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威尔书评全集（中） 评列奥内尔·费尔登的《以邻为壑》书评 (1) 如果你把商业广告和政治宣传进行比较的话，有一件事情会让你觉得很惊讶，那就是前者要更诚实一些。广告商至少知道他的目的是什么——那就是钱——而宣传工作者如果不是一个麻木不仁的写手，那就总是一个神经官能症患者在发泄个人的不满，而实际上想要的是他所支持的事情的反面。表面上费尔登先生的这部作品是要推进印度独立的事业，但它并不会起到促进作用，我找不到什么可以证明他本人确实希望印度独立，因为如果某个人真心在为印度独立而奋斗，他会做些什么呢？显然，他会先决定有哪些力量可能会是他的助力，然后，与任何一个冷血的牙膏广告商一样，他会想出打动他们的最佳方式。费尔登先生并没有这么做。从他的书中可以看到几个动机，但最明显的一个是发泄对印度政府、全印度广播电台和英国报刊的不满。他确实对印度的情况作了几点介绍，甚至在结尾还写了几页有建设性的意见，但他这本书的大部分内容都只是在发牢骚，无来由地攻讦英国的统治，掺杂着对于印度文明优越性滔滔不绝的游客式论述。在扉页上，为了营造所有宣传作家所希望营造的友好气氛，他还故意写上“与欧洲蛮夷同在”，然后在几页之后，他虚构出了一个印度人，对西方文明加以斥责，就像一个39岁的老处女在激动地斥责男性： ……印度人对自己的传统感到十分自豪，认为欧洲人都是蛮夷，他们一直在打仗，以武力统治其它和平的民族，一心想的只有大买卖、威士忌和桥牌。他们是暴发户式的民族，对水管设施的作用夸大其词，却又把肺结核和性病传播到全世界……印度人说坐在已经洗过身子的水里而不是用活水洗澡不仅不卫生，而且很肮脏恶心；印度人会证明，和他们相比，英国人是肮脏甚至臭烘烘的民族，而我完全同意印度人的看法。印度人认为与他们灵巧地使用手指进食相比，不同的人使用洗得不干不净的叉子、勺子和刀子是让人恶心的野蛮行径，我不能肯定他们这样想是错的。印度人十分肯定地认为四壁空空铺着漂亮地毯的印度房间要比欧洲人堆满了不舒服的桌椅的欧洲式拥挤杂乱更加优越。 整本书大体上就是这么一个调调。总是同样的牢骚，每隔几页就冒出一段歇斯底里的发泄，只要能硬拉着进行比较的地方都硬拉着进行了比较，结论总是东方好而西方不好。现在，在我们停下来探究这样的描写对印度独立事业将起到什么帮助前，有必要进行一个试验。让我改写这段文字，使之出自一个英国人之口，为自己的文化辩护，就像费尔登先生的印度人那样尖锐。重要的是注意到他所说的话并不比我上面所引用的内容更加不诚实或更无关主旨。 ……英国人对自己的传统感到十分自豪，认为印度人是没有男子气概的人种，他们的动作有如猿猴，对女人很残忍，总是一直在谈钱。他们鄙夷西方的科学，因此总是受疟疾和钩虫的肆虐……英国人会说在炎热的气候下用流水洗澡还有点道理，但在寒冷的气候下，所有的东方人要么像我们一样洗澡，要么就像许多印度山区部落一样——根本不洗澡。英国人会证明任何一个西欧人经过一个印度村落时都希望能把自己的鼻子提前给切掉，而我完全同意英国人的看法。英国人会声称用手指吃饭是一种野蛮的习惯，因为它不可避免会发出让人觉得恶心的声音，而我认为英国人说的并没有错。英国人笃定地认为英式房间有舒服的扶手椅和亲切的书架，要比一无摆设的印度房间优越得多。在印度房间里，光是坐着时没有东西支撑你的背就使得你心里觉得空荡荡的。等等等等。 这里有两点要解释。首先，现在没有哪个英国人会写出类似这样的文字。确实，许多人心里有这种想法，甚至会关起门来嘀咕一番，但要看到这样的文字被刊登出来，你得去翻寻十年前的故纸堆。其次，有必要问一下，这段文字对于一个碰巧把它看得很重的印度人会有什么效果？他会觉得受到了侮辱，而这是很合乎情理的。那么，像我所引用的费尔登先生的文章对一个英国读者来说不是也有同样的作用吗？没有人愿意听到自己的习惯和风俗被别人说三道四。这不是一个小问题，因为在眼下关于印度的书可能起着特殊的重要作用。我们没有看到政治上的解决方案，印度人无法赢得自由，而英国人不愿意给予他们自由。一个人在目前能够做的，就是将这个国家和美国的舆论往正确的方向推动。但那些一味反对欧洲的宣传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一年前，克里普斯的出使任务失败后不久，我看见一位知名的印度民族主义者在一场小型会议上发言，解释克里普斯的提议被拒绝的原因。那是一个宝贵的机会，因为有几个美国报纸的通讯记者在场，要是应付得当的话，他们可能会向美国发一封对国大党抱以同情的电文。他们带着开放的心态去到那里，而在十分钟内，那个印度人就让他们成为了英国政府的坚实拥趸，因为他并没有坚持他的观点，而是将其变成了建立在敌意和自卑情结之上的反英长篇大论。这种错误就连一个牙膏广告商也不会犯。但那个牙膏广告商是在尝试卖出牙膏，而不是向那个十五年前拒绝他进头等车厢的毕灵普分子施加报复。 不过，费尔登先生的书提出了比眼下的政治问题更加宽泛的问题。他认为东方和西方的对抗是基于东方崇尚宗教和艺术，不重视“进步”，而西方崇尚物质和科学，粗鄙而好战。英国的罪行是将工业化强加于印度之上。（事实上，过去三十年来英国的真正罪行刚好相反。）西方人为了工作而工作，却又沉迷于“高品质的生活”（值得注意的是，费尔登先生反对亲俄的社会主义者，而且有点看不起英国的工人阶级），而希望印度停留在远古时期那样简单的没有机器的世界里。印度必须独立，而且必须消除工业化。而且他还语焉不详地提到了好几次，说印度应该在当前的战争中保持中立。不消说，费尔登先生心目中的英雄是甘地，而对于他的经济背景他只字不提。“我相信，甘地的传奇将成为激励东方数百万民众的熊熊热情之火，或许连西方人也会被他所感动。但目前是东方提供了丰饶的土壤，因为东方还没有对金牛犊 (2) 顶礼膜拜。或许东方将再次向世人证明，人类的幸福不依赖那种特别形式的崇拜，克服物质主义，也就克服了战争。”甘地在书中出现了很多回，扮演着类似于布克曼主义文学中“弗兰克”的角色。 我不知道几年之后甘地会不会成为“熊熊热情之火”。当你想到古往今来人类崇敬的都是些什么人物时，这种情况并非不可能发生。但印度“应该”独立、摆脱工业化和在当前这场战争中保持中立的这番言论很是荒唐。如果你不去理会政治斗争的细节，而是观察战略性的现实，你会看到两个似乎相冲突的事实。第一个事实是，无论印度独立有多么正当，它要像英国或德国那样作为独立的国家而存在是不大可能发生的事情。第二个事实是，印度对于独立的渴望是一个现实，无法通过言语将其打消。 在当今主权国家的世界里，印度不是一个主权国家，因为它没有能力保卫自己。它越是费尔登先生所想象的奶牛和纺车的乐园，这种情况就越真切。现今的独立意味着能大规模制造飞机。世界上只有五个真正独立的国家，要是现在这个趋势继续下去的话，将只会有三个独立国家。从长远的角度看，显然，印度在世界权力政治的舞台上没有什么机会。而从短期的角度看，通往印度自由的必要的第一步显然是同盟国的胜利，即使那只是迟疑的一小步。但其它情况一定会导致印度继续被奴役。要是我们战败了，日本或德国将接管印度，那事情就到此为止。如果达致妥协和平（费尔登先生似乎多次提到这是好事），印度并不会获得更大的独立机会，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可避免会紧紧攫住已经掌握或没有失去的土地不放。妥协和平总是“能捞多少就捞多少”的和平。费尔登先生让他那个假想的印度人提出，要是印度保持中立的话，日本就会和它相安无事。我不知道有没有勇于担当的印度民族主义者说过类似的蠢话。在左翼圈子里更加普遍的另一个观点是，印度没有我们的帮助能更好地保卫自己，这完全是一厢情愿的想法。要是印度人在武力上比我们强大的话，很久以前他们就把我们给赶跑了。许多人举中国为例，这个例子很有误导性。印度要比中国更容易征服，因为它的交通更加方便，而且中国的抵抗有赖于工业高度发达的国家的支援，没有支援的话就会崩溃。必须得出这样的结论：未来几年印度的命运将与英国和美国的命运休戚相关。如果俄国人能在西线腾出手来，或者如果中国有强大的军事力量，情况或许会不一样，但是，这还是意味着轴心国的彻底失败，而不是费尔登先生似乎认为可以接受的中立。甘地本人所设想的是，要是日本人来了的话，印度人可以通过破坏活动和“不合作”政策和他们周旋，这根本就是幻想，也看不到甘地本人对这个想法抱有信心。他的那些方法从来没有给英国人造成多大的麻烦，而对日本人来说根本起不了任何作用。一言以蔽之，朝鲜有甘地吗？ 但与这相悖的事实是印度的民族主义，它无法用白皮书式的谎言或是引用马克思的只言片语就打发走。那是一种意气用事的、浪漫的，甚至带有沙文主义的民族主义。像“祖国的神圣土地”这样的语句如今在英国人看来只会是荒唐可笑的言论，在一个印度知识分子的口中会自然而然地脱口而出。当日本似乎就要入侵印度时，尼赫鲁说了这么一番话：“如果印度长存，死又算得了什么呢？”于是，风水轮流转，印度的造反派引用了吉卜林的名言。这一层面的民族主义间接帮助了法西斯主义。只有极少数的印度人被世界联邦的理念所吸引，只有在这么一个世界里，印度才能真正地获得自由。就连那些口头上支持联邦制的人要的也只不过是东方各国的联邦和与西方抗衡的军事联盟。阶级斗争的理念在亚洲各国几乎毫无吸引力，而俄国与中国对印度也没有多少忠诚可言。至于统治欧洲的纳粹政权，只有少数印度人能够看清它对他们自身命运的影响。在几个亚洲小国，那些宣扬“我的祖国，无论对错”的民族主义者正是那些投靠日本人的走狗——而他们走出这么一步或许并非完全出于无知。 不过，在这里引出了费尔登先生几乎没有触及的问题，那就是：我们不知道亚洲的民族主义在何种程度上是受我们压迫的结果。一个世纪来，除了日本之外，所有的东方大国都遭受压迫，各场民族主义运动的歇斯底里和短视或许只是它所造成的结果。当你没有被外国人统治时，要意识到国家主权是国家自由的敌人会容易得多。我们不能肯定情况是否真的是这样，因为东方国家中最具民族主义色彩的日本从来没有被征服，但至少你能够说，如果这样的思路不能提供解决办法，那就没有解决办法了。要么强权政治向道义作出让步，要么世界将盘旋而下，陷入我们已经能隐约看见的梦魇中。在我们谈论世界联邦时，要让我们的话被人相信，必要的第一步就是英国应该从印度脱身。这是世界当前唯一行得通的符合道义的大手笔。立刻要做的前期工作是废除总督制和印度行政体制，释放国大党囚犯，宣布印度正式独立。剩下的就是一些细节问题。 (3) 但我们如何实现这些事情呢？如果要在这时候去完成，那它只能是出于自愿的行动。印度的独立没有资本，只有英国和美国的公共舆论作为支持，而那只是潜在的资本。日本、德国和英国政府全都站在对立的一面，而印度的潜在朋友中国和苏联正在为自己的生存而奋战，没有多少讨价还价的本钱。剩下的就是英国和美国的人民，他们可以对本国的政府施压，如果他们看到有理由这么做的话。比方说，在克里普斯进行斡旋任务时，英国的民意原本很容易迫使政府提出合适的条件，类似的机会或许就会出现。顺便说一句，费尔登先生尽了自己的最大努力质疑克里普斯的人品，并且根据他的描写，似乎印度国大党的常务委员会一致拒绝接受克里普斯提出的条件，而实情并非如此，克里普斯给出了他的能力范围内能从政府那里得到的最好条件，要得到更好的条件，他得有积极而理智的民意在背后为他撑腰。因此，首要的工作是——争取英国的群众，让他们了解印度很重要，而印度一直遭受到不体面的对待，需要进行矫正。但你不能通过侮辱他们实现这一点。大体上说，印度人要比为他们辩护的英国人更了解这一点。说到底，一本漫无边际地谩骂英国的每一项制度，就像一个美国女教师观光旅游时那样为“东方的智慧”欢呼雀跃，将呼吁印度独立和向希特勒投降的说辞掺和在一起的书会有什么样的效果呢？充其量它只能感化那些已经被感化的人，或许还会把一些已经被感化的人给吓回去。它的效果只会是增强英国的帝国主义，虽然它的动机或许比这番话所暗示的更加复杂。 表面上看，费尔登先生的这本书的主题是提倡“精神主义”和反对“物质主义”。一方面，它不加批判地推崇东方的一切事物，另一方面它对西方充满了仇恨，尤其是针对英国，仇恨科学和机器，对俄国抱以怀疑，蔑视工人阶级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所有的内容可以被归结为空谈式的无政府主义——追求以分红为基础的简单生活。当然，拒绝机器总是建立在对机器的默许接受之上，这一事实的象征就是甘地在某个棉花大亨的豪宅里摆弄着他那部手纺机。但甘地还以别的方式出现。值得注意的是，甘地和费尔登先生对待现在这场战争的态度出奇地相似。虽然在英国他们被认为是“纯粹的”和平主义者和日本人的帮凶，事实上甘地对这场战争说了许多自相矛盾的话，很难去找出脉络。有一度他的“道义支持”与同盟国同在，接着就将其收回；有一度他觉得和日本人合作是最好的结果，接着就希望以非暴力的方式反对他们——而他预计的代价会是数百万条生命——而在另一个场合下，他敦促英国在西线展开战斗，由得印度遭受侵略。在另一个场合，他“无意妨碍同盟国的目标”，并宣称他不希望盟军部队离开印度。费尔登先生对战争的看法相对比较简单，但同样含糊不清。他从未在任何地方表明他是否希望轴心国被击败。他反反复复地呼吁同盟国的胜利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但与此同时，他否认“失败主义”，甚至呼吁说印度的中立地位在军事意义上对我们有利，也就是说，如果印度不是一个负累的话，我们的战局会更有利。如果这番言论真有意义的话，它意味着他希望妥协媾和，虽然他没有这么说，但我很肯定他所想要的是什么。不过，奇怪的是，这是帝国主义的解决方式。绥靖主义者总是既不希望失利也不希望获得胜利，而是与其它帝国主义强权达成妥协。而且他们也知道如何利用战争的荒唐作为争辩的理由。 过去几年来，最聪明的帝国主义者已经在赞同与法西斯分子妥协，即使他们不得不放弃许多才能换得妥协，因为他们已经知道只有这样帝国主义才能获得拯救。他们当中有些人即使到了现在也不害怕露骨地说出这一点。要是我们将战争进行到毁灭性的结局的话，大英帝国将会要么灰飞烟灭，要么实现民主，要么变成美国的附庸。另一方面，如果其它已经掠夺到足够多的领土的帝国主义强权势力愿意维持当前的世界格局，或许它能以当前的形式继续存在下去。如果我们与德国和日本达成共识，我们的属地面积或许会缩水（就算这一点也是无法肯定的。很少人注意到这一事实：在这场战争中，英国和美国就领土而言得到的要比失去的多），但我们应该至少肯定可以保留已经占有的土地。世界将被三四个帝国主义强权势力所瓜分，它们暂时没有争权夺利的动机。德国将忙于解除俄国的武装，日本将忙于制止中国的发展。如果这就是世界的秩序，印度将无限期被统治。很难相信遵照其它方针能达成妥协和平。因此，空谈式的无政府主义说到底（不）是一件无伤大雅的事情。客观上它不比最糟糕的绥靖主义者要求的更多，主观上它将激怒这个国家对印度的潜在友好人士。这难道不有点像甘地的事业吗？他的极端主义疏远了英国的公众，而他的温和态度则成为了英国政府的帮凶。不作为主义和反动总是联系在一起，当然，不一定是有意的结合。 伪善是很罕见的事情，真正的邪恶或许就像美德一样难得。我们生活在一个疯狂的世界，它的两极总是互相变换不定。在这个世界里，和平主义者发现自己崇拜的是希特勒，社会主义者成为了民族主义者，爱国者变成了卖国贼，佛教徒为日本军队的旗开得胜祈祷，而当俄国发起进攻时，股票指数立刻上扬。虽然这些人的动机在局外人看来再明显不过，他们自己却当局者迷，毫无觉察。马克思主义者们所想象的邪恶的富人坐在小小的密室里筹谋着剥削工人的方案这一幕情形并没有在现实世界里发生。剥削的确存在，却是由梦游者做出来的。如今，富人们用于对付穷人的最有效的武器之一就是“心灵”。如果你能引导一个工人相信他对体面的生活标准的渴望是“物质主义”，你就能将他玩弄于股掌之间。同样地，如果你能劝导印度人保持“心灵纯洁”而不是组织类似于工会这样的俗事，你就可以保证他们一直会是苦力。费尔登先生对西方工人阶级的“物质主义”充满了愤慨，指责他们在这方面比那些有钱人还要糟糕，不仅要收音机，甚至还想要汽车和皮衣。答案显然就是，这样的愤慨出自一个自己已经过着舒适的特权生活的人并不合适。但那只是一个答案，而不是确切的诊断，因为如果这只是寻常无奇的口是心非的话，愤愤不平的知识分子的问题早就不是问题了。 过去二十年来，西方文明赋予了知识分子不负责任的安稳生活，特别是在英国，它教会了他怀疑一切，却又牢牢地将他束缚在特权阶层中不得动弹。他就像一个从父亲那里讨钱花却又憎恨父亲的年轻人。结果就是深切的罪恶感和憎恶感，却没有真切的愿望想要摆脱。但是，精神上的逃避肯定是有的，某种形式的自我辩护也肯定是有的，而最让人满意的一种方式就是民族主义的移情。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普通人的选择是转而向苏俄效忠，但还有别的出路。值得注意的是，和平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而不是斯大林主义，如今在年轻人群体中普及开来。这些信念的好处是它们的目标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实际上并没有太高的要求。如果你往甘地身上加一些东方神秘主义的色彩和布克曼式的狂喜，你就有了一个愤愤不平的知识分子想要的一切。一位英国绅士的生活和一位圣人的道德态度能够并行不悖。只需要将对英国的忠诚转到印度之上（以前是俄国），你就能完全沉浸在沙文主义的情感中——而如果你能认清这种情感的本质的话，这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以和平主义为名，你能与希特勒达成妥协；以“心灵”为名，你能保住你的金钱。那些想要战争无果而终的人总是在赞美东方贬斥西方，这绝非偶然。真正的事实并不是很重要。东方国家已经表明它们的好战和嗜血并不亚于西方国家，东方国家并没有摈弃工业主义，而是对其趋之若鹜——这些事实根本不重要，因为他们要的是将东方塑造成和平而虔诚的家族统治式的国度，与贪婪的物质化的西方作对比。一旦你“抛弃了”工业主义和社会主义，你就置身于那片陌生的无人区，法西斯分子与和平主义者在那里相会。事实上，德国电台上所说的希特勒和甘地的教诲殊途同归蕴含着可怕的真理。当你看到米德尔顿·默里在歌颂日本人入侵中国而杰拉德·赫德 (4) 在倡导将印度人自己都摈弃的印度种姓制度引入欧洲时，你就会明白这一点。接下来的几年我们将听到许多关于东方文明优越性的言论。这是一本很有害的书，将得到左翼人士的喝彩，而且出于不同的原因，受到更有思想的右翼人士的欢迎。 (1) 刊于1943年9月《地平线》。列奥内尔·费尔登（Lionel Fielden）：情况不详。 (2) 金牛犊（the Golden Calf）的典故出自《圣经·旧约》，摩西上西奈山领受上帝的十诫时，犹太人在山下打造了一头金牛犊，后来金牛犊被引申为对金钱和财富的崇拜的象征。 (3) 原注：当然，必然的推论就是在这场战争中保持军事联盟，但要做到这一点应该不会有什么困难。只有极少数的印度人希望被日本或德国统治。 (4) 亨利·菲茨·杰拉德·赫德（Henry Fitz Gerald Heard，1889—1971），英国历史学家、教育家、哲学家，代表作有《人类的五个时代》、《第三种道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