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威尔书评全集（中） 托比亚斯·斯摩莱特：最优秀的苏格兰小说家 (1) “现实主义”，一个被用滥了的词语，目前至少有四个意思，但当它用在小说上时，它通常指的是对日常生活忠实的描述。一本“现实主义”小说里面的对话是通俗的，对事物的描写能让你读来有如亲眼所见一般。在这个意义上，几乎所有的现代小说都要比以前的小说更接近“现实主义”，因为描写日常生活情节和构思听起来自然顺耳的对话在很大程度上是代代相传的诀窍，这个过程基本上是在不断地进步。但在另一种意义上，十八世纪那些呆板矫情的小说家比几乎所有之后的作者更接近“现实主义”，那就是他们对待人性动机的态度。他们或许拙于描写情景，但他们极为擅长描写劣根性。就连菲尔丁 (2) 也是如此，在《汤姆·琼斯》和《艾米莉亚》里已经展现了一百五十年来作为英国小说标志性特征的说教倾向。但这一点在斯摩莱特身上表现得更为显著，他是个非常坦率诚实的作家，或许这和他不是英格兰人有一定的关系。 斯摩莱特是一位以流浪汉为主题的小说家，其作品讲述的是冗长且没有固定形式的滑稽而难以置信的历险故事。在某种意义上，他延续了塞万提斯的风格，他曾将后者的作品翻译成英语，并在《兰斯洛特·格理夫斯爵士》里剽窃了后者。不可避免地，他的作品已经有很大一部分不忍卒读，或许甚至包括他最受好评的作品《汉弗莱的煤渣》，它以书信体的形式写成，在十九世纪相对于他其他的作品而言还算是本体面书，因为大部分污言秽语都隐藏在双关语后面。但斯摩莱特真正的杰作是《罗德里克·兰登历险记》和《佩里格林·匹克历险记》，这两本书有着赤裸裸的色情描写，但无伤大雅，有几段内容是最出色的英语滑稽闹剧。 狄更斯在《大卫·科波菲尔》中将这两本书列为他童年时最喜欢的读物，但斯摩莱特和狄更斯之间的所谓相似程度只是停留在肤浅的表面。在《匹克威克外传》和另外几本狄更斯的早期作品里，你看到那个流浪汉故事形式：来来去去无休止的流浪、离奇的历险、为了一个笑话愿意牺牲任何的合理性，但其道德氛围已经发生了剧变。在斯摩莱特的时代和狄更斯的时代之间所发生的不只是法国大革命，还有新的工业中产阶级的崛起，低教会派的神学理论和清教徒式的人生观。斯摩莱特描写的是中产阶级，但他们是从事商业和专业人士出身的中产阶级，那些人和地主走得很近，模仿着贵族的风范。 决斗、赌博和通奸在他看来在道德上几乎没什么不好。事有凑巧，在私生活里，比起大部分作家，他是个更好的男人。他是个忠实的丈夫，为了家庭过度辛劳而折寿，一个忠诚的共和主义者，痛恨帝制统治的法国，一位爱国的苏格兰人，而那时候作为一个苏格兰人是很不受欢迎的——1745年的造反仍然留在回忆里。但他几乎没有原罪的概念。他的男主角在几乎每一页所做的事情都会让那些十九世纪的英文小说家立刻进行诅咒。他认为十八世纪的道德败坏、裙带关系和社会动荡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许多他最好的篇章如果引入道德准则的话将被摧毁。 《佩里格林·匹克历险记》和《罗德里克·兰登历险记》基本上遵循的是同一个路数。两位主人公都经历了财富上的大起大落，到处游历，勾引过许多女人，因欠债而坐过牢，最后发了财，快乐地结了婚。在这两本书里，佩里格林·匹克是一个更大的混蛋，因为他没有职业——罗德里克是一个海军军医，斯摩莱特本人就曾经当过海军军医——因此有更多的时间去勾引女人和开玩笑。两人的行事从来不会是出于无私的动机，而且从不承认诸如宗教信仰、政治信仰或者诚实是现实中的重要因素。 在斯摩莱特的小说世界里，只有三种优点：封建式的忠诚（罗德里克和佩里格林·匹克都有一个家仆，无论贫富他们都忠心耿耿），男子汉的“荣誉”——一经挑衅就和人打架的态度，和女性的“贞洁”——总是与嫁给一位如意郎君密不可分。除此之外，什么事情都可以做。比方说，打牌时出老千根本没被当成一回事。当罗德里克不知从哪里弄到了1 000英镑后，他为自己买了一套时髦的衣服，假装成一个有钱人去巴斯，希望诱骗到一个女继承人，这在他看来是很平常的事情。在法国的时候，他失业了，决定去参军，因为法国军队碰巧离他最近，于是他就加入了法国军队，在德廷根战役 (3) 中与英国军队作战。不过，当一个法国人侮辱了英国人时，他立刻和他来了一场决斗。 佩里格林曾经花了几个月的时间进行一系列十八世纪喜闻乐见的精心编排而且极为残忍的玩笑。例如，当一个不幸的英国画家因为某桩微不足道的犯法而被关进巴士底狱，就要被释放时，佩里格林和他的朋友利用他不懂法语，以恐吓他取乐，让他以为自己被宣判车轮刑处死。然后他们告诉他刑罚被减轻为阉割，最后让他以为自己是乔装打扮逃出监狱的，而其实他是通过正当途径出狱的。 为什么这些小打小闹的恶作剧有阅读价值呢？首先是因为它们很有趣。在斯摩莱特师承的欧洲大陆作家群体中，或许有比佩里格林·匹克在旅行中的冒险更精彩的描写，但英文作品里则没有比这更好的了。其次，斯摩莱特排除了“善良的”动机，不尊重人性的尊严，总是比那些严肃的作家更保持了真实。他愿意描写那些在现实生活中发生，但小说里基本不会去描写的事情。比方说，罗德里克·兰登曾经染上性病——我相信是唯一身上发生过这种事情的英国小说主人公。事实上，斯摩莱特虽然思想相当开明，却认为行贿、假公济私和贪污腐化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这让他的某些章节极富历史价值。 斯摩莱特曾经在海军服役，在《罗德里克·兰登历险记》一书中我们不仅读到了对远征卡塔基纳毫无掩饰的描述，而且读到了一艘战舰内部极其生动而恶心的情景。在那个时代，战舰就是疾病、不适、暴政和无能的漂浮集合体。罗德里克的战舰指挥官是一个带着体臭的同性恋纨绔子弟，这辈子几乎没有见过船只，整趟航行他就呆在船舱里，避免和那些低俗的水手接触，而一闻到烟草味几乎会晕倒。债务人监狱的描写甚至更为精彩。在那时候的监狱里，一个没有关系的债务人可能真的会饿死，除非他向其他有钱的囚犯乞求施舍活下去。罗德里克的一个狱友穷得叮当响，连一件衣服也没有，蓄着长长一把胡子以此遮羞。不消说，有的囚犯是诗人，书中有一则独立完整的故事《梅洛波因先生的悲剧》，应该能让那些认为文学就得靠贵族赞助扶持的人三思。 斯摩莱特对后世英国作家的影响不如和他同时代的菲尔丁那么大。菲尔丁也描写同样夸张的历险故事，但原罪感从来没有离开过他。在《约瑟夫·安德鲁一家》中，可以看出菲尔丁一开始是想写一篇纯粹的闹剧，然后违背了自己的初衷，开始惩罚恶行和奖励善行，这是典型的直到前不久还盛行的英语小说的手法。汤姆·琼斯放在梅雷迪斯或伊安·赫伊的小说里会很适合，而佩里格林·匹克似乎更适合欧洲作品的背景。最接近斯摩莱特的作家或许是苏迪斯和马里亚特 (4) ，但当直白的性描写成为不可能的事情时，流浪文学被剥夺了或许将近一半的素材。在十八世纪的客栈，要走进正确的卧室几乎是不正常的事情，但那已经是文学不可踏足的领域了。 在我们的时代，许多英国作家——比方说，伊夫林·沃 (5) 和早期的奥尔德斯·赫胥黎——从其它渠道汲取内容，试图复兴流浪文学的传统。他们处心积虑地要让读者震惊，他们自己也时刻准备着自我震惊——而斯摩莱特只是以他认为很自然的方式尝试逗乐——从这一点你就可以看出，从那个时代到我们的时代，怜悯、体面和公益精神有着怎样的进步。 (1) 刊于1944年9月22日《论坛报》。托比亚斯·乔治·斯摩莱特（Tobias George Smollett，1721—1771），苏格兰作家，代表作有《罗德里克·兰登历险记》和《佩里格林·匹克历险记》等。 (2) 亨利·菲尔丁（Henry Fielding，1707—1754），英国作家，代表有《汤姆·琼斯》、《从此生到来生之旅》等。 (3) 德廷根战役（the Battle of Dettingen）发生于1743年6月16日，由英国、荷兰、汉诺瓦、奥地利、黑森联军（3万5千人）对战法国军队（2万6千人），以联军取得胜利而告终。 (4) 弗雷德里克·马里亚特（Frederick Marryat，1792—1848），英国海军军官、作家，代表作是少年作品《新福里斯特的孩子们》。 (5) 亚瑟·伊夫林·圣约翰·沃（Arthur Evelyn St. John Waugh，1903—1966），英国作家，代表作有《荣誉之剑》三部曲、《手中的尘埃》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