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威尔杂文全集（下） 就在你的鼻子底下 (1) 最近报刊上出现了许多文章，声称我们几乎不可能开采出供应本土和出口目的的足够多的煤矿，因为肯留在矿场里的煤矿工人数量不足。上星期我看到一组数据，估计每年“离职的”矿工人数是6万人，而每年吸纳的新矿工是1万人。而与此同时——有时候是在同一份报纸的同一个栏目——有文章却在说雇佣波兰人或德国人不是什么好事，因为这会导致煤矿业的失业问题。这两种声音出处不总是相同，但一定有许多人能够同时把这两个互相抵触的理念容纳于脑海里。 这只是当下很普遍的思维习惯的一例，或许一直都很普遍。萧伯纳在《安德鲁克里斯与狮子》的序言中引用了《马太福音》的第一章作为另一个例子，它开篇就说耶稣的父亲约瑟夫源自亚伯拉罕的血脉。在诗篇的第一首中，耶稣被描述为“大卫的后代，亚伯拉罕的后代”，然后系谱一直绵延了十五首圣诗，然后，就只隔了一首诗又说事实上耶稣并非亚伯拉罕的后代，因为他不是约瑟夫的儿子。萧伯纳说这一矛盾对于一个基督教信徒来说并没有造成理解上的困难，他还以伦敦东区的“提克伯恩诉讼者” (2) 的支持者引发的暴乱为例——“提克伯恩诉讼者”声称一个英国工人的权利被剥夺了。 从医学上说，我相信这种思维方式被称为精神分裂：能够同时认可两个自相矛盾的信仰的能力。与之紧密联系的是能够忽略明显的、无可更改的、迟早得面对的事实的能力。这种恶习在我们的政治思想中尤为盛行。让我举几个例子，它们彼此之间没有逻辑上的关联，只是随便挑选出来的例子，人们对这些确凿无疑的事实心知肚明，却又加以逃避。 香港。早在战争开始前的那几年，任何对远东的情况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我们在香港站不住脚了，一旦大战爆发，我们就会失去这个城市。但是，我们不能接受这一认识，一届又一届的政府继续殖民香港，而不是将其归还给中国人。就在日本人发起进攻的几个星期前，我们甚至在香港增加了驻军，明知道他们将起不到任何作用，只会沦为战俘。战争来了，香港迅速沦陷了——就像每个人一早就预料到的一样。 征兵制。早在战争前的几年，几乎所有思想进步的人士都赞同要挺身而出对抗德国，但他们当中大多数人却又反对拥有足够的军备以有效地对抗德国。我很清楚为了这一态度辩解所提出的种种理由，有的合情合理，但大体上它们只是借口。到了1939年工党仍投票反对征兵制，而这一步或许就是促成苏德条约签署的原因之一，而且肯定对法国的士气带来了极其沉重的打击。接着，到了1940年，我们因为没有一支庞大而高效的军队而几乎惨遭亡国，而本来要是提早三年推行征兵制的话，我们是可以建立起这么一支军队的。 生育率。20或25年前，避孕和思想启蒙几乎被视为同一回事。直至今天，大部分人都还争辩说——有很多种表述，但归根结底总是同一回事——大家庭在经济上是不可维持的。与此同时，众所周知，生育率最高的是那些低收入国家，而在英国人口中，生育率最高的是那些收入最低的群体。有人还说，人口少一点意味着失业会少一些，每个人会过得舒服一些。而另一方面，大家都知道逐渐缩小并走向老龄化的人口将面临灭顶之灾和无法克服的经济困境。虽然确切的数字无法肯定，但很有可能再过70年，我们的人口将只剩1 100万人，超过一半是领取救济金的老人。由于复杂的原因，大部分人不想要大家庭，这些可怕的事实能够同时存在于他们的脑海中，既知道又不知道。 联合国组织。为了拥有约束力，一个世界组织必须能够制裁大国和小国。它必须拥有权力稽查和限制武器装备，这意味着它的官员必须能进入每个国家的每一寸领土。而且它必须拥有比任何军队更强大的武装力量，而且只对该组织本身负责。那两三个真正拥有实力的大国甚至根本从未对此假意表示认同，而且它们精心地安排联合国的机制，就连对它们的行动进行讨论也做不到。换句话说，靠联合国这样的组织维护世界和平是根本没有意义的。从它开始运作之前到现在，这一情况非常明显。然而，就在几个月前，数百万有识之士却相信它将会取得成功。 不用再列举例子了，问题的关键是，我们都愿意相信我们知道并非真实的事情，然后，当我们最终被证明错了的时候，我们就肆意地扭曲事实以证明我们是对的。在思想上，这一过程可以无限久地进行下去——虚妄的想法只有在坚硬的现实中碰壁才会回头，而那时候我们往往已经置身于战场之上。 当你眼睁睁地看着民主社会普遍盛行的精神分裂，那些为了争取选票而许下的谎言、对重大话题的沉默和媒体的歪曲报道，你会忍不住以为在极权主义统治的国度里，谎话会少一些，能更诚恳地面对现实。在那里，至少统治阶层不需要迎合民意，能残酷无情地说出真相。戈林可以说出：“要大炮不要黄油”，而民主国家的政治家只能用几百个虚伪的字眼将这句话加以包装。 但是，事实上，回避事实这种情况到处都一样，而且结果也都一样。多年来俄国人被教导说他们比其他所有人都要幸福，宣传海报上画着俄国家庭坐下来享受丰盛的美餐，而其它国家的无产者则在阴沟里饿死。与此同时，西方国家的工人要比苏联的工人生活好得多，以至于不许苏联公民和外国人接触成为了指导方针。然后，由于战争，数百万的普通俄国人跑到欧洲，当他们回国时，原先逃避现实的行为不可避免将以种种摩擦分歧作为代价。德国人和日本人输掉了战争，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的统治者无法看到任何没有陷入狂热的人一眼就能看出的事实。 要看清鼻子底下的事情，你必须不停地进行挣扎。有一件事情会有帮助，那就是写日记，或以某种方式记录下你对重大事件的看法。否则，当某个特别荒谬的信仰被事实炸得粉碎时，你或许只会忘记自己曾经怀有这个信仰。政治上的预测总是错的，但即使一个人成功预测过一次，探究为什么能够预测成功会很有启示。大体上说，只有在希望或恐惧符合现实的情况下你才能预测正确。如果你认识到这一点，你尽管无法消除自己的主观情感，却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将它们隔离于思考之外，并无情地按照数学的原则做出预测。大部分人在私底下是很现实的。当你在安排每周的预算时，二加二就是等于四。另一方面，政治就像是某个比原子还要小的东西或非欧几里得术语，可以轻而易举地让部分之和大于整体，或两个物体可以同时存在于同一个地方。从而就有了上面我所列举的那些矛盾和荒谬，归根结底都是一个人的政治理念中有一个秘密的信念，它不像每周的预算，无须在硬邦邦的现实中经受考验。 (1) 刊于《论坛报》1946年3月22日。 (2) 提克伯恩诉讼者（the Tichborne Claimant），1854年，英国提克伯恩家族继承人罗杰·提克伯恩男爵，（Roger Tichborne）在一次船难失踪，生死不明。1866年，一位名为托马斯·卡斯特罗（Thomas Castro）的男子自称是罗杰·提克伯恩男爵，但遭到提克伯恩的家族成员怀疑，经多方查证，得知他的真实身份是亚瑟·奥顿（Arthur Orton），一个伦敦屠夫的儿子，后流落澳大利亚。该男子被控告伪证罪，但他在全国进行演讲宣传，寻求民意支持，一时成为城中热话。最后，该男子被判伪证罪成立，坐牢14年，实际服刑时间为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