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渭：笔底明珠无处卖 大概从万历年间开始，明代正统的、顽固的、保守的力量和民间求新求变、自我解放的力量之间的冲突越发明显。汤显祖就是一个例证。汤显祖非常佩服徐渭，而徐渭和唐寅非常不一样。如果说唐寅的行为还是一种比较温柔的抗议，那么徐渭的做法则比被西方公认为悲剧性格的梵高还要激烈。他文章写得极好，在乡里是大家佩服的才子，可是大概一生都在科举上非常受伤。他曾给一个叫胡宗宪的官员担任幕僚，帮助他在浙江沿海抗击倭寇，屡建奇功。可是，后来胡宗宪被下狱，并且在狱中自杀，徐渭也成了一个“疯子”。他会拿砖敲自己的头，敲到流血，然后给人家听揉骨头的声音；又用锥子刺进自己的耳孔好几寸，举止非常怪异。他四十五岁就给自己写好了墓志铭，说自己“贱而懒且直”——下贱、懒惰，而且正直。所有人刻出来的墓志铭都是伟大的，活着的时候再怎么不好，祭文没有不好的，可是徐渭把自己所有不好的地方都写进去了。他还给自己编了一部年谱，命名为“畸谱”。“畸”是什么？畸形的、变态的。里面记录的全部是他生活中非常怪异的事件。他曾经杀死了自己的继室，坐了七年牢，别人一直在营救他，他才重获自由。 徐渭的个性和一些西方艺术家非常相似，以我们的文化考量，会觉得这个人好怪异。可是他在书法、绘画、诗文方面的创造力都非常强，可能是明代画家中创造力最强的，而且对后世影响巨大。徐渭的家在浙江山阴，就是现在的绍兴，我去过两次。他的青藤书屋在一条小巷子里，地方并不大，过一个月洞门，小小的一口井，书房里的小桌子正对着外面一方小池。徐渭号为“青藤道人”，后来齐白石称自己是“青藤门下走狗”，可见前者的绘画成就之高。但是我们现在要讲的不是他的绘画，而是他的一套重要剧作——《四声猿》。 其一为《狂鼓史渔阳三弄》，主角是祢衡。他在其中提出一个问题：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在面对巨大权威的时候，你该怎么办？祢衡一介书生，死后在地府一边击鼓，一边责骂曹操，悲剧性非常强。从中我们看到明代隐藏的叛逆性格在徐渭身上慢慢爆发。 其二为《玉禅师翠乡一梦》，我特别推荐大家去读一读。玉通禅师是一位修道多年的老法师，修行很高。有一天，庙门口来了一个叫红莲的营妓，说丹田痛到如绞，要活不下去了。玉通禅师一向悲悯为怀，觉得应该要救，红莲说治这病唯一的方法是用他的肚脐对着自己的肚脐去磨——非常顽皮的徐渭开始调侃道统。玉通禅师觉得很为难，可是人命关天，遂依言而行，然后“数点菩提水，倾将两瓣莲”——“莲”合了红莲的名字，同时又是一种性暗示。但是他做了这件事，修行就毁掉了，于是他转世投胎成柳家的女儿，以种种败坏门风的行为去报复设计这件事的柳宣教。后来，他被师兄月明和尚点醒，重新皈依佛门。明代正统的压抑特别强，但是对人性真实的领悟也特别强。玉通禅师代表的是修道，红莲象征着欲望、性和堕落，可是这两方面其实是在一起的。修道是为了真正领悟生命，这个过程是要直面欲望的。如果始终与欲望相隔离，即便已经修了几十年，最后还是难免破功。徐渭通过这样一出荒谬的戏剧，再次对所谓道学进行了颠覆。 下面两个剧本最有趣，我们会看到徐渭很关心的一个问题——性别问题。二者讲的都是女性扮成男性做出成就，一个是《雌木兰替父从军》，以大家非常熟悉的花木兰故事为蓝本；一个是《女状元辞凰得凤》，讲一个女孩子女扮男装去考科举，中了状元，丞相要把女儿嫁给她，才知道她是女的。这两部戏里一直在重复一个观点：男子能做的事，女子何尝做不得！在男权和父权居于统治地位的社会里，女性自觉的力量会在这类非常前卫的剧本中体现出来，并且是通过比较大胆的方法——性别跨越。比如花木兰，打仗打了那么多年，军队又是一个相对特殊的男性世界，可是这个女性竟然实现了突破。徐渭以民间传说为蓝本，创作了这两个性别跨越的剧本，和前面两个合称“四声猿”。而猿啼在古代中国文人的世界里象征着内心极大的悲哀，经常出现在他们的诗句里。 我常常会推荐朋友读《四声猿》剧本。以文学性来讲，它的突破很大。我们今天讲《牡丹亭》、讲汤显祖，汤显祖最佩服的剧作家就是徐渭。只是徐渭比较大胆，语言比较粗、比较直接，就像他会拿砖头打自己的头、给人家听自己骨头的声音一样；汤显祖的东西则比较美，在社会里面比较容易被接纳。大家有时候会害怕攻击性太强的文学，因为它太锐利、太直接了。将汤显祖的作品（比如《牡丹亭》）和徐渭的创作结合在一起看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整个晚明文学有一个共同的调子，就是我一再强调的叛逆性，这是我们不能忽略的。这种叛逆性有直接，有间接，可本质上都是叛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