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威尔书评全集（下） 评大卫·马修的《行动：决定性的时代》 (1) 介绍、选集、文集与评论式的传记总是不可信且带有误导性的，但如果你希望了解信息，它们是很有用的。你无法通读所有的作品，甚至要作大致了解也意味着接受大量的二手或三手信息。一位多年来我一直想要去阅读的作家是十九世纪的天主教历史学家亚克顿 (2) ，我怀着兴趣阅读了马修博士最新的作品，希望它能够提供一些有用的信息摘要。不幸的是，这本书很特别。它的副标题是《决定性的时代》，认为读者已经了解亚克顿生平的主要事实，而且主要描写的是他年轻时的家庭和教育的影响。因此，它面向的是希望对问题进行深入考察的读者。说到底，亚克顿代表了什么立场？他有着怎样的背景？是一个怎样的人？ 我不想伪称我一开始什么都不知道。我对亚克顿略有了解。我知道他是一个学养深厚的人，但他的《自由的历史》没有写完。我知道他从小就是一个天主教徒，而不是后来才皈依天主教，我知道红衣主教曼宁并不喜欢他——这些事情结合在一起，或许意味着他反对教皇至上论。我还知道那句永远不会被忘记的名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伟人通常都是坏人”被认为是他说的，但他其实并没有说——或者说，他说过类似的话，但措辞更加谨慎得当，这就是我所了解的所有内容。 从马修博士的书中摘录来看，虽然这本书很有可读性，而且有几个章节富有想象力，但它并不是一本编排得当的书或成功的阐述作品。作者知道亚克顿出身贵族世家，并一直在介绍无关主旨的社会历史。例如（出自一则对七十年代的生活的描写）： 在乡村，油灯是普遍的照明设施，点的是石蜡，在白色球形玻璃罩子里燃烧。白炽灯仍然只有城里的房子才有……在长长的石头走廊的另一头，仆人的宿舍里响起了清脆的铃声。银器闪耀着光芒，盛宴即将开始。当你穿过仆人的宿舍绿色的粗呢门帘时，迎面而来的是金属抛光剂的味道，还有浓烈的啤酒和波特酒的味道……在会客厅里，壁炉的火在熊熊燃烧，卧室里火光在刷了石灰的屋顶闪耀，新床没有挂上帐子，架子上摆着瓷瓶与闪闪发亮的肥皂盘子和海绵托架。 肥皂盘子，甚至关于亚克顿家世的那几章并没能让我们对主旨有进一步了解，所有这些内容所描绘的图景让人感到困惑。虽然亚克顿是一位天主教徒，但他似乎与辉格党的贵族走得更近。他的母亲是法国人，他接受的主要是德国的教育。他出生于1834年，年轻时因为宗教原因而被禁止在英国上大学 (3) 。在文化上乃至政治立场上，他支持德国反对法国，但他忠于南日耳曼而不是普鲁士。他是众多博学的评论刊物的编辑，曾经是下院议员，但在那里并不受欢迎。而且他鄙视那些典型的英国政客，譬如帕尔默斯顿 (4) ，因为他们思想浅薄，沉迷运动。他对新出现的都市无产者一无所知也不感兴趣，但因为他出身欧洲大陆，他不像英国的贵族那样看不起中产阶级。他成为格莱斯顿的追随者，乃至一位信徒，坚定地支持格莱斯顿的爱尔兰政策和马尤巴战役 (5) 的解决方案 (6) 。另一方面，他似乎反对公民权的普及。 从所有这些很难得出任何清晰的结论。但是，马修博士无意中对亚克顿的性格和思想作出了许多总结，并引用了很多他自己说过的话，以及其他或许他会认同的内容。他声言亚克顿比和他同一时代的人更清楚地预见到现代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危险，他最突出的力量是能够抓住理念的发展脉络——也就是说，他能够看清某一个理论学说将会导致怎样的结果，以及似乎并没有联系的政治理论其实是互相联系的。下面是几段他引用的话： “所有的自由都存在于不让政府的权力侵蚀内在世界的欲望中……自由源自于教会与国家的分离（‘分裂’并不贴切）。”——亚克顿 “由于专制权力而导致的两个体制的分歧最大莫过于一个要求主权法律的体制与其它体制的矛盾。”——亚克顿 “法国的巨大不幸是它更渴望平等而不是自由。”——托克维尔 (7) “在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里，那些能够永远摆脱专制政府的国家正是那些贵族阶层不复存在而且再也无法出现的国家。”——托克维尔 “我相信，一个人对社会自由、民权自由和宗教自由的深切而真挚的热爱必将促使他深切而真挚地痛恨民粹体制，因为它正是此三者的敌人。”——莎夫茨伯里 (8) “当博尔克 (9) 说一个人拥有享受自己的劳动成果的权利时，他拍案而起，并接受革命。”——亚克顿 “一个理解并热爱自由的民族，是不会容忍征兵制的。”——亚克顿。 “革命是改革的大敌，它使得明智而公正的改革不可能实现。”——亚克顿 “几个民族在同一政体下共存是一场考验，也是自由最大的保障。它是民主的工具……民族权利最大的敌人正是现代民族理论，将政府与国家等同起来，就基本上消除了所有民族可以和平共处的主观条件……因此，民族国家的理论，是历史的倒退。”——亚克顿 “除了福罗德 (10) 之外，我认为（卡莱尔）是最可恶的历史学家。英雄的信条凌驾于法律的信念之上，旗帜压倒了美德，惨剧随之而来……德国人爱他是因为他是他们自己的古典时代的回音。”——亚克顿 “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伟人通常都是坏人，即使当他们在发挥影响而不是行使权力时也是如此。”——亚克顿 你会如何看待这种既在倡导自由又在抨击自由的奇怪理论呢？人类应该获得自由，但大部分人应该被剥夺政治权利：国家是必要的恶，要对它抱以怀疑，但唯一能制约国家的事情——政治权力的广泛普及——同样不是好事。显然，如果我们接受关于博尔克的那番话，大部分人甚至不应该拥有经济权利。你必须记住，比起现在，这些言论在当时听起来并没有那么奇怪。上面所引用的莎夫茨伯里勋爵的话，现在读起来像是一段微妙的悖论，但他只是在重复迪斯雷利和数以百计的人的话。马修博士在书里并没有完整地解释亚克顿说的“自由”是什么。从上面我所引用的言论中看，那似乎是老得几乎已经被遗忘的贵族式的自由的概念——它认为，自由和平等是不兼容的；在一个等级分明、“人人各得其所”的社会里，人是最自由的；在一个有很多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而不受质疑的权力席位的社会里，专制主义无法得到发展，等等。我能从这本书里得出的结论是：亚克顿的立场——他是一个社会理论家，而不只是一个历史学家——是一种有道义的封建主义。但是，他对于民族主义的评论——那是在十九世纪中期说的，当时进步和民族自决几乎是同义词——表明他并非一个那么简单的人，等下一个下雨的星期天我找到合适的书目，我会看得更深入一些。 (1) 刊于1946年3月29日《论坛报》。大卫·马修（David Mathew），情况不详。 (2) 约翰·爱德华·达尔博格－亚克顿（John Edward Dalberg-Acton，1834—1902），英国历史学家、作家，代表作有《美国内战的历史地位》、《基督教的自由史》等。 (3) 从1581年起，牛津大学要求入读学生必须接受英国教会的第三十九条款才能被录取。从1616年开始，剑桥大学允许不同意这一条款的人接受教育，但不能获得学位。这一条款限制了罗马天主教徒、非国教信徒和犹太人入读牛津和剑桥大学，直至1871年这一条款才被废除。 (4) 帕尔默斯顿勋爵亨利·约翰·滕普（Lord Palmerston Henry John Temple，1784—1865），英国政治家，曾两度担任英国首相。 (5) 马尤巴战役（the Battle of Majuba），发生于1881年2月27日的南非马尤巴山，是第一次布尔战争的决定性战役，以英军的惨败而告终。 (6) 1881年8月，英国与德兰斯瓦人达成协议（《比勒陀利亚协约》），承认布尔人的自治权利。 (7) 亚历西斯·查尔斯·亨利·德·托克维尔（Alexis-Charles-Henri de Tocqueville，1805—1859），法国思想家、历史学家，代表作有《论美国的民主》、《旧制度与大革命》等。 (8) 莎夫茨伯里伯爵，即安东尼·阿什利·库珀（Anthony Ashley Cooper，Earl of Shaftesbury，1621—1683），英国政治家，辉格党创始人之一。 (9) 托马斯·博尔克（Thomas Burke，1886—1945），英国作家，代表作有《莱姆豪斯的夜晚》、《伦敦的间谍》等。 (10) 理查德·胡雷尔·福罗德（Richard Hurrell Froude，1803—1836），英国圣公会牧师，牛津运动发起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