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威尔杂文全集（下） 自由会与资本主义一同消亡吗？ (1) 奥威尔的这篇文章是对来自苏福克郡威瑟斯菲尔德的读者道格拉斯·艾德致《左翼新闻》编辑的信件的回应，该信件的内容如下： 尊敬的阁下： 贵刊素来大方，您一定不会介意回答一位对您表示认同的人关于您的政策的问题吧？您的许多读者对这个问题一定和我一样感到困惑，希望您能作出解释。 您真的希望建立“社会主义民主”，就像乔治·奥威尔在他刊登于贵刊一月号 (2) 的文章所提出的那样吗？如果是这样的话，您能更加清楚地告诉我们您将如何着手进行呢？我非常仔细地阅读了独立工党的政策声明，但不了解通过民主方式如何去实现那十三个要点。 一、按照那十三点去做的话，那个体制不就与共产主义国家没有什么区别了吗？即使接受第十点的第二条成立工人委员会，这个组织在俄国也已经存在，民主将从何谈起呢？ 二、假如你们没收了私有财产，建立起了既不是共产主义也不是法西斯主义的体制，您能保证那个体制不会有极权体制的邪恶，并会带来民主体制的好处吗？ 三、如果我能确信国家将给予我回报的话，我不介意将 我的财产交给国家。就像极权国家一样，您想要控制我的财产，而与极权国家不同，您承诺给予我民主。 四、我们都知道民主要比极权主义更加难以定义，如果斯特拉奇先生能就前者而不是后者写点什么会更好。如果奥威尔先生能够证明他的民主能消除资本主义的弊端， 我会感到很高兴。 五、我们会像德国人那样在希特勒登上权力宝座的路上被诸如社会主义、民主国家和其它花言巧语所蒙骗吗？最主要的问题仍然是极权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斗争，难道不是吗？以“社会主义”或其它形式的民主为名义，一个和资本主义民主一样糟糕甚至更加糟糕的体制将会应运而生，难道不是吗？？ 六、我很肯定您的许多读者和我一样，觉得光有好的动机并不够。或许您的政策是建立消灭资本主义民主的另一个民主体制，但它既不是共产主义也不是法西斯主义，如果可以的话，请您对它进行更加清晰的定义，因为您所给出的定义并不是很清晰。如果有这么一个制度能够取代另外两个制度，显然它就是整个世界翘首以盼的体制。因此，我认为对您的事业来说，最好的宣传工作就是清清楚楚地解释这个体制。我们已经知道资本主义民主的弊端，贵刊那些精彩的关于共产主义和极权主义的文章也已经是众人皆知的内容，但关于贵刊所提倡的这个新的乌托邦，还请您告诉我们更多关 于它的详情。 即使您不能刊登回信，或许您也可以将我的这封信刊登在未来的刊号上，或许您的读者将会提出有趣的评论和想法。 最忠实的读者 道格拉斯·艾德 这封信可以说是从自由主义的角度对社会主义的批评。我认为大体上可以将它总结为两个问题： 一、有没有理由认为社会主义真的比资本主义民主更加美好？ 二、民主能否在集体主义的时代生存？还是说它只是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体制的反映？ 显然，这两个问题有重合之处，但第一个问题的范围更加广泛，而且触及了“历史必然性”这个最重要的信条。或许单独回答第一个问题会让你对第二个问题有更清晰的了解。 社会主义者并没有宣称过渡到集体经济就会让人类的生活立刻变得更加快乐、轻松和自由。恰恰相反，过渡时期或许会使得生活变得难以忍受，而且会持续一段漫长的时间，或许会长达数百年之久。我们必须达成一个目标——这个目标是迟早会实现的——而通往这个目标的道路或许会经历几个或许很艰苦困难的阶段。我要说的是，几乎所有学派的社会主义者都相信人类的归宿和真正的幸福是一个纯粹共产主义的社会，在那个社会里，人类是平等的，没有人有权力去压迫别人，经济动机不再起作用，主宰人们的动机是爱与好奇，而不是贪婪与恐惧。这就是我们的命运，我们无法摆脱这个命运。但怎么去实现它，要等多久才会实现，则取决于我们自己。社会主义——生产资料的集中所有制和民主政治——是通往共产主义的必要的下一步，就像资本主义是封建主义必要的下一步那样。它本身并不是最终的目标，而且我认为我们应该警惕以为社会主义一定会比资本主义民主更加美好的设想。 如果我们回顾历史，我们会看到推动进步的创新并不总是会带来改善。如果你只考虑人类生活的质量，我认为西方社会除了接受基督教义之外，并没有什么真正的进步可言。几乎可以肯定中世纪的乡村要比古罗马的奴隶农场更加美好，但接下来或许就每况愈下了。封建主义必须消亡，被资本主义所取代，因为没有资本的集中，推动进一步前进的技术发明就不可能实现。但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资本主义并不比封建主义更加美好，而且更加糟糕。封建社会或许并不平等，但它是人道的。它有爱与忠诚，但它没有平等。而资本主义不允许人道关系的存在。它的法则只有谋求利润。就在不到一个世纪前，年仅六岁的孩子会被贩卖并在矿井里和棉花工厂里工作直到死去，比我们现在使唤一头驴子更加残忍。这并不比西班牙的宗教法庭更加残酷，但它更不人道，因为让这些孩子工作至死的人认为他们只是劳动工具，是东西，而西班牙的宗教仲裁者会认为他们是灵魂。根据资本主义的伦理观，在一个人为你工作四十年后将他活活饿死并没有什么不对，这是“划算的生意”，必要的裁员是你对股东应尽的责任。确实，资本主义已经被驯服和改造，并孕育了它自己的美德——我待会儿将回到这一点——但我认为必须承认它的本质是邪恶的，因为有了它，人类的生活在某些方面堕落了。我们的语言退化了，我们的衣服变得低俗了，我们的言行举止变得糟糕了，民间艺术消失了，这些都是堕落的体现。原始部落的人无疑没有受到资本主义和工业主义的影响，要比文明人更加快乐。几乎每个旅行过的人都可以证实这一点。在原始部落里，至少在气候温暖的地区，你看到的那些面孔都很开心，而在西方的大都市里，情况并不是这样。 但永远停留在发展的同一阶段是不可能的。没有人——即使他拥有历史的先见之明——能够说“我们已经实现了理想的生活方式，我们不要再继续前进了”。技术进步总是在继续，即使在当时它败坏了人性。新的文明总是消灭旧的文明，即使那只是因为前者比后者的军事效率更高。推行计划经济的中央集权政权将取代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后者在严肃的斗争中就像阿比西尼亚人对抗意大利的机关枪时一样无助。过去两年来我们已经清楚无疑地看到了这一点。英国和法国根本无力在军事装备上与纳粹德国的计划经济相抗衡。当一个现代国家发动战争时，一定要专注于单一目标，不进行统治者不愿意面对的社会与经济重建工作根本不可能压制私人利益和降低生活标准。结果，法国就像纸扎的房子那样垮台，英国得以幸免纯粹是因为地利和拥有一支半自治因此得以保存实力的海军，以及英国人坚韧的性格。从那时之后，迈向军事效率的每一步都与旧式的资本主义渐行渐远。如果考虑到这场战争的军事与道德层面，或许英国只能变得比纳粹德国更像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才能获得胜利。但不管怎样，可以肯定的是，除非战争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以无法预料的方式结束，否则英国将不会再是张伯伦执政下的那副模样。它或许会变成社会主义，或许在被征服后推行纳粹主义，或演变出本土化的法西斯主义——但它不会再是旧时的资本主义。要求推行中央集权以及有计划地生产和消费的压力盖过了一切。这就是整个世界正在走的道路，战争只是澄清了问题，那些尝试阻止这一进程的人总是以推动这一进程而告终。像墨索里尼和佛朗哥这样的人先是信誓旦旦要捍卫私有财产，镇压“马克思主义”，并复辟旧制，或许他们真心想这么做，结果却摧毁了他们一开始想要捍卫的“权利”。资本家要求他们奴役工人阶级，却发现他们自己被奴役了。迈向集中制的运动一直在进行，但形式各异，有的充满希望，其它的却非常可怕。 “但是，”有人会说，“如果集体主义已经在世界各地取得了胜利，而纯粹的共产主义一定会最终到来，那有什么可以烦恼的呢？既然一百年后一切都会是一样的，那为什么还要与希特勒或我们本土的希特勒式的人物抗争呢？”这引发了我尝试对艾德先生的信件进行总结的那两个问题中的第二个。 不幸的是，没有人能肯定一百年后、一千年后乃至一万年后情况一定会是一样的，而这就蕴含着斗争的理由。我已经说过，世界各地所发生的情况是，个人对自己的私有财产拥有绝对控制权的竞争社会被中央集权的计划社会所取代。直到不久以前，我们还理所当然地认为这个即将到来的新的社会形式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曾被定义为“生产资料的共同所有”，而大多数人并不愿意去思考“共同”这个词的确切含义。我们曾经认为唯一重要的不平等是经济上的不平等，而只要消灭了私有财产，经济上的不平等就会消失。纳粹主义既没有正式废除私有财产也没有尊重个人的权利，并不吻合这个概念，而且直到不久前左翼的正统理论仍认为纳粹主义就是“资本主义”。它的中央集权的倾向，由纳粹党的官员压迫资本家这个明显的现象被忽视了。纳粹体制被断言只是蒙上了伪装的商人独裁体制。希特勒被贬斥为德国工业巨头的“工具”和蒂森 (3) 的“棋子”（我们刚刚了解到这两人中哪一个才是棋子），这场运动的意识形态的一面被一带而过，没有引起注意。既然纳粹主义不是西欧的社会主义，那它肯定就是资本主义。左翼政党的正统理论家做出这番推理，但没办法解释为什么希特勒会掌握大权，为什么会有数百万人愿意为他卖命，或为什么他会取得胜利。他们只能低估纳粹主义的力量。不然的话他们就只能承认纳粹主义确实避免了资本主义的矛盾，它是社会主义的一种，却是没有民主的社会主义，这意味着承认“生产资料的共同所有”并不是一个充分的目标，只是改变社会结构并无法改善什么。纳粹主义必定会战胜资本主义民主，因为它更加与时俱进，因此军事上更有效率；但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它要糟糕得多。它是向前的一步，也是迈向灾难的一步。 纳粹主义可以被定义为寡头统治的集体主义。它能够避免资本主义的混乱和矛盾、萧条和危机、失业和停滞，而且它或许有可能实现长治久安，但比起资本主义，它使人类变得更不幸福和更不平等。它的倾向是建立一个等级森严的体制，以“种族优越性”作为基础，或许其最高领导层以任命制而不是继承制进行延续。它是一种新的暴政，权力取代了金钱成为最重要的事情。似乎可以肯定同样的事情正在苏俄发生。过去六年来，这两个政权变得越来越相似。就像封建时代结束后出现了有产阶层这个新的角色一样，在资本主义时代结束后出现了新的角色——膜拜权力的人，他们是纳粹的长官和布尔什维克的政委。这种人或许会有个别人堕落腐化，但大体上他们并不是唯利是图的人或追求享乐的人。他们不想要安逸和奢华的生活，他们只想要以暴政统治别人的快乐。由于权力没有像金钱那样被揭穿，他们能够自命正义，忽视自己的动机，而这是有产阶层所做不到的。但站在被压迫者的角度，权力的统治比金钱的统治更加糟糕，因为分钱要更容易一些。 但是，除了独裁和寡头统治之外难道真的别无出路了吗？答案是，这场世界革命才刚刚开始。你能够称之为“革命”的事情刚刚在两个大国发生，在这两个国家军事独裁是社会的常态。向集权式经济的转变必然会发生，而且正在各个地方发生，而且可以认为在不同的国家会以不同的形式出现。我们没有理由认为西方会效仿东方。当人们提起西方或西方文明时，他们指的是北大西洋各国、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低地国家、法国、英国和北美的国家。这些国家有许多共同之处，可以被认为拥有同一文化。它们都受到法国大革命的影响，都建立了议会民主体制，虽然效率低下，但能有效地制约政治投机分子，而且它们的生活水平都很高，使得独立劳工运动能够发展。它们当中最大的两个国家因为享有得天独厚的海上位置而免遭外国侵略和军事统治。最重要的是，对资产阶级民主的信仰在这些国家广为传播，而且在平民中的传播比在统治阶层的传播更普遍。自由或许只是幻觉，但你无法在英国煽动一大帮年轻人进行示威游行和高呼“我们唾弃和平”的口号，这是非常重要的事实。西方文明的敌人热衷于指出民主国家相对的和平和体面的生活只是高收入的体现，在过去一百多年来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对有色人种的剥削之上的。情况确实如此，但这就像是在说：“这片田因为去年刚刚施过肥，所以很肥沃。”我们的顾虑并不是现实，因为我们的生活是用印度苦力的鲜血浇灌的。厌恶对平民使用暴力和对言论自由的尊重是西方生活的鲜明特征，即使我们的生活水平下降到与东欧同样的地步，它们也不会在一夜间消失。人的信仰并不完全取决于几日间乃至几年间物质条件的改变。一个流落荒岛的理科教授或许体验到了野人的生活条件，但他不会就此变成野人，例如：他不会开始相信太阳绕着地球转。当我们完成了革命时，我们的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将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但我们仍将保留着在之前的时代里学会的思想和行为习惯。一个国家不会轻易地抹杀它的过去。资本主义已经无可救药了。它正在消亡，但这并不是说某个星期一的早上我们一觉醒来就置身于一个满是标语口号和橡胶警棍的世界。我认为对艾德先生的问题的回答是，如果我们将爆发革命的话，那会是一场不是那么血腥的革命，而且带有许多资产阶级民主的特征——我们害怕它们会消失，这是情有可原的，但它们将会延续下去。 一切都取决于“如果”。我们必须将命运掌握在手中，这意味着我们将进行一场“腹背受敌”的战争。前面我已经说过，经历了这场战争之后，我们要么将被征服并被改造成纳粹化的社会主义国家，要么将取得胜利，但演变成具有自身特点的法西斯国家。第三种可能性是否真的存在尚未可知。这场战争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英国的统治阶级没有办法学会真正的法西斯主义思想。虽然他们很想这么做，但他们似乎不够聪明或没有足够的政治理解力，又或者是因为坏得不够彻底，学不会极权主义的那些手段。当然，英国仍然是一个阶级差别鲜明的国家，而且在狂轰滥炸中到处仍有令人愤慨的贫富悬殊。但这是财阀阶层统治，与法西斯主义根本不可同日而语。当然，削减劳工权利、媒体审查、小规模的政治迫害和自由权利的整体减少将会发生。但这就是战争。你不能将英国政府的所作所为与某个不可能实现的理想进行比较，而是应该与任何一个战时的政府进行比较，无论那个政府是什么样的政治色彩。比方说，西班牙的共和政府从内战一开始就违背了民主的每一个原则，比我们的政府的所作所为还要过分得多，或者说，比任何英国保守党政府胆敢做出的事情要过分得多。对人民大会的笨拙而效率低下的追捕并不是法西斯分子的做法，那是愚蠢的财阀的做法，他们很想采取极权主义的手段，但不知道怎么做。当然，我们必须警惕这些人，一有机会就把他们赶下台，但不是因为他们会专权弄政，而是因为如果继续由他们掌权的话，我们将会输掉这场战争。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等到权力更迭的机会。现在没有这个机会。我认为在敦刻尔克大撤退之后这个机会曾经出现过。在这个特别的时刻，我不知道一个人在政治上可以做些什么，或许能做的就只有尽可能广泛地传播以下这三个理念： 一、我们必须消灭希特勒，否则人类的进步或许将被冻结数个世纪之久。这意味着英国必须赢得这场战争。 二、除非我们采取建立社会主义的前期步骤，否则这场战争将无望获胜。 三、英国的革命只有接受历史才有机会取得成功。 但是，艾德先生所说的我们的“新乌托邦”在它的第一阶段会是什么情况，我们无从得知。我们不知道它会以什么方式实现，是不是很容易就出于人民群众自愿的努力而实现，还是经过独裁和内战的漫长而痛苦的过程而实现。我只是指出英国的革命或许不会像其它地方的革命那么血腥和令人失望，我们无法保证社会主义的第一阶段从享乐主义的角度要比资本主义民主更加“美好”。但我们不能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我们只能认为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关于这场战争唯一能肯定的就是，我们不应该有始无终。因为资本主义有其优点，因此就必须保持这一体制，这就好像是在说一个婴儿因为躺在摇篮里很舒服，所以他要一辈子都当个婴儿。这种事情是不会发生的。寄希望于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即使是不可能发生的好事，在本质上也是反动的。 (1) 刊于1941年4月《左翼新闻》。 (2) 指奥威尔发表于1941年1月号《左翼新闻》的文章《我们的机会》。 (3) 奥古斯特·蒂森（August Thyssen, 1842—1926），德国工业巨头，蒂森·克虏伯公司创始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