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威尔书评全集（中） 评阿尔弗雷德·诺耶斯的《深渊的边缘》 (1) 虽然这本书内容语无伦次，而且有几处地方很傻帽，但它提出了一个真正的问题，而且能引起读者的思考，即使他们的思考只有从诺耶斯先生停止的地方开始才有意义。他的主题是西方文明正面临毁灭的危险，而它之所以会落至这般田地不是因为经济失调，而是因为对于绝对善恶的信仰的衰微。社会的稳定有赖于对行为的约束，而这些约束正被摧毁： 当今数以百万计的人接受的教育是信奉为了自身的利益，任何公约或承诺，无论它们是多么庄严地进行了宣誓，都需要以“现实主义”或“冷静的政治家”的心态进行考量，将其视为“一纸空文”，即使违背公约或承诺意味着一夜之间将数百万熟睡中的无辜百姓杀害——在这样一个世界里，我们能够信任什么承诺，能够再达成什么坚定的共识呢？ 这一番质问掷地有声，诺耶斯先生以各种方式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着。在我们所生活的乱世，就连维护起码颜面的审慎理由也正被遗忘。政治，无论是国内政治还是国际政治，或许比起以前并没有变得更加不道德，但新的情况是普通人渐渐在权宜利弊的教条的影响下变得麻木不仁，默许纵容最为残暴的罪行和苦难，如果是出于“军事上的必要”还能暂时失忆，让双手沾满鲜血的刽子手一夜之间摇身一变成为公众的恩人。新出现的现象还有各个极权体制对于客观真实是否存在的质疑，和进而发生的对历史的大肆篡改。诺耶斯先生对所有这些现象表示强烈的抗议，这是很正确的，甚至可以说，或许他低估了“现实主义”对于常理所造成的破坏，“现实主义”与生俱来地认为欺诈总是有利可图。事实上，道德标准的沦丧似乎还摧毁了对可能性的把握。诺耶斯先生说知识分子受极权主义思想的荼毒比普通民众更甚，我们沦落到这般境况他们要负上一部分责任，这也是对的。但他对这种情况分析得出的原因却非常肤浅，提出的补救方法即使从可行性的角度去考虑也很值得怀疑。 首先，诺耶斯先生从头到尾一直在说，一个体面的社会只能建立在基督教的教义之上，而这是不成立的。这就等于在说，美好的生活只能在大西洋沿岸地区才能实现一样。世界上只有四分之一的人口名义上是基督徒，而且这个比例正在不断地减少。亚洲大部分人口不是基督教徒，而且如果没有奇迹出现的话，他们永远不会皈依基督教。我们是说一个体面的社会在亚洲无法成立吗？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社会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无法成立，革新社会的整个尝试或许将会提前被放弃。诺耶斯先生认为因为基督教信仰曾经存在于历史中，所以它能在欧洲重新确立，他或许想错了。我们的时代真正的难题是在社会所赖以建立的信仰——即对于个体不朽的信仰——被摧毁之后重新确立绝对善恶的观念。这需要有信仰，而信仰与盲信是不一样的。诺耶斯先生似乎并没有完全理解个中的区别。 接着就是加诸“高雅人士”（诺耶斯先生最喜欢的称呼是“我们的伪知识分子”）身上的对于摧毁道德标准要承担的罪责大小的问题。诺耶斯先生所写的内容与二十年前的《伦敦水星报》的内容没什么两样。“高雅人士”沮丧堕落，抨击宗教、爱国主义、家庭等，而且他们似乎得为希特勒的崛起承担责任。现在这番话遭到了事实的驳斥。在关键的时候，正是诺耶斯先生所厌恶的“伪知识分子”发出抗议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恐怖，而保守党和教会的媒体却在竭力让他们闭嘴。诺耶斯先生谴责绥靖主义政策，但他所属的教会及其媒体在这个问题上又持什么样的态度呢？ 另一方面，他所认同的那些知识分子似乎站在了强权的一边。其中一个当然就是卡莱尔，他是当今强权崇拜和成功崇拜的缔造者之一，为第三次德意志侵略战争欢欣鼓舞，就像庞德为第五次德意志侵略战争喝彩助威一样。另一个则是吉卜林。吉卜林不是极权主义者，但他的道德观很值得怀疑。诺耶斯先生在书中开头写道，在魔鬼 (2) 的帮助下一个人是无法摆脱邪恶的，但他因为反英书籍仍在英国出版并在英国的报纸中得到赞誉而义愤填膺。难道他就没想过，如果我们禁止这种事情，我们与敌人也就没有什么区别了吗？ (1) 刊于1944年2月27日《观察者报》。 (2) 原文是Beelzebub（别西卜），天主教中地狱七恶魔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