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是师 缘起不灭 抗战期间，我们在相当封闭的环境里上流亡中学，多少该看的书、该看的戏都没机会看到，文化知识相当贫乏，只有抗战歌曲，那些最出名的，最流行的，至今能留下来做音乐遗产的，我们大都学会了。这一项，我们算是赶上了时代。 这是音乐老师的功劳：先生是王坚，后是杨奇英。论专业修养，王老师高些；论气质，杨老师平易些。他们对教育部规定必须要教的歌曲置之不理。 他们教的是：“在那高高的山岗上，有我们无数的好兄弟。没有吃，没有穿，自有那敌人送上前。没有枪，没有炮，敌人跟我们造。”节奏的的打打，像小军号带头行军，引发多少激情壮怀。“延水浊，延水清，情郎哥哥去当兵。……延水清，延水浊，小妹妹来送情郎哥”。曲调中有乡野的羞涩，都市的开放，战时的果决，平时的缠绵，唱起来三叹九转。“端起了洋枪土炮，挥动着大刀长矛，保卫家乡、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听听那排除万难、愈挫愈奋的气势。 王坚老师留下一首《我是太阳》：“在这个世界上，我骄傲我生为中国人，二十世纪、该有一页、我们与敌人的斗争史”，用忧伤的曲调，诉壮烈的行为，把口号提升为人性的宣言，永远永远感动我，对我后来的文学创作有重大的启示，我终身下笔未入八股教条之门，这首歌应该是最早的预防针。 论师资，杨老师苍白高瘦，肺活量小，音质也平常，还不及后来在陕南的那一位，可是好歌弥补了他的缺点，他一直受我们的欢迎。陕南的那一位受过真正的男高音训练，怎奈教育部连累了他，使他事倍功半。教育部规定必须要教的那些歌……唉，那些歌，今天连官版的音乐史里也多半不提了。 咳，别提那官版的教材：“大哉中华，代出贤能。”……“国家至上，民族至上”……怎么能跟人家比，怎么能算是歌。一九四九年我去台湾，海峡两岸绝缘，绝对禁止再提起人家作的歌，我还会不知不觉自己哼出来，等自己听见，惊起魂魄，紧急禁声。三十年后我移民海外，我出版的《左心房漩涡》里面有一篇专写《我是太阳》和《黄河大合唱》对我们那一代的影响。 王坚、杨奇英两位老师都来自第五战区司令部文宣部门。当时国共联手抗战，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向中共倾斜，吸纳了许多共产党的人才，有人怀疑王坚是共产党员，他见机辞职。杨奇英老师呢？他是吗？ 国立二十二中的教职员很少关心学生，可是杨老师遇见我，总是温和地望一望我，点点头，使我受到很大的安慰。……更何况，有一次，他问我常常接到家信吗？……更何况，有一次，他看见我的棉军服露出一团棉花，就对旁边的一位女同学说：“替他缝一缝吧，互助一下。”……更何况，我报名参加青年军，校医初步检查体格，发现我左眼的视力只有零点二。杨老师安慰我：射击的时候，一向是闭上左眼瞄准。……更何况，他后来离开学校，到成都做公务员，还写信告诉我：“‘自学成功’是靠不住的，学校毕竟是读书的地方，离开学校，到社会上做事，心散了，为学就难了。”这封信使我心暖、心安、也心酸，我牢记他的教导，但是不能实行。到了后半生，我常常复述他的意见，鼓励在学的年轻人专心向学，倒是不少人言听计从，完成了这一件终身大事。 还有吴培申老师。 他对我有很大的吸引力，有人说他是共产党，我曾忽然想过：如果他是共产党，我也跟着他去做共产党吧…… 我该怎么形容吴老师呢？一言以蔽之，他像个大学教授。 那时候我们没看见任何一位大学教授。我们也没有看过话剧电影中的人物。但是大学教授在我们心目中有清楚的形象：温和、从容、有尊严、有书卷气、坚持原则、心忧天下，吴老师正是这样一个人。 吴老师的姐姐吴惠波，姐夫丁德先，都是本校的良师，若论受欢迎的程度，谁也比不上他们的这位老弟。那时有一门课叫“公民”，这门课极难教，也许只有吴培申先生能教得好。课不多，我们常常数日子，巴望上这堂课，几乎望眼欲穿。 这门课没有课本，笔记也有限，吴老师以近乎随笔、漫淡的风格授课，重启发，没有教条。举个例子，吴老师说： 在南太平洋岛屿上，美日两军对垒，美军见日军藏在战壕碉堡里避免牺牲，就想办法引诱他们出战。于是美军这一边有个会说日语的人高声辱骂天皇，日本官兵一听，是可忍孰不可忍，立刻跳出战壕，冲锋向前，结果被美军的火网消灭了。日本指挥官一看，这个办法不错。第二天，日军派一个英语流利的人在阵前大骂美国总统罗斯福，骂了半天不见动静。再骂，有一个美兵高声回答：“你尽管骂好了，我们是共和党！”（罗斯福属民主党）。 吴老师说，这就是美式民主的缺点，三心二意，力量分散。 吴老师在“权能分掌”的基础上引申，认为国家的力量来自“不”民主，阿斗越管事，诸葛亮就越难办事。国有外侮，倾力作战，绝不是谈民主的时候。他说“宋人议论未定，而金兵渡河”。那时斯大林、希特勒、墨索里尼，都以专权独断使国家强盛，即使是美国，国会也自动停止若干权力，提高行政的职能。那时的中国有志之士也认为，要救中国必须接受某种形式的专制，有人去找青年党，有人去找国民党，心甘情愿献上个人自由。 既然没有课本，吴老师就随手摭拾新闻，把时事分析和公民训练巧妙融合。还记得，国民政府蒋主席前往参加开罗会议，英国首相丘吉尔、美国总统罗斯福一同出席。吴老师要大家猜：蒋先生穿什么样的衣服去开会？军服吗，不是，军服显不出蒋先生是国家元首。西服吗，不是，西服显不出蒋先生是中国的元首。 他说，蒋主席穿的是长袍马褂。 我们万分惊讶，帝制推翻了，军阀也打倒了，长袍马褂还存在？他说，长袍马褂是中国文官的礼服，他随便灌输了文化传承的观念。六十年代，退守台湾的国民政府，正式规定用西服做公务员的制服，我想起吴老师，又吃一惊。这一次，我惊的是流年偷换，世事无常。 他的交游，遍及山东、安徽的军政领导人，常常替学生解决困难。某同学的哥哥在某大学读书，病倒了，他随手写封便函，病人就进了医院。某同学的弟弟到后方来，在某处被国军逮捕了，他进城打个电话，那个青年就恢复自由。 吴老师留给我们的形象，他穿长袍，戴呢帽，应是冬装。圆脸润泽，我们一见生欢喜心、亲近心。他讲话有魅力，内容魅力易得，声音魅力可遇不可求。他的课不多，我们翘首盼他，仰首看他，倾耳听他，低头想他，恨不能时时在他左右。 有人说，像他这样一个人，怎会来做中学教员呢？八成他是个国民党特务。那时我也曾偶然动念，如果他是国民党特务，我也跟着他做国民党特务吧。 单汀秋教我们本国历史。他的名字到底是不是这两个字？难说。 咳，咳，我什么也没做，皇天后土，我什么都不是。 名字有诗意，形貌全不像诗人。身材粗大，皮肤黧黑，目光呆滞，声音低哑，除了上课，总是沉默。 进了教室，他总是一言不发，先写黑板。战时艰难，教科书在当地翻印，只印了英文、国文、数学，其他课程要靠抄笔记。他写字快，工整，条理纲目清楚，教材内容全凭记忆，两手空空。 他讲课的声音没有抑扬顿挫，脸部也没有表情，只见又圆又大的眼镜片低昂闪烁。多年后也忘不了他的姓，“单”字上头两个口，像他的眼镜片。 总觉得他胸中压抑着许多东西。有人说他交通大学毕业，当过某一火车站的站长，日本兵打过来，杀了他的妻子儿女。我们听了萧然，上他的课像参加某种宗教仪式。 有一次他讲到刘锜在顺昌抗金，南宋的顺昌就是今天的阜阳。声音悠悠然，苍苍然。他说南宋委屈求和，对金自称属国，每年对金进贡五十万两，可是金国毁约，大军南下，一路上掳掠烧杀。他说得那么慢，不动声色，别有一种悲愤，说得我们每个人的脊梁骨都挺起来。 他说到刘锜。刘锜到顺昌的时候，金兵离顺昌只有三百里了。刘锜决定守城，金兵布阵，和守军隔河相望，刘锜别出心裁，替金兵搭了浮桥，欢迎敌人攻城。到夜半，刘锜派五百敢死队过桥偷袭，这一夜有大雷雨，闪电一个接一个，敢死队人涂了大花脸，口里含着哨子，手里握着刀。他们伏地不动，趁着电光一闪的那一瞬间起来杀敌。隔一段时间吹一下哨子，听哨音互相靠近，五百人始终互相支持。金兵在闪电中看见那些可怕的脸孔先着了慌，仓促出手，自相残杀，竟被这五百人打了个落花流水。我们听得入了神，单老师说到敢死队跳起来杀敌时，两眼突然圆睁，锋利有光，许多男同学不知不觉纵身欲跳，挥手作刀劈的姿势，一屋子心跳气促的回声。……唉，那堂课，老师口里说的是金兵，心里想的是鬼子，我们耳杂里听的是顺昌，心里想的是淞沪、台儿庄、长沙！ 除了授课，单老师和学生没有任何接触。依今天的教育理论，好教师要和学生多沟通，对学生多了解，那时候不兴这一套，流亡学生十几岁就抗着那么大的压力，没个疏解。那时家长老师有一个共识，世上有三味药可以治青少年的百病，第一是用功读书，第二是用功读书，第三还是用功读书！一切烦恼彷徨都可以化解，不须依赖其他。 如果传闻是真，单老师有那么沉重的家难，再希望他和学生说说笑笑，也不近人情。他，一个伤心人，一个万念俱灰的人，教书能够从不请假，从不迟到，从不马虎应付，他付出的已经太多了！这是那个时代中国人的想法。 那时有位将领叫王仲廉，名气不小，几十年来报章书刊常有人提到他。一看到“王仲廉”，当然就联想到“李仲廉”。 单老师立下的榜样是，沉默工作，尽量工作，用工作虐待自己，用虐待自己消灭痛苦。我一度模仿过他的样式。在他那个年代，这样的人是受尊重的，到我的时代，渐渐不然。 李老师教我们国文。大约是保定、石家庄一带的人，那时，他的口音，我们认为就是标准的国语了。个子矮，不瘦，精力饱满，眼睛似乎有病，经常有几分眼泪模糊的样子。 他非常喜欢旧诗，开讲之前，先在黑板上写一首古人的作品，由唐代边塞诗人到辛亥革命先烈，全是“战斗文学”。我喜欢“不斩楼兰终不还”，喜欢“醉里挑灯看剑”，喜欢“男儿自古披肝胆，志士何当惜羽毛”，喜欢“陆沉危局凭谁挽？莫向东风倚断栏”。读在嘴里，热在心里，汹涌在血里，相较之下，国文课本里的“感时花溅泪”、“古道照颜色”就不够刺激了。 那时诗，越读越觉得“数理化非为我辈而设”，金戈杀伐声里，容不下弦歌。 有一天“忽然”发现课文是《南将军歌》，南将军，指张巡手下的勇将南霁云，古今完人。安史之乱，尹子奇围睢阳，打了十一个月。张巡有时一天之内打退敌军的二十次冲锋，有时候连续战斗十六昼夜。粮食吃完了，吃草根树皮，吃战马，张网捉雀鸟吃，挖地捉老鼠吃。雀鸟老鼠也吃光了（他老人家忘不了加上一条小注：这就是罗掘俱穷），张巡下令杀自己的姨太太，吃完了姨太太的肉，吃城中其他的妇女，吃完了妇女，吃老弱男子。没有人反抗，没有人叛变，人人知道早晚也是死在敌人手里。我知道今天的人道主义者和女权运动家会怎么说，可是那时候我们只觉得壮烈，只觉得可泣可歌，只想下跪，睢阳城里人人可以封圣，连老鼠也该受我一拜。 接着谈到南霁云。张巡派南霁云突围到临淮求援，守临淮的贺兰进明不敢出兵，劝南霁云留在临淮做官，南将军拒绝；贺兰摆出酒宴来款待，南将军说：“睢阳全城的人都要饿死了，这些酒饭我如何能下咽？”他左手扶在饭桌上，右手拨出佩剑，当场砍掉自己一个指头。这一剑砍下去，不知贺兰进明的反应如何，我们全班大叫，尤其是女同学。李老师掏出手帕擦眼睛，他经常擦眼睛，可是这一回显然不同。 呜呼南八真男子！南将军又回到睢阳，突破敌人的阵地，杀进城去。城破，尹子奇希望南霁云投降，南不肯，和张巡、雷万春一同被杀。呜呼南八真男子！单有这一句词还不够。单有这一首歌也不够，那首歌没骂贺兰进明，我们放声大骂。（奇怪，没人骂尹子奇。）给张巡、南霁云修了庙也不够，我们想添上贺兰进明，让他永远跪在张巡、南霁云面前，当他是另一个秦桧。 回想起来，李仲廉老师有学究气，他重古薄今，引得我以后好几年都看轻了白话文学。 他本来在李仙洲的总部里当秘书，转到中学教国文，似乎是下放。李老师一点也没有失意的样子，“处江湖之远，不忘其君”，一心以为他来教这门课，也是为李总司令。他和总司令之间有神圣的、无形的、直接的感应，怀着一份神秘的安慰。说起来，这是封建情怀，我早岁也从线装书里有熏染。因受教李老师而更为向往。四十年后，我写长篇故事《山里山外》，有一个人物使用他老人家的原型。不过。这时候我对那人生态度有了意见，我塑造的角色也就有了喜剧的意味。 教化学的滕清芳老师，那时大概刚刚大学毕业，短发齐耳，天蓝色阴丹士林布旗袍，两者之间有冰肌玉肤。这色彩，我们叫青天白日。 她走路极快，还有女学生的活泼。上课号响了，她人还在门外，朝气先一拥而入。教书倒又老练，语气坚定，态度从容，进度浓淡均匀。 这门课我没学好，现在只记得她三句话，都是题外之言。那时推行阳历，阳历的月份忽大忽小。我们从小学过一种识别的方法，左手握拳，使手指和手掌之间的关节隆起，用右手从头到尾去数这些关节，来回数两遍，高处是大月，凹处是小月。 滕老师教给我们一个简明的口诀：“七前单大，八后双大”。七月以前，单数是大月，八月以后，双数是大月，至于七八两个月则全是大月。有了这条口诀，大月小月只消略一沉吟就可以知道。它立刻淘汰了握拳头数关节的办法。 我怀疑这是滕老师的发明。以前，我从未听人说过，以后，我认识的人也都闻所未闻，我是尽了推广的力量，口头，文字，屡次介绍宣扬。我对这条口诀的普及似乎颇有贡献。 另外一句话是：她讲到镭，讲到居里夫人，讲到居里被镭的放射线“杀”死。我说：“要是她没发现镭，有多好？” 滕老师说：“那不是有一天照样会死吗？” 一点不错。人皆有死，发现了镭，死了，有镭留下，千秋万世。没有镭，有一天也得死，上寿不过百年。 家乡人常说“吊在这棵树上是死，吊在那棵树上也是死”。那么我们来选树。 有一天，滕老师谈到化学元素互相化合成为种种物品，说了一句：“难怪有人说，‘哲学研究神的意思，科学研究神的方法’。” 这句话轰隆一声，五雷劈顶，把整个化学炸光。我一直在想，神造世界就像庙门口捏面人儿的，把各种颜色的油面揉来搓去，变化不拘。神说要有水，天使用两个氢元素加一个氧元素，就有了水。神指挥百万天使，照方程式配制万物，一声令下，很可能在六天之内完工。 这句话调和了科学和神学的冲突。现在单是菊科的植物就有几千品名，当然不全出于神造，神在太初只造了一种菊，然后菊分布、演化。神造论和进化论也未必一定要你死我活。 那时，这两句话既维系了我对基督的信仰，也强化了我对科学的尊敬。星期天进城作礼拜，我赶快把这两句话告诉了牧师（也许是长老），他像铜墙铁壁，告诉我：“我们读《圣经》可以知道神的意思，但是不能全知；至于神的方法，我们永远不知道。” 教数学的何功惠也是女老师。二分校的老师多是胶东人，何老师是武昌，自有特色。她的丈夫张某，江苏人，个子比她高，高很多，两人若是边走边谈，一个尽量低头，一个努力仰着脖子，很好玩。 我想，如果我把这两句话告诉家乡的翟牧师、杨牧师，他们的反应一定比较有深度。橄榄到了嘴里，总要含一含、嚼一嚼。我觉得，佛教有些中间人物，如济公，如孙悟空，有些中间理论，如野孤禅，颇能在僧俗之间摆渡，对佛教的发展有助。基督教则完全排斥这桥梁。 何老师的丈夫在阜阳内开寄卖行，不知怎样“拐”了高中部的一个女生，跑得无形无踪。何老师的肚子越来越大，越站越直，一脸杀气，对负心人焉得不恨。她教书倒是完全不受影响，一面写黑板一面讲解，看侧面像个小写的英文字母b，——她个子矮，女子不高多半因为腿短。那时我们学了一堆英文单字难免卖弄，“李圣人”字孔思推测何老师要生双胞胎，因为baby有两个b。 一个单身女子，在这战时，抱着一对吃奶的婴儿，好生使人替她发愁。但是何老师面对生活，毫无惧色。 谁也想不到这位数学老师点化了我，使我能写论说文。我到了后方才知道，任何一种考试的作文都限定论说，我那点子吟风弄月伤春悲秋的本事并不入时合制。但我从未受过论说训练，直到何老师在黑板上写下： A大于B B大于C 那么A一定大于C 她顺口说了一句：“你们作文不也是这个样子吗？”那一场课我定了神，只想作文。耶稣说：“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都会加给你们。”其思想骨架就是： 上帝的国大于个人生命 个人生命大于衣食 上帝的国大于饮食 《大学》说，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我看也是同样的模式，推演过程比较复杂一些。 我曾经把代数的许多习题拿来架构论说文，后来我知道这就是逻辑。 一九四二年阜阳城内发现时疫。老校长李仙洲将军轻车简从来到二分校，先看厨房，后看厕所。那时有一个惯例，大员视察一定特别注意这两个地方，要求厨房整洁，厕所没有恶臭。谈到环境卫生，大家在这两个地方费尽力气。抗战胜利，这个惯例无形中废除了，开始讲求布置礼堂和“接待室”，风气变易，见微知著。 操场旁边接近教室的地方有几口水缸，炊事班每天烧些开水倒在里面，供学生饮用。每天早操后、晚自习前，同学们拿着搪瓷漱口杯叮叮当当抢开水。这天李校长吩咐炊事班长：“别让那些孩子喝生水，开水要管够，水缸不许见底。”此语一出，开水用之不竭，脚气疥疮都烫得舒舒服服。木柴消耗激增，事务处大伤脑筋。 这天傍晚，我和徐秉文蹲在水缸旁边，一人一只碗，想象茶馆。我们连喝五大碗，痛快淋漓。喝足开水果然百病不生，喉痛、眼角发炎、大便干结，小毛病一一不治而愈。奇怪的是喝了那么多水，一夜也不必起来小便。 这时，滕老师陪着何老师出来散步，孕妇需要散步。滕在说话，何在静听。夜色已浓，人影模糊，根本看不清也听不见，我们凭感觉。“感觉”这东西有时不可思异。 我们趣味盎然地看着她们。那时我们喜欢窥探成人的世界，注意他们的喜怒哀乐，希望了解这喜怒哀乐的背后。少年十五二十时喜欢窥探成人的世界；人到中年就喜欢窥探要人的世界；采集政坛内幕官邸密闻；及其老也，努力窥探上帝的世界；思索天道命运等等。 我们望着分校主任张秀峰老师和她们交会走过。张主任瘦高苍白，“秀”诚有之，“华”则未能。她是胶东人，但“官话”说得不错，“精神讲话”句句深入人心。 徐秉文说，滕老师望着张主任，“用眼睛笑”。 我不信。眼睛怎么会笑，再说，你又怎能看得见。 “月亮照在她脸上，她的眼球反光。我看见光在她的眼球上如何跳动。” 秉文比我小一岁，可是这些地方比我先进。一年后，学校迁陕西汉阴，早熟的秉文首先出了状况，用今天的病名来形容，大概是患了忧郁症。 两年后，张秀峰主任、滕清芳老师两人结婚。那时我已离开学校，远远听到消息，心中也曾暗暗祝福他们。 四年后，我有机会学习文学写作，受“观察”训练，时常想起秉文。操场夜晚星光下，他见人所未见，正是观察的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