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威尔战时文集（奥威尔作品全集） 1943年1月3日 (1) 尊敬的编辑： 从我给您写第一封信到现在刚好两年了。当时我听着高射炮的声音写那封信，那时候我们处于绝望的境地，而且似乎到了政治进步高歌猛进的边缘。而当我开始写这封信时，军事形势有了极大的改善，政治形势却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黑暗。我的上上封信是在去年五月份写的，您为它加上了自己拟定的标题“英国的危机”，嗯，那场危机已经结束了，反动力量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丘吉尔又牢牢地掌握了权力，克里普斯挥霍了他的机会，没有别的领袖或运动出现；更重要的是，在这场战争的西线战事结束之前，很难看到革命形势将会再次出现。我们有过两次机会：敦刻尔克撤退与新加坡沦陷，但两次机会我们都没有抓住。在尝试预测这件事情将会造成的结果之前，让我大致勾勒我所看到的今年的整体趋势。 政府在形势顺利时会转向右倾，而在遇到危机时会转向左倾，这个规律大体上是成立的，尽管与个别事件并不完全吻合。远东战事惨败——政府招纳了克里普斯，并派遣他出使印度（他们也许在背后做了不少手脚，以确保印度人民不会接受英国政府所提出的条件，但至少是对英国民意的一大让步）。美国在太平洋战场获得胜利，德国人无法攻入亚历山大港——印度国大党的领袖被逮捕 (2) 。英国在埃及取得胜利，美国攻入北非——和达尔兰拉拉扯扯，向佛朗哥大献殷勤。但一整年来——事实上我在之前的信件里提到过——毕灵普主义在明显膨胀，而且在更加明目张胆地排挤“赤化分子”，后者在需要提升士气的时候能派上用场，但现在可以被丢在一边了。克里普斯突然被解职只是一个在全方位进行的过程的体现。除了全面右倾之外，在我看来还有另外两个重要的演变。一个是第二战线的鼓噪，在七月份达到顶峰，之后蒙上了比以前更明确的政治色彩。北非战役暂时让开辟第二战线的聒噪得以平息，但在之前的几个月它其实并不是一个军事意义上的争议，而是亲俄派与反俄派之间的斗争。另一个演变是伴随着美国对英国政策的逐步控制，反美情绪在滋长。我相信民众对美国的态度在过去几个月发生了改变，待会儿我会再回到这个问题上来。与此同时，我们逐渐怀疑自己或许低估了资本主义的力量，右翼分子或许终究能够单凭自己的力量就赢下这场战争，不需要实施激进的改变。这个想法令任何有思想的人感到非常沮丧。关于“战后”的愤世嫉俗的言论广泛流传，而1940年那种“我们要同仇敌忾”的感情已经消退了。过去几周来的重大政治话题是关于社会保障的毕福理奇报告 (3) 。人们似乎觉得这个非常温和的改革措施好得几乎不可能实现。除了少数利益群体之外，每个人都支持毕福理奇——包括左翼报纸，换了几年前它们会斥责这么一个计划带有法西斯主义的色彩——与此同时，没有人会相信毕福理奇的计划真的会被采纳。大家的想法是“他们”（指政府）会假意接受毕福理奇报告，然后将它束之高阁。无能为力的感觉似乎在蔓延，这体现在补选越来越低的投票率上。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公众示威是去年夏天要求开辟第二战线时进行的。没有示威活动反对和达尔兰的交易，虽然绝大多数人都反对这么做。也没有因为印度问题而举行公众示威，虽然民众的情感仍支持国大党。极端左翼分子仍然是失败主义者，除了俄国前线的消息之外，在北非战役的每一阶段，他们的报刊对军事事件的诠释几乎都抱以绝望的悲观主义。我认为值得注意的是，左翼人士支持的军事专家都是失败主义者，他们不靠谱的阴郁预测落空了，但并不影响他们的名声，就像右翼分子支持的军事专家不靠谱的乐观预测落空也不影响他们的名声一样。然而，这种情况的一部分原因是出于妒忌和“对着干的思维”：现在很少有人真的相信德国人会取得胜利了。至于过去三年来的真实的士气状况——右翼分子比左翼人士更有勇气和能力——没有人愿意面对这一点。 现在谈一谈英美关系。在前面的信件里我简略地提到过英国的各种亲美情绪和反美情绪。从那以后反美敌意在明显增长，现在蔓延到原来的亲美人士，如文学界的知识分子。一件重要的事情是意识到过去十五年来，英国与大部分国家的不同之处是它没有值得一提的民族主义知识分子。英国的知识分子普遍持反对英国的态度，虽然他们崇拜苏联，但也认为美国不仅比英国更加现代高效，而且有更真实的民主。在1935年至1939年间，令人惊讶的是，左翼知识分子接受了许多美国报刊哗众取宠的“反法西斯”言论。之前曾经出现过在文化上向美国靠拢并崇尚美国语言甚至美国口音的优越性的趋势。但这个态度正在发生改变，因为他们开始发现美国有可能成为一个帝国主义国家，而且在政治上远远落后于英国。现在人们爱说张伯伦对德国奉行绥靖政策，而丘吉尔对美国奉行绥靖政策。事实上，英国的统治阶级显然是靠美国的军事实力在撑腰，或许会藉此获得原本不可能实现的新生。现在人们将每一个反动行为都怪罪到美国头上，甚至到了有失公允的地步。譬如说，即使是消息灵通的人也相信与达尔兰勾结是在我们不知情的情况下由美国人“指使”的，尽管事实上英国政府一定要为此负责。 工人阶级内部也有广泛的反美情绪，这是由于美国士兵在英国的出现，而我相信美国士兵内部也有非常尖锐的反英情绪。我得在这里声明这些是二手的证据，因为要和一个美国士兵接触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街头到处都是美国士兵，但他们不会去普通的酒馆，甚至在他们经常去的酒店和鸡尾酒吧里，他们也总是和自己人在一起，即使和他们搭讪也几乎不理睬你。和他们有接触的美国平民说除了惯常的对食物、气候等的抱怨之外，他们还抱怨没有受到友善的对待，找乐子得自己掏钱，讨厌英国生活的沉闷、老土和贫穷。确实，突然间从舒舒服服的美国文明被调派到烟雾缭绕、多雨潮湿、因为三年的战争而凋零破败并且什么消费品都紧缺的英格兰中部小镇可不是什么开心的事情。但是，我怀疑即使在和平时期普通的美国人也住不惯英国。英国和美国的文化差别非常深刻，或许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而且显然美国人很瞧不起英国人，就像英国的底层平民瞧不起拉丁民族那样。所有接触过美国部队的人都说他们认为这是“他们的”战争，仗都是他们打的，而英国人啥都不会，就知道逃跑，等等等等。美国人和英国本地人之间缺乏沟通的程度之严重令人惊讶。自从第一批美国士兵来到英国已经八个多月了，我还没有见过一个英国士兵和一个美国士兵在一起。军官交往偶尔见到过，但士兵交往从未见到过。妇女们对于美国部队初期的好感似乎已经消退了。你看到美国士兵只和妓女或轻佻的女人交往，整个国家都在报道同样的事情。据说在苏格兰关系要融洽一些，但那里的人要比英国人更加热情，而且英国人似乎更喜欢美国黑人而不是美国白人。 如果你问英国人为什么他们不喜欢美国人，第一个答案是他们“总是在吹嘘”，然后是更加切实的对士兵的军饷和伙食的抱怨。一个美国士兵每天的军饷是10先令而且吃住全包，按照当前的工资和所得税，这意味着整支美国部队在经济上是中产阶级，而且是中产阶级的上层。至于伙食，我认为人们不会反感士兵吃得比平民好，因为就食物的营养而言，英国士兵也吃得比较好，但美国人分配到的食物还包括专门留给儿童的食品，还包括显然会浪费航运吨位的进口奢侈品。他们甚至进口啤酒，因为他们不喝英国啤酒。人们愤愤不平地指出为了运这些东西过来，付出了水手淹死的代价。你还可以想象围绕着美国军官霸占了所有的出租车，喝光了所有的威士忌，使所有带装修的房间的租金涨到了前所未闻的地步这些事情而产生的妒恨。你经常听到的评论是：“要是他们真的在打仗而不是空谈，我可不介意。”这些话只是为了泄愤——事实上，当美国部队加入欧洲战事时，这个态度将会深刻改变。目前的情况和虚假战争 (4) 时期我们和法国的关系很相似。 这种状态能否通过更好的宣传方式得以改观值得商榷。我发现刚从美国回来的人或了解那里情况的人，特别是加拿大人，对英美关系表示担心，而且认为英国为战争付出的努力应该在美国更加高调地宣扬。但是，英国的宣传问题要比大多数人所想的更加复杂。举一个例子——取悦各个自治领在政治上是必要之举，这包括贬低英国。结果就是，德国人能够似是而非地说英国人的仗都是殖民地的部队帮他们打的，但这比得罪澳大利亚人害处要小一些，他们与大英帝国的关系很松散，而且在文化上仇视英国。这种两难境地以不同的形式一次又一次地出现。至于对美国的态度，一些宣传人员认为让美国人仇视英国是好事，因为这让他们对自己感觉良好，而且有助于“维持士气”。有人因为我们让美国人以为像哈利法克斯勋爵这样的人代表了我们而感到气愤——他们担心他会被视为一个典型的英国人。他们总是说：“为什么我们不能派遣几个来自威根或布拉德福德的普通工人，让他们知道我们和他们一样是体面的普通人呢？”我觉得这有点矫情。当然，让哈利法克斯勋爵代表英国确实就像让印第安红番的头人去代表美国，但各个国家的平民会一见如故相亲相爱的理论并没有得到经验的证实。几乎所有地方的平民都有排外情绪，因为他们不习惯外国的食物和习俗。认同左翼思想并不会改变这种情况，我在西班牙内战就了解到这个事实。这个国家的民众对于苏联的好感在部分程度上取决于没有几个英国人见到过俄国人。你只需要看看英语世界纠缠不清的文化仇恨就知道同文同种并不是友谊的保证。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英国都不会走上法国的道路，英国和美国之间敌意的增加或许直到战争结束都不会造成真正的影响。但如果德国在1943年或1944年战败，然后得再花两年的时间解决日本——现在大家都这么认为——它或许会造成直接影响。那样一来，对日战争很可能会被描述为“一场美国人的战争”，比“一场犹太人的战争”更有迷惑性的说辞。英国群众认定希特勒才是敌人，士兵们总是说“打完德国我就收拾行装走人”。这并不表示他们真的想要这么做或将会这么做，而且我认为大部分人的想法会是继续进行战争，除非那时候俄国再次改变立场。但“我们在为了什么而战”这个问题在德国战败之后一定会变得更加尖锐突出，而英国的亲日派届时会狡猾地利用普遍的厌战情绪。在街头群众的眼中，远东的战争是为了橡胶公司和美国人而进行的战争，那样的话，反美情绪或许会是重要的因素。英国的统治阶级从未宣布它真正的战争目标，而那恰好是不可告人的，在形势不利的时候，英国会被迫采纳有革命色彩的战略。因此，总是有可能在不输掉这场战争的情况下让它走向民主化。但现在形势开始转变，美国的百万富翁和他们的英国帮闲想要强加在我们身上的悲哀的世界立刻开始成型。英国人民不想要这么一个世界，或许在纳粹分子被消灭之后会积极地说出来。如果他们能够理顺自己的想法，他们想要的是由英国和苏联结成的紧密同盟统治的欧洲合众国。在感情上这个国家的大部分民众更愿意和俄国而不是和美国结盟，可以想象民众或许会被激起反美情绪。在民众对与达尔兰进行交易这件事情的反应上就已经可以看出迹象。我不知道有没有某个领袖或政党能够在希特勒被消灭而欧洲陷入混乱时为这些趋势提出呼吁。现在我一个人都看不到。反动派加紧了对方方面面的控制。但你至少可以预测在某个时候激进的变革将再度成为可能。 没有别的新闻了。又一个法西斯政党成立了：英国国民党。还是以往那一套——反布尔什维克、反大型商业什么的。这些人不知道从哪里弄到了一些钱，但似乎追随者并不多。共同财富党已经内讧分裂了，但其主体或许正在取得进展。有进一步的迹象表明英国国教的左翼势力在增强，过去几年来就有朝这一方向发展的趋势。其核心势力并不是人们所想的“现代主义派”，而是亲天主教的高教会派，按照教条是“极端右翼”。 《教会时报》是英国国教的官方报纸，在乡村教区有庞大的发行量，过去几年来是一份温和的左翼报纸，在政治思想上相当开明。自从达尔兰事件后罗马天主教会的各份报刊更加露骨地支持法西斯主义。在法西斯主义问题上，天主教知识分子显然陷入了分裂，他们在以之前通常会避免的方式公开互相抨击。反犹主义仍然存在，但没有迹象表明它在壮大。我们的食物还像以前那么多。圣诞布丁——它们是我判断航运形势的线索——颜色和去年差不多。价格和税收使得生活越来越艰难，在长时间工作之后还有消防值勤、地方军、空袭预防措施或别的什么事情，你的闲暇时间似乎越来越少，而雪上加霜的是，如今任何形式的出行又慢又不舒服。祝1943年好运。 (1) 刊于《党派评论》1943年3月—4月刊。 (2) 1942年8月，印度国大党的主要领导人被英国政府逮捕，包括甘地与尼赫鲁。 (3) 威廉·毕福理奇（William Beveridge, 1879—1963），英国经济学家和社会改革家，于1942年发布“毕福理奇报告”（the Beveridge Report），为英国在“二战”后在经济上向经济国有化和社会福利化转变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 (4) 指1939年9月至1940年4月，英法两国虽然向德国宣战，但前线并未发生大规模军事行动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