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威尔书评全集（下） 《辩论》社论 (1) 《现代季刊》十二月刊的社论中有一段话对《辩论》进行抨击，似乎认为它在“一以贯之地试图混淆道德问题，抹杀是非对错的区别”。或许重要的一点是，只有《辩论》——而不是《真理》、《碑文报》或《十九世纪与之后》——被共产党人控制的《现代季刊》单独点名并大加斥责。但在回应这一点之前，有必要了解一下《现代季刊》所捍卫的道德准则是什么。 上面所引用的那番话暗示着有所谓的“对”与“错”两个明确的概念，两者有着清晰的区别和相对稳定的性质。没有这一假设，这番话就失去了意义。在那篇社论的下一段，我们发现有这么一番话：“伦理的整个基础需要重新思考。”——当然，这意味着对错的区别并不是明显的、不容挑战的，将其摧毁或重新去定义它或许是一个责任。在同一期刊物的后面有一篇名为《信仰与行动》的文章，我们发现约翰·德斯蒙德·伯纳尔 (2) 教授其实是在声称几乎任何道德标准在政治的权衡利弊面前都可以被抛弃。毋庸置疑，伯纳尔教授并没有直白地这么说，但如果他所说的话真有什么含义的话，那就是他的意思。下面是他阐述自己的观点的众多段落中的一段，重点在于： 人类已经进入组织与计划的社会，新的社会关系要求道德发生深刻改变。不同价值观的相对重要性将会受到影响。旧的价值或许甚至会被视为恶习，而新的价值将会被确立（原文如此）。当然，许多基本的价值——尊重真理和同志情谊——和人性一样古老，不需要改变， 但那些过分强调个体诚实的价值则需要以社会责任为依归重新定义。 简而言之，这段话的重点含义是：公益精神和道义是互相抵触的，而整段话的意思是我们必须不时地修正是非对错的观念，不仅年年月月需要这么做，如有必要的话，时时刻刻需要这么做。无疑，伯纳尔教授和类似他的思考者一直就在这么做，而且相当活跃。过去五六年来，是非对错在以令人目眩的速度彼此调换，甚至有可能在某个时间的错误行为后来回顾时变成是正确的，反之亦然。因此，1939年的时候，莫斯科的广播在谴责英国对德国的海上封锁是惨无人道的做法，令老幼妇孺受苦。而到了1945年，同一个电台在斥责那些反对将上千万德国农民逐出家园的人是亲纳粹分子。因此，将德国的老幼妇孺饿死从坏事变成了好事，或许原先饿死人的行径随着时间的流逝也变成了好事。我们或许可以认为伯纳尔教授认同莫斯科在那两个情境下所广播的内容。同样地，1945年时，德国侵略挪威是对没有防备的中立国家卑鄙无耻的偷袭，而在1940年那是针对之前英国的进攻非常合情合理的反击。你可以举出几乎无穷无尽的类似的例子。但是，在伯纳尔教授的眼中，显然任何美德都可能会变成恶行，而任何恶行也都可能变成美德，一切取决于当时的政治需要。当他将“尊重真理”作为例外时，或许他只是出于谨慎。整段话在暗示撒谎或许也是美德。但将这番话刊印出来或许没有好处。 在这篇文章稍后的内容里，我们读到：“因为在工业和政治领域里，只有集体行为才是唯一有效的行动，因此，它也是唯一符合道德的行为。”这句话隐含的信条是：一个行动——至少在涉及政治和工业的领域——只有在获得成功的时候才是正确之举。认为这番话的意思就是每一个成功的行为都是正当之举并不公允，但这篇文章的基调无疑表明在伯纳尔教授的心目中，权力与美德是密不可分的。正确的行为并不是遵从你的良知或依照传统的道德观行事。正确的行为是依照历史行进的方向去推动历史。而那个方向是什么呢？当然，是所有正派的人所向往的没有阶级的社会。但是，虽然那是我们前进的方向，我们仍需要作出努力才能到达那里。那么，到底应该作出什么努力呢？当然是与苏联紧密配合——而按照任何共产党人必定会作出的诠释，那意味着顺从苏联。下面是伯纳尔教授的结语的一些内容： 战争已经获得了胜利，世界将进入艰苦而光荣的恢复和重建时期……由于艰苦战争的需要而成立的联合国同盟组织已经成为愈发重要的防止未来战争的保证，而未来一旦爆发战争，将比我们所经历过的战争更加惨烈。维持这一联盟，保护它不受敌人和更加隐秘的、挑起相互猜忌的煽动者的破坏，需要一直保持警惕和持续地努力达成更加紧密的相互理解……只有在目标一致的情况下，我们才能怀着希望以同志情谊并肩前进。 伯纳尔教授所指的英国与苏联之间的“同志情谊”和“更加紧密的相互理解”到底是什么呢？他的意思是，譬如说，大批的英国独立观察家应该获准自由地进入苏联的领土并发送不受内容审查的报告回国吗？或苏联的公民可以受鼓励去阅读英国的报纸，收听英国广播公司的节目，以友好的态度去看待英国的体制吗？显然，他并不是这个意思。因此，他想表达的意思是：俄国在英国的宣传应该加强，而对苏联政权的批评者（被阴郁地称为“更加隐秘的、挑起相互猜忌的煽动者”）应该被勒令噤声。在他的这篇文章里，有好几处地方讲述了相同的内容。因此，如果我们概括出他的主旨，我们会得出如下陈述： 除了“尊重真理和同志情谊”之外，没有什么品质可以被明确地界定为好或坏。 任何推动进步的行为都是美好的。 进步意味着朝科学规划的、没有阶级的社会前进。 达成目标的最快捷的途径是与苏联合作。 与苏联合作意味着不去批评斯大林政权。 更简洁的说法是：任何有利于俄国外交政策的事情都是正确的。伯纳尔教授或许不会承认这就是他的意思，但事实其实就是如此，虽然他花了十五页的篇幅去表达。 伯纳尔教授的文章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特点是它的文笔既浮夸又马虎。关注这一点并不是学究式的迂腐，因为极权主义的思维习惯与语言的败坏之间的联系是一个还没有得到充分研究的重要话题。和他那个小圈子的所有作家一样，伯纳尔教授在表达不愉快的内容时习惯于使用拉丁语。有必要再去看一看上面所引用的第一段内容中的黑体文字。说“对政党的忠诚意味着泯灭你自己的良知”太直白了；而“那些过分强调个体诚实的价值则需要以社会责任为依归重新定义”基本上说的是同样的意思，但说出来不需要那么大的勇气。这些冗长而含糊的字词表达了他想表达的含义，同时模糊了那番话肮脏的道德意味。在安斯泰的《反之亦然》里有这么一句话：“激进的措施要用拉丁文大肆宣扬。”这清楚地揭示了这种写作风格的本质。但对极权主义态度友好的作家还有另外一个不那么受到关注的特征，那就是玩弄句法并写出凌乱不堪或完全不知所云的句子的倾向。我们看到，那段引文中有一句话必须加上“原文如此”以表明是忠实引用。还有其它更加极端的例子。在1944年《党派评论》的冬季刊里，美国批评家埃德蒙德·威尔逊 (3) 对这一主题就《出使莫斯科》作了有趣的评论。 《出使莫斯科》改编自约瑟夫·爱德华·戴维斯 (4) 的一部作品，他曾在肃反时期担任美国驻莫斯科大使。在这本书里，他对审判反革命分子的正义性表示深切的怀疑，而在电影中（他是剧中的角色之一）他的表现似乎是根本不加怀疑。在拍摄这部影片时，美国与苏联是盟友关系，拍这部电影的目的之一是“渲染”俄国的肃反是完全正当的消灭叛徒的行为。第一个版本甚至有托洛茨基与里宾特洛甫进行秘密谈判的“镜头”。后来这些镜头被剪掉了，或许是照顾犹太人的感受，或许是因为它们与里宾特洛甫和斯大林谈判的真实照片太过于相似。戴维斯认可了这部电影，而这与他早前的言论是自相矛盾的。威尔逊引用了戴维斯的部分内容，目的是它们或许有助于了解戴维斯的思想。引用两段话就够了： 欧洲的和平，如果它得以维持的话，将遭遇成为独裁者治下的和平的巨大危险，所有的小国都会迅速躲到德国的强大力量的保护下，而情况将会是：即使各方势力能达至平衡，正如两年前我向你们预言的，各国将会“唯希特勒马首是瞻”。 下面是戴维斯先生关于《叶甫盖尼·奥涅金》的主题的评论： 歌剧与芭蕾舞剧都是改编自普希金的作品，由伟大的柴可夫斯基创作音乐。《叶甫盖尼·奥涅金》这出歌剧讲述了两个年轻人的友谊因为一场误会和恋爱的争执而破裂的浪漫故事。结局是一场决斗，诗人被杀了。离奇的是，普希金书写了自己的结局。 这段文字让人觉得很困惑，要花上几分钟的时间才能理出它的好几处错误。 下面是伯纳尔教授的话： 我们的英国民主长久以来能够在没有强制或流血事件的情况下实现社会稳定，但它没有效率，反应过于迟钝，过分维护自古以来的特权。 这句话里遗漏了什么字眼或语句吗？我们不知道，或许伯纳尔教授也不知道，但总之这句话根本没有意义。奇怪的是，在社论中出现了相似的英语： 如果说科学能够让我们学习到什么，科学还必须意识到：如今它遭到了那些担心人类会掌握超出其道德控制之外的力量的人的猛烈抨击。正是这类口若悬河而且自命不凡的思想需要进行无情的批判。 总共八十六个字里出现了一个不当结论、一个无谓重复的语句和两处语法错误。整篇社论的文笔大致就是这个水平。当然，这并不是说造成文风拖沓或词不达意的文笔的原因都是相同的。有时候要怪罪的是“弗洛伊德式的口误” (5) ；有时候是思想水平不足；有时候是出于真实想法对于正统思想是威胁的本能直觉。但接纳极权主义的教条和低劣的英语文笔之间似乎有着直接联系，我们认为有必要指出这一点。 回到《现代季刊》对《辩论》的抨击，我们已经表明了伯纳尔教授传授的信条是只有符合政治需要的事情才是正确的，而那篇社论似乎认可他的看法。那为什么他们同时又指责《辩论》“混淆道德问题”，似乎“对”与“错”是每个体面的人已经知道如何区分的固定的实体呢？原因只会是，他们对思想较为温和的读者的反应有所顾忌，认为他们的真实意图不应该太直白地表露出来。而且，他们声称自己愿意倾听一切观点或尽可能多的观点： （主编认为）我们需要广泛思考不同意见。思想的自由和大胆的陈述不仅是被允许的，而且被认为是好事。人们不应该因为觉得自己的观点不合正统观念，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的正统观念，而不去表明自己的观点。另一方面，如果最神圣的典籍遭到了不智和愚昧的挑衅，断然而有效的回应总是能够加以弥补。 对这番话进行几个考验会是很有意思的事情。譬如说，《现代季刊》会刊登逮捕和处决波兰社会主义领导人厄里奇 (6) 和埃尔特 (7) 的完整历史吗？它会再度刊印自1940年以来共产党的“阻止战争”的宣传册吗？它会出版安特·西里加 (8) 或维克多·谢尔盖 (9) 的文章吗？它不会的。因此，上面的引文都是假话，目的是让不够老练的读者以为他们胸襟广阔。 《现代季刊》仇视《辩论》的原因并不难猜测。《辩论》受到抨击是因为它倡导的某些道德和思想的价值观如果流传下去的话，在极权主义者的眼中将会构成威胁。这些价值统称为自由主义价值——取“自由主义”这个词的“热爱解放”这个古老的含义。它的根本主旨是捍卫思想和言论的自由，在过去的四百年里，它几经艰苦赢得了胜利。自然而然地，伯纳尔教授和像他一样的人会认为这是比建立某个对立的极权主义体制更过分的冒犯。伯纳尔教授说： 自由的、个人主义得几乎像原子一般的哲学始于文艺复兴时期，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完全成熟。它是“人权”、“自由、平等和博爱”、私有产权、自由企业和自由贸易的哲学。我们知道它已经如此堕落，如此与时代的需求模式脱节，只剩下花言巧语，诚实而愚笨的人更倾向于兽性的法西斯主义，而不是它那不切实际而且一无是处的宗旨。 我们不得不努力适应这种司空见惯、云里雾里的语言和思想的混乱，但如果最后一句话真有意思的话，它的意思是伯纳尔教授认为比起自由主义，法西斯主义要更好一些。或许《现代季刊》的编辑在这一点上和他意见一致。至于针对我们“抹杀是非对错的区别”的那番控诉，它被提出的原因是为我们撰稿的一位作者反对英国报刊报道绞刑架上晃晃悠悠的尸体时令人作呕的沾沾自喜。我们认为我们已经清楚地表明，在《现代季刊》的眼中，我们真正的罪行其实是捍卫是非对错和思想道义的观念，它是过去几个世纪以来一切真正的进步的根源，而没有了它，文明生活或许将无法延续下去。 (1) 1946年5月于《辩论》匿名发表。 (2) 约翰·德斯蒙德·伯纳尔（John Desmond Bernal，1901—1971），英国科学家，代表作有《科学与人性》、《没有战争的世界》。 (3) 埃德蒙德·威尔逊（Edmund Wilson，1895—1972），美国作家、评论家，代表作有《三重思想家：文学主题十二讲》、《四十年代文学纪实》。 (4) 约瑟夫·爱德华·戴维斯（Joseph Edward Davies，1876—1958），美国外交家，曾任美国驻俄国大使、美国驻比利时大使等职务。 (5) 即在无意识中暴露一个人真实动机的口误。 (6) 亨里克·厄里奇（Henryk Ehrlich，1882—1942），波兰政治活动家，二战期间华沙市政委员会成员。 (7) 维克多·埃尔特（Victor Alter，1890—1943），波兰政治活动家，曾担任第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成员。 (8) 安特·西里加（Ante Ciliga，1898—1992），克罗地亚政治家，南斯拉夫共产党创始人之一。 (9) 维克多·谢尔盖（Victor Serge，1890—1947），俄国革命家，因反对斯大林主义而被驱逐出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