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威尔杂文全集（下） 诗歌与麦克风 (1) 大约一年前我和几位同仁主持面向印度的广播节目，我们插播了许多当代和近当代英国作家的诗歌作品——例如，艾略特、赫伯特·里德、奥登、斯宾德、迪伦·托马斯、亨利·特里斯、亚历克斯·康福特、罗伯特·布里奇斯、埃德蒙德·布兰登、戴维·赫伯特·劳伦斯。只要一有机会我们就让作者在广播中亲自朗诵诗歌。在这里没有必要解释为什么会设立这些特别节目（电台战争中小规模的远程侧翼进攻），但我得补充说明，我们所面对的印度听众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我们的广播手法。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的广播对象针对的是印度的大学生，听众的人数不多，而且带着敌意，抵制任何可以被称为英国政治宣传的节目。我们一早就知道听众的人数最多不会超过几千人，这给了我们一个理由比平时播放节目的时候更加“阳春白雪”。 如果你向懂得你的语言但没有你的文化背景的听众广播诗歌，评论和解释是免不了的，我们所遵循的步骤是广播一份所谓的“月度文学杂志”。编辑人员坐在办公室里，讨论着下一期要播放什么内容。有人建议某一首诗，有人建议另一首诗，经过短暂的讨论，然后就选中了那首诗，由不同的声音进行朗诵，最好是作者本人。自然而然地，这首诗会唤起另一首诗，于是节目就一直继续下去，通常每两首诗之间进行半分钟的讨论。对于一档半个小时的节目来说，六个声音似乎是最合适的数字。这种类型的节目肯定是没有固定模式的，但通过让它围绕着某一个中心主题，能够赋予它形式统一的表象。比方说，我们这本想象中的杂志有一期专门讨论战争这个主题，内容包括了两首埃德蒙德·布兰登的诗、奥登的《1941年九月》、乔治·苏瑟兰·弗雷泽 (2) 的一首长诗的节选（《致安妮·里德勒的一封信》）、拜伦的《希腊群岛》和托马斯·爱德华·劳伦斯 (3) 的《沙漠革命》的节选。这六首诗，以及围绕它们穿插进行的讨论，相当深入地覆盖了对于战争的不同态度。诗歌和节选大约需要二十分钟进行广播，讨论花了大约八分钟。 这一程序似乎有点古怪，而且似乎有点摆谱，但它的好处在于，广播严肃甚至晦涩的诗歌时那种不可避免的授课色彩与教科书风格在以轻松讨论的形式出现时，能够显得不那么让人望而生畏。那几个播音员在彼此交谈时就像在现实生活中与别人交谈时那样。而且，通过这种方式，你至少可以诠释出一首诗的背景语境，而这是在普通人的眼中诗歌所缺少的。但是，当然还有其它方式。我们经常使用的一种方式是伴随着音乐播放一首诗。我们提前几分钟宣布一首名为某某某的诗将会进行广播，然后音乐播放大约一分钟，然后逐渐过渡到那首诗，没有宣读标题，也没有通知，然后音乐再次渐渐响起，持续播放一到两分钟——整个过程大约是五分钟。选择合适的音乐很有必要，但毋庸置言，播放音乐的真正目的是把那首诗与其它节目隔离开来。通过这种方式，你可以把一首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插在三分钟的节目里，至少我听起来不觉得有什么不协调的地方。 我所提到的这些节目本身并没有什么重要的价值，但我提到它们，是因为它们让我和其他人觉得收音机有可能成为一种让诗歌普及化的方式。刚开始的时候有一件事让我觉得很惊讶：由作者本人广播一首诗不仅会对听众产生影响，而且对诗人本身也会产生影响。你必须记住，英国几乎从来没有广播过诗歌，许多写诗的人从来没有想过大声朗读作品。坐在一个麦克风前面，尤其当这种情况定期发生时，诗人和他的作品被赋予了新的关系，而在今时今日的英国，以别的途径是不可能做到的。诗歌与音乐或口头词语的关系越来越淡漠，这在当代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情——确切地说是在过去这两百年。它需要刊印出版才能生存下来，人们不再要求一个诗人懂得如何吟唱，甚至不需要懂得朗诵，就像人们不再要求一个建筑师懂得如何给天花板镶石膏。几乎没有人再写抒情诗和修辞诗了，而且在任何每个人都不是文盲的国家，普通人对于诗歌的敌意被视为天经地义的事情，而这种裂痕总是有加宽的倾向，因为“诗歌是一种文字上的玩意儿，只有少数人看得懂”这一观念加剧了文笔晦涩和“卖弄聪明”的情况。有多少人不会半是本能地觉得那些含义一眼就可以看穿的诗歌一定有问题呢？除非大声地朗读诗歌成为正常的事情，否则这种趋势是不可能被遏止的。除了利用收音机作为媒介之外，很难想象这一改变将如何发生。在这里应该捎带提一下，收音机的特殊便利之处在于它能够选择合适的听众，而且能避免怯场和尴尬。 在进行广播时，你只是臆想听众是些什么人，但那是作为一个整体的听众。在收听的人可能有好几百万，但每个人都是在独自收听，或是小群体当中的一员，每个人都感觉（或应该有这种感觉）你在单独对他说话。此外，你有理由认为你的听众懂得欣赏诗，或至少对节目感兴趣，因为任何人如果感到厌烦，只要轻轻地旋一下按钮就可以把你屏蔽掉。尽管理论上听众懂得欣赏诗，但他们无法对你产生影响。这正是广播和演讲或讲座的不同之处。在讲台上，任何有过公开演讲经历的人都知道，要想不让听众影响你的发言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通常只要几分钟，你就可以知道他们会对什么内容有反应，对什么内容没有反应。在进行的过程中，你几乎是被逼着迁就在场的听众里你认为最笨的那个，而且还得用所谓的“有个性”的胡言乱语去迎合他们。如果你不这么做，气氛总是会陷入尴尬。“朗诵诗歌”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因为听众里总会有人觉得无聊或干脆抱以仇视的态度，但他们又不能轻轻一旋按钮就让自己得以清静。说到底，就是同样的困难——你无法对戏院里的听众进行挑选——使得在英国进行一场像样的莎士比亚表演成为几乎不可能的事情。在电台广播里，这些情况不复存在。诗人会觉得他的对象是严肃对待诗歌的人——事实上，那些习惯了广播的诗人对着麦克风比对着看得见的听众能朗读得更加生动。由此而引入的虚伪做作并不是什么要紧的事情。关键之处在于，通过这个目前唯一可行的方式，诗人觉得大声朗读诗歌是一件很自然的、不会让人觉得尴尬的事情，是人与人之间正常的交流。而且，他会觉得他的作品是与音韵有关的，而不是纸上的格律。这样一来，诗歌和平民之间的隔阂会消除一些。无论听众那头发生什么事情，在诗人那头的电波里，这种事情已经存在。 但是，另一头所发生的事情并不能被忽视。可以看到，我刚才所说的似乎是把诗歌大体上当成了令人尴尬的，几乎是不光彩的事情，似乎普及诗歌是一种战略行动，就像逼着小孩子吃药或为一个遭到迫害的教派平反。但不幸的是，情况确实如此。的确，在我们的文明里，诗歌是最不受重视的艺术——事实上，它是唯一被普通人认为是没有价值的艺术。当阿诺德·本涅特说，在英语国度提到“诗歌”这个词，人们跑得比拿高压水枪赶他们还快时，这并没有多少夸张。正如我所指出的，这种裂痕有扩大的趋势正是因为这种情绪的存在。普通人对诗歌越来越抱以反对的态度，而诗人则越来越傲慢和不可理喻，直到诗歌与流行文化的脱节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其实这只是我们这个时代和我们这么一小块地方的问题。我们生活在一个高度文明国度里的普通人对美的鉴赏力还不如最低等的野蛮人的时代。大家都觉得这种情况不可能通过有意识的行动加以改善。另一方面，大家都认为一旦社会变得更加高雅，这个毛病就会自行矫正。马克思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和信奉宗教的人都会告诉你这一点，只是内容稍有不同，而大体上这无疑是对的。我们的生活这么丑陋不堪有其精神上和经济上的原因，这不能只用背离传统进行解释。但是，这并不表示在目前这种情况下问题不可能得到改善，也并不表示审美上的进步之于这个社会得到救赎而言是无关紧要的事情。因此，有必要停下来思考，到了现在是否还有可能将诗歌从最遭忌恨的艺术形式这个尴尬的处境解救出来，至少让它像音乐那样得到同等程度的宽容。但一开始的时候你就会问，为什么诗歌不受欢迎？它到底有多不受欢迎？ 从表面上看，所有的诗歌都不受欢迎。但你再想想的话，这必须以特殊的方式加以验证。首先，有许多民间诗歌（儿歌、童谣等），这些诗歌经常被人提起，成为每个人的思想背景的一部分。而且，有好些古代的诗歌和民歌从未被人遗忘。还有，有些“不赖的蹩脚诗”很受欢迎，起码可以被人们所接受，大体上这些都是爱国诗歌或抒情诗歌。要不是所有那些表面上看使得普通人不喜欢真正的诗歌的特征在“不赖的蹩脚诗”身上也都一应俱全的话，这一点或许根本无关主旨。它写的是韵文，它讲究韵律，它描写的是高蹈的情感，用的是不同寻常的语言——所有这些都非常明显，因为劣诗比好诗更有“诗意”几乎成了一则定理。但是，即便它没有得到热烈喜爱，至少人们也觉得可以忍受得了。比方说，在撰写本文之前我在听一对英国广播公司的喜剧演员和往常一样在九点钟的新闻之前插科打诨。在最后的三分钟里，其中一个喜剧演员突然宣布他“要严肃一下”，开始朗诵一段名为“一位高尚的英国老绅士”的爱国疯言疯语，称颂英王陛下。听众们对突然间插入这种最低劣夸张的诗句有什么反应呢？它并没有遭到非常激烈的反对，否则会有许多愤慨的信件阻止英国广播公司做出这种事情。你所得出的结论只能是，普罗大众对诗歌抱以敌意，但对 诗体 的敌意并不是十分强烈。说到底，如果韵文和格律本身令人讨厌，那么歌曲或下流的打油诗就不会流行起来。诗歌之所以令人讨厌，是因为它与晦涩难懂、矫揉造作还有某种一本正经的感觉联系在一起。提起诗就像提起“上帝”或戴着牧师领的牧师那样让人觉得不快。在某种程度上，普及诗歌意味着打破已经成为积习的压制，关键是要让人聆听而不是呆板地念念叨叨。如果真正的诗歌能够被介绍给大众，让他们觉得它是正常的事情，就像我刚刚听到的那篇垃圾能被认为是正常的事情一样，那么反对它的一部分偏见将能被克服。 很难相信在没有对公众的品味进行教育，包括利用策略和借口的前提下，诗歌能够再次普及。托马斯·斯特恩斯·艾略特曾经建议说，诗歌，尤其是诗剧，或许可以借助音乐厅这个平台回到普通人的意识中。他或许还可以加上哑剧，它拥有巨大的潜力，但似乎还没有被完全发掘。他在写《力士斯威尼》时或许就是这么想的，事实上，它可以被想象成为一出音乐厅的节目或一出滑稽剧。我说过收音机可能是更有希望的媒介，我也解释了它在技术上的优势，从诗人的角度出发更是如此。之所以刚开始的时候这个提议听上去根本没有希望，是因为没有人能够想象电台除了传播废话之外还能做些什么。人们聆听从高音喇叭里放出来的那些东西，认为电台广播就是这么一回事。事实上，提到“电台”这个词让人联想到的不是独裁者在咆哮，就是斯文而低沉的声音宣布我们的三架战斗机未能顺利返航。用电台播放诗歌就像让缪斯女神穿上带条纹的西裤。然而，你不应该把一件工具的功能和它实际中的用途混淆在一起。广播就是广播，不是因为麦克风和发射器天生就是低俗、傻帽和虚伪的，而是因为如今全世界所进行的广播都受政府或寡头公司的操控，他们所关心的是维持现状，因此不想让群众变得太有智慧。这类事情已经发生在电影身上——就像收音机一样，电影在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出现，而且运作的成本非常昂贵。所有的艺术形式都表现出相似的倾向。越来越多的生产渠道被官僚阶层所控制，他们的目的是消灭艺术家，至少将他们阉割。这是一个冷酷的前景，但一线希望尚存：目前在世界上每一个国家都正在发生且一定还会继续下去的极权主义过程被另一个即使在五年前也无法预料到的过程所缓解了。 这个过程就是，我们都是其中一分子的庞大的官僚机器正开始发出叽叽嘎嘎的杂音，因为它太庞大了，而且还在变大。现代国家的趋势是消灭思想上的自由，然而，与此同时，特别是在战争的压力下，每个国家都越来越感觉到需要有一个知识分子群体为其进行公关宣传。比方说，现代国家需要宣传手册的写手、海报的设计师、插图画家、广播员、演说家、电影制作人、演员、作曲家甚至画家、雕塑家，少不了还要有心理学家、社会学家、生化学家、数学家和其他人。英国政府开始当前这场战争时，公开声明要将文坛知识分子拒之门外。然后，战争进行了三年后，几乎每个作家，无论他的政治历史或政治理念有多么不受待见，都被各个政府部门或英国广播电台所吸纳，就连那些进入军队的作家也会发现稍后他们就进入了公关部门或其它某个文职部门。政府很不情愿地吸纳了这些人，因为它发现自己少了他们真的不行。在那些官员看来，最理想的情况莫过于将所有的公关宣传交到“信得过”的人手里，那些人包括艾伦·帕特里克·赫尔伯特 (4) 或伊安·赫伊，但由于这些人的数目太少，他们只能借助现有的知识分子阶层，而官方宣传的口吻，甚至包括部分内容，也随之发生了改变。没有哪个熟悉过去两年来所发行的政府宣传册、军政时事演讲、纪实电影和对敌占国广播的人相信我们的统治者会资助这种东西，要不是他们迫于无奈的话。当政府这部机器变得越庞大，它就会有更多的漏洞和被遗忘的角落。这或许是一个小小的安慰，但并不是什么可鄙的事情。这意味着在自由主义传统已经强韧的国家，官僚的专制或许永远无法实施完全的控制。那些衣冠楚楚的人将进行统治，但只要他们不得不维持一个知识分子阶层，这个阶层就能拥有一定程度上的自治。比方说，如果政府需要拍纪实电影，它就必须雇用对电影技术感兴趣的人，必须给予他们必需的、最小限度的自由，结果就是，在官僚的眼中完全离经叛道的电影总是会出现。绘画、摄影、编剧、纪实报道、演讲和其它庞大的现代国家所需要的艺术形式与半艺术形式也是一样。 这种情况对收音机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现在高音喇叭是有创造力的作家的敌人，但随着广播规模和范围的扩大，这种情况或许就不会再出现了。在目前的情况下，虽然英国广播公司对当代文学略有兴趣，但要在五分钟的时间内广播一首诗比花十二个小时广播大话连篇的政治宣传、录制音乐、陈腐的玩笑、虚伪的“讨论”或别的什么节目更加困难。但情况或许会像我提到的那样改变，当那个时候到来时，完全不顾当前种种带着敌意的阻挠，严肃地进行诗歌广播的尝试或许将有可能实现。我并不是说这么一次尝试就会很有效果。广播从一开始就受到官僚的管制，以至于没有人会觉得广播和文学之间能产生关系。我们不能肯定麦克风能不能把诗歌带回给普罗大众，甚至不能肯定从口头而不是笔头表达诗歌能不能对它有促进作用。但我确实认为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那些关心文学的人或许应该更加关心这个受到蔑视的媒体，它用于创造福祉的力量或许被乔德教授 (5) 和戈培尔博士的声音所掩盖了。 (1) 刊于1945年3月《新撒克逊宣传》。 (2) 乔治·苏瑟兰·弗雷泽（George Sutherland Fraser, 1915—1980），苏格兰诗人，文学评论家，代表作有《苏格兰的风景》、《视像与修辞：现代诗歌研究》等。 (3) 托马斯·爱德华·劳伦斯（Thomas Edward Lawrence, 1888—1935），英国军人，曾在阿拉伯地区反抗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起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被称为“阿拉伯的劳伦斯”，曾将他的阿拉伯世界的所见所闻写成作品，代表作有《智慧的七柱》、《沙漠的起义》等。 (4) 艾伦·帕特里克·赫尔伯特（Alan Patrick Herbert, 1890—1971），英国作家，代表作有《秘密的战斗》、《泰晤士河》等。 (5) 西里尔·密契逊·乔德（Cyril Edwin Mitchinson Joad, 1891—1953），英国著名广播员，曾主持《智囊团》节目而名噪一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