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守卫者 没什么比在东欧待几天更让你意识到自己的犹太身份了。在以色列，你可以一整天穿着无袖T恤在烈日下四处游荡，感觉自己跟非犹太人没什么两样：发会儿呆，看场戏，读一本布尔加科夫的好书，来杯爱尔兰威士忌。但在波兰机场，当他们在你的护照上盖章的时候，你开始感觉不同了。你也许仍然能品尝到特拉维夫的生活风味，在终点站的到达大厅里，上帝也并未在上方破碎的荧光灯的闪光中向你显现，但是随着哪儿都有的那股猪肉味儿，你渐渐觉得自己有点像个改宗者。突然，你被离散的犹太人包围了。 自你在以色列出生之日起，他们就教你过去几个世纪在欧洲发生的只有一系列的迫害和屠杀，尽管人还有常识，但那种教育仍然在你脏腑里激起怨愤，腐烂化脓。这是一种很不愉快的感受，不知怎的总会在现实中被确认。当我回忆起上周在东欧的旅行时，实在想不起什么大事；没有哥萨克强暴你的母亲或姐妹。但街上似乎就是有什么恶意，快要坍塌的墙上的大卫之星涂鸦或模糊不清的标语，或正对你窗户的教堂十字架的反光路径，或一群德国游客对波兰多雾的乡村产生共鸣的谈话方式。 问题来了：这是真的，还是恐惧症？这些“半反犹主义”事件是因为你早有预计而在你脑海中形成了暗示？比如我妻子，坚信我在甄别纳粹气息方面有超能力。不管我们在哪儿——墨尔本、柏林或萨格勒布7，我都能在十分钟之内发觉那地方的纳粹气息。 当我以作家身份第一次去德国时，大概是十五年前，当地的出版商邀请我去一家非常棒的巴伐利亚餐厅（我承认这听上去像矛盾修辞法）。才刚上主菜，一个六十岁左右、高大魁梧的德国人走了进来，很大声地说话。他脸很红，看上去喝醉了。从他喷向空中的含混的德语里，我只听出两个他不断重复的词：“犹太人滚出去。”8我走到那家伙跟前，试着以平静的语调用英语说：我是犹太人。你想让我从这儿出去？来呀，你试试看，把我弄出去。那个德国人不懂一点英语，继续用德语叫嚣，于是我们立刻就推搡起来了。我的出版商试着劝架，要我回去坐下。“你又不懂他说什么。”他试图解释。但我坚持己见。我觉得我理解得一点也没错。作为纳粹大屠杀幸存者的第二代，我觉得我比餐厅里任何一个平静的顾客更懂得正发生的事。侍者找了个时机把我们分开，那醉汉被扔了出去。我回到了桌边。我的食物都冷了，但我反正也不饿了。在我们等结账的时候，我的出版商用低沉、平静的嗓音解释道，那个疯狂的醉鬼是在抱怨一个食客的车挡了他的车。我听上去像“犹太人滚出去”的“Juden raus”实际上是“jeden raus”，约略可以翻译成“外面旁边”。当账单来的时候，我坚持要付账。可以的话，算是给已经变了样的德国的赔款。我又能怎样呢？时至今日，任何其他德语词汇依然让我警觉设防。 不过常言道：“疑心病重不等于没人找麻烦。”过去的二十年里，我一直在周游世界，遭遇了多次确定无疑、不能以听错了发音来搪塞的反犹经历。 比如，曾有一个匈牙利家伙，在我的一场布达佩斯图书馆讲座后跟我在当地的一个酒吧里碰上了，他坚持要给我看他背上巨大的德国鹰的文身。他说他祖父在大屠杀中杀死过三百个犹太人，而他本人希望有一天也能达到一个接近的成绩向人吹嘘。 在一个宁静的东德小镇，一个两小时前看了我小说的喝醉了的演员向我解释说，反犹主义确实很可怕，不过你也不能否认，纵观历史，犹太人令人不可忍受的举止行为本身替反犹主义煽了风点了火。 一个法国酒店的职员告诉我和阿拉伯裔的以色列作家萨伊德·卡书亚，如果他能够做主的话，这个酒店会拒绝接待犹太人。那个夜晚余下的时间，我都在听萨伊德咕哝，在被犹太复国军占领了四十二年后，还不得不忍受被视作一个犹太人的侮辱。 还有仅仅一个星期前，在波兰的一个文学节上，有个听众问我生为一个犹太人是否感到羞耻。我给了他一个符合逻辑的、不带一丝感情色彩的、理由充分的回答。那个听众认真地听完，鼓起掌来。但是，之后在酒店房间里，我久久难以入睡。 再没有什么比吹几天心旷神怡的十一月非洲热风更能让人把犹太人问题抛之脑后的了。中东直射的阳光将离散犹太人的痕迹从你身上燃烧殆尽。我最要好的朋友乌兹和我一起坐在特拉维夫的戈登海滩上。坐在他身边的是克里斯塔和雷娜。“别告诉我，”他边说边试图以毫不成功的心灵感应来遮掩他皮肤上胀开的角质，“你们都来自瑞典。” “不是。”雷娜笑道，“我们来自杜塞尔多夫。德国。你们知道德国吗？” “当然，”乌兹起劲地点头，“发电厂乐团，摩登淘金合唱团，尼采，宝马，拜仁慕尼黑……”他绞尽脑汁搜索与德国相关的事物，但无济于事。“嗨，兄弟，”他对我说，“我们送你去大学那么些年是为了啥？快来给咱们的对话添点料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