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威尔杂文全集（下） 回首西班牙战争 (1) 一 首先是现实的回忆——声音、味道和事物的表征。 奇怪的是，比起之后在西班牙战争中所发生的事情，我更加生动鲜明的回忆，是我们被派往前线之前接受的那一个星期所谓的训练——位于巴塞罗那的一座广阔的骑兵兵营，里面有阴风阵阵的马厩和鹅卵石庭院，我们就着水泵凉冰冰的水洗澡，饭很难吃，就着红酒勉强可以下咽。穿着裤子的女民兵在劈柴火。凌晨时分点名的时候，我那平淡无奇的英文名字总是在铿锵的西班牙名字——什么曼努尔·冈萨雷斯、佩德罗·阿奎拉、雷蒙·菲内罗萨、罗格·巴拉斯特、贾姆·多米尼克、萨巴斯蒂安·维特隆、雷蒙·努沃·博世中引起一阵哄堂大笑。我特意点出这几个人的名字，因为我记得他们长什么样子。除了两个流氓人渣现在应该投靠了长枪党 (2) 之外，或许其他人都死了。其中有两个我确切知道已经死了。年纪最大的当时是二十五岁，而年纪最小的只有十六岁。 战争最主要的一个经历就是你永远无法摆脱人身上散发出来的那股恶心的味道。公厕是战争文学中老生常谈的一个话题，要不是我们兵营的公厕让我对西班牙内战留下了独特的印象，我本来是不愿意提起它的。在拉丁式的公厕里你只能蹲着，即使是最好的厕位也十分糟糕，而且它们都是用某种抛光过的石头砌成的，十分光滑，你只能尽量让自己站稳脚，而且它们总是会堵住。我还记得许多其它恶心的事情，但我相信是这些公厕最早让我想起，而且总是一再想起：“我们来了，革命军队的士兵，捍卫民主，抗击法西斯主义，打一场轰轰烈烈的仗，而我们的生活细节就像监狱里的生活那样肮脏下贱，跟资产阶级的军队更是别无二致。”后来有许多事情加强了这一印象，比方说，战壕生活很无聊，我们像牲畜那样在挨饿，为了一点吃的勾心斗角，由于缺乏睡眠而精疲力尽，争吵起来说的那些话非常尖酸难听。 军旅生活最本质的恐怖之处（任何当过兵的人都知道我所说的军旅生活的本质恐怖指的是什么）基本上不受你所身处的战争性质的影响。比方说，纪律在所有的部队里都是一样的。命令必须服从，如果有必要的话会以惩罚加以贯彻，军官与士兵的关系必须是上级与下级的关系。像《西线无战事》等作品里所描写的战争情景大体上是真实的。子弹会打死人，尸体会发臭，枪火之下的士兵总是会吓得尿裤子。确实，一支军队的社会背景出身会影响其训练、战略和整体效率，而正义之师的觉悟能激励士气，虽然这对民众的影响比对部队的影响更大。（人们忘记了一个身处前线的士兵总是太饥饿、太害怕、太寒冷或太疲惫，无法去关注战争的政治根源。）但是，自然法则不会因为一支“红军”不起作用，而只针对“白军”。一只虱子就是一只虱子，一颗炸弹就是一颗炸弹，即使你为之奋战的事业是正义的。 为什么有必要指出这些显而易见的事情呢？因为大部分英国和美国的知识分子当时显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直到现在还是。如今我们的记忆很短暂，但回顾这段历史，翻出《新群众报》或《工人日报》的档案，看一看我们的左翼文人当时散播浪漫的宣扬战争的垃圾文字。那些语句是多么陈腐！根本无法想象它们是何等的麻木不仁！在听到轰炸马德里的消息时，伦敦是那么的镇定自若！在这里我不想谈论伦恩、加文那伙右翼分子的反革命宣传，那些内容自不待言。但这些人二十年来一直在谩骂嘲讽战争的“荣耀”、残暴的罪行、爱国主义甚至作战的勇气，却写出了一堆换个名字就可以刊登在1918年的《每日邮报》 (3) 上的东西来。如果说，英国的知识分子曾努力想干好一件事情，那就是揭露战争。他们认为战争就是尸体和便溺，从来不会导致什么好的结果。在1933年，如果你说在某些情况下你愿意为国奋战，这些人会满怀怜惜地嘲笑你。而到了1937年，如果你说《新群众报》里那些讲述刚刚受伤的士兵鼓噪着要重新投入战争是夸张的写法，他们就斥责你是托派法西斯分子。左翼知识分子从“战争是地狱”转向“战争多么光荣”，不仅不觉得有什么异样，而且没有任何过渡。后来，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又同样决绝地改变立场。有许多所谓的知识分子的中坚人物，他们在1935年认同“国王与祖国”的宣言，1937年叫嚷着要以“强硬的政策对抗德国”，1940年支持“人民阵线”，现在则要求开辟“第二战场”。 就人民群众而言，如今出现的民意强烈转向，那些能像水龙头一样拧开和拧掉的情感，是报纸和电台催眠的结果。而在知识分子的圈子里，我要说的是，这是因为他们沉溺于金钱和安全的环境。在特定的时候，他们可能“支持”或“反对”战争，但无论是哪种情况，他们对战争并没有切实的认识。当他们热心地去了解这场西班牙战争时，他们当然知道有人正被杀害，而被杀是一件不愉快的事情。但他们认为在西班牙共和军里，一个士兵的战争经历并没有那么下贱，厕所没那么臭，纪律也没有那么烦人。你只需要看一眼《新政治家报》就知道他们相信这一点，此刻也有人在撰写关于红军的类似废话。我们变得太文明了，没办法理解明显的真相。真相其实非常简单。为了生存你总是得打仗，而打仗你就得弄脏自己的双手。战争是邪恶的，但它通常是为避免大恶而不得不选择的小恶。拿起利剑的人终将死于利剑之下，而那些不拿起利剑的人终将死于臭烘烘的疾病。这些陈词滥调都值得写下来，表明食利资本主义在这些年来对我们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 二 关于暴行，有必要对我在上面所说过的话进行说明。 我没有多少证明西班牙内战中的暴行的直接证据。我知道有些暴行是共和国的部队干的，更多的暴行是法西斯部队干的（他们仍在继续）。但当时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而且至今仍令我记忆尤深的是，相不相信暴行真的发生过完全取决于政治倾向。每个人都相信暴行是敌人做的，不相信己方会做出暴行，甚至不肯去分析证据。最近我列出了从1918年到现在所发生的暴行的清单。每一年都会在某个地方发生暴行，几乎没有哪一个暴行能同时被左派和右派接受。而更加奇怪的是，情况会突然逆转，昨天还言之凿凿的关于暴行的故事一下子就变成了荒唐的谎言，就因为政治气氛发生了改变。 在当前这场战争中，我们身处奇怪的境地。在战争开始之前我们就进行了大量的“暴行宣传”，而且大部分工作是左翼人士做的，通常那些人都自诩正直。在同一时期，右翼分子，1914年至1918年的暴行传播者，观望着纳粹德国，拒绝看到它的邪恶。接着，战争一爆发，那些昨天还支持纳粹的人重复起了那些骇人听闻的暴行故事，而反法西斯人士却突然间发现自己在怀疑盖世太保是否真的存在。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并不只是苏德条约的签订。一部分原因是，在战前左翼人士误以为英国与德国绝不会打仗，因此同时反对德国和反对英国。另一部分原因是官方的政治宣传的伪善和自命正义实在令人讨厌，总是让有思想的人去同情敌人。我们为1914年至1917年的系统性撒谎所付出的一部分代价就是后来出现了那种夸张的支持德国人的反应。从1918年到1933年，在左翼圈子里，哪怕你只是说德国应该为战争承担起一小部分责任，你也会被斥责。在那段时间我所听到的对凡尔赛条约的谴责中，我想我从来没有听到过有人提出这个问题：“要是德国胜利了会怎么样？”更别说对这个问题进行讨论。暴行也是一样。出自敌人之口的话，就是真相也变成不是真相。最近我注意到，那些相信1937年日本人在南京犯下种种骇人听闻的罪行的人不愿意相信1942年的香港发生了同样的惨剧。他们甚至倾向于认为，回首前尘旧事，南京的种种惨剧都不是真的，因为现在英国政府对它们表示关注。 但不幸的是，关于暴行的真相要比谎言和宣传中所描述的情况糟糕得多。而真相是，它们的的确确发生了。有一个事实总是被当作怀疑论的证据，那就是同样的骇人听闻的故事总是在一场接一场的战争中反复出现，但这一点反倒更让人相信这些故事是真实的。显然，它们是广泛传播的幻想，而战争提供了一个将它们付诸实施的机会。而且，虽然已经不再流行这么说了，但被称为“白军”的一方总是比“红军”一方犯下更卑劣的暴行。例如，日本人在中国的所作所为就没有什么疑点。关于过去十年来法西斯在欧洲所做出的罄竹难书的暴行也没有什么值得怀疑的。证据有很多，而且相当一部分来自于德国的媒体和电台。这些事情真的发生了，每个人都看在眼里。即使说它们发生过的人是哈利法克斯勋爵，它们也真的发生过。在中国各个城市发生的强奸和屠杀，在盖世太保的地窖里发生的严刑拷打，年迈的犹太人教授被扔进化粪池，用机关枪沿着西班牙的道路对难民进行扫射——这些事情确实发生了，即使时隔五年后《每日电讯报》突然间旧事重提也无法改变它们确实发生过的事实。 三 我记得两件事，第一件并不能证明什么，而第二件我认为对了解革命时期的氛围会有一定的帮助：一天清早，我和另一个人在韦斯卡外围的战壕里狙击法西斯部队的士兵。他们的阵地和我们的阵地相距三百码远，我们那些老旧的步枪根本没办法瞄准，但如果溜到距离法西斯部队的战壕一百码远的地方，运气好的话，或许你能穿过掩体的间隙打中某人。不幸的是，双方阵地之间是一片平坦的荸荠田，除了几条沟渠之外就没有掩护了，只能趁天色还黑的时候溜出去，然后趁天刚亮光线还不大好的时候溜回来。这一次没有法西斯士兵出现，我们待得太久，天亮之后被困住了。我们在一条小沟里，但身后是两百码的平地，连兔子都没办法藏身。我们仍在给自己鼓气，想冲过小沟，这时从法西斯军队的阵地那边传来了一声巨响和几声口哨声。我们的飞机正朝这边飞来。一个或许正要传送命令给军官的士兵跳出战壕，沿着掩体的上方奔跑，身影看得清清楚楚。他的军服不是很齐整，一边跑一边两只手拎着裤子。我忍住没有朝他开枪。确实，我的枪法很烂，距离一百码很难开枪打中一个正在奔跑中的人，而且我一心想着趁法西斯军队的注意力放在那架飞机上的时候回到己方的战壕。但是，我没有开枪的一部分原因是因为那条裤子这个细节。我上前线是为了开枪打“法西斯分子”，但一个拎着裤子的人可不是“法西斯分子”，他是和你一样的人，你不会想要朝他开枪。 这件事说明了什么呢？其实也没有什么，因为这种事情在任何时候的战争中都会发生。另一件事情就不一样了。我想在讲述它的时候，我没办法让读着这个故事的你有所触动，但我希望让你相信它让我有所触动，这件事情很有那个时候的道德氛围的特征。 当我在兵营里的时候，一个加入我们的新兵看上去就像是巴塞罗那的街头混混。他赤着双脚，衣衫褴褛，而且肤色很深（我敢打赌他有阿拉伯血统），举止不像是一个欧洲人——伸直手臂，竖着手掌——那是典型的印度人的姿势。那时候仍然可以很便宜地买到香烟，有一天，放在我床铺上的香烟被偷走了一包。我傻乎乎地将这件事报告了长官，我提起过的流氓无赖中的一个立刻走上前，说他的床上有二十五比塞塔被偷了，一听就知道不是真的。不知道为什么，那个长官立刻认定那个棕色面孔的小男孩就是小偷。民兵部队里对偷窃行为非常严苛，理论上说，这够得上枪毙罪了。那个可怜的小男孩由得自己被带到警卫室搜身。最让我吃惊的是，他几乎没有提出抗议说自己是无辜的。从他那逆来顺受的态度，你可以看出他出身赤贫。那位长官命令他脱下衣服。他把自己脱得赤条条地，态度谦卑得让我觉得受不了。然后他的衣服被搜查了一番。当然，里面既没有香烟，也没有那些钱。事实上，东西不是他偷的。最令人痛苦的是，在证明自己无辜蒙冤后，他看上去还是那么惭愧。那天晚上，我带他去看电影，送给他白兰地和巧克力。但这也是讨厌的举动——我是说，尝试以金钱去抚慰伤害。有那么几分钟，我半信半疑地认为他就是小偷，而那是无法被抹除的。 到了前线几个星期后，我和队里的一个士兵有了矛盾。那时候我当上了“卡博”（下士），指挥十二个士兵。那是一场僵持战，天气冷得要命，主要的工作就是让岗哨别在值勤时睡着了。一天，一个士兵突然拒绝去岗位值勤，他说的确实没错，那里就暴露在敌人的炮火之下。他身材瘦弱，我一把抓住他，开始拖着他朝岗位上走去。这激起了其他人对我的反感，我觉得对于西班牙人来说，他们比我们更痛恨被动手动脚。我立刻被几个大声嘶吼的男人包围了：“法西斯分子！法西斯分子！放开他！这不是资产阶级的军队。法西斯分子！”等等等等。我只能用蹩脚的西班牙语反驳说命令就必须遵守，这场口角演变成为那种大规模的争论，而正是通过这种方式，革命部队的纪律才逐渐形成。有的人说我对，有的人说我错。但关键的是，最热烈支持我的士兵就是那个棕色面孔的小男孩。他一看到发生了什么事情就冲进圈子里，开始热烈地为我辩护。他比着那个古怪而野蛮的印度姿势，一直叫嚷着：“他是我们最好的下士！”后来，他申请休假，想要加入我的队伍。 为什么这件事让我有所触动呢？因为在任何正常的情况下，这个男孩和我之间是不可能产生好感的。那场指控他偷东西的风波本是无法抹平的，我予以赔偿的做法，甚至可能会让情况变得更糟。安全而文明的生活的一个结果就是使人过于敏感，而这似乎令所有的原始情感都一样让人反感。慷慨和吝啬一样讨厌，有恩必报与忘恩负义一样可憎。但在1936年的西班牙，我们并不是生活在正常时期。在那个时候，宽容的情怀与姿态要比平时更容易做到。我可以描述十几件类似的事情，它们其实是无法加以表达的，但与当时那种特殊的气氛、褴褛的衣服、色彩艳丽的革命海报、广泛使用的“同志”这个词语、印刷在薄薄的纸张上面的一便士反法西斯民谣，还有像“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团结起来”（被那些相信它们真的有含义的无知的人可怜巴巴地反复诵读着）这样的语句一道牢牢地印在我的脑海里。你会不会对某个人产生友情，在一场吵架中为他撑腰，虽然你曾在他的面前被可耻地搜身，因为你被怀疑偷了他的东西？你不会的，但如果你们俩都经历过某次拓宽了情感的体验后，或许你就会这么做。这就是革命的一个附带效应，虽然在西班牙它只是革命的开始，而且显然一早就注定会以失败告终。 四 西班牙各个共和派政党之间的权力斗争是一桩扫兴而遥远的事情，我不想在这个时候旧事重提。我只是想说：你不能相信所读到的任何关于政府内幕的内容，或几乎什么都不能相信。无论出自什么渠道，它们完全是政党的宣传——也就是说，都是谎言。关于这场战争的真相很简单。西班牙的资产阶级看到他们镇压劳工运动的机会来了，在纳粹分子和全世界的反动势力的帮助下，抓住了这次机会。很难相信还有什么其它动机。 我记得曾经对亚瑟·科斯勒说过：“历史在1936年就停止了。”他立刻会意地点了点头。我们所想的大体上是极权主义，但更确切地说，是这场西班牙的内战。我一早就发现报纸从来没有正确报道过事件，但在西班牙，我第一次看到新闻报道可以完全罔顾事实，甚至不用在乎一个寻常的谎言所蕴含的意义。我看到没有打仗的地方被报道进行了大规模的战斗，在数百人被杀时彻底保持沉默。我看到英勇奋战的军队被斥为叛徒和懦夫，而那些从未见过炮火的人则被捧为想象中胜利的英雄人物。我看到伦敦的报纸贩卖这些谎言，热切的知识分子为这些从未发生过的事情建立感情的上层建筑。事实上，我看到历史不是基于真实发生的事情而写成，而是根据“党纲”认为应该发生什么而写成。但是，在某种程度上，虽然所有这一切非常可怕，但它并不重要。它涉及的是次要的问题——即共产国际和西班牙左翼政党之间的权力斗争和俄国政府在竭力阻止西班牙发生革命。西班牙政府呈现在世界面前的战争大局大体上是不假的，主要的事件的确就像他们所说的那样，但那些法西斯分子和他们的支持者可就没有那么尊重真相了。他们怎么可能说出自己的真实目的呢？他们所描述的战争全都是瞎编的，在当时那种情形下，不会有别的情况出现。 纳粹分子和法西斯分子唯一的宣传纲领就是将自己打扮成从独裁的俄国手中拯救西班牙的基督教爱国者。这包括谎称西班牙政府正在展开一场大屠杀（参阅《天主教先驱报》或《每日邮报》——但比起欧洲大陆的法西斯报刊，它们只是小巫见大巫），并对俄国的干预极尽夸张之能事。在全世界天主教徒和反动媒体所制造的漫天谎言中，让我单举一例——西班牙境内的俄国军队。忠于佛朗哥的党羽都相信有这么一支军队存在，并猜测它的规模达到五十万人。西班牙境内并没有俄国军队，可能有几十个飞行员和技师，士兵最多只有几百人，但没有驻军。数千个在西班牙打仗的外国人和数百万西班牙人都能证实这一点。但这些证词根本无法触动那些为佛朗哥进行公关宣传的人，他们从未踏足西班牙。这些人还拒绝承认德国和意大利的军事干预，而就在同一时间，德国和意大利的媒体正在公然吹嘘他们的军团的功绩。我就提这么一件事，但事实上，关于这场战争的法西斯宣传都是这副德性。 这种事情让我很害怕，因为它总是让我觉得客观真相这个概念正逐渐从世界上消失。那些谎言，或类似的谎言，将有可能成为历史。这场西班牙战争的历史将如何书写呢？如果佛朗哥仍然掌握权力的话，由他任命的人将会书写史册（并且坚持我刚才提到的那个谎言），那支从未存在的俄国军队将成为史实，从现在开始，几代的学生将会了解到有这么一件事。但假如法西斯主义最后遭受失败，在不久的未来西班牙恢复了民主政府，即使在那个时候，这场战争的历史将如何书写呢？佛朗哥在死后会有怎样的记录呢？就算能够找到共和国政府方面的记录——即使是这样，要怎么去写出关于这场战争的真实历史呢？因为，正如我已经指出的，政府也讲述了许多谎言。从反法西斯的角度，你能够写出一本关于这场战争大体上真实的历史，但那将是有偏袒立场的历史，在每一个细节上都不足为信。然而，终究会有某部历史被书写出来，在那些记得战争的人都死后，它将普遍为人所接受。因此，不管怎样，谎言将会变成真相。 我知道认为记载的史实大部分是谎言是很时髦的看法。我倾向于相信大部分历史是不准确而且带有偏见的，但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是，历史能被忠实地书写这个想法被抛弃了。在以前，人们故意撒谎，或下意识地粉饰他们所写的内容，或努力去追求真相，知道他们将会犯下许多错误，但无论怎样，“事实”是存在的，是能够加以探明的。在实际中，总是有相当多的事实几乎是被所有人认同的。比方说，如果你查阅《大英百科全书》中上一场战争的历史，你会发现有相当一部分史料来源于德国。一位英国的历史学家与一位德国的历史学家会在许多事情甚至重大问题上存在分歧，但仍然会有一些中立的事实是双方不会提出质疑的。极权主义所摧毁正是这一共识的基础以及人类都是同一物种的想法。事实上，纳粹理论在否认像“真相”这种事情的存在。比方说，没有“科学”这种事情，只有“日耳曼科学”、“犹太科学”等等。这一思想纲领所暗示的目标是一个噩梦般的世界，它的领袖或统治阶层不仅控制着未来，也控制着过去。如果领袖说某某事件“从来没有发生过”——那它就从来没有发生过。如果他说二加二等于五——那二加二就等于五。比起炸弹，我更害怕的是这一前景——而我们过去几年来的经历表明，这可不是随便说说。 但用极权主义的未来景象惊吓自己是不是有点幼稚或病态呢？在认为极权主义社会只是一个不会到来的噩梦之前，请记住，在1925年的时候，今天的世界似乎只是一个不会到来的噩梦。面对那个变幻莫测的世界，黑白可以混淆，明天和昨天的天气可以任意更改，在现实中只有两个预防措施：其一就是，无论你如何去否认真相，真相依然存在，它就在你的背后，因此你不能违背它，否则军事效率就会受到影响。而另一点是，只要世界上还有某些地方没有被征服，自由主义的传统就将延续下去。如果法西斯主义，或几种形式的法西斯主义联合起来征服整个世界，这两点将不复存在。身在英国的我们低估了这种事情的危险，因为我们的传统和过去的安全让我们在感情上相信结局终究会是好的，你最害怕的事情不会真的发生。几百年来的文学作品写的都是最终正义必胜，我们几乎是出于本能地以为邪恶终将会以自我毁灭而结束。比方说，和平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以这一信念作为基础。不要抵制邪恶，它将最终走向自我毁灭。但为什么它会自我毁灭呢？有什么证据能表明它会自我毁灭呢？除非以军事武力从外征服，否则有哪一个现代工业国家会陷入崩溃呢？ 比方说，想一想奴隶制的重新确立。二十年前谁能想到奴隶制会重回欧洲呢？奴隶制就在我们的眼前重新确立了。强制劳动的集中营遍布欧洲和北非，波兰人、俄国人、犹太人和各个种族的政治犯在为修路或抽干沼泽而辛苦劳动，只能换取微薄的口粮，沦为牲畜一般的奴隶。你最多只能说，买卖个体奴隶还未被允许。而在其它方面——比方说，拆散家庭——情况或许要比美国的棉花种植园更加糟糕。没有理由认为在极权主义国家仍然得以维持的情况下，这种情况将会改变。我们无法了解它的全部含义，因为我们莫名其妙地以为建立在奴隶制之上的政权一定会垮台。但是，有必要比较一下古代的奴隶王国与任何现代国家的延续时间。以奴隶制为基础的文明持续了大约四千年之久。 当我想到古代，让我感到害怕的细节是，那些数以亿计、世世代代支撑着文明的奴隶没有留下任何史实记录。我们甚至不知道他们的名字。在整个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历史中，你知道多少个奴隶的名字？我能想到两个，或许三个。一个是斯巴达克斯，另一个是埃皮克提图 (4) 。大英博物馆的罗马展厅里有一个玻璃瓶，瓶底刻有工匠的名字，写着：“菲利克斯所做。”我勾勒过可怜的菲利克斯的样貌（一个长着红头发的高卢人，脖子上拴着铁圈），但事实上或许他并不是一个奴隶。因此，我确切知道的只有两个奴隶的名字，或许没有几个人能记得更多。其他人完全无声无息地消失了。 五 反抗佛朗哥的主力是西班牙的工人阶级，特别是城市里的工会成员。从长远来看——重要的是记住，只是从长远来看——工人阶级是最可靠的反法西斯主义的群体，原因很简单：对社会进行合理的重新改造，工人阶级将会是最大的获益者。它与其它阶级或群体不一样，不可能一直被收买。 这么说不是为了将工人阶级理想化。俄国革命后所展开的长期斗争中，产业工人被击败了，而那是因为他们自己犯错了。一次又一次，一个国家又一个国家，有组织的工人阶级运动被公然违法的暴力镇压了，理论上他们要和海外的同志团结一致，却只是冷眼旁观，什么也没有做。这些背叛深层次的隐秘原因是白人工人和有色人种工人甚至连口头上的团结都没有这一事实。在经历了过去十年来所发生的事情之后，谁能相信无产阶级的国际阶级意识呢？对于英国工人阶级来说，在维也纳、柏林、马德里或其它地方对他们的同志的屠杀都比不上昨天的足球比赛重要。但是，这并不能改变在其他人躲在一边的时候，是工人阶级将继续与法西斯主义进行抗争这一事实。纳粹征服法国的一个特征就是，知识分子有着令人惊诧的缺陷，包括一部分左翼政治知识分子。那些知识分子是反法西斯的高调唱得最响的人，但是，在紧要关头，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屈服了，选择了失败主义。他们很有远见，知道情况对自己不利，而且能被收买——因为纳粹分子显然觉得有必要收买知识分子。工人阶级的情况则恰恰相反。他们太过愚昧，无法了解到别人在如何玩弄自己，轻易地相信了法西斯主义的承诺。但迟早他们会再次进行抗争。他们必须这么做，因为他们一定会发现法西斯主义根本无法兑现承诺。要永远争取到工人阶级，法西斯分子必须提高整体的生活水平，但他们没办法这么做，或许也不愿意这么做。工人阶级的斗争就像一株植物的生长。这株植物没有眼睛也没有智慧，但它知道要一直朝上方的光明进发，无论遇到多少阻挠都一定会这么做。工人们在争取什么呢？他们所争取的是他们渐渐了解到可以实现的体面的生活。他们对这一目标的意识时涨时落。在西班牙，人们一度采取有意识的行动，朝他们希望达到的目标进发，并相信自己能够实现目标。这就是在战前的头几个月西班牙政府控制区内生活一派欣欣向荣的原因。西班牙的平民们打心眼里知道共和国政府是他们的朋友，而佛朗哥是他们的敌人。他们知道自己是对的，因为他们在为了这个世界可以给他们却亏欠了他们的东西而抗争。 你必须记住这一点才能真正地看清这场西班牙战争的本质。当你想到战争的残酷、肮脏和空虚——而这个例子里还有阴谋、迫害、谎言和误解——你总是会被引诱说：“他们全都是一丘之貉。我要保持中立。”然而，事实上一个人是无法保持中立的，没有一场战争无论哪一方获胜都没有什么两样。总是有一方更加进步，而另一方更加反动。西班牙共和国激起了百万富翁、王公贵族、红衣主教、花花公子和毕灵普分子等人的仇恨，这本身就足以让你了解个中内情了。究其本质，这是一场阶级战争。如果它能够赢下来，人民群众的事业原本会得到巩固加强。它输掉了，全世界的食利者都激动万分。这就是问题的本质，其余一切都只是它表面的泡沫。 六 西班牙战争的结果是在伦敦、巴黎、罗马、柏林确定的——总之不是在西班牙境内。1937年的夏天之后，那些明眼人都意识到除非国际局势发生深刻的变化，否则政府不可能赢得这场战争，内格林和其他人在决定继续打下去时，或许在一部分程度上受到战争将在1938年爆发这个预期的影响，而事实上，战争拖到了1939年才爆发。关于政府内部的不和有许多报道，但这并不是失败的主要原因。支持政府的民兵部队匆忙组建，装备落后，而且军事思维僵化，但即使从一开始就达成全面的政治协议的话，情况仍会是一样。在战争打响时，西班牙的普通工人甚至不知道如何拿步枪射击（之前西班牙从未推行过普遍征兵制），而且左翼政党所奉行的传统的和平主义是一个很大的障碍。成千上万在西班牙服役的外国人加入陆军，成为好的士兵，但他们当中没有多少人有过专业的军事训练。托派分子声称如果革命没有遭到破坏的话，战争将获得胜利，这或许是错的。将工厂国有化，捣毁教堂，颁布革命宣言并不能改进军队的作战能力。法西斯分子获得胜利是因为他们更加强大，他们拥有现代武装而其他人没有。没有政治策略能弥补这一点。 这场西班牙战争最令人迷惑的是各个大国的行为。这场战争事实上是德国和意大利帮佛朗哥赢下来的，其动机非常清楚。法国与英国的动机则不是那么容易理解。1936年时，每个人都知道如果英国肯帮助西班牙政府，哪怕只是价值几百万英镑的军火，佛朗哥就会垮台，而德国的战略将遭遇严重的挫折。那时候，一个人不需要有多么了不起的洞察力也能预见到英德之间必有一战，甚至可以预见到战争将在一两年内发生。然而，英国的统治阶级以最为卑鄙、怯懦和伪善的方式，由得西班牙落入佛朗哥与纳粹分子的手中。为什么？答案就是，因为他们是亲法西斯分子。无疑，他们就是这种人，但是，到了最终摊牌的时刻，他们却选择了与德国进行抗争。仍然无法肯定他们支持佛朗哥是出于什么打算，或许他们根本就没有什么打算。到底英国的统治阶级是邪恶之徒还是一群白痴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难回答的问题之一，而在某些时候，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至于俄国人，他们在这场西班牙战争中的目的让人捉摸不定。他们干涉西班牙是像那些亲社会主义者所相信的，为的是捍卫民主和抗击纳粹分子吗？那为什么他们的干涉如此小家子气，并最终失意地离开西班牙呢？还是说，他们干涉西班牙是如天主教信徒所宣称的，为了在西班牙煽动革命呢？那为什么他们动员一切力量镇压西班牙的革命运动，捍卫私有财产，并将权力交给中产阶级而不是工人阶级呢？还是说，正如托派分子所说的，他们之所以干涉只是为了阻止西班牙爆发革命？那为什么不去支持佛朗哥呢？事实上，如果从他们的动机自相矛盾去解释，他们的行动就很容易说得通了。我相信以后我们将会觉得斯大林的外交政策并非人们所吹捧的什么神机妙算，而只是愚蠢的投机行为。但不管怎样，这场西班牙内战表明纳粹分子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而他们的对手则不知道。这场战争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大方向的策略非常简单。哪一边拥有武装，哪一边就将获得胜利。纳粹分子和意大利人为西班牙的法西斯朋友送去了武器，西方民主国家和俄国没有给应该是盟友的西班牙人送去武器，因此，西班牙共和政府做到了任何共和政府所能做到的一切，却仍被颠覆了。 其它国家的全体左翼人士都在鼓励西班牙人在无望获得胜利的情况下坚持战斗，这是正确之举吗？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我自己认为是正确的，因为我相信从生存的观点去看，坚持作战然后被征服要好于不战而降。它对抗争法西斯主义的整体大局的影响仍无法估量。但是，衣衫褴褛武器落后的共和国军队坚持了两年半的时间，比敌人所预料的还要久。但这是否打乱了法西斯分子的时间表，还是说只是延缓了世界大战的爆发，给了纳粹分子更多的时间进行备战，仍然无法得以确认。 七 一想到那场西班牙战争，我的脑海里就会浮现两段回忆。其一是莱里达的医院病房和受伤的民兵哀伤的歌声，最后的副歌是这么唱的： 怀着决心， 战斗到最后一刻！ 他们确实战斗到了最后一刻。战争的最后十八个月，共和国的军队肯定没有香烟抽，而且只有一丁点宝贵的食物。甚至就在1937年年中我离开西班牙时，肉和面包已经很稀缺，烟草很罕有，咖啡和白糖几乎买不到了。 另一段回忆是我加入民兵部队的当天那个在警卫室和我握手的意大利民兵。我在那本关于这场西班牙战争的书（《向加泰罗尼亚致敬》）的开头写到了这个男人，在这里就不再复述我所说过的内容。当我记起——噢，多么鲜活的回忆！——他那身褴褛的军服和那张凶巴巴又可怜兮兮的无辜的脸庞时，这场战争复杂的旁枝末节似乎渐渐褪色，我清楚地看到谁才是正确的一方，这没有任何疑问。虽然有强权政治和新闻界的谎言，这场战争的最根本问题是像他这样的男人在努力想要获得体面的生活，而他们知道体面的生活是他们的天赋权利。一想起那个男人可能遭受的命运，我心里就会五味杂陈。因为我是在列宁兵营里见到他的，他或许是一个托派分子或无政府主义者，在我们这个时代的特殊情况下，他们不是死在盖世太保手里就是死在格别乌手里。但这与长远的问题无关。这个男人的脸庞我只见过一两分钟，却一直印在我的心里，让我了解到这场战争的本质。对我来说，他象征着欧洲的工人阶级，被各个国家的警察折磨骚扰，他们是西班牙战场上尸横遍野的主体，现在数以百万计的在强制劳动集中营里慢慢腐烂。 当你想起所有那些支持或曾经支持过法西斯主义的人，你会诧异于他们的多样性。这都是些什么人啊！想象一个纲领，能让希特勒、贝当、蒙塔古·诺曼 (5) 、帕沃里克 (6) 、威廉·兰道夫·赫斯特 (7) 、施特莱彻 (8) 、布克曼 (9) 、埃兹拉·庞德、胡安·玛奇 (10) 、科克托 (11) 、蒂森 (12) 、科弗林神父 (13) 、耶路撒冷的穆夫提、阿诺德·伦恩、安东内斯库 (14) 、斯宾格勒 (15) 、比弗利·尼科尔斯 (16) 、休斯顿夫人 (17) 和马里内蒂 (18) 都在同一艘船上。哪怕只是一小会儿！但线索其实非常简单。他们都是有身家的人，或渴望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的人，对人类自由平等的世界感到恐惧的人。在所有那些“没有信仰”的俄国和“物质至上”的工人阶级的不实宣传后面隐藏着那些有产特权阶级不愿意放弃这两样东西的简单动机。那种说改造社会但不“改变人心”是没有意义的论调也是出于同样的心理，虽然这番话有一定的道理。那些虔诚的人，从教皇到加利福尼亚的瑜伽修行者，都热烈地希望“改变人心”，在他们看来这可比改变经济体制让人舒服多了。贝当将法国的沦陷归结于法国人民“贪图享乐”。如果你去思考法国农民或工人的生活和贝当自己的生活相比有多少享乐可言，你就能正确地理解这一番话。这些政客、牧师、文人居然斥责工人阶级社会主义者沉溺于“物质主义”，真是无耻之极！工人阶级所要求的只不过是其他人认为不可缺少的最低条件，没有这些的人，生活根本无以为继。有足够的东西吃，不用老是害怕失业，知道你的孩子将有公平的机会，每天洗一次澡，能定期穿上干净的亚麻布衣服，屋顶不会漏雨，工时不至于太长，让你在一天结束时还有点精力。没有哪个进行反对“物质主义”宣传的人会认为没有了这些生活还能过得下去。如果我们专心去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只需要二十年的时间就能够轻易地实现这些最低的要求！将整个世界的生活水平提高到英国的水平不会比我们刚刚打的这场战争更困难。我不会说这么做无助于解决任何问题，也不知道谁会这么说。在解决真正的人性问题之前，必须停止剥削和痛苦的劳作。我们这个时代的主要问题是对个体不朽的信仰的衰落，当普通人在做牛做马或被秘密警察吓得瑟瑟发抖时，这个问题根本无法得到解决。工人阶级崇尚“物质主义”，他们是多么正确！他们意识到要先解决肚皮的问题才能解决灵魂的问题，这与价值无关，而是轻重缓急的问题，他们是多么正确！明白这一点，我们至少可以理解我们所经历的漫长的恐怖。过多的考虑只会使得让人举步不前——贝当或甘地在声嘶力竭地干号；为了斗争，你必须弄脏自己的双手，这是无可逃避的事实；英国处于首鼠两端的道德困境，它高喊着民主的口号，却又是剥削苦力的帝国；苏联的崛起带来可怕的凶兆；左翼政治是一场肮脏的闹剧——所有这些都在渐渐褪色，你只看到渐渐觉醒的群众与大亨和他们雇佣的骗子和奴才之间的斗争。问题非常简单。体面健全的生活如今在技术上有可能实现了，像那个意大利士兵那样的人应不应该过上这样的生活呢？那些普通人应不应该被推回泥沼中呢？我自己相信，群众将迟早赢得斗争，虽然不是很有底气。但我希望它能早点发生而不是迟点发生——比方说，在接下来的一百年内发生，而不是一万年。这就是这场西班牙战争、上一场战争和接下来的其它战争的真正主旨。 我再也没有见过那个意大利民兵，我也不知道他的名字。可以肯定的是他死了。差不多两年后，当这场战争显然无望获得胜利时，我写下这些诗句纪念他： 那位意大利士兵和我握了手， 就在警卫室的桌子边， 那只强壮的手和那只柔弱的手。 两手掌 在大炮的轰鸣中才会相握， 但是，噢！我看到了平和， 端详着他那张苍凉的脸， 比女人的脸更加纯洁！ 因为那些让我恶心的陈词滥调， 在他听来仍是神圣的。 他生来就知道 我从书里慢慢所学到的东西。 危险的炮火轰鸣过后， 我们都接受了它。 原来我的镀金铅块　却是真金， 噢！谁会想到会是这样呢？ 祝你一路好运，意大利士兵！ 但勇敢的人不需要运气， 世界将拿什么回报你？ 总是没有你付出的那么多。 在影子与幽魂之间， 在白军与红军之间， 在子弹与谎言之间， 你会把你的头颅藏在哪里？ 曼努尔·冈萨雷斯在哪里？ 佩德罗·阿奎拉在哪里？ 雷蒙·菲内罗萨在哪里？ 蚯蚓知道他们在哪里。 你们的名字和你们的事迹被遗忘了， 在你们尸骨枯朽之前。 杀害你们的谎言被埋葬在， 另一个更深邃的谎言下。 但我在你的脸庞上看到的东西， 没有权力能将其剥夺。 炸弹永远不能， 将这水晶般的精神炸碎。 (1) 1943年刊于《新道路》。 (2) 长枪党（the Falange），指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与意大利、德国的法西斯运动遥相呼应的西班牙法西斯政党。 (3) 《每日邮报》是一份坚定的右派报纸。 (4) 埃皮克提图（Epictetus，55—135），古希腊斯多葛学派哲学家，其思想言论被弟子收录入《手册》中。 (5) 蒙塔古·科列特·诺曼（Montagu Collet Norman, 1871—1950），英国银行家，曾于1920年至1944年担任英格兰银行行长一职。 (6) 安提·帕沃里克（Ante PaveliG, 1889—1959），克罗地亚法西斯分子，纳粹傀儡政权代理人。 (7) 威廉·兰道夫·赫斯特（William Randolph Hearst, 1863—1951），美国企业家、报业大王，赫斯特集团（Hearst Corporation）创始人，在新闻业引入黄色新闻浪潮，引发新闻业界职业操守的争议。 (8) 朱利尔斯·施特莱彻（Julius Streicher, 1885—1946），德国纳粹分子，《先锋报》创始人，德国纳粹政权宣传机关的骨干，战后被纽伦堡国际法庭审判，被判绞刑。 (9) 弗兰克·内森尼尔·布克曼（Franklin Nathaniel Daniel Buchman, 1878—1961），英国新教传福音人，创建“牛津团契”，宣扬节制禁欲，曾到中国传教。 (10) 胡安·阿尔伯托·玛奇·奥迪纳斯（Juan Alberto March Ordinas, 1880—1962），西班牙商人、银行家，西班牙内战中投靠佛朗哥将军，是西班牙首富和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 (11) 让·马里斯·尤金·克里蒙特·科克托（Jean Maurice Eugène Clément Cocteau, 1889—1963），法国诗人、剧作家，代表作有《可怕的小孩》、《诗人的血》等。 (12) 奥古斯特·蒂森（August Thyssen, 1842—1926），德国工业巨头，蒂森·克虏伯公司创始人之一。 (13) 查尔斯·爱德华·科弗林（Charles Edward Coughlin, 1891—1979），罗马天主教牧师，持反犹思想，支持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反犹政策。 (14) 伊安·维克多·安东内斯库（Ion Victor Antonescu, 1882—1946），罗马尼亚傀儡政权独裁者，二战战犯，投靠轴心国组织，后被判处通敌罪并被处决。 (15) 奥斯瓦尔德·阿诺德·戈特弗雷德·斯宾格勒（Oswald Arnold Gottfried Spengler, 1880—1936），德国历史学家、哲学家，代表作有《西方的衰落》、《普鲁士精神与社会主义》等。 (16) 约翰·比弗利·尼科尔斯（John Beverley Nichols, 1898—1983），英国作家、剧作家，代表作有《无人的街道》、《自我》等。 (17) 露丝·休斯顿（Lucy Houston, 1857—1936），英国女慈善家，曾对英国工党执政首相拉姆西·麦克唐纳发起激烈抨击，斥责后者没有爱国情怀。 (18) 菲利伯·托马索·埃米利奥·马里内蒂（Filippo Tommaso Emilio Marinetti, 1876—1944），意大利诗人、编辑，未来主义诗派运动的创始人，代表作有《未来主义者马法卡：一部非洲小说》、《教皇的飞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