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自从少年有了电脑，他就不写日记了。也许，再往上推，自从少年人有了音响设备和彩色电视机，他就不写日记了……可是，再往上推，他只有一支心爱的自来水笔，那时代的少年人几乎都写日记。 唉，少年人嘛，也希望有点儿独自拥有、别人不得分享的东西，压在箱底热烘烘的，放在心上沉甸甸的，看在眼里甜蜜蜜的，那年代，那就是日记了！就是日记了！ 在《昨天的云》那个年代，我开始写日记，不久中断了。后来，在《怒目少年》的年代，我继续写日记，不久又停止了。那时，总有人喜欢偷看别人的日记，那是他的癖好，或者是他的职业。其实，让人家看看又有什么关系？那时候我不能忍受这种侵犯，是，那时候，我不知道除此以外还能如何。 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战胜利，我又动了写日记的心念，一则驾驭文字的能力有进步，技痒；二则每个人的处境都像一出出刚刚开锣的大戏，好奇；三则……我想，我学“之乎者也”、“的呢啊吗”是干什么的呢？ 我念书识字是为了写日记，可是另外有人念书识字是为了偷看别人的日记。大概是世上产生一个写日记的人，也同时产生一个偷看日记的人，两者形影不离。听说有一种日记本硬面精装，封口上锁，像个盒子，令人神往。但我绝无因缘使用那样的“奇技淫巧”，即使幸而拥有，别人更非看不可，慢藏固然诲盗，密藏岂不亦然？ 就在左思右想的时候，我看到一句话，西洋的一位批评家说，诗是“无心被人听到的”，散文是“有意让人听到的”。我茅塞顿开，日记为何要怕人看到？为什么不“有意让人看到”？用散文的心态写日记有何不可？我的意思并非主张虚矫粉饰，而是面对知音，落落大方。既然散文“有意让人听到”，戏剧，那就是千方百计招引一群人来听吧？我只要散文。 那时我读到一位理学家的小传，他每天晚上写日记，把一天的行为都记下来。平日做事，他必定先问自己这件事情能不能写在日记里，如果需要隐瞒，他一定不做，也就是，他生平行事都合乎圣贤古训，不怕日后公开。这么说，他的日记有意让人家“听见”。我想，郁达夫的日记，曾国藩的日记，乃至蒋委员长的日记，都是有意让人家“听见”的吧？狂人日记，莎菲女士的日记，则是千方百计招引一群人来“听”的吧？ 说来真是老天爷帮忙，当我想再写日记的时候，我们由西南的天涯，前往东北的海角，对一个需要写作资料的人，这好比突然中了百万大奖。这次远征是终身大事，后面有大背景，大历史，我会在这册回忆录里记述一切，如今只说日记。 还有人偷看我的日记吗？当然有，我不知道他是谁，他在哪里，但他显示了存在的迹象。我用极少的浆糊，把日记两页轻轻黏住，有一天，你发现这两页分开了，这就表示有人翻过了。后来，我到台北，某诗人说他把一部诗稿寄给某某奖金委员会，该会未加审阅，即予退回，他找到承办业务的人大闹一场。我问他何以知道作业内幕，他说很简单，“我在中间几页用了浆糊”。 有时候，我把日记打开，内页中央撒一点土，再合上，平放在抽屉里，第二天一看，那一小撮土滑落到靠近装订线的夹缝地带去了，你想除了阅读，还会有别的原因吗？我也曾经从报上剪一条新闻夹在日记里，我能想象，偷看的人立刻睁亮了眼睛，如果日记的内容和剪报有关联，如果剪报是日记的一部分，他就发现了新大陆。等到他废然把剪报放回去，不觉泄露了行藏，他不知道当初我用米达尺量过，这张剪报离“天”有多远，离“地”有多高，他不可能恰如其分放回原处。 我只要知道，除了自己以外，这本日记还有没有读者。我不再浊气上冲，仍然心平气和地写下去，好像什么情况也没有发生。有时候，我对冥冥之中如在左右的某人有亲切之感，游子孤蓬，只有他对我如此关心，倘若一连多日不见他留下指纹脚印，反而有些想念。 我知道“他”一定不能从我的日记里找到有用的东西，可是还有许多事我不知道。那里，上司一度打算把我调到比较重要的部门去，此议终于打消，因为“他喜欢写日记”。原来“写日记”这个行为的本身足以受人猜防，写什么姑置勿论。一套观人术代代相传，改变不大，在台湾，我曾劝一位青年才俊“戒绝文章”，他听而不从，历次人才大登殿都没有他出场，总是文章误了他。 我也是利用夜晚的时间写日记，未必每天都写，写起来“有话则长”，上床还在脑子里起承转合。这就发生了奇怪的事情。我做梦，梦中还在写日记，不是写当天的日记，是写明天后天的日记，不是写已经发生的事情，是写尚未发生的事情，在梦中那些事情一笔一笔清清楚楚，醒来完全忘记，留下惘然若失，留下心烦虑乱，留下心惊肉跳，或是留下心灰意懒。照醒时的感觉判断，梦中的记事大概也不是平安喜乐。 急忙起身去察看日记簿，唯恐上面还有昨夜留下的笔墨，如果有，必须立即销毁，绝对不能让人家看见我的未来！还好，日记写到昨晚睡前最后一行。戛然而止，并无赘余，白纸光洁如洗。可是我觉得在我打开日记本的时候，白纸上曾有一大堆推挤流泻，飞快地从我眼底消失。它们到哪里去了？何处能容它们如海深藏？在外面抛头露面，岂不随时可能被人发现？人生在世唯一的保障，即在于谁也不知道未来，不知道别人的未来和自己的未来，相面算命不过是引起对未来的悬念而已，否则铁算神相都有杀身之祸。这些感觉也许只有几秒钟，却会困扰我好几年。 一九四六年秋天，国共战争如火燎原，家人成为难民。我忽然想起来，这不是我在梦中写日记写过的情况吗！一点也不错，这是我必须双手承接的未来。 为了接济家人，我抄录日记，修改日记，重新组织日记，一篇一篇寄到报社去卖钱，反正本来就是“有意让人家听见”，现在就故意让人人去听好了！五十年代台湾，我们说写诗可以喝咖啡，写散文可以吃客饭，已是小康景象。我来台之前的投稿经验是，写诗可以喝井水（夏天乡下大路旁边有人卖凉水），写散文可以吃花生米（小贩把花生米一粒一粒数着卖给儿童）。尽管如此，一文钱仍是一文钱，我写日记总算有了善报。 从“出卖日记”那天起，我写日记的习惯又中断了，至今没有恢复。听说有人持之以恒，终身不辍，我很钦佩，不能仿效。现在发愤写卷帙浩繁的回忆录，也许是想弥补这个缺憾吧？然而，已是“不能两次插足在同一河水之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