操场败北 我不想吹牛，但我在带孩子去伊齐基尔公园（那是我儿子在特拉维夫最喜欢的地方）的家长们心目中树立了一个特别的，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神话般的地位。我不能把这特别的成就归因于我可能拥有的势不可挡的魅力，而更应该归因于两个普通、不起眼的品质：我是个男人以及我几乎不工作。因而，在伊齐基尔公园，我被取了个“哈爸”的绰号，或被称为“那位父亲”，一个被公园里所有常客怀着极度的尊敬、拖着长音招呼的、近乎虔诚又略带异族感的昵称。我所在社区里绝大部分父亲每天早晨都去工作，而我天生的困扰我多年的懒惰秉性，最终被解释成特殊的敏感与慈爱，显示出对孩子们年幼稚嫩的心灵真正的理解。 作为“那位父亲”，我可以积极参与很多种话题的谈话，这些话题我是最近才熟悉起来的。我的知识面广到可以从护理啊，吸奶器啊，谈到布尿布相对于同类型的一次性尿布的优点。谈论这些话题几乎令人意想不到的舒心。对于一个把他短暂的存活看作不同寻常而绝非琐碎无聊，每日的谷歌快讯内容局限于“伊朗核武器发展”和“犹太人+种族灭绝”这样狭窄的范围里而紧张过度的犹太人来说，没有比安静地聊几个小时用有机肥皂消毒的奶瓶和婴儿屁股上粉红色的皮疹更愉快的了。不过这个星期，魔力终结了，政治现实暗暗地潜入了我的私人天堂。 “跟我说说，”三岁的罗恩的妈妈奥利特天真地问道，“列维长大之后会去参军吗？”这个问题让我措手不及。过去三年中，我不得不处理一些关于我儿子未来的试探性问题，不过大多数问题恼人但不具威胁性，诸如“你会不会建议他成为一名艺术家，即使从你的衣着来看这工作没什么赚头”之类的问题。不过关于军队的问题把我投入了一个截然不同的、超现实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我看见许多强壮的婴儿穿着环保尿布，骑着小马从山上冲下来，粉红色的手里挥舞着武器，喊着凶残的战斗口号。而面对他们，站着胖乎乎、孤零零的小列维，穿着破旧的制服和军用背心。过大的绿色钢盔滑到了他的眼睛上，他小手里紧抓着一把带刺刀的步枪。第一波穿着尿布的骑士几乎要到他面前了。他把步枪抵上了肩膀，闭上一只眼睛瞄准…… “你到底会怎么说？”奥利特把我从不愉快的遐想中叫醒了，“会不会让他去军队服役？别跟我说你还没考虑过这个问题。”她的语气中有种责备的意味，仿佛我和妻子没有讨论过我们孩子未来的军旅生涯，跟他没打麻疹接种疫苗一样不应该。我拒绝屈服于自然萌生的负疚感，并毫不犹豫地回答道：“不，我们还没谈论过这个。我们还有时间。他只有三岁呢。” “如果你觉得你们还有时间，就好好利用吧。”奥利特挖苦地回敬我。 “鲁文和我已经为罗恩决定好了。他不会去参军。” 那晚，坐在播放着新闻的电视机前，我把发生在伊齐基尔公园的奇异事件告诉了妻子。“这不奇怪吗？”我说，“讨论是否要招募一个连自己的内裤还不会穿的孩子。” “这一点儿也不奇怪，”我妻子回答，“那很自然。公园里的每个母亲都在跟我谈这个。” “那为什么她们到现在才跟我谈这个？” “因为你是个男人。” “我是男人，”我争辩道，“可她们跟我谈照料孩子也没什么障碍啊。” “那是因为她们知道谈照料孩子时你会理解和同情，但谈到去军队服役的话，你会变刻毒的。” “我并不刻毒啊，”我替自己辩护，“我只是说孩子还那么小，处理这个话题太奇怪了。” “从列维出生那天起我就开始处理这个问题了，”我妻子坦白道，“而且如果我们现在开始讨论这个问题的话，我的意见是不希望他去服役。” 我沉默了。经验告诉我有些情况下保持沉默更好。因而，我努力保持沉默。生活给了我很好的建议，但有时我拒绝采纳。“我觉得说那样的话太专制了，”我最终说，“毕竟，最终会是他自己来决定那些事。” “我宁愿专制一点，”我妻子回答，“也好过十五年后在奥利弗山上参加一场军队葬礼。如果说保护你的儿子远离生命危险叫做专制的话，那我就专制好了。” 在那个问题上，争论升级了，我关掉了电视机。“听听你说的，”我说，“你说起来好像参军是一项极限运动似的。但我们又能做什么？我们生活的这个地区是我们赖以生存之所。所以你实际上说的是，你宁愿让别人的孩子进入军队，牺牲他们的生命，而让列维享受生活，不用冒任何危险或在形势需要时去肩负责任。” “不，”我妻子回答道，“我说的是我们很久以前就可以达成一种和平的解决办法，而我们现在仍然可以。但我们的领导人不让自己那么做，因为他们知道大多数人像你这样：他们毫不犹豫地把自己孩子的生命托付到了政府不负责任的手中。” 我正准备回答她时，感到了另外一双大眼睛正看着我。列维站在客厅门口。“爸爸，”他问，“你干吗跟妈妈吵架？”“我们没有真的吵架。”我试着想点话出来，“这不是真的战斗17，只是演习。” 从和奥利特的那次对话后，公园里再没有哪个母亲跟我谈过列维服役的事情。不过我依然不能在脑海中想象他穿着制服、背着步枪的样子。就在昨天，在沙箱那儿，我看见他推了反战主义者奥利特的儿子罗恩，而稍后，在回家路上，他又拿着根树枝撵猫儿。 “开始存钱，爸爸，”我对自己说，“开始存钱准备找辩护律师。你在这儿抚养的不止是一个士兵，还是个潜在的战犯。”我会很高兴跟我妻子分享这些想法，但在我们差点没能活过上一场冲突之后，我不想再开始新的一场了。 我们通过几条协议结束了争执。首先，我建议了一条听起来公平的解决方法：等孩子十八岁了，我们会让孩子自己来做决定。不过我的妻子立即表示反对，声称他在各种社会压力的围绕下没有能力做出真正自由的选择。最终，在精疲力竭又没有其他解决办法的情况下，我们决定在唯一一条我们俩都同意的规则上折中：在未来的十四年间，致力于家庭及地区的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