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威尔书评全集（中） 评约翰·阿尔弗雷德·斯宾德的《最后的文章》、沃尔特·克雷·劳德米尔克的《巴勒斯坦，希望的土地》、雷吉纳德·莫尔的《作品选集》 (1) 著名的自由主义记者约翰·阿尔弗雷德·斯宾德曾担任《威斯敏斯特公报》（它在1928年被《每日新闻》并购了）的编辑很多年。他生于1863年，在这场战争进行得热火朝天的时候去世了。他认识劳合·乔治和格雷爵士 (2) ，与格莱斯顿经常交谈，而且曾经与勃朗宁 (3) 和马修·阿诺德 (4) 会面，见过迪斯雷利，在牛津大学上学时还曾师从拉斯金 (5) 。 不可避免地，他的回忆是他最有趣的地方，但出版商在护封上说这些文章“就像它们刚出版的时候一样适用于我们这个时代”自有其道理。 斯宾德代表了旧式英国报刊业的美好传统——不仅高度重视真相和言论自由，而且尊重知识分子，而这些如今已经不常见了。 这本书里有一个小插曲，无意中表明了这一点。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斯宾德担任一份没什么名气的小报的编辑，而马修·阿诺德刚刚发表了一篇面向本地文学圈和哲学家团体的演讲。 阿诺德向斯宾德打招呼，让他不要刊登关于这个讲座的报道，似乎这篇报道不刊登的话他可以在别的地方发表。斯宾德对他说这是没用的，因为其它本地报纸一定会进行报道。他自己的报道占据了五个专栏的版面。 你很难想象马修·阿诺德或其他人的演讲在今天会像当时一样成为“新闻”！ 当他描写自由时，特别是出版的自由时，斯宾德让人意识到在十九世纪一个人能够形成自己的思想是多么美好的事情。没有几个现代人能够不去担心自由的代价。 在1937年，当绥靖政策成为时尚时，我们发现他勇敢地发言反对欧洲的独裁政体；在1940年，当英国陷入绝望的局势时，我们发现他仍然坚持认为说出真相是好事，而且诚实的批评不应该被噤声。 而且他不害怕成为孤家寡人。他最后的作品里有一篇文章为张伯伦辩护。无疑，张伯伦的政策是错的，而斯宾德为它辩护也是错的，但不管怎样，在那个时候（1940年11月）要主动去对这个话题发表文章是需要勇气的。 这只是一本没有多少分量的作品，而且里面有的文章并不值得重印，但光是对格莱斯顿、格雷、博塔 (6) 、海格 (7) 和其他人的回忆就值得一读。里面时不时有一些精彩的评论，比方说： “他们的祖国的拯救者其实大部分人是不好相处和危险的人物。正如历史所表明的，一个国家被‘拯救’与被摧毁几乎同样都是不幸。” “当一个国家得救后，就像柏拉图的理想国里的诗人一样，拯救者被戴上桂冠，并被送上前线。” 在写给侄子史蒂芬·斯宾德 (8) 先生的一封有趣的信件里，他表达了自己对当代诗歌的观点（负面的观点）。但在信中斯宾德仍然保持清醒，愿意承认或许他是错的——他还记得与勃朗宁同一时代的人对他的一些诗作的评价。 劳德米尔克博士的书是一本记录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巴勒斯坦所取得的成就的好书，里面有一些很有意思的茂密的森林和人口稠密的城市的照片，二十年前那些地方都是荒漠。 作者是一个美国土壤保护专家。他提供了证据表明巴勒斯坦在现代的干燥气候（它曾经是罗马帝国统治下的一个繁荣的行省）不是因为气候的变化，而是因为阿拉伯人落后的农业方式，以及他们养的那些什么都吃的山羊。 他倾向于建立类似于田纳西河谷管理局的约旦河谷管理局，并认为通过这种方式，巴勒斯坦的土地能够再养活四百万人口。这将一劳永逸地解决“犹太人问题”。 虽然劳德米尔克博士本人并不是犹太人，但他是犹太复国主义的热心支持者。他的书值得一读，但和所有犹太复国主义和亲犹太复国主义的文学作品一样——里面没有阿拉伯人的观点，因为阿拉伯人在国外没有媒体的根基，他们的呼声没有得到申辩的机会。 《作品选集》里的故事和诗歌大部分是未出版的手稿，其水平要高于目前的文集的平均水准。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由阿伦·刘易斯 (9) 写的关于军旅生活的短篇小说。他不久前在缅甸被杀了。还有弗雷德·厄克特写的另外一篇文章，他有非凡的才华，能够写出简洁的故事和可信的对话。 里面有一篇麦克拉伦－罗斯写的很有趣的小品文，亚历克斯·康福特 (10) 最近出版的小说《发电厂》，还有莱斯·戴维斯写的一篇不错的威尔士故事。 詹姆斯·塔姆比穆图 (11) 选择的诗歌和序文隐晦地暗示着文学流派的斗争，里面包括了乔治·巴克、陆思文·托德 (12) 、朱利安·西蒙斯 (13) 和凯瑟琳·蕾恩等人的作品。 (1) 刊于1944年11月23日《曼彻斯特晚报》。约翰·阿尔弗雷德·斯宾德（John Alfred Spender，1862—1942），英国记者、作家，代表作有《公共生活》、《文学、新闻与政治》等。沃尔特·克雷·劳德米尔克（Walter Clay Lowdermilk，1888—1974），美国水文专家，曾参与以色列建国规划。雷吉纳德·莫尔（Reginald Moore），情况不详。 (2) 乔治·格雷·阿斯顿（George Grey Aston，1861—1938），英国海军军官、情报部官员，代表作有《新旧战争的启示》、《政治家与市民的战争研究》等。 (3) 罗伯特·勃朗宁（Robert Browning，1812—1889），英国诗人、作家，代表作有《戏剧抒情诗》、《戒指与书》等。 (4) 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1822—1888），英国诗人、文化批评家，代表作有《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上帝与圣经》等。 (5) 约翰·拉斯金（John Ruskin，1819—1900），英国作家、诗人、画家、思想家，代表作有《现代画家》、《建筑学的诗艺》等。 (6) 路易斯·博塔（Louis Botha，1862—1919），南非政治家，曾担任南非共和国第一任总理。 (7) 道格拉斯·海格（Douglas Haig，1861—1928），英国军人，曾担任一战英国陆军元帅。 (8) 史蒂芬·哈罗德·斯宾德（Stephen Harold Spender，1909—1995），英国作家、诗人，代表作有《法官的审判》、《世界中的世界》等。 (9) 阿伦·刘易斯（Alun Lewis，1915—1944），威尔士诗人，代表作有《致我的妻子》、《在绿色的树上》。 (10) 亚历克斯·康福特（Alex Comfort，1920—2000），英国科学家、医生、和平主义者，代表作有《性的乐趣》、《和平与抵抗》等。 (11) 梅利·詹姆斯·图莱拉贾·塔姆比穆图（Meary James Thurairajah Tambimuttu，1915—1983），泰米尔诗人、作家，代表作有《纳塔拉加》、《摆脱战争》等。 (12) 陆思文·坎贝尔·托德（Ruthven Campbell Todd，1914—1978），苏格兰诗人、画家，代表作有《迷路的旅人》、《手中的世界》等。 (13) 朱利安·古斯塔夫·西蒙斯（Julian Gustave Symons，1912—1994），英国作家、诗人，代表作有《杀了自己的男人》、《谋杀！谋杀！》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