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姆斯特丹 “9·11”事件过去还不满一周，肯尼迪机场看上去像是一部B级动作片的摄影棚：神经质的保安穿着制服在候机楼巡逻，手持步枪，紧张地对着排成长列的数千旅客叫嚣。我原本计划那天飞去阿姆斯特丹参加一个时髦酷炫的艺术节，超现实主义的那种，只有六十多岁还四处游荡的暮年荷兰嬉皮士才能够幻想出来的艺术节。 在美国做了几个月的派驻艺术家之后，我很高兴能够离开。阿姆斯特丹不是以色列，但它很接近我喜欢的生活了，所以我同意飞去那儿过几天。而作为一个黝黑的有着中东口音和中东护照的外国人，在知道了艺术节之后我还得回美国挨上更苦恼的两个月，我对这次休整的需要近乎迫切。 那时候电子机票还不普及，那个友好的主办者写信告诉我，我的机票会在机场的荷兰皇家航空公司柜台等着我。柜台前一个不客气的女人坚持说没有我的票。这让我略微震惊了一下。我打电话给荷兰的艺术节主办者，他用愉快但睡意朦胧的声音接了电话。他说听到我的消息十分高兴，之后他想起来忘记给我寄机票了。“真糟糕，”他说，“我的即时记忆不如从前了。”他建议我在机场买票，等我着陆后，他给我报销。我告诉他这样机票可能很贵，他说：“伙计，这你就别操心了。即使那该死的票卖一百万你也买吧。你明天有一个很酷的活动安排，我们需要你在场。” 那个苦瓜脸的女士给了我一个经济舱中间的座位，要价两千四百美元，不过我都没试图讲价。一个很酷的活动以及我钟爱的妻子——那时还是我钟爱的女朋友——正在阿姆斯特丹等着我。我知道我必须上飞机。航班已经满员了，乘客们看上去有点焦虑和紧张。我知道这次飞行不会很顺利，但当我发觉我的位子上坐着个胡子拉碴、胳膊上有文身、戴着墨镜、看上去像“ZZ顶点”乐队里那肥胖邪恶的大哥的人，两边是一个修女和一个戴眼镜的中国人时，这次飞行就显得更困难了。 “不好意思，”我对那个胡子男有点腼腆地说，“你坐在我的位子上了。” “是我的位子，”胡子男说，“滚开。” “但我的登机牌上写着这是我的位子，”我坚持道，“你看。” “我才不看。”胡子男对我伸出的手视而不见，“我告诉你，这是我的位子。滚远点。” 既然如此，我决定叫空乘过来。她成功地让胡子男配合了一下，然后发现情况是，由于电脑错误，我们俩各拿了一张写着相同座位的登机牌。空乘以官方的口吻说，由于本次航班已满，我们两个中有一个必须下飞机。 “我觉得我们应该抛硬币。”我对胡子男说。事实是，我死也想留在飞机上，但看起来那是唯一能公平解决这一恼人问题的办法。“我才不抛硬币呢，”胡子男说，“我坐在我自己的位子上。不是你。快下去。” 就是那时，我觉得我超负荷的脑回路终于要爆炸了。“我不准备下飞机。”我跟回过来说我们妨碍了整架飞机的旅客的空乘说。“我要求你现在就下飞机，”她冷冰冰地说道，“否则我不得不叫保安了。” “叫保安吧，”我用快哭了的声音说道，“叫保安来把我拽下去。这只会让我要求你们航线赔偿的数额后面多加几个零。我为这张机票花了大价钱。我拿到了登机牌。我上了飞机，这就该完事儿了。如果飞机上没有足够的位子，你们可以自己下去。我来给乘客送餐好了。” 空乘没叫保安。代之出现的是一位白发蓝眼睛的机长。“我不准备下飞机，”我告诉他，“如果你们强迫我下去，我会起诉你们每一个人。你们每一个人，你听见我说的了吗？你知道，这里是美国。因为多少比这小的事都能拿到一大笔赔偿费。”在那一瞬间，本该显得特别有威胁性的时候，我开始哭了起来。“为什么你非要去阿姆斯特丹不可呢？”他问，“是你哪一位家人病了吗？”我摇了摇头。 “那是什么原因，一个姑娘？” 我点点头。“但问题不在她，”我说，“只是因为我不能再在这儿待下去了。”机长沉默了一会儿，然后问：“你坐过弹跳座椅吗？”我勉力控制住泪水说没有。 “我事先警告你啊，”他笑着说，“坐着十分不舒服。不过它会把你带离这儿，你可有好故事可以说了。”他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