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丽欧女士会见记 牟丽欧女士（Marina Volo）是哥斯达黎加的文化部长，一九九七年十月曾访问台湾。前一年十月我到哥斯达黎加观光时，跟这位女中才俊有过一小时的访问谈话。 我们到哥斯达黎加的首都圣若瑟市以后，对他们的文化部首先发生浓厚的兴趣：这是因为：① 多年来，台湾文教界人士觉得我们政府需要设立相应的机构来推动文艺的发展，这个愿望始终没有实现，哥斯达黎加先我行之，不免觉得分外亲切；② 哥国的文化部长是一位年轻的小姐，由三位具有相当资望的男性次长做她的助手。这种起用青年才俊的政策，也和台湾遥遥呼应。 文化部的办公室设在一栋大楼的七楼，我们在台湾驻哥“大使馆”一等秘书黄龙元先生安排下，前往会见牟丽欧部长。在会客室里，遇见了哥国画家Luis Daell, Stradtmann， Sonia Romero等人，小谈片刻。这几位画家说，哥国音乐美术相当发达，文化部可以大有作为，可惜经费少，人手也不够。他们认为哥国艺术界也面临人才外流的苦闷，杰出的人才往往到美国或欧洲去求发展，在哥斯达黎加反而不容易看见哥国艺术家的光辉。谈到目前哥国艺术家努力的方向，几位画家认为他们的标竿和中国艺术家的抱负相同，都要求突破传统，创造新风。他们认为中哥两国的艺术家在这方面都有相当成就。 到了约定的时间，我们在黄秘书的引导下走入部长办公室，发现牟丽欧部长是一位秀慧的女姓，而眉宇间有一种英气，精明不让须眉。三位次长中的两位已先来一步，这两位次长一位比较年长，一位比较年轻，但一望而知都是稳健厚重的人物。同座的还有哥国国立艺术馆长Lnes Trejos女士和副馆长Liga Hopper de Fischel女士。部长办公室布置陈设十分简单，偌大一张办公桌上也堆满了卷宗，想见这位风姿高雅的女部长也有其案牍劳形的一面；办公桌的对面，是哥元勋Eusehio Figueroa的巨幅画像，色调古朴，一时使我想起“典型在夙昔”和“古道照颜色”两句诗。 拉丁美洲的生活方式堪称“好整以暇”，我们初抵斯土，入境问俗，友人告以除了通过马路的十字路口以外，一切动作的节奏都不可太快，举一例说，家庭间的拜候，客人在说了“再会”之后，宾主往往还得站在客厅里长谈半个小时，才走到门口。因此，和牟丽欧部长的谈话，我没有开门见山，从容吃了茶点之后再相机开始。我首先要求部长说明文化部的沿革和职掌，从黄秘书的翻译里，我知道文化部本来叫做青年文化体育部，加拉索总统上任后特别重视文化活动，才改成现在的名称——文化促进部，习惯上简称文化部。部长之下，设有文化、体育、青年三个部门，他们主管的业务，除了文学、艺术、体育、青年活动之外，还有新闻、电影、电视、广播、出版、妇女运动和社区发展，业务范围比想象中要大得多。 文化促进部应该怎样促进哥国文艺的发展？也就是说，在一国文艺的发展中，政府机构应该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牟丽欧部长肯定地说，文艺创作活动像人类其他活动一样，需要鼓励，在鼓励之下会有更好的发展，而政府，最有资格鼓励作家艺术家，也最有义务鼓励作家和艺术家。 政府应该怎样鼓励作家和艺术家？牟丽欧女士强调“教育”和“奖助”两项。哥国现在有独立的艺术学院，国立大学设有艺术系，还有私人举办的艺术院，这些场所培养文艺人才，前来受教的人先有一种荣誉感和使命感。将来，这些人虽然未必个个都能成为艺术家，至少能了解艺术的重要性，知道如何去鼓励艺术家。在奖助方面，哥国文艺界的最高荣誉是“Magon奖”，赠奖的项目遍及文学、历史、新闻、戏剧、科学、音乐、美术，除了Magon奖之外，还有其他的奖助。这些奖助的办法使文艺作家更有兴趣去观摩他人的长处，更有热忱来专心自己的工作。也使年轻一代中有人闻风兴起，投身于文艺创作。 牟丽欧女士的这些看法，和我们平素已有的看法不约而同，我当时表示完全赞成她的意见，我并且告诉她，在台湾，可能有很多人赞同她的意见，于是宾主颇有“得道多助”之乐。我说，我来到哥国，深深感到此地气候温和，物产富饶，民风善良，社会安定，是艺术家最理想的工作环境。但是，曾经有人告诉我，中美洲各国以哥斯达黎加的人最为乐天知命，满足现状，人民极容易碌碌庸庸打发日子，考验和挑战都不明显，不容易产生伟人，也不容易产生海盗。我不知道这种说法是否正确？平易的环境里是否照样可以产生大作家？牟丽欧部长说，事实上，哥国已经有成就很高的画家和音乐家，事实就是最好的答复。 由于文化部管文艺也管青年活动，使我联想到青年与文艺的关系。青年是正在成长中的可塑体，文艺则是塑造青年人格的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多一分或少一分，对青年的影响自然不同，如果这种力量发生了“正”或“偏”的问题，影响就更大了，为了给青年人提供一种无害的环境，文化部对文艺的影响是密切的。政府把电影电视和广播交给文化部管辖，着眼点也在此。不过，这位部长说，在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里，文艺作家是自由创作的，文艺作家并非都考虑到一言既出之后青年们的感受如何，即使有人考虑到这个问题，他的结论跟文化教育主管机构的构想也未必一致。再进一步说，在哥国，世界各国的作品都可能在欣赏者面前展现，另一些国家的作家，连他们本国的青年都未必考虑到，又如何顾得了天涯海角的外国青年呢！因此，哥国的青年像所有开放的社会中的青年一样，是暴露在各种撞击之下成长的。他们必须凭天赋的良知不舍弃正确的道路，没有人能替他们布置无菌的温室，他们常常是感染了什么再产生免疫的能力。 那么，使世界各国的教育家和青年问题专家痛心疾首的“青年犯罪”，在哥国是否也存在呢？“存在！”这位青年部长缩紧了眉头。“而且比以前严重！”她说，像吸毒、逃家、卖淫、酗酒、组织帮会，都不断发现新的案例——在我们旅人的眼里，圣若瑟市风景如画，和平宁静，恍如一片世外桃源，我们看不见所谓都市罪恶，不料罪恶已经存在，已经滋长，何等可惜！我们的眉头也皱起来。 那么，怎么办呢？部长说，这个问题，国立大学里面的专家已在用社会科学的方法加以研究，希望能够从学理找出答案。部长说，辅助青少年的成长，无人可以代替父母，无处可以代替家庭，良好的家庭教育为青年人的一生打下良好的基础，从前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是这样，因此，如何使父母家庭善尽功能，在整个方案中是一项重要的设计。当然，谁也不会忘记学校，学校除了传授知识以外，必须兼及品德的陶冶，必须辅导青少年怎样生活，必须帮助青少年培养若干正确的观念，使青年人有自己的方向。有了方向，就不会迷失，不易盲从，不入歧途。 还有，——部长十分郑重地说——他早就听说台湾的青年救国团是一个充满朝气和理想的机构，是一个具有效率和成绩的机构。青年救国团用种种方法带领着青年人生活、学习、诱导青年向前向善，也能事后挽救少数青年人的堕落。她对救国团的做法极有兴趣，打算专程赴台湾一行，把那一套方法带回哥国。她希望能从台湾成功的先例中吸取经验，解决问题。我说，她如果访问台湾，一定能有丰富的收获。她一定不虚此行。 最后，我很谨慎地提出一个问题：在哥国，青年人除了毒品、色情、烈酒一类引诱以外，还有没有别的诱惑？有没有一种外来的精神力量，对哥国固有的生活方式构成直接的威胁？有没有一种权威或一种传播媒体，鼓励青年人否定现有的价值系统？如果有——事实上，我知道已经有了。——哥国政府的对策是什么？我说，我听说哥斯达黎加是中美洲的瑞士，这个国家不设军队，没有国防。但是，我问，政府可曾考虑到文化上的国防？ 这个问题提出之后，两位次长中间的一位立刻向部长要求发言。容我补充，在一个小时的谈话中，部长办公室的空气相当严肃，除了部长侃侃而谈之外，他人皆端坐待客，肃静无声。现在，这位次长自告奋勇答复最后一个问题。他说，哥国是民主国家，各种不同的思想兼容并包，并不定于一尊。他说，文化部虽然管辖新闻事业，但不能干涉报纸言论，因为哥国的报纸全是民营的，政府自己没有“机关报”。政府十分注意广播电视节目的教育性，也十分注意学校中的训育工作，但是政府所能做的，并不比其他民主国家所能做到的更多。最后，他说，民主国家永远无法出现一个希特勒，但是民主国家的幸运也就是在此。 访谈完毕，主人送客，忽闻激昂的笛声长鸣，罗马教廷的新教宗选出来了，世上所有的天主教国家都鸣笛报喜。我立刻想起宗教，我相信，宗教也是挽救人心陷溺的一种力量。愿上帝保佑哥斯达黎加的青年！愿上帝保全球人类的下一代！ （一九七九年十月，追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