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威尔杂文全集（下） 一个书评家的自白 (1) 在一间寒冷而憋屈的卧室起居室里，烟头和茶水半满的杯子到处都是，一个穿着被蛀得破破烂烂的晨衣的男人坐在一张摇摇晃晃的书桌旁，想在成摞布满灰尘的故纸堆中腾出地方摆放打字机。他不能把这些纸给扔掉，因为废纸篓已经满了，而且在那些还没来得及回的信和未偿还的账单里，他几乎可以肯定有一张忘了存进银行的两基尼的支票。而且还有几封信他得把地址写进地址簿里。他把地址簿弄丢了，一想到得去找地址簿，或要找别的什么东西，他想死的心都有了。 他才三十五岁，看上去却像是五十岁的人。他谢顶了，得了静脉曲张，戴着眼镜——或者说，如果他仅有的那副眼镜不是总找不到的话，应该会戴着眼镜。在正常情况下，他应该是营养不良；而要是近来运气好的话，他则会为宿醉所苦。现在是早上十一点半，根据他的时间表，他应该两个小时前就开始写东西了，但就算他认认真真地开始动笔，他也会被几乎响个不停的电话铃声、婴儿的哭喊声、街上电钻的响声和他的债主穿着沉重的靴子上楼下楼的脚步声吵得心烦意乱。刚刚才发生的中断是第二批邮件送过来了，他收到了两份通知和一张红字印刷的收入纳税单。 不消说，这人是个作家。他或许是个诗人、小说家、电影编剧或电台节目撰稿人，因为所有的文人都很类似，但让我们假设他是个书评家吧。一个厚厚的包裹半隐藏在纸堆中，里面有五本书，是他的编辑送来的，附了一张便条，说它们“放在一起应该很合适”。这批书是四天前到的，但这位书评家由于精神萎靡，一直没有打开包裹，整整搁了48个小时。昨天他狠下决心，撕开了带子，发现那五本书分别是《十字路口的巴勒斯坦》、《科学奶农》、《欧洲民主简史》（这本书有680页，重达四磅）、《葡属东非部落风俗》和一本小说《还是躺着好》，或许是弄错了寄过来的。他的书评——八百字吧——必须明天中午“交稿”。里面有三本书所讨论的主题是他根本一无所知的，他得读上起码五十页才能避免犯错，否则他不仅会在作者面前出洋相（当然，作者清楚地了解书评家们的做派），更会在大众读者面前露馅。到了下午四点钟他就得把这几本书拆封，但他就是不想去做这件事情。想到要读这些书，甚至闻到那些纸的味道，他就觉得像是在吃加了蓖麻油的冷冰冰的米糊布丁。但奇怪的是，他的稿件将会按时送到编辑室。他总是能按时交稿。晚上九点钟的时候，他的头脑开始清醒了一些，而到了午夜时分，他就坐在越来越冷的斗室里，在渐渐浓郁的香烟的雾气中像专家那样一本书一本书地迅速翻阅着，对每本书的最后评价是：“上帝啊，全是一堆废话！”到了早上，他双眼模糊，神情乖戾，脸上没有刮胡子，对着一张白纸沉思一两个钟头，直到时钟狰狞的指针把他吓得开始动笔。然后他猛地来了精神。所有苍白陈旧的词句——“一本不容错过的好书”、“每一页都值得念想”、“每一章可谓字字珠玑”——就像铁屑被磁铁吸引过去那样一蹴而就，这篇书评刚刚好合乎字数，在截稿前三分钟刚好送达。与此同时，另一批毫不相干的让人大倒胃口的书已经送过来了。于是这个行当继续进行下去。而就在几年前，这个精神萎靡、心灰意冷的家伙还怀着万丈雄心要干出一番事业。 我有没有夸大其词？我想问问任何一个经常写稿的书评家——任何一年评阅最少一百本书的人——他是否能诚实地否认他的习惯和性情并不像我在上文所描述的那样。总之，每个作家都是那样的人，但长期在没得选择的情况下撰写书评是特别吃力不讨好、既烦人又累人的工作，不仅要说一些阿谀奉承的废话——确实需要这么做，稍后我会讲述——还要不停地捏造对这些书的反应，而他根本没有任何感觉。这位书评家虽然已经疲惫不堪，但他对书有着职业的敏感。在每年出版的数千本书里，大概只有五十到一百本他有兴趣为其撰写书评。如果他是这个行业的顶尖写手，或许他可以得到十或二十本这样的书，更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只得到两三本。其余的工作，无论他如何煞费苦心地去褒扬或谴责，其本质都是废话。他把自己追求不朽的精神倒进了阴沟里，每次半品脱。 绝大多数书评要么对其评论的书籍没有充分的了解，要么提供的是误导性的意见。战后出版商不再像过去那样能肆意摆布文学编辑，要求为他们出版的每一本书高唱颂歌。但另一方面，由于缺乏版面和其它不便，书评的水准下降了。看到这些结果，有时候人们建议将写书评的工作从被金钱雇佣的书评家手中夺过来，专业题材的书籍应该交给专家去评价，而其它大量的评论工作，尤其是小说评论，可以由业余人士去做。几乎每一本书都应该可以在某位读者心中激起热烈的反应，哪怕只是激烈的反感，而那位读者对作品的看法一定要比一个无趣的专业书评家的看法更有价值。但不幸的是，正如每个编辑都知道的，那种事情是很难去组织的。在实际操作中，编辑总是发现自己又去找回他的雇佣书评家团队——用他的话讲，他的“御用书评家”。 只要每本书都值得评论仍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这种情况就不会得到改善。每当报刊上大批量地介绍书籍时，不去对当中的大多数极尽赞美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除非你从事的职业与书籍有关，否则你不会知道绝大多数书籍有多么糟糕。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书籍唯一客观中肯的评价就是：“这本书毫无价值。”而书评家本人真实的反应或许是：“我对这本书根本没有兴趣。要我给它写书评除非给钱。”但公众不会买账读这样的书评。他们凭什么得买账呢？他们想得到关于他们要读的书的启示，他们要的是某种价值评估。但一提到价值，标准就崩塌了。因为如果有人说——似乎每个书评家每周至少会说一次这样的话——《李尔王》是一出好的剧本，而《四义人》是一本好的惊险小说，那么这个“好”字到底有什么含义呢？ 我始终认为，最好的做法是干脆不去理会大多数的书籍，而对于少数似乎有分量的书籍可以进行长篇的评论——起码得有1 000字。对即将出版的书进行一两行的简短的注解是有用的，但一般600字左右的中篇评论即使书评家秉笔直书也肯定毫无意义。通常来说，他是不愿意写的，周复一周、只言片语的写作很快就把他摧残成了我在本文开始时所描写的那个身穿睡袍的倦怠的家伙。但是，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有一个他可以瞧不起的人；我必须说，根据我自己在两个行业的经历，书评家要比影评人好过一些，影评人甚至没办法在家里工作，得参加上午十一点钟的公映，除了一两个出了名的影评人外，他们都得为了一杯劣质的雪莉酒而出卖尊严。 (1) 刊于1946年5月3日《论坛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