窄屋 华沙咖啡馆里的一位女招待问我是不是游客。“事实上，”我告诉她，指着附近的十字路口，“我的家就在那儿。”那在我不懂他们语言的陌生国度中的四十七英寸28宽的小屋子，我没过多久就把它叫做“家”，实在是很令人惊讶。但我用来过夜的这狭长的屋子确实给人家的感觉。 仅仅三年前，这想法在我听起来还像个愚蠢的恶作剧。我手机上接到一个无法显示来电的号码。电话另一端的男人操着浓重波兰口音的英语，自我介绍说叫雅各布·什琴斯尼，是个波兰建筑师。 “一天，”他说，“我正走在克罗达纳大街上，看到两幢建筑间的一个狭缝。那个缝隙告诉我，我必须给你在那儿建所房子。” “太好了，”我说，努力让声音听上去是认真的，“按照缝隙告诉你的做准没错。” 两周后，我都已经把那次奇怪的对话归档到记忆中“不明所以的恶作剧”的文件夹里了，却又接到什琴斯尼的电话。这次他是从特拉维夫打来的。他想到这儿来，以便我们见个面，因为他觉得（也理应如此），我没把我们上一次的谈话太当真。当我们在本耶胡达大街的咖啡店相见时，他给了我更多关于按照我故事的比例建所房子的细节：尽可能简约，尽可能小。当什琴斯尼看到克罗达纳大街两幢楼之间没被利用的空间时，他决定必须给我在那儿建所房子。我们相见时，他向我展示了建筑设想：一幢狭长的三层屋子。 在我们见过之后，我带着华沙那房子的计算机模拟图去了我父母家。我母亲一九三四年生于华沙。当战争爆发时，她和她的家人最终进了犹太人隔离区。还是小孩子时，她就要想办法扶持父母和襁褓中的弟弟。孩子们可以通过对大人来说太小的缺口，逃出隔离区偷运食品。在战争中，她失去了母亲和弟弟。随后，她也失去了父亲，被彻底孤单地留在了世上。 许多年前，有一次她告诉我，当她母亲去世后，她告诉父亲她不想再斗争下去了，她不在乎自己是不是也会死。她父亲告诉她，她不能死，她必须生存下去。“纳粹，”他说，“想从大地上抹去我们家族的名字，只有你能够将它继续延续下去。熬过战争，确保我们的名字存活是你的使命。从而每个走过华沙街道的人都知道它。”在那不久之后，他死了。当战争结束，我母亲被送进了波兰的一家孤儿院，然后转去了法国的孤儿院，从那儿又到了以色列。她挺了过来，完成了她父亲的要求。她使整个家庭和他们的名字继续活在世上。 当我的书开始被引荐到国外时，有点令人惊讶的是，作为一个作家，我在波兰和德国更为成功。随后，与我母亲的生平一致，我在法国也获得了成功。我母亲没有再回过波兰，但我在她出生之国获得的成功对她非常重要，甚至重于我在以色列获得的成功。我记得在读了我第一本波兰语的作品集后，她对我说：“你根本不是以色列作家。你是流亡的波兰作家。” 我母亲看着那幅图还不足一秒。令我惊讶的是，她立刻认出了那条街道：绝对偶然的，窄屋将被建的地点，曾经是一座连接一大一小两个犹太隔离区的桥。当我母亲为她的父母偷运食物时，她必须穿越桥上一个由纳粹士兵把守的路障。她知道如果她带着一条面包被抓住，他们会在那个地方杀了她。 现在，我正在这儿，在同一个十字路口，而那窄屋也不再是模拟图。在门铃处有一个标志，用大而骄傲的字体写着“凯雷特之家”。现在我觉得我母亲和我完成了外公的遗愿，我们的名字又一次活在了这座几乎没有留下任何我家痕迹的城市。 当我从咖啡馆回来，有个邻居在门口等我，一个年龄甚至比我母亲还大的女人，拿着个罐子。她住在街对面，听说了窄屋的事情，想用她亲手做的果酱欢迎新的以色列邻居。我感谢了她，并向她解释说我在房子中的居住是有限的，象征性的。她点点头，但并没真的听我解释。我从路上拦下的小伙子把她的波兰语翻成英语，没再翻译我的话，他用抱歉的口吻说他认为她没怎么听。我又一次谢了那女人，转身走进房子。她抓住我的手，开始了一段悠长的独白。帮她翻译成英语的小伙子几乎跟不上她的节奏。“她说，”小伙子告诉我，“当她还是小姑娘的时候，她有两个同班同学住在离这儿不远的地方。两个小姑娘都是犹太人，当德国人入侵这座城市时，她们被迫搬去了犹太人隔离区。在她们离开前，她的母亲做了两个果酱三明治，让她拿去给她的女朋友们。她们拿着三明治谢了她，之后她再也没见过她们。” 老妇人点着头，好像在证实他用英语说的一切，当他说完后，她又补充了几句话让他翻译。“她说她给你的果酱，就是她母亲给那两个女孩的三明治中抹的同一种果酱。不过时代变了，她希望他们再也不会强迫你离开这儿。”老妇人继续点头，她眼中满是泪水。我给她的拥抱一开始吓到了她，但之后让她非常开心。 那晚，我坐在窄屋的厨房里，喝着茶，吃着一片面包，上面的果酱因慷慨而甜蜜，因回忆而酸楚。我继续吃的时候，台子上我的手机震动起来。我看看屏幕，是我母亲。“你在哪儿？”她用当我还是小孩，从朋友家回来晚了时的焦急口吻问我。 “我在这儿，妈妈。”我抽抽搭搭地回答，“在我们华沙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