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骑白马 ◎月 岛 故事要从一次出逃说起。 夜黑风高，少年和他的姐姐背上前半夜悄悄整理好的行囊，趁着月色出门。他们一路向北，试图赶上前行的新四军队伍，同他们一起北撤。少年年方十七岁，姐姐二十一岁。时值1946年。 传奇总是这样开场的。月黑风高夜。 或可换个场景。 晨曦初露，姐弟俩踏着田埂上结满露水的蒿草，匆匆赶路。他们心中惴惴，频频回首，渴望再看一眼家中的两个姐姐，又怕长姐知晓后，会阻止他们这个大胆的计划。 也或许，那是个晴空如洗的午后，空气因细密的蝉鸣声而炙热黏稠……抑或，是在一个将逝的黄昏，每一片晚霞都飘散成离愁的形状。 好吧，我坦白——我也不知道具体时辰。在母亲对我讲述他们——我的外婆和舅公的这段出逃史时，并未说到太多细节。但这不妨碍我在脑海中虚构出一副清晰的画面：他们身着泛旧蓝布衫，脚踩黑布鞋。他们的长姐，我的六姨婆为他们一针一线纳出的千层底早已被晨露浸得湿透。 “后来去成了吗？”我迫切地追问。 母亲好笑，“去成了哪还有你啊。” 那时，我尚且年幼，弄不清这许许多多的关系，只心中疑惑，他们去没去参军，跟我有什么关系？ 母亲说，你六姨婆舍不得他们走那么远。 “那六姨婆把他们捉回来了？” “唔……反正最后没去成。”母亲答得含糊。这样更好，便于我自由想象。六姨婆定是在木门吱呀一响时，便有了警觉。她快速翻身起床，黑暗中，来不及寻出鞋趿上，便急急光脚冲出门外。劝阻。不舍。泪水。长姐为母，母命不可违。姐弟俩于是回心转意。 我无法向我的外婆求证其中详情——我从未见过她。在我母亲十六岁那年，她就因病离世了。而舅公，我每年倒是会见上几次。那时，我们住在镇上，舅公家在县城。逢年过节，母亲常带上我去看望他。去之前，母亲嘱咐我，要懂规矩。我点头。母亲说，舅公了不起，年轻时，骑大马，佩手枪，好不威风。我心生敬畏。 大人们说着话，我在一旁偷偷打量，试图从他容长白净的脸上，发现些威风凛凛的蛛丝马迹。见我瞧他，舅公用他那双极黑极亮的眼睛看向我。“你吃橘子。”他说。他指着我面前的几个橘子，并不笑。我便有些忐忑，默默落下目光，一瓣一瓣往嘴里塞橘子。坐上片刻，母亲要走。舅公挽留不住，急急寻出一个袋子，装满了零食递给母亲。“带回去给孩子吃。”他说。仍是不笑。母亲让我道谢，我一仰头，望见舅公极黑极亮的眼睛，心下又是一阵怯怯。 那些充满轶事色彩的细枝末节，我便从未有勇气问出口。 在我的想象中，故事发生时，六姨婆应当很大了。既当严父，又做慈母，至少该有个中年人敦厚的身形，才担得住如此重担。许多年后，我翻看舅公的回忆录，发现六姨婆那年，其实也才刚满二十八岁。那时，距他们的父亲，我的曾外祖父去世，已有八年。而我的曾外祖母，在十七年前因产后惊风，不治而亡。去世那天，正是舅公的百日诞辰。 曾外祖父姓陈，为当地乡绅，设私塾，教村童，人称“陈善人”。早年娶倪氏女为妻，生一子四女（子夭折）。倪氏病故后，续弦蒋氏，即我的曾外祖母。曾外祖父为单传，待到他和蒋氏双双病逝，六姨婆姐弟四人便成了无父无母无叔伯的孤儿。异母的几个姐姐，虽交情甚笃，但皆已远嫁，无力照拂弟妹。十五岁的七姨婆、十三岁的外婆和九岁的舅公，全靠刚满二十岁的六姨婆一人拉扯着长大。按理说，陈家书香门第，小有家产，本可供姐弟四人安心度日。但到了曾外祖父去世那年，家中良田悉数散尽，仅剩薄田几亩供衣食之需。究其原因，要从曾外祖父这个“善人”之名说起。 民国廿年，农村遭受水灾，粮食失收，匪盗四起。村上一韩姓农民的独子为盗匪劫持，要他拿钱赎人质。韩姓无钱，乞贷于倪姓地主，为地主所拒，要其寻担保人。韩姓便乞求曾外祖父出面担保。曾外祖父素来仁慈，慨然允之。然久之韩姓无力还债，倪姓地主便力逼卧病在床的曾外祖父代其偿还。曾外祖父年老体衰，子女尚小，恐若不允，此事不能完结，日后危及子女安全，只好将自家祖遗田产近百亩，悉数代韩姓还了债。自此，家中经济一落千丈，近于破产。曾外祖父忧急之下，病情加重，不久离世。 我推算了一下，曾外祖父去世翌年，日军侵华。风雨飘摇中，几个孩子如何在惶惶中度日，真是不堪设想。舅公在回忆录里记载，1939年5月26日，姐弟四人正在水塘边的菜园摘菜，忽闻头顶飞机嗡嗡轰鸣。未及反应，一排机枪子弹如落雨般射入水面，六姨婆慌忙将弟妹揽在身下。所幸，子弹都打在水塘中央，几人逃过一劫，却吓得魂飞魄散，抱头痛哭。 如此相依为命着长大，六姨婆不希望姐弟南北分离，自是情理之中。但事实与故事还是有着些微出入。 ——“性情刚直的八姐和我主张北上，而性格温和的七姐则想到许多困难。英姐考虑到我年纪还小，身体又差，也不同意成行。”舅公如此写道。八姐即我的外婆，英姐为六姨婆。这么说来，北上一事是经过全家讨论后，一致做出的决定。外婆和舅公主张走，而六姨婆与七姨婆主张留。这期间，没有出逃，自然，也没有追回。 是年幼的我在脑海中大肆杜撰出这些奇情？ 不，我真切地记得母亲告诉我，“你外婆打定主意去参军，有天差点就走了。” 那么，是母亲在给我讲述这个故事时，做了适度的演绎？这让我不禁怀疑起舅公年轻时骑大马、佩手枪的真实性来。 我问起舅公，“你年轻时配有手枪？” “有一把。” 是一支勃朗宁小手枪。1949年，年仅二十一岁的舅公当上新青团区委书记时配的。 “你还会骑马？” “学一学就会了。” 某年深夜，舅公临时接到命令，远赴几十里外完成任务。时值寒冬，漫天大雪，没有任何交通工具，只能骑马前往。 这与我期待中如常山赵子龙般“扁舟飞汉水，匹马向当阳”的潇洒英武大为不同。但雪夜骑白马，倒也有几分清冷浪漫的色彩，满足了我的另一重想象。（什么颜色的马，舅公并未提及，我自行认定为白马——白马自然更好看些。） 说这话时，我已念了高中。问这些，一来是当真好奇，二来呢，也是为了找些话题，同舅公说说话。舅公已近耄耋之年，寡言一如既往。但我不再是当初那个羞怯的孩童了，逐渐明白，他虽不爱笑，也不爱说话，却愿意我在一旁坐着，愿意时不时能见到我，愿意我像只小麻雀似的叽叽喳喳。 我故意逗他：“你年轻时这么潇洒，肯定有很多女孩儿喜欢你吧？” 舅公颇为骄矜地笑了笑，算是默认了。 这话我其实是明知故问。我知道有女孩儿对他芳心暗许，不仅如此，我还知道那些女孩儿中，他倾心何人。母亲告诉我，舅公天资聪慧，年少求学时深得校长喜爱。下了晚课，校长常带他到家中，给予单独辅导。而校长家，有一个秀外慧中的女儿。接下来的事，你们肯定猜到了。没错儿，男孩和女孩从此一起念书，互生情愫。我听说这段故事时，正是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年纪，渴慕一切浪漫的、哀婉的、瑰丽的传奇。我脑海中那个身骑白马的画面里，自此多了一位温婉的妙龄女郎。可是那个女孩儿姓董，而舅婆姓曹。这之间发生了什么？ 拿到舅公回忆录时，我做的第一件事，是翻找与北上有关的细节，第二件便是在字里行间寻觅这段无疾而终的情感。翻来找去，只在“求学”一章找到寥寥几句：“我与修敬相处亲密……她于1965年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后分配至边疆工作。多年来，我们时有来往，亲如家人。”这段干巴巴的、档案式的文字记录简直让我大失所望。 我小心翼翼试探道：“那你那会儿，有心仪的女孩儿吗？” 舅公敛起笑容，抿着的嘴唇微微动了动。他要揭开谜底了，那位面孔模糊的女孩儿终于要被赋予鲜活的色彩，从画卷中走出来了。我连呼吸都变得轻盈起来，凝神等待他开口。 几秒钟的停顿。他像是在犹豫，在斟酌，在考量如何将那些宝贵的、珍藏在心里的过往说给眼前这个小姑娘听。可是临了，他却只轻轻开口道：“那时候根本不懂这么多的。” 说完，他点了根烟，目光落回面前的报纸上。烟雾袅袅散佚，面孔再度模糊。 有一段时间，我在那本薄薄的回忆录里反复寻找，在一排排五号宋体字里左右搜罗，试图通过对只言片语的拼凑，复现一条完整连贯的时间线。 曾外祖父去世后，因经济拮据，几个年幼的孩子都失了学。舅公到十三岁的年纪，靠亲戚接济，才得以入学。一入学，就直接进了四年级，这倚赖六姨婆长久以来的家庭教育。六姨婆饱读诗书，能写诗，会作画。她领着年幼的舅公念《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背《出师表》，“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读《岳阳楼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与母亲的记忆倒很不相同。母亲的印象中，六姨婆极擅讲故事：苏小妹三难新郎，逗得母亲呵呵笑；林黛玉病中焚诗，惹得母亲泪涟涟。比起那些慷慨悲壮、忧国忧民之语，母亲听到的故事要轻盈得多。细想之下，也自有原因。此时正值民族危急存亡之秋，六姨婆一定是在舅公身上，寄予了许多学业以外的期望。在这样的家庭教育下，舅公养成了坚毅、忠正的性格，十七岁时，“由于家境贫寒，学业实在难以为继。更由于家乡已建立了新四军政权，我便毅然辍学，投身了革命。” 这个投身革命的青年，是否与象牙塔里的女孩逐渐失去了共同语言，进而渐行渐远？不，这说不通。舅公自己不都写了——多年来，亲如家人。亲如家人，自然是常常联系的。究竟是哪个环节出现了变故呢？ 真相在一个寻常的午后猝然出现。 那是一次家庭聚会。闲谈中，大家说起舅婆家族的长寿基因——舅婆年近八十岁，耳清目明。是谁插了句，“是啊，七姨爹都八十多岁了，还能挑扁担卖麻油呢。”我疑惑地看了一眼母亲，舅婆家族长寿，跟七姨公有什么关系？ 母亲对我的不解反倒奇怪起来，她用陈述一条众所周知的真理一样的语气对我说：“他们是兄妹呀。” 七姨婆嫁到曹家，提议将他家待字闺中的小妹讲给舅公做媳妇，亲上加亲。六姨婆也赞成。——如此简单，如此陈旧，如此黯然无光的理由。 “舅公怎么会答应的呢？”我感到难以置信。那个十七岁毅然投身革命的少年，居然就这样同意了一桩包办婚姻？ “他是你六姨婆一手养大的呀。”母亲的语气，仿佛我多么不讲道理一样。 最初，舅公并未轻易屈从。他经过了旷日持久的抗争，甚至在婚姻的前三年，一直住在单位宿舍，未行夫妻之实。这让我想起鲁迅先生和他那位自嘲为珍贵遗物的妻子朱安。但舅公终究不是鲁迅先生。他选择了妥协、认命和忘却。那位董姑娘，据说一直痴痴等待舅公直到人到中年。 我为此意难平：“六姨婆也真是的！” 这话让母亲不开心了，“六姨婆怎么了，我告诉你，她是这个家最伟大的人。没有她，就没有我，更没有你。” “伟大”一词裹挟着一个女人的一生，沉甸甸地砸向我，我明白其中的分量。为了照顾弟妹，操持这个家，六姨婆一生未婚。据母亲说，曾外祖父在世时，曾给六姨婆定下一门亲。曾外祖父一过世，男方便上门催婚。六姨婆请求延期，对方不允，最终取消了婚约。 于我，于母亲，于整个家族而言，六姨婆如同一尊圣洁的雕像，一个庄严的符号，端放在家族的祠堂里。她是完美的，无瑕的，不容置喙的。她的一切，都笼罩在一层牺牲的荫翳之下。可是不久我就发现，那桩婚约的始末，母亲并未给我讲完整。从舅公那里，我得知故事的另一个版本：黄姓父母下通牒，要六姨婆择日完婚。六姨婆不忍违背父亲遗愿，不得已应允。哪知大婚当日，新郎竟不在场，他坚决不肯归家，接受这桩包办婚姻。黄姓父母竟令家中二女儿手抱公鸡与六姨婆行礼。一场妹妹代兄拜堂的闹剧后，婚约才得以解除。 这样荒唐的婚姻，我以为，不要也罢。只是如此一来，那层牺牲的意味，似乎也就淡薄了些。母亲是不知道这完整的故事，还是选择性地记住了她需要的那一部分呢？或许，她需要一个完美的六姨婆，恰如我需要一个传奇。选择听自己想听的，记自己想记的，在这一点上，我和母亲，乃至所有人，并无不同。 温良恭俭让的六姨婆在闹剧过后，表现出难得的勇气，提笔状告黄姓父母，要求对方当面道歉。也恰恰是这一点，让我困惑，曾受包办婚姻之苦的她，为何在多年后，让自己的弟弟重蹈覆辙呢？我唯有将之理解为时代的局限。那些根深蒂固的观念，诸如忍让和顺从，在最艰难的时刻支撑着她，同时也束缚着她。 但无论如何，六姨婆确实是为这个家付出了一生。在拉扯大弟妹后，她又照顾起下一辈，谁家有困难，她便过去搭把手。她的后半生，同我的外婆生活在一起的时间最长，这也从侧面反映了一个问题——小妹妹家最为艰难。 本不该如此艰难。她的小妹夫，我的外公，人们叫他葛老师。再倒退回去几年，人们叫他葛少爷。“文革”一来，葛少爷又换了名，变成人人喊打的地主羔子。昔日的邻居们将他从家中揪出来，罚他跪在盛夏晒得滚烫的石头上，叫他低头认罪。 “你知罪了吗？”他们问。 外公生性温和，以致懦弱。他不吭声，默默哭了。 哭也没有用，第二天还要接着跪。性格温顺有温顺的好处，这日复一日的羞辱与煎熬，外公倒也因此忍耐过来了，而生性刚强的外婆是如何挨过来的，我想象不出。我只知道，她积郁成疾，罹患癌症，在母亲只有十六岁时，就撒手人寰。 写到这儿，一个强烈的念头突然闯进我的心里，让我一阵震颤。或许母亲在对我讲述那个北上故事时，确实在脑海中做了一番演绎。她想象着外婆的出逃。差一点儿，差一点儿，他们就走了。外婆就不会遭受这些磨难，而是在另一个天地，过另一番生活，健康平安地生活。即便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她没有机会做外婆的女儿。她会愿意的。如果我是母亲，我也会愿意的。 就在北上未果的几年后，曾出现另一个机会，可以让他们躲开这场劫数。1949年，国民党溃败，外公的姐夫时为国民党军官，他捎来家信，让妻子前去扬州与他会合，从那里一起离开。信中，他主张小舅子一家也同他们一起走。当时，外婆与外公新婚不久，便同娘家姐弟商量此事。对此，舅公第一个不同意。这一走，便是永别，他舍不得姐姐离开。小夫妻俩最终留了下来。 曾经，六姨婆为避免姐弟分离的局面，阻留了想从军的外婆和舅公。短短几年后，舅公因相似的缘由，留住了姐姐。这其中惊人相似的因果让我惊讶，促成这个决定的，除了人类复杂的情感，可有内在的逻辑可追寻？因为当初的劝阻，外婆下半生过得很艰辛，舅公晚年一念及此，就满心愧疚。我忍不住想，他回首往事时，会不会想起这一个个命运长流中的分叉点？会不会想到，倘若在那分叉的林中小径面前，他们选择了另一条路，又将会迎来怎样的命运？ 写到这里，故事应当结束了。我再一次翻开回忆录，核实故事里的时间与地点。我的目光扫过那些我不曾产生兴趣，总是匆匆掠过的段落。突然，我看到了一段话。 “英姐解除婚约后，为照顾弟妹，多年未解决自己的婚事。后虽与一位抗日新四军干部有过难得的短暂恋情，却因我军北撤长期失去音信，终致失去婚姻。” 长久以来，我虚构、想象着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的身影，着迷于他们在大时代里动荡的命运，未曾留意这个故事里，我遗漏了什么。譬如，我从未试图想象，另一个女人，一个正当龄的女人，在做出这个决定时，内心经历了怎样的焦灼与纠结。那个新四军战士，长什么模样？一定坚毅而顽强。或许，他也有一把勃朗宁手枪，甚至，他也曾骑着马而来，见他的心上人。但这次，我没有再纵容自己陷入诗意的想象。有多少平凡的故事，因杜撰和想象而大放异彩。又有多少故事，在一句话带过的背后，深藏着日复一日、千转百回的痛苦与希冀。而那些煎熬和忍耐，与诗意毫不相干。 舅公姓陈，名建新。我很大了才知道，“建新”一名，是他自己改的。曾外祖父为他起名“为圃”，希望他远离纷争，归于田园，耕读存世。三姊妹则分别名为“为英”“为芬”“为芳”，像花朵一样芬芳，多么朴素而美好的寓意。但命运的手在一个个节点上轻轻一拨，便带着他们去往了不同的方向。 （选自2021年第1期《湘江文艺》） 原刊责编 冯祉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