说的欲望。 这时，吉妮有了个新主意。 “我进去换件衣服就出来。你们等着。” 这句话来得如此突然，我们都惊愕地站在原地，盘算着她又要找什么乐子。没过几分钟，我们便知道了。 吉妮出来后简直变了个人：她穿着可能是从她姐姐那儿偷来的紧身时髦上衣，玲珑身段显露无遗；超短裙下，一双光洁的玉腿让人目眩神迷。面对眼前这位窈窕女郎，我们顿时不知所措。 我呆立在那儿，脑里不停地变换着从艺术图册上看来的弗拉戈纳尔 和布歇 绘制的情爱油画。然后，不知出于怎样的目的，我建议大家去学校操场荡秋千。或许，我只是为了给大家找件事做，以平息吉妮刚刚带给我们的震撼。 我走在吉妮身后，鲍比·克劳林同她一路交谈。我的目光始终没有离开过吉妮。我们都看得出，她裙子下面什么也没穿。我突然极度渴望看见她在高高的秋千上快活地踢腿，除了想看见那双洁白诱人的美腿，还有更多隐藏着的秘密。我渴望能看见她的一切。我想其他几个人也怀着同样的心思。 路上，我们遇见了头发花白的学校看门人。他正蹒跚着朝教堂提供的宿舍走去，他们一家就住在那里。四分钟后，我们来到了学校后面的操场，它比教堂的停车场大两倍。一片未开垦的土地一直延伸到远处的灌木丛中。在暮春和风的吹拂下，灌木丛的缝隙间依稀可见池塘上的粼粼波光。暑假快到了。 我是第一个坐上秋千的。鲍比和吉尔伯负责推我，我尽量往高处荡，但最后，恐惧迫使我放弃了努力。我感觉秋千荡得太高了。我害怕一不留神，手从铁链上滑开，自己就会飞到空中去。有些年龄大点的孩子曾告诉我，如果荡到一定的高度，就可以看见五英里外的安大略湖，甚至还可以看见加拿大。 我没有荡那么高，而是惊恐万分地尖叫着让同伴不要再推下去。最后一个来回中，我在最高点上看到的不是加拿大，而是池塘方向的天空中一团模糊的光影，仿佛透明无瑕的玻璃上的一块污迹。就在我注视它的短短几秒钟里，它似乎扩散开来，而且离我更近了。这让我害怕极了——我以为自己被晃晕了，担心下一秒就会松开手，昏厥过去。 其他几个男孩上去体验过后，我们瘫坐在秋千前的草坪上，心有余悸，气喘吁吁。我们差点忘了，这次冒险的主要目的是把吉妮弄到秋千上去。刚才的经历实在太刺激，我们需要一段时间才能缓过劲来。 不过，吉妮自己没有忘记。虽然被暂时遗忘了，但她一直都站在那里，与我们保持一定的距离，一只肩膀倚着秋千的黑色金属支撑腿，冷冷地打量着我们，就像我们是没见过世面的小屁孩一样。 “你难道就不能荡得再高点么？完全可以到达顶点的，只要再多荡两下就行了！”鲍比对吉尔伯·德尤奇说，后者是离我家最近的邻居。 “不行，秋千不够稳。要是再荡下去的话，准会被甩出去的。” 我们互相挤了挤眼。这些话都是说给吉妮听的，激她上秋千。 “如果一直荡下去，”我问，“会不会绕过顶点呢？” 大家意见不一，持否定观点的认为铁链会受不了剧烈的晃动而断掉；持肯定观点的则强调说，虽然完成这一高难度动作并非绝无可能，但绕了三百六十度之后，你会晕乎乎地被甩下秋千。我们争执不下，直到吉妮发话。她双臂抱胸，食指不耐烦地击打着胳膊，似乎已经受够了眼前这帮只会纸上谈兵的胆小鬼。她冷静地说：“我去。我做得到。” 这句话一下子就把我们镇住了。晚餐时间将至，母亲们就要扯开嗓子喊我们回家吃饭。我们完全有理由丢下吉妮，不管她如何折腾。 但没有人这么做。 我们傻兮兮地站在一旁，眼睁睁地看着她爬上座位。她卷起裙子的下摆，让双腿尽量不受束缚。我们隐约瞥见她腿间金色的耻毛。 一瞬间，周围都沉寂下来。我们几乎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她歪头看着我们，金发在风中如波浪般起伏。我们终于回过神来：日思夜想的一刻终于到了！这样千载难逢的机会怎能错过？ 我们当中的两人——我猜是吉尔伯和戴特兄弟中的一个——默默走到秋千旁。四五个来回后，吉妮便获得了足够的速度，像巨大的钟摆似的大幅度摆动起来。每次荡到最高点时，她都会把腿绷得笔直，如同跳水运动员一样。很快，她便荡得比我们都要高，但还没有到达与顶部横杆齐平的位置。 “你们怎么啦？就不能再使点劲儿么？！”她朝下边的我们吼道。 可是，我们的个子还不够高，身体也不够壮。我们没法把吉妮推得更高了。 “我受不了了……”吉尔伯呻吟着撤了下来。麦克——我想应该是他——也放弃了。后援队偃旗息鼓后，吉妮自己也再难支撑。她在空中拼命踢腿、扑腾，想要自己给自己施加动力，但一切都是徒劳，她的速度越来越慢，高度也越来越低。正当我们都以为秋千就要停止晃动时，一个低沉、沙哑的声音从背后传来：“闪开，孩子们。让我来。” 来者是个我们从未见过的人，但事后我们对他相貌的记忆却五花八门，仿佛他平凡得找不出任何特征，但又可以随时变化成任何模样一般。 我可以肯定，他个头很高，黑皮肤，黑头发，黑眼睛，一身黑衣服。鲍比对他的印象跟我不一样，吉尔伯对他的描述又与我们不同，戴特兄弟甚至不能肯定是否有人出现——虽然后来在警察的逼问下他们改口说应该有，但却记不得什么样了。 至少，在我的记忆中，这个陌生人轻巧地抓住了秋千，秋千上坐着我们的朋友，我们心仪已久的女神。然后，他开始推动秋千。秋千越荡越高，越荡越高，眼看着再来两个来回就能绕过顶点了。我记得吉妮“呼——呼——”地从我眼前飞过，我看见她牙关紧咬，手死死地抓住铁链，指关节都发白了，但她的眼中没有半点惧意。整个过程中，她都没有闭眼，一直盯着远方的地平线。 那个男人推了最后一下之后，我搞不懂究竟发生了什么，只记得“吱嘎”作响的秋千几乎就要与地面垂直，而吉妮的身子几乎都颠倒了过来。就在这时，或许她的身体突然失去了平衡，或许她松开了手，于是在到达顶点前飞了出去。但她也可能到达了顶点，在下落前停留了片刻——我不知道，没有人知道。一切都发生在电光石火之间。 我唯一可以肯定的是——戴特兄弟也同我一样肯定——我听见了一声撕心裂肺的尖叫，几乎要把我的鼓膜震碎，但又戛然而止。听上去，它完全不像是吉妮发出来的，而是来自某个遥远的地方。这点仅仅是我的猜测，戴特兄弟并不赞同。 总之，她上一秒还在那里，下一秒就消失了。 秋千“哗啦啦”地落下来，座位上已空无一人，铁链绞在一起，摆动几个来回之后才抖落开。 我看着戈登。他张大了嘴，鼓圆了眼。我猜我的表情也是如此。 我四处寻找那个黑衣男人，但他将秋千推到匪夷所思的高度后就不见了，没有留下一丝踪影。我们周围一片空旷。 事情就是这样。 吉妮消失几个星期后，我独自去了一趟那个池塘，来到环绕池塘的茂盛的灌木丛外围。我小心翼翼地走着。我没有告诉其他人我要去那儿，也没有告诉他那天我在秋千上看见了什么。 就在池塘的一个角落边，我站住了。我觉得自己当时看到的那团模糊的光影就在这个位置的上方。我朝池塘探望，在离我不远的地方，空中飘浮着一群蜉蝣，但它们没有动，仿佛定格了一样，但我分明感觉到有阵热风吹过。它们不是黑色的，也不透明，而是呈现出诡异的棕红色，仿佛干涸的血液。我的手臂上顿时生出一层鸡皮疙瘩，一股凉意直蹿脊背。 我想转身离开，但我最终做了一件平生最勇敢的事。我搬起一块石头，朝那群蜉蝣砸去。只听“哐啷”一声巨响，仿佛玻璃被打碎了一样；然后，那团不知被什么看不见的力量固定在空中的干血消失了，某种无形之物的碎片溅落水中，星星点点。一圈圈涟漪荡漾开来。 然后我跑了，使出浑身的力气狂奔，穿越那一大片未开垦的土地，跑回家里。 舷窗外，天空万里无云，飞机就要在纽约降落了。我俯视着身下这座渺小而拥挤的城市：曼哈顿、布鲁克林、皇后区……在更远的地方，绵延着新泽西的黑色森林。 有时候，我们做过或者见过一些事，但只有多年之后，我们才会意识到这些事的意义——但更多的时候，我们永远也理解不了它们的内涵。 吉妮是勇敢的，不论她身上发生了什么，她都没有屈服就范。我们几个男孩是有罪的，我们不应该带她去操场。或许，就像几百年前那个被抛入空中的印第安少女一样，吉妮在顶点看见了老女巫预见到的那种危险。她本可以也像那个少女一样，平安地降落下来，将这个消息带给族人，然后再返回那里，作为得窥天机的一种报偿，被幽冥中的某种力量攫走。但这一次，出现在吉妮身边的不是老女巫，而是那个黑衣男人，于是人与神的交换被打乱了，吉妮直接消失在虚空里，却什么也没留下。 每次我认识一个女人，都会问她：“你小时候有没有梦想过自己坐在秋千上，秋千越荡越高，而你看得越来越远，然后你一松手，便永远地飞进了空中？” 每个女人都回答说有。 责任编辑：明先林 维瓦尔第（ 1678 ～ 1741 ），意大利作曲家和小提琴家。 ​​​​​ 蒙特威尔地（ 1567 ～ 1643 ），意大利作曲家。 ​​​​​ 居住在纽约中西部、芬加湖东部的印第安人的一支。 ​​​​​ 韦罗内塞（ 1528 ～ 1588 ），意大利威尼斯画派画家。 ​​​​​ 传说中意大利博赛纳湖旁一小镇的殉道者。 ​​​​​ 意大利中部湖泊。 ​​​​​ 意大利东哥特王国的创建者，东哥特王国国王。 ​​​​​ 前南斯拉夫黑山地区。 ​​​​​ 萨姆·帕齐（ 1799 ～ 1829 ），美国历史上著名的勇士，曾在 1829 年跳入尼亚加拉大瀑布并生还。 ​​​​​ 非洲中东部的一个湖泊，位于扎伊尔和坦桑尼亚之间。 ​​​​​ 居住在纽约州西部塞尼卡湖到伊利湖地区的印第安人的一支。 ​​​​​ 1949 年由耶鲁大学创建，用以鼓励对人类行为、社会和文化作世界范围内的比较研究。 ​​​​​ 一项用毯子或海豹皮把人往空中抛的爱斯基摩人传统活动。 ​​​​​ 圣贝尔娜黛特（ 1844 ～ 1879 ），法国南部卢尔德小城一个磨坊主的女儿，从小体弱多病，据说从 1858 年起屡见圣母玛利亚的幻象， 1866 年加入讷韦尔隐修院，并一直隐居到 35 岁去世。 1933 年被封为圣徒。 ​​​​​ 冬天为防止道路结冰而撒的盐。 ​​​​​ 吉尔伯特的昵称。 ​​​​​ 中世纪欧洲一伯爵领地，包括现比利时的东佛兰德省和西佛兰德省以及法国北部部分地区。 ​​​​​ 弗吉妮亚的昵称。 ​​​​​ 耶稣十二门徒之一。 ​​​​​ 《圣经》中提到的一个天使。 ​​​​​ 世界敬重的天主教慈善工作者， 1979 年荣获诺贝尔和平奖。 ​​​​​ 威尼斯泻湖中的一座岛。 ​​​​​ 约 5.5 米。 ​​​​​ 约 0.46 米。 ​​​​​ 弗拉戈纳尔（ 1732 ～ 1806 ），法国艺术家，以表现奇特风景和情爱场面的洛可可式油画最为著名。 ​​​​​ 布歇（ 1703 ～ 1770 ），法国艺术家，其油画和挂毯为洛可可式风格的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