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捕蛇者说》：民间的声音 对于这些作家，当我们把他放回对应的时代中去的时候，可能会有比较全面的理解。我们从《柳子厚墓志铭》中，已经看到柳宗元身上错综复杂的社会结构的线：首先他是世家子弟，前面好几代都是做大官的；同时他经过自己的苦读，通过科举考试，成为一时非常优秀的精英知识分子；后来，又因为自己的刚直，被贬到最荒远、最偏僻的地方。家世背景、仕途起伏，以及其他种种人生际遇，都影响着柳宗元对事情的看法与立场。 他在永州时所接触到的世界，可能是他在京城为官时，或者说在文人世界里完全接触不到的。当大家读到《捕蛇者说》这篇文章的时候，会非常明显地感受到这一点。 永州之野产异蛇，黑质而白章，触草木尽死；以啮人，无御之者。然得而腊之以为饵，可以已大风、挛踠、瘘、疠，去死肌，杀三虫。其始太医以王命聚之，岁赋其二。募有能捕之者，当其租入。永之人争奔走焉。 有蒋氏者，专其利三世矣。问之，则曰：“吾祖死于是，吾父死于是，今吾嗣为之十二年，几死者数矣。”言之貌若甚戚者。余悲之，且曰：“若毒之乎？余将告于莅事者，更若役，复若赋，则如何？”蒋氏大戚，汪然出涕，曰：“君将哀而生之乎？则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复吾赋不幸之甚也。向吾不为斯役，则久已病矣。自吾氏三世居是乡，积于今六十岁矣。而乡邻之生日蹙，殚其地之出，竭其庐之入。号呼而转徙，饥渴而顿踣。触风雨，犯寒暑，呼嘘毒疠，往往而死者，相藉也。曩与吾祖居者，今其室十无一焉。与吾父居者，今其室十无二三焉。与吾居十二年者，今其室十无四五焉。非死即徙尔，而吾以捕蛇独存。悍吏之来吾乡，叫嚣乎东西，隳突乎南北；哗然而骇者，虽鸡狗不得宁焉。吾恂恂而起，视其缶，而吾蛇尚存，则弛然而卧。谨食之，时而献焉。退而甘食其土之有，以尽吾齿。盖一岁之犯死者二焉，其余则熙熙而乐，岂若吾乡邻之旦旦有是哉。今虽死乎此，比吾乡邻之死则已后矣，又安敢毒耶？” 余闻而愈悲，孔子曰：“苛政猛于虎也！”吾尝疑乎是，今以蒋氏观之，犹信。呜呼！孰知赋敛之毒，有甚于是蛇者乎！故为之说，以俟夫观人风者得焉。 如果不是到了永州这么偏僻的山野之间，他大概没有机会去认识这种依靠捕蛇为生的民间人物。我自己很看重这类文字，因为我觉得其中包含着知识分子一种非常重要的自觉运动。这些知识分子被下放了，可能会觉得自己命运不济，自怨自艾，但也因此见识了比他生活得更不幸的普通百姓。这种自觉和“古文运动”是有所联系的。韩愈、柳宗元反对堆砌辞藻、无病呻吟的文学，正是因为他们看到了真正的“病痛”。我们在《捕蛇者说》中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到柳宗元的意图和思想，同时这篇文章也体现出他身上的矛盾性和复杂性。 文章开头的写法有点儿像传奇。永州产一种黑底白条纹的毒蛇，触碰草木之后，草木就会死掉；咬了人，人也毫无办法。但就是这种对人有这么大伤害的毒蛇，却可以制药，用于治疗中风、手足屈曲不展，或者是身上的烂疮等，因此就变成了“太医以王命聚之”的药材。人们可以用这种蛇来免除赋税，因此大家争先恐后地去捕蛇。 柳宗元在当地认识了一个姓蒋的捕蛇人，蒋家已经连续三代专享捕蛇带来的“好处”了。这个人的祖父死于捕蛇，父亲死于捕蛇，而他自己已经捕蛇十二年，也有好几次险些丧命。说起这些的时候，这个人的表情非常难过，大概他自己将来也难以幸免。作为一个地方的父母官，柳宗元出于对捕蛇人的关心，表示“将告于莅事者”，想用官员的身份去疏通一下关节，使他恢复原来的赋税和劳役，不要再从事这危险的营生。但这恰恰体现出柳宗元作为一个世家出身的官僚，当时并不了解民间的疾苦，所以才会有这样的建议。捕蛇人原来只是难过，现在却大哭出来了，他告诉柳宗元：“如果你这样做，就是断送了我们的生路。如果说捕蛇已经是不幸的事情，那恢复我要缴纳的赋税则是更大的不幸。”他接着解释道，在这六十年当中，乡邻们因为赋税而难以维持生计，几乎破产后只得迁徙、逃亡，不少人就在恶劣的环境中死去。他祖父那一代的人，十户大概只剩下不到一户；他父亲那一代的人，十户只剩下不到两三户；和他一起居住了十二年的，十户只剩下不到四五户了，都是非死即逃。捕蛇这项工作虽然很危险，但就是因为赋税对百姓的侵扰和伤害如此之深，捕蛇人才宁愿继续捕蛇，并说“吾蛇尚存，则弛然而卧”，因为他还有一口饭吃，不用面对赋税的压力，还可以活下来。 当柳宗元有机会了解到老百姓这样的状况以后，他会对自己的思想、文学做比较彻底的反省。作为科举出身或者世家出身的官僚，究竟应该代表皇室权威去压迫百姓，还是代表百姓去让皇帝知道民间痛苦，这种对于自身角色的选择，我想是影响“古文运动”的一个关键。 柳宗元在被下放的过程中，体察到真正的民间疾苦，所以在文章结尾的地方他才会“闻而愈悲”。他身为知识分子的自觉已经不能够开解他内心的矛盾了。他发现自己更大的痛苦，是作为一个官吏在面对国家赋税制度带给百姓的巨大压迫时的无能为力；他真正明白了孔子所说的“苛政猛于虎”。当我们读完《捕蛇者说》时，会感到“古文运动”所带来的不仅是文学形式上的改变，更重要的是这些人在试图用文学去触碰最本质的生命问题。用今天的话来说，《捕蛇者说》应该属于“报告文学”，它真正讲述了一个在上位者所不知道的民间事件。 另外，大家可能也发现了，《捕蛇者说》和我们传统散文的结构很不一样，它完整地交代了一个事件，有些像短篇小说。这或许是“古文运动”更大的影响，即促进了小说的创作。比如，传统的散文比较注重论述、说理，而《捕蛇者说》中有很多对人的描述，捕蛇者的形貌随之鲜活起来。正因为柳宗元深入观察了民间，他的文学才活泼起来。这在某种意义上是个意外，但是这个意外对整个社会结构的改换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看到的绝大部分唐宋古文中的好文章，正是作者被贬官下放期间所写的。创作这些作品需要非常鲜活的民间资料，如果他们一直在京城做官，即便对时政有所不满，大概也就是发发牢骚，而无力做出改变。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觉得贬官制度其实造就了一代精英知识分子，催生了优秀的文学创作。正是因为下到地方、深入民间，柳宗元才结识了捕蛇者蒋氏，而这样的人也开始成为他笔下的主角。这在我们的文学当中是一件重要的事情，而我们也会在后世的文学创作中看到它的影响。 真正的文学其实很难产生于上层知识分子当中，这不在于他们文笔的好坏，而是因为他们的生活经验不足。比如你可能常常看到经过文学训练的文字，但如果只懂得经营辞藻或者形式，而没有来自生活实际的第一手内容的话，其实没有用。黄春明年轻的时候，从兰阳平原的师范学院，到屏东师院，一直被退学，最后是“教育部长”朱汇森出面做保，他才能够毕业。但是他一直在广泛地接触民间生活，接触社会底层。如果没有对兰阳平原妓院生活和渔民生活的了解，只是乖乖地待在学校，他就写不出《看海的日子》那样好的小说，因为连世上还有这样的人都不知道。 无论是唐代的柳宗元，还是今天的黄春明这一类作家，他们都有很丰富的生活经验，这使得他们的作品不空洞，里面有真正的人。《看海的日子》的主人公白玫是一个妓女，如果你对以这样的职业维生的人根本不了解，你要怎样去描述她呢？我们读到白玫生平的时候，会突然被感动，而我们很少会被一个妓女的生命感动。她在兰阳平原用身体换得金钱、养活全家的情形，真正被作家所观察并描述。她的形象很真实，这种真实让人觉得空泛的“妓女”概念其实是没有意义的。 我每次读《捕蛇者说》，都觉得捕蛇者的形象呼之欲出。大概只有文学真正在民间的时候，才有鲜活的力量；而当它脱离了民间，往往就会枯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