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濂
新雨山房记
诸暨为绍兴属邑，与婺邻。国初得婺时伐伪吴张氏，相持未决，兵守诸暨界上。张氏恃诸暨为藩篱，乘间出兵侵掠，两军屠戮无虚时。故诸暨被兵特甚，崇甍巨室，焚为瓦砾灰烬；竹树花石，伐断为楼橹、戈砲、樵薪之用。民惩其害，多避深山大谷间，弃故址而不居。过者伤之。
今国家平定已十馀年，生民各安其业，吾意其中必有修饬室庐以复盛时之观者，未之见。今年，邑士方伯修为余称，其友张君仁杰，居诸暨北门之外，故宅昔已毁。及兵靖事息，始辟址夷秽，创屋十馀楹。旁植修竹数百，四时之花，环艺左右，琴床、酒炉、诗画之具，咸列于室。仁杰未乱时稍有禄食，至今郡县屡辟之，辄辞不赴，以文墨自娱，甚适，号其室曰“新雨山房”，愿得余文记之。
一室之废兴，为事甚微，然可以占世之治乱、人之劳逸，非徒然也。方兵戈之殷，人有子女金帛，惧不能保，虽有居室，宁暇完葺而知其安乎？糗粮刍茭之需，叫号征逮者填于门，虽有花木之美、诗酒之娱，孰能乐之乎？今仁杰获俯仰一室，以察时物之变，穷性情之安，果谁使然也？非上之人拨乱致治之功耶？自古极治之时，贤且能者运于上，陇亩之民相安于下而不知其所由。然饫饱歌呼，秩然成文，成周盛时之诗是也。安知今不若古之时耶？仁杰其试为之。余他日南归，驾小车过北门，求有竹之家而问焉。仁杰尚歌以发我，余当鼓缶而和焉。
《宋文宪公全集》卷三十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