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能博大要能高——我读《巴尔扎克传》 茨威格（奥地利作家）写的《巴尔扎克传》是一部名著，我读到了陈文雄先生的译本，由志文出版社出版。茨威格是大作家，熟悉作家的一切秘密，他在替另一位大作家立传的时候，特别就作家的生活与作品的形成多所发挥，给立志写作的我们许多启示。 而译笔流畅入时，则其余事。 一分健康一分创作 茨威格通过巴尔扎克显示作家需要强健的体魄，尤其是写长篇小说。 按，像巴尔扎克这样的作家，写作时半醉半醒。全醉、全醒都不能写作，他需要某种“醺然”，这醺然是由注意集中，精神亢奋以及神游于现实世界之外所造成，全部精力投入燃烧消耗，简直就是拼命。 所以，巴尔扎克总是通宵熬夜，他需要一个完全不受干扰的环境，以便进入微醺，停留其中。他喝很浓的咖啡提神，有人估计他死前喝了五万杯咖啡。他用“守住我的火山口”形容写作。他一共写了七十四部长篇小说（几乎都是杰作），还有一大堆散文、剧本和短篇。这是文学世界的一个“铁人”。 他五十一岁死于心脏病，咖啡（也可以说创作）毁了他的健康。死得太早了！“千古文章未尽才。”如果他长寿如歌德或萧伯纳，世界文章不知又是一番什么光景。 穷而后工中外一同 “诗穷而后工”，有人说穷富，有人说穷通，有人说穷力穷究，这三种解释，巴尔扎克全用得着。 巴尔扎克一直想找个富孀结婚。他也有过政治野心。他也曾开矿、买卖股票希望发财。如果早年壮岁的他梦想成真，大概茨威格就不必写这本传记了罢。巴尔扎克总是在“四面楚歌、生路断绝”的时候才发愤为文的，由他的产量之大，可以想见他受到的挫败之多。 文人在挫败之余，赢得了穷通之穷，也有了穷富之穷。“君子困则修德，穷则著书。”心无旁鹜，也就有了穷力、穷究之穷，三位一体。据说，托尔斯泰本来打算把《战争与和平》写成一个中篇，只因赌牌输钱，临时决定拉长篇幅以便多得稿费，偿还赌债。据说曹雪芹写《红楼梦》，大半是一回一回换了烧鸭子来下酒。当然，即使托尔斯泰连连打出王牌，他胸中的那些人物情节仍然要写成别的小说，而《红楼梦》换来的烧鸭，只能算是副产品。但是，我们似乎可以断定，倘若曹雪芹因“圣眷特隆”做了殿阁大学士，大概和小说史无缘了吧！ 世上任何人都怕挫败，只有文人作家不怕，因为文心由此而生，文章因此而工，失之东隅者收之桑榆，而且可能失之一时，得之千秋。 鸿沟高墙几人越过 巴尔扎克写了一句“标语”贴在拿破仑雕像的底座：“他以剑锋起始，我以笔锋完成。”他的笔锋是逐渐锻炼而成的，他写的“少作”，被批评“在思想与形式之间有一条鸿沟”。 一条“鸿沟”！这真是令人沮丧的形容。文学作品有内容和形式的问题，二者一在沟之南，一在沟之北，作家的能力在乎融合为一。金圣叹说：“诗者，夜半心头之一声耳！”这话不可误解了，这“一声”乃是沟南的事，沟北还有形象、节奏、章法等。梵高曾说他觉得感觉与表现之间有一座高墙，福楼拜说他像个提琴手，心里想着曲调，手下拉出来的声音完全错误。每个作家都曾遭到“鸿沟”的苦恼。 作家的心思意念变为文学形式，需要经过“转化”。《伊索寓言》一书可以当做“转化”的初期教本看。此书一度颇为文学中人所诟病，因为它说教，因为说教心切而朴素简单，质胜于文，但我们可以“扬”其转化而“弃”其说教。 “转化”颇似鲤鱼跳龙门，我思小说其犹龙乎！ 对于职业，巴尔扎克有如下的意见。依陈文雄先生译文，照引于次： 如果我有了职业，我就算完了。我将成为一个小职员，一架机器或一匹马戏场里的马，在指定的时间里喝水、吃饭、睡觉。我将仅能成为一个专心于日常琐事的人，这就是大家所谓的生活——像石磨般旋转，永远相同的事情，永远反复着实现！ 依巴尔扎克的看法，职业与创作相克，因为它单调重复，磨损精力与创意。但是，茨威格说，巴氏早岁以写作为专业，也有严重的后遗症，他的评述十分警辟： 写流行小说所需要的毫无顾忌，以及那些小说缺乏逼真性的和粗疏的伤感气氛，——这些都是巴尔扎克再也不能够从他的小说中整个排出去的因素。尤其是在他大量出产的时候所沾染上的那种滔滔不绝的、仓促急迫的、油腔滑调的恶习，终身影响了他的风格。 茨威格的意见十分中肯。我以前读《高老头》等书，就觉得结构不均衡，修饰浮夸，未足取法，只是慑于大师之名，只能“腹诽”，今见茨威格的评语，真是“不亦快哉”！ 作家的版税收入如果能维持某种水准的生活，似可参考毛姆的意见，找一个与文学距离最远的工作，以扩大生活经验，丰富写作题材。做教员、做记者，都和文学的距离太近了。 观照人生抽身局外 巴尔扎克多次经商失败，受尽债主和法院的逼迫，这时他必须找个地方躲起来，过一般三餐不继的日子。他有好多部著名的小说是在这样的日子里写成的。 无论白天的处境多么艰难，只要到了夜晚，关起门来，巴尔扎克照样下笔万言，而且写得如此之好，外来的一切冲击都不能扰乱他的内心世界，巴尔扎克所以能成为巴尔扎克，这是一个重要的条件。事实上，像施耐庵在《水浒传》的序文里所假设的写作环境，恐怕难以产生伟大的作品，《水浒》和《红楼梦》都不是在那样的状况里写成的。 茨威格详细分析了巴尔扎克，指出这位小说家的幻觉如何发达，想象和真实混淆。巴氏一直想借着娶一富孀去得到大笔财产，却一直债台高筑，“他终身负债数目之大，正如他想象中所得到的财产一样，简直不是事实”。茨威格又说，巴尔扎克“并不关心袭击他的外在生活的惨剧，而只十分好奇的观察现象。好像一个人站在干枯的土地上，注视海中汹涌的波涛”。 茨威格写这部“大传”之前消化了无数的资料，以上云云，想必有据，如巴尔扎克的自白，或近身的观察者的证言。这番话指出，小说家在写作时如何跟他切肤刻骨的生活经验保持一个超然物外的距离。小说家是“曾经几乎灭顶的人，现在站在干涸的土地上，欣赏海中的波涛”，原不仅巴尔扎克一人为然。但是若要寻找成功的教材，巴尔扎克最显着、最有说服力了。 在今天，一个人如何得到生活经验似乎不成问题，如何依创作的需要使用这些经验才是问题。沉溺在苦酒中的人不能创作，燃烧在复仇怒火中的人不能创作，陶醉在狂欢中的人也不能创作。创作之先，要使痛苦、仇恨、欢乐都成为“观照”的对象。观照一词本是佛家语，前辈批评家移用，所谓“观”，眼睛与目标之间有距离；所谓“照”，发光体与受光体之间有距离，作家入乎其内而又出乎其外。巴尔扎克不但有此修为，而且功力超众，能在一转念间立即脱离四周的纷扰，也算是天生异禀了。 文学巨制博大能高 茨威格说：“一个想要描述世界的作家不可能忽略世界的任何一个方面，社会的任何一个阶层都应当加以表现。”这是他为巴尔扎克庞大的写作计划所下的注脚。 巴尔扎克在七十四部小说中塑造了两千个人物，有人说他简直像个户籍员。他因天不假年，还有五十几部小说没写出来，那里面也有将近两千个人物。 巴尔扎克的小说诚然好，倘若只有一部两部，那也未必多么了不起，他的文学地位之高，与他的作品之大，有密切的关联。他给他所有的作品起了个总名，叫《人间喜剧》，俨然与但丁的《神曲》（《神圣的喜剧》）颉颃，这种文学伟业实在是人类的一个奇迹。 不错，长篇巨制是文学史上某一个时代的风气，我们轻视风气但是重视他们留下的成就。那些长篇小说所包含的对人生的了解和反思，不是任何一种“玲珑隽永”所能达到的。论者常说，一钱黄金的价值超过一斤棉花，现在的问题是，若是一斤黄金比一钱棉花呢？印章、扇坠、鼻烟壶都是艺术，难道我们因此厌弃云冈石窟吗？ 小说以叙述描写为表现的手段，数量和质量有比例上的关系。小说不是“拈花微笑”式的妙悟，不是《世说新语》式的点到为止，而是放大、照明、透视、呈现。一分文字一分磅礴，一分语言一分丰富。所以我说小说是文学的金字塔，如果小说是禅，也是“万言禅”。 读《巴尔扎克传》，念及目前我们长篇小说之凋零。文章如果是一条船，长篇小说是他的龙骨，后世将难以忍受没有长篇小说的文学史。 （寄自纽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