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威尔杂文全集（下） 文化与民主 (1) 民主这个词总是被用来表达两个差别很大的意思，甚至不是互相补充，却又总是被认为联系在一起。其中一个意思是这个词最主要的含义——由人民掌握权力的社会形式；另外一个意思则要模糊得多，但更接近于在当前的语境下我们所谈论的民主的含义。它意味着这么一个社会：它尊重个体，有合理程度的思想、言论和政治结社自由，而且政府行事比较体面。我们所指的用来与极权主义体制形成对比的民主体制就是这个含义，而不是某一个具体的政治体制。 在这么一篇文章里，我不需要揭穿第一个定义。我不需要指出在英国或任何西方民主国家，权力其实并不在人民的手中。另一方面，尤其是在左翼圈子里，我认为有必要说另一种含义的民主确实存在——言论自由、尊重个体等等——而且它们很重要，不能靠玩弄文字游戏就将其抹杀。再没有比在纸上证明极权主义与“资产阶级民主”其实没有真正的区别更简单的事情了，尤其是当有一排排的军舰将你与危险隔开的时候。我相信我的每位读者都说过这番话，而我自己也已经说过很多遍了。要证明在极权主义国家公然施加在个体身上的罪恶在一个由金钱统治的所谓民主社会里会以相对比较隐秘的方式施加在个体身上，这是最容易不过的事情。说到底，如果德国人对波兰人很残忍，那我们在印度的所作所为也好不到哪里去。德国有集中营，但我们去年不也将很多无辜的人关押起来了吗？党卫军和盖世太保很可怕，但如果你生活在利物浦的贫民窟，你不会认为警察们是天使。思想自由在英国没有遭到禁止，但事实上有分量的报刊都掌握在一小撮百万富翁的手里，他们能够阻止你表达自己的思想。每个人都熟悉这样的论调。走进任何一个左翼人士的集会你都会听到这么一番话。但我认为有必要意识到这不只是无稽之谈，而且是只有那些由金钱和战舰将自己与现实隔开的人才会说出来的无稽之谈，因为当一个人说民主社会并没有自由，而且它和极权主义社会并没有什么两样时，区别其实是存在的：在我们的国家我们不怕站出来说出自己的想法。英国可能有秘密警察，但重要的是我们并不怕他们。我的演讲总是被密探偷听，但我不用去理会他们，而且不会有人身危险。事实上，所有表明极权主义和民主是同一回事的言论——用斯大林的话说，民主与法西斯主义是孪生兄弟——说到底就是认为程度上的差异并不是真正的差异。这是一个古已有之的谬论，甚至有一个古希腊文的名字，但我忘记了。我能针对有限的读者写出我想说的话，他们或许能够再影响数百人，这或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经过两年的战争，我们被逼到了非常严重的困境，但比起两年前，在我说出自己的想法时，我并没有变得更加害怕。即使民主和极权主义真的没有区别，至少人们对它们的观感没什么两样这句话就不是真的。 我认为这不仅表明像我们这样的旧式社会和新式的极权主义国家之间有着真正的区别，前者还会讲究政治道义，而且证明我们的社会除非从外界施加压力，否则不会朝某个方向改变。有些价值似乎不会失去，即使在生死关头也会坚持。但请注意，我只是说我们的民主制度本身不会朝某些方向改变，但我并不是说它完全不会改变。它肯定会发生改变或步入消亡。如果说这个世界有一件事情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当前这种形式的资本主义民主一定不会一直存在下去。想象一下我们没有在打仗，回到张伯伦执政的美妙旧时光。在那种情况下，如果我要证明资本主义民主无法继续维持，我认为我会指出现在所谓的民主国家的生育率没有达到更替水平，大部分新生的人口是在非民主国家。一旦生活水平达到一定的标准且人们拥有做他们想做的事情的能力时，生育率总是会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这并不是因为经济不稳定，虽然那是很流行的解释。要说英国和美国的经济要比生育率极高的中国和印度更不稳定根本是在胡说八道。恰恰相反，这是源于资本主义民主的内在本质，那就是享乐主义的原则。我们的出生率很低是因为人们形成了消费主义的心态。过去二十年来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活最重要的特征就是不停地努力出售商品，却没有足够的购买力。这包括教导群众汽车、冰箱、电影、香烟、皮衣和丝袜这些东西要比孩子更加重要。但是，有更直接的理由表明资本主义社会将无法生产，那就是我们正在进行战争。我无需得罪左翼群体就可以指出资本主义国家在进行战争时的弱点。如果要我对《每日电讯报》的读者进行演讲，我会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创造利润是一个人的主要动机，我会列举的例子是：就在战争爆发的前一个星期，英国人仍在争相热情地向德国出售铅、镍、铜、橡胶、虫胶等商品，心里知道几个月后它们就会被做成炸弹扔到他们身上。但当我为信奉社会主义的读者们写文章时，我不用去指出资本主义民主的结构性缺陷，它迫使资本主义要么作出改变，要么走向毁灭。我坚持认为，我们的一些缺陷是由享乐主义原则造成的，而且在民主社会里，人们会被鼓动对自己根本一无所知的事情投票。 过去二十年来民主社会最糟糕的一件事情是很难进行直截了当的交谈或思考。让我指出一个重要的事实，我会说它或许体现了我们的社会结构的本质，那就是：它建立在有色人种的廉价劳动力之上。当前的世界局势是，我们正在压榨饥肠辘辘的亚洲苦力。英国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一直被人为地抬高，因为它建立在寄生经济之上。和每个人一样，工人阶级也在剥削有色人种，但据我所知，过去二十年来你没办法在英国的报刊里找到对这个事实的明确承认或对它进行探讨的内容——至少在广为关注的报刊里没有。过去二十年来我们作为一个剥削有色人种劳动的国家，有两个方针政策可以进行选择。一个是明确地宣布我们就是主子——请记住，希特勒就是这么对人民说话的，因为他是极权主义国家的领导人，在某些问题上能够直言不讳——我们就是主子，我们依靠剥削劣等民族而生存，让我们团结起来并尽可能地压榨他们。这是一个方针，这就是我们应该说的话，如果《泰晤士报》有胆量的话，它就应该作出这番宣言。但它并没有这么做。另一个可能采取的方针是说出下面这番话：我们不能永远剥削这个世界，我们必须公平地对待印度人、中国人和其它民族，因为我们的生活水平是人为抬高的，而且调整的过程将会是痛苦和艰难的，我们必须做好暂时降低生活水平的准备。而且，由于强权势力会竭力阻挠被欺压的民族获得权利，我们必须武装自己，准备可能会发生的内战，而不是一厢情愿地要求提高工资和缩减工时。这就是《每日先驱报》有胆量的话应该说出口的内容。再一次，你找不到哪份报刊直白地说出这番话。在依赖发行量和消费品广告而生存的报纸上你无法说出这样的话。这种无法直言的情况造成的结果之一就是我们无法全身心投入备战。我不会去指出右派的恶劣影响。这是非常明显的事情。但左派也应该承担一部分责任，而这是由于一个政党既要捍卫工资水平，又以为自己应当承担起国际道义这两件事情之间本质上的矛盾，这同样对我们造成了伤害。事实上，英国左翼的政策总是削减军备和鼓动战争。它总是要求推行积极的外交政策，却又不愿意或没有能力对群众指出他们需要作出非常沉重的牺牲才能进行军备，而没有军备根本不可能推行积极的外交政策。 我已经用我们的处境中的一个基本事实作为例子说明，生活在这样的社会里，我们无法说出真相。过去二十年来没有政治家在说出大英帝国的真相之后能够争取到追随者。我认为从这件事就可以看出任何民主社会在遭受到非民主社会的挑战时不可避免的缺陷——那些非民主的社会由目标明确的坏人统治，他们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不需要顾虑工会或依赖消费品广告的报纸，能轻易地迫使全体人民像奴隶一样劳动，像兔子一样生育。而且，另一个不是那么明显但从长期的角度看同样重要的因素是生活在富裕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的那些知识分子的特征。我们的知识分子，我指的是左翼知识分子——请注意，过去十年来英国没有哪个知识分子不是“左翼”人士——在本质上是资本的产物。这是一部分原因，而另一部分原因是英国的生活非常安稳。我总是惊讶于英国知识分子的思想是如此负面，而且没有坚定的信仰或正面的目标，总是有不切实际的空想，那些地位不是那么安稳的人根本不会这样。在这篇文章里，因为篇幅限制我无法列举英国知识分子所有不切实际的想法。我会只举一个明显傻帽和荒谬的想法作为例子，几乎是盎格鲁-撒克逊文明特有的，那就是和平主义。像和平誓约同盟所提倡的和平主义根本是无稽之谈，没有哪个接触过现实的人会相信它。任何略通世务的人都知道如果政府不能使用武力，任何群体甚至个体都可以将它推翻。我们所了解的社会必须以暴力作为基础，连一个六岁的孩子都明白这个道理。但在英国，我们几十年来生活在非常安逸的环境里，你一辈子可能都不会看到死人，不会挨揍，不用露宿或挨饿——因此，根本不需要去看看你的生存所依赖的根基。在这样的气氛里，再愚昧的思想都可能产生，而且能够影响各式各样的人。你可以看到这一思想对英国知识分子对这场战争的态度所造成的影响，我认为这种影响始于1935年或1936年，最晚不迟于1936年。在1935年到1939年间，所有左翼知识分子就像一群绵羊那样支持战争。他们要求对德国要有强硬的立场，却又反对进行扩军战备。战争一爆发左翼知识分子又转而反对战争。这不是因为苏德条约和你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捍卫苏联政策的态度。它影响了许多并非亲俄派的人，据我所知亲俄派在6月22日之后并没有改变他们的反战立场。我的看法是，这只是因为过去二十年来所形成的不切实际的态度和我们的社会那些有思想的人士的不满倾向。研究英国左翼人士思想最好的地方是《新政治家报》这份周刊，它是各个左翼思潮的会集地。我觉得作为一份杂志，《新政治家报》徒有虚名。多年来我一直定期阅读它，但从来没有看到它有一以贯之的政策或提出过有建设性的意见——事实上，它只体现了阴郁的思想和对任何时事的自发不满。它所表达的内容就只是形形色色的英国左翼知识分子并不喜欢他们生活其中的社会，与此同时，又不愿意付出努力或承担改变社会的责任。 请注意，到目前为止我所说过的话或许已经在《泰晤士报》那些傲慢的副刊评论上刊登过了，听上去就像是艾伦·帕特里克·赫尔伯特 (2) 等人所热衷的对“高雅人士”的抨击。但非常重要的是要意识到问题的另一面。为什么富裕的资本主义社会孕育出疣子一般不满的知识分子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呢？原因在于，像我们这样的社会，知识分子根本不能起到作用。过去二十年来，特别是在英国和美国，法国的情况也差不多，有思想的人没有真正的工作，也没有社会地位。如果他有工作，那只是因为有许多资本可以去敲诈，有许多进了腐朽的第三代食利阶层口袋的利益可以瓜分，他们把钱花在了资助画廊和文艺评论上，为真伪难辨的艺术家提供收入。有思想的人没有机会让自己成为有用之人或觉得自己有用。甚至当英国卷入战争时以及在战争最绝望的时刻，情况依然如此。我记得在这场战争一开始的时候我和一份左翼周刊的编辑聊天，他对我说：“你知道吗，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在战争第一天就向政府写信毛遂自荐，希望能够做点贡献。”我说：“我也写信了。”我的朋友我们姑且叫他X，他说：“我也写了，但不同的是克里普斯是个有身份的人，得到了回应。”——当然，答案是否定的。从中你能了解到知识分子在我们的社会里的尴尬地位。即使政府能够起用他们，他们也没有机会发挥自己的才华，而是去当不堪重任的士兵或不靠谱的文员。而打仗时是这样，和平时期更是如此。看着世界地图你会发现有将近四分之一的地方涂成了红色。那就是大英帝国——我们要记住，尽管有种种弊端，大体上在大英帝国境内要比在境外好一些。这整片广袤的地域由不能被称为知识分子而且与知识分子根本没有接触的人实施管理。过去二十年来知识分子根本无法从事行政工作，因为所有的工作都非常落后，而且赤裸裸地不公，他们一定会感到厌恶。他们生活在一个让他们一无是处的社会里，在这个社会里只有傻瓜才能发达。这就是他们总是牢骚满腹的原因。除此之外，他们拥有世界上最美妙的机会：他们有闲暇、金钱、安全、思想自由和更彻底的道德自由。过去二十年来布伦斯伯里的生活是各个时代的道德反叛者所梦寐以求的。但大体上过着这种舒适生活的人并不快乐，他们并不是真的喜欢他们表面上所追求的东西。如果社会能够不给予他们那么多福利但更加重视他们，或许他们将能够发挥真正的作用。 我只举出了资本主义民主的一两个本质缺陷作为例子。如果你为资本主义民主画一幅讽刺漫画，你可以这么画：在顶部是依靠分红为生的富人阶层；下面是依靠他们的数目庞大的专业人士、仆人、商人、精神分析师、室内装修人员等等，还有寄生的知识分子，靠假装斥责付钱给他们的人挣钱——就像是狗身上的虱子，让狗惬意地挠痒痒；最下面是工人阶级，享受着人为抬高的生活水准，总是在举行罢工要求买得起冰箱、电炉、唇膏和收音机的待遇。这是一幅不真实的图景，但请记住这是一幅讽刺漫画对现实的反映。这就是像英国这样的富裕国家给外界留下的印象。这也是意大利的电台宣传对我们的描述，虽然它们是夸张的谎言，但他们真的相信里面的一部分内容。 我要说的是，一个有着这些缺陷的社会，特别是当它陷入绝望的境地时，它将要么作出改变，要么步入毁灭。我对英国的评论也适用于美国。每当我阅读一本美国杂志或观看一部美国电影时，我都会觉得如果这些内容真的代表了美国，像那样的社会只有经历深刻的改变才能经受得住战争的冲击。如果我们的社会要生存下去，它一定得以更加纪律严明和坚强的姿态存在，将它的脂肪化为汗水，消灭追求利润的动机。但说到这儿，我不是透露了内心的秘密，声称要成功地对抗敌人我们就得变成和敌人一样吗？和平主义者有一则格言，很容易在不假思索的情况下就加以复述：“如果你与法西斯主义进行抗争，你自己也会变成法西斯分子。”我的回答一直是：“如果你与黑人打架，你就会变成黑人吗？”事实上，他们总是得想好几分钟才能想通，这暴露了他们的智商。事实上，要与纳粹德国进行斗争我们就要变得和纳粹德国一样这一说法根本不了解历史。德国之所以会走上这么一条道路，其根源在于德国的历史，而英国之所以走上另一条道路，其根源也在于英国的历史。重要的是要意识到我们所走的路不同。某些事情应该已经发生，但并没有发生，而且没有发生的迹象，或许证明了我所说的这个道理是对的。回到这么一个事实：我不害怕拿起笔写下这么一句话——如果我说这是一场帝国主义战争，而丘吉尔是资产阶级的棋子，我们应该明天就停止这场战争，我并不觉得害怕。正如前面我说过的，这番话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重要的事情不是我能说出这么一番话，而是在经过两年绝望的战争之后，人们仍可以自由行动并说出这样的对政府不利的话，我说出这番话仍然用不着觉得害怕。这意味着我们的社会缺乏往某个方向演变的能力。目前英国并没有真正的朝法西斯主义演变的迹象。不可避免地，某些事情能够导致法西斯主义：权力不可避免地正被收归中央，征用劳动力也不可避免地正在进行，但对言论自由的失败的管制表明法西斯思想并没有真的产生。左翼知识分子会以呆板的方式告诉你丘吉尔就是一个法西斯分子。这番话就像是戈培尔在说蒋介石是犹太人一样荒谬。事实的真相是，英国的统治阶级太落伍了，没办法朝真正的法西斯方向演变。让我举一件小事作为证明，它具有象征意义上的价值——所有的极权主义国家都禁止收听外国电台广播。众所周知，全欧洲都在热烈地收听英国广播公司的节目，但当人们能够去收听时，情况则截然相反。只要管制存在，人们总是会觉得你被禁止收听的广播或许讲述的就是真相。德国人有几档优秀的广播节目，包括几家在英伦群岛的伪“自由”电台，但没有人去收听，因为它们没有被禁。操纵德国政治宣传的人并不是傻瓜。从戈培尔的演讲中你能够察觉得出他知道如果他能取消禁令，人们就不会去收听英国广播电台的节目，但他不能这么做，因为让敌人畅所欲言的观念与法西斯主义格格不入。我们的政府是一个老古董式的专制体制，诞生于法西斯时代之前，它并不在乎你的思想，只要你的外在行为是正确的就行了。这里还几乎不存在极权主义思想。几乎没有人会为街头有人出现了“行为偏差”而感到义愤填膺。我认为这种即便物质条件存在也无法演变出极权主义思想的情况表明，只要我们能够避免被外部力量征服，我们的社会就不会放弃某些已经成为其特征长达数百年之久的传统与价值。 关于民主就说这么多，现在我要回答文章题目中的另一个词语——文化。和之前一样，这个词语至少有两个意思，既有人类学的意义，也有美学的意义。譬如说，你会发现南海一个岛屿上面的岛民吃人肉和奉行太阳崇拜，那是“文化”。而你买一本《牛津英语诗选》，然后在心里默读准备引用，那也是“文化”。但如果你追溯这个词的本义，你会发现这两个意义之间有一定程度的联系。文化意味着有控制的成长。只要有足够的水，任何土地都可以让植物生长，但它们会肆意放任地生长，我们称之为“自然”。而土地被耕种和作物被成行地种植，我们就称这块土地被“培化过” (3) 。我们还说一块土地有高层次的培化力 (4) 。如果你开垦出一块处女地，你在上面种不出什么特别好的作物。用这块地你无法种出最好的法国红酒葡萄，甚至种不出好的豌豆或莴苣。如果你在一块土地上深耕细作，并正确地对它施肥，你能够改变它的整体结构和质地，乃至它的颜色。你这么做是因为你要种出更好的作物，因此，在根本意义上，土地的价值取决于它的作物。文明的情况也是如此。我们说一个文明达到了高度的文化水平，因为每一代人都留下了某些能被称为艺术和智慧的事物。几乎不可避免地，评价一个文明的标准就是它所留下的艺术品。或许可以想象一个高度文明似乎存在于真空中，每一代人都尽情地享受生命，但什么也没有留下，我们就根本没有任何证据去证明这种事情确实存在过。另一方面，如果你在中美洲的丛林里挖掘出某个毁灭的城市，并发现了巧夺天工的雕塑品，光凭这些雕塑品你就可以说“这是一个高度发达的文明，这些人创造了高水平的文化。”艺术是重要的特征。它记录了人类在某个时刻对于宇宙的态度。一个优秀的文明会催生美妙的艺术品，这不是它的主要目的，却是它最重要的副产品。在一个理性健康的文明中，这番话不仅适用于我们所说的高雅艺术，而且延伸到所有的家居和应用性的艺术——家具、衣服、房屋、陶瓷、玻璃器皿、工具等等，甚至包括邮票和钱币的设计，这一切都是某一个兴盛的文明的体现。 当我将我所说的话加以延伸并涵盖服装和家具时，我似乎已接受了文明将会被毁灭的命运，放弃了对它的希望，因为虽然我们这个时代或许诞生了精美的主流艺术——你会注意到我说的是“或许”——但毫无疑问，对于所有的非主流艺术来说，这是一个难以忍受的丑陋的时代。去牛津街走上半个小时你就能看到比世界上所有的蛮荒部落加起来都多的丑陋的事物。当然，发生在我们身上，将我们的文化暂时抛出轨道的事情，是机器带来的冲击。我不会像有些人那样说我们能够立刻切断与机器文明的联系，并回归中世纪。历史绝不会让我们走回头路。但我们不能无视当你进入工业时代，你将必须经历一个或许会长达几个世纪、最触目惊心的丑陋的时代。和我们相比，一个原始人看上去似乎拥有完美的品味。譬如说，他不会穿丑陋的衣服。即使他只是穿着一块手帕大小的遮羞布，他也会穿得很得体。英国军队有一条规矩，或在不久前仍在推行这条规矩，表明了西方人在审美上的缺陷。一个英国士兵很少得到允许穿平民的衣服，而一个印度土兵在不值勤的时候总是可以穿他们自己的衣服，因为大家都知道他们是印度人，因此可以信任他们能够穿衣得体。而英国人就不行，除非他受过特别的训练，即便是这种情况下，他所谓的“好的衣着”也只是业已被接受的丑陋的规矩。但是，当你作进一步的了解时，你会看到原始人或野蛮人表面上品味的优越性只是一个假象，因为他一和机器文明接触，原始而优雅的品味就会立刻土崩瓦解。他不仅会热切地接受最丑陋的机器产品——给他一个值五先令的德国搪瓷腕表，他会用双手去捧着它——而且他的审美品味似乎在第一回接触后就消失了。我见过一个印度人穿着遮裆布又戴着高礼帽。就连我们也不会做出这种事情。但只要他坚持原来的衣着，他的品味显然很完美。对此的解释是：在漫长的岁月中，他们生活在一个几乎没有任何改变的文化里。一种确定的生活方式已经建立，就连最微小的细节如姿势和肢体动作都已经臻于完美，因此，一个人不会有多少机会犯错。而我们则生活在一个总是会犯错的时期。我们突然进入机器文明的时代，而这是数千年来最剧烈的变化。但我认为文化并不会彻底地步入毁灭，因为我们曾经经历过同样剧烈的改变，从游牧生活进入农耕生活，而新的文明建立起来了。目前我们只是处于发展的进程中，如果得以延续的话，你甚至能够大略地预言当我们拥有新的文化时会是什么样子。说当前这个时代没有文化就好像在说我没有胡须一样。我从来没有蓄过胡须，但它是可以长出来的，而且我可以告诉你如果它长出来的话大概会是什么样子。譬如说，我可以告诉你它不会是红色的。文化也是一样，我无法告诉你在公元2200年时我们的文明将会是什么模样，但我想我能预言它的一些特征。譬如说，我觉得我能预测我们仍将使用英语，而且与莎士比亚的英语有着共通之处，当然，前提是我们没有被外界征服。 现在是关键的时期。我们要为捍卫仅存的文明而尽最后的努力，但我不认为要对机器时代的到来感到悲观。我们最终会适应机器。但是，我们必须保卫自己不受极权主义的威胁，它或许会让文明迅速而彻底地死亡。为什么说我们所指的文明的每一样事物都受到极权主义的威胁呢？因为极权主义威胁到了个体的存在，而过去四五百年来，个体的重要性得到了张扬和强调，我们无法想象再次失去个体性的情形。我只单独讨论一种艺术形式以阐述极权主义对于文明的冲击，那就是文学，它与极权主义政府是格格不入的。乍一看上去我似乎是在回避问题的本质，选择了文学而不是其它艺术，因为在文学身上，高雅艺术与政治宣传之间的界限是最难划清的，因此，最直接受到政治变化的影响。但如果深究下去，我们将会发现在每一种艺术中，甚至包括陶艺和家具制作，极权主义对于个体情感所造成的影响同样是致命的。为什么说个体文学与极权主义格格不入呢？我们总是说纳粹分子是文学的敌人，但他们并不希望成为文学的敌人，如果他们知道如何避免的话。如果他们能突然间推出一个莎士比亚并说：“这位就是我们的莎士比亚”，他们高兴都还来不及呢。因为任何作家的驱动力或活力是他的情感，而他的情感不一定与政治必然性有直接的联系。极权主义国家对统治阶级歌功颂德，这意味着统治阶级是他们自己的权力的囚徒，而且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力，会不惜采取任何政策，无论它们有多么自相矛盾。而采取了这些政策后，他们必须证明这些政策是正当的，因此，所有的思想都是在为权力政治开脱。正统理论的气氛本身并不会对文学造成致命的影响。要认识到这一点，你只需要去想想中世纪。中世纪的人们生活在僵化的思想框架内，我猜想就和现在生活在德国境内的人没什么两样。但是，他们不仅能写出优秀的文学作品——中世纪后期诞生了明确的个体文学——而且有几位中世纪作家的思想非常自由，总是让我感到很惊讶。天主教信仰是强制性的，但并没有对他们造成戕害。当然，不同之处在于中世纪盛行的正统思想不会改变，或至少不会突然发生改变。人们被迫接受某一个思想框架或许并不重要。每个人的思想一定充满了从外界接受的信仰，而且满怀信任。譬如说，我无法证明地球是圆的——我能够找到合理的理由证明它不是方的，但要证明它是圆的需要用好几十页我无法理解的数学。但我长这么大，从来没有质疑过这个未经证实的信仰，而且这也没有对我造成情感上的困扰。另一方面，如果有人突然拿着一把上了子弹的手枪告诉我必须相信犹太人都不是人，我的精神世界会受到影响，而且一定会对我的写作造成破坏。 这就是如今资本主义民主体制与极权体制之间的重大区别。在英国，你一直会遇到与任何极权主义国家同样荒谬的事情，但你并不会被迫接受它们。比方说，六个月前斯大林是一个大坏蛋，如今他是个大好人。一年前芬兰人是好人，如今他们成了坏人。墨索里尼这个时候是坏人，但一年后他变成好人我可不会觉得奇怪。但说到底，没有人会完全相信这种事情。如果我写一本书的话，我不会被逼着说斯大林是好人，我也不用在绝望的焦虑中担心这本书出版前会出现政治变化，而我的情感也不会受到影响。在极权主义国家，很难想象会有超越政治宣传手册层面的写作。在这里有人会回应说：“但事实上我们这个时代的几位最好的作家都已经接受了法西斯主义。”这种论调如果你加以分析的话根本站不住脚。确实，直到1930年前后，欧洲最好的作家大体上都有反动倾向，但如果他们曾经支持法西斯主义，那是因为他们犯了错误，而在希特勒上台之前，这是很容易会犯的错误，认为法西斯主义是保守主义的一种形式。从那时候起，这个问题越来越清晰，但即使如此，接受法西斯主义的作家名单仍然令人印象深刻。《夜的尽头之旅》的作者塞林现在是巴黎的重量级作家，至少他的书很受重视。埃兹拉·庞德 (5) 正在罗马进行反犹广播。温德汉姆·刘易斯与莫斯利的运动有长期的联系，而奥斯伯特·西特韦尔 (6) 、罗伊·坎贝尔 (7) 在西班牙为了佛朗哥而战。有许多法国作家在法国沦陷后向纳粹分子投诚。但是，这些情况会造成误导，过去几年来罗伊·坎贝尔和温德汉姆·刘易斯已经改变了他们的很多看法，而且我们不知道那些投降变节的法国作家的动机。我刚刚提到的那些作家里，最有可能得到尊敬的是塞林。无疑，他在过去十年来所写的东西都是有反左和反犹主义倾向的毒草。但我认为他不能被当作一个接受法西斯主义的理智谨慎的作家。他只是一个走了歪路的好人。他的作品主题是表达对现代生活的不满。我想我曾经评价过他是一个从粪坑里发出的声音。和艾略特、马里坦 (8) 以及其他反对二十年代的理想主义国联气氛的作家一样，塞林反对的是接下来的十年间半吊子的左翼正统思想，而由于他是一个主要受憎恨和厌恶驱动的作家，他在反犹主义上一条路走到黑，他将纳粹主义视为虚无主义。在纳粹分子的眼中，塞林显然是布尔什维克主义文化分子，但因为他的名头太大，纳粹分子冒冒失失地拿他去对抗其他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投奔光明的文人的例子。但显然这种现象只会持续一代人。你无法想象出一个建立在《夜的尽头之旅》之上的文学传统。你无法相信有一代又一代的塞林这样的作家，所有的作品都在描写当代生活的恐怖和讨厌的一面——而且可以肯定那不是纳粹分子想要建立的文学传统。塞林或其他类似的作者，只是在混乱时期可以被暂时利用的满腹牢骚的个体。 我认为你必须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我们所了解的文学与个体的尊严密不可分，因此与极权主义的生活方式水火不容。而适用于文学的情况几乎适用于我们归入文化之下的几乎每一件事情。因此，你必须得出的结论是，虽然我们的民主体制一定会发生改变——事实上，它只有转变为社会主义体制才能继续生存——我们所指的文化与民主价值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消灭了民主不仅意味着失去某些优势、变得像其它文明一样，而且意味着文明的终结。我们必须保卫自己，不让这种事情发生，就像我们抗击火星人的入侵，保卫自己一样，因为我们别无出路。 但不要认为我说这些话是想表明当前我们的文明有许多值得保卫的东西。我们只是为了未来而战斗。我们处于浪潮的低谷，但我们知道很快浪潮就会再度掀起。我们不是文明的花朵，我们只知道，假如它继续生长，终有一天将会再度开花。在这个时代，我们只是未来的肥料，我将以这句令人很沮丧消沉的话作为结尾。 (1) 成文于1941年11月22日。 (2) 艾伦·帕特里克·赫尔伯特（Alan Patrick Herbert, 1890—1971），英国作家，代表作有《秘密的战斗》、《泰晤士河》等。 (3) 原文是“cultivated”。 (4) 原文是“culture”，也有“文化”之意。 (5) 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 1885—1972），美国流亡诗人、文学批评家，二十世纪现代主义文学运动前锋之一，曾翻译一系列东方文学（包括孔子的作品），促进东西文化交流。二战时庞德投靠墨索里尼，效忠纳粹政府，战后被收押于精神病院长达13年。代表作有《灯火熄灭之时》、《在地铁站内》等。 (6) 奥斯伯特·西特韦尔（Osbert Sitwell, 1892—1969），英国作家，代表作有《失去自我的男人》、《西奈山的奇迹》等。 (7) 伊格那修斯·罗伊斯顿·当纳切·坎贝尔（Ignatius Royston Dunnachie Campbell, 1901—1957），非洲裔英国诗人、讽刺作家，代表作有《夏宴：南部非洲的讽刺》、《饶舌的布兰科》等。 (8) 雅克·马里坦（Jacques Maritain, 1882—1973），法国天主教神学家，复兴中世纪基督教神父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理念，是《人权普世宣言》的起草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