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讲 唐寅、徐渭与张岱 唐寅：不损胸前一片天 晚明文学是中国文学史上一次巨大的性灵解放。五四运动时常常提到晚明，在此之前，晚明是被批判的，人们认为那是一个道德败坏、正统文化沦丧的时代，可是五四运动以后就开始替晚明翻案。周作人认为，晚明文学表面上所谓的道德败坏，其实是开始对正统道德的虚伪性进行攻击，像《金瓶梅》，还有汤显祖的《还魂记》（即《牡丹亭》）都是这种情况。卫道士视晚明为一个坏的时代，可是今天我们认为晚明其实是个人追求自我、个性解放的时代。这种追求在更早一些时候就开始了。 明朝绘画有一个“院画系统”，国家养了很多画工，画着千篇一律的东西。有个人画了一个人在钓鱼，穿的是红色的衣服，结果被朱元璋杀掉了，因为有人对皇帝说：“红色是一品官的服装，身穿一品官服的人却在那儿钓鱼，这是在侮辱国家的体制。”在这样严格的系统里，画家不敢随便作画，往往是去模仿古代，模仿前人。 也是在明朝，南方出现了两个重要的画派：“浙派”和“吴派”。“浙派”以戴进、吴伟、蓝瑛等人为代表，“吴派”的重要画家有沈周、唐寅（即唐伯虎）、文徵明、仇英等人。苏浙一带距离北京正统的政治权力比较远，个人的自由解放比较多，所以我们会看到一些比较潇洒的、追求自我的内容。民间流传着唐伯虎点秋香的故事，由这个故事衍生出来的戏曲现在还在演出。故事里面的唐伯虎是个风流才子，不顾社会阶级的不同去爱恋女仆秋香，把原本严格的社会阶层打破，在爱情里面回复本我，一个真正自由的“我”。很多社会改革、社会革命都是从性或者爱情开始的，因为这两件事和自我的关系最为密切。 唐寅是一个才子，也一直在读书，准备去考试做官，因为中国的读书人往往只有这一条路可走。他二十九岁时参加南京乡试，考了第一名，也就是解元，所以他有一方印就是“南京解元”。可是他非常倒霉，次年参加会试时被科场弊案牵连，终生不能再参加科举。 他后来将才华运用在绘画、写诗这些方面，是因为他做官的路被隔断了。面对唐寅这样的人，我们会感到很矛盾，不晓得希望不希望他考取功名。如果他考取了，做了官，那历史上大概不会有一个叫作唐寅的画家。但是，他的为官之路被阻绝了，在不得已的状况下卖画为生，游离于正统之外（我称他为“正统文化的边缘人”），才使原本被隐藏起来的个性得到了精彩的抒发。 唐伯虎晚年的时候，写了一首有名的自述诗。这首诗很能代表后来晚明文学的一种个性，即回到自我、讲真话。五十岁了，你要写什么样的文章讲自己？过去说我尽忠又尽孝，我的功业如何如何，上可以对天，下可以对地；但是唐寅很有趣，他没有这么做，而是写了一首《言怀》： 醉舞狂歌五十年，花中行乐月中眠。 漫劳海内传名字，谁信腰间没酒钱？ 书本自惭称学者，众人疑道是神仙。 些须做得工夫处，不损胸前一片天。 台北故宫有一幅他画的《西洲话旧图》，上面就题了这首诗，书法非常漂亮。他完全不隐藏自己，抒发自己真正的生命情操——它或许不伟大，但是很真。他求真，认为我是什么样的人，就展示什么样的我。在文学形式已经变得僵化的情况下，唐寅这一类人因为从生活里活出了一个自我，所以不愿意讲假话。他已经五十岁了，回想自己一生到底做了些什么——“醉舞狂歌五十年”，每天喝酒、唱歌，其实有一点儿玩世不恭。但这也说明当正统文化已经败坏、整个官场也极其腐败的时候，一些真正有性情的知识分子反而不在官场了。他们“流落”在民间，然后去创造另外一种“自我”的文化。 我们前面讲到了关汉卿，其实元朝的很多知识分子身上就已经有这样的现象。原来是“学而优则仕”，在整个文化传统里读书人似乎只有这一条路。但是在江南经济发展起来以后，社会为个人提供了比较宽松的经济条件和发展自我的可能性，帮人家改改剧本，或者说书、卖画、卖字，虽然社会地位很低，可是活得自由自在。在这样的背景下，唐寅用自己的“醉舞狂歌”对抗着官场迎来送往的腐败习气。“花”“月”是在讲季节，也是在讲城市的繁华，仿佛在酒楼、歌楼上玩赏了一生。有人用“颓废”来形容晚明文学中这样的生命情调。唐代和南唐都产生过颓废的艺术，当文人对时代大势感到无能为力的时候，他会退下来完成自我性情的抒发。“颓废”是相对于正统文化的立场而言，你写文章不关心所谓的民生大事，不谈忠孝，就会被认为是颓废。 我曾和很多朋友提起，当我们把所有的文学都变成大爱的时候，个人小小的私情便没有容身之处了。晚明文学发展了“私情”的部分，不讲伟大，只讲自我的真实状况，不去虚夸，也不去假造。所谓“颓废”，要看你从什么角度去看它。如果是从生命没有更大、更积极的追求的角度，你可能会批判它，这也是晚明文学一度的境遇。可是到五四运动的时候，晚明文学被重新认识，人们认为它是个人主义和自我追寻的开始——先了解自我，再谈其他东西。有时候你会很想问问那些“立法委员”：你们每天都在谈“大事”，那可不可以告诉我，你自己的生命意义在哪里？我想他会呆住，会忽然回答不出来，因为他讲的东西都是外面的，而没有对内的反省。 有的时候，一个社会中的语言会双向发展，如果一直讲外在的东西，你会静不下来。有一家报纸曾经叫我和一个很有名的“立法委员”对话，对方一直讲讲讲，讲了很多自己对台湾的关心。我忽然问他：“你昨天晚上在看什么书？”他吓了一大跳，愣了好久也没有办法回答。他大概也在思考，可是不知道该讲什么。我很看重这个时刻，我觉得这个时刻是自己的时刻。在一个人侃侃而谈的时候，他往往忽略了向内的反省力量，最后他向外的批判就会不真实。唐寅也好，徐渭、张岱也好，袁宏道也好，他们开始发展性情文学，我觉得这是明代文学非常重要的地方。人应该描述真实的自我，过去歌功颂德的文章，现在就不要再做了吧——如果你无功无德，那你是不是还要活着？你觉得自己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到底在哪里？在回想起“醉舞狂歌”的时候，他的情绪可能是两面的，一方面会惭愧——好像五十年来什么伟大的事也没有做，可是又觉得有一点儿自负——至少我没有像有些人那样整天在拍马屁，搞那些政治斗争。 “漫劳海内传名字”，这一句非常有趣：很不好意思还劳驾大家把我的名字到处传颂。你现在到苏州那一带的街上走一走，听到的弹词，听到的老百姓讲的故事，还有很多是关于唐寅的。因为民间也痛恨官场的腐败习气，喜欢这些有一点儿潇洒、有一点儿风流、有一点儿真性情的人，比如唐寅，比如徐渭。徐渭喜欢开玩笑，喜欢逗弄别人，还撰写过笑话集。这些人没有把自己变成道学家，并且那个道德还不是拿来检查自己，而是用以批判别人的。他们建立了新的人性典范，所以大家才会喜欢他们。可是，“谁信腰间没酒钱？”——一个靠卖书画维生的人，没有为五斗米折腰，也没有向现实的社会妥协，保有了自己生命的独特性；但他的生活并不稳定，遇到有人赏识他的才华，可能会多给一点儿钱，要不然就可能三餐不继，连喝酒的钱都没有了。这其实是对明代这类文人比较典型的描述。 接下来一句是“书本自惭称学者”，他觉得自己读书并没有读得很好，有一点儿惭愧，可是别人还是叫他学者；另一方面，也说明他没有进士出身，没有进入通过科举做官的系统，因为“科场案”以后他就再也没有机会考科举了。可是，“众人疑道是神仙”，大家都认为他活得简直像神仙一样。为什么像神仙？因为他不必像别人一样车前马后、卑躬屈膝，而是活得很自在。 最后，他总结道：“些须做得工夫处，不损胸前一片天。”他没有说自己有什么志向，没有说自己画画得多好、诗作得多好、书法写得多好，而是讲如果这一生有什么地方说得上下了点儿功夫，那就是做人比较真实，胸前有干干净净的一片天。 后来的知识分子觉悟到科举制度可能是一种“陷害”——大家拼命读书，拼命考试，拼命要去做官，结果把自己性情上的东西全部伤害了，没有办法再回来做自己，于是开始有人与之对抗。后来，经历了明清之际的战乱，中国艺术史进入了一个非常精彩的时期，石涛、八大山人、石谿、萧云从等（所谓的“遗民画派”）富有个性的画家都出来了，体现出很强的创造力。其实文学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