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城”来的人 我们前面提到过，这个时期的很多创作者有出国留学的经验，回国后参考先进国家的文化，进行自己文学创作上的改革。可是沈从文是在偏远的湘西凤凰长大的，没有受过很多教育。我们在《从文自传》里看到，二十岁以前，他几乎都是在民间晃荡，特别是十五岁从军后，就跟着军队到处跑。我们今天很少有作家有这样的经历，可是也很少有作家能够像沈从文一样写出那么精彩的作品，因为他经历了太多事情。 我们在书房里满架子去翻书，不见得能够进行创作，可是你走出去，看看外面真实的人生，却可能是创作的来源。其实张爱玲也讲过类似的话。有人问张爱玲怎样变成一个好的小说家，张爱玲说你不要担心自己是不是好的小说家，你走出去好好生活，如果你能把这生活记录下来，就会是好的作品。这些都说明文学的真正本质是鲜活生命的状态，所以受教育很少的沈从文写出了非常动人的作品。 他的作品中，大家最熟悉的可能是《边城》，他都在写民间这种淡淡的故事。湖南有很多河流，他的故事也常常围绕水边人们的生活展开，比如《丈夫》就是这样，切面非常特别。清末民初，当地江边有很多小船，上面载的其实是做“生意”的妓女，是日子穷得过不下去的乡下妇人，用自己的身体赚一点儿钱养家。有时候，乡下的丈夫进城来看望太太，两人正聊着家里的情形，客人就来了，丈夫只得躲到后舱。接下来，作者用大量笔墨对一对过着如此生活的夫妻进行了特写。沈从文在讲述故事的时候，完全不动声色，但读者内心是被惊动了的。历史书里大概不会这样写那个时代的老百姓在过什么样的日子，可是小说里面写出来了。 我的意思是说，文学在写历史，可是历史却不会写到这样一个故事，故事里面有让你读不下去的东西。我常常对朋友说，鲁迅的作品会让人感到愤怒，可是沈从文的东西读到最后，你会感到苍凉，感到无力，但这些都是沈从文在生命当中真正看到的。我个人觉得沈从文最好的东西不一定是他的小说，而是他的自传。他当兵的时候，到处奔波，看到所有最残酷、最愚昧的事情，但老百姓好像并不觉得这样的生活有什么问题。后来，他受到五四运动后新书报的影响，带着向往来到北京。他并没有入读北大，但旁听了很多课程；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来到繁华的大都市，“便开始进到一个使我永远无从毕业的学校，来学那课永远学不尽的人生了”。又过了差不多十年，他受邀完成了回顾早年生活的《从文自传》。 我一直觉得《从文自传》是民国文学中最动人的一部作品，因为它保留了我们历史上难以被看到、被记录的断面。我们说起辛亥革命，想到的往往是历史书里讲的那些，可是沈从文那时候年纪很小，他看到的就是河滩上一片人头。他带着作家的眼睛去回望自己所看见的、所经历的，记录下当时人民生活的状况。 当时，沈从文的爸爸问他：“小东西，怕不怕人头，不怕就同我出去。”我们很少见到一个爸爸会讲这种话。沈从文回答“不，我想看看人头”，便跟着父亲去了，于是他“就在道尹衙门口平地上看到了一大堆肮脏血污人头。还有衙门口鹿角上，辕门上，也无处不是人头”。他童年时对辛亥革命的第一印象，就是人头。 从城边取回的几架云梯，全用新竹子做成（就是把这新从山中砍来的竹子，横横的贯了许多木棍）。云梯木棍上也悬挂许多人头，看到这些东西我实在希奇，我不明白为什么要杀那么多人，我不明白这些人因什么事就被把头割下。我随后又发现了那一串耳朵，那么一串东西，一生真再也不容易见到过的古怪东西！叔父问我：“小东西，你怕不怕？”我回答得极好，我说“不怕”。我听了多少杀仗的故事，总说是“人头如山，血流成河”，看戏时也总据说是“千军万马分个胜败”，却除了从戏台上间或演秦琼哭头时可看到一个木人头放在朱红盘子里，此外就不曾看到过一次真的杀仗砍下什么人头。现在却有那么一大堆血淋淋的从人颈脖上砍下的东西。我并不怕，可不明白为什么这些人就让兵士砍他们，有点疑心，以为这一定有了错误。 我们从中看到的是一个在生活里长大的孩子，开始记录自己的生活。所以我们说文学并不是开始于判断，而是开始于观察。他不知道这是什么，只觉得很怪，于是开始描述。《从文自传》我读了多少次，可每次读还是很感动，他并没有做判断，只是将自己看到的“革命”讲出来——对于一个孩子来讲，就是看到一直在杀人，一串串的耳朵，一个一个的人头。 为什么他们被砍，砍他们的人又为什么？心中许多疑问，回到家中时问爸爸，爸爸只说这是“造反”，也不能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我当时以为爸爸那么伟大的人，天上地下知道不知多少事，居然也不明白这件事，倒真觉得奇怪。到现在我才明白这事永远在世界上不缺少，可是谁也不能够给小孩子一个最得体的回答。 沈从文长大以后，也觉得这样的事情到处都在发生，古代、今天、未来都会发生，可是“为什么人要杀人”这件事，谁也无法向小孩子解释清楚。 这革命原是城中绅士早已知道，用来对付两个衙门，同那些外路商人，攻城以前先就约好了的。但临时却因军队方面谈的条件不妥误了大事。 革命算已失败了，杀戮还只是刚在开始。城防军把防务布置周密妥当后，就分头派兵下乡去捉人，捉来的人只问问一句两句话，就牵出城外去砍掉，平常杀人照例应当在西门外，现在造反的人既从北门来，因此应杀的人也就放在北门河滩上杀戮。 这场杀戮已经变得很诡异：原来说有人造反，所以官方要抓造反的人来杀，可是到最后也不晓得谁在造反，就乱抓了。下面这一段真的非常惊人： 当初每天必杀一百左右，每次杀五十个人时，行刑兵士还只是二十，看热闹的也不过三十左右。有时衣也不剥，绳子也不捆缚。就那么跟着赶去的。常常听说有被杀的站得稍远一点，兵士以为是看热闹的人就忘掉走去。 在那个没有法律、没有制度、没有任何规矩的战乱年代，连兵士杀人也是乱来的，他并不知道自己要杀谁，站得远一点的就以为是看热闹的，就把他“忘掉”了。 被杀的差不多全从乡下捉来，糊糊涂涂不知道是些什么事。因此还有一直到了河滩被人吼着跪下时，方明白将有什么新事，方大声哭喊惊惶乱跑，刽子手随即赶上前去那么一阵乱刀砍翻的。 事实上，这些人不是造反的人，但因为上面指定说一天要杀多少，下面要交差，就跑到乡下乱抓了无辜、无知的农民来杀掉。别人叫他们到城里去，他们就跟着到城里去，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这里完全在讲农民那种无知的状态。 我常常向朋友推荐这些部分，但我最初读沈从文的时候，却总是读不下去。我自己大学时读的历史系，但我突然发现我读的历史里面从来没有告诉我这些事情。可是这些事情是被一个作家真正看到的，于是他就告诉我们他所接触到的“革命”，告诉我们在清末民初的时候，老百姓在一个多么荒谬的处境中——完全混乱，没有制度，也没有法律。 这愚蠢的杀戮继续了约一个月，方渐渐减少下来。或者因为天气既很严冷，不必担心到它的腐烂，埋不及时就不埋，或者又因为还另外有一种示众意思，河滩的尸首总常常躺下四五百。 沈从文童年时，小孩子就在这样的地方玩。他前面有一段写得也非常可怕，讲自己上学路上发现人犯被处决后的尸身，就过去看，用小石头或木棍探一探，看还会不会动。这个经验你大概从来没有想象过，它也不是被幻想出来的，而是在生活里真实发生的。沈从文经历了并且记录了，那些留学生作家可能反而看不到。 下面有一段，我觉得是最可怕的： 到后人太多了，仿佛凡是西北苗乡捉来的人皆得杀头。衙门方面把文书禀告到抚台时，大致说的就是苗人造反，因此照规矩还得剿平这一片地面上的人民。捉来的人一多，被杀的头脑简单异常，无法自脱，但杀人那一方面却似乎有点寒了心。几个本地有力的绅士，也就是暗地里同城外人讲通却不为官方知道的人，便一同向宪台请求有一个限制，经过一番选择，该杀的杀，该放的放。每天捉来的人既有一百两百，差不多全是无辜的农民，既不能全部开释，也不忍全部杀头，因此选择的手续，便委托了本地人民所敬信的天王，把犯人牵到天王庙大殿前，在神前掷竹筊，一仰一覆的顺筊，开释，双仰的阳筊，开释，双覆的阴筊，杀头。生死取决于一掷，应死的自己向左走去，该活的自己向右走去。一个人在一分赌博上既占去便宜三分之二，因此应死的谁也不说话，就低下头走去。 我觉得这一段是沈从文最惊人的地方，完全不动声色，可是你会突然感觉到政治怎么会可怕到这种程度，这竟然是抚台大人做的事。被杀的没有感觉，可是杀人的人却越杀越怕，因为越杀越多，于是就想出个“办法”，将决定权交给“神明”。我们很少看到一个作家这么安静，我常常想如果自己看到这样的景象，要写成小说，大概会很激动。可是沈从文冷静到完全没有表情，因为他看惯了这样的事情，最后只是冷冷地在叙述。可是这样的文学的力量特别大，我们一次一次地读，就会发现从晚清到民国的文学主题其实在于如何去教育民众。如果民众没有得到教育，所有的政治改革都是假的，因为它没有真正使人民对自己的命运清清楚楚，没有使他们可以决定自己的命运，而是处于被决定的状态。 我那时已经可以自由出门，一有机会就常常到城头上去看对河杀头，每当人已杀过赶不及看那一砍时，便与其他小孩比赛眼力，一二三四屈指计数那一片死尸的数目，或者又跟随了犯人，到天王庙看他们掷筊。 很难想象一个儿童长大过程中的游戏是这样的。 看那些乡下人，如何闭了眼睛把手中一付竹筊用力抛去，有些人到已应当开释时还不敢睁开眼睛。又看着些虽应死去还想念到家中小孩与小牛猪羊的，那分颓丧那分对神埋怨的神情，真使我永远忘不了。 沈从文后来很多小说里有类似的情景，一个人到了这种时候，好像对自己的命运也失去了感觉，只是把该做的事、该叮咛的事叮咛完。 我们可以讲，鲁迅和沈从文大概是整个民国文学最重要的两条骨干，一个用非常愤怒的呐喊去叫出内心的压抑，一个用淡淡的不着痕迹的白描写出当时整个社会的状况。两个力量都非常强，但当时大部分人可以看到鲁迅的力量，却看不到沈从文的。为什么？因为改革时代、改革社会的心太迫切了。你读完鲁迅的东西，会觉得自己可以立刻去革命了；可是读完沈从文，会感到非常沉重，讲不出话来，压抑得不知该怎么办。 一九四九年以后，沈从文在中国大陆地区一度遭到严重批判。他被下放到最穷困的地方，养猪、改造、住牛棚，被称为“粉红色作家”——所谓“粉红色”是说他总在写一种温柔的东西，而没有写出激昂的呐喊。可是我觉得沈从文轻描淡写的力量绝不下于鲁迅。 沈从文被下放的时候，给他的侄子黄永玉写信，其实那时候他被斗得比别人都厉害，可是在信里他会说“最近小猪养得很好”这类事。他真的就变成一个农民，然后讲实在的生活，不谈任何自己被打击、被侮辱，或者被斗争的事情。前几年我们到北京，都会去他的墓地凭吊，去看望他的太太。 沈从文的语言很特殊，表面看起来无情，可是具有一种收敛的力量，背后汹涌的热情是不下于鲁迅的。“文革”以后，他受邀到哥伦比亚大学演讲，讲稿后来被报纸转载。在演讲中，他再次提到自己早年在北京的见闻。辜鸿铭拖一根辫子，穿着长袍马褂去北大上课，学生挤了满满一堂。他进入教室后，学生们一直笑，其实有一点儿在故意闹他，觉得他是一个老顽固、老古董。可辜鸿铭站在那儿不动，也不讲话，学生停下来以后，他说：“我可以讲了。诸君大概是在笑我的辫子，这个辫子要剪掉也很容易，可是诸君身上有一个剪不掉的文化或者精神的辫子，恐怕那个才比较麻烦。” 沈从文讲的这个故事很有意思，五四运动已经过去了那么多年，可是整个文化里的“辫子”仍然没有剪掉，保守的、愚昧的、腐败的东西还是存在。好的文学创作者其实一直在点醒文化中哪些是优美的东西，哪些是败坏的东西，可是文化、文学的改革很不容易，因为它纠缠了太多复杂的层面。如果要我推荐民国文学改革过程中的作家，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鲁迅和沈从文。鲁迅的文字很重，我曾经说过他像韩愈，有很强烈的使命感和正义感。沈从文的东西则是表面非常淡，很像柳宗元的散文小品那种不着意的感觉，可是力量隐藏在后面。这点以《边城》最为明显，你阅读起来就会发现，表面是淡墨山水，但内在有很深的力量。 《边城》的女主角翠翠，长得很漂亮，是河边摆渡船家的女孩子，从小和老祖父相依为命，家里还有一条黄狗。整个故事都在写乡村中人的生活与情感，没有什么多余的东西。沈从文这一类作家并没有以高高在上的姿态描写农民，因为他自己就是从这个文化里出来的，所以他在写这样一个故事的时候，有一种更亲切、更直接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