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威尔杂文全集（下） 出版的自由（《动物农场》序文） (1) 本书最早的构思，就其中心思想而言，始于1937年，但直到1943年底才开始动笔。到了完书的时候，要将其出版显然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虽然那时候的书籍紧缺使得任何能被称为“书籍”的读物都很有“销路”），被四家出版社拒绝了。这四家出版社里，只有一家有意识形态的动机，两家多年来一直在出版反俄书籍，另外一家没有明显的政治色彩。一位出版商刚开始时愿意接这本书，但在进行初步的安排后，他认为得咨询新闻部的意见——显然，他们警告他，或强烈建议他不要出版这本书。这是他的信件的节选： 我提到了新闻部的一位高官对于《动物农场》的反应。我必须承认，他的那番意见让我严肃地思考……现在我明白或许在目前出版它是极不明智的事情。如果这则寓言针对的是笼统的独裁者和独裁体制，那么出版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但现在我明白这则寓言完全依照苏维埃俄国的发展及两位独裁者的生平去写，它针对的只是俄国而不是针对其它独裁政权。还有一件事情：如果这则寓言中的统治阶级不是猪的话，或许它还没有那么令人反感。我认为选择用猪充当统治阶级无疑会得罪许多人，特别是那些敏感的人，而俄国人无疑是比较敏感的。 这种事情并不是好的迹象。显然，政府部门不应该拥有对没有得到官方资助的书籍进行内容审查的权力（出于安全的内容审查除外，在战争期间没有人会反对这么做）。但对思想和言论自由的最大威胁并不是来自新闻部或某个官方机构的直接干涉。如果出版商和编辑自发地封杀某些题材，那不是因为他们害怕受到迫害，而是因为他们害怕公共舆论。在这个国家，思想上的怯懦是作家或记者必须面对的最可怕的敌人，而这个事实在我看来还没有得到应有的讨论。 任何当过记者并且没有偏见的人都会承认，这场战争期间官方的内容审查并不是特别讨厌。我们并没有遭受原本预料之中的极权式的“调控”。媒体有一些抱怨，这是情有可原的，但大体上政府很守规矩，而且对于少数派意见的宽容到了令人惊讶的地步。英国的文学审查可怕的事实是，在很大程度上它是出于自愿。不受欢迎的理念会被勒令噤声，不方便的事实被掩盖起来，不需要官方出面禁止。任何在外国待过一段时间的人都知道敏感新闻的例子——那些本身的价值足以成为头条新闻的事件被英国报刊封杀，不是因为政府的干涉，而是因为大家心照不宣地认为某一个事件“不宜”提及。就日报而言，这不难理解。英国的报刊集中化现象很严重，大部分报刊的老板是有钱人，在某些问题上他们绝对有不诚实的动机。但同样的含蓄的内容审查还出现在书籍和期刊这些读物里，还有戏剧、电影和电台节目。正统理念无时不在，它们被认为是任何思想正确的人应该不假思索就接受的理念的集合。有些事情并没有明确地被禁止说出来，但要是说出来的话会“不大合适”，就像在维多利亚时代中期在一位女士面前提起裤子“不大合适”一样。任何挑战主流正统观念的人都会发现自己被以出乎意料的高效勒令保持沉默。一个真的不受欢迎的意见几乎无法得到公平的表述，无论是在流行的报刊还是在高雅的期刊。 当前主流正统思想所要求的是不加批判地崇拜苏俄。每个人都知道这一点，几乎每个人都依照它的要求去做。任何对苏联政体的严肃批评、任何对苏联政府需要掩盖的事实的揭露都无法刊印。有趣的是，这场波及全国的吹捧我们的盟友的阴谋是在真正的思想宽容的背景下进行的。因为虽然你不能批评苏联政府，至少你可以自由地批评我们自己的政府。几乎没有人会出版一本抨击斯大林的书，但在书籍里和期刊里抨击丘吉尔是很安全的事情。纵观战争那五年，我们有两三回为了国家的存亡而战，在此期间无数呼吁达成和平妥协的书籍、宣传册和文章照样出版，并没有遭到干预。而且它们并没有激起强烈的不满。只要苏联的声望没有遭到诋毁，自由言论的准则一直都合情合理地得以遵守。还有其它被禁止的话题，接下来我会对其中的几个进行讨论，但对于苏联的主流态度是最严重的征兆。它似乎是自发而生的，并不是某个压力集团行动的结果。 自1941年以来，大部分英国的知识分子对俄国奴颜婢膝，全盘接受俄国的宣传，并对其加以重复，要不是之前有好几次他们有过类似的表现，这原本会令人觉得很惊讶。在一个接一个富有争议的问题上，俄国的观点被不假思索地接受，然后在完全罔顾历史真相或思想体面的情况下就进行公开宣传。只举一个例子：英国广播电台庆祝苏联红军成立二十五周年，却没有提到托洛茨基。这就好像在纪念特拉法尔加战役时没有提到纳尔逊一样，但英国知识分子对此并没有提出抗议。在各个被占领的国家的内部斗争中，英国的媒体几乎一边倒地支持俄国人扶植的派系，抹黑诽谤对立的派系，有时候为了达到目的不惜抹杀事实证据。一个格外扎眼的例子就是米哈伊洛维奇上校，南斯拉夫切特尼茨运动 (2) 的领袖。俄国人扶植了自己的南斯拉夫领导人铁托将军，指责米哈伊洛维奇与德国人勾结。这一指控立刻得到了英国媒体的响应：米哈伊洛维奇的支持者们没有机会作出回应，而与这个指控相抵触的事实也没办法出版。1943年7月，德国悬赏十万金马克捉拿铁托，而米哈伊洛维奇的悬赏也是差不多这个数目。英国媒体大肆宣扬铁托的赏金，但只有一份报纸（印数很少）提到了米哈伊洛维奇的赏金，对他与德国人勾结的指控仍在继续。同样的事情在西班牙内战期间发生了。那时候俄国人决心要消灭的支持共和国的派系在英国的左翼报刊中被大肆诬蔑，任何为他们辩护的言论，就连书信也被拒绝出版。目前，对苏联的严肃批评不仅被认为是应该被谴责的事情，甚至就连这些批评的存在有的时候也会被隐瞒。比方说，托洛茨基在死前写了本斯大林传。你或许会认为这绝不会是一本没有偏见的书，但显然它会很有销路。一个美国出版社原本已经着手安排将其出版，而且已经印出来了——我想那些供写书评用的样书已经寄出去了——这时候苏联参战了。这本书立刻被取消出版。英国媒体对这本书绝口不提，虽然这本书的存在和它遭受镇压是一篇值得写上几段的新闻。 将英国文学知识分子自愿进行的内容审查和有时候由压力集团强制进行的内容审查区分开来是很重要的事情。众所周知，有些话题不能进行讨论，因为它们涉及“既得利益”。最广为人知的例子就是专利药品的骗局。此外，天主教会对媒体有着相当大的影响，能够在某种程度上让针对它的批评销声匿迹。一桩涉及天主教神父的丑闻几乎从来不会被公开报道，而一个惹上麻烦的圣公会牧师（比方说，斯蒂弗基的牧师 (3) ）则会是头条新闻。舞台上或电影里鲜有反天主教会倾向的作品。演员们会告诉你，如果一部戏或一部电影抨击或揶揄天主教会的话，一定会遭受媒体的抵制，或许会以失败告终。但这种事情并没有危害，或者说，至少它是可以理解的。任何规模庞大的组织都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维护其利益并反对公开的宣传。你不会指望《工人日报》发表对苏联不利的事实，就好像你不会指望《天主教先驱报》斥责教皇一样。但每一个有思想的人都知道《工人日报》和《天主教先驱报》是什么性质的报纸。让人觉得不安的是，当事关苏联及其政策时，你不能指望自由派的作者和记者能提出有思想的批判，在很多情况下甚至无法做到诚实，虽然他们并没有遭受直接的压力要去歪曲他们的意见。斯大林是至圣之人，绝不能对他的政策进行严肃的讨论。自1941年以来这条规矩几乎普遍得以遵守，但早在十年前它就开始运作，程度比人们有时候所想象的更严重。那时候来自左翼人士的对苏联政权的批评很难得到表达。当时有许多反俄的文学作品，但几乎都出自保守派的角度，显然并非出于真诚，而且思想落伍，带有卑鄙下流的动机。另一方面，支持俄国的宣传也有相当大的规模，而且同样虚伪，任何想要以成熟的方式对重要的问题进行讨论的尝试总是会遭到抵制。事实上，你能出版反俄书籍，但这么做肯定会被几乎整个高端出版界忽视或扭曲描述。你会被公开或私下警告，说这么做“不合适”。你所说的事情或许是真实的，但它“不合时宜”，会被这个或那个反动利益团体“利用”。这一态度总是以这是出于国际局势和英俄同盟的迫切需要作为理由进行自我辩护。但显然，这是文过饰非。英国的知识分子群体，或它的大部分成员，对苏联产生了类似于民族主义的忠诚，他们打心眼里觉得对斯大林的智慧提出质疑就像是在亵渎神明。他们以不同的标准看待俄国的事件和其它地方的事件。1936年至1938年大清洗的无休止的处决得到了毕生都在反对死刑的知识分子的鼓掌欢呼；印度发生饥荒就应该进行公开报道，而乌克兰发生饥荒则应该进行隐瞒。战前的情况是这样，现在的思想氛围也好不到哪里去。 但回到我的这本书。大部分英国知识分子对它的反应会很简单：“它不应该出版”。那些通晓诽谤伎俩的评论家自然不会从政治的角度对它进行批判，而会从文学的角度进行。他们会说这是一本无聊傻帽的书，是在浪费纸张。情况或许就是这样，但这显然不是事情的全部。你不会说一本书“不应该出版”，就因为它是一本劣书。毕竟，每天都有占据了许多页面的垃圾读物出版，没有人会在乎。英国知识分子或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反对这本书是因为它中伤了他们的领袖和（在他们看来）对进步的事业造成了伤害。如果它写的是相反的主题，他们不仅不会有反对意见，而且就算它的文学缺陷再严重十倍也无妨。举个例子，左翼书社过去四五年里的成功表明他们愿意接纳低俗不堪的作品，只要它们说出了他们想要听到的话就行。 这里所涉及的问题很简单：是不是每一个意见，无论它有多么不受欢迎——甚至可以说，无论多么愚蠢——都应该有表述的权利呢？如果这么说的话，几乎所有的英国知识分子都会认为自己应该说：“是的。”但如果是具体地问：“那对斯大林进行批判呢？它有没有权利得以表述呢？”答案很可能就是：“不行。”在这种情况下，主流的正统观念遭到了挑战，因此言论自由的原则就失效了。现在，当一个人要求言论和出版自由时，他要求的不是绝对的自由。只要有组织的社会存在，内容审查制度就总会在某种程度上存在。但正如罗莎·卢森堡所说的，自由是“其他人的自由”。同样的原则蕴含于伏尔泰的那句名言：“我反对你所说的话，但我会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思想自由一直是西方文明的突出特征之一，如果它有意义的话，它意味着每个人都应该有权利表达和出版他认为是真相的内容，只要这些内容不会以某种确凿无疑的方式伤害别人。资本主义社会和西式的社会主义都仍然认为这一原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正如我所说过的，我们的政府仍然表现出对这一原则的尊重。街上的普通老百姓——或许在一部分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对理念并不是很感兴趣，不至于对它们不宽容——仍然模糊地认为“我想每个人都有权利表达自己的意见”。只有文学界和科学家的知识分子，至少是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那些原本应该是自由的守护者的人，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开始鄙视这一原则。 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变节的自由派。除了马克思主义者那耳熟能详的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只是幻觉的言论之外，现在还有一个广为流传的思想倾向，认为只有极权主义的手段才能捍卫民主。它争辩说，如果你热爱民主，你就必须以任何手段消灭它的敌人。谁是它的敌人？他们不仅是那些公开地、有意识地攻击民主的人，还包括那些传播错误的思想，从而在“客观上”危害民主的人。换句话说，捍卫民主意味着摧毁所有的独立思想。这一理由被用于为俄国的大清洗进行辩护。就连最热情的亲俄派也不会相信所有的受害者都犯下了他们被指控的罪名，但由于怀有异端思想，他们“客观上”危害了政权，因此不仅对他们展开屠戮是正确的，而且还应该以虚假的指控抹黑他们。同样的理由还被用于为左翼报刊在西班牙内战中有意识地对托派分子和支持共和国的少数派进行造谣诬蔑这一行径作辩护。1943年莫斯利获释时，这套逻辑又被用作反对“人身保护法”的理由。 这些人不明白，如果你倡导极权主义手段，或许有一天它们就会被用在你自己身上。习惯了不经审判就关押法西斯分子，或许这个过程不会在关押完法西斯分子后就停止。在遭受镇压的《工人日报》复刊后，我到伦敦南部的一所工人学校作讲座。听众是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下层知识分子——就是你在左翼书社的支部经常见到的那些人。那个讲座谈及了出版自由的问题，到最后，让我大为惊讶的是，有几个提问者起身问我：难道我不认为解禁《工人日报》是一个大错吗？我问他们为什么这么说，他们说这是一份忠诚度可疑的刊物，在战争时期不应该容忍它的存在。我发现自己在为《工人日报》辩护，而这份报纸不止一次处心积虑地对我进行诽谤。但这些人是从哪儿学到了这一本质上是极权主义的观点呢？可以很肯定地说，是从共产主义者那儿学到的！英国有着根深蒂固的宽容与体面的传统，但它们并非不可摧毁，而且必须以有意识的努力让它们延续下去。宣扬极权主义教条的结果将会削弱自由的人民分辨危险和安全的本能。莫斯利事件表明了这一点。在1940年时，关押莫斯利是非常正确的举动，无论他是否真的犯下了罪行。我们在为生死存亡而战，我们绝不能允许一名潜在的卖国贼自由行动。而到了1943年仍然未经审判就剥夺他的自由则是一桩暴行。群众无法明白这一点是不好的征兆，虽然反对莫斯利获释的骚动确实在一部分程度上是泡沫，一部分程度上是其它不满的表现。但当前滑向法西斯的思维方式的情况有多严重可以从过去十年来反法西斯运动不择手段的程度得以体现。 当前的俄国狂热只是西方自由传统整体弱化的一个征兆，意识到这一点很重要。如果新闻部插手这件事，明确地拒绝出版这本书，大部分的英国知识分子不会认为这件事有什么让人不安之处。对苏联不加批判的忠诚是当前的正统理念。只要事关苏联的利益，他们不仅愿意容忍审查制度，而且还会精心地编造历史。只举一个例子。《震撼世界的十天》对俄国革命早期进行了第一手的描述，作者约翰·里德 (4) 去世时，这本书的版权落到了英国共产党的手里，我相信是里德遗赠给他们的。几年后英国共产党将这本书的原版统统销毁，出版了经过曲解篡改的版本，完全没有提到托洛茨基的名字，还将列宁所写的序文也删掉了。如果英国仍然有激进的知识分子群体的话，这一捏造史实的行径会在英国的每一份文学报刊上被揭发和谴责。结果呢，几乎没有人提出抗议。对于许多英国知识分子而言，这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对彻头彻尾的欺诈的容忍比当前风行的对俄国的崇拜更加危险。显然，这种时尚是不会一直持续下去的。据我所知，在这本书出版的时候，我对苏联政权的看法或许将被普遍接受。但这件事本身有什么用呢？以一个正统理念去代替另一个正统理念并不一定就是进步。我们的敌人是留声机式的思想，无论你是否认同当前正在播放的这张唱片。 我很熟悉所有反对思想和言论自由的理由——那些宣称它不能存在的理由和那些宣称它不应该存在的理由。我的回答就是，他们根本无法说服我，我们四百年来的文明一直建立在相反的理念之上。过去十几年来，我一直认为当前的俄国政权是邪恶的，我声称自己有权利这么说，虽然苏联在这场我希望获胜的战争中是我们的盟友。如果我得用一句话证明自己，我会引用弥尔顿的这句话： 以众人皆知的亘古的自由之规！ (5) “亘古”这个词强调了思想自由是深深扎根的传统，没有了它，西方文明或许将不复存在。显然，我们的许多知识分子正在疏远它。他们接受了这么一个原则：一本书的出版或取缔，被赞扬或被批评，不应该取决于它自身的优点或缺点，而是应该取决于政治上的权衡利弊。其他人虽然并没有这一想法，但出于怯懦而表示赞同。这种情况的一个例子就是英国许多能言善辩的和平主义者面对苏俄军国主义崇拜的盛行哑口无言。根据这些和平主义者的看法，所有的暴力都是邪恶的，在这场战争的每一个阶段他们都在敦促我们屈服或达成妥协和平。但他们当中有多少人说过有红军参与的战争也是邪恶的？显然，俄国人有权利捍卫自己，而我们这么做就是不可宽恕的罪恶。你只能这么去解释这种自相矛盾的情况：这是出于要和知识分子的主体共同进退的怯懦愿望，他们爱的是俄国而不是英国。我知道英国的知识分子对他们的怯懦和虚伪可以给出很多理由。事实上，我心里很清楚他们会如何为自己辩护。但至少让我们不要再说什么捍卫自由反抗法西斯的胡说八道。如果自由真的有含义的话，它意味着告诉人们他们并不想听的事情的权利。普通人仍然模糊地接受这一信念，并依照它去行事。在我们的国家——并不是所有的国家都有着同样的情况，之前的法兰西共和国情况就不是这样，而如今在美国情况也不是这样——自由派恐惧自由，知识分子想要抹黑思想。我写下这篇序文，就是希望引起对这一事实的关注。 (1) 1945年8月17日《动物农场》于伦敦出版。 (2) 切特尼茨运动（the Chetnik movement），指始于1904年的抵制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及外来政权的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运动。 (3) 斯蒂弗基的牧师（the Rector of Stiffkey），指哈罗德·弗朗西斯·戴维森（Harold Francis Davidson, 1875—1937），英国国教牧师，于1932年因被控告不道德罪名成立，被褫夺教职。 (4) 约翰·里德（John Reed, 1887—1920），美国记者、诗人、作家，代表作有《震撼世界的十天》、《自由：监狱里的戏剧》。 (5) 原文是：By the Known Rules of Ancient Liber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