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年 从头再来 我有个好父亲。我知道自己很幸运，不是每个人都有个好父亲的。上周，我陪他去医院做一个很常规的检查，医生们告诉我，他要死了。他舌根部位的癌症已到晚期。那种状况下已无法恢复健康了。几年前，癌症已降临在我父亲身上。那时医生们是乐观的，而他的确击败了疾病。 这次，医生们说有几种选择。我们什么也不做，我父亲在几周后死去。他可以接受化疗，如果起作用的话，能多给他几个月的生命。他们也可以给他做放疗，不过很可能它的伤害要大于助益。或者他们可以动手术，摘除他的舌头和喉咙。那是个复杂的耗时将超过十个小时的手术，而考虑到父亲年事已高，医生们认为这不是个可行的选择。不过父亲喜欢这主意。“在我这年纪，我不再需要一条舌头啦，只要头上有眼睛，心脏在跳动就行了。”他这样告诉那个年轻的肿瘤专家，“能发生的最糟糕的情况不过是：我不能亲口说出你有多漂亮了，而是得把它写下来。” 医生脸红了。“如果手术成功，你不光是不能说话，还要面临手术创伤。”她说，“还要遭受痛苦和进行康复治疗。这可是对你生活质量的一次巨大打击。” “我热爱生活，”父亲给了她一个固执的笑容，“如果生活质量好，最好不过。如果不好，就不好呗。我没那么挑剔。” 在我们从医院回家的出租车里，父亲抓着我的手，好像我回到了五岁。我们准备穿过一条繁忙的街道。他兴奋地谈着各种治疗方案，就像一个企业家谈论各种新的商业机遇。父亲是个商人。不是穿着西装三件套的企业大亨，只是一个平常的喜欢买卖的人，而如果他不能买或卖的话，他就准备租进或租出。对他来说，生意是与人会面、交流、筹谋的方式。如果让他去书报亭买包烟，十分钟之内他就会跟柜台后的家伙聊起一个可能的合作项目。“当下我们真的遇上了一个理想情况，”他一边抚摸着我的手，一边十分认真地说，“我喜欢在事情到谷底时做决定。现在的情况太恶劣了，我只能向前看：做化疗，我没多久就完蛋；做放疗，我下巴全烂光；每个人都确定我在手术中活不下来，因为我已经八十四了。你知道我有多少地块是在这种情形下买来的？当所有者不想卖，而我口袋里一个子儿也没有的时候？” “我知道。”我说。我确实知道。 我七岁的时候，我们搬家。我们的旧公寓在同一条街上，我们都很爱它，但父亲坚持要我们搬去一个更宽敞的地方。在二战期间，我爸爸和他的父母，还有其他一些人，在波兰小镇的一个地洞里藏了将近六百天。洞太小了，他们不能在里面站着或躺下，只能坐着。当俄国人解放了那个地方，他们不得不把我父亲和我祖父母架出来，因为他们自己已经动不了了。他们的肌肉已经萎缩。他在洞里度过的时光让他对隐私很敏感。事实上，哥哥、姐姐和我在同一个房间里长大让他抓狂。他想让我们搬去一个每人都有自己房间的公寓。我们小孩其实喜欢共住一间房，不过当父亲打定了主意时，就没有回旋的余地了。 我们打算搬离已经被他出售的老公寓前几周的一个周六，他带我们去看新房子。我们都洗了澡，穿上了我们最好的衣服，虽然我们知道去那儿并不会见到什么人。不过，毕竟不是每天都能见到新公寓的。 虽然公寓已经竣工，但还没人住。当父亲确认我们每个人都进了电梯后，他按了五楼的按钮。那幢楼是街区唯一一幢有电梯的房子，它短短的上升过程令我们震颤。父亲打开了新公寓钢筋坚固的门，开始向我们展示房间。先是儿童房，再是主卧，最后是起居室和超大的阳台。视野太美了，我们每个人，尤其是父亲，在将成为我们新家的神奇宫殿中狂喜。 “你们见过这样的景色吗？”他抱着母亲，指着从起居室窗户可以望见的绿色小山。 “没见过。”母亲勉强回答。 “那你为什么一张苦瓜脸？”父亲问。 “因为没有地板啊。”母亲低声咕哝着，低头看看我们脚下的尘土和裸露在外的金属管。直到这时我才随着哥哥和姐姐一起低头，看到母亲所看到的景象。我的意思是，在这之前我们都看到了没有地板，但是由于父亲的兴奋和热情，我们都没太在意这个事实。父亲现在也朝下看了。 “抱歉，”他说，“已经没有多余的钱了。” “在我们搬过来后，我是要刷地板的，”母亲用她最平常的口气说，“我知道如何刷瓷砖，而不是沙子。” “你说得对。”父亲说着，试图去拥抱她。 “我说得对这个事实不能帮我打扫干净房间。”母亲说。 “好了，好了，”父亲说，“如果你不再抱怨这个，让我安静一会儿的话，我就考虑考虑这个问题。你懂的，是吧？”母亲毫无把握地点点头。电梯下行的时候，欢乐气氛少多了。 当我们几周后搬进新公寓时，地面全铺上了瓷砖，每个房间一个不同的颜色。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前期的社会主义以色列，只有一种颜色——芝麻色的瓷砖——而我们公寓的彩色地砖：各种红色、各种黑色、各种棕色，与我们曾见过的任何颜色都不同。 “看见了吗？”父亲自豪地吻着母亲的额头，“我告诉你我会考虑这事的。” 只过了一个月，我们就发现了他是怎么想办法的。那天当我一个人在家洗澡时，一个灰色头发、穿着领尖有纽扣的白衬衫的男人带着一对年轻情侣进了浴室。“这些是我们的‘火山红’瓷砖。直接进口自意大利。”他指着地板说。那个女人首先注意到了一丝不挂、满身打着肥皂的我正盯着他们。他们三个人迅速道歉，离开了浴室。 那天吃晚饭的时候，我告诉每个人发生了什么事，父亲这才揭开了他的秘密。由于他没钱买瓷砖，他就和瓷砖公司达成了交易：他们免费提供瓷砖给我们，而父亲让他们把我们的公寓当做样板房。 出租车已经到了我父母住的大楼，当我们下车时，父亲依然握着我的手。“我就喜欢在这种情况下做决定，当没有什么可以失去时，怎样都是赚了。”他重复道。当我们打开公寓的门，扑面而来的是愉快、熟悉的气息，上百种颜色的瓷砖，以及唯一的强有力的希望。谁知道呢？也许这一次，生活和父亲也会令我们惊讶不已地达成另一个意想不到的交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