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岱：“真气”与“深情” 前面我们已经谈过了唐寅和徐渭，现在希望能够通过张岱的《自为墓志铭》看一看整个文化在巨大的传统压力之下是如何求变求新的。从《诗经》《楚辞》一路下来，中国的文化传统已经很长了，再好的文化传统沿袭太久的时候，也会有一些陈规，这对于创作来讲是非常不好的。我这样讲，很多朋友不一定赞同，大家会觉得创作所背负的传统其实是创作的起源，比如我们今天要创作，可能会从《诗经》《楚辞》、汉乐府、唐诗、宋词、元曲里面得到很多灵感。可是，为什么我会说太多的陈规对创作不好？因为那些其实是前人的成就，而当这个成就变成形式以后，我们在下笔的时候，在想要表达自我的时候，就难免去想我应该像唐诗，还是应该像宋词，还是应该像元曲，这样每一步就都被绑住了。 这和绘画有一点儿像。我们知道毕加索怎么画，知道伦勃朗怎么画，知道黄公望或者倪瓒怎么画，下笔的时候，这些人都在你的脑海中，会使你绑手绑脚。对于当代创作来说，它的两难在于一方面要继承前面的传统，一方面在创作的时候要实现“遗忘”，把学来的东西几乎丢得干干净净，甚至是用很激烈的方式把它们打碎。可以这么说，一个好的创作者作画的时候，伦勃朗和黄公望都不应该存在，否则他的画可能没有办法走出一条自我的道路。我想这是在自我生命力的寻找当中最困难的部分。一个人如果从小就接受很好的古典文学训练，是不是能成为好的创作者？其实很难讲。这种训练必须要实现一个巨大的转换，才能造就出优秀的作家和作品。张岱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 我们从张岱的《自为墓志铭》里看到，他生长在一个背景深厚的世家，曾祖父是朝廷的大官，家族中累积的财富和文化根底都非常厚实。张岱的祖父张汝霖小时候见过徐渭。我们前面讲过，徐渭在中年的时候杀了自己的妻子，被关进监牢，张岱的曾祖父张元忭一直在努力营救他。那时，张元忭带着年幼的张汝霖到监狱里去探望徐渭，张汝霖看见徐渭戴的枷锁，就问他：“这是不是陶渊明的无弦琴？”这其实是文人间的对话，将枷锁比作陶渊明的无弦琴，意思是说那些落难文人还是可以苦中作乐。张汝霖年纪那么小，就可以跟徐渭对话了。张岱在成长过程中，从长辈那里耳濡目染受到了徐渭的影响。 现在绍兴还有张氏家族留下的一些老房子。张岱“少为纨绔子弟”，沉浸在世家的文化积淀中，喜欢戏曲。可是在他四十八岁的时候，明朝亡国了，这使得他身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一个古老的文化，必须要置之死地而后生，发生巨大的变化。在面临剧变的时候，人可能会一下子被激发出重要的东西。比如南唐的李后主，如果不是因为亡国，大概不会被逼出那么惊人的创作。我们今天读到的《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是他亡国之后的作品，“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也是他亡国之后的作品。李清照也是如此，在北宋亡国、丈夫去世之后，她的文学创作有了非常大的突破。当然，我们不能讲为了成全一个作家，要付出国破家亡这么大的代价，那样谁还敢当作家。可是一部文学史看下来，惊人之作常常是在这种时刻出来的。但是这种时刻不是故意求来的，也不可能有人故意去求国破家亡，有的只是人突然面对这种情况时怎样将所有的文化积淀迸发、升华。在《自为墓志铭》里，我们会明显感觉到张岱把四十八岁以前和四十八岁以后的自己当成了两个不同的生命去看待。 张岱对自己前半生的描述，几乎就是“忏悔录”的形式。我常常用“忏悔录”这个名称，是因为在法国启蒙运动中，卢梭写过一部很重要的自传叫“忏悔录”。人回首自己的一生，好像一事无成，愧对所有人——父母、亲友、妻子，这种感觉会生出“忏悔”之意。忏悔性的文学会非常动人，为什么？因为它不是作假的东西。我们的文化传统当中，最虚伪的部分就包括墓志铭和祭文。一直到今天，你在丧礼上听到的祭文几乎没有讲真话的，这是一个腐败的传统。可是，一些有识之士——从陶渊明开始，到徐渭、张岱，他们自己给自己写墓志铭，因为不愿死后由那些乱七八糟的人给自己念一篇乱七八糟的祭文。他们大胆讲出了自己生命的状态，令读者感到惊讶。我常常想自己敢不敢写这样一篇墓志铭，敢不敢面对那个真实的自我，这个真实的自我可能要以一个巨大的代价逼迫出来。 明朝亡国之后，张岱参与了一些反清复明的活动。平常大家讲忠孝，那是讲给别人听的，真正牵连进去是要被杀头的，所以人家都不敢理他。张岱的书里有很多对明朝的怀念，作者在世的时候，根本就是禁书，比如《陶庵梦忆》在他死后一百多年才得以出版。张岱相当于是一个政治上的危险人物，在这样的状况里，他用特立独行的方法为自己写出墓志铭，随时准备死亡。 如果没有死亡这个现象，就很难彰显出生命真正的意义和价值，但是在我们的文化里，可能很避讳谈及死亡，甚至连“死”这个字都会尽量避开。张岱却为自己写好了墓志铭，说我知道死亡随时会来临，因此我可以真正好好看待自己活着的意义。这是晚明文学中非常惊人的力量，大家读过张岱《自为墓志铭》的第一段，就会感觉到大概没有人再敢这样写墓志铭，或者是忏悔录。如果我们今天从西方启蒙运动的角度来看，张岱的《自为墓志铭》具有强烈的自我批判性，绝对不输给卢梭、伏尔泰这些人。可是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它不会变成正统，我的意思是说，我们的教科书也不大敢把这样的东西收进去，因为其中有很大的批判性，不止是批判自己，而且从批判自己开始，对整个文化进行了批判。 蜀人张岱，陶庵其号也。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蠹诗魔。劳碌半生，皆成梦幻。年至五十，国破家亡，避迹山居。所存者，破床碎几，折鼎病琴，与残书数帙，缺砚一方而已。布衣蔬食，常至断炊。回首二十年前，真如隔世。 常自评之，有七不可解。向以韦布而上拟公侯，今以世家而下同乞丐，如此则贵贱紊矣，不可解一；产不及中人，而欲齐驱金谷，世颇多捷径，而独株守於陵，如此则贫富舛矣，不可解二；以书生而践戎马之场，以将军而翻文章之府，如此则文武错矣，不可解三；上陪玉皇大帝而不谄，下陪悲田院乞儿而不骄，如此则尊卑溷矣，不可解四；弱则唾面而肯自干，强则单骑而能赴敌，如此则宽猛背矣，不可解五；夺利争名，甘居人后，观场游戏，肯让人先，如此则缓急谬矣，不可解六；博弈摴蒱，则不知胜负，啜茶尝水，是能辨渑淄，如此则智愚杂矣，不可解七。有此七不可解，自且不解，安望人解？故称之以富贵人可，称之以贫贱人亦可；称之以智慧人可，称之以愚蠢人亦可；称之以强项人可，称之以柔弱人亦可；称之以卞急人可，称之以懒散人亦可。学书不成，学剑不成，学节义不成，学文章不成，学仙学佛、学农学圃俱不成。任世人呼之为败子，为废物，为顽民，为钝秀才，为瞌睡汉，为死老魅也已矣。 初字宗子，人称石公，即字石公。好著书，其所成者，有《石匮书》《张氏家谱》《义烈传》《琅嬛文集》《明易》《大易用》《史阙》《四书遇》《梦忆》《说铃》《昌谷解》《快园道古》《傒囊十集》《西湖梦寻》《一卷冰雪文》行世。 生于万历丁酉八月二十五日卯时，鲁国相大涤翁之树子也。母曰陶宜人。幼多痰疾，养于外大母马太夫人者十年。外太祖云谷公宦两广，藏生牛黄丸盈数麓，自余囡地以至十有六岁，食尽之而厥疾始瘳。六岁时，大父雨若翁携余之武林，遇眉公先生跨一角鹿，为钱唐游客，对大父曰：“闻文孙善属对，吾面试之。”指屏上《李白骑鲸图》曰：“太白骑鲸，采石江边捞夜月。”余应曰：“眉公跨鹿，钱唐县里打秋风。”眉公大笑，起跃曰：“那得灵隽若此，吾小友也。”欲进余以千秋之业，岂料余之一事无成也哉？ 甲申以后，悠悠忽忽，既不能觅死，又不能聊生，白发婆娑，犹视息人世。恐一旦溘先朝露，与草木同腐，因思古人如王无功、陶靖节、徐文长皆自作墓铭，余亦效颦为之。甫构思，觉人与文俱不佳，辍笔者再。虽然，第言吾之癖错，则亦可传也已。曾营生圹于项王里之鸡头山，友人李研斋题其圹曰：“呜呼！有明著述鸿儒陶庵张长公之圹。”伯鸾高士，冢近要离，余故有取于项里也。明年，年跻七十，死与葬，其日月尚不知也，故不书。铭曰： 穷石崇，斗金石。盲卞和，献荆玉。老廉颇，战涿鹿。赝龙门，开史局。馋东坡，饿孤竹。五羖大夫，焉能自鬻？空学陶潜，枉希梅福。必也寻三外野人，方晓我之终曲。 张岱在开头便说：“蜀人张岱，陶庵其号也。”“蜀人”说的是张岱的远祖，过去的人习惯说自己祖籍是哪里。“少为纨绔子弟”，我相信很多人不愿意把“纨绔子弟”四个字加在自己身上，因为意思并不好，是说那种家里很有钱，整天不事生产、吃喝玩乐的人。可是《红楼梦》里面贾宝玉出场的时候，曹雪芹就是用“纨绔”来形容他的。曹雪芹也觉得先祖都是有功业的，自己却是个“败家子”，先祖加给他的生命价值他无法完成，也守不住先祖的基业，所以感到很惭愧。但是他追求了自我的性情，对先祖的功业一方面感到惭愧，一方面又进行批判，因为他并不想重复那样的生命意义和价值。下面这部分是人们谈到张岱时经常引用的：“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蠹诗魔。劳碌半生，皆成梦幻。”张岱来自一个有钱的官宦人家，“极爱繁华”，追求享乐，晚明的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其实是结合在一起的。他用了一连串的“好”，其实是巨大的自我批判：这一生回想起来，不过是对美好事物的贪恋。明代很多追求享乐的人也在暗地里喜好这些东西，但自己不敢讲出来，会另外写一些道德文章。可是张岱在亡国之后，突然有一种醒悟，发现自己曾经生活在这么大的欲望贪恋当中，曾经爱好过这么多东西，喜欢住好的房子，喜欢美丽的女用人、漂亮的男孩子、漂亮的衣服、好吃的东西、骏马、华灯、烟火、戏剧、鼓吹弹唱，等等。他还用了“淫”和“虐”两个很重的字来形容自己的喜好，对茶到了“淫”的程度——我们讲到“淫”，常常会认为是在谈性，其实不止是性，所谓的“淫”是耽溺于感官的意思，就是过分爱那些美好的事物。可是，张岱在这样一个繁华的世界里长大，如果他不爱这些东西，他会追求什么？大概就是考试做官了。所以，他放任自己沉浸于肉体上的感官世界，固然是颓废的，但是他大胆地将这些东西直接铺撒出来，其实也是在自我批判的同时表达了一种不屑，表明自己宁可好这些东西，也不要好那些假道德。 这当中存在着一种对比，就是喜好这些东西都比喜好假道德要好。明亡之后，那些讲着礼义忠孝的人往往是最糟糕的一群，事到临头就全跑光了；张岱躲在山里，却还是为反清复明做了一点儿事情的。他从很个人化的对美的耽溺和留恋上去抒发自己的性情，对那些只会讲漂亮话的人，他怀有一种痛恨，说自己不是那样的人。我们如果从正统的文化观着眼，是不太能够讨论张岱的。周作人提出张岱的东西，提出晚明文学，提出这一连串的“好”的时候，引起了很大震动，当时也被批判。但是今天我们谈到张岱，会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大胆地去对抗正统文化的人，而所谓的“正统文化”已经作假作得太厉害了。我们用这些“好”来检查一下身边的某些文人，大概没有差太多，他买奔驰车不是和“好骏马”一样吗？张岱或许也觉得这样不对，但他宁可用这些去对抗把人的整个性情都扼杀掉或者变得虚假的状态。 大家读到这个部分可能会感到害怕，会怀疑它到底是不是好的文学，这个“好”的意思是说它是不是对我们的生命有价值。但是如果我们选一些道学文章来讲，你会发现它是八股的，是完全没有生命力的。有了这种对比，你才会发现张岱是在讲真话，他回到了自己，而不是批判别人，不是假道学。他讲喜好的时候就是在忏悔，他的《自为墓志铭》就是一篇很不同的“忏悔录”。 所谓“书蠹诗魔”，是在讲张岱对书和诗的爱好程度。他家藏了三万卷书，甲申国变的时候无法救下来，全部散失，非常令人感伤。“劳碌半生”，却“皆成梦幻”。其实《红楼梦》受到张岱非常大的影响：一切对于繁华和感官的执着与耽溺，在国破家亡之际遭到当头棒喝。好像你读佛经，觉得领悟到了什么东西，但是没有事件发生，所谓的“领悟”可能是假的。当你面对一个自己最亲爱的身体的消失，或者是有巨大事件发生的时候，你或许才能明白所谓“空幻”是什么意思。张岱在有所经历之后写下《自为墓志铭》，发出“劳碌半生，皆成梦幻”的喟叹，自然不同于那些无病呻吟。 “年至五十，国破家亡，避迹山居。所存者，破床碎几，折鼎病琴，与残书数帙，缺砚一方而已。”世家文化尚遗留下一些东西，比如破旧的琴、一点点古董，与前面的繁华形成巨大对比。我们会想到杜丽娘的唱词：“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姹紫嫣红”与“断井颓垣”刚好是两种生命状态，呈现出繁华与幻灭之间的交替。 “布衣蔬食，常至断炊。”一个世家子弟，这时已经到了经常没饭吃的地步。曹雪芹写《红楼梦》写了十年，当时的生活状况也和张岱差不多。他的朋友敦诚劝他好好把书写完，说“残羹冷炙有德色，不如著书黄叶村”。他就是在这样的境况下写出了《红楼梦》。重大的创作有时候是在这种情境里被逼出来的，在这样的状况里，别人说他的东西是好还是不好已经完全不重要了，因为他只是回来面对自己，抒发自己对生命的巨大领悟。我前面特别提到，在文化上，在历史上，没有一个正常人会为了画出八大山人的画或者写出李后主的词去渴望国破家亡，但国破家亡往往会带来巨大的文化领悟。这就像一个人的生命，有些东西会等在某个时刻让你去懂得，文学也并不是当下就能懂得的东西。你读过的某些句子，要在某个事件发生的时候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个句子是在生命里领悟出来的。石涛所谓“我之为我，自有我在”中的“我”也可以引申到文学当中，说明文学最动人的部分不是文字，而是生命的本体。 张岱自己当然不会在乎《自为墓志铭》是不是好的文学作品，一个人已经到了给自己写墓志铭的时刻，哪里还会管你说它好还是不好，他只不过想在将来的墓碑上留下一些真实的东西，就自己先写好，免得别人乱写。原本是一个歌功颂德的文体，要从八代以前祖上怎样了不起写起的，在张岱这里完全被颠覆了。当然，他也是受到徐渭的影响。徐渭没有经历过国破家亡，但是他愿意面对生命的死亡，于是在四十五岁的时候就用真话为自己写好了墓志铭。张岱先把自己的真实情况讲出来，然后说“回首二十年前，真如隔世”，即所述一切繁华过往，都是二十年前的事了。 接下来这段，张岱一开始就讲“七不可解”，讲自己的茫然，讲自己感受到的生命的迷失。“向以韦布而上拟公侯，今以世家而下同乞丐”，本来是从平民百姓上升为高门世家，可如今世家之人却沦落得好像叫花子一样，这到底是“贵”还是“贱”呢？“贵”和“贱”似乎是对立的，可是张岱觉得自己既“贵”且“贱”：曾经生活富贵，享受繁华，可是在给自己写墓志铭的时候已经几乎卑贱如乞丐了。文学最大的意义在于提出多元文化，只用“贵”或“贱”去观察一个生命，所得都是贫乏的、单调的。一个别人眼中最下贱的妓女，陀思妥耶夫斯基可以写出她生命里最崇高的部分，创作出伟大的文学，只有文学可以实现这种社会一般价值的转换。张岱说“贵贱紊矣”，是因为人本来就复杂。 明代以后，文学对人性的理解不再是单一的。人在面对自己命运的时候，往往会感到非常复杂、非常迷惑，充满了矛盾。晚明很多人是这样的。八大山人是明朝宁王朱权的后裔，可是后来流落民间时就像一个乞丐；石涛是靖江王朱亨嘉的后代，可是四岁时家里被处满门抄斩，他幸而被人带走，后来出家做了和尚。他们到底是“贵”是“贱”，想来自己也搞不清楚。晚明社会的巨大变迁，带来了世家文化的没落，也让出身世家的人有所领悟：“贵”的不过是你身后家族的功业，可是你自己生命的意义在哪里？路边的乞丐，你过去会看不起他，可是现在你会思考他的生命是否也自有其意义，他生存的价值在哪里。一个真正好的文学家，也许自己是王侯，可是他会在看到路边一个没有腿的乞丐的刹那，觉得那也是自己。我常常觉得张岱的文学和曹雪芹的文学都有这种“刹那之间”的感觉，就是忽然会在一个与作者完全不同的形象那里看到他仿佛以另外的生命形态出现。张岱的“七不可解”，其实是七组矛盾性的对比关系，“贵贱紊矣”是他觉得第一件无法解答的事。 “产不及中人，而欲齐驱金谷，世颇多捷径，而独株守於陵，如此则贫富舛矣”，这是张岱的第二不可解。家产比不上中等人家，欲望却堪比坐拥金谷园的石崇；世间有很多捷径可以攀附，可是他却在山里过着孤独的生活，这到底是“贫”还是“富”呢？“贫”和“富”也错乱了。回想这一生，家产几乎荡尽，自己不过是一个隐居的中年男子而已。张岱的“七不可解”给人很大的感慨，我大学的时候读这篇文章，不是很懂，后来慢慢感觉到他是在讲我们的社会一直在定贵贱、定贫富、定这定那，可是真正的人性价值和意义与贵贱贫富是无关的。贫与富的舛谬，贵与贱的紊乱，可能是一个人思考的真正起点。 第三个“不可解”是“以书生而践戎马之场，以将军而翻文章之府，如此则文武错矣”。明明是书生，却能带兵打仗；身为将军，却能操弄文墨，文武也错乱了。贵贱、贫富、文武，仿佛是泾渭分明的东西，但在张岱这里都成为了困惑。 第四个“不可解”是“上陪玉皇大帝而不谄，下陪悲田院乞儿而不骄，如此则尊卑溷矣”。可以与至尊之人来往，却一点儿都不谄媚，因为他不觉得这些人比他高贵；也可以和悲田院（收容贫民、乞丐的场所）里最穷苦的乞丐相交，但在这些世俗眼光中的“卑贱之人”面前却毫不骄矜。大家请注意这里的“谄”和“骄”。在社会里，我们常常会巴结一些人，看不起另一些人；崇拜某些人，同时觉得有人比我们低下，可是张岱发现这个价值观是错的。那些贵族并不是他想巴结或者谄媚的对象，而自己的生命可能还不如一个乞丐更有尊严，这又是一个颠倒。我们今天总讲“颠覆”，其实晚明文学真正在做颠覆的工作，把贵贱颠覆，把贫富颠覆，把文武颠覆，把尊卑颠覆——在《四声猿》里，徐渭甚至把性别都颠覆了。 第五个“不可解”是“弱则唾面而肯自干，强则单骑而能赴敌，如此则宽猛背矣”。软弱的时候，有人向他吐口水，他都不去擦，让它自己慢慢干掉；但他又敢于一个人面对敌人，这样的人能说他很弱吗？强弱也互相违背了。这里我们还可以对“弱”和“强”做进一步的解读。有的人性格宽容，别人怎么侮辱他都不生气，这时他服膺的大概是某种真理，认为对方对事不对人，所以唾面自干也没有关系；但如果事情本身有问题，他也可以独自迎战强敌。张岱把我们日常生活里的价值系统整个颠覆了，这种颠覆对我们的启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我们生活在传统之中，身上都有太多世俗灌输给我们的价值标准，有时候很难跳出来看待一个生命。 大约在二十年前，一名中国留学生在美国艾奥瓦州枪杀了十几个人，其中包括所有参加他论文答辩的教授。这不仅仅是一个刑事案件，里面也涉及这名中国留学生的心理状态，于是有位作家就到当地做了很多调查。最让我感慨的是，和他认识的西方人都说他平常很温和，有时候会买中国食物给自己吃；受访的中国人却都说自己早知道他是一个凶手，说这个人如何如何坏。这是作家没有料到的，后来他就探讨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其实这里面有文化因素。西方经历了启蒙运动，人们会针对个案本身来谈；而我们习惯于宿命论，坏人从来就是坏人，他所做的每件事都会被解释成坏的。这和张岱讲的“七不可解”是相关的。直到今天，我们还是不太敢面对张岱的问题，因为社会价值体系是基本固定的，人很难从其他角度去看事情。这种固定的价值观会使整个文化越来越僵化，而对生命个体的讨论则少之又少。我们的文化里需要改革的恐怕就包括这个部分。 我恍然想到自己的成长年代中有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我所有的作文几乎都是先有结论的。无论写什么主题，最后都会引向确定的结论。但是，一开始就有结论的东西一定没有思考，因为它没有观察的过程。张岱的“七不可解”颠覆了社会中看似牢不可破的价值观，这很重要，但他又不告诉你应该是什么。如果你很心急，阅读文学是为了立刻知道明天要怎么做人，那读完张岱也还是不知道。因为张岱告诉你做人是要自己去摸索的，不是谁直接灌输给你的，他只是把贵贱、贫富、宽猛这些固定的概念打破。你觉得茫然了，但是茫然的状态才是思考自我的开始，等待别人给予生命的真理，并不是真正的觉悟。我们后面会谈到，五四运动以后的文学试图要做的其实也是这件事。好的文学在它产生的时代经常不能被接受，因为它讲出了真话。文学真正的价值在于揭发人性的真实面，我们在读张岱《自为墓志铭》的时候，真的会越读越害怕，因为明白了“一不可解”“二不可解”等等是在颠覆我们固定的价值观。 第六个“不可解”是“夺利争名，甘居人后，观场游戏，肯让人先，如此则缓急谬矣”。大家都在争名争利，都在抢，可是张岱从来不去争这些东西，该是他的他也算了算了，连游戏都让别人先玩。就像在今天的社会里，人们会觉得赶快把某只股票或期货买下来比较重要，或者要应付高考，而你却告诉别人哪里花开了，哪里的戏很好看，心思都在这些“不重要”的事情上，张岱就是这样。以社会正统的价值观来看，他大概是一个不肖子吧，于是就做了这样一番忏悔。他在想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是不是应该受到责备。 第七个“不可解”是“博弈摴蒱，则不知胜负，啜茶尝水，则能辨渑淄，如此则智愚杂矣”。赌博不知道胜负，却能够分辨来自不同河流的水的味道，似乎是该精明的地方不精明；而别人觉得无关紧要的小事，他却会细细品尝，因为他就喜欢那些东西。 从世俗的角度来看，张岱就像个疯子一样，可是如果转换一下角度，你就会发现“七不可解”反映的正是他的真性情。他不肯违背自己的性情，不肯舍弃自己认为重要的东西。我出去旅行的时候，会带一块石头回家，朋友问我会不会担心家里的艺术藏品被小偷偷走的时候，我就说：“我从来没担心过那些昂贵的字画，但是好怕那些石头被拿走，因为它们代表着记忆。你会记得它是你从贵州或者什么地方带回来的。”我当时要拿某块石头，朋友还把袜子脱掉，说“帮你包起来”。你自己觉得某个东西很重要，可是讲出来以后，朋友却在笑：奇怪，一个石头你觉得很重要。这种情怀很奇怪，你没有办法从世俗意义上解释它。我第一次被父亲骂，就是因为从花莲带了一旅行袋海边的石头回家。他觉得很奇怪，你第一次去花莲，别的什么都没有带，怎么只带回一大堆石头。可是直到现在，我还是觉得最让我震动的正是那些石头。张岱或许也会想自己是不是一个怪人，却不能违背自己的本性——他作为独立的人的特征。 “七不可解”讲完了，他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所以说“自且不解，安望人解？”——你自己都理解不了，还希望别人理解吗？当然，他对此也没有什么抱怨，只是自己回去检讨、忏悔，得出结论：“故称之以富贵人可，称之以贫贱人亦可；称之以智慧人可，称之以愚蠢人亦可；称之以强项人可，称之以柔弱人亦可；称之以卞急人可，称之以懒散人亦可。”其实我们自己身上何尝不是智慧和愚蠢并存的，但是往往只会夸张其中一面。就像我小时候，母亲永远只跟人家说我儿子的文学多么好，永远不敢跟人家说我的数学有多坏，因为她觉得那令她很羞耻。张岱却提出，其实这两部分都是你的样子，只是一体两面，并没有好坏之别。 “学书不成，学剑不成，学节义不成，学文章不成，学仙学佛、学农学圃俱不成……”我们大概不敢在墓志铭里把自己讲到这样一事无成的程度。张岱的“一事无成”里有一种好大的苍凉，自己的生命似乎被荒废了，但是回头面对自己的时候，又感到毕竟没有违背自己的真性情。学书、学剑都是半吊子，什么都很喜欢，什么都想去碰一碰，其实他是热爱自己的生命，呼应了前面的“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等各种“好”。虽然别人眼中那些正统的东西都学不成，但是张岱愿意在墓志铭上留下这样一个忏悔的记录，这使得他成为了在我们的文化中明确标举出负面意义的人。 “巴洛克运动”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画家叫卡拉瓦乔，他就是一个颠覆者。比如，在传统观念里，大卫是伟大的、勇敢的、正义的、俊美的，所有的好都在他这边；被他打败的歌利亚则是邪恶的、有罪的、败坏道德的，集合了所有的坏。多数艺术家都希望自己是大卫，比如贝尼尼、米开朗琪罗都塑造了大卫迎战歌利亚的形象，表示这邪恶的力量是被自己打败的。但卡拉瓦乔却把歌利亚的脸画成自己的样子，他问自己：“我哪里是大卫？我也不勇敢，也不俊美，也不正义。其实我有很多欲望，有很多败德的地方，我为什么不是歌利亚？”这张画现在保存在罗马的博物馆里。我们总是不敢面对生命的另外一个部分，不敢面对自己的“歌利亚”，其实“大卫”和“歌利亚”可能都是人性。 所谓“学节义不成”，一方面是因为当时的“节义”已经变得虚假，一方面是说自己在国破家亡之际，没有依照受到的教育去自杀殉国。但自杀也不是很容易的，有的人自杀了又没死成，比如陈洪绶（老莲），后来就改了个号叫“悔迟”。这里面其实有一点儿悲剧性，就是感觉到自己不是一个完美的人，有这么多弱点。教育一直告诉我们要做完美的人，可是如果我们不去面对自己不完美的部分，文学就变成假的了。不完美是文学的重点，伟大的小说都会写到人性的不完美处——《金瓶梅》里的生命不完美，《红楼梦》里的生命也都是有欠缺的。感动我们的文学常常是大胆面对了生命不完美的状态，并由此激发出我们对完美真实的渴望。 明代的知识分子手不能提、肩不能挑，就是读书、学写八股文、考试做官，一旦做不成官，便“百无一用”。“学书不成，学剑不成，学节义不成，学文章不成，学仙学佛、学农学圃俱不成”这一串，其实也是对这种“废物”状态，即当时文人教育负面影响的控诉。张岱对自己的批评也很严厉：“任世人呼之为败子，为废物，为顽民，为钝秀才，为瞌睡汉，为死老魅也已矣。”晚明文学有非常奇特的力量，我常常会把张岱的《自为墓志铭》拿出来看，自问能不能更突破一点儿，更真实一点儿。前面有这么精彩的创作者，其实你会害怕，会想问画画、写诗这些到底是在做什么。如果不能面对生命中真实的自我，那创作其实就没有意义了。但是张岱在这两段文字里清清楚楚地告诉后人，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而且对自己一点儿都不容情。徐渭、张岱、曹雪芹其实都在这个系统中，我称之为我们文化中的“启蒙运动”。这是一个自我觉醒的过程，但长期没有获得重视，因为正统文化的压力太大了。 下面一段讲张岱哪一年生，有什么作品，小时候生病吃什么药，还有一位眉公先生，即晚明文学家陈继儒。他忏悔了一番之后，突然写到自己曾是一个“神童”，对此大概是带着一点儿得意的。这件事在《绍兴县志》里也有记载。张岱六岁的时候，跟着祖父张汝霖到杭州，遇见了骑着一头鹿游至此地的陈继儒。陈继儒对张汝霖说：“听说你的孙子非常聪明，擅长吟诗作对，我现在要当面考考他。”他指着屏上的《李白骑鲸图》出了上联：“太白骑鲸，采石江边捞夜月。”传说中，李白曾骑鲸游访海外仙岛，“采石江边捞夜月”用的则是李白在采石矶醉酒后跳入水中捞月亮的典故。张岱答道：“眉公跨鹿，钱唐县里打秋风。”言辞间用了很活泼的民间俗语调侃陈继儒，说他骑着一头鹿跑到钱塘来，一家一家地做食客（“打秋风”）。陈继儒一听，很开心，说这么聪明的小孩，“吾小友也”。 张家四代基本上都是文人，但不是很刻板的那种。徐渭犯了杀妻之案，被关到监狱里，其他人躲都来不及，但张元忭不仅去探望他，还想方设法营救，可见张家是一个比较浪漫、比较自由的文人家庭。他家交往的朋友也不乏这样的人，比如这位能够将六岁的张岱当作“小友”、当作平辈的眉公先生。但想起陈继儒“欲进余以千秋之业”的厚望，张岱却不禁叹道：“岂料余之一事无成也哉？”想想童年的这段经历，再看看现在的自己，这一生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完成。可是大家如果去读读他的《陶庵梦忆》《西湖梦寻》等等，或许会有些不同的想法。张岱堪称晚明大家，留下来的东西这么多，可是他竟然在《自为墓志铭》里说自己一事无成。这里面当然有一个意思是说，在中国的正统文化里，文人必须要去做官，必须要有功业，才叫有成就；而自己永远在贪恋那些美好的事物，所以觉得有些惭愧，要在“忏悔录”里批判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