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威尔杂文全集（上） 《随意集》一至八十 随意集·一 1943年12月3日 场景：一间香烟店。两个美国士兵大摇大摆地经过柜台，其中一个醉醺醺的，但还能和两个年轻女店员调情，另一个是那种“好斗的醉鬼”。奥威尔登场，正在找火柴。那个好斗的士兵努力站直身子。 士兵：“怎么说都行，奸诈狡猾的阿尔比恩人。你听见了吗？奸诈狡猾的阿尔比恩人。千万别相信英国人。你可不能相信英国人。” 奥威尔：“不能相信他们什么呢？” 士兵：“怎么说都行，打倒英国，打倒英国人。你想做点什么事情打倒英国吗？那你就去做吧。”（伸出他那张脸，活像一只花园墙上的公猫。） 香烟店老板：“你再不闭嘴的话，他会揍扁你的。” 士兵：“怎么说都行，打倒英国。”（再次躺倒在柜台上。香烟店老板轻轻地将他的头从天平那边挪开。） 这种事情并不稀奇。即使你离开了醉鬼和妓女云集的皮卡迪利，在伦敦的任何地方你都会觉得英国如今是被占领区。大家普遍认为行为得体的美国大兵就只有那些黑人。另一方面，那些美国人也有自己正当的抱怨——他们格外抱怨那些从早到晚跟着他们讨糖吃的孩子。 这种事情重要吗？答案是，当英国和美国的关系趋于平衡时，当这个国家想要和日本达成共识的依然强大的势力能够再次登台亮相时，它或许很重要。到了那个时候，民众的偏见会有相当大的影响。在战前，英国没有普遍的反美情绪。事情是从美国部队抵达时开始的，而不在媒体上探讨这个问题的潜规则使得情况变得更加糟糕。 在这场战争中我们似乎定下了政策，不对我们的盟友提出批评，对他们的批评我们也不作回应。结果，迟早会引发最严重的麻烦的事件已经发生了。一个例子就是：美国和英国达成了协议，美国士兵在英国侵犯了英国人不受英国法律的约束——基本上享有“治外法权”。十个人中没有一个知道这一协议的存在。报纸几乎对此没有进行过报道，并拒绝对此发表评论。人民也无从了解在美国反英情绪的程度。英国人对美国的印象源自精心编辑过的、迎合英国市场的电影，他们不知道美国人从小到大被灌输了关于我们怎样的认识。比方说，当你突然间发现美国的老百姓认为在上一场战争中美国的伤亡比英国更大时，你会大吃一惊，而这种惊讶会引发激烈的争吵。就连美国士兵的兵饷是英国士兵的五倍这么一个根本的区别也从来没有好好报道过。没有哪个理智的人想要挑起英美两国间的嫉妒。恰恰相反，正因为你希望这两个国家能关系友好，你才会希望开诚布公地说个清楚。我们政府的和稀泥政策在美国并没有给我们带来好处，而在本国，它使得危险的愤恨在表面下发酵。 自1935年来，当撰写宣传手册死灰复燃后，我一直在收集宣传手册，政治的、宗教的和别的什么。对于任何刚好看到它，又有一先令可以花的人，我建议罗宾·毛姆 (1) 写的《1946年手记》，由“战争史实出版社”出版。它是那种规模虽小却在成长的“无党派”激进文学流派的绝好例子。它的主旨是描写英国于1944年在一位功勋卓著的将军的带领下建立了法西斯独裁体制，而这位将军（我觉得）取材于一个活生生的原型。我觉得它很有趣，因为它让你知道普通的中产阶级对于什么是法西斯主义有怎样的想法，而更重要的是，为什么法西斯或许会成功。它的出现（以及我收集的其它类似的政治宣传手册）表明自1939年以来普通的中产阶级思想有了多少进步，那时候社会主义仍然意味着瓜分财产，而欧洲所发生的事情根本与我们无关。 谁写了这段文字？ 我们走过德鲁里巷时，那些地窖的格栅里传来一股极为难闻的恶臭，那是一股我直到今天仍然记得的味道。正当我们经过时，一个衣不蔽体的男人推开我们下面的一扇破窗，涌来一股腐烂的气息，由秽物、被呼吸了上百遍的空气、无以名状的人身上的肮脏和疾病交杂在一起的气味所构成，我怀着无法抑止的忐忑不安，走到阴沟边……直到我和他们有 了亲身接触，我才了解到生活在大城市底层的那些阶层和骑在他们头上的那些人是多么的遥远，他们是多么彻底地失去了普通人的行为动机，他们的生活是多么的暗无天日，由于不断地挣扎求存和与社会为敌，自然而然地，他们完全沉浸于自私自利。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可怕的念头，在那些星期天就会出现，在其它时候也纠缠着我：男人、女人和孩子生活在粗鄙的堕落中，他们一死别人就会占据他们的位置。我们的文明似乎只是一层薄膜或外壳，覆盖在一个无底洞上面。我经常猜想，有一天这个无底洞会不会裂开，将我们全部吞没。 起码你会知道这段文字出自某个十九世纪作家的手笔。事实上，它来自一部小说——马克·卢瑟福的《解脱》。（马克·卢瑟福的真名是霍尔·怀特 (2) ，以伪自传的形式写了这本书。）除了这篇文章的文笔之外，你能认出它出自十九世纪是因为那段关于贫民窟难以忍受的污秽的描写。那时候伦敦的贫民窟就是那个样子的，所有诚实的作家都那么描写。但是，更具特征的是那种将整整一个群体视为不可接触和无可救药之人的观念。 几乎所有十九世纪的英国作家都认同这一点，甚至包括狄更斯。城市工人阶级有一大部分人备受工业主义的摧残，纯粹只是野人。革命不是一件为人所期盼的事情，它只是意味着那些野蛮人将文明吞没。在这本小说里（它是最好的英语小说之一），马克·卢瑟福描写了在德鲁里巷附近的某个传教活动或教会组织的创立。它的目的是“逐渐吸引德鲁里巷的人前来并得到救赎”。不消说，这失败了。德鲁里巷的人不仅不想要获得宗教意义上的救赎，它甚至不希望受到教化。事实上，那个时候马克·卢瑟福和他的朋友成功做到的，一个人所能做到的，就是为附近社区那些与环境格格不入的少数人提供一个栖身之所。广大群众都被排除在外。 马克·卢瑟福写的是七十年代，在1884年的一则脚注里他写到的“社会主义、土地国有化和其它计划”如今已经出现，或许能带来一丝希望。但是，他认为工人阶级的情况会每况愈下，不会有所改善。有这种想法是很自然的事情（就连马克思似乎也这么认为），因为那时候很难预料到劳动生产力的巨大提升。事实上，生活标准如此大的改善在马克·卢瑟福和他同一时代的人看来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伦敦的贫民窟仍然非常糟糕，但比起十九世纪的贫民窟根本算不了什么。一个房间要住四户家庭，每户家庭睡一个角落，乱伦和弑婴被认为是几乎天经地义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最重要的是，将整个阶层的人视为无可救药的野蛮人这种被认为是天经地义之事的日子已经过去了。如今在世的最势利的托利党也不会像马克·卢瑟福那样描写伦敦的工人阶级。而马克·卢瑟福——狄更斯和他抱以同样的态度——是一个激进分子！时代确实进步了，虽然在这个集中营和硕大而诡丽的炸弹的时代很难令人相信这一点。 随意集·二 1943年12月10日 最近发行的《新共和报》名为《黑人：他在美国的未来》的特别增刊值得一读，但它所引发的问题比它所探讨的问题还要多。它揭示了当前黑人平心而论在美国非常糟糕的待遇。虽然战争带来了明显的需要，但黑人仍被排挤在技术工作之外，在军队中遭受孤立和侮辱，被白人警察殴打，被白人法官歧视。在南方几个州，他们被征收人头税，剥夺了公民权。另一方面，那些拥有投票权的人受够了当前政府的所作所为，开始转向共和党——这实际上意味着支持大型商业财团。但所有这一切只是世界领域内的肤色问题中的一个方面。这本增刊的作者所没有指出的是，这个问题在资本主义制度里是无法得到解决的。 一个没有被提及的重大政治事实就是生活标准的差异。一个英国工人在香烟上所花费的金钱大概相当于一个印度农民的全部收入。要社会主义者承认或强调这一点并不容易。如果你要人民起义反对现有的体制，你必须向他们表明他们生活得很惨。一开始你就告诉一个领救济金的英国人说，在一个印度苦力的眼中他几乎就像一个百万富翁，这一策略实在令人生疑。在这个问题上几乎所有人都保持缄默，至少在欧洲这边是这样。它使得白人工人和有色人种工人无法团结一致。白人工人几乎不知道——或许是不想知道——他们正在剥削有色人种工人。作为报复，有色人种工人能被利用并正被利用以反抗白人工人。在西班牙，佛朗哥的摩尔人部落正在从事那些孟买工场中饥肠辘辘的印度人或被她们的父母卖身为奴的日本工厂女孩的工作，只是更加引人注目。根据目前的情况，亚洲和非洲就是一个无穷无尽的、为破坏罢工提供劳工的储备区。 我们不能责备有色人种工人不和他的白人同志团结在一起，后者的生活标准和他自己的生活标准之间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这使得西方的任何生活标准的差距都显得微不足道。在亚洲人的眼中，欧洲人的阶级斗争就是一场骗局。社会主义运动在亚洲或非洲从来无法真正立足，甚至在美国的黑人中也是如此，在每个地方，它被民族主义和种族仇恨所取代。因此，就有了思想进步的黑人准备投票给杜威 (3) 和印度的国大党成员选择支持本土的资本家而不是英国工党这一幕幕奇观。在数亿“非白人”人民的生活标准被提升到和我们的生活标准同等水平之前，是没有解决办法的。这或许意味着暂时降低我们自己的标准，但无论左派还是右派都在全方位地回避这个问题。 作为个体，你能为这个问题做点什么吗？你至少可以记住肤色问题的存在。有一个不是很麻烦的小预防举措，或许能够做出一点贡献，以减轻肤色战争的恐怖。那就是避免使用带有侮辱意味的绰号。没有几个记者，甚至包括左翼报刊的记者，愿意花点心思去了解哪些名字是其他种族反感的，哪些名字是他们不反感的，这实在是令人觉得惊讶。“native”（土著）这个词会让任何亚洲人充满愤怒，从十年前开始就连印度的英国官员也不再使用了，但它在报刊里到处出现。“Negro”（黑人）的第一个字母总是被印成小写的n，这是绝大多数黑人所憎恶的。关于这些事情，你的信息需要与时俱进。我刚刚仔细地检阅了我的一本将要重印的书的校样，将凡是写了“China-man”（支那人）的地方统统改为“Chinese”（中国人）。这本书是在不到12年前写的，但经过这段时间，“支那人”已经成为一个非常要命的侮辱性名称。就连“mohammedan”（回教徒）现在也开始遭人反感。你应该说“Moslem”（穆斯林）。这些事情很幼稚，但民族主义就是幼稚的。说到底，我们自己也不喜欢被叫成“Limeys”（英国佬）或“Britishers”（老英）。 随意集·三 1943年12月17日 许多来信斥责我对在英国的美国士兵所作的那些评论，让我不得不回到这个话题。 与大部分来信的读者所设想的正好相反，我并不是想挑起我们和盟友的麻烦，我对美国也没有心怀恨意。在眼下这个时候，比起大部分的英国人，我可没有那么反美。我所说的，我想再次重申的是，我们不批评盟友和不回应他们对我们的批评的政策（我们也不回应俄国人的批评，甚至不回应中国人的批评）是错误的，而且长远来看可能会妨碍它自己的目的。就英美关系而言，有三个问题亟须公开，但在英国的报刊里却只字未提。 一、 英国的反美情绪 。在战前，反美情绪是中产阶级或上层阶级的事情，原因是帝国强权和商业嫉妒，以讨厌美国口音等作为掩饰。工人阶级并不反对美国，而是通过电影和爵士歌曲在说话上迅速被美国化。现在，不管我的那些来信读者是怎么说的，无论在哪里我都很少听到对美国人的褒扬。这显然是美军抵达英国引起的结果。由于种种原因，地中海战役 (4) 成为一场美国秀，而英国人付出了大部分的伤亡，使得情况更加糟糕。（见菲利普·乔丹在他的《突尼斯日记》中的评论。）我并不是说英国民众的偏见总是有理，我是说它们确实存在。 二、 美国的反英情绪 。我们应该面对许多美国人从小到大所接受的教育就是讨厌和鄙视我们。媒体里有很大一部分内容持反英基调，还有不计其数的其它报纸以零星的方式攻讦英国。此外，在舞台上、漫画中和廉价杂志里总是对所谓的英国习惯和举止进行嘲讽。典型的英国人被描绘成空有贵族头衔的优柔寡断的笨蛋，戴着单边眼镜，老是说着“呃，呃”。就连相对负责任的美国人也相信这一说法。比方说，资深小说家西奥多·德莱塞 (5) 在一次公众演讲时说“英国人就是骑马的贵族势利鬼”。（四千六百万骑马的势利鬼！）在美国的舞台上，英国人几乎从未扮演过正面角色，就像黑人最多只能扮演丑角一样。但是，美国的电影工业却与日本政府达成了协议，不对日本角色进行丑化，直到珍珠港事件！ 我并不是在因为这些而责备美国人。那些反英媒体的背后有强大的商业力量，此外还有历史上的争端，而很多时候英国是错误的一方。至于盛行的反英情绪，这部分程度上是因为我们自己总是把最糟糕的人给送出去。但我想要强调的是，美国的这股反英思潮非常强大，而英国的媒体一直未能引起对它们的关注。英国从未有过你能称之为反对美国的媒体，自战争爆发以来，我们一直拒绝回应批评，并对电台节目进行仔细的内容审查，将任何美国人可能会反对的内容删掉。结果，许多英国人没有意识到他们是如何被看待的，当他们发现的时候会大吃一惊。 三、 士兵的薪水 。自第一批美国部队来到这个国家已经快两年了，我几乎没看到美国士兵和英国士兵在一块。显然，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薪水的差别。你没办法和一个收入是你五倍的人成为真正的密友。在金钱上，整支美国军队处于中产阶级的水平。在战场上这或许不打紧，但在训练的时候英国士兵和美国士兵几乎不可能相亲相爱。如果你不指望英国军队和美国军队结下友谊，那就最好不过了。但如果你希望两支军队关系和谐，要么你得支付英国士兵一天十先令的薪水，要么你得让美国士兵把多出来的那部分薪水存在美国。我不知道哪一种做法是正确之举。 要感觉永远正确的一个方式就是不要写日记。回顾我在1940年和1941年写的日记，我发现在可能犯错的时候我总是会犯错。但是，我还不至于像那些军事专家那样错得离谱。1939年，各所军事学校的专家告诉我们马奇诺防线坚不可摧，而苏德条约制止了希特勒的东向扩张。1940年初，他们说坦克战的时代已经结束了；1940年中，他们告诉我们德国会立刻侵略英国；1941年中，他们说红军将在六周之内崩溃；1941年12月，他们说日本会在90天之内垮台；1942年7月，他们说埃及沦陷了，等等等等，一直说个不停。 现在作出那些预言的人哪儿去了？他们仍然坚守岗位，领取丰厚的薪水。我们没有不会沉没的战舰，但我们有永远浮出水面的军事专家…… 如今要在政治上觉得开心，你的记忆应该像一头动物那样。那些最激烈反对释放莫斯利的人是已经解体的“人民大会” (6) ，当莫斯利被软禁时，“人民大会”正在发起“停止战争”的运动，和莫斯利本人发起的运动几乎并无二致。我知道有一个女士针织圈子，它是为了给芬兰人织毛衣以示支持而成立的，而两年之后，它将手头还剩下的毛衣送给了俄国人——一点儿也不觉得矛盾 (7) 。1942年初，我的一个朋友买了几条熏鱼，包在一张1940年的报纸里。那张报纸一面刊登了一篇文章，声明红军不是什么好东西，另一面则是一篇文章在吹捧那个英勇的水手和著名的亲英派达尔兰将军 (8) 。但这一方面我最喜欢的例子是《每日快报》在苏联参战的几天后发表的一篇社论，声称“本报一直致力于营造和谐的英苏关系”。 和其它东西一样，书也涨价了，但前几天我找到了一本兰普里埃 (9) 的《古典辞典——古代人物介绍》，只花了六便士。我随意翻了一下，翻到那个著名的交际花——亚西比德的情妇所生的女儿莱丝的传记： 早初她在科林斯卖身，要价 1 万银币，无数曾追求过她的王公贵族、哲学家、雄辩家和平民争相证明她的魅力……为了莱丝，德摩斯提尼 (10) 来到科林斯，但那位交际花告诉他，要想和她有床笫之欢，他得支付约等于 200 英镑的金额。这位雄辩家离开了，知道付这么高的价钱他一定会后悔的……她讥讽哲学家们的吝啬，以及那些自诩是柳下惠之人的软弱，那些所谓的圣贤和哲人其实与凡人无异，因为她发现他们和其他雅典人一样都成为她的入幕之宾。 同样的描写还有很多，不过，结局很符合道德观，因为“其他女人妒忌她的魅力，于公元前340年在维纳斯神庙将她刺死”。那是2 283年前的事情。我不知道到了公元4226年有多少如今在世之人的《名人录》值得一读。 随意集·四 1943年12月24日 读着迈克尔·罗伯茨 (11) 关于托马斯·欧内斯特·休姆 (12) 的书时，我再一次想起社会主义运动所犯下的危险的错误：忽视那些所谓的新反动思潮的作家。这些作家的数目相当可观；他们智力超群，不显山露水，却很有影响力，而且他们对左翼运动的批判要比来自“个人主义联盟” (13) 或保守党总部的批判更有杀伤力。 托马斯·欧内斯特·休姆在上次战争中被杀，留下的成书的作品没有多少，但他所草略形成的理念拥有非常大的影响力，特别是对那些在二三十年代围绕着《标准》 (14) 的众多作家：温德汉姆·刘易斯、托马斯·斯特恩斯·艾略特、奥尔德斯·赫胥黎、马尔康姆·马格理奇 (15) 、伊夫林·沃和格雷厄姆·格林 (16) ，他们都或多或少受到他的影响。但比他的个人影响更重要的，是他所从属的整体知识分子运动，这场运动或许可以恰如其分地被称为悲观主义的复兴。或许它最为人所知的活生生的体现就是贝当元帅。但新悲观主义的联系比那还要奇怪。它不仅和天主教信仰、保守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联系在一起，而且与和平主义（特别是加利福尼亚式的和平主义）及无政府主义纠缠不清。值得注意的是，托马斯·厄尼斯特·胡尔默作为一个戴着圆顶高帽的英国上层中产阶级的保守派，是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者乔治斯·索列尔 (17) 的崇拜者和某种程度上的追随者。 对于这些人来说，有一件事是普遍现象——无论是悲伤地念叨着“失败的纪律”的贝当，或是谴责自由主义的索列尔，或对俄国革命摇头叹息的别尔佳耶夫 (18) ，或是在《每日快报》中为贝弗理奇摇旗呐喊的“比奇康莫” (19) ，或是躲在美国舰队的大炮后面倡导不抵抗主义的赫胥黎——那就是，他们拒绝相信人类社会能有根本的改善。人类不可能变得完美，单纯只是政治上的变革不会有任何影响，而进步只是一个幻象。这一信念与政治反应的联系当然是显而易见的。虚无主义是富人最好的借口。“人不能靠立法变得更好，因此，我就可以继续敛财。”没有人会说出这么庸俗的话，但这些人就是这么想的，哪怕是那些像迈克尔·罗伯茨和休姆本尊那样的人，承认人类社会也许能够取得一点点，就那么一点点的改善。 这些新悲观主义者的危险之处在于，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是正确的，只要你认为在短期内对未来不抱太大希望是明智之举。改善人性的计划总是以失败告终，那些悲观主义者比乐观主义者有更多的机会说“我早就告诉过你了”。渐渐地，那些宣扬毁灭的先知就比那些以为靠普遍教育、女性解放、国联什么的就能实现真正的进步的人更加正确。 真正的答案是不要将社会主义与乌托邦联系在一起。几乎所有的新悲观主义者的诡辩就是树立一个稻草人，然后再把他打倒。那个稻草人名叫“完人”。社会主义者被斥责相信在社会主义实现之后，社会能够变得全然完美，还相信进步是不可避免的。当然，批驳这种信念不费吹灰之力。 答案就是，社会主义者并不是完美主义者，甚至或许不是享乐主义者，而且这个答案应该比平时更加大声地说出来。社会主义者并没有宣称有能力让这个世界变得完美，他们只是说能将它变得好一些。任何有思想的社会主义者都会向天主教徒承认，等到经济不公得以纠正的那一天，人类在宇宙中的地位这个根本问题仍会悬而未决。但是，社会主义者们所说的是：当普通人所关注的百分百依然是经济问题时，这个根本问题是无法得到解决的。马克思已经总结道：社会主义到来之后，人类的历史才将得以开始。与此同时，那些新悲观主义者就躲在每个国家的媒体后面，在年轻人中间更有影响力，让更多的年轻人皈依，虽然有时候我们不愿意承认这一点。 摘自菲利普·乔丹的《突尼斯日记》： “我们讨论了德国的未来，约翰 （ 斯特拉奇 ） 对一个在场的美国人说道：“你们肯定不会想要迦太基式和平，不是吗？”我们的美国朋友缓慢而庄严地说道：“我不记得那些迦太基人后来给我们造成过什么麻烦。”这真让我觉得好笑。 我可不觉得好笑。对那些美国人或许可以这么回答：“是的，但那些罗马人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麻烦。”但事情并非只是如此。那些谈论迦太基式和平的人没有意识到，在我们这个时代这种事情是不现实的。在战胜敌人之后，你必须在将其消灭或善待他们之间作出选择（除非你想在一代人之内爆发另一场战争）。可想而知，很多人想要第一个选择，但这不可能实现。确实，迦太基被彻底消灭了，它的建筑被夷为平地，它的人民被利剑杀死。这种事情在远古时期一直发生。但牵涉的人很少。我不知道那个美国人是否知道，当迦太基最终沦陷时在其城墙里有多少人。根据我能找到的最近期的权威资料，是五千人！要杀死七千万德国人用什么方式最好？老鼠药？当“让德国人付出代价”这句话再次成为战斗口号时，我们应该记住这一点。 亚瑟·肯尼斯·切斯特顿先生 (20) 在《每周评论》中因为我曾攻讦过道格拉斯·里德 (21) 而对我发起攻击：“‘我的祖国——无论对错’这句格言显然在奥威尔先生的哲学里没有一席之地。”他还说：“我们所有人都相信，无论情况怎样，英国都必须赢得这场战争，或者在这个问题上，英国所参加的任何其它战争都必须获胜。” 这句话的关键词是任何其它战争。有很多人在我们遭受侵略，面临被征服的情况下，无论是什么政府执政，都愿意捍卫我们的国家。但“任何其它战争”则是另外一回事。比方说，布尔战争呢？这里有一个历史的吊诡。亚瑟·肯尼斯·切斯特顿先生是吉尔伯特·基思·切斯特顿的侄子，而吉尔伯特极度反对布尔战争，一度曾说：“‘我的祖国——无论对错’与‘我的母亲——无论醉醒’在道德上属于同一层次。” 当你曾经看到官僚当道时，你会不无安慰地想到同样的事情或许正在德国发生。大体上你没办法证实这一想法，但有时候无线电广播会提供一点线索。前不久我在收听柏林的英语广播，播音员花了几分钟谈论印度的民族主义者——当然，那些纳粹分子对他们抱以最热切的同情。我饶有兴味地注意到所有的印度名字都念得很不准，比英国广播电台的发言更加蹩脚。比方说，拉斯·比哈里·波斯被念成了“拉希·比里·波斯”。而就在那些变节的英国人把印度人的名字念错时，有许多在柏林从事广播工作的印度人一定每天就在同一座大楼进出。因此，德国人的效率也不过如此，当然，这也反映了纳粹对于印度民族主义的兴趣。 随意集·五 1943年12月31日 在阅读报纸的读者来信专栏上不断出现的那些关于“战争罪”的讨论时，我注意到许多人发现战争不是犯罪似乎很惊讶。希特勒似乎没有犯下任何可被指控的罪行。他没有强奸任何人，也没有亲手进行过劫掠，没有亲手虐待过任何囚犯，没有活埋过任何伤员，没有把婴儿扔到空中，然后用刺刀将其刺穿，没有用汽油淋湿修女，并拿教堂的蜡烛将她们点着——事实上，他从未犯下任何敌国的国民在战争时期总是被控诉的罪行。他只是促成了一场或许会让两千万人丧生的世界大战，而这本身并不是什么不法行为。当合法性意味着权威，而没有权威能够拥有超越国境的权力时，违法又从何而来呢？ 最近在哈尔科夫进行的审判中曾尝试对希特勒、希姆莱和其他要为下属的罪行负责的人进行定罪，但连这种事都要去做本身就表明希特勒的罪行并非是不言自明的。据说他的罪行并不是创建一支进行侵略的军队，而是指示那支军队虐待囚犯。就其本身而言，暴行与战争行为之间是有所区别的。暴行指的是没有真正的军事目的的恐怖行径。如果你承认战争，那你就必须承认这一区别。然而，在一个杀害个别市民就是错的，而往住宅区投下一千吨高性能炸药则是正义之举的世界里，有时候真的会让我猜想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地球是不是一个天外世界开设的疯人院。 随着53路巴士载着我来来回回，每一回经过伦敦板球场对面那座圣约翰小教堂时，我总是会觉得心里一痛，至少在天亮看得见那里的时候会是这样。那是一座摄政时期 (22) 的教堂，是建于当时的为数极少的教堂之一，当你走到那里时，值得进去看一看里面亲切的布置，读一读埋在那里的那些东印度英国老爷的铿锵押韵的墓志铭。但它的正面，伦敦最迷人的景致之一，已经被一座矗立在它前面的丑陋的战争纪念碑彻底破坏了。这似乎是伦敦一个固定的规矩，只要你碰巧有了一处好看的景观，就用你能找到的最丑陋的雕塑将它给封闭起来。不幸的是，我们从未面临过青铜短缺，把这些东西给熔掉。 如果你登山来到格林尼治公园里面那座小山的山顶，你可以站在零度经线体验一下激动，而且可以好好端详那座世界上最丑陋的建筑：格林尼治天文台。然后眺望山下的泰晤士河，在你脚下的就是雷恩 (23) 的杰作格林尼治医院（现为海军学院）和另一座精致的古典建筑，大家都叫它“后宫”。设计山上那座不成形的、乱糟糟的建筑的设计师就看着这两座建筑，然后一块砖头一块砖头地把格林尼治天文台给修起来。 正如奥斯伯特·西特韦尔 (24) 先生在“贝德克尔空袭” (25) 的时候所说的：“德国人以为摧毁几座古代纪念碑就可以迫使我们英国人屈服，真是太天真了！”德国的炸弹造成的破坏怎能和我们对自己造成的破坏相提并论！ 我看到萧伯纳和其他人希望将国歌的第二段歌词重新谱写。萧先生的版本保留了对上帝和国王的尊崇，但隐约有国际主义的情怀。这在我看来很滑稽。不要国歌才是合乎逻辑的事情。但如果你真的有了一首国歌，它的作用必定就是指出我们是好人，而我们的敌人是坏人。而且，萧先生想要删去国歌里那段唯一像样的歌词。世界上所有的铜管乐器和大鼓都没办法将《天佑吾王》变成一首好听的歌曲，但在非常罕有的整首歌都唱出来的情况下，那两段歌词很有生命力： 破阴谋，灭奸党， 把乱盟一扫光！ (26) 事实上，我总是认为第二段歌词被习惯性地省略掉了，因为托利党隐约怀疑这些歌词是在针对他们。 就在两年前，当我们鱼贯走过饭堂的菜单牌时，我对队伍里的下一个人说道：“再过一年你就会看到那块牌子上写着‘老鼠汤’。而到了1943年，上面会写着‘仿老鼠汤’。”事实证明我是错的（海上的战争走向要比当时所能预见的情况好一些）。但我可以再次声称我可不像那些全职预言家错得那么离谱。翻开我那本1943年的《老摩尔历书》，我发现德国于六月份求和，双方停战。九月份日本投降。到了十一月，我们享受着“和平的祝福和完全摆脱了灯火照明的限制”，并“开心地享受减税”。整本书都是这些内容。 每一年的《老摩尔历书》都在重复着这一套，但它的受欢迎程度丝毫不减。原因其实很容易理解。它的心理学方法就体现于封面的广告上：“知名占卜师科斯莫预测胜利、和平、重建。”只要科斯莫预测这类事情，就保证会有人听他那一套。 又花九便士买了一样东西：《年代图表，自创世到当前全部重大事件一览》，由爱德门街的J·D·德威克于1801年印制。 我怀着兴趣查看了创造世界的日期，发现那是公元前4004年，而且“应该是在秋天”。在该书的后面更加具体地指出是公元前4004年的九月。 最后有几页空白，让读者可以将纪年史继续写下去。那个之前拥有这本书的人并没有写下多少内容，但最后一则条目是：“5月4日星期二，在此宣布和平。世界一片光明。”那是亚眠和平 (27) 。这或许是在警告我们当战争停止时，不要太早就庆祝光明的到来。 随意集·六 1944年1月7日 我在浏览新年授勋名单的照片时，惊讶地发现（和往常一样）展现在上面的脸是那么丑陋庸俗。这似乎已经成了一种规矩，那种爬得够高，能称自己为“法尔康陶尔斯的珀西爵士”的人就应该看上去像个脑满肠肥的酒吧老板，或最糟糕的情况是像个得了十二指肠溃疡的税吏。但不单我们的国家是这样。任何擅长使用剪刀和浆糊的人都能编出一本名为《我们的统治者》的好书，里面只需要刊登那些伟人的照片就够了。当我在《画报》里看到比弗布鲁克勋爵发表演讲时的几张“静态照片”时，他比你所能想象的任何刻意表演的人看上去更像一只拄着拐杖的猴子，那时我第一次有了这个想法。 当你收集完元首们的相片后——那些已经是元首和想要当元首的人物，你会注意到几个贯穿整张清单的特征。首先，他们都是老人。虽然到处都在说一些关于政坛年轻化的客套话，但从来没有一个人不到五十岁就坐上一个真正大权在握的位置。其次，他们几乎全都个头矮小。很少有独裁者身高在五英尺六英寸以上。第三，他们几乎都长得很丑，有时候丑得格外离奇。那套照片里应该包括大动肝火的施特莱歇尔、像是狒狒的日本军阀，长着双下巴的墨索里尼、没有下巴的戴高乐、矮胖臂短的丘吉尔、长着长长的鹰钩鼻和招风耳的甘地、露出三十二颗牙齿每一颗都是金牙的东条英机。在每幅照片的对面将会放一张该国的普通人的相片与其进行对比。在希特勒的相片对面是一张德国潜艇上的年轻水手的照片，东条英机的相片对面是一个旧时的日本农民的相片——等等等等。 但回到授勋名单。当你想到几乎全世界都已经抛弃了这一做法时，看到这一番空洞的恭维仍然在英国这个贵族观念早在几百年前就已经式微的国家继续进行，确实会让人觉得很奇怪。贵族统治赖以存在的种族差异在中世纪末就已经从英国消失了，纯正的“名门血统”本身就是无价之宝，无法用金钱衡量的理念在伊丽莎白时期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从那时候起，我们就已经是赤裸裸的富豪统治。然而，我们仍然在间歇性地挣扎着标榜自己有着中世纪封建体制的色彩。 想想看，纹章院 (28) 在庄严地伪造族谱，设计出独角兽或匍匐或回顾等姿态的纹章给那些戴着圆顶高帽、穿着条纹西裤的公司董事！我最喜欢的是那套按照所做坏事的多少授予荣誉的精心分级的体制——商业巨子被册封男爵，时髦的外科医生被册封为从男爵，乖乖听命的教授被册封为爵士。但这些人以为他们自称勋爵、爵士什么的，就和中世纪的贵族有共同之处？比方说，沃尔特·席特林 (29) 勋爵会觉得自己和罗兰公子 (30) （席特林公子来到黑塔！ (31) ）是一样的人吗？或者说，纽菲尔德勋爵会觉得我们以为他就是一个穿着锁子甲的东征十字军吗？ 然而，授勋名单的这一套把戏有一个特别实际的目的，那就是，头衔相当于一个上等的化名。甲先生能将自己变成乙勋爵，将自己的过去隐藏起来。这场战争中所进行的一些部长委任要是没有这一伪装几乎不可能得以进行。正如托马斯·潘恩所说的：“这些人频繁地更改名字，根本不可能知道他们都是些什么人，就像你没办法知道小偷的身份一样。” 我在写这些文字时传来电钻的声音。他们在防空洞的墙上钻出小洞，以固定的间距将砖头拆下来。为什么？因为防空洞就快垮了，必须用水泥加固。 这些经过加固的防空洞还能起到多少作用似乎很值得怀疑。它们能抵御弹片和爆炸，但并不比一座普通房子的墙壁坚固多少。我只见过一次炮弹坠落在一座房子上，将侧面像用刀切一般削开。然而，真正的问题是，在修建这些防空洞时就已经知道过个一两年它们就会倒塌。有不计其数的人指出这一点。但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这些马马虎虎修成的建筑继续用下去，某些人得到了合同。果不其然，过了一两年，那些预言得到了验证。那些防空洞的灰泥开始从墙上剥落，必须用水泥加固。再一次，有人——或许就是同一批人——得到了合同。我不知道在这个国家的哪个地方这些防空洞真的在空袭中派上了用场。在伦敦我住的这头，从来没有人想过要用它们。事实上，它们一直被锁着，惟恐它们被“不当使用”。但是，有一件事情它们或许可以派上用场，那就是在巷战中作为掩护。大体上它们都修筑于较为贫困的街区。如果到了那个时候，那些大人物没办法将民众镇压下去，因为他们一时失察，事先给他们提供了数以千计的机关枪掩体，我会觉得很开心。 在本期的第18页你会发现《论坛报》短篇小说征文竞赛的广告。我们希望有大量读者投稿，并希望此次征文竞赛能直接和间接对这个国家的短篇小说复兴起到一点帮助。 很少人会说过去二十年来短篇小说在英国是一个成功的艺术形式。美国和爱尔兰的故事创作或许情况要好一些，但也好不到哪里去。你可以从社会学的角度去解释短篇小说的式微，但这些解释并不能让人完全满意，因为，要是真的话，它们应该适用于其它文学形式，比方说，当代长篇小说的情况大体上就没有当代短篇小说那么糟糕。一定还有技术上的原因，而我认为我可以指出其中两个。 第一个原因是我们无法在《论坛报》里补救的——篇幅的困难。几乎可以肯定，由于当代杂志版面的削减，短篇小说深受其害。几乎所有以前英国的好的短篇小说——许多法国短篇也是这样，不过俄国短篇的情况则不太一样——篇幅都太长了，不适合刊登在任何普通的当代期刊上。此外，我认为短篇小说由于维多利亚式“情节”的消失而受到不必要的伤害。在本世纪初，传统的“最后一章峰回路转”的创作手法不再流行。但很少人注意到那种平淡无奇没有跌宕起伏的故事更适合写长篇小说，而不适合写成短篇小说。一则短篇小说必须是一个“故事”。它不能像长篇小说那样依赖于“氛围”和人物刻画，因为没有足够的篇幅去营造这些。一则没有趣闻轶事、没有任何戏剧变化的短篇小说几乎可以肯定将以虚弱而漫无意义的基调而结束。我读过无数个故事，在读到最后一句话之前它们总是让我想着“这些铺垫一定是为了引出什么事情吧？肯定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吧”，然后，故事总是软弱无力地告终，有时候作者刻意要显得意味深远，用上了省略号。我禁不住会觉得许多短篇小说的作者是被“以‘情节’取胜是毫无希望的过时手法，因此不会被接纳”这一观念给吓住了。 我不是在说这是当代短篇小说唯一的过失。但读过那么多短篇小说后，这是我个人的印象。我希望它会是对那些有兴趣投稿的作者的一则有用的提示。 随意集·七 1944年1月14日 那种将杂志和期刊集结成册的旧俗似乎已经完全绝迹了，真是遗憾，因为即使是非常傻气的杂志的年度合刊，经过一段时间后也要比大部分书籍更有可读性。我想我最划算买到的书籍是1809年以来的那十几本《季度评论》合订本，是我在农场拍卖时花两个先令买到的，还有一本《康希尔》的年度合订本，不是特罗洛普就是萨克雷编辑的，我忘记是谁了，才卖六便士。另外一笔划算的买卖是几本六十年代中期的零散的《绅士杂志》，一本才三便士。我还买了几份五十年代很流行的《钱伯斯人民报》、在布尔战争时期很流行的《少年月刊》、在《神探福尔摩斯》时代流行的《斯特兰德杂志》，度过了好几个开心的半小时。还有一本书，不幸的是，我只看了一下，没有买下来——是二十年代初期的《雅典娜》合订本，当时的编辑是米德尔顿·默里 (32) ，托马斯·斯特恩斯·艾略特、爱德华·摩根·福斯特 (33) 和众多作家就是在这本刊物上首次获得公众影响。我不知道为什么如今没有人愿意这么做了，因为买一年的杂志合订本比买一本小说还便宜，而且你甚至可以自己动手，如果你有一晚的闲暇和合适的材料的话。 这些旧杂志的迷人之处在于它们彻底的“时限性”。它们沉浸于当时的事件中，让你了解到当时的政治风向和趋势，而这些在更为概括性的历史书中很少提到。比方说，研究六十年代杂志中的战争恐慌是很有趣的事情，那时候各方都认为英国将遭受侵略。有好几支志愿军成立了，业余战略家出版了地图，上面画着法国军队将合围伦敦的路线图，热爱和平的市民们躲在沟渠里瑟瑟发抖，而步枪俱乐部（相当于当时的国民自卫队）的子弹四处乱飞。 那时候几乎所有的英国观察家所犯的错误是没有注意到德国会是一个危险的国家。他们以为唯一的危险来自法国，但它已经是一个强弩之末的军事大国，而且根本没有理由与英国起争执。我相信在未来，不经意的读者在阅读我们的报纸和杂志时会注意到，1940年在英国，知识分子也同样误入了歧途，他们背弃民主，赤裸裸地推崇极权主义。 最近我在翻看以前几期《地平线》杂志时，我看到一篇评论詹姆斯·伯恩汉姆 (34) 的《管理的革命》的长文。在里面伯恩汉姆的主要论点几乎是不假思索地被接受。许多人当时会说，它代表了我们的时代最睿智的寓言。但是——它其实建立在德国军队战无不胜这一信念之上——而这一信念已经被事实炸得灰飞烟灭。 伯恩汉姆的主题可以简短地总结如下。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已经结束了，而社会主义在目前的历史阶段是不可能实现的。如今正在发生的事情是，一个新的统治阶级出现了，伯恩汉姆将其称为“管理者”。这个新的统治阶级在德国就是纳粹政权，在苏联就是布尔什维克政权，而在美国则是那些商业行政人员。这个新的统治阶级没收资本家的财产，镇压工人阶级运动，建立一个极权社会，以效率的概念进行统治。英国腐朽衰败，注定会很快被德国征服。征服英国之后，德国将进犯苏联，而俄国的“微弱兵力”将使其“分裂成东西两境”。然后就剩下三个超级大国：德国、日本和美国，三者瓜分世界，彼此之间进行漫无止境的战争，并将工人阶级永远压在脚下。 伯恩汉姆所说的话颇有见地。集体主义在本质上没有民主可言，正式废除私有财产并不能消灭阶级统治等这些事实正变得越来越清楚。世界将被几个超级大国所瓜分的趋势也很清楚，而每一个超级大国或许都不可战胜是很有可能出现的情况。但考验一个政治理论要看它对未来的预测力，而伯恩汉姆刚一作出预测就被证明是错误的。英国没有被征服，俄国的兵力并不微弱——另一个更加根本性的错误——德国在仍与英国交战的情况下就进犯俄国。伯恩汉姆曾宣称这是不可能的事情，理由是德国和俄国的政权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在与旧资本主义的斗争结束之前是不会爆发争端的。 显然，这些错误部分程度上是因为一厢情愿。伯恩汉姆痛恨英国和苏联（许多美国知识分子都有相似的观点），希望看到这两个国家都被征服，而且不愿意承认俄国和德国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但这一思想学派的根本错误在于它对普通人的轻蔑。它认为，极权社会一定要比民主社会更加强大，专家的看法一定要比普通人的看法更有价值。德国军队赢得了前面几场战役，因此它一定会最终取胜。民主的力量，它的批判力，却被忽视了。 要说英国或美国是真正的民主国家，那是荒谬的事情，但在这两个国家，公共舆论能够影响政策，在犯下许多小错误的同时，或许避免了犯下最大的错误。比方说，如果德国的民众对于如何进行这场战争有发言权，或许德国就不会在仍和英国打仗的情况下进攻俄国，更不可能在6个月后任性地对美国宣战。要犯下这么离谱的错误得专家才行。当你看到纳粹政权如何在十几年内就将自己摧毁得粉身碎骨，很难相信极权主义会长存下去。但我不会否认“管理阶级”或许将控制我们的社会，如果他们真的控制了社会，他们将在毁灭自身之前将我们带入地狱。伯恩汉姆和他的同道者所犯下的错误是试图传播“极权主义不可避免，因此我们不能做出任何事情去反对它”这一理念。 随意集·八 1944年1月21日 停止军事节目宣传和战后将进行大规模商业广播的谣传又一次让人们谈论起英国广播电台和它的种种缺点。我们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刊登几篇关于广播的各个方面的文章，但我想在此指出一点仅供参考，那就是英国广播电台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公众并不关心电台。人们隐约意识到他们不喜欢英国广播电台的节目，他们知道尽管它有一些好节目，但许多节目都是垃圾；他们知道那些谈话节目大部分是在胡说八道；他们知道没有哪个重要的话题会得到诚恳的讨论，而在最反动的报纸里也会诚恳地对其进行讨论。但他们没有作出一点努力，无论是从整体层面还是具体层面，去找出那些节目会如此糟糕的原因所在，或了解外国的节目是否要好一些，或在技术层面上哪些手段可能实现，哪些手段不可能实现。 即使是消息灵通的人士似乎也对英国广播电台的内部情况一无所知。当我在英国广播电台上班时，我只关心对印度进行广播的英语节目。但那些愤怒的人总是会把我强留下来，问我是不是能对本土节目的某一栏目“做点什么”——这就好比因为在中非发生的事情去责备北海的海岸警备队一样。几个月前，在下议院进行了一场辩论，我们面向美国的广播节目遭到了批评。几位议员声称节目根本没有效果，而事实也正是如此。但他们似乎只是出于本能知道这一点。没有一位议员能站起来告诉下议院，我们每年在对美国的广播中花费了多少钱，有多少听众在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些事实他们本可以轻松地了解到。 当报刊对英国广播电台进行抨击时，那些批评总是如此无知，根本不可能去作出回应。前不久我给一位著名的爱尔兰作家写了一封信，他如今在英国居住，我邀请他做一个广播节目。他给我寄来一封愤慨的拒绝信，里面不经意地暴露出：一、他不知道在印度有一家广播电台；二、每天伦敦会进行印度语广播；三、英国广播电台以多种东方语言进行广播。如果人们连这些都不知道，他们对英国广播电台的批评又能起到什么作用呢？在很大程度上，英国广播电台因为其优点而遭受批评，而它的缺点却被视而不见。比方说，每个人都在抱怨英国广播电台的新闻播报员的肯辛顿口音，而这是经过精心选择的，目的不是要在英国本土引起反感，而是因为它是“中性的”口音，在任何说英语的地方都能听得懂。但有多少人知道数以百万计的公帑被浪费在对几乎没有听众的国家进行广播上面呢？ 下面是几道给那些业余的电台批评者的问答题。 你说你不喜欢现在的节目，你是否清楚地知道你喜欢什么样的节目？如果知道，你采取了什么措施去保住这些节目？ 你是否认为英国广播公司的新闻节目符合事实？比起其它交战国家的新闻报道，它们更加贴近真相还是远离真相？你是否进行过比较加以核实？ 你是否了解广播剧、短篇小说、专题节目和讨论节目的可能性？如果了解，你是否曾经探究过你的想法在技术上能否实现？ 你是否认为英国广播电台能在竞争中获益？说说你对商业广播的看法。 谁在掌控英国广播电台？谁在为其出资？谁在制定它的政策？内容审查是如何运作的？ 你对英国广播电台对外国的宣传有多少了解？敌对，友善还是中立？它花了多少钱？是否见到效果？和德国的宣传相比呢？请补充关于广播宣传大体上的意见。 我可以将这些问题加以扩展，但如果哪怕只有10万个英国人能够对上述的这些问题给出确切的答案，那也将会是前进的一大步。 一位来信读者指责我有“负面倾向”，还“总是咄咄逼人”。事实上，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多少原因值得快乐的时代。但当有什么事情值得称赞时，我是会对其称赞的，我想在此写几句话——不幸的是，这些事情都发生在过去——称赞伍尔沃斯超市的玫瑰。 在景气的时候，伍尔沃斯超市的东西都不会超过六便士，而里面最好卖的就是玫瑰花丛。它们都非常嫩，但第二年就开花了，我想我种的花里面没有一棵在我手里死掉过。它们最有趣的地方是，它们与标签上所说的从来都不一致，或很少一致过。我买过一丛说是桃乐丝·帕金斯种，结果却是一丛美丽的小白玫瑰，花蕊是黄色的，是我见过最好看的攀缘玫瑰。一丛标签上写的是黄色多花玫瑰，结果却是深红色的。还有一丛我想买的是艾伯丁玫瑰，看着也像是艾伯丁玫瑰，但花总是并蒂而生，而且多得出奇。这些玫瑰总是让人惊喜不断，而且你总是有机会遇到一个新的品种，有权力给它起个某某某或某某某的名字。 去年夏天，我经过在战前居住的小木屋。那丛小白玫瑰我种的时候还没有一个小孩的弹弓那么大，已经长成了枝叶繁茂的花丛，那丛艾伯丁玫瑰或艾伯丁玫瑰的近属遮住了半边篱笆，结出了如云的粉红色花朵。这两丛我都是在1936年种下的。我想：“那些只花了我六便士！”我不知道一丛玫瑰花能活多久，我猜想平均寿命大概是十年，贯穿这段时间，一丛攀缘玫瑰每年有一个月或六个星期能开出最繁茂的花朵，而一丛玫瑰至少会有四个月断断续续地开花。这些都只花了六便士——战前，这个价格可以买到十支“运动员牌”香烟或一品脱半淡味生啤或订一星期的《每日邮报》，或在电影院里闻上二十分钟的二手空气！ 随意集·九 1944年1月28日 我了解到苏雷斯·瓦伊迪亚先生，一位住在英国的印度记者，已经因为拒绝参军服役而被捕了。这种事情不是第一次发生，如果是最后一次发生，那或许是因为再没有其他适龄的印度男子剩下可以当牺牲品。 无消说，每个人都知道瓦伊迪亚先生这宗案子在法律层面会怎么判，我不想就此多作评论。但我希望引起读者对常识层面的关注，而英国政府一以贯之地拒绝进行考虑。除了那些来来去去的水手和仍然驻守在这里的少数军队外，这个国家或许有两千名身份和年龄各异的印度人。对他们推行征兵令，你或许可以多征集到几十个士兵，而对那些“反对派”少数族裔进行镇压，你会让英国的监狱多出十几个囚犯。这是从军事角度考虑得出的结果。 但不幸的是，这并非事情的全部。做出这种行为，你就激怒了整个生活在英国的印度社区——因为没有哪个印度人，无论他的观点是什么，会承认英国有权利代表印度宣战，或有权利要求印度人强制服役。任何在这里的印度社区发生的事情会立刻在印度本土激起反弹，并引发进一步的明显后果。一个抵制战争的印度人遭受判决会比一万名英国人遭受判决对我们的伤害更大。就为了让那些毕灵普分子觉得又有“赤匪”落入他们手中，这个代价似乎太高了。我不指望那些毕灵普分子会站在瓦伊迪亚先生的立场去看待事情。但他们真的应该了解到，经历了这么些事情，制造烈士并不是一桩划算的买卖。 一位记者给我们写了一封信，为埃兹拉·庞德 (35) 辩护。在战争爆发的前几年，这位美国诗人转而向墨索里尼效忠，在罗马电台活跃地进行政治宣传。这位记者声称：一、庞德并不是为了金钱而出卖自己；二、当你有一位真正的诗人时，你应该忽略他的政治想法。 当然，庞德不只是为了金钱而出卖自己。从来没有作家会这么做。任何视钱高于一切的人都会选择某个报酬更高的行业。但我认为或许庞德在一部分程度上是为了尊严、恭维和作为教授的资格而出卖自己。他对英国和美国怀着最恶毒的仇恨，他觉得自己的才华在这两个国家没有被完全赏识，而且，他显然认为各个英语国家都对他怀有阴谋。此外还发生了几桩丢人的事情，暴露了庞德那所谓的博学才华。无疑，他觉得这些事情是不可原谅的。到了三十年代中期，庞德在几份英文报纸上为“主子”（墨索里尼）唱起了颂歌，包括莫斯利的季刊《不列颠联盟》（维德孔·吉斯林也为这份刊物撰稿）。在阿比西尼亚战争时期，庞德进行了喧嚣的反阿比西尼亚人宣传。在1938年前后，意大利人给他在国内的一所大学谋了一席教职，战争爆发不久后他就加入了意大利国籍。 至于是否原谅这么一位诗人的政治思想则是另外一个问题。显然，你不能说某某某认同我的观点，因此他就是一位好作家。过去十年来诚恳的文学评论大部分时间里就在与这一观念进行斗争。我自己很欣赏几位投靠法西斯的作家（比方说，塞林 (36) ），还有很多作家我强烈反对他们的政治思想。但你有权利认为一个诗人应该有普通人的体面。我从未听过庞德的广播，但我经常在英国广播公司读到它们，其内容在见识和道德上都让人觉得不齿。比方说，反犹主义就不是一个成年人能够接受的信条。认同这种信条的人就必须承担其后果。但我认同我们的记者希望美国政府不要逮捕并枪毙庞德，而他们确实说过会这么做。这将彻底成就他的名声，或许得过个上百年，读者才能不带着感情色彩判断庞德那些多有争议的诗作到底是好是坏。 有一天晚上，一个吧女告诉我，如果你往一个潮湿的杯子倒啤酒，啤酒的气就会跑得飞快。她还说把你的八字胡浸进啤酒里也能让酒跑气。我立刻接受了她的看法，没有提出任何质疑。事实上一回到家我就剪下胡须，我有几天忘记刮胡子了。 后来我才想到这或许就是那些带有科学真相色彩的迷信，或许能一直流传下去。在我的笔记本里，我记录了长长一列童年时教给我的谬论，每一个谬论都不是老妇人的流言，而像是一个科学事实。我不能全部列出来，但有几个是我深信不疑的： *天鹅只要扇一扇翅膀就能打断你的腿。 *切伤虎口，你就会得破伤风。 *玻璃粉末有毒。 *如果你拿煮过鸡蛋的水洗手（为什么会有人这么做呢？真是奇怪），你就会长疣子。 *公牛看到红色的东西就会发怒。 *往狗喝过的水里放硫黄可以当补药。 等等等等。几乎每个人都会带着这个或那个信念步入成年。我见过几个三十多岁的人仍然相信我列出的第二点。至于第三点，它在印度很盛行，人们总是用玻璃粉末互相毒害，但结果却令人失望。 我希望我是在评论完兰斯洛特·霍格本教授阐述自己的人工语言“国际格罗沙语”的那本有趣的小册子之前阅读《基础英语与人工语言的对抗》这本书，而不是之后。因为那样的话我就会意识到霍格本教授相比之下是多么地勇敢，与众多国际语的发明者抗衡。关于严肃问题的争论总是很不客气。斯大林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的追随者在展开争论时一定会发现说着说着双方就不那么友好了；当《碑文报》和《教会时报》掐架时，拳头并不总是会守规矩地只攻击腰以上的部位；但谈到众多国际语的发明者之间的争执之肮脏污秽，则实在鲜有匹敌。 或许不久之后《论坛报》就会刊登一篇或几篇以“基础英语”撰写的文章。如果有任何语言被接纳为世界通用的“第二语言”，这门语言不大可能是一门人工语言。在现存的自然语言中，英语很有机会，虽然不一定是以“基础形式”撰写。公共舆论开始对一门国际语言的需要有所醒觉，但种种离奇的误解仍然存在。比方说，许多人以为推广一门国际语言的目的是消灭自然语言——这一点从来没有人严肃地提出过。 目前，虽然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这个需要，整个世界却在语言上变得越来越民族化，而不是去民族化。这在一部分程度上是出于有意识的政策（大约有六七门语言正以帝国主义的方式在世界各个地方推行），而在另一部分程度上是因为战争所引起的兵荒马乱。贸易、旅行、科学家之间的沟通的困难，还有耗时费力的外语学习，这一切依然继续存在。我这辈子学了七门外语，包括两门已经消亡的语言，这七门外语我只记得一门，而且还不是很灵光。我这种情况应该相对普遍。一个小国的国民，比方说，一个丹麦人或荷兰人，事实上必须学三门外语，如果他希望接受教育的话。显然，这种情况是可以得到改善的，困难的是决定哪一门语言将成为国际语言。但在这个困难解决之前将会有一番丑陋的争吵，任何对这个问题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这一点。 随意集·十 1944年2月4日 当沃尔特·罗利爵士被囚禁在伦敦塔里时，他以写一本世界史来消磨时间。他已经完成了第一卷，正在写第二卷时，他的囚室窗户下发生了一场几个工人间的斗殴，其中有一个工人被杀了。虽然经过一番努力的探究，虽然他亲眼目睹了事情的发生，沃尔特爵士一直没办法了解到这次争执的真相，据说经过这件事——如果这并非真实事件，它也很有可能会发生——他把写完的东西付之一炬，放弃了这个计划。 这个故事在过去十年里不知道浮现在我的脑海里多少次，但我总是认为罗利或许是错的。虽然那时候研究有着种种困难，而且在监狱里进行研究更是格外困难，但或许他原本可以写出一部揭示了部分事实真相的世界史。截至一个相当晚近的时间点，历史书中所记载的重大事件或许真的都发生过。黑斯廷斯之战 (37) 或许真的在1066年打响，或许真的是哥伦布发现了美洲，或许亨利八世真的有六个老婆，等等。只要你承认某件事是真的，即使你不喜欢那件事，那么你就可能了解到一定程度上的真相。比方说，即使是晚近如上一场战争的事件，《大英百科全书》在编撰关于各场战役的文章时依然可能采纳了德国方面的资料。有的史实——比方说伤亡数字——曾被视为是持中而立的内容，大体上为各方所认同。现在这种事情不可能发生了。对于当前这场战争，纳粹版本的描述与非纳粹版本的描述根本大相径庭，哪一个版本最终能被载入史册将不是取决于以史据为准的治史方式，而是取决于战场上见真章。 在西班牙内战中，我发现自己强烈地感受到这场战争的真实历史将永远不会也不能被写下来。准确的数字或对于史实客观的描述根本不曾存在。如果说我甚至在1937年就感受到这一点，而当时西班牙政府依然存在，共和军各个派系彼此之间和对敌人所编造的谎言都只是一些比较小的谎言，那现在情况又会是怎样呢？即使佛朗哥被推翻了，未来的史学家将会看到什么样的记录呢？如果佛朗哥或像他那样的人一直大权在握，这场战争的历史绝大部分的内容将由数百万在世的人都知道是谎言的“史实”所构成。以这些“史实”的其中一则为例，那就是在西班牙有数量可观的俄国军队。大量的证据表明根本没有那么一支部队。但是，如果佛朗哥依然掌握权力，如果法西斯主义大体上依然存在，那支俄国军队就将进入史册，以后上学的孩子就会相信它的存在。因此，事实上，谎言将会变成真相。 这种事情时刻都在发生。例子一定有好几百万个，我会选一个碰巧可以加以证实的。1941年至1942年期间，当德国空军忙于轰炸俄国时，德国电台向本土的听众大肆宣传空袭伦敦所造成的毁灭性的破坏。现在我们知道这些空袭并没有发生。但如果德国人征服了英国，我们所知道的真相又有什么用呢？对于一位未来的历史学家来说，那些空袭是发生了还是没有发生过呢？答案是：如果希特勒获胜，它们就发生了，如果希特勒垮台，那它们就没有发生过。过去十到二十年有无数其它事件也是这样。真有《锡安长老会纪要》 (38) 这么一份文件吗？托洛茨基与纳粹党同流合污了吗？不列颠之战有多少架德国战机被击落呢？欧洲欢迎新秩序吗？你不会得到一个因为它是真相而被普遍接受的答案，每一个问题你都会有几个完全水火不容的答案，其中有一个答案在经过一番斗争后被最终确立。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 归根结底，我们对于胜利唯一可以说的就是，如果我们赢得这场战争，我们所讲述的谎言要比敌人少一些。极权主义真正的恐怖之处不在于它会犯下可怕的罪行，而在于它对客观真相的抨击：它宣称控制了过去，也控制了未来。虽然这场战争在怂恿撒谎和自命正义，但我打心眼里认为那种思维习惯在英国并没有滋长。总的看来，我得说媒体要比战前稍微自由了一些。从我自己的亲身经历，我知道现在你能出版十年前不能出版的东西了。这场战争的抵制者或许不像上一场战争的抵制者那样遭受不公的对待，公开发表不受欢迎的观点要安全多了。因此，将真相理解为独立于本人之外，是有待探究而不是你可以随心所欲捏造的事情这种自由的思维方式有希望继续存在。但我仍然不会去羡慕未来的史学家的工作。在当前的这场战争中，就连伤亡数字也无法精确到百万之内，这难道不是对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奇怪的注解吗？ 一间裁缝店的广告宣布贸易委员会将取消卷边裤腿的禁令，并欢欣鼓舞地说“这是我们所为之奋斗的自由的第一步”。 要是我们真的是为了卷边裤腿而奋斗，我应该是亲轴心国的一方。卷边裤腿的作用就只有积尘，除了当你清洗它们的时候偶尔会在里面找到一个六便士硬币之外就一无是处。但在这间裁缝店兴高采烈的宣言中隐藏着这样的潜台词：过不了多久德国就将被消灭，战争就将结束，限量供应将得到缓解，先敬罗衣后敬人的势利将再次掀起高潮。我所盼望的事情和那间裁缝店不同。我只希望能尽早结束食物的限量供应，但我希望看到服装的限量供应继续下去，直到蛀虫将最后一件晚礼服侵蚀殆尽，就连送葬人也得摘下他们的高礼帽。我不介意看到整个国家五年都穿着染色的战斗服，这样一来，滋生势利和嫉妒的一大温床将会被铲除。服装的限量供应并不符合民主精神，但不管怎样，它产生了民主化的效果。如果穷人的衣着没有多大的改善，至少富人的衣着得寒酸一些。既然我们的社会并没有发生真正的结构上的改变，纯粹由物资稀缺所引起的事实上的平等化进程要好过什么都没有发生。 有人送给我一本《英格尔兹比故事集》 (39) 作为圣诞节的礼物，里面有克鲁克香克 (40) 的插图，这本书让我思考英国滑稽漫画衰落的原因。滑稽诗的衰落比较容易解释。巴哈姆本人、胡德 (41) 、卡尔弗利 (42) 、萨克雷和其他十九世纪早期和中期的作家能够写出好的诙谐诗，风格就像这样： 我曾是一个快乐的孩童， 终日在绿茵上歌唱， 我是多么快乐， 穿着蓝色紧身的西装。 大体上，生活——中产阶级的生活——是无忧无虑的，你可以从出生到死去都保持着孩童的思想。除了偶有像克拉夫 (43) 的《有钱是多么地快乐》或《海象与木匠》之外，十九世纪的英文诙谐诗里没有什么思想可言。但说到漫画，情况则恰好相反。利奇 (44) 、克鲁克香克和长长一串名字，一直追溯到贺加斯 (45) ，他们的作品是那么睿智而粗俗，十分迷人。如果利奇为《汉德利·克罗斯》所画的插图是新作的话，《潘趣》是不会刊登出来的。它们太粗俗了，甚至将上流阶级画得和工人阶级一样丑陋！但它们很好笑，而《潘趣》不好笑。在1860年的时候我们怎么就失去了轻松和强蛮的心态了呢？为什么现在和拿破仑战争时一样，阶级仇恨极其尖锐而政治热情汹涌待发，能够表现这些的卡通画家却几乎找不到了呢？ 随意集·十一 1944年2月11日 新闻业有两个行动总是让你觉得似曾相识。一个是对天主教徒进行攻讦，另一个是为犹太人进行辩护。最近我碰巧在为几本描写欧洲中世纪和现代对犹太人的迫害的书撰写书评。和以往一样，这篇书评给我带来了成沓的反犹太人的信件，让我第一千次想到，甚至就连与其直接相关的人也在回避这个问题。 这些信件令人不安的地方在于，它们并非都出自于疯子之手。我不是很在乎那些信奉《锡安长老会纪要》的人，甚至也并不在乎那些没有得到政府善待的解职军官，他们看到“外国人”得到了工作，心里愤愤不平。除了这些人之外，还有一些小生意人或专业人士，他们坚信犹太人的苦难纯粹是因为他们的下三滥的生意手段和完全缺乏公共精神而咎由自取。这些人的信件写得很有条理，结构得当，宣称没有任何种族主义倾向，以充分的例子支持他们所说的每一件事情。他们承认“犹太良民”的存在，总是宣称（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也说过同样的话）他们并非从一开始就抱着反对犹太人的情绪，但眼见犹太人的所作所为，他们是不得已而为之。 对待反犹主义，左翼态度的弱点是从理性的角度去回应它。显然，对犹太人的指控是不实的。它们不可能是真实的，一部分原因是它们自相矛盾，一部分原因是没有哪一个民族能坏得这么彻底。但单纯只是指出这一点根本于事无补。对于反犹主义的正统的左翼观点是，它是统治阶级“捣鼓”出来的东西，目的是将注意力从社会的真正罪恶上引开。事实上，犹太人成了替罪羔羊。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它作为一种论证手段并没有多少用处。你不能通过证明一个信仰是非理性的来将其推翻。而依照我的经验，谈论犹太人在德国所遭受的迫害也没有什么作用。如果一个人有那么一丁点反犹主义倾向，那么上面那些话对他来说就像耳边风一样。最好的论证，如果理性的论证有用的话，就是指出犹太人被指责犯下的那些罪行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鼓励犯罪的社会里。如果犹太人都是奸诈小人，那我们就应该整顿我们的经济体系，让奸诈小人无法飞黄腾达，以此对付他们。但对那些一心认定犹太人统治了黑市，还老是打尖插队，而且躲避参军服役的人说这么一番话有意义吗？ 我们可以对反犹主义的成因进行一番详尽的调查，而且不应该被“所有的原因都与经济有关”这一先入为主的看法所影响。无论在大体上“替罪羊”这个理论是如何正确，它并没有解释为什么是犹太人而不是其他少数民族被揪出来，也没有明确地指出他们是什么罪的替罪羊。比方说，像德雷弗斯案这样一桩事件就不容易通过经济角度进行解读。就英国而言，重要的是找出犹太人被指控了什么罪名，反犹主义是否真的正日趋严重（过去三十年来，或许它实际上变得没那么严重了）和在何种程度上由于1938年难民的涌入而变得愈加严重。 你不仅不应该认为反犹主义的直接肇因纯粹是经济原因（失业、商业上的嫉妒等等），你也不应该认为“理性”的人就不会有反犹倾向。举个例子，它在知书识礼的人群当中尤为盛行。我根本不用从书桌上站起来去翻阅一本书就能想到维庸、莎士比亚、斯莫利特、萨克雷、威尔斯、奥尔德斯·赫胥黎、艾略特和其他许多作家的章节，要是这些文字是在希特勒上台后创作的话，定会被视为反犹作品。贝洛克和切斯特顿在挑逗反犹主义或作出比挑逗更过分的事情，其他可敬的作家或多或少接受了纳粹式的反犹主义。显然，这个神经官能症的成因很深，当人们说他们痛恨一个被称为“犹太人”的子虚乌有的群体，他们到底痛恨的是什么呢？在部分程度上，正是对了解反犹主义的传播是何等广泛的恐惧阻止了对这个问题进行严肃的调查。 以下这段诗文取自于安东尼·特罗洛普的《自传》： 当佩恩·奈特德 (46) 的《品味》在城里出版时， 文中的几段希腊诗句， 被撕成碎片，毁成纸屑， 当成讨厌的垃圾付诸一炬， 它被粉身碎骨，无人加以细究， 因为被发现有几处作伪的痕迹， 当黑烟从灰烬中升起， 他们才发现——它其实出自品达 (47) 的手笔！ 特罗洛普并没有明确地指出这几句诗的作者是谁。如果有读者愿意告诉我的话，我会很乐意倾听。但我引用这几句诗纯粹是因为它们本身——即它们所蕴含的对文学批评的可怕警告——而且也是为了引起对特罗洛普的《自传》的关注，那是一本非常精彩的书，虽然或许因为它的主要内容是在谈钱。 《时代与潮流》就詹姆斯·弗朗西斯·霍拉宾 (48) 先生的战争地理图册一直在进行争论，这让我想起了地图是靠不住的东西，就像相片和数据一样，应该被加以怀疑。 每个国家都将自己在地图上标为红色，这是民族主义的一点有趣的小迹象。而且，将自己画得比实际大一些也是一种趋势，而这不需要造假就能办到，因为将地球投射成平面图会使得某个地方出现畸变。在“帝国自由贸易”运动时期，各个学校都免费分发到巨幅的彩色挂墙地图，用新的投射法画成，把苏联给画小了，把印度和非洲的面积给夸大了。然后还有人种学和政治学的地图，是用于政治宣传最给力的材料。在西班牙内战时期，在西班牙的乡村挂着的地图将世界划分成社会主义国家、民主国家和法西斯国家。从这些地图中你能了解到印度是一个民主国家，而马达加斯加和印度支那（那时是法国的人民阵线政府 (49) 执政时期）被标示为“社会主义国家”。 这场战争或许帮助我们提高了地理知识。那些五年前说不准“克罗地亚”的发音，分不清明斯克和平斯克的人现在能告诉你伏尔加河流入哪一个海洋，不用怎么找就能指出瓜达尔卡纳尔岛或布帝洞的所在。数以十万计的英国人，虽然还不到数以百万计的程度，能念出“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这个名字。但要让读地图变得流行需要付出一场战争的代价。在韦维尔 (50) 发动埃及战役时，我遇到一个女人，她以为意大利是和非洲连在一起的。1938年当我准备去摩洛哥时，我的村子里有些人——那当然是一个非常土气的村子，但距离伦敦只有五十英里——问我是不是得过海才能到那里。如果你让任何一个群体的人（我特别想问的人是众议院的各位议员）凭着记忆画一幅欧洲地图，你会得到让人大跌眼镜的结果。任何真的重视教育的政府应该确保每个读书的孩子都能得到一份世界地图，但现在一份世界地图很罕有而且十分昂贵。如果普通市民不知道哪个国家和哪个国家接壤，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最快的路线怎么走，在哪里可以轰炸靠岸的船只，哪里不行，很难理解他们对于外交政策的看法会有什么价值。 随意集·十二 1944年2月18日 战后这个国家将会面临严重的房屋紧缺问题，除非我们采取预制房屋这一手段，否则这个问题将无法得到解决。如果我们坚持传统的建筑方式，那得花上几十年的时间才能建起所需要的房屋，而这将会引起的不适和苦楚、对遭受大空袭破坏的建筑和肮脏的贫民窟的修修补补、租金飞涨和过度拥挤都不难预见将会发生。而房屋紧缺将使得我们已经非常危险的出生率雪上加霜，这也是可以预见到的。与此同时，不仅预制房屋，而且任何大型的房屋协同重建工程都有强大的既得利益者进行反对。建筑公司和砖头水泥行业有直接的关系，而土地私有的整个根本原则受到了威胁。比方说，不废除私有产权，你怎么能以理性的计划重建伦敦呢？但那些与臭虫和地下室为伍的人不会站出来明确地说出他们要争取什么。充其量他们只会诉诸英国人的感情用事但并非全无道理的“居者有其屋”的渴望。他们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喊出这个口号，我们得在它起作用之前对它进行反驳。 首先，预制房屋并不意味着我们都将被强迫住在丑陋、拥挤、肮脏、鸡窝一般没有家的感觉的房子里——人们已经开始担心它将会是这样。在这一点上应该指出的是，现存的大部分英国房屋建得很糟糕。它们无法抵御炎热或严寒，它们没有碗橱，它们的水管铺设只要一遇到严重的霜降天气就会爆裂，而且它们没有方便的垃圾处理方式。所有这些问题任何一家承包建筑公司都会告诉你解决不了，但在其它国家都轻松地得以解决。如果我们能勇敢地解决房屋重建问题，我们就可以解决被认为就像是天气一样天经地义的种种不适——事实上，这些不适是没有必要发生。我们可以摆脱“背靠背式”的房屋、地下室、间歇喷水、藏污纳垢的煤气炉、暗无天日的办公室、户外厕所、无法清洁的石头水槽和其它烦人的事情。我们可以在每户房屋里装上浴室，安上真的会响的门铃、一拉就亮的开关、不会被一勺茶叶堵住的下水管道。如果我们愿意的话，我们甚至可以将我们的房间变成流线型，使得墙角呈曲线而不是呈直角形，让它变得更加容易打扫。但所有这些都取决于我们能以迅速的、大规模的方式营建房屋。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房屋紧缺的情况将会如此绝望，我们将只能“凑合着”住在残存的每一间老鼠横行的破屋里，还鼓励承包建筑公司做出最可恶的事情。 其次，对于公寓的反感情绪必须以某种方式加以扭转。如果人们想住在大城镇里，他们要么必须住在公寓里，要么就得忍受过度拥挤，别无它法。一座大型公寓建筑群只需占地一两英亩，就能够容纳一座小型乡镇的人口规模，而且他们能够拥有就像住在独户房屋里一样多的居住面积。以大型公寓建筑群的方式重建伦敦，每个人将会享受到采光和通风，而且有空间安置绿地、自耕田和操场。人们可以远离交通噪声，孩子们不会在砖头和垃圾桶的世界里成长，像圣保罗大教堂这样的历史建筑将重见天日，而不是被淹没在黄色的砖海里。 但是，众所周知，人们不喜欢公寓，尤其是工人阶级。他们想要“属于自己的房子”。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是对的，因为在大部分工人阶级的公寓楼里确实没有一间私人的房屋所能享受到的隐私和自由。它们建得不能隔音，住在公寓楼里的人总是得承受让人烦心的种种限制，而且这些公寓楼住起来总是不舒服，虽然情况其实并没有必要这么糟糕。第一批明确供应工人阶级居住的公寓楼甚至没有浴室。即使到了现在，这些公寓楼也很少有电梯，而且它们总是修了石头楼梯，这意味着住在里面的人时时刻刻会听到靴子的咔哒声。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个国家有一种模糊的强烈信念，那就是：绝不能让工人阶级住得太舒服。我们应该强调，震耳欲聋的噪音和让人烦恼的限制并非公寓的固有缺点。至于认为如果四个房间是建在地上的，那它们就是“归你所有”，而如果是建在半空中就“不归你所有”这一观念——那些有孩子的女人就是这么认为的——那将会是重新规划的一大障碍，甚至在德国人已经进行了必要的清场工作的地区也是如此。 一位来信读者对我提出责备，因为我想要看到服装限量供应继续下去，直到大家都一样衣着褴褛。不过她补充说道，事实上，衣服限量供应并没有实现平等化的效果。我将引用她的来信的一段摘录： “我在邦德街附近一间专为有钱人服务的店里上班……我穿着我那件 25 码工作服瑟瑟发抖地服侍那些穿着貂皮大衣，戴着皮帽，套着镶皮靴子的优雅女士。我打招呼说：‘早上好，今天好冷哦，夫人。’她们对我爱理不理。 （ 我真是太蠢了——她们怎么会知道呢？ ） 我不想看到她们被剥夺掉那身美丽而暖和的衣服，我希望我能穿上一身那样的衣服，所有人都能穿上……我们不应该一心想要降低目前最高的生活标准，而是应该想着在任何事情上向最高的标准看齐。想要将出身伊顿公学和哈罗公学名门的人从他们享有财富和名望的位置上拉下来，逼迫他们下矿井，这真是恶毒而卑鄙的态度。在眼下这个乱糟糟的社会里，我们所想的应该是让大家都能像他们一样。” 我的回答是，首先，虽然服装限量供应显然对那些没有许多衣服的人影响最为严重，它确实起到一定程度的平等化的效果，因为它使得人们在穿得太时髦时心里不是很自在。一些服装，如男性的晚礼服，基本上已经绝迹了。而且现在几乎任何工作都可以随意着装。但我的本意是，如果服装限量供应持续得足够久的话，就连有钱人那些多余的衣服也给穿坏了，那我们将会近乎平等。 但难道我们不应该总是想着“向上看齐”，而不是“向下看齐”吗？我的回答是，在某些情况下你无法做到“向上看齐”。你不能让每个人都开上劳斯莱斯。你甚至不能让每个人都穿上皮衣，特别是在战时。至于每个人都应该上伊顿公学或哈罗公学的那番话，那根本没有意义。那些地方的全部价值，在那些校友的眼中，就是它们的排外性。既然某些奢侈品——比方说，高性能汽车、皮衣、游艇、乡村别墅和别的什么东西——显然不可能分配给每一个人，那最好就没有人能得到。富人失去财富就像穷人失去贫穷。我的这位来信读者在提到那些无知的有钱女人甚至想象不出一个寒冷的早上对于一个没有大衣的人意味着什么的时候，难道不是已经表达出这个意思了吗？ 还有一位来信读者愤慨地说他知道我说《潘趣》不好笑是什么意思。事实上，我有点夸张了。自1918年以来，我在《潘趣》里读到过三个让我哈哈大笑的笑话。但正如我总是对问起这件事的困惑的外国游客所说的，《潘趣》的宗旨不是好笑，而是让人觉得心里踏实。说到底，你在哪里最经常看到它？在俱乐部的休息室和牙医的候诊室里。在这两个地方，它有一种让人放松的作用，它的目的就是这样。你一早就知道里面不会有什么新鲜事情。你在童年时就已经熟知的笑话仍然在里面，从来都是那样，就像一帮老朋友。神经兮兮的助理牧师、容易恼火的上校、笨手笨脚的新兵、善忘的水管工——他们都在里面，就像金字塔一样不会改变。看着那些熟悉的页面，那个俱乐部的会员就知道他照样可以领到分红，那个病人就知道医生不会真的把他的下巴打破。但至于好笑，那是另外一回事。好笑的笑话总是包含着非英国式的事情和思想。《纽约客》虽然被高估了，但总是很好笑。最近有一期里画着两个德国士兵牵着一头巨大的猿猴走进勤务兵室，拴上一条锁链。长官愤怒地对他们说道：“你们不识字吗？”我觉得它很好笑，但或许得花上五秒钟的时间才能理解这个笑话。没有哪个体面的人能够理解那些被《潘趣》拒绝刊登的思想和笑话，这已经成为中产阶级的一个定理——至少对打高尔夫球、喝威士忌酒、读《潘趣》杂志的那部分中产阶级适用。 随意集·十三 1944年2月25日 《家居伴侣和家庭杂志》刊登了一则短篇小说，名字是《你好，甜心》，讲述了一个名叫露西·法洛斯的年轻女孩在长途电话公司转接处上班的冒险故事。她“牺牲了她对于制服的渴望”，为的是得到这份工作，却发现这是平淡无聊的差事。“这么多笨蛋似乎打长途电话就是为了在一起胡扯……”她觉得受够了，她觉得自己是“自私之人的奴仆，她那双榛子色的眼睛里愁云密布”。但是，正如你一下子就能猜到的，露西的工作很快就充满了生机，不久她就发现自己置身于一系列刺激惊险的冒险中，包括击沉一艘U型潜水艇，抓获一伙德国破坏分子和与一位英俊的、“声音清朗”的海军军官开着摩托车长途旅行。这就是在电话公司的生活。 在故事的最后是一段简短的尾注： “如果我们的年轻读者有兴趣在长途电话公司上班 （ 从事露西·法洛斯的工作 ） ，请向长途电话公司驻伦敦的人事部主任申请，他会告诉她们入职的机会。” 我不知道这则广告会有多少成效。我不知道那些符合目标年龄的女孩会不会相信在电话接线员的生活里会发生捕获U型潜水艇这样的事情。但我饶有兴味地注意到一则政府招聘广告和一篇商业小说之间直接的关联。举个例子吧：在战前，海军经常在男生冒险报刊里登广告，那些报刊是刊登这些广告的好地方，但据我所知，没有为征兵而专门写故事。或许即使到了现在它们也不是花钱买来的。情况更有可能是，那些有关部门一直关注着周刊（我不经意想起了邮政总局某个穿着条纹西裤的人士读着《你好，甜心》，这是他的职责的一部分），然后在哪一篇故事有可能吸引读者时就推出广告。但从这种情况到本土防卫辅助服务 (51) 、陆军女兵部门或别的需要招募成员的机构出钱请人写故事只有一步之遥。你几乎可以听到内政部里一番倦怠而彬彬有礼的对话： “你好！你好！是你吗，托尼？噢，好啊，听我说，托尼，我又有一则脚本要你写了——《通往天堂的门票》。这一次是巴士女乘务员。她们不肯来。我想是裤子不合身什么的。怎么写都好啦，彼得说写得香艳一些，不过得清清白白的——你懂的。不能写婚外恋。我们星期二就要交稿。一万五千字。男主角由你定。我倾向于那种孩子和狗都喜欢的户外型男人——你懂的。或个头高高谈吐文雅的也行，我真的不介意。不过彼得说了，写得香艳一些。” 像这样的事情已经在电台节目和纪实电影里发生了，但迄今为止小说和政治宣传之间还没有非常直接的关系。《家居伴侣》里面那则半英寸的广告似乎标志着正在逐渐影响所有艺术的“统筹”过程迈进了另一个小阶段。 纵观切斯特顿为“人人丛书” (52) 出版的《艰难时世》所写的序文（顺带提一句，切斯特顿对狄更斯的介绍是他写过的最好的文章），我注意到那种典型的目空一切的宣言：“里面没什么新的思想。”在这里切斯特顿说的是鼓舞法国大革命的理念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只是曾经兴盛一时但后来被遗忘的理念获得了复兴。但“太阳底下并无新事”这一说法是反动知识分子的一个老生常谈，特别是为天主教辩护的人，他们几乎张口闭口就是这句话。任何你能说出来或想到的内容都已经被说过或想过了。每一个政治理论，从自由主义到托洛茨基主义，都是早期教会的某个异端思想的演变。每一种哲学体系最终都来自古希腊的哲人。每一个科学理论（如果我们相信那些大众天主教刊物的话）早在十三世纪时罗杰·培根 (53) 和其他人就都已经预料到了。有的印度教思想家甚至更加过分，声称不仅科学理论，就连科学应用的产品如飞机、无线电和所有花里胡哨的东西，在古印度早就为人所熟知，他们弃之如敝履，因为这些并不值得他们关注。 不难看出，这一想法植根于对进步的恐惧。如果太阳底下并无新事，如果过去总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重演，那么未来将是我们所熟悉的事物。而一个人人自由而且平等相待的世界——那是被痛恨和害怕的事情——永远不会到来。对于反动思想家来说特别舒心的事情就是世界总是在循环更替，相同的环环相扣的事件在周而复始地发生。在这么一个世界里，每一个通往民主的进步都只是意味着暴政和特权将进一步逼近。这一想法虽然明显带有迷信色彩，如今却被广为接受，在法西斯分子及其同路人中非常普遍。 事实上，新的理念确实诞生了。举例来说，奴隶制无法产生先进的文明这一理念就是一个相对较新的理念，它比基督教要新得多。但就算切斯特顿的声明是真的，只有在“每块石头里都隐藏着一座雕塑”这个意义上才是真的。理念或许没有改变，但重点总是在时刻发生变化。例如，你可以说马克思理论最重要的部分体现于这么一句话：“你的财富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 (54) 但在马克思将其深化之前，这句话有什么力量呢？谁注意过它呢？谁从里面归纳出法律、宗教和道德守则都是建立在现有的财产关系之上的上层建筑呢？——而它确实蕴含了这一意义。根据《福音书》的记载，是基督说出这番话，却是马克思赋予了它以生命力。而自从他作出这番总结以来，政治家、牧师、法官、道学家和百万富翁们的动机一直遭到最深刻的质疑——当然，这就是他们为什么如此痛恨他的原因。 随意集·十四 1944年3月3日 几个星期前，一位信奉天主教的《论坛报》的读者写了一封信，抗议查尔斯·汉姆布雷特先生的一篇书评。她反对他对于圣特蕾莎 (55) 和曾经在一座大教堂周围飞翔，背上扛着一位主教的圣人库比蒂诺的圣约瑟夫 (56) 所做的评论。我回了信，为汉姆布雷特先生辩护，结果收到了一封更加愤慨的来信。这封信提到了几点非常重要的内容，在我看来其中至少有一点值得进行探讨。会飞的圣人和社会主义运动之间有什么关系乍一看似乎不是很清楚，但我认为我可以指出，目前基督教教义的含糊不清的状态产生了严重的影响，而这些影响是基督教信徒和社会主义者都没有面对过的。 来信读者的信件内容是，圣特蕾莎和其他圣人是否在天空中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圣特蕾莎的世界观“改变了历史”。我承认这一点。我曾经在一个东方国度生活过，学会了对奇迹持中立的态度，我清楚地知道产生幻觉或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疯子和所谓的天才特质其实并不矛盾。举例来说，我认为威廉·布雷克是一个疯子。圣女贞德或许也是一个疯子。牛顿相信占星术，斯特林堡 (57) 相信巫术。但是，圣人的奇迹只是一件小事。另外，我的这封读者来信中还说，即使是基督教最核心的教义也不能从字面意义上去接受。比方说，耶稣基督是否存在并不重要。“基督的形象（传说、凡人或是神明，这些都不打紧）超越了一切，我只希望每个人在拒绝他的生平之前会仰望他。”因此，基督或许是一则传说，或者他只是一个区区的凡人，或者教义里面的记载是真有其事。因此，我们得出了这么一个结论：《论坛报》绝不能拿基督教开涮，但基督的存在与否是无关紧要的问题，而有不计其数的人因为否认他的存在而被烧死。 这是正统的天主教教义吗？我的感觉是，它不是正统的天主教教义。我可以想到那些受欢迎的为天主教辩护的人，如伍德洛克神父 (58) 和罗纳德·诺克斯神父 (59) 等人所写的文章，里面以最明确的语句阐明基督教的教义就是它的文字内容，不能以模棱两可的譬喻上的意思去接受。诺克斯神父特别提到“基督是否存在并不重要”这个理念，认为它是一个“糟糕透顶”的理念。但我的这封读者来信所说的内容会得到许多信奉天主教的知识分子的响应。如果你和一位有思想的基督教信徒、天主教信徒或圣公会信徒谈话，你经常会发现自己因为无知到以为会有人真的以文字意义去理解教义而被嘲笑。他们告诉你，这些教义另有深意，是愚钝的你所无法理解的。灵魂的不朽并不表示张三或李四在死后仍然会有意识。肉身复活并不表示张三或李四的肉体真的就会复活——等等等等。因此，那些天主教的知识分子进行论战时，能玩弄某种得心应手的把戏，一字不差地重复着和他的先辈一样的教条，而当被指责迷信时，他为自己辩护说他是在以比喻的方式说话。他所表达的主旨是，虽然他本人并不相信任何确切形式的死后的来生，他对基督教的信仰并没有发生改变，因为我们的祖先也并非真的相信死后会有来生。与此同时，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变得含糊不清——西方文明的支柱之一轰然倒下。 我不知道官方是否已经对基督教的信仰作出了修正。诺克斯神父和我的这位来信读者似乎在这个问题上存在分歧。但我所知道的是，对死后的来生的信仰——张三或李四在死后仍然知道自己是张三或李四——已经没有以前那么广泛传播了。即使在声称是基督教信徒的人当中，它或许也正在衰落。而其他人甚至不相信这种事情有可能会是真的。但据我们所知，我们的祖先确实对其信以为真，相信经文里的文字，而且非常具体真切——除非他们对这件事的描写是存心要误导我们。在他们眼中，俗世的生活只是为了死后更加重要的永生所作的一段短暂的准备。但这一观念已经消亡了，或者说正在消亡，而其结果还没有真正被面对。 与某些东方文明不同，西方文明的其中一根支柱是对个体不朽的信仰。如果你以局外人的身份审视基督教，这一信仰似乎要比对上帝的信仰更加重要。西方的善恶观念很难与之分离。无疑，现代的权力崇拜与现代人认为今生是唯一的生命这一观念有着紧密的联系。如果死亡意味着万事的终结，要相信即使你是失败者，你也会是正义的一方会变得更加困难。政治家、国家、理论、事业几乎不可避免被以物质成功的标准加以衡量。假如你能将个体不朽这个信仰的衰落与机器文明的崛起这两个现象分开，我会说它们是同等重要的事情。机器文明可能会带来的种种可怕后果，在高射炮开火的那天晚上你可能就会有这么一个想法。但“个体不朽”信仰的衰落也可能会带来可怕的后果，而社会主义运动对此并没有进行深刻的思考。 我不希望对来生的信仰重新回来，而不管怎样，它不大可能会回来。我要指出的是，它的消失留下了一大片空白，我们应该注意到这个事实。在经历了数千年信奉个体不朽之后，人类必须在思想上进行一番挣扎才能习惯个体终会归于湮灭这一观念。除非人类能演变出一套独立于天堂与地狱之外的善恶体系，否则文明是无法被拯救的。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对这个问题给出了答案，但它从未真正地得以普及。大部分社会主义者满足于指出一旦社会主义得以建立，我们就将在物质意义上更加快乐，并认为只要填饱了肚子，所有问题都会得到解决。但事实恰恰相反，当一个人肚里空空时，他唯一的问题就是填饱肚子。当我们摆脱了苦役和剥削，我们将真正开始思考人类的命运和人类存在的原因。只有在我们意识到基督教的衰落意味着多么大的损失的情况下，我们才能为未来勾勒出有价值的图景。很少有社会主义者意识到这一点。那些信奉天主教的知识分子死抱着教义的细微含义不放，从中解读出本不存在的意义，他们嘲笑任何相信教会的神父说什么就是什么的思想朴素之人。其实他们这些知识分子只是在大放烟雾弹，掩饰他们自己的信仰缺失。 我非常高兴地欢迎《康希尔杂志》在停刊四年后复刊。除了那些文章之外——莫里斯·鲍勒 (60) 写了一篇关于马雅可夫斯基 (61) 的好文章，还有一篇雷蒙德·莫蒂默 (62) 写的关于布罗汉姆 (63) 和麦考莱 (64) 的文章也不错——杂志的编辑对《康希尔杂志》早年的历史作了几则有趣的注释。这些注释表明的一个事实是维多利亚时期读书群体的规模和财富，以及那时候的文人丰厚的报酬。第一期的《康希尔杂志》卖了12万本，给特罗洛普一篇连载小说的稿费是两千英镑——他开价三千英镑——而给乔治·艾略特一篇连载小说的稿费是一万英镑。除了极少数挤进电影圈的人外，这些金额在现在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就算要进入两千英镑稿费的阶层，你也得成为顶尖写手才行。至于要写一本书就挣一万英镑，你得成为像埃德加·赖斯·巴勒斯 (65) 那样的作家。如今一本小说能给作者带来五百英镑的稿酬就已经很好了——一个成功的律师一天就能挣到这么多钱。“书籍的敲诈”并不像比奇康莫和其它文坛的敌人所想象的那样是新鲜事物。 随意集·十五 1944年3月10日 我几乎是同时阅读了德里克·利昂 (66) 先生的《托尔斯泰的生平》、格拉迪丝·斯托莉 (67) 小姐关于狄更斯的书、哈利·列温 (68) 关于詹姆斯·乔伊斯的书和超现实主义画家萨尔瓦多·达利 (69) 的自传（在英国还没有出版），我比平时更惊讶地发现一个艺术家生在一个相对健康的社会所享受到的好处。 在我第一次读到《战争与和平》时，我应该二十岁了，那个年纪的我不怕读长篇小说，我对这本书（厚厚的三卷本——大概有四本现代小说的篇幅）唯一的抱怨就是它不够长。我觉得尼古拉·罗斯托夫和娜塔莎·罗斯托娃、皮埃尔·别祖霍夫、杰尼索夫和其他人是读者愿意一直读下去的小说人物。事实上，那个时候的一小撮俄国贵族大胆而浅薄，他们庸俗地享乐，他们的恋爱像风暴一般激烈，而且拥有庞大的家族，他们都是非常有魅力的人。这么一个社会阶层不能用公正或进步加以形容。它植根于农奴制，这个制度早在托尔斯泰的童年时期就让他觉得不安，即使是那些“受过启蒙”的贵族也会觉得很难想象农民和他们一样都是人。托尔斯泰本人直到步入成年很久之后才不再殴打他的仆人。 那些地主对其庄园内的农奴享有类似于初夜权的权力。托尔斯泰至少有一个私生子，他那贵庶私通所生的半个兄弟是家里的马夫。但是，你不会认为这些头脑简单多子多孙的俄国人和那些供养着达利的都市雅痞一样卑鄙可耻。他们的可取之处在于他们性格朴实，他们从未听说过安非他明或涂成金色的脚指甲。虽然后来托尔斯泰比大部分人更坦诚地忏悔自己年轻时犯下的罪行，但他一定知道他的力量——他那身健硕的肌肉的力量和创造力——是汲取自那个粗俗而健康的背景，在那里，你可以在沼泽地打水鹬，女孩子们要是一年去跳三场舞就觉得自己是幸运的人儿。 狄更斯的一大缺点在于他对乡村生活根本没有进行过描写，甚至连马虎应付的态度也没有。他甚至毫不掩饰地表明自己对农业一无所知。在《匹克威克外传》里有几段关于打猎的滑稽描写。但狄更斯作为中产阶级的激进分子，没办法以赞许的态度去描写这类娱乐活动。在他眼中，打猎根本就是势利的娱乐，而在那时候的英国，它们确实是势利的娱乐。在圈地运动、工业发展、贫富悬殊和狂热捕猎野雉和红鹿的共同作用下，英国的老百姓被逐出土地，使得或许是人类共有天性的狩猎本能似乎成为只是贵族的癖好。《战争与和平》里面写得最好的一段也许是猎狼。最后是那个农民的狗先于贵族们的狗找到了那头狼。后来，娜塔莎发现在那个农民的小茅屋里跳舞是很自然的事情。 要在英国看到这一幕，你得将时间往前推一百年或两百年，那时候地位的差别并不代表生活习惯会有非常大的差别。狄更斯时期的英国已经被那些“擅闯者将被起诉”的木牌所统治。当你想到为人所接受的左翼思想对于打猎、射击和其它运动的态度，你会觉得列宁、斯大林和托尔斯泰在世时都是热衷体育的人是很奇怪的事情。但那时候他们的祖国是一个广袤空旷的国家，运动和势利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而乡村与城镇没有完全割裂。几乎任何现代小说家都以之作为创作素材的这个当今社会要比托尔斯泰的社会更加刻薄，没有那么高贵，而且有着更多让人烦恼的事情。能把握住这一点是作家天赋的标志之一。如果乔伊斯把《都柏林人》里面那些人写得没有他们真实的情况那么令人讨厌，那他就是在歪曲事实。但托尔斯泰的天然优势在于：其它都一样的情况下，谁愿意去写寄宿家庭里鬼鬼祟祟的通奸或信奉天主教的醉酒商人庆祝“浮生偷得半日闲”，而不去写皮埃尔和娜塔莎的故事呢？ 哈利·列温先生在他那本评述乔伊斯的作品里有一些传记式的细节描写，但他不能告诉我们多少关于乔伊斯生前最后一年的情况。我们所知道的就是，当纳粹入侵法国时，他由边境逃到了瑞士，大概一年后在老家苏黎世逝世。似乎就连乔伊斯的子女们也不知所终。 学术界的批评家们忍不住要拿乔伊斯鞭尸。《泰晤士报》为他刊登了一则尖酸机智的简短讣告，然后——虽然《泰晤士报》从来不缺版面刊登关于棒球比赛的安打率或杜鹃的初啼——却拒绝刊登托马斯·斯特恩斯·艾略特写的抗议信。这很符合盛大而古老的英国传统：对死者总是得说些好话，但如果他们是艺术家则作罢。如果是一个政治家逝世，他的死敌会在议会起立并违心地说上几句悼词，而作家或艺术家则一定会被嘲讽，至少如果他有水平的话会是这样。戴维·赫伯特·劳伦斯一死，整个英国出版界就联合起来羞辱他（“色情作家”是惯用的称谓）。但那些傲慢的讣告只是乔伊斯意料中的事情。法国沦陷和像政治嫌疑犯那样逃脱盖世太保的魔掌则是另外一回事了。当战争结束时，了解乔伊斯会作何感言会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乔伊斯一直在有意识地回避英国和爱尔兰的庸俗。爱尔兰容不下他，英国和美国很难忍受他。他的书被拒绝出版，胆小的出版商排好版后就将其摧毁，一发行就被查禁，在当局默许纵容下被盗印，而且几乎没有人关注，直到《尤利西斯》出版。他有满腹牢骚，对此内心深有感触。但是，他的目标是当一名“纯粹的”艺术家，“超越战争”，不理会政治。他在瑞士写下了《尤利西斯》，拿着奥地利的护照，领着英国的养老金，他对1914年至1918年那场战争几乎毫不关注。但乔伊斯发现当前这场战争是不容忽视的。我想它一定已经促使乔伊斯进行反思，意识到作出政治选择是必然之举，就算是愚昧也比极权主义要好一些。 希特勒和他的同伙所表明的一件事情就是，过去一百年来知识分子有过一段相对美好的时光。说到底，乔伊斯、劳伦斯、惠特曼、波德莱尔甚至奥斯卡·王尔德所遭到的迫害和自从希特勒上台后整个欧洲的自由派知识分子的遭遇相比又算得了什么？乔伊斯怀着厌恶离开了爱尔兰，但他并没有必要逃生；而当德国坦克驶入巴黎时，他只能落荒而逃。《尤利西斯》面世时，英国政府立刻将其查禁，但十五年后将其解禁。或许更重要的是，在他撰写这本书的时候，英国政府资助了他的生计。在此之后，在一位匿名崇拜者的慷慨资助下，乔伊斯在巴黎度过了近二十年的文明生活，创作了《芬尼根守灵夜》，身边聚集了一群门徒，而勤勉的学术专家不仅将《尤利西斯》翻译成多门欧洲语言，甚至还译出了日文版。从1900年到1920年他尝到了饿肚子和被忽视的滋味，但总的来说，如果你从德国集中营里进行观察的话，他的生活似乎还过得蛮好的。 如果乔伊斯落入纳粹手中，他们会对他怎么样？我们不知道。他们或许会努力争取他，把他加入到他们的“悔改”文人之列。但他一定会知道他们不仅摧毁了他所习惯的社会，而且是他所珍视的一切事物的死敌。他想要超越的那场战争终究还是让他直接牵连在内，我希望到最后他说出了对于希特勒的不恪守中立的评论。而这番话出自乔伊斯之口，或许会是很有分量的嘲讽。这些话现在正存于苏黎世，在战后将会被人所了解。 随意集·十六 1944年3月17日 我没有权力将自己的理念付诸实践，但就像那些在世界各地寻求庇护的流亡政府一样，我对下列词语和表达方式宣判死亡： “Achilles’ heel”（阿喀琉斯之踵）、“jackboot”（长统靴）、“hydra-headed”（九头蛇）、“ride roughshod over”（铁蹄践踏）、“stab in the back”（背后捅刀子）、“petty-bourgeois”（小资产阶级）、“stinking corpse”（臭气熏天的死尸）、“liquidate”（清算）、“iron heel”（铁蹄）、“blood-stained oppressor”（沾满鲜血的压迫者）、“cynical betrayal”（狠毒的背叛）、“lackey”（狗腿子）、“flunkey”（奴才）、“mad dog”（疯狗）、“jackal”（豺狼）、“hyena”（土狼）、“blood-bath”（浴血）。 无疑，这一清单可以时时追加内容，但这些就够了，我们继续往下说。它包含了相当一部分在前几年的马克思主义文学作品中盛行的僵死比喻和翻译得很蹩脚的外国词语。 当然，除了这一种英文之外，还有许多其它形式的蹩脚英文，有官方英语或商圈英语，有白皮书英语，有议会辩论英语（在最矫情的时候）和英国广播电台的新闻英语。还有科学家和经济学家，他们本能地喜欢使用“contraindicate”（忌用）和“deregionalization”（去区域化）。美国俚语虽然很吸引人，但从长远来说或许会让英语陷于贫乏。现代英语在说话时总是很散漫，不把元音发好，（在伦敦地区，你必须使用肢体语言才能区别开“三便士”和“三个半便士”）还有将动词与名词互相通用的趋势。但在这里我要探讨的只是一类蹩脚的英语：马克思主义英语或宣传册英语，这些在《工人日报》、《劳动者月刊》、《平民报》、《新领袖报》和其它类似的报刊里都可以读到。 许多政治文学中的表达方式只是委婉用语或修辞上的伎俩。举例来说，“lidiquate”（清算）（或“eliminate”［消灭］）是“杀戮”的礼貌用语，而“realism”（现实主义）通常意味着“欺诈”。但马克思主义术语的特征在于大部分是翻译过来的。它那些标志性的词汇源自德语或俄语，它们从一个国家引入到另一个国家，没有考虑为其找到合适的、意义对等的词语。比方说，下面是一篇马克思主义文章的内容——潘泰莱里亚岛的居民向盟军的致辞。 “潘泰莱里亚岛的居民对英美联军将他们从狂妄和邪恶的政权中解放出来的迅速行动致以‘感激和敬意’，该政权不仅像巨大的八爪鱼那样吸取真正的意大利人的精华长达二十年之久，而且现在正将意大利变成一片满目疮痍的废墟，动机只有一个，那就是为它的当权者榨取非法个人利益，他们以矫饰而空洞的所谓的爱国主义作为面具，隐藏最卑劣的动机，与那帮德国盗匪同流合污，孵化出最低劣的利己主义和最黑暗的遭遇，而且一直以来，他们怀着令人作呕的冷酷无情，践踏着千千万万的意大利人的鲜血。” 这些乱七八糟的词语可能是从意大利文翻译过来的，但重点是，你或许不会认出它是意大利语。它或许是从任何欧洲语言翻译过来的，也有可能是由《工人日报》直接撰稿的，这种写作风格真的是国际化了。它的特点是不停地使用现成的比喻。同样地，当意大利的潜水艇击沉了给西班牙共和军运送武器的船只时，《工人日报》敦促英国海军“将那些海上的疯狗扫平”。显然，能够写出这些话的人已经忘记了词语是有含义的。 一个俄国朋友告诉我，俄语骂人的话要比英语更加丰富，因此，俄语骂人的话有的没办法准确翻译出来。因此，当莫洛托夫 (70) 斥责德国人是“cannibals”（食人族）时，或许他用的是一个俄国人听起来很自然的词语，但“食人族”只是一个近似的翻译。可是我们的本土共产党人从业已停刊的《国际通讯》和类似的出处接受了它和一长串这类翻译得很蹩脚的词语，然后出于思维习惯，以为它们是地道的英语表达方式。共产党人的骂人词汇（根据当时的“阵营划分”，既用在法西斯分子身上，也用在社会主义者身上）包括如下词语：“hyena”（土狼）、“corpse”（死尸）、“lackey”（狗腿子）、“pirate”（海盗）、“hangman”（刽子手）、“bloodsucker”（吸血鬼）、“mad dog”（疯狗）、“criminal”（罪人）、“assassin”（刺客）。这些词语都是翻译过来的，无论是第一手、第二手还是第三手，而且绝不是一个英国人在表示反对时自然而然会使用的词语。他们在使用这一语言，却对它的意思毫不在乎，实在是令人惊讶。问一个记者什么是长统靴，你会发现他不知道那是什么。但他仍在大谈长统靴。或者，“铁蹄践踏”是什么意思？也很少有人知道。根据我的经验，只有为数很少的社会主义者知道“无产者”这个词是什么意思。 马克思主义语言最糟糕的例子是“狗腿子”和“奴才”。革命之前的俄国仍然是一个封建国家，那些帮闲的奴仆是社会结构的一部分，在那个语境下，“狗腿子”是有意义的。英国的社会情况很不一样。除了公共职能部门外，上一次我看到一个身穿制服的男仆是在1921年。事实上，在日常用语中，“奴才”这个词从九十年代就已经失去意义了，而“狗腿子”这个词已经绝迹了将近一个世纪。但它们和其它同样不贴切的词语被挖掘出来用于宣传目的，结果就形成了一种写作文风，这种文风与用地道的英语写作相比，就好像拼凑一张拼图和画一幅画相比。它只是将几个现成的语句拼凑在一块。你大可以说“九头蛇般的穿着长统靴的军人以铁蹄践踏了鲜血淋漓的豺狼”。要证实这一点，你可以参阅几乎任何共产党或其它政党发行的宣传册。 随意集·十七 1944年3月24日 在我们这个时代所有尚未得到回答的问题中，或许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是法西斯主义？” 在美国，一个社会调查组织向一百个人提出这个问题，答案从“纯粹的民主”到“纯粹的邪恶”都有。在这个国家，如果你请一个愿意思考的普通人给法西斯主义下一个定义，他通常会回答那是德国和意大利的政权。但这个答案很不能让人满意，因为即使那几个法西斯大国在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上也有非常大的差异。 举例来说，德国和日本就不可同日而语，有些被称为法西斯国家的小国更是难以定义。比方说，我们总是认为法西斯主义的本质是好战，它在充满战争狂热的环境中如鱼得水，它只能通过备战或海外征服解决其经济问题。但这显然并不是真的。比方说，葡萄牙或几个南美独裁体制就不是这样。再者，反犹主义被认为是法西斯主义的一个突出特征，但有的法西斯运动并没有反犹主义色彩。那些高深的辩论经年累月在美国杂志中回响着，却连确定法西斯主义到底是不是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也做不到。但不管怎样，当我们把“法西斯主义”这个词用在德国、日本或墨索里尼统治的意大利时，我们大体上知道我们指的是什么。在国内政治中，这个词失去了最后残余的意思。因为如果你研究报刊的话，你会发现在过去十年里几乎没有哪一群人——没有哪个政党或组织——不被斥责为法西斯分子。 在这里我不是在说口头上所说的“法西斯分子”，我说的是我所见过的印成文字的内容。我见过“同情法西斯分子”或“法西斯主义倾向”，或干脆就是“法西斯分子”，被极其严肃地用在下列这些人身上： 保守党人：所有的保守党人，绥靖主义者或反绥靖主义者，都被认为在主观上是亲法西斯派。英国对印度和各个殖民地的统治被认为和纳粹主义没有什么两样。那些你可以称其为爱国和传统的组织被列为法西斯主义的秘密赞同者或“思想上有法西斯主义倾向”。这些组织包括：童子军、伦敦警察厅、军情五处、英国退伍军人协会等。关键的一句话：“公学是孕育法西斯主义的摇篮。” 社会主义者：为老派的资本主义辩护的人（如厄尼斯特·本爵士 (71) ）认为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是一回事。有一些天主教记者认为社会主义者在纳粹占领的国家与他们展开密切的合作。在共产党的极左时期，同样的指控则是从另一个角度发起的。从1930年到1935年，《工人日报》习惯性地将工党斥为“工党法西斯分子”，并得到其他左翼极端分子如无政府主义者的响应。一些印度民族主义者认为英国的工会就是法西斯组织。 共产主义者：许多思想家（例如：劳希林 (72) 、彼得·德鲁克 (73) 、詹姆斯·伯恩汉姆、弗雷德里克·奥古斯特·沃伊特 (74) ）认为纳粹政权和苏维埃政权并没什么不同，所有的法西斯分子和共产主义者目标是一致的，甚至有时候就是同一帮人。《时代》的社论（在战前）就称苏联为“法西斯国家”。这一点从不同的角度得到了无政府主义者和托派的响应。 托洛茨基主义者：共产主义者指责托洛茨基主义者的核心组织，即托洛茨基自己的组织，是领取纳粹政府津贴的秘密赞同法西斯主义的组织。在人民阵线时期左翼人士普遍相信这一点。在极右阶段，共产主义者倾向于将这一指控加在所有比他们左倾的党派身上，如“共同财富党”或“独立工党”。 天主教徒：出了自己的圈子，天主教会几乎普遍被视为无论在主观或客观上都是亲法西斯派。 反战人士：和平主义者和其他反对战争的人经常被指责不仅使轴心国更加方便行事，而且越来越带有亲法西斯派的色彩。 主战派：反战人士经常使用的理由是，英国的帝国主义要比纳粹主义更加糟糕，因此将“法西斯分子”这个词用在任何希望获得军事胜利的人身上。“人民会议”的支持者就差没说出抵抗纳粹侵略的决心也是同情法西斯的一种体现了。国民自卫队甫一出现就被斥为法西斯组织。而且整个左翼群体倾向于将军事主义等同于法西斯主义。有政治觉悟的士兵几乎总是说他们的军官“有法西斯主义思想”或“天生就是法西斯分子”。作战训练、吐口水擦枪和向长官敬礼都被视为有助于法西斯主义滋生。在战前，加入地方义勇军被视为有法西斯倾向的一种体现。征兵制和职业军队都被斥为法西斯主义的现象。 民族主义者：民族主义普遍被视为本质上是法西斯主义，但这只是在说话的人碰巧反对某个民族主义运动时才会说出来。阿拉伯民族主义、波兰民族主义、芬兰民族主义、印度国大党、穆斯林联盟、犹太复国主义和爱尔兰共和军统统被说成是法西斯主义，但说的人各不相同。 从这些用法可以看出“法西斯主义”这个词几乎完全失去了意义。当然，在对话中这个词的用法比在书面中的用法更滥。我听过它被用在农民、小店主、社会信贷论 (75) 、体罚、猎狐、斗牛、1922年委员会 (76) 、1941年委员会 (77) 、吉卜林、甘地、蒋介石、同性恋、普雷斯利的广播、青年旅馆、占星学、女人、狗和天知道什么事物上面。 但是，在这一片混乱的下面另有深意。首先，那些所谓的法西斯政权和所谓的民主政权有着非常大的区别，这很容易指出，但不容易解释清楚。其次，如果“法西斯主义”意味着“同情希特勒”，上面我所列举的某些指控就要比别的指控明显更加名正言顺。第三，就连那些到处肆意滥用“法西斯分子”这个词的人至少也是带着一定程度的感情在使用它的。他们口中的“法西斯主义”大体上说指的是某种残忍无情、寡廉鲜耻、傲慢自大、愚昧落后、反对自由和反对工人阶级的事物。除了相对少数同情法西斯主义的人外，几乎每个英国人都会接受“横行霸道”就是“法西斯主义”的同义词。这就是这个被滥用的词语的近似定义。 但法西斯主义还可以是一个政治和经济体制。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对它作一个清晰而广为接受的定义呢？哎呀！我们不应该有这么一个定义——至少现在还不是时候。要解释个中原因会花费太多的时间，但基本上是因为，在法西斯分子自己、保守党以及任何政治色彩的社会主义者都不愿意承认某些事实的情况下，不可能为法西斯主义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定义。现在你能做的，就是慎重地使用这个词，不要将其贬低为一个骂人的脏词这样的水平，而这种事情经常发生。 随意集·十八 1944年3月31日 前几天我参加了一个记者招待会，在会上一个刚刚抵达的法国人——他们说他是一位“知名法学家”，但他不能透露名字或其它细节信息，因为他的家人在法国——对最近处决普丘 (78) 这件事阐述了法国人的观点。我很惊讶地注意到他明显是站在维护处决的立场，似乎认为处决普丘是一件在英国人和美国人眼中需要大力辩护的事情。他的主要观点是，普丘并不是因为政治上的原因而被枪毙，而是因为“通敌”这个寻常的罪名，按照法国的法律总是可以被判处死刑。 一位美国记者问了这个问题：“如果是某个小官员通敌，比方说，一位警司，其犯罪性质是一样的吗？”“当然是一样的！”那个法国人回答。因为他刚刚从法国来，想来他代表了法国人的意见，但你可以猜测得到，事实上只有最活跃的通敌者才会被判处死刑。任何真正的大开杀戒之举，如果那真的发生，多半会是贼喊抓贼，因为有许多证据表明1940年时许多法国人或多或少是支持德国的，直到他们了解德国人的真面目才改变了主意。 我不希望像普丘这样的人逍遥法外，但几个很难说得清楚是卖国贼的人，包括一两个阿拉伯人已经被枪毙了，这场对叛徒和俘虏展开的报复引发了战略上和道德上的问题，那就是，如果我们现在枪毙了太多的小老鼠，或许时候一到我们就没有热情去对付那些大老虎了。很难相信不将那些应负上责任的个人处决的话，法西斯政权会被彻底摧毁，每个国家都得杀几百人，甚至几千人。但那些真正有罪的人或许可能到最后得以逃脱，原因很简单：公共舆论早被虚伪的审判和冷血的处决给恶心透了。 事实上，这正是在上一场战争中所发生的事情。经历过那些年头的人谁不记得在英国被煽动的对于德国皇帝近乎疯狂的仇恨？就像这场战争中的希特勒一样，他被认为是我们的所有苦难的根源。没有人质疑是否应该将他立刻逮捕处决，唯一的问题是采取什么样的办法。根据杂志文章里所写的，我们的敌人得上刀山下油锅，什么车裂、开膛破肚或五马分尸都被认真地进行了探究。皇家军事学院的展览贴满了粗俗不堪的讽刺漫画，画着德国皇帝被打下十八层地狱。最后的结果是怎样呢？德国皇帝 (79) 逊位去了荷兰（虽然1915年的时候他已经“罹患癌症奄奄一息”），又活了二十二年，是欧洲最有钱的人之一。 所有其他的“战犯”也都一样。虽然各种威胁和承诺说得震天响，但没有战犯受到审判。确切地说，有十来个人受到审判，被判处入狱服刑，然后很快就被释放。当然，虽然德国的军国阶层没有被消灭是因为同盟国的领导人有意识的政策——他们害怕德国会展开革命，但普通人的情感剧变也促成了它的实现。当他们有能力进行报复的时候，他们并不想这么做。比利时惨案、卡维尔小姐 (80) 、未经示警就击沉客轮的潜水艇艇长和机关枪扫射后的幸存者——不知怎地这些全都被遗忘了。一千万无辜的人被杀，而没有人想要杀戮继续下去，杀掉几千个罪犯。 我们会不会枪毙那些碰巧落到我们手上的法西斯分子和卖国贼这个问题本身或许并不是非常重要。重要的是，报复和“惩罚”不应该成为我们的政策的一部分，甚至不应该出现在我们的白日梦里。直到目前为止，这场战争一个令人慰藉的特征是，在这个国家仇恨并没有大规模地出现。上次战争时出现过的非理性的种族主义并没有出现——比方说，没有人声称所有的德国人都长着猪一样的面孔。即使“Hun”（德国蛮子）这个词也没有真正流行起来。在这个国家的德国人大部分是难民，他们的待遇不是很好，但没有像上次那样遭受残酷的迫害。举例来说，在上一场战争中，在伦敦街头说德语会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那些可怜的德国面包师傅和理发师傅经营的小店惨遭暴徒的洗劫，德国音乐不受人待见，就连达克斯猎犬也几乎绝迹，因为没有人想养一只“德国狗”。而在德国重整军备的早期，英国人软弱的态度与战争年间那些愚蠢的事情有着直接的联系。 仇恨不能作为制订政策的基础，奇怪的是，带着仇恨的政策不但会导致过度强硬，也会导致过度软弱。在1914年至1918年那场战争中，英国人被煽起了丑陋的仇恨，他们被灌输了荒谬的谎言，什么比利时的婴儿被钉在十字架上，德国的工厂利用尸体做人造黄油。而战争甫一结束，他们自然而然就产生了情绪反转，而当部队归国后讲述起对敌人热烈的钦佩时（英国部队总是如此），反转就更加强烈了。结果就是自1920年以来英国出现了夸张的亲德情绪，一直持续到希特勒坐稳了权力的宝座为止。在那几年，所有的“开明”意见（参阅1929年之前任何一期《每日先驱报》）都相信德国对战争不负有责任。特赖奇克 (81) 、伯恩哈迪 (82) 、泛日耳曼主义 (83) 、日耳曼人的神话、德国人自1900年以来公开的对“开战之日”的自吹自擂——所有这些都没有人过问。凡尔赛条约背负着世界上最大的骂名，却很少有人听说过布雷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 (84) 。这就是四年来谎言和仇恨的狂欢的代价。 从1933年起，在法西斯主义扩张的那些年头里，任何想要唤醒公共舆论的人都知道仇恨宣传会造成怎样的后遗症。“暴行”被看成是“谎言”的代名词。德国集中营里发生的故事都是暴行，因此它们都是谎言——普通人就是这么想的。那些左翼人士想让公众将法西斯主义视为无以言状的恐怖，但他们得与自己在十五年前做过的政治宣传进行斗争。 这就是为什么我看到审判“战犯”时和证人获准作出富于煽动性的政治演讲时不高兴的原因——虽然我认为普丘死不足惜——特别是那些地位卑微的战犯。我更不高兴看到左翼团体与瓜分德国、强制要求数百万的德国人进行劳动和制订让凡尔赛条约小巫见大巫的赔偿方案联系在一起。所有这些心怀报复的白日梦就像1914年至1918年的白日梦一样，只会使得现实的战后政策更加难以实现。如果你想的是“让德国付出代价”，那到了1950年你很可能会发现自己在称颂希特勒。重要的是结果，我们对这场战争希望得到的一个结果是确保德国不会再挑起战争。我无法肯定这个结果是以冷酷无情的手段还是以慷慨怀柔的手段去获得比较好，但我很肯定要是我们受仇恨蒙蔽的话，这两种手段都会更加难以实施。 随意集·十九 1944年4月7日 有时候，在橱柜的顶部或抽屉的底部，你会不经意看到一份战前的报纸，当你对它厚重的篇幅的惊讶感觉过去后，你会发现自己惊叹于它几乎难以置信的愚蠢。我碰巧看到的是1936年1月21日的《每日镜报》。或许我不应该单凭这一份报纸就得出太多结论，因为《每日镜报》在那个时候是我们位居第二的最愚蠢的报纸（第一名当然是《梗概》，它现在还是第一），而且因为那一期里面刊登了乔治五世驾崩的讣告。因此，它并非完全具有代表意义。但不管怎样，值得将它作为在两场战争之间强加在我们身上的那些读物的极端例子进行分析。如果你想要知道为什么你的房子会被轰炸，为什么你的儿子会在意大利，为什么所得税1英镑要收10先令，而黄油的限量供应没有显微镜只能勉强看得见，下面是原因的一部分。 这份报纸有28个版面。其中头17版全部用于报道驾崩的国王和王室的其他成员。里面有国王的生平，关于他以政治家、家里的男人、士兵、水手、摩托车手、播音员和别的什么身份进行活动和参加过大大小小的狩猎活动的文章，当然，还有不计其数的相片。除了一则广告和一两封信件外，前17个版面里你找不出其它《镜报》的读者可能感兴趣的话题。在第18版出现了第一则与王室无关的内容。不消说，那就是连载漫画。从第18版到第23版全都被娱乐指南、幽默文章等内容所占据。第24版开始刊登新闻，你读到一桩高速公路抢劫案、一场滑冰比赛和即将举行的拉迪亚·吉卜林的葬礼。还有关于动物园一条不肯进食的蛇的详细报道。然后只有第26版是《每日镜报》对现实世界的报道，标题是 领袖 (85) 作出轰炸保证不再攻击红十字会 在标题下面，大概占了专栏的一半空间，文章解释说领袖对于红十字会遭受轰炸“深表遗憾”，轰炸并非出于故意，并补充说国联刚刚拒绝了阿比西尼亚人希望得到援助的请求，拒绝调查对意大利人犯下暴行的指控。接下来是更合《每日镜报》口味的话题，刊登了精挑细选的谋杀案、死亡事故和拉塞尔伯爵的秘密婚礼。最后一版的大字标题是：“ 爱德华八世万岁 ”。有一则生平小介和一张非常理想化的相片，里面那个男人一年后就被保守党像开除一名管家那样赶下了台。 在这一期的《镜报》里没有提及的话题有失业（当时有两三百万人失业）、希特勒、阿比西尼亚战争的进展、法国动荡的政治局势和西班牙已经明显爆发的麻烦。虽然这只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那时候几乎所有的报纸或多或少都是那样。它们不准刊登关于当前事务的真实信息，能瞒就瞒。整个世界——因此，那些黄色小报的读者被教导说——是一个舒服的地方，主题是忠诚、犯罪、美容文化、运动、色情和动物。 任何人在进行了必要的比较后都不会怀疑我们的报纸比起五年前要理智了许多。一部分原因是它们的版面小了很多。现在只有大约4个版面刊登内容，而战争的新闻必定会将那些垃圾内容排挤掉。但比起以前，它们更加愿意以成熟的方式进行谈话，提及让人觉得不舒服的话题，以大字标题报道重要的新闻，而这是与记者在和广告商的对抗中势力获得壮大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从大约1900年起，英语报纸之所以会愚蠢到无法忍受的程度，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几乎所有的报刊都被操纵在几个大资本家的手中，他们希望资本主义长治久安，因此不想让公众学会思考。另一个原因是在和平时期报纸得仰仗消费品、建筑公司、化妆品和其它商品的广告而生存，因此希望保持“阳光的心态”，以鼓励人们去花钱。乐观主义对贸易是好事，而越多的贸易意味着越多的广告。因此，不要让人民知道关于政治和经济情况的事实，将他们的注意力引到大熊猫、海峡游泳健将、王室婚礼和其它让人觉得心安的话题上。这两个原因中的第一个仍在发挥作用，但另一个几乎已经消失了。现在要让人花钱买报纸是非常容易的事情，而国际贸易急剧下降，广告商暂时松开了手。与此同时，内容审查和官方干涉增加了，但这造成的后果并不是那么严重，而且不会导致报纸变得愚蠢无知。被官僚控制总要比被骗子控制来得好一些。作为这一看法的证据，拿《标准晚报》、《每日镜报》，甚至是《每日邮报》和它们以前的情况比较一下就知道了。 但是，这些报纸都还没有恢复名誉——恰恰相反，它们在与电台广播的竞争中正渐渐变得声名狼藉——一部分原因是它们还没有克服它们战前的愚蠢，而另一部分原因是它们当中大部分仍保持着“卖弄噱头”的作派和唯恐天下不乱的矫情习惯。尽管它们比以前更加愿意报道严肃的题材，大部分报纸仍然根本不去考虑事实的细节。自从诺斯克里夫 (86) 把报业搞得乌烟瘴气之后，“报纸里写的一定就是真的”这一信念已经开始烟消云散，而战争还没有遏止住这一过程。许多人坦诚地说他们订阅这份或那份报纸是因为它很有趣，但他们对里面所说的内容一个字也不相信。 与此同时，英国广播公司自1940年以来在新闻方面获得了名望。“我在电台上听到的”如今几乎就等同于“我知道那一定是真的”。在世界上的大部分地方，英国广播电台的新闻被认为比其它交战国的新闻更加可靠。 怎么证实这一点呢？就我自己的经历而言，英国广播电台要比大部分报纸更加贴近真相，但倾向于进行负面的报道，对待新闻有着更加负责和有尊严的态度。它所宣扬的赤裸裸的谎言少一些，更加努力避免错误，而且——这或许是公众所在乎的——让新闻的比例更加得当。但这些都无法改变报纸的权威性不如电台是一场灾难这一事实。 电台的本质是极权主义的事物，因为它只能由政府或一个庞大的公司运作，在本质上它不可能像报纸那样几乎巨细无遗地报道新闻。说到英国广播电台，你还得记住一件事：虽然它不刻意报道谎言，但它干脆回避了每一个难堪的问题。即使在最愚昧或反动的报纸里，每一个话题至少会被提及，即使只是以文字的形式。如果你什么都没有，只有电台可以收听，你的信息将会出现惊人的空白。究其本质，报刊是更加自由和民主的事物，那些声名狼藉的报业巨头和新闻记者心知肚明地让自己堕落下去，他们应该对此负上责任。 随意集·二十 1944年4月14日 四月份的《共同财富报》刊登了几段话探讨英国出生率下降的问题。里面的内容大部分是真实的，但它也提到了如下的评论： “那些百事通立刻会指出避孕、营养学的错误、不孕不育、自私、经济上的不稳定等因素是生育率下降的主要原因。但这些原因并没有得到事实的验证。在纳粹德国，避孕是非法的，但生育率达到了创记录的低谷，而在没有限制避孕的苏联，人口却在呈健康的态势节节上升……正如佩克汉姆实验 (87) 所证明的，友爱和谐的环境会促进人口繁衍……一旦生活恢复了意义和目的，生育就会正常运作，生活将再次成为一场冒险，而不只是一场忍耐，我们将不会再听到婴儿短缺的消息。” 以这种马虎的方式探讨如此重要的问题对公众是不公平的。首先，你会从上面所引用的段落里得出希特勒使得德国的出生率下降了。恰恰相反，他将出生率提高到了魏玛共和国时期闻所未闻的水平。在战前，它在人口更替水平之上，是很多年来的首次。德国灾难性的生育率下降始于1942年，这在部分程度上一定是由于太多的德国男子离家造成的。俄国的生育率数字现在还没有，但它在同期一定是呈下降趋势。 你会认为俄国的高出生率是从俄国革命开始的，但在沙皇统治时期它也很高。而且里面根本没有提到出生率最高的国家，即印度、中国和日本（仅仅落后些许），难道可以说一个印度南部的农民的生活是“一场冒险而不只是一场忍耐”？ 关于这个问题，有一件事情可以说是几乎可以肯定的，那就是高出生率伴随着低生活标准，反之亦然，真实的例外情况很少，否则这个问题就太复杂了。不管怎样，极其重要的事情是，我们应该尽可能对它进行了解，因为要是当前的趋势在十年内，最多二十年内，没有得到扭转的话，我们的人口将会出现灾难性的下降。你不能像一些人所想的那样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类似的人口变化趋势在以前经常出现。现在专家们正在论证到本世纪末我们的人口将只剩下几百万，但在1870年，他们论证的是，到1940年英国的人口将达到一亿。要再次达到人口更替水平，我们的出生率并不需要出现极其惊人的上升趋势，就像土耳其在穆斯塔法·凯末尔 (88) 掌权以来出生率节节上升那样。但第一要务是找出人口上升和下降的原因，而认为社会主义会带来高出生率是不符合科学的，就像在这个问题上听信没有子女的罗马天主教牧师所说的话一样。 当我读到前一周在下议院里发生的事情时，我不禁想起二十多年前亲眼见到的一件小事。 那是一场乡村板球比赛。一边的队长是当地的乡绅，除了富得流油之外，是一个虚荣幼稚的人，对他来说赢得这场比赛似乎至关重要。和他一队的人几乎都是他的佃户。 轮到这位乡绅的球队击球，他本人出局了，坐在凉亭里。其中一个击球手在球落入守门员的手中时碰巧抵达己方的小门。“不算出局。”那个乡绅立刻喊道，然后继续和他身边的人谈话。但是主裁判作出了“出局”的裁决，那个击球手正往凉亭走去，走到一半时那个乡绅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情。突然间，他看到那个走回去的击球手，他的脸涨得通红。 “什么！”他嚷嚷着，“他让他出局了？胡说八道！他当然没有出局！”然后他站起身，攒着拳头，对裁判嚷道：“嘿，你干吗判他出局？他根本不应该出局！” 那个击球手停下脚步，裁判很踌躇，然后把那个击球手叫回球门那里，然后比赛继续进行。 那时候我还只是个孩子，对我来说那是我见过的最令人惊诧的事情。现在，随着岁月流逝，我们都变得如此世故，我的反应只会是猜想那个裁判会不会也是那个乡绅的佃户。 西德尼·达克 (89) 先生很生气地在《马尔文火炬》中对我和查尔斯·史密斯 (90) 先生关于基督教的言论进行了批判，因为我指出对于个体不朽的信念正在步入腐朽。他写道：“我敢打赌，如果进行盖洛普投票的话，百分之七十五（的英国人）会表示他们相信永生。”在同一周的别的刊物上，达克先生说这个数字会达到百分之八十五。 现在我很少遇到某个承认信仰个体不朽的人，无论他是来自什么背景。但我仍觉得如果你问每个人这个问题，给他一张纸和一支笔，很有可能有相当多的人（我不会像达克先生那样随便说出一个百分比）会承认死后可能会有“什么事情”发生。达克先生所遗漏的一点是，这个信仰失去了对于我们的祖先而言的真实性。我从来没有遇到过，确切地说是近几年从来没有遇到过任何让我觉得相信来生的存在就像他相信澳大利亚的存在一样信心坚定的人。对来生的信仰并没有像一种发自内心的信仰那样影响人的行为。与死后永恒的存在相比，我们的生命该是多么的短暂渺小！大部分基督徒表示相信地狱。但你遇到过一个就像害怕癌症那样对地狱心怀恐惧的基督徒吗？就算是十分虔诚的基督徒也会拿地狱开玩笑。他们可不会拿麻风病或脸庞烧得面目全非的皇家空军飞行员开玩笑，这件事太让人觉得痛苦了。写到这里我想起了已故的切斯特顿写的一首短诗： 真是遗憾，波帕出卖了他的灵魂， 在做早饭的时候被烤得嗞嗞作响。 金钱很有用，但不管怎样， 真是遗憾，波帕出卖了他的灵魂 他本可以像煤炭大亨一样坚持， 价格低迷时绝不清仓。 真是遗憾，波帕出卖了他的灵魂 在做早饭的时候被烤得嗞嗞作响。 切斯特顿是一个天主教徒，他可能说过信奉地狱。如果住在他隔壁的邻居被活活烧死，他是不会为这场火灾写打油诗的，但他能拿某个会被下油锅几百万年的人开涮。我认为这样的信仰毫无真实性可言。它就像伪钞一样，如同萨缪尔·巴特勒的《音乐银行》里面的金钱。 如今你走进《论坛报》的办公室，第一件映入眼帘的东西就是厚厚一沓纸张下时不时探出的一个鼻子。那是我正在处理短篇小说征文竞赛的稿件。此次的反应可以说非常热烈。征文竞赛于3月31日结束，但我们得到几个星期后才能宣布结果。我们希望能在4月28日的那一期里刊登获奖的故事。 随意集·二十一 1944年4月21日 在本周刊登于《论坛报》的一封信里，有人对我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因为我说过英国广播电台是比各大日报更好的获取新闻的来源，而公众也有同感。他说我从来没有听到过普通工人在新闻节目开始时嚷道：“把那傻逼节目给关掉！” 恰恰相反，这番话我听到过很多遍，但我更经常看到的是，当新闻报道开始时，酒吧里的顾客继续玩他们的飞镖和听他们的音乐什么的，吵闹声似乎没有半点消减。但我并不是在说每个人都喜欢英国广播电台，或认为它很有趣、深刻、民主或进步。我只是说人们觉得它是相对可靠的新闻来源。我认识很多人，当他们看到某则值得怀疑的新闻时，他们会等到电台节目予以确认后才相信。社会调查也证明了这一点——相对于电台节目，报纸的权威性已经下降了。 我再次重复之前所说过的内容——按照我的经验，英国广播电台相对忠于事实，而且，最主要的是，它处理新闻的态度很负责，不会单单是因为消息“有新闻价值”而进行广播。当然，不实的报道总是会发生，任何人都可以给你举出例子。但在大部分情况下，这是出于真心的错误，而英国广播电台的主要罪责在于避免任何争议话题而非直接充当宣传喉舌。毕竟——这一点我们的来信没有提及——它在海外的声誉还是比较高的。问任何一个欧洲来的难民，哪一个交战国的广播最符合真相，答案就是英国广播电台。在亚洲情况也是一样。即使在印度，那里的人十分仇视英国，根本不会收听英国的政治宣传和娱乐节目，但他们还是会收听英国广播电台的新闻，因为他们相信它大致接近真相。 即使英国广播电台传播了英国政府的谎言，它也会努力过滤掉其它谎言。举例来说，大部分报纸仍在继续报道美国人声称对日军军舰的毁灭性打击，照他们的说法，日本的整支舰队已经被消灭好几遍了，这些报纸根本没有对内容是否真实提出质疑。而据我所知，英国广播电台很早就对这一说法和其它不可靠的消息来源持怀疑态度。我知道不止一次，有报纸刊登了没有其它权威媒体报道而只有德国电台宣传的新闻——对英国不利的新闻，因为它“有新闻价值”和标新立异。 如果你在报纸上看到显然与事实不符的报道，然后打电话去问：“那则消息你是从哪儿得到的？”你总是被这么一番话搪塞过去：“抱歉，某某某先生不在办公室。”如果你坚持问下去，你通常会发现那个故事根本没有任何依据，但它读上去像是一则好新闻，因此就刊登了。除非事关诽谤，否则当有人问起名字、日期、数字和其它细节的准确性时，普通记者们会觉得很吃惊，甚至带着鄙夷。任何日报的记者都会告诉你，他的行业一个最重要的秘密，就是明明没有新闻也要弄得好像有新闻出来。 到了1940年五月底，为了节约用纸，报纸禁止出版海报。但是有几份报纸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仍在出版海报，经查问它们用的是旧海报。像“德军坦克师退却”和“法军坚守阵地”这样的标题可以被一用再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那些报贩用一块小板和粉笔自己写海报，经过他们自己的手笔，海报变得相对清醒一些，也更加贴近真相。它提到了真的刊登在你准备买的报纸里的新闻，而且总是挑出真正的新闻，而不是某件煽情的无聊琐事。这些报贩有很多人不知道大写的字母S该怎么弯曲，但比起他们那些百万富翁雇主，他们更加理解什么是新闻，对公众更加有责任感。 我们的来信读者认为英国报纸这么白痴，要怪罪的是公众和记者，而不是老板。他暗示说，你没办法靠办一份明智的报纸挣钱，因为公众要的是通篇的废话。我不能肯定是不是这样。目前大部分废话已经消失了，报纸的发行量并没有下降。但我确实同意——而且也这么说过——记者要承担一部分责任。他们眼睁睁地由得自己的职业堕落下去，而且我觉得责备像诺斯克利夫这样的人以最快的方式捞钱就像责怪一头臭鼬味道难闻一样。 关于英语的一个疑问是，它明明有最庞大的词汇，却总是从外语引入单词和短语。比方说，当你想表达“blind alley”（死胡同）时，说“cul de sac”（独头巷道）究竟有什么意义呢？其它根本没有必要的法国词语有“joie de vivre”（生活乐趣）、“amour propre”（自爱）、“reculer pour mieux sauter”（以退为进）、“raison d'etre”（存在的理由）、“vis-a-vis”（面对面）、“tete-a-tete”（促膝谈心）、“au pied de la letter”（望文生义）、“esprit de corps”（袍泽）等。像这样的词语还有几十个。其它没有必要的外来词来自拉丁语（虽然像“i.e.”［即］和“e.g.”［如］都是有用的缩略表达），自从战争爆发以来，我们接受了很多德语词汇：“Gleichschaltung”（一体化）、“Lebensraum”（生存空间）、“Weltanschauung”（人生哲学）、“Wehrmacht”（国防军）、“Panzerdivisionen”（装甲师）和其它正被随意使用的词语。几乎每一个外来词都已经有相对应的英语单词或可以轻易找到替代的表达方式。此外还有一个趋势，那就是接受美国的俚语，而不明白它们的含义。比方说，“barking up the wrong tree”（找错对象）这个表达被普遍使用，但经过询问，大部分人并不知道它的出处，也不知道它究竟是什么意思。 有时候吸收外来语是必需的，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将它的发音英语化，就像我们的祖先以前那么做一样。如果我们真的需要“café”（咖啡厅）这个词（两百年来我们用“咖啡馆”用得好好的），它的拼写应该是“caffay”或者发“cayfe”的音。“Garage”（车库）应该发“garridge”的音。让我们在说话时零零碎碎地进行外语发音，对于那些没有学过该门语言的人来说是非常烦人的事情，这到底有什么意义呢？ 为什么我们大部分人能找到一个生搬硬造的希腊文词语时绝不使用一个英语自身的词语呢？这方面的一个好例子是英语的花卉词语正在迅速消失。二十年前大家都在说“snapdragon”（龙头花），现在的名字叫“antirrhinum”，这个词你得查字典才写得出来。“forget-me-not”（勿忘我）渐渐被叫成“myositis”。许多其它的名字如“Red Hot Poker”（火炬花）、“Mind Your Own Business”（狗拿耗子花）、“Love Lies Sleeping”（沉睡之爱）、“London Pride”（伦敦之骄）都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取自植物学课本里的毫无色彩的希腊语名字。我最好不要在这个问题上继续纠缠下去，因为上一次我在这个专栏里提到花卉时，一位愤慨的女士来信说花卉是资产阶级的消遣。但我认为，以后在英语里面，“marigold”（金盏花）被“calendula”代替，而“the pleasant little Cheddar Pink”（快乐的粉红小切达）这个名字没有了，变成了“Dianthus Caesius”并不是一个好兆头。 随意集·二十二 1944年4月28日 1940年，在壮观的高射炮阵朝伦敦上空开火的那天晚上，我在皮卡迪利广场，刚好大炮开火，我逃到皇家咖啡厅躲起来。人群里有一个样貌堂堂、衣着入时、年约二十五岁的年轻人正拿着一份《和平新闻报》到处烦人，想引起旁边桌子每个人的注意。我和他搭话，对话的内容大概是这样的： 年轻人：“我告诉你吧，到圣诞节的时候事情就会结束。届时一定会达成妥协和平。我对萨缪尔·霍尔爵士很有信心。跟那群人在一起很掉价，这个我承认，但霍尔是我们自己人。只要霍尔在马德里，就有达成妥协的希望。” 奥威尔：“那他们为抵御侵略所做的所有这些准备工作呢？——他们到处修筑的方形工事呢？地方抵抗志愿军呢？” 年轻人：“噢，那些只是表示当德国人杀到这里时他们准备好镇压工人阶级。我想他们当中有些人傻兮兮地试图进行抵抗，但丘吉尔和德国人很快就会把他们解决掉的。别担心，事情很快就会结束的。” 奥威尔：“你真的愿意看到你的孩子长大后成为纳粹分子？” 年轻人：“一派胡言！你不是以为德国人准备在这个国家宣扬法西斯主义吧？他们可不想培养一个尚武的民族和他们作对。他们的目的是将我们变成奴隶。他们将鼓励每一场他们能插手的和平主义运动。这就是为什么我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他们会扶植像我这样的人。” 奥威尔：“把像我这样的人枪毙？” 年轻人：“那可真是太糟糕了。” 奥威尔：“但是，为什么你这么渴望活下去呢？” 年轻人：“那样的话我就可以进行我的工作，当然。” 在对话里我了解到那个年轻人是个画家——我不知道他的水平怎么样，但不管怎样，他对艺术怀有诚恳的追求，愿意为了追求艺术事业而面对贫穷。作为一名画家，在德国占领下他可能要比一个作家或记者活得好一些。但不管怎样，他所说的话里蕴含着一个非常危险的谬误，现在广泛传播于各个极权主义还没有实现的国家。 这个谬误就是相信在一个独裁的政府统治下你能保持内心的自由。如今这种或那种形式的极权主义在世界上的各个地方明显正尘嚣日上，有不少人以这么一个想法安慰自己。在街道上高音喇叭在大鸣大放，屋顶飘扬着旗帜，警察别着冲锋枪大摇大摆地走来走去，四英尺宽的领袖的脸庞从每面围墙上盯着你，但在各个阁楼里，专制政权的秘密敌人可以自由地写下他们的思想——他们或多或少就是这么想的。许多人以为这种事情现在就在德国和其它独裁国家发生。 为什么这个想法是错误的？我想说的事实是，现代的独裁制度不会像旧的专制体制那样留下空子。而且由于极权主义的教育方式，对于思想自由的渴望或许也会被磨灭。最大的错误是将人类想象成自治的个体。那种在专制统治下你应该从秘密的自由中得到快乐其实是一派胡言，因为你的思想从来都不完全是你自己的。哲学家、作家、艺术家甚至科学家不仅需要听众，他们还需要来自其他人不停的激励。没有谈话交流就几乎不可能进行思考。如果笛福真的在荒岛上生活过，他是写不出《鲁滨孙漂流记》的，他也不会有写书的想法。言论自由一被剥夺，创造力就将枯涸。如果德国人真的来到英国，我在皇家咖啡厅结识的那位画家很快就会发现他的画作水平下降了，即使盖世太保没有找他的麻烦。当欧洲的封锁结束时，我相信让我们大为吃惊的一件事会是，我们将发现，在独裁统治下有价值的作品——甚至包括像日记之类的东西——将会如此稀少。 巴希尔·亨里克先生，东伦敦少年法庭的主席，近来对现代女孩这个话题发表了评论。他说英国的男生“很不错”，但女生就不一样了： “你很少遇到一个真正的坏男生。这场战争对女生的影响似乎比对男生的影响更甚……现在孩子们一周会去看几场电影，看到他们想象中的美国的高标准生活，而那其实是对美国的歪曲。她们还从收音机里听那些狂野刺耳、乱七八糟的所谓音乐的噪音，深受其害……现在十四岁的女生衣着和谈吐就像那些十八九岁的女生，脸上同样涂抹着脏兮兮的脂粉。” 我不知道亨里克先生是否知道：一、早在另一场战争之前，将青少年犯罪归因于电影的负面示范就已经是老生常谈；二、现代女生其实和两千年来的女人差不多。人类历史的一大失败是阻止女人往脸上涂脂抹粉的漫长的尝试。古罗马帝国的哲人对当时的女人举止轻浮的谴责几乎和今天对现代女性举止轻浮的谴责没什么两样。在十五世纪，教会对拔眉毛这个可恶的习惯大加谴责。英国的清教徒、布尔什维克党人和纳粹党人都试图阻止女人用化妆品，但无一成功。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胭脂被认为是不体面的东西，总是以别的什么名字进行贩卖，但大家一直都在用它。 许多款式的裙子，从伊丽莎白时代的飞边到爱德华时代的窄底裙，都被牧师在布道坛上大加谴责，但没有多少效果。在二十年代，当裙子短得不能再短时，教皇颁布了赦令，宣称着装不得体的女人不能进天主教的教堂，但女性时装依然故我。希特勒的“理想女性”，是穿着橡皮布防水服的极为朴素的典范，在德国全境和世界的其它地方进行公示，但模仿者寥寥无几。我敢说，尽管亨里克一番苦口婆心，英国的女生仍会继续“涂抹着脏兮兮的脂粉”。据说即使进了监狱，女性囚犯也会用邮包上面的颜料给自己搽上口红。 至于为什么女人要用化妆品是另一个问题，但增加性吸引力是不是主要目的似乎很值得商榷。很少会有男人不认为涂红指甲是一件恶心的习惯，但数以千万计的女人继续做着同样的事情。与此同时，如果亨里克先生知道化妆虽然仍然存在，但不再像以前那么精致了，或许他会心里觉得宽慰一些。维多利亚时代的美女会在脸上涂以瓷漆，或通过“鼓颊器”改变面颊的轮廓，就像斯威夫特在他的诗作《致一位欲寝的美丽女神》里所描写的那样。 随意集·二十三 1944年5月5日 对于任何想好好乐上一乐的人，我会推荐一本十几年前出版的书，我前不久才得到的。这本书就是伊沃·阿姆斯特朗·理查兹 (91) 的《务实的批判主义》。 虽然它主要探讨的是文学批评的基本原则，里面还描写了理查兹先生与剑桥大学的英国学生进行的实验，或者你可以说，在他们身上进行的实验。多名不是学生但可能对英语文学感兴趣的志愿者也加入了实验。他们阅读了十三首诗，然后被要求对它们进行批评。这些诗的作者身份没有透露，没有一首是耳熟能详能被普通读者一眼就认出来的。因此，你所得到的文学评论样本不会受到常见的势利心态的影响。 一个人不应该自我感觉太良好，而且也没有必要这样，因为这本书的编排让你能够自己进行这个实验。那些没有署名的诗都放在结尾处，作者的名字被放在一张折叠页上，你得等到实验过后才去看。我得说，我只认出了两首诗的作者，其中一首是我以前读过的，虽然我对大部分诗歌的年代判定还算准确，误差范围在几十年之内，但我犯了两个糟糕的错误，其中一个是将一首写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诗错认成是雪莱 (92) 的作品。但不管怎样，理查兹博士记录下的某些评论很让人吃惊，它们表明许多自诩钟爱诗歌的人对诗的优劣根本没有概念，就像一只狗对算术茫然无知一样。 例如，阿尔弗雷德·诺耶斯的一首完全瞎编胡造的夸张的诗得到了许多好评。一则评论将它与济慈的作品相提并论。一首出自《随军牧师的小诗》的无病呻吟的民歌，作者是“伍德拜恩·威利” (93) ，也很受好评。另一方面，约翰·多恩 (94) 的一首非常优美的十四行诗却遭到冷落。理查兹博士只记录了三则好评，却有十几则冷淡或带着敌意的评论。一个作者鄙夷地说这首诗“会是一首好的赞美诗”，而另一则评论则说“我的反应就只有厌恶”。当时多恩的声望达到了顶点，无疑，大部分参与这个实验的人会拜倒在他的名声之下。劳伦斯的诗《钢琴》遭受了许多嘲讽，虽然有少数人对它加以褒扬。杰拉德·曼利·霍普金斯 (95) 的一首短诗也是如此。“这是我读过的最蹩脚的诗。”一位作者如是说。而另一则批评则干脆写道：“切！” 然而，在责备这些年轻的学生糟糕的鉴赏力之前，让我们记住，前不久有人出版了一本不是很有说服力的伪十八世纪日记，上议院的图书馆长、资深评论家埃德蒙德·戈斯爵士立刻对其信以为真。还有《巴黎人》的那篇美术评论，我忘了是哪个“画派”对一幅画极尽赞美之词，后来发现这幅画是把画笔系在一头驴子的尾巴上画出来的。 《新闻纪实报》在一篇名为《我们正在毁灭拯救我们的益鸟》的文章里面指出，“益鸟因为人类的无知而蒙受灾难，对茶隼和仓鹗正在展开愚蠢的捕杀。而再没有别的两种鸟对我们的贡献更大了。” 不幸的是，这种事根本不是出于无知。大部分食肉猛禽为了英国的敌人野雉而被杀掉。野雉与松鸡不同，野雉在英国不是很多，除了制造被荒置的林地和因它而产生的恶毒的狩猎法外，所有被怀疑会吃掉野雉的蛋或雏鸟的鸟兽都被系统地消灭掉。战前在赫特福德郡我的村子附近，我经常走过一排篱笆，那个猎场看守人将他的“猎物”挂在铁丝网上，有白鼬、黄鼠狼、田鼠、刺猬、松鸡、猫头鹰、茶隼、鹞子的尸体。除了老鼠和或许松鸡之外，其它的动物都对农业有益处。白鼬控制兔子的数量、黄鼠狼、茶隼和鹞子消灭老鼠，而猫头鹰也会吃田鼠。据计算，一只仓鹗一年要吃掉1 000到2 000只田鼠。但是，为了那种被拉迪亚·吉卜林恰如其分地形容为“一郡之贵族”的一无是处的鸟，它只能被消灭掉。 我们不得不推迟宣布短篇小说征文竞赛的结果，但我们在下周将刊登获得头奖的作品，而获得二等奖的几个作品我想将在两周后刊登。 下周我将谈一谈我对英国短篇小说的看法，但我接下来想说的是，在投稿的五六百篇作品中，我觉得大部分都写得很糟糕。有相当多的参赛者——比我预料的要多——有故事想写，但他们当中有太多人只是给出了故事的梗概，将它写成了一则轶事，没有角色刻画，总是写得很散漫。而其他人的投稿文笔不错，但没有关注里面的情节发展——事实上，只有描写而没有故事。令人失望的是，许多稿件在谈论乌托邦，或天堂里发生的事情，或加入怪力乱神的内容。不过，我承认要写关于真人的故事并不容易，还要有故事发生，还得限制在1 800字之内。除非我们的杂志再一次恢复维多利亚时期的版面，否则我不相信英国的短篇小说会有改善的希望。 随意集·二十四 1944年5月12日 最近在读一批很肤浅乐观的“进步”书籍时，让我感到惊讶的是那种自发地不断重复着那些1914年前很时髦的某些话语的方式。他们最喜欢说的两句话是“距离的消灭”和“国界的消失”。我不知道自己看到过“飞机和无线电消灭了距离”和“如今世界各地相互依存”这两句话有多少遍了。 事实上，现代发明一直在助长民族主义，使得旅行变得更加困难，切断了国与国之间的交流，使得世界各地更不依赖彼此的粮食和工业品。这并不是战争的结果。自1918年以来同样的趋势已经在起作用，但在大萧条后它们的作用进一步增强。 就以旅行为例。在十九世纪，世界上有一些地方还未经开发，但几乎没有旅行的限制。直到1914年你不需要护照就可以去除了俄国之外的任何一个国家。欧洲移民只要有几英镑的路费，就可以坐船去美国或澳大利亚，到了那里没有人会质问他。在十八世纪，在一个与你的国家正在打仗的国家旅行是很平常而且安全的事情。 然而，在我们这个时代，旅行正变得越来越困难，这里有必要列出世界上各个在战前就已经无法进入的地区。 首先是整个中亚地区。或许除了极少数想方设法的共产主义者，过去多年来没有外国人到过苏联统治的亚洲地区。由于英国和俄国的敌对状态，中国的西藏从1912年来就是一个封闭的地域。新疆理论上是中国的领土，同样无法进入。然后是整个日本帝国，除了日本本土之外，几乎都不对外国人开放。就连印度自1918年后也去不了了。甚至连英国人的护照也总是被拒签——有时候甚至连印度人也拒签！ 就连在欧洲，旅行的限制也正在越收越紧。正如那些可怜的反法西斯难民所发现的，除了短期探访外，要来英国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从1935年开始，苏联就很不情愿批署签证。所有的法西斯国家对任何查出有过反法西斯经历的人一概拒绝入境。很多地区只有在你不下火车的情况下才能通过。边境上到处是铁丝网、机关枪和巡逻的哨兵，他们总是戴着防毒面罩。 至于移民，从二十年代起就几乎断绝了。所有新世界的国家都在尽最大能力限制移民，除非他们能带去一大笔钱。日本和中国往美国的移民已经彻底停止了。欧洲的犹太人只能坐以待毙，因为他们无处可逃，而四十年前在沙皇推行民族迫害的时候，他们能够四散逃走。面对这一切，怎么有人能说现代的旅行方式促进了不同国家之间的相互沟通，我真是想不通。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思想上的接触也在减少。说无线电使得人们能与外国进行接触是在胡说八道。要真有影响，那只是起到反效果。没有人平时会去收听外国电台，但在任何国家要是有很多人收听外国电台的话，政府要么会颁布残酷的惩罚令或没收短波收音机，或设立干扰电台，阻止他们这么做。结果就是，每个国家的电台就像一个自成天地的独裁世界，日日夜夜对着收听不到别的电台的人们进行政治宣传的狂轰滥炸。与此同时，文学作品变得越来越没有国际化色彩。绝大多数独裁国家封杀了外国报纸，只让一小部分外国书籍流入，这些书都经过仔细的内容审查，有时候发行的是经过篡改的版本。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的信件总是在路上就被动手脚。在很多国家，过去十几年来，历史书籍被篡改，民族主义色彩比以前更加浓厚，这样一来孩子们长大时对外面的世界就会有尽可能大的误解。 追求经济自立（“自给自足”）的潮流自1930年以来就方兴未艾，经过这场战争更是愈演愈烈，或许将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像印度和南美等国家的工业化增加了他们的购买力，因此，在理论上对世界贸易会有帮助。但那些兴高采烈地说“如今世界各地相互依存”的人不知道的是，它们不再需要互相依赖。在一个牛奶可以造羊毛，石油可以造橡胶，北极圈可以种小麦，阿的平可以替代奎宁，维他命C药片可以当水果吃的年代，进口不再非常重要。任何广袤的地区都可以比拿破仑的时代更加彻底地封锁自己，虽然拿破仑的大军遭到禁运，但他们穿着英国造的大衣奔赴莫斯科。只要世界的趋势是朝民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在发展，科学的进步就只会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这里有几个当前物品的价格。瑞士造的小闹钟，战前卖5到10先令，时价3英镑15先令。二手轻便打字机，战前新的才要12英镑，时价30英镑。质量低劣的小椰纤刷子，战前卖3便士，时价1先令9便士。煤油灯战前卖大约1先令，时价5先令9便士。 我还能引用其它相似的价格。值得注意的是，比方说，上面提到的闹钟一定是在战前以旧的价格制造的。但大体上，最糟糕的东西似乎是二手物品——比方说，椅子、桌子、衣服、手表、婴儿车、单车和被单。经过一番调查，我发现现在有一条法律禁止二手物品坐地起价。这让我觉得心里宽慰了许多，就像那些十八岁的少年听说有人身保护法或印度苦力得知英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一样。 胡珀在《色当战役》中，描写了温普冯将军试图为战败的法军争取到最好条款的那场会谈。他说道：“从政治的角度上，给予我们体面的条款是为了你们的利益……基于维护了军队自尊的和平将会长久，而严苛的条款将会引发负面情绪，或许将挑起法国和普鲁士之间无尽的战火。” 这时，铁血宰相俾斯麦插话了，这番话收入了他的回忆录里。 “我对他说，我们或许会考虑一位国君的感激，但绝对不考虑一个民族的感激——我们根本不需要法国人的感激。在法国，没有什么制度或环境能够长久，政府和王朝总是在不停地更替，新的政权从不需要履行旧的政权作出的承诺……情况就是这样，我们不彻底利用我们的成功，那就真是愚蠢到家了。” 当今的“现实主义信念”大抵上始自于俾斯麦。这番愚昧的话在当时被认为极具“现实意义”，现在也是。然而，温普冯所说的话，虽然他只是在争取条件，却是千真万确的。如果德国人能大方地作出回应（即按照当时的标准行事），或许法国的报复情绪就不会被挑起。如果有人告诉俾斯麦那时候的严苛条款意味在48年后遭受惨痛的失败，他会说什么呢？无疑，答案或许会是：他会说应该开出更为严苛的条款。这就是“现实主义”——就像如果药让病人觉得难受的话，医生就会将剂量加倍一样。 随意集·二十五 1944年5月19日 薇拉·布里顿 (96) 小姐的宣传册《混沌的种子》对无差别或“毁灭性”轰炸发起了雄辩的抨击。她写道：“在英国皇家空军的狂轰滥炸下，数以千计无辜又无助的德国人民、意大利人民和德占区城市的居民遭受了痛苦万状的死伤，堪比中世纪最难以忍受的折磨。”许多著名的实施轰炸的人物，如佛朗哥将军和富勒少将 (97) ，都被引用以支持她的论述。但是，布里顿小姐并不是站在和平主义者的立场。显然，她很渴望赢得这场战争。她只是希望我们坚持“合法”形式的战争，放弃轰炸平民，她担心这会抹黑我们在后代子孙心目中的形象。她的这本宣传册是由轰炸限制委员会发行的，这个机构还发行了书名相似的其它宣传册。 现在任何理智的人在看待轰炸或任何其它战争行为时都只会感到厌恶。另一方面，没有哪个体面的人会在乎子孙后代的看法。一边接受战争是一种手段，与此同时又希望逃避战争更为明显的残忍特征所带来的责任，这是很让人不齿的事情。和平主义是站得住脚的立场，前提是你愿意承担后果。但所有“限制”或“人性化”战争的言论都是一派胡言，依赖的是普通人从来不会劳心费神去思考口号。 在这里所用的口号是“杀害平民”、“屠杀妇孺”和“毁灭我们的文化遗产”。它故意假定轰炸要比地面战争所造成的伤害更大。 当你仔细思考一番后，你会想到的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杀害平民比杀害士兵要糟糕一些？显然，在可以避免的情况下，你绝对不能杀害儿童，但只有在宣传册中才会出现每颗炸弹都落在学校或孤儿院上。每颗炸弹都会杀死不同群体的人口，但其比例并不具有代表性，因为孩子和怀孕的母亲总是第一批撤离的人，而有的年轻人则会参军。或许被炸的死难者中有不合比例的一大部分人是中年人。（直到目前，德国的炸弹炸死了英国六七千名儿童。我相信这个数字少于同期因交通事故而死的人数。）另一方面，“正常”或“合法”的战争则将年轻的男性人口中最健康最勇敢的精英挑选出来，然后加以屠杀。每一艘德国潜艇沉到海底就约有五十位健壮聪明的年轻男子被活活闷死。但听到“轰炸平民”这几个字就举起双手的人会满意地念叨着像“我们正赢得大西洋的战斗”这样的话。天知道我们对德国和被其占领的国家发起的大空袭已经致死了多少人，还将会死多少人，但你可以很肯定这个数字绝对比不上俄国前线已经发生的屠杀。 在目前的历史阶段，战争是无法避免的，既然它必须发生，在我看来，除了年轻男子之外，其他人也会被杀不见得就是坏事。我在1937年写道：“有时候当我想到飞机正在改变战争的情形，心里会觉得很宽慰。当下一场世界大战来临时，我们或许将看到史无前例的情景：一个身上有弹孔的沙文主义者。我们还没有见过这一情景（这或许是一个自相矛盾的说法），但不管怎样，这场战争的苦难已经比上一场战争更平均地分摊开来。平民可以置身战争之外，这个让战争成为可能的条件之一已经受到了撼动。与布里顿小姐不一样，我并不为此感到遗憾。我不觉得战争只局限于屠杀那些年轻人就是‘人性化的’，而那些老头子也被杀就是‘野蛮的’。” 至于“限制”战争的国际协议，当违反协议能够带来利益时，它们从来不会得到遵守。早在上一场战争之前，各国就已经同意不使用毒气，但结果它们还是照用不误。这一次它们停用了毒气，只是因为毒气在运动战中没有什么效果，而用于对付平民肯定会引起同样的报复。对于那些不会反击的敌人如阿比西尼亚人，毒气立刻就被使用了。战争的本质就是野蛮残暴的，承认这一点会比较好。如果我们认为自己就是野蛮人，那我们或许就会作出改善，至少这是可以想象得到的。 《论坛报》上有这么一封来信： 致被犹太人收买的编辑，伦敦《论坛报》 波兰军队中的犹太人 你总是在攻击我们英勇的波兰盟军，因为他们知道如何对付这些害虫一般的犹太人。他们还知道如何对付所有被犹太人收买的编辑和共产主义报纸。我们知道你们在领取犹太人和苏联的津贴。 你是英国的敌人的朋友！清算的日子就要到来了。当心。所有犹太猪都将被以希特勒的方式消灭——消灭犹太人 唯一的方式。 消灭犹太人。 这封信是在一部雷明顿打字机上打出来的（邮戳上盖着S.W.［西南区］），让我觉得有趣的一个细节是，这是一封复印件。 任何对这种人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不管怎么保证，怎么解释，怎么出示最为确凿的证据都不能说服写这封信的人《论坛报》不是一份共产主义报纸，也没有领取苏联政府的津贴。法西斯分子的一个非常有趣的特征——我说的是业余法西斯分子，我猜想盖世太保要聪明一些——就是他们无法认识到左翼政党彼此之间是有差别的，而且目标根本不一致。他们总是被认为是一伙人，无论其外在的表现是怎样的。我手头有一本莫斯利的《英国联盟季刊》第一期（顺便提一下，里面就有维德孔·吉斯林撰写的文章），我发现就连温德汉姆·刘易斯在提起斯大林和托洛茨基时似乎也当他们是一样的人。阿诺德·伦恩在他的《西班牙演习》中似乎在说托洛茨基是在斯大林的指示下创建第四国际的。 同样地，根据我的经验，只有极少数共产主义者会相信托派分子没有被希特勒收买。有时候我尝试指出，如果托派分子被希特勒或什么人收买了，他们就不会缺钱了。但没有用，这番话根本没有被听进去。同样的情形还有对犹太人喜欢耍阴谋的信念，或在印度民族主义者中盛行的那种认为所有的英国人，无论是什么政治色彩的，暗地里都在狼狈为奸的想法。而认为共济会是一个革命组织是这些想法里最奇怪的。在这个国家，这个想法就像相信“皇家太古野牛兄弟会” (98) 是革命组织一样不靠谱。不到一代人之前，如果不是现在，有天主教的修女相信在共济会的聚会上，魔鬼会化为人形，穿着隆重的晚礼服，裤子上开了个洞让他的尾巴露出来。这种以种种形式对每个人发起攻击的事情，显然是出于我们这个时代某种模糊的精神需要。 随意集·二十六 1944年5月26日 前几天我和一个年轻的美国士兵交谈，他告诉我——有好几个人说过同样的话——美国军队普遍有反英情绪。他才到这个国家不久，刚一下船他就问码头上的宪兵，“英国怎么样？” 那个宪兵回答：“这里的女孩会和黑鬼出去，把他们叫成美洲印第安人。” 在这位宪兵眼中，这就是关于英国突出的特征。与此同时，我的朋友告诉我反英情绪并不激烈，而且没有特别明确的抱怨理由。或许这种情绪主要是因为大部分人背井离乡心里烦懑而引起的。但在美国，反英情绪的情况则迫切需要进行调查。和反犹主义一样，它有许多自相矛盾的解释，而且和反犹主义一样，它或许是另外某一样事情的精神替代品。至于其它则有待调查。 与此同时，英美关系有一个方面似乎进展顺利。几个月前，有消息说至少有两万个英国女孩已经嫁给了美国士兵和水手，这个数字应该已经节节攀升。这些女孩当中，有的正在美国红十字会组织的“美国公务员新娘学校”接受教育，准备在新的国家开始生活。她们接受关于美国礼仪、习俗和传统的具体细节——或许还会消除每个美国人都拥有汽车，每户美国家庭都有浴室、冰箱和洗衣机这样的广为流传的错误观念。 《婚姻公告和时尚婚姻广告栏目》五月刊里有191个男人和200多个女人的征婚广告。自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或更早些时候起，这种类型的广告就一直刊登于一系列杂志中，而且内容总是非常相似。例如： 单身男子， 25 岁，身高 6 英尺 1 英寸，身材瘦削，喜爱园艺、动物、孩子、电影等，愿与年届 27 至 35 ，喜欢花卉、大自然和孩子的女性结识，要求：个高、中等身材，信奉英国国教。 这些广告的大体内容就是这样，虽然时不时会有一则不同寻常的广告冒出来。例如： 本人 29 岁，身高 5 英尺 10 英寸，英国人士，体格魁梧，善良安静，有多项智力上的爱好，道德背景可靠 （ 登记注册为因道德信仰无条件拒服一切兵役者 ） ，思想进步，有创造力，喜欢文学。以交易稀有邮票为业，收入不定但足以维持家计，擅长游泳和骑单车，略有口吃。欲寻亲切、适应力强、受过教育的女子为偶，须样貌出众，声音动听，三十岁以 下，知书识礼，有冒险精神，不唯利是图，不看重社会地位，性情开朗，有真正的幽默感，工作可靠。金钱并不看重，品格才最重要。 这些广告中让人一直觉得很惊讶的就是，几乎所有的征婚人士都是非常合适的结婚对象。不仅大部分人思想开放、聪明睿智、热爱家庭、喜欢音乐、忠诚热情、富有幽默感——如果是女人的话，还拥有曼妙的身材——而且大部分人经济状况还挺不错。当你想到结婚是那么容易的时候，你无法想象一个“黑发白肤，身材瘦削，身高六英尺，教育良好，心思细密，性情乐天而睿智，年收入1 000英镑，略有资产”的36岁的单身汉会需要到报纸上的专栏给自己找一个新娘。还有那些“喜欢冒险，思想左倾，有现代思想，身材丰满玲珑，淡金色卷发，灰蓝色眼睛，皮肤白皙自然，身体健康，钟爱音乐、美术、文学、电影、戏剧，喜欢散步、骑车、网球、溜冰和划船”的年轻女性也是一样。为什么这么一个尤物还需要登广告呢？ 我们应该注意到，《婚姻公告》是一份光明正大的刊物，会仔细核对刊登广告者的信息。 这些广告所真正展现的，是生活在大城市里的人可怕的寂寞。他们聚在一起，然后各自回到相隔遥远的家里。在伦敦市区里，或许就连知道隔壁邻居叫什么名字都是很罕有的事情。 几年前我曾在波多贝罗路住过一段时间。那里算不上是什么高尚区域，但房东太太曾经给一个贵妇当过女仆，自我感觉良好。有一天前门坏了，房东太太和她丈夫还有我都被锁在房子外面了。显然，我们只能从二楼的窗户爬进去，因为隔壁住的就是一户承揽活儿的建筑工人，我建议去他那儿借张梯子。房东太太看上去不是很自在。 “我可不想那么做。”最后她说道，“你知道的，我们不认识他。我们在这儿住了十四年，我们可以不去认识住在左右两边的人。住在这么一个区域不能这么做。你知道的，要是你开始和他们交谈，他们就会和你混熟。” 于是，我们从她丈夫的亲戚那儿借了梯子，费了好大一番气力从将近一英里外的地方抬过来。 随意集·二十七 1944年6月2日 1942年年中意大利电台的一则描述伦敦生活的报道摘录： 昨天，一个鸡蛋卖五先令，一公斤土豆卖一英镑。大米没有了，就连黑市也买不到，豌豆成了百万富翁的特权。市场上没有白糖，不过少量还是可以买到，价格贵得吓人。 终有一天将会对那些被信以为真的宣传进行科学细致的大规模调查。比方说，上面那则报道是法西斯电台报道的典型内容，它起到了什么效果呢？任何信以为真的意大利人或许会以为再过几个星期英国就会垮台。当垮台没有发生时，你会认为他将对曾经欺骗过他们的政府失去信心。但这种事情并不一定就会发生。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不管怎样，人民听到明显的谎言能漠然置之，或许是因为他们日复一日地忘记了电台里说过什么，或许是因为他们总是受到政治宣传的狂轰滥炸，对整件事变得麻木不仁了。 当情况不利的时候说出真相是有好处的，这似乎是明白的道理，但在你的宣传中保持立场一致是否有好处则尚未确定。英国的政治宣传困于不能自相矛盾而受到很大的阻碍。比方说，谈论肤色问题时能同时取悦布尔人和印度人是几乎不可能的事情。德国人根本不为这样的事情所烦恼。他们对每个人说他们认为他想听到的话，认为没有人会对别人的问题感兴趣，这或许是对的。有时候他们的各个电台甚至会互相进行攻击。 一个针对中产阶级法西斯分子的电台有时候会警告收听者不要受到伪左翼的《工人挑战报》的影响，理由是后者“接受莫斯科的赞助”。 如果调查真的发生的话，它要解决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名字的神奇效果。如果你给同一个事物安上不同的名字，几乎所有的人都会觉得这个事物变得不一样了。因此，当西班牙内战爆发时，英国广播公司给佛朗哥的追随者起了“起义军”这个名字。这个名字掩盖了他们是叛乱者的事实，而且使得叛乱听起来很体面。在阿比西尼亚战争时期，海尔·塞拉西 (99) 被他的同党称为皇帝，而被他的敌人称为“敌酋” (100) 。天主教徒强烈反对自己被称为罗马天主教徒。托派分子自称是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但他们的敌人拒绝以这个名字叫他们。从外国征服者手中取得解放或经历过民族主义革命的国家几乎都会改变名字，有的国家拥有一系列名字，每一个名字有着不同的意义。因此，苏联的名字有俄国或苏联（中立的意义或简称）、苏俄（友好）和苏维埃联盟（非常友好）。奇怪的是，我们本国所用的六个名字里，唯一不会让人感到不快的名字就是那个古老而略显滑稽的“Albion”（阿尔比恩）。 我翻阅了参加“短篇小说征文比赛”的参选作品，我再次惊讶地发现英国的短篇小说由于被限制在统一的篇幅而变得毫无感染力。以前那些精彩的短篇小说字数从1 500字到2万字不等。比方说，莫泊桑的短篇小说都很简短，但他的两篇伟大作品——《羊脂球》和《泰利埃公馆》——则篇幅很长。爱伦·坡的短篇小说也长短不一。戴维·赫尔伯特·劳伦斯的《英格兰，我的英格兰》、乔伊斯的《死者》、康拉德的《青春》和亨利·詹姆斯的许多短篇小说或许会被任何现代英国期刊认为篇幅太长了。而像梅里美 (101) 的《卡门》也一样。它属于“中篇小说”，而中篇小说在这个国家已经快绝迹了，因为它们没有容身之处。它们登在杂志太长，出书又太短。当然，你可以将几则短篇小说集结出书，但这种事情并不是经常发生，因为这种书在平时是卖不出去的。 要是我们能回到十九世纪那些厚厚的、有版面刊登任何篇幅的故事的杂志，或许对短篇小说的复兴会有所帮助。但麻烦的是，在现代英国月刊和季刊中，任何有思想抱负的杂志都挣不到钱。就连《标准》这份或许是我们所拥有的最好的杂志，在它停刊前就已经亏本十六年了。 为什么？因为人们不愿意支付它标价的7先令6便士。人们不会就为了一本杂志付这么多钱。但是，他们为什么愿意为一本小说付这么多钱呢？小说并不比《标准》厚多少，而且更不值得保存。因为他们并不是直接花钱买小说。普通人不会去买一本新书，或许企鹅出版社出的书籍除外。但他们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在那些两便士图书借阅处那里花了很多钱。如果你能像借书那样到图书借阅处借阅文学杂志，这些杂志将能够获得利润，因此能够扩大版面，并给投稿人支付更高的稿酬。让作家们和出版商们活下去的是借书，而不是买书，而且图书借阅处没有理由不将业务扩大到借阅杂志。让月刊或周刊厚上四分之一英寸——或许你就能让短篇小说复兴。连带的结果就是，由于缺乏发挥空间而沦为敷衍式总结的书评或许将重新成为一门艺术，就像在《爱丁堡》和《文学季刊》仍在发行的时候那样。 读完上周的《婚姻公告》之后，我在企鹅出版社的《希罗多德 (102) 》中找到了一段描写，我隐约记得内容是关于古巴比伦人的婚姻习俗。内容如下： 在每一个村子里，每年适龄的处女们会被集中到一个地方，男人们站成一圈围着她们。然后一位传令官一个个地召集起少女，将她们拍卖，从最漂亮的开始。当她卖出了一个 好价钱后，他就卖美貌仅次于她的女人……这个风俗是，当传令官将最漂亮的少女们都卖掉后，他就召集起那些最丑的少女，哪个愿意接受最少嫁妆的男人就可以把她带走。嫁妆是从卖掉那些貌美少女们的钱里分的，通过这种方式，那些貌美的少女补贴了那些貌丑的少女。 这一风俗似乎运行得很好，希罗多德对这一风俗充满了热情。但是，他补充写道，和其它好的风俗一样，在公元前450年左右它就已经绝迹了。 随意集·二十八 1944年6月9日 亚瑟·凯斯特勒 (103) 最近在《论坛报》发表的文章让我不禁猜想，战后书籍的骗局是否会再次恢复其旧时的活力，到那时候纸张会供应充足，但有别的东西可以让你花钱。 和其他人一样，出版社需要生存下去，你不能责备它们对自己的出版物进行广告宣传，但战前的文坛真正让人觉得蒙羞的是，广告和文学批评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一些所谓的书评家，特别是那些名气最大的书评家，都只是些吹捧的写手。“吆喝式”的广告始于二十年代，随着争夺版面和使用形容词最高级的竞赛变得越来越激烈，出版社的广告成了几份报纸重要的收入来源。几份出名的报纸的文学版块基本上被几家出版社占据了，他们在所有重要的职位上都安插了自己人。这些可怜虫不吝他们的赞美之词，什么“伟大杰作”、“才华横溢”、“过目难忘”等等等等——就像许多部自动钢琴一样。一本来自对口的出版社的书不仅肯定会得到正面的书评，而且会被列入“推荐书目”中，而那些读书不辍的借书人会将书目剪下来，第二天就带去图书馆。 如果你在几家不同的出版社出书，很快你就会了解到广告的压力有多大。一家大出版社出一本书经常会在广告上花一大笔钱，得到五十到七十五篇书评，而一家小出版社出一本书可能只得到二十篇书评。我知道有一个神学作品出版社的老板不知何故出版了一本小说。他花了许多钱在广告上，却在整个英国只得到了四篇书评，唯一的标准长度的书评刊登在一份汽车报纸上，它抓住这个机会，点出那本小说里所描写的乡村适合进行自驾游。老板不是书籍骗局的自己人，他的广告不可能成为文学报刊的固定收入来源，因此，它们对他不予理睬。 就连声誉卓著的文学报刊也无法做到对广告商漠然置之。经常发生的情况是，它给一位书评家送去一本书，附上这么一则指示：“看看这本书值不值得写篇正面书评，如果不行就把它寄回来。我们可不想刊登一篇纯粹只有批评意见的书评。” 自然而然地，对于一个这篇书评所带来的一基尼稿酬意味着下周房租的书评家来说，他是不会把这本书给寄回去的。他一定会找出一些内容加以褒扬，无论他本人对这本书作何观感。 在美国，就连书评家真的读过他们收钱评论的书这样的掩饰都在一部分程度上被摈弃了。有的出版社会在寄出书评样书时附上一则简短的梗概，告诉书评家该写些什么。有一回，那是我的一本小说，他们将一个人物的名字拼写错了，这个拼写错误的名字在一篇篇的书评中出现。那些所谓的书评家对那本书甚至连看都不看——但他们中大部分人还是将它夸上了天。 在这个国家的政坛里有一句话被频繁使用，那就是“落入了某某某的圈套”。它似乎是一种符咒或咒语，将令人不快的真相压制下去。当有人告诉你如果说了这些或那些话，你就“落入了某个阴险敌人的圈套”，你知道你的责任就是立刻闭嘴。 比方说，如果你说一些对英帝国主义有害的话，你就“落入了戈培尔博士的圈套”。如果你批评斯大林，你就“落入了《碑文报》和《每日电讯报》的圈套”。如果你批评蒋介石，你就“落入了汪精卫的圈套”——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从客观上说，这一指控总是真实的。你对一个政党进行攻击一定会暂时对另一个政党有所帮助。甘地的某些言论正中日本人的下怀。托利党的极端分子会抓住任何反俄言论不放，并不介意它是来自托洛茨基分子而不是右翼政党。美帝国主义者在小说家的烟雾弹后悄悄前进，总是在寻找关于大英帝国的任何不体面的细节。如果你对伦敦的贫民窟进行真实的描写，一周之后你就会听到纳粹电台对其加以复述。但是，那你应该怎么做？假装没有贫民窟？ 每一个曾从事过与公关或政治宣传相关工作的人都可以想起自己被命令在某件至关重要的事情上说谎的时候，因为说出真相将会给予敌人发起进攻的口实。例如，在西班牙内战中，左翼报刊从来不报道政府内部的意见纠纷，虽然它们事关重要的原则问题。他们告诉你，讨论共产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斗争只会让《每日邮报》有机会说赤匪在自相残杀，结果只能是整体的左翼事业受到削弱。或许因为人们三缄其口，《每日邮报》少了几则骇人听闻的故事，但更重要的教训却没有得到，直到今天我们仍深受其害。 随意集·二十九 1944年6月16日 有几次别人以口头或书面的形式问我为什么不在这个专栏上对《智囊团》 (104) 这个节目进行抨击。“看在上帝的分上，跟乔德 (105) 干一架。”一位读者如是写道。现在我不会否认《智囊团》让人觉得很不爽。客观上我持反对《智囊团》的立场，当我在电台上听到它开始播放时我就会调到别的频道。它矫情地假装整个节目是自发进行的，没有经过内容审查，总是回避任何严肃的话题，专注于像“为什么孩子会长招风耳”这样的问题，像牧师一样热情的主持人，那些总是让人心烦的说话声，还有——想到那些业余蹩脚的播音员的声音在说着“呃—呃—呃”的时候一分钟挣10到15先令实在是让人心里很不痛快。但我没办法像许多认识的人那样感觉到同样的愤慨，至于个中原因值得解释一下。 当前公众或许对《智囊团》开始感到厌倦了，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真的很受欢迎，不仅在英国拥有听众，而且世界上多个地方也在播放，它的技巧被军队和民防组织不计其数的讨论节目所采用。正如大家所说，它是一个“很受用”的节目，原因不难理解。按照这个国家直到1940年的报纸和电台的标准，《智囊团》是一个显著的进步。至少它展现了对于言论自由和严肃知识的向往，虽然后来它不得不绝口不提“政治和宗教”，你仍可以从中获取关于燕窝汤、海豚的习性、哲学和历史的零星片段的有趣事实。它不像普通的电台节目那么明显地轻浮无聊。渐渐地，它代表了启蒙。这就是为什么会有数百万的听众喜欢它，至少在一两年内是这样。 这也是为什么毕灵普分子曾经讨厌它，现在仍然讨厌它。《智囊团》不停地遭到右翼知识分子像乔治·马尔康·杨 (106) 和艾伦·帕特里克·赫伯特 (107) 这类人（还有道格拉斯·里德先生）的抨击，当一帮教会人员创办了与《智囊团》竞争的节目时，所有的毕灵普分子都奔走相告，说这个节目要比乔德和英国广播公司的节目更好。这些人把《智囊团》看作是思想自由的象征，他们意识到，无论它的节目本身有多么傻帽，它们的趋势是让人们开始思考。或许你我不会认为英国广播公司是一个危险的颠覆组织，但在某些人眼中它就是这样，而且不停地试图干扰它的节目。在某种程度上，或许了解一个人的敌人是谁就可以了解这个人。所有思想右倾的人都不喜欢《智囊团》——还有公共的和私人的讨论群体这整个想法——从一开始就证明它一定有可取之处。这就是为什么我不觉得有强烈的冲动去试图批评乔德博士，他受到的责难已经够多了。我会说：想想看，要是《智囊团》的成员是（情况很可能会是这样）埃尔顿爵士 (108) 、哈罗德·尼科尔森先生 (109) 和阿尔弗雷德·诺耶斯先生，它会是什么样子。 自布兰登·布拉肯宣布他不会禁止《你的议员》这本书出口国外后，在众议院里对于这本书的争吵或许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让人不齿，但它仍是一个不好的征兆。贝弗利·巴克斯特先生 (110) 在保守党展开反击的众多大炮中并不是火力最猛的——事实上，与其说他是一门大炮，倒不如说他是一门土制的迫击炮，很容易就会炸膛——但重要的是，他冒冒失失地说出了他的那些意见。他希望查禁这本书，原因是：一、作者曾经是个囚犯；二、这本书“内容下流”；三、它或许会“破坏我们与俄国的关系”。这三点里，第一点纯粹只是偏见，而第二点和第三点其实是在说这本书让人想起保守党有着怎样的记录。我对像《你的议员》这样的书也有自己的不满，但至少这本书所收录的几乎都是被承认的事实，所有的事情都很容易加以核实。大部分内容可以从《议事录》里找到，只要你肯每天付六便士就可以借到。但正如巴克斯特先生所意识到的，《你的议员》将会有成千上万的读者，他们从来不会想到翻阅《议事录》，甚至不会想到去探究到底谁是谁。因此，禁止这本书出口，如果可以的话，会在国内把它搞臭。让人们知道我们的保守党议员是谁，他们拥有什么股份，在关键的重要问题上他们投了什么票，在我们和希特勒开战之前他们是怎么评价他的，那可不行。保守党有充分的理由想要让他们的记录不予公开，这是尽人皆知的事情。但几年前他们可没有胆量说出这些话，这就是区别所在。 此外，布兰登·布拉肯在他的回应中说这本书里有对阿诺德·威尔逊 (111) 爵士的“恶毒攻讦”，而威尔逊爵士“以最大的勇气为国捐躯了”，言下之意是威尔逊爵士的牺牲使得任何对他的攻击都是不恰当的。 阿诺德·威尔逊爵士是一个勇敢而值得尊敬的人。当他支持的政策步入毁灭时，他愿意面对其后果。尽管一把年纪了，他坚持加入英国皇家空军，在战斗中牺牲。我可以想到许多其他在行为上要逊色一些的公众人物。但这和他战前那极其任性妄为的履历有什么关系？他的报纸《希钦水星报》是一份赤裸裸的支持法西斯主义的报纸，几乎到最后仍在对纳粹政权进行吹捧。难道我们应该相信如果一个人死得壮烈的话，他之前的行为就不会造成影响了吗？ 如今你不能从国外买到杂志了，但我建议任何在纽约有朋友的人试试能不能弄到一本新的月刊《政治》，编辑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德威特·麦克唐纳 (112) 。我不认同这本杂志的反战政策（并非出于和平主义的角度），但我钦佩它把高端的政治分析和睿智的文学批评结合在了一起。我很难过地承认我们英国这儿没有哪本月刊或季刊能与美国的刊物媲美——因为还有好几本英国杂志可以和《政治》相提并论。我们还被“只有托利党人才有审美感受力”这一朦朦胧胧的意识所困扰。但是，美国杂志目前的优越性与这场战争有一部分的关系。在政治立场上，国内与《政治》最为接近的刊物我猜是《新领袖》。你只需要比较这两份刊物的版式、写作的文风、主题的编排和智力水平就知道生活在一个仍然有休闲和木浆的国家意味着什么。 随意集·三十 1944年6月23日 上上周《论坛报》刊登了一篇关于杰拉德·曼利·霍普金斯的百年诞辰纪念文章，之后我碰巧读到《美洲国家》四月刊，提醒了我1944年也是另一位更加出名的作家——安纳托尔·法郎士 (113) 的百年诞辰。 当安纳托尔·法郎士二十年前死去时，他的声誉一落千丈，那些寿命长的作家成名后总是会有这样的结局。在法国，根据那个迷人的法国风俗，许多人在他奄奄一息和尸骨未寒的时候向他发起了恶毒的个人攻击，其中有一则特别恶毒的攻击是皮埃尔·德鲁·拉罗谢尔 (114) 写的，后来他与纳粹合作。在英国，安纳托尔·法郎士也被发现不是好作家。几年后一个年轻人捎来一份周刊（我在巴黎见到了他，发现他连一张电车的车票都买不起），郑重地告诉我安纳托尔·法郎士的法语“烂到家了”。法郎士似乎是一个低俗、欺世盗名和跟风的作家，每个人现在都“看透他了”。大概就在同一时间，萧伯纳和里顿·斯特拉奇 (115) 也都被发现是同样的货色。但奇怪的是，这三个作家的作品时至今日仍然很有可读性，而他们的大部分贬斥者都被遗忘了。 我不知道对安纳托尔·法郎士的厌恶在多大程度上是真正基于文学。当然，他受到了过度的褒扬，有时候你一定会厌倦一个如此矫揉造作而且毫不疲倦地进行色情描写的作家。但毫无疑问，他遭到攻击一部分原因是出于政治上的动机。他或许不是一位伟大的作家，他是持续了上百年的政治—文学狗咬狗的战斗中的象征性角色之一。教会人员和反动分子痛恨他的程度不亚于痛恨左拉 (116) 。安纳托尔·法郎士曾支持德雷弗斯，这需要莫大的勇气，他曾揭露了关于圣女贞德的真相，他曾戏说过法国的历史，最重要的是，他从不错过嘲讽教会的机会。那些教会人员和复仇主义者一开始时鼓吹“不让德国复兴”，后来又对希特勒溜须拍马，他们最痛恨的人就是法郎士。 我不知道安纳托尔·法郎士最具特色的作品如《佩妲皇后的浪漫史》到了今天是否仍然值得重读，里面的内容很有伏尔泰的风采。而《贝格雷特先生》四部曲则决然迥异，它们除了非常有趣之外，还对九十年代的法国社会和德雷弗斯案的背景提供了极为宝贵的信息。此外还有《克兰比尔》，是我读过的最棒的短篇小说之一，对“法律与秩序”发起了毁灭性的抨击。 但尽管安纳托尔·法郎士能在像《克兰比尔》这样的作品中为工人阶级发出呼吁，尽管他作品的廉价版本被刊登在宣扬共产主义的报刊上，你不能真的将他归为社会主义者。他愿意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甚至在阴风阵阵的大厅里发表演讲，他知道那是必要而且不可避免的事情，但在主观上他是否想要这么做则值得怀疑。他曾经说过，社会主义为这个世界带来的安慰就像一个病人在病床上辗转反侧所得到的安慰一样。遇到危机时他愿意认同自己是工人阶级的一员，但乌托邦式的未来这一想法让他觉得意兴索然，这一点从他的作品《皮埃尔·布兰奇》中可以看出来。在他关于法国大革命的小说《诸神的渴望》中甚至有更加深切的悲观主义情绪。在气质上他并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而是一名激进分子。如今后者或许更为罕有。正是他的激进主义、他对自由的热忱和思想上的诚恳赋予了《贝格雷特先生》四部曲特殊的色彩。 我一直搞不懂为什么《新闻纪实报》——我想它的政治色彩是很淡的粉红色，就像是虾壳的颜色，但仍然是粉红色的 (117) ——会允许罗马天主教作家“提摩西·夏伊”（即多米尼克·贝文·温德汉姆·刘易斯 (118) ）每天在他的漫画专栏上进行破坏活动。在比弗布鲁克爵士的《每日快报》里，他的天主教同伴“比奇康莫”（主笔是约翰·宾汉·莫顿 (119) ）当然更加如鱼得水。回首过去二十年的情形，这两人总是笔耕不辍，很难找到哪一个反动活动他们不予以支持——毕苏斯基 (120) 、墨索里尼、绥靖政策、鞭笞、佛朗哥、文学审查，他们赞美一切被体面的人所反对的东西，他们不断地反对社会主义、国联和科学研究。他们一直在不遗余力地抨击每一个从乔伊斯以降的作品值得一读的作家。他们一直在恶毒地反对德国，而希特勒出现后，他们的反德热情立刻冷却下来。而目前他们所痛恨的目标不消说就是贝弗理奇。 如果认为这两个人纯粹只是滑稽作家那可就错了。他们所写的每个字都在宣扬天主教，某些人，至少和他们信奉同一宗教的人，对他们的所作所为予以高度评价。任何读过切斯特顿和类似作家的人都会熟悉他们的“纲领”。它的主要基调是对英国和新教国家的诋毁。站在天主教的立场，这么做是必要的。一个天主教徒，至少一个为天主教辩护的人，觉得他必须宣扬天主教国家的优越性，声称中世纪要好于现代，就像一个共产主义者认为在任何情况下他都必须支持苏联一样。因此就有了“比奇康莫”和“提摩西·夏伊”对英国的每一个事物——茶叶、板球、沃兹华斯、查理·卓别林、善待动物、纳尔逊、克伦威尔——进行喋喋不休的诋毁。因此就有了“提摩西·夏伊”试图改写英国历史，当他想到西班牙的无敌舰队遭受失败时发出愤怒的咆哮。（西班牙的无敌舰队是他心中的痛！就好像到了今天还有谁会在乎似的！）因此就有了喋喋不休的对小说家的嘲讽，因为小说是宗教改革后才出现的文学形式，而大体上天主教并没有催生特别优秀的作家。 无论是从文学观点还是政治观点看，这两人都只是切斯特顿之后的跳梁小丑。切斯特顿的人生观在某些方面是错误的，而且他非常无知，但至少他拥有勇气。他做好了抨击富人和权贵的准备，而且他为此付出了代价。但“比奇康莫”和“提摩西·夏伊”的独特之处在于，他们不会拿自己的知名度去冒险。他们总是采取迂回策略。因此，如果你想攻击言论自由的原则，那就通过嘲笑《智囊团》这一手段，似乎它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乔德博士是不会进行报复的！就连他们最深切的信念，当它们变得危险时，也会被他们雪藏起来。在这场战争的早些时候，当这么做很安全时，“比奇康莫”写了一些反对俄国的恶毒的宣传册，但如今他的专栏里再也没有出现反对俄国的内容了。但是，如果亲俄情绪不再盛行，它们将会再次出现。我对“比奇康莫”和“提摩西·夏尔”会如何回应我的这些评论很感兴趣。如果他们真的作出回应，那将是有记录以来他们第一次对任何有可能作出反击的人进行抨击。 随意集·三十一 1944年6月30日 我注意到，很多人对德国的无人驾驶飞机抱怨连天，说它“如此地违背自然”（显然，由活生生的飞行员投下的炸弹就很符合自然），除此之外，一些记者指责它残暴而没有人性，“对平民也展开轰炸”。 在经历了过去两年我们对德国人所做出的种种行为之后，这种指责似乎有点矫情，但这是人类面对每一种新型武器时的正常反应。毒气、机关枪、潜水艇、火药甚至弩弓在诞生之时都同样被谴责过。除非你自己拥有了那样武器，否则每样武器似乎都是不公平的。但我不会否认无人驾驶飞机，或飞行炸弹，或无论它的正确名称是什么，特别让人觉得心里不快，因为与绝大多数其它投射武器不同的是，它给你时间思考。当你听到那嗡嗡嗡的由远及近的声音时，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可避免地，你会希望那个嗡嗡嗡的声音不要停止。你想听到导弹安全地从头顶掠过，在引擎熄火之前消失在远方。换句话说，你希望它会落在别人头上。当你躲避一颗炮弹或普通炸弹时，你也是这样想的——但在那个时候你只有五秒钟躲起来，没有时间去思考人类没有底线的自私。 那些更加极端和浪漫的民族主义者通常都不属于他们所理想化的民族，这绝不只是出于巧合。将他们的诉求建立在“故土”或“祖国”之上的领袖有时候是彻头彻尾的外国人，或来自帝国的边境国家。明显的例子就是希特勒，他是奥地利人，而拿破仑是科西嘉人，还有许多其他人。英国沙文主义的始作俑者可以说是迪斯累里 (121) ，一个西班牙裔的犹太人，而比弗布鲁克爵士是一个加拿大人，试图诱使不情愿的英国人自称不列颠人。大英帝国基本上是由爱尔兰人和苏格兰人缔造的，我们最顽固的民族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经常都是乌尔斯特人 (122) 。即使是丘吉尔，我们这个时代浪漫爱国主义的样板，也是半个美国人。但不只是行动派，就连理论上的民族主义者也总是外国人。比方说，纳粹主义从中借鉴了许多理念的泛日耳曼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那些非德裔的人捣鼓出来的，比方说：休斯顿·张伯伦 (123) ，一个英国人，和戈宾诺 (124) ，一个法国人。拉迪亚·吉卜林是一个英国人，却是一个很可疑的英国人。他来自一个不同寻常的英印背景（他的父亲是孟买博物馆的馆长），他的童年早期是在印度度过的，他个头矮小，肤色黝黑，让他被人怀疑拥有亚洲血统。我总是认为如果我们这个国家能出一个希特勒的话，或许他会是一个乌尔斯特人、一个南非人、一个马耳他人、一个欧亚混血儿或一个美国人——但不管怎样，不会是一个英国人。 两段英语样本。 一、伊丽莎白时代的英语 当那些侍从们在享受盛宴时，我照看着他们的骡子。我将其中一头骡子的镫革皮带割得只剩一根细绳悬吊着，当那些大腹便便的参赞或别的什么人翻身上骡时，他们会像头猪一样摔个四脚朝天，让旁边的人哈哈大笑，比捡到一百法郎还要开心。但我会更加开心，心里想，等到他回到家里时，那个侍者会被狠狠地揍一顿，我得服侍他们吃饭，但这番恶作剧让我不觉得后悔。 （托马斯·厄克特，翻译自拉伯雷的作品。） 二、现代美式英语 在政治语境中或许可以获得超脱，并在劳动分工中成为目标本身。那些让自己局限于只是知识领域的人或许会尝试将它们进行总结，使它们成为政治和个人取向的基础。然后，社会科学落后于物理科学和技术这一事实将会引发关键问题，而政治和社会问题正是由这一缺陷和落后所引发的。这么一个立场是不能成立的。 （摘自美国高端杂志。） 据说六百万本书在1940年的大空袭中被毁灭了，包括一千本无法复制的珍本。大部分书籍或许无关紧要，但你会发现许多优秀作品如今已经绝版了，这真是令人沮丧。正如你可以从书店的橱窗看到的，纸张被用于书写最让人不齿的废话，而所有的重印书籍，就像“人人丛书”，其清单里有许多空白，就连像《韦氏辞典》这么一本著名的工具书也只有在你碰巧看到一本二手书时才能得到。大约一年前，我准备就杰克·伦敦作一则广播。当我开始搜集材料时，我发现他那些我最想要的书已经彻底绝迹，就连去伦敦图书馆也无法借出来。为了得到那几本书，我只能去大英博物馆的阅览室，而在那时候要进去根本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对我来说这是一场灾难，因为杰克·伦敦是那类边缘作家，他的作品可能会被完全遗忘，除非有人不辞辛苦地将它们重新出版。就连《铁蹄》有几年也是罕见的书籍，只是因为希特勒的上台令它成为讨论的话题而得以重印。 他主要被人记住的作品就是《铁蹄》，还有——完全不同题材的作品——像《白牙》和《野性的呼唤》等探讨了典型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对于动物的感情的作品。还有他描写伦敦贫民窟的作品《深渊中的人》，对美国的流浪汉进行了精彩刻画的《马路》，对监狱进行了很有价值的描写的《夹克》。最重要的还有他的短篇小说。当他进行某一题材的创作时——大多数情况是当他描写美国城市生活时——他是英语民族中最好的短篇小说作家之一。有一篇名为《我为鱼肉》的故事，讲述两个入室抢劫的窃贼干了一笔大买卖，然后同时用士的宁把对方毒死了，那一幕在我的记忆里留下非常生动的印象。《热爱生命》是在列宁弥留之际读给他听的故事，内容也很精彩，还有《一块牛排》，描写了一个过气拳手的最后一场拳赛。这些和其它类似的故事得益于伦敦与生俱来的强蛮性情。这也使他在感情上理解法西斯主义，而社会主义者并不总是能够理解，这一理解在某种程度上使得《铁蹄》成为真正的预言。 我对这些短篇小说夸得太过分了吗？或许是吧，因为我读到它们的时候已经是许多年前的事情了。上面我所提到的两篇故事被收进一本名为《当上帝发笑时》的书里。据我所知这本书已经绝版了，要是任何人想卖这本书，我会很高兴。 随意集·三十二 1944年7月7日 当哈里发奥马尔 (125) 摧毁了亚历山大港的图书馆时，据说他拿书稿当燃料，让公共浴室的水烧暖了十八天，欧里庇德斯和其他作家的许多悲剧作品就这么毁于一旦，无可挽回。我记得当我在童年时读到关于这件事的记载时，我心里非常赞同他的做法。这样一来就少了好多单词需要查阅——这就是我的看法。因为，虽然我才四十一岁，但像我这个年龄的人在接受教育时，拉丁语和希腊语是很难逃避的两门语言，而“英语”几乎算不上是学校里的一门课程。 古典教育终于被弃如敝履，但即使到了现在，曾经被老师鞭笞强迫通读过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德斯、阿里斯托芬、维吉尔、贺拉斯和其他许多拉丁文和希腊文作家的传世作品的成年人一定要比读过十八世纪杰出英国文学作品的人多。当然，人们会在口头赞美菲尔丁 (126) 和其他作家，但不会去读他们的作品。你只需要盘问朋友几个问题就可以知道这一点。比方说，有多少人曾经读过《汤姆·琼斯》？不是很多人读过比之更晚的《格列佛游记》。《鲁滨孙漂流记》的洁本颇为流行，但大体上这本书不为人所了解，甚至很少有人知道第二部分的存在（途经鞑靼的旅行）。我猜想斯摩莱特最乏人问津。萧伯纳的戏剧《卖花女》的主要情节就是出自于《皮克尔历险记》，我相信没有人曾经在报刊中指出这一点，这表明很少人读过那本书。但最奇怪的是，据我所知，斯摩莱特从未得到过苏格兰民族主义者的吹捧，而他们却非常较真地宣称拜伦是他们自己人。但是，斯摩莱特除了是英语国度最杰出的小说家之一外，还是一个苏格兰人，并公开宣称这一点，而在当时这么做对他的文学生涯根本没有帮助。 文明世界里的生活。 （ 一家人正在喝茶。 ） 嗡—嗡—嗡！ “是警报在响吗？” “不是，一切都很平静。” “我觉得刚才是警报在响。” 嗡—嗡—嗡！ “那些东西又来了！” “没事的，距离有好几英里呢。” 嗡—嗡—嗡！ “小心，它来了！躲到桌子下面，快点！”嗡—嗡—嗡！ “好了，声音变小了。” 嗡—嗡—嗡！ “又回来了！” “它们似乎转了个圈又回来了。它们的尾巴安了什么东西，能让它们转弯，就像鱼雷一样。” 嗡—嗡—嗡！ “老天爷啊！它就在头顶爆炸了！” 一片死寂。 “就躲在下面。俯下你的头。真是幸运，孩子不在这里！” “看看那只猫！它也被吓坏了。” “动物们当然知道。它们能感受到震动。” 砰！ “没事的，我告诉过你，它有几英里远呢。” （ 他们继续喝茶。 ） 我看到温特顿爵士 (127) 在《标准晚报》中撰文谈及议会和报刊在这场战争中所展现的避免危及国家安全的了不起的缄默（绝不是因为受到规定或约束得这么做），并补充说，它“赢得了文明世界的钦佩”。 并非只有在战争时期英国报刊才会自发地保持缄默。英国最了不起的地方之一就是这里几乎没有官方的内容审查制度，但没有什么真正触犯到统治阶级的内容能够得以出版，至少在任何或许会有许多人阅读的报刊上是这样。要是提起某件事没有好处，那这件事就不会被提起。希莱尔·贝洛克（我认为）曾写过下面的诗句，总结了这一情况： 你不能指望贿赂或威胁， 感谢上帝！英国的记者。 当看到一个人应该做什么， 任何情况下都无须贿赂。 没有贿赂，没有威胁，没有惩罚——只消一个颔首和一个眼色，事情就完成了。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就是逊位事件。在这个丑闻正式公开的几个星期前，数以万计的人已经听说了关于辛普森夫人的一切，但报刊上只字未提，就连《工人日报》也什么都没有刊登，虽然美国和欧洲的报纸极其热情地对这件事进行了报道。但我相信官方并没有明令禁止报道，官方只是提出了要求，然后大家就都同意不要过早地报道此事。我能想到其它好新闻无法见报的例子，虽然刊登这些新闻并不会招致惩罚。 如今，这种遮遮掩掩的审查制度甚至延伸到了书籍。当然，新闻部不会制订政策或颁布禁书清单。它只是“提出建议”。出版社把稿件交到新闻部那里，新闻部“建议”这个或那个“不受欢迎，或内容不够成熟，或没有正面意义”。虽然没有明令禁止，没有明确的说法表示某段内容不能刊登，官方的政策却从来没有遭到藐视。马戏团的狗在驯兽师响鞭时就会跃起，但真正训练有素的狗在没有鞭子的时候也会翻跟斗。这就是我们这个三百年来没有打过内战的国家所沦落的境地。 下面是一个有时候会当作智力测试的小问题。 一个人从家里出发，向南边走了四英里，开枪打死了一头熊。然后他朝西边走了两英里，然后朝北边又走了四英里，就又回到了自己的家里。请问那头熊是什么颜色的？ 有趣的地方是——根据我自己的观察——男人总是能回答出这个问题，而女人不行。 随意集·三十三 1944年7月14日 我收到了几封来信，其中有几封语气非常愤慨，斥责我对薇拉·布里顿小姐的反轰炸政治宣传手册的评论。有两点似乎需要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首先是那番正变得像是家常便饭的指责，说“事情是我们挑起的”，即英国是第一个对平民进行系统性轰炸的国家。我几乎无法理解任何对过去十几年来的历史有所了解的人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这场战争的始作俑者——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是在递交宣战的几小时之前——是德国轰炸华沙。德国人对这座城市进行了狂轰滥炸，火力如此猛烈，根据波兰人所说，有700场大火在同一时间燃起。他们拍摄了一部华沙毁灭的电影，起名为《火的洗礼》，发往全世界，目的是震慑中立国家。 这件事的前几年，希特勒派遣秃鹰军团 (128) 到西班牙对西班牙城市逐一进行轰炸。1938年对巴塞罗那的“沉默轰炸”在几天内杀害了数千人。在此之前，意大利对毫无防备的阿比西尼亚人进行轰炸，并夸耀他们的肆虐是非常有趣的事情。布鲁诺·墨索里尼在新闻报道中将那些被炸的阿比西尼亚人形容为“宛如绽放的玫瑰”，据他所说，那是“最美妙的事物”。而日本人从1931年来就一直在轰炸人口稠密的中国城市，自1937年以来更是变本加厉，这些城市甚至连空袭警报措施都没有，更别说任何防空炮或战斗机了。 我并不是在争辩说“错上加错就是对的”，也不是在说英国的记录就好到哪里去。从1920年起，在几场“小规模战争”中，英国皇家空军往没有能力反击的阿富汗人、印度人和阿拉伯人头上投过炸弹。但要说以制造恐慌为目的对人口稠密的都市地区实施大规模轰炸的始作俑者是英国人却是有悖事实的。这种行径是法西斯国家挑起的，只要空袭战对他们有利，他们就会公然而清楚地说出自己的目标。 另一件需要探讨的事情是鹦鹉学舌般的“杀害妇孺”的呼喊。这一点在前面我已经指出过，但显然需要再次强调，杀害什么人都有的群体或许要比只杀害年轻男子要好一些。如果德国人刊登的数字属实的话，我们已经通过空袭杀害了120万平民，这一人命的损失对德国民族的伤害或许比不上在俄国前线或非洲和意大利前线的损失。 任何进行战争的国家都会尽力保护它的儿童，在空袭中遇难的儿童的数字或许与他们在总人口中的百分比不成比例。女人无法像儿童那样受到同等程度的保护，但如果你能接受杀戮，那么反对杀害妇女的抗议就只是在无病呻吟。为什么杀害女人就要比杀害男人更加糟糕？通常会提出的理由是杀害女人就是在杀害哺育孩子的人，而男人是多余的。但这是建立在人类可以像动物那样进行繁衍的观念之上的谬误。在这个想法背后的理念是由于一个男人能够让很多女人怀孕，就像一头得奖的公羊能让数千头母羊怀孕一样，因此男性生命的损失并不是那么重要。但是，人类不是牲畜。当战争的屠杀使得女人的数量过剩时，大部分这些女人并没有养育孩子。男性的生命在生物学的意义上几乎和女性的生命一样重要。 在上一场战争中，大英帝国丧失了将近100万男子，其中有四分之三来自英伦诸岛。大部分人都在三十岁以下。如果那些年轻人只生一个孩子，我们现在本来应该会多出75万年龄在二十岁左右的人口。法国遭受的损失要惨重得多，它还没有从上次战争的屠戮中恢复过来，英国是否完全恢复也尚未可知。我们还没办法计算当前这场战争的伤亡数字，但上一场战争杀害了1 000万到1 200万的青年男子。要是它和下一场战争一样用的是飞弹、火箭和其它远程武器，男女、老少、健康人与病人一律通杀，或许它对欧洲文明的破坏还会轻一些。 与我收到的一些来信所认为的恰恰相反，我对空袭并不抱以热情，无论是我们发起的还是敌人发起的。和这个国家的许多人一样，我烦透了轰炸。但我反对的是接受以武力为手段，却叫嚷着反对这个武器、反对那个武器的伪善，或谴责战争却想维护使得战争变得无可避免的社会体制的惺惺作态。 1940年我在日记里写道，一年之内商业广告将从墙上消失。当时这似乎很可能发生，而一两年后广告确实正在消失，虽然要比我所预料的慢一些。广告的数目和尺寸都在缩小，来自各个政府部门的告示正逐渐在墙壁和报纸上取代它们的位置。仅从这一方面进行判断，你或许会说商业主义确实正在走向衰落。 然而，过去两年来，商业广告虽然内容傻帽势利，却已经卷土重来。我认为近几年来最烦人的英国广告当数那些玫瑰牌青柠汁的广告，以“年轻绅士”为主题，还有那些佩尔汉·格伦威尔·沃德豪斯 (129) 式的对话。 “我想今天早上你没有看到我最好的状态，詹金斯。昨晚玩得好开心。你的年轻主人畅饮红色的葡萄酒和黄色的威士忌。说句粗俗的，我现在头都大了，你觉得医生会开什么药呢，詹金斯？” “您不介意我直言的话，先生，一杯苏打水加玫瑰牌青柠汁或许能起到效果。” “那就去弄吧，詹金斯！你一直是我的向导、哲学家和朋友。”等等等等。 当你想到这个广告出现在，比方说，每一场电影节目中，每一个去电影院看戏的人至少会幻想过上秘密的梦幻式生活，在里面他觉得自己是一个时尚的年轻男士，有忠诚的老仆时，任何剧烈的社会变化的前景就被视而不见了。 还有那些洗发水广告，它们告诉你达芬妮因为有一头清爽而又光泽的秀发而被提拔进空军妇女辅助队。但这些广告不仅让人想入非非，而且会让人误解，因为每次经过一群群隶属辅助空军妇女辅助队、本土防卫妇女辅助队或皇家海军妇女辅助队的女军官时，我总是会想到，至少女性在军中的晋升与样貌无关。 随意集·三十四 1944年7月21日 我刚刚找到了我那本萨缪尔·巴特勒的《笔记》，是第一辑的完整版，由乔纳森·开普出版社于1921年出版。它已经有二十一个年头了，而且由于在缅甸搁了几个雨季，情况糟得不能再糟了，但至少它还在，实在是太好了，因为这是一本那种家喻户晓却再也找不到的书籍。开普出版社后来在“旅行者图书馆”系列中发行了一本删节版，但这个版本的质量并不令人满意，而1934年出版的第二辑没有收录多少有价值的内容。只有在第一辑里你才能找到巴特勒在达达尼尔海峡采访一位土耳其官员的故事，他描写自己怎么买到新下的鸡蛋，以及他拍摄一位晕船的主教的尝试，还有其它类似的琐碎小事，这些内容在某种程度上要比他的主要作品更有价值。 巴特勒的主旨现在似乎不是很重要了，或因为重点强调的错误而受到损害。除了生物学家，现在谁会在乎达尔文的进化论与巴特勒所支持的拉马克 (130) 的演变论究竟孰对孰错呢？进化论的整个问题似乎没有以前那么重要了，因为我们不像维多利亚时代的人，我们不觉得由动物演变而来会冒犯人类的尊严。另一方面，巴特勒总是在如今我们看来非常重要的事情上让人哑然失笑。例如： “要辨别人类的主要人种和亚种，现在不能在黑人、切尔克斯人、马来人或美洲土著人中寻找，而要在富人和穷人中寻找。这两种人在生理组织上的差异要远远大于所谓的人种之间的差异。富人 （ 从新西兰到英国 ） 想去哪儿就去哪儿，而穷人的腿脚则被看不见的不幸所捆绑，无法跨越某些狭窄的限制。富人和穷人都无法理解这一哲理，也不愿承认那些能够在名下拥有半岛与东方蒸汽航运公司 (131) 轮船的一小部分股份的人是比那些无法做到的人更加高度进化的个体。” 在巴特勒的作品中有不计其数的类似描写。你会很容易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去理解它们，但重点是，巴特勒本人并不是这么想的。说到底他在思想上是一个保守派，虽然他对基督教信仰和家庭体制的抨击很成功。贫穷让人消沉，因此，小心点，不要变成穷人——这就是他的反应。因此就有了《众生之路》中那个狗尾续貂的结局，与前面的现实主义描写形成了古怪的反差。 但是，巴特勒的作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远比那些更加热情的同时代作者如梅雷迪斯 (132) 和卡莱尔 (133) 更出色，一部分原因是他从未失去用眼睛观察，为细小的事物感到愉悦的能力，一部分原因是在狭义的技巧方面他的文笔非常好。拿巴特勒的散文与梅雷迪斯的扭曲或斯蒂文森的矫情相比较，你会看到，纯粹只是尝试不卖弄小聪明就足以获得巨大的优势。巴特勒本人对这个问题的想法值得一提： “我还不知道有哪个作家靠雕琢文风能让其作品拥有可读性。柏拉图曾经写一句话改了七十遍，这就足以让我知道为什么我不喜欢他。一个人可以而且应该花费许多心思在把文章写得清晰明了和铿锵动听上面，他将把许多句话写上三四遍——再改下去的话就还不如不改了。他会非常用心地注意不要重复自己说过的话，精心编排他的材料，让他的读者能最好地了解它，将多余的词语删掉，甚至删去无关紧要的材料，但在每一种情况中，他所想到的不是自己的风格，而是为了读者着想……在此我宣布，我从来不曾花半丁点儿心思在我的文风上，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它到底是不是一种文风，我相信并希望它能做到平常朴素和直接干脆。我无法想象有人能够花心思去琢磨自己的文风而不让自己和读者蒙受损失。” 不过，巴特勒以他独特的风格补充道，他花费了不少工夫在练字上。 社会主义者应该准备好面对一个论点，它是为基督教辩护的人和新悲观主义者如詹姆斯·伯恩汉姆等人经常提起的，那就是所谓的“人性”的永恒。社会主义者被指责认为人类是完美的，然后又指出人类的历史事实上就是一部漫长的贪婪、劫掠和压迫的历史——我想这是不公道的。他们说人类总是会想方设法盖过自己的邻居，他们总是会为了自己和家人尽可能多地敛财。人类的本质是邪恶的，靠立法是不能让他们变好的。因此，虽然经济上的剥削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控制，消灭阶级的社会是永远不可能实现的。 在我看来，正确的答案是，这一争论属于石器时代。它的前提是物质产品总会非常稀缺。人类的权力欲确实是一个严肃的问题，但没有理由认为对于财富的贪欲是永恒的人性特征。我们在经济问题上是自私的，因为我们都生活在对贫穷的恐惧中。但当一样东西并不稀缺时，没有人会尝试去抢夺比他应得的份额更多的东西。比方说，没有人会将空气割下一角。百万富翁和乞丐都满足于自己所能呼吸到的空气。再举一个例子，水。在这个国家我们不缺水。要说真有问题，那是我们的水太多了，特别是在法定假日的时候。结果，我们总是不会去想到水。但是，在北非的干旱国家，缺水会引起何等的嫉妒、仇恨和骇人听闻的犯罪！任何物品的情况都是一样。如果它们能被大量生产，而这本不是一件难事，没有理由无法在几代人内消灭人类追求利益的本能。说到底，如果人性真的亘古不变，为什么现在我们不再同类相食了呢？而且我们甚至不想这么做。 再来一则脑力急转弯。 一个商人每天七点半乘一趟从伦敦开往郊区的火车回家。一天晚上，一个看更的刚好上班值勤，拦住了他，说道： “抱歉，先生，但我建议您今晚别赶平时那列火车。昨晚我梦见那列火车撞车了，里面一半的乘客死掉了。或许你会觉得我是迷信，但那个梦是如此生动，我无法不认为那是一个警示。” 那个商人感触很深，于是等候搭乘了下一班火车。第二天早上，当他打开报纸时，果不其然，那趟火车出事了，许多人死于这场事故。那天晚上，他派人叫来那个看更的，对他说道： “我得感谢你昨天的警示。你救了我的命，作为回报，我会给你30英镑作为报答。而且我得提醒你，你被解雇了。从今天算起，提前一个星期通知你。” 这是忘恩负义之举，但那个商人这么做绝对合情合理。为什么？ 随意集·三十五 1944年7月28日 几年前在写一篇关于男生周刊的文章时，我对女性报刊作了一些随意的评论——我指的是那些两便士一份的女性报刊，它们经常被称为“言情读物”。在众多的读者来信中，这篇文章引来了一封长信，是一位为《幸运星》、《黄金之星》、《琴报》、《秘密》、《神谕》和几份类似的报纸撰稿的女士写的。她的主要观点是，我说那些报纸的目的是创造对财富的迷梦是错的。它们的故事“根本不是灰姑娘式的故事”，并没有利用“她嫁给了老板”这一主题。我的来信者还补充说： “失业总是被提起——相当频繁……当然，救济金和工会则从未被提起。这或许是受到这几家最大的女性杂志出版社都没有设立工会这件事的影响。没有人被允许批评体制，或揭露阶级斗争的实情，社会主义者这个词从来不被提起——所有这些都是千真万确的事情。但或许可以补充有趣的一点，那就是，阶级情感并没有完全消失。有钱人总是吝啬、凶残和狡猾的挣钱机器。那些有钱有闲的纨绔子弟几乎总在想着和女人偷情，而女主角则被她那强壮勤奋的工友给救出来。开着汽车的人总是‘坏人’，而穿着剪裁得体的昂贵西装的人几乎都是骗子。大部分这些故事的理念就是，即使当上银行经理的妻子，有高收入也不代表幸福。有一个正直善良的丈夫，即使生活再穷，还有好几个孩子要养，住的是一间‘小茅屋’，生活也是美好的。这些故事刻意要表现贫贱生活并非真的那么糟糕，至少你是诚实快乐的人，而财富则会招来麻烦和损友。穷人被鼓励追求道德上的价值，因为这是他们所能做到的。” 我可以在这里进行许多评论，但我选择探讨关于穷人的道德优越性和没有被提及的工会和社会主义。无疑，这确实是刻意为之的方针。我确实在一份女性报纸上读到过一则描写煤矿罢工的故事，即使在这一情境中，行业工会主义也没有被提起。当苏联参战时，一份这种报纸立刻及时跟进，开设了一个名为“她的苏维埃爱人”的连载专栏，但我们或许可以肯定马克思主义不会是主题。 事实上，这种穷人在道德上的优越感是统治阶级捣鼓出来的最致命的逃避现实的幻想。你任人践踏和欺骗，但在上帝的眼中你要比压迫你的人更优越，通过电影和杂志等形式，你能意淫自己凌驾于那些在现实生活中打败你的人之上。在任何希望取悦广大群众的艺术形式中，一个富人战胜一个穷人是几乎闻所未闻的事情。富人总是“坏蛋”，他的阴谋诡计总是会受到挫折。“善良的穷人打败有钱的坏蛋”是为人所接受的公式，而如果情况调转过来的话，我们就会觉得哪里出了严重的差错。在电影里和廉价杂志里这是显而易见的，而最显而易见的或许就是那些老默片，它们在不同的国家上映，必须吸引三教九流的观众。观看电影的大部分人是穷人，因此把穷人设为主角是明智之举。电影巨头、报业大亨等人靠宣扬“财富是邪恶的”而大肆敛财。 “善良的穷人打败有钱的坏蛋”只是“天上掉馅饼”的更加隐晦的版本。它是阶级斗争的升华。只要你能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强壮勤奋的修车工人”，打败某个财大气粗的恶棍，事情的 真相 就会被忘却。这是比幻想财富更加高明的逃避。但奇怪的是，这些女性报刊还是反映了现实，不是通过故事，而是通过读者来信专栏，特别是那些提供免费医疗建议的报纸。在那里你可以了解到关于“坏腿”和痔疮的让人揪心的故事，由那些使用“某位患者”、“九个孩子的母亲”和“便秘久患”等化名的中年妇女写就。比较一下这些信件和紧挨着它们的言情故事，你就会理解白日做梦在现代生活扮演着多么重要的角色。 我最近在读亚瑟·科斯勒的小说《角斗士》，里面描写了公元前70年斯巴达克斯领导的奴隶起义。这算不上他最好的作品之一，而且不管怎样，任何描写古代奴隶起义的小说都会被拿来和福楼拜 (134) 描写迦太基雇佣军起义的杰出小说《萨朗波》进行比较。但它让我想到为人所熟知的奴隶的数量是那么少。我只知道三个奴隶的名字——斯巴达克斯本人、著名的伊索——据说他曾是一个奴隶——和哲学家爱比克泰德 (135) ，他是那些博学的奴隶之一，古罗马的王公贵族喜欢让他随行。其他奴隶甚至连名字都没有。比方说，我们不知道——至少我不知道——那些营造金字塔的无数劳力中哪怕一个人的名字。我想斯巴达克斯是有史以来最广为人知的奴隶。五千多年来，人类文明建立在奴隶制之上。但当一个奴隶的名字名留青史时，那是因为他没有遵守不得违抗的命令，而是揭竿而起。我想这其中自有让那些和平主义者学习的道理。 虽然火车里人满为患（16个人挤在一节设计只载10个人的车厢里如今是很普遍的事情），我注意到头等车厢和三等车厢的差别确实回来了。在战争的早前一些时候，它几乎消失了。如果你被挤出三等车厢，你会理所当然地走进头等车厢，没有人会查问你。现在你得买不同价格的车票——至少，如果你选择坐票的话——尽管要在火车的其它地方找到一个位置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我相信你可以拿着三等车厢的车票到头等车厢去，但你得全程站着。）几年前，铁路公司可不敢强制实施这一区别对待。通过这些细小的迹象（顺便说一下，另一个迹象就是晚礼服正从放了樟脑球的衣柜里被拿出来穿了），你可以判断那些高层人物心里是不是踏实，觉得表现出何等程度的倨傲无礼是安全的。 上周我们刊登了一封非常蛮横无理的来信的部分内容，是关于那首名为《俄巴底亚书霍恩布鲁克的小小启示》的反战诗歌，信中作了如下评论：“我很惊讶你们把它刊登出来了。”其它信件和个人评论大致上也是这些内容。 和我们这位来信者一样，我不认同《俄巴底亚书霍恩布鲁克》这首诗，但那并不是一个拒绝刊登的充分理由。每份报纸都有其政策，在政治版块它会坚持自己的政策，基本上是排他性的。采取别的做法会是蠢事一件。但一份报纸的文学版块则是另一回事。当然，即使在那里，也没有报纸会提供版面刊登对它的立场发起直接攻击的内容。比方说，我们不会发表一篇颂扬反犹主义的文章。但在取得最起码的共识的前提下，文学上的价值才是唯一重要的。 而且，如果这场战争真的有什么宗旨，那它就是一场支持思想自由的战争。我不会说我们在道德上比我们的敌人更优越，说英帝国主义比纳粹主义事实上更加卑劣也不无道理。但两者的区别确实存在，是无法抵赖的，那就是：在英国你相对自由一些，拥有言论和出版自由。就算是在大英帝国最黑暗的地区，比如说印度，那里也要比一个极权主义国家拥有更多的言论自由。我希望一直保持这样，有时候听一听不受欢迎的意见，我认为这对言论自由有所帮助。 随意集·三十六 1944年8月4日 提到密集轰炸，一位和我意见完全相左的来信读者补充说道，他绝不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他说他知道必须击败那些“德国鬼子”。他只是反对我们现在所采取的野蛮手段。 现在我觉得往人们头上投炸弹比起把他们叫做“德国鬼子”所造成的伤害要小一些。显然，如果可以避免的话，没有人想要造成伤亡，但我并不觉得一味的杀戮是最重要的。再过不到一百年我们就都将死去，大部分人的死法是被称为“自然死亡”的肮脏恐怖的死状。真正的邪恶是兴风作浪，破坏宁静的生活。战争对文明的结构所造成的伤害不在于它所造成的毁灭（战争的净效应甚至或许能促进世界整体生产力的发展），甚至不是对人类的屠戮，而是煽动仇恨和虚伪。你能对他作出的最深刻意义上的不义之举并不是枪杀你的敌人，而是对他的仇恨，对他制造的种种谎言并让自己的孩子长大后相信这些谎言，要求签署不公平的和平协议，使得未来无可避免会继续发生战争，你摧毁的不是一代人，而是整个人类本身。 可以看到，最不受战争歇斯底里症影响的人正是那些士兵。在所有人当中，他们最不痛恨敌人，不会被谎话连篇的政治宣传所蒙蔽，也不想要报复式的和平。几乎所有的士兵——甚至包括和平时期的职业军人——都对战争抱以理性的态度。他们知道战争是讨厌的，但在很多情况下或许是必需的。一个平民很难体会到这一点，因为士兵的超脱态度一部分是源于他们身心疲惫，对危险有着清醒的警觉，而且和他自己的战争机器一直在起矛盾。那些吃好喝好舒舒服服的市民情绪更加高涨，他们倾向于将情绪用于痛恨某些人——如果他们是爱国者，痛恨的对象就是敌人，如果他们是和平主义者，痛恨的对象就是自己人。但这种战争情绪是可以与之抗争并将其征服的，就像对子弹的恐惧是可以克服的一样。问题是，“和平誓约联盟”和“拒绝战争社” (136) 在看到战争情绪时都不知道它为何物。与此同时，在这场战争中，像“德国鬼子”这样的侮辱性蔑称并没有引起广泛的公众注意，这件事在我看来是一个好的征兆。 我总是觉得，上一场战争中最让人愤慨的一件事情并不是以杀人为目标的——恰恰相反，它或许拯救了许多生命。在德国人大规模进攻卡波雷托之前，他们对意大利军队散播了大量宣扬社会主义的假传单，里面声称德国士兵准备枪杀他们的军官，和他们的意大利同志团结在一起，等等等等。许多意大利人信以为真，前去与那些德国人套近乎，结果沦为战俘——我相信他们因为头脑简单而被嘲笑。我听过有人为这一做法辩护，说它是体现了高度智慧和人文关怀的作战方式——如果你唯一的目的就是拯救生灵，那它确实是这样。但是，像这样的策略对人类团结的根基的摧毁是单纯的暴力手段所无法企及的。 我看到围栏正在回来——只有木头的，确实如此，但还是围栏——在一座又一座伦敦广场竖立起来。于是，那些奉公守法的居民又能用到他们珍藏的钥匙了，可以把穷人的孩子拦在外面。 公园和广场的围栏被拆除的一部分原因是收集生铁，但拆除围栏也被视为一个民主的姿态。现在有了更多的绿地向公众开放，你可以整天待在公园里，不用在关门的时候被板着脸的管理员赶出去。人们还发现这些围栏不仅没有必要，而且还很丑陋。公园开放后，让人觉得很亲切，很有田园气息，这是以前所没有的，改善之大几乎让人认不出来。要是那些围栏能永远消失的话，或许还会有另一项改善。沉闷的月桂和水蜡树的树篱——这些植物并不适合英国，而且总是布满了灰尘，至少在伦敦是这样——或许会被掘出，由花圃取代。和围栏一样，它们摆设在那里是为了防止人们进出，但就像其它改革措施一样，那些高层想方设法避免这一改革。到处都在竖起木制的围栏，耗费多少劳力和木材也在所不惜。 我在国民自卫队里的时候，我们总是会说引入鞭刑将会是一个不好的兆头。我相信这件事情还没有发生，但所有细微的社会征兆都指着同一个方向。最糟糕的征兆——如果托利党赢得大选，我想这件事马上就会发生——伦敦的街头又会出现高礼帽，不只是送葬人和银行信差在戴。 我们希望能在不久之后就玛丽·帕内特夫人 (137) 所写的《巷子》这本不同寻常的书进行评论——我希望借此机会引起读者对它的关注。该书的作者是，或者说，曾经是一家儿童俱乐部的义工。这本书揭露了伦敦有的儿童仍然成长在几乎可以用野蛮加以形容的环境里。但是，这些环境是否将因为战争而恶化则尚未可知。我想读一读关于战争对于儿童的影响的权威记述——我相信应该还有像这样的书，但我不知道哪一本。数十万的城镇儿童已经被转移到了郊区，许多儿童的学业中断了好几个月，其他儿童对于炸弹有着恐怖的经历（在战争初期，一个八岁的女孩被转移到哈福德郡的一个村子里，她对我说她经历了七次轰炸），有的儿童一直睡在地下防空洞里，有时候一住就是一年。我想知道这些城镇的儿童对乡村生活适应到什么程度——他们是不是对鸟兽更感兴趣了？还是说他们一心只想着回电影院——青少年犯罪是不是有了显著的增加？帕内特夫人笔下的那些孩子几乎就像俄国革命所造就的那些“野孩子”帮派。 回到十八世纪，当时印度的细棉纱布令世界啧啧称奇，一位印度国王派遣一位使节觐见路易十五，希望达成通商协议。他知道在欧洲女人拥有莫大的政治影响力，那些使节给她们带去了一捆昂贵的细棉纱布料子，他们奉命将其献给路易十五的情妇。不幸的是，他们的情报落后了：路易十五轻佻的爱情已经转到别人身上，这些细棉纱布料子送到了一个业已失宠的情妇那里。出使失败了，使节们回到国内都被砍了头。 我不知道这个故事是否有道德寓意，但当我看到我们的外交部喜欢交往的那些人时，我总是会想起这个故事。 随意集·三十七 1944年8月11日 几天前一个西非人写信告诉我们伦敦有一间舞厅最近开设了“白人专享酒吧”，或许是为了取悦那些美国士兵，他们可是重要的客户。我们给那间舞厅的管理层打了几通电话，得到以下答案：一、“白人专享酒吧”已经取消了；二、从一开始就根本没有推行过。但我认为给我们通风报信的人的指控并非空穴来风。最近有一些类似的事件发生。比方说，上个星期地方治安法庭受理了一件案子，揭露了这么一个事实：一个在这里工作的西印度群岛的黑人被拒绝进入一间娱乐场所，当时他还穿着国民自卫队的队服。还有许多印度人、黑人和其他人在酒店吃了闭门羹的例子，理由是“我们不招呼有色人种”。 保持警觉防止这种事情的发生非常重要，一旦它发生了就要闹得满城皆知。因为这是那种只有吵起来才能得以解决的事情。在这个国家没有法律反对歧视有色人种，而且民众的肤色情绪并不强烈。（这并不是因为英国人与生俱来的美德——我们在印度的行径证明了这一点，而是因为在英国本土并没有肤色问题。） 麻烦事总是以同样的方式发生。一间酒店、一间餐馆或别的什么地方有很多有钱人光顾，他们不喜欢和印度人或黑人在一起。他们告诉老板除非他设立一间白人专享的酒吧，否则他们就上别处去。或许他们只是一小撮人，或许老板并不认同他们的看法，但对他来说失去好顾客是很艰难的事情，于是他设立了白人专享的酒吧。如果公众舆论保持警觉，并对任何侮辱有色人种的场所进行负面宣传，这种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任何人只要有证据证明肤色歧视确实发生过，他都应该将其曝光。否则，我们当中那一小撮有肤色歧视的势利鬼就会不停地制造麻烦，而英国人作为一个民族也会背上本不应有的骂名。 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当美国游客就像香烟售卖亭和锡尿壶一样成为巴黎的景致时，就连在法国也开始出现白人专享的酒吧。那些美国人花钱如流水，那些餐厅和其它场所的老板无法对他们置之不理。一天晚上，在一间非常出名的咖啡厅的一首舞曲中，几个美国人对一个黑人和一个埃及女人的出现提出了反对。在作了几次软弱的抗议后，老板让步了，那个黑人被请了出去。 第二天早上发生了可怕的骚动，那个咖啡厅的老板被带到一位政府部长的面前，被威胁将受到指控。原来那个受到侮辱的黑人是海地大使。像那种身份的人总是能够得到满意的结局，但我们中的大部分人并没有那么幸运贵为大使，那些普通的印度人、黑人或中国人只能靠其他愿意挺身相助的普通人才能免遭这些微小的侮辱。 这个星期《论坛报》的读者会注意到雷吉纳德·雷诺兹先生在书评《德国人需要什么》中一再表现出他似乎相信一则关于英国部队以平民为人质发起进攻的故事。为了表示消息的权威，他引用了《新闻纪实报》一则没有日期的非正式报道。 这种以平民为人质实施进攻的事情是战争宣传史中非常爱用的一个老招数。1914年时德国人被指控使用这一手段，到了1940年这一指控再次出现。但如果指控针对的是德国人，雷诺兹先生会不会相信呢？我表示非常怀疑。他会立刻斥之为“捏造出来的暴行故事”，而它的确是捏造出来的。碰巧的是，他所引述的权威媒体《新闻纪实报》上周从诺曼底前线报道了另一桩历史悠久的暴行——将女人浇上汽油，然后点火。（这是过去三十年来的战争中经常使用的宣传手段。那些女人最好是修女。《新闻纪实报》说她们是女教师，或许是仅次于修女的报道材料。）我很肯定雷诺兹先生也会拒绝相信那则报道。只有当这些故事是关于己方时，在一个抵制战争的人的眼中，它们才会是真的或值得相信的；就像对于毕灵普分子来说，当故事是针对敌人的时候它们才会是真的或值得相信的。 我怀疑抵制战争的人的态度并不见得比毕灵普分子的态度更优越，大体上我甚至觉得它们并没有什么不同。近年来，许多和平主义者和抵制战争的人都很肯定地告诉我所有关于纳粹分子暴行的故事——集中营、毒气车、橡胶警棍、蓖麻油和其它种种——都只是英国政府散布的谎言。如果它们不是谎言，那我们自己也在做出同样的事情。所有关于敌人的报道都是“战争宣传”，而正如我们从1914年至1918年的经历中所了解到的，战争宣传都是靠不住的。 一点不错，1914年至1918年确实谎言连篇，但我想说的是，这一次情况大不一样。因为这一次那些暴行故事并不是在战争开始后才出现的。恰恰相反，大部分故事是在1933年至1939年这段时间出现的。在那个时候，整个文明世界惊恐地看着在法西斯国家所发生的事情。而且这些故事不是由英国政府或任何政府散布的。 各个地方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相信这些故事，并将其传播开来。全体欧洲的左翼人士，包括大部分和平主义者，都相信集中营、大屠杀和其它种种惨剧确有其事。数以十万计的逃离纳粹国家的难民也相信这些惨剧是真的。因此，如果关于纳粹暴行的故事都是谎言的说法是真的，那我们就必须接受下面两种情形中的一种：要么，一、在1933年至1939年间上千万社会主义者和数十万难民对于集中营集体产生了幻觉；要么，二、惨剧是在和平时期发生的，但战争一打响就停止了。 我认为这两种情况都无法让人相信，反对纳粹的理由一定在根本上是真实的。纳粹主义是极其邪恶的事情，它做出了当代空前的暴行。它绝对要比英国的帝国主义更加糟糕，但后者也有许多罪行要加以清算。在我看来，不接受这一点是不切实际的。 有时候怀疑会变成轻信。一位年轻的和平主义者写信告诉我，“贝德福德公爵知道——我可以向你保证这是真实的——希特勒是个好人，他希望能和他进行会谈，让他改邪归正。”我告诉他恰恰相反，希特勒不是一个好人，有大量的证据可以证实这一点。当然，我不知道关于贝德福德公爵的事情是否属实。但如果属实的话，那我认为他的看法与任何一个肥头大耳的《每日电讯报》读者的看法没有什么不同，他们一边抨击V型飞弹，一边却对数百万印度人饿死毫不关心。 随意集·三十八 1944年8月18日 提到我关于伦敦各个广场的那些围栏的评论，一位来信读者写道： “你所说的广场是公共还是私人场所？如果是私人场所，我觉得你那些平淡无奇的评论无非就是提倡盗窃，就应该被归为此类言论。” 如果将英国的土地归还英国的人民是盗窃，那我很乐意将其称为盗窃。我的那位写信人热情地捍卫私有财产，却没有停下来想一想那些所谓的地主是怎么获得土地的。他们纯粹依靠暴力攫取土地，然后聘请律师给他们补上地契。在1600年到1850年间的圈地运动中，这些土地掠夺者甚至没有外国征服者的理由，他们就赤裸裸地将自己的国民继承得到的土地剥夺走，没有任何理由，就凭他们有权力这么做。 除了极少数幸存的公地之外——高速公路、国家信托的土地、相当一部分数量的公园和潮汐标志线下的海岸——每一英寸的英国土地都被数千户家庭所拥有。这些人就像绦虫一样毫无益处。居者有其屋是理想，一个农民应该拥有他实际能耕种的土地或许也是理想。但一座城市的地主没有贡献，也没有存在的理由。他只是一个找到如何压榨公众的方式而毫无回报的人。他把房租越提越高，他使得市镇规划变得越来越困难，不让孩子们到绿地上玩，基本上他干的就是这些，除此之外就是收租。拆除广场的围栏是反对他的第一步。这是非常微小的一步，却是意义深远的一步，而眼下恢复围栏的行动证实了这一点。近三年来，广场一直对外开放，它们神圣的草坪被工人阶级的孩子们的脚踩平了，那一幕情景让食利阶层咬紧了他们的假牙。如果这就是盗窃，我要说的就是，盗窃是更加正当的事情。 我注意到，又有人在严肃地谈论在战后尝试吸引游客到这个国家来。据说这将带来可观的外汇收入。但可以肯定地预言，这一尝试将以失败告终。除了许多其它困难之外，我们的营业牌证法律和人为地抬高饮品价格就足以将外国人拒之门外。为什么在本国只花六便士就能买一瓶红酒的人会到一个一品脱啤酒就卖一先令的国家呢？但即使是这些价格也比不上那些白痴法律，他们允许你在十点半买一杯啤酒，却不许你在十点二十五分去买，而且他们竭尽所能把小孩子拒之门外，将酒吧变成光是喝酒的地方。 和大部分别的民族相比，我们遭受的是怎样的蹂躏啊，这一点从一件小事中就可窥见一斑，就连那些与“禁酒运动”毫无关系的人也无法想象我们的营业牌证法律是可以修改的。当我建议酒吧应该可以在下午营业或一直营业到午夜时，我总是得到同样一个答案：“第一批出来反对的人会是那些酒吧老板，他们可不想一天营业十二个小时。”你看，人们觉得营业时间无论长短，都应该接受法律的约束，即使是一个人的小生意。在法国和其它国家，咖啡厅的老板可以随心所欲地开门营业或关门。如果他愿意的话，他可以二十四小时通宵经营。而反过来，如果他想将咖啡厅关掉，离开一个礼拜，他也大可以这么做。在英国，这种自由我们已经有将近一百年没有体验到了，人们几乎没办法想象出这种事情。 英国是一个应该能够吸引到游客的国家。它有非常漂亮的风景、温和的气候、无数迷人的村庄和中世纪的教堂、上好的啤酒和风味自然爽口的美食。如果你可以想去哪儿就去哪儿，而不是被铁丝网和“擅入者将被控告”的木板拦住，如果承包建筑商没有获准将一座大城镇方圆十英里内的每一处宜人的景致彻底破坏，如果你在什么时候都能以正常的价格买到一杯啤酒，如果在一间乡村旅馆吃到一顿能入口的饭菜是很平常的事情，如果星期天不会被人为地弄得那么惨兮兮的，那还可以指望外国游客会到这儿来。但如果那些事情实现的话，英国就不再是英国，我想我们得找出某种与我们的国民性更加相符的获取外汇的手段。 虽然我号召反对“jackboot”（长统靴）这个词——我并非孤家寡人——但我注意到在报纸的专栏里，“长统靴”仍像以往一样被广泛使用。最近我甚至在《标准晚报》的社论里看到好几个这类词语。但我仍然没有清楚的资料表明什么是“长统靴”。那是一种当你想作出暴君的行为时会穿的靴子——似乎每个人所了解的就仅限于此。 除了我之外，还有其他人指出，当战争被写入社论时，它总是会挥舞那些老掉牙的武器。飞机和坦克时不时会出现，但一旦需要唤醒英雄主义情结，唯一会提到的武器就是“sword”（长剑）（“We shall not sheathe the sword until ...”［我们绝不会将长剑归鞘，直到……］）、“spear”（长矛）、“shield”（坚盾）、“buckler”（圆盾）、“trident”（三叉戟）、“chariot”（战车）和“clarion”（号角）。所有这些武器全都老掉牙了（比方说，战车自公元50年起就失去作战功效了），有些武器就连其作用也被遗忘了。比方说，什么是“buckler”呢？有些军事理论家认为它是一面小圆盾，但也有的军事理论家认为它是一面皮盾。我相信“clarion”就是“trumpet”（军号），但大部分人认为“号角响起”只是意味着响亮的声音。 一篇早期的《大众观察报》的报道描写乔治六世的加冕，指出所谓的“国家盛事”似乎总是导致语言复古。比方说，“国家之舟”（政府）出现在官方文章中时，用的词语是“prow”（船舶）和“helm”（航舵），而不像在说现代船只时用“bow”（船首）和“wheel”（舵轮）。至于它在战争方面的应用，使用这类语言的动机或许是出于委婉表达的需要。“We will not sheathe the sword”（我们不会将长剑归鞘）听上去要比“we will keep on dropping block-busters”（我们将继续投下重磅炸弹）要斯文得多，虽然意思上是一样的。 提倡基本英语 (138) 的一个理由是，它与标准英语并存，是对那些政客和宣传人员的夸夸其谈的矫正。当唱高调的语言转换成基本英语时，总是出奇地让人泄气。比方说，我让一个基本英语的专家用基本英语讲述这句话：“He little knew the fate that lay in store for him.”（他对前途命运一无所知。）这句话变成了：“He was far from certain what was going to happen.”（他无法肯定将会发生什么事情。）这句话的感染力大为逊色，但它所表达的意思是一样的。他们告诉我，在基础英语中，一番毫无意义的话语读起来一定就会显得毫无意义——这就足以解释为什么有那么多学究、编辑、政客和文学评论家反对它。 随意集·三十九 1944年8月25日 印缅协会是代表生活在欧洲各个社区的群体的非官方团体，奉行以克里普斯的提案为基础的“温和”政策。它给我送来了一些关于缅甸和缅甸战役的资料。 印缅协会义愤填膺地抱怨缅甸在公共宣传这方面一直做得很不到位，不仅公众对于缅甸不感兴趣，虽然在许多方面它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而且政府部门甚至没有编出一本吸引人的宣传手册告诉人们缅甸的问题是什么，以及它们和我们自己的问题有什么关系。从1942年起，报纸上关于缅甸战斗的报道一直都语焉不详，特别是从政治角度去看。日本人一开始发起进攻，报纸和英国广播公司就将缅甸的所有住民都称为“缅甸人”，甚至将这个名字用于北部边远地区的那些半开化的民族。这不仅就像把瑞典人叫成意大利人那样不靠谱，而且掩盖了日本人得到了缅甸主体民族的支持而少数民族大部分支持英国这一事实。在目前这场战役中，当战俘被接受时，那些报道从来不指明他们是日本人还是缅甸和印度的游击队——这一点非常重要。 几乎所有已经出版的关于1942年那场战役的书籍都是在误导人。我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因为我已经为大部分书籍写过书评。它们要么是没有背景知识和怀着反英偏见的美国记者写的，要么是一心想辩解和掩盖每一件卑鄙事实的英国官员写的。事实上，那些英国官员和军人一直因为并非他们所犯的错误而遭到谴责，而这个国家的左翼人士对这场战役的观点几乎与毕灵普分子的观点一样扭曲。但这个麻烦之所以会出现，是因为政府没有努力去把真相公之于众，因为据我所知，能提供宝贵信息的资料是存在的，但这些资料由于商业上的原因，没办法找到出版社。 我可以举三个例子。1942年，有一个缅甸年轻人，他曾经是德钦党（极端民族主义组织）的成员，并与日本人勾结。他逃到印度，看到日本人在那里的统治是怎样一番景象，改变了他对日本人的看法。他写了一本篇幅不长的书，在印度出版，名为《在缅甸发生了什么》，大部分内容是真实可信的。印度政府以其一贯的马虎作风，只送了两本书到英国来，不多不少。我试过游说好几家出版社重新出版该书，但都以失败告终。他们给出的理由都一样——不值得为一个公众不感兴趣的题材而浪费纸张。后来，一个名叫恩里克的少校——他出版过几本关于缅甸的旅游书籍——带来了一本描写缅甸战役和败退印度的日记。这本日记揭示了很多真相——有好几处地方揭露了不光彩的内容，但它与其它书籍遭受了同样的命运。现在我正在阅读另一份手稿，为缅甸的历史、经济情况、土地佃户制度等等提供了宝贵的背景信息。但我可以和你打个小赌，这本书也不会出版，至少要等到纸张短缺得以缓解为止。 如果这类书籍出版的纸张和金钱没有到位——那些可能会透露许多秘密的书籍，但对于澄清由纳粹同情者散布的谎言会有帮助——那么，政府可不要因为公众对缅甸一无所知且漠然置之的情况而感到惊讶。缅甸的情况和其它重要却被忽视的情况是一样的。 与此同时，在此我要提一个建议。当一份没有商业价值但对于未来的历史学家可能很有用处的资料出现时，它应该被提交给一个由比方说大英博物馆成立的委员会。如果他们认为它具有历史价值，他们应该有能力印几本样书，将它们保存起来，供学者们使用。目前，一份被商业出版社拒绝的手稿几乎总是被丢进垃圾桶里。有多少或许能将已经被接受的谎言加以澄清的机会就这么消失了！ 在垃圾书籍充斥书店，而好的书籍却绝版的年代，我很高兴地看到近来伦纳德·梅里克 (139) 的一两本小说已经重新发行了廉价本。 在我看来，他是一位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的作家。他一心只想成为一个受欢迎的作家，他有着许多1914年前典型的毛病，而且他认为当时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几乎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他的作品不仅诚恳，而且拥有那种所有描写谋生艰难的书籍所拥有的魅力。它们最具特色的描写就是关于艺术家的挣扎，通常都是演员，但其描写与严肃艺术基本没有什么相干，一切都围绕着努力付清房租和同时保持“体面”的艰辛努力。自从读了伦纳德·梅里克的作品，一个旅行演员的生活的种种恐怖——星期天的巡回演出和阴风阵阵灯光昏暗的剧院、那些喝倒彩的观众、由“大妈”担任舍监的剧院宿舍、那口白色的搪瓷夜壶和炸鱼经久不散的味道、肮脏卑鄙的勾心斗角和风流韵事、在巡回演出进行到一半时卷款而逃的满口谎言的经理——都在我的心里占据了一个特别的角落。 对于任何想尝试阅读伦纳德·梅里克的人，我要说的是：不要管那些关于巴黎的作品，它们带有威廉·约翰·洛克 (140) 的味道，读起来很乏味，应该去读《我本善良》、《林奇家族》或《佩吉·哈珀的立场》。《凡夫俗子》题材不同，但也值得一读。 我希望在我的读者中有植物学家能明确地告诉我那种在被轰炸的地点长得很茂盛，开粉红色花朵的野草叫什么名字。 从小我管这种植物叫“柳叶菜”。另一种相似但其实不一样的植物长于湿地，我管它叫“石南”或“法国柳”。但我注意到威廉·比奇·托马斯爵士 (141) 在《观察者报》的文章中把那种生于遭受轰炸地方的植物叫“石南柳叶菜”，把这两个名字结合在了一起。我查阅了一本关于野花的书籍，但没有什么帮助。其他提到这种植物的人似乎把这三个名字调换着使用。我希望弄清楚这一点，就是想知道一个有五十年资历的《自然》通讯记者会不会弄错了。 随意集·四十 1944年9月1日 我的主要工作不是讨论当代政治的细节，但这个星期有一件事情实在是不吐不快。既然似乎没有别人会这么做，我想就英国媒体对最近在华沙发生的起义所表现出的卑劣而懦弱的态度提出抗议。 起义爆发的消息一出，《新闻纪实报》及其关系密切的报纸就抱以明显的不予认同的态度。读者会以为那些波兰人如今终于做了过去几年来盟军的所有电台广播一直在要求他们做的事情，却只配乖乖挨揍。他们不会得到也不配得到外界的援助。有几份报纸试探性地建议由远在千里之外的英美联军空投武器和物资。据我所知，没有人建议就在二十英里外的俄国人或许可以这么做。《新政治家报》在8月18日那一期报纸里甚至质疑在这样的情形下是否可以提供援助。所有的左翼报纸，或几乎所有的左翼报纸都在责备伦敦流亡政府 (142) “仓促地”命令其追随者在红军兵临城下的时候发动起义。上周《论坛报》刊登了巴拉克罗先生 (143) 的一份信件，里面就充分地阐述了这一思想纲领。他提出了如下具体的控诉： 一、华沙起义“不是民众的自发起义”，而是“受伦敦的自命波兰政府的指使”。 二、发动起义的命令“没有与英国政府或俄国政府进行协商”，而且“没有尝试将起义与同盟国的行动协调起来”。 三、波兰流亡政府没有团结波兰的抵抗运动，就像希腊国王乔治二世 (144) 未能团结希腊抵抗运动一样。（这一点通过对“流亡”、“自命”等用于修饰伦敦政府的词语的频繁运用而进一步加以强调。） 四、伦敦政府促成此次起义，目的是在俄国人到达的时候占领华沙，因为那样一来“流亡政府就有了更好的讨价还价的地位”。我们听说伦敦政府“准备背叛波兰人民，巩固其自身摇摇欲坠的执政地位”，还有许多其它相似的内容。 所有这些指控都是没有证据的，虽然第一点和第二点或许可以加以证实或真有其事。我自己的猜测是，第二点是真的，而第一点在部分程度上是真的。第三点指控与前两点根本是矛盾的。如果伦敦政府不被华沙的群众所接受，为什么他们要接受其命令发起没有希望的暴动？责备索斯恩科夫斯基 (145) 和其他人应该为起义负责就等于自动承认波兰人民唯他们马首是瞻。这个明显的矛盾在一份又一份的报纸上重复着，而据我所知，没有一个人坦诚地将其指出。至于像“流亡”这种表达方式的使用，那只是修辞上的手法。如果伦敦的波兰人是“流亡者”，那波兰国民解放委员会 (146) 和所有被占领国家的“自由”政府都是“流亡”政府。为什么某个政府跑到伦敦就成了“流亡”政府，而跑到莫斯科就不是“流亡”政府了呢？ 第四点指控和《罗马观察报》对俄国人停止进攻华沙的目的是让尽可能多的波兰抵抗者被德国人杀掉这一说法在道义上都是同一德性。那是一个没有得到证实而且无法得以证实的断言，出自宣传人员之口，他们不希望了解真相，纯粹只是为了尽量抹黑对手。我在报刊上读到的所有内容，除了几份小报以及《论坛报》、《经济学家》和《标准晚报》上几则报道和评论之外，大体上和巴拉克罗先生的信件内容一致。 我对波兰的事情一无所知，即使我有能力去了解情况，我也不会掺和伦敦波兰政府和莫斯科国民解放委员会之间的斗争。我关心的是英国知识分子的态度，他们当中竟没有一个人胆敢质疑他们所信任的俄国纲领，无论该纲领有什么样的转变。他们在这件事情上表现出了闻所未闻的卑劣，暗示我们不应该派遣轰炸机去援助我们在华沙奋战的同志。绝大部分左翼人士接受了《新闻纪实报》等报刊的说辞，他们对波兰的了解并不比我多多少。他们所知道的就是俄国人反对伦敦政府，并组建了一个与之分庭抗礼的组织，而对他们来说，这样就足够了。如果明天斯大林放弃解放委员会并承认伦敦政府，英国的知识分子都会像鹦鹉一样追随他。他们对俄国外交政策的态度不是“这个政策是对是错”，而是“这就是俄国的政策，我们怎么让它显得正确呢”，并完全就以“强权就是公理”的立场捍卫这一态度。俄国人在东欧势力庞大，而我们势力单薄，因此，我们不能和他们作对。其原则就是，如果你无法阻止邪恶的事情发生，那你就绝不能对其提出抗议，而究其本质，这是与社会主义相悖的。 我没办法在这里探讨为什么英国知识分子（只有极少数人例外）对苏联产生了一种民族主义般的忠诚，以虚伪的态度不加批判地接受它的政策。我已经在别的地方探讨了这个问题。但我希望提出两点值得考虑的事项作为结尾。 第一点，我想奉劝英国左翼记者和知识分子：“请记住，虚伪和懦弱总是要付出代价。不要以为你可以多年来一直给苏联政权或别的政权充当摇头摆尾的喉舌帮凶，然后突然间在精神上恢复体面。须记住，一日为娼，终生为娼。” 第二点涉及的层面更广。当今之世最要紧的莫如英国与俄国的友谊与合作，而没有开诚布公，那是不可能实现的。与外国达成共识的最佳方式不是不去批评它的政策，更不是让本国人民对它们茫然无知。目前，几乎所有的英国报刊都奴态十足，普通人根本不了解正在发生什么事情，而且极力支持他们在五年后将会予以否定的政策。我们隐隐约约地听说俄国的和平条件要比凡尔赛条约更加苛刻，包括瓜分德国、天文数字的赔偿和大规模的强制劳动。这些要求基本上没有遭到批评，许多左翼报刊甚至组织了御用文人对它们进行歌颂。结果就是，普通人根本不知道俄国的要求是多么过分。我不知道到时候俄国人是否真的想要执行这些条款。我猜想他们不想这么做。但我知道的是，如果做出这种事情，当战争的情绪冷却后，英国的公众，或许还有美国的公众是绝不会支持的。任何霸道的、不公义的和平协议都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就像上一场战争一样，使得英国人民对于受害者予以不合理的同情。英俄两国的友谊取决于两国都能认同的政策，而没有当下的自由讨论和真挚的批评，这是不可能实现的。以“斯大林总是英明正确”作为基础无法缔结真正的同盟。结成真正的同盟的第一步就是抛却幻想。 最后，我想对那些将就这个问题给我写信的人说，请允许我再一次引起读者对这一专栏题目的兴趣，并提醒大家，《论坛报》的编辑并不一定认同我所说的内容，但他们在践行他们对于言论自由的信仰。 随意集·四十一 1944年9月8日 奥斯伯特·西特韦尔爵士的《致我儿的一封信》是一本只有32页的书，里面有许多令人惊奇的谩骂。我猜想正是书中的谩骂，或那些谩骂所针对的大人物，使得西特韦爵士不得不更换出版社。但在那些不甚公正并且略显轻佻的篇章中，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艺术家在现代中央集权社会的地位。比方说，下面有几则摘录： 真正的艺术家总是得抗争，但对于你和你这一代的艺术家而言，现在和将来都得面对一场比以往要艰难得多的挣扎。如今工人更受重视，他们会受到报刊的阿谀奉承和贝弗理奇计划的贿赂，因为他们掌握了大多数的选票。但谁会在乎你和你的命运，谁会惹麻烦去捍卫年轻的作家、画家、雕 塑家和音乐家的事业呢？当剧院、芭蕾舞台、音乐厅沦为废墟，而由于培养的中断，几十年内不再有伟大的表演艺术家，你能得到什么鼓舞呢？最重要的是，不要低估人们对你的恶意会达到何种程度。不是那些工人，因为虽然他们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但他们对艺术怀有一定的尊敬，而且没有先入为主的观念；不是那些为数不多的仅存的贵族；而是由夹在两者中间的那些大腹便便的中产阶级人士和小人物组成的庞然大军。在此我必须特别指出，那些公务员都是敌人……你将备受折磨，受困于那些人数虽少但权力很大的专横独断的艺术指导、博物馆骗子、撰文谈论艺术和文学的吃吃傻笑的时尚男女、出版商、记者、导师 （ 说句公道话，这些导师会尝试着帮助你，如果你肯按照他们所说的进行创作的话 ） 和数量庞大的其他人等，他们看到你挨饿不仅不会介怀，还会觉得开心。因为我们英国人在这一方面是非常独特的，虽然我们是一个创造艺术的民族，但我们并不热爱艺术。在过去，艺术得仰仗一小撮非常富有的赞助者。他们所营造的独立王国再也未能重建。“钟爱艺术的人”这个名字令人作呕……你今天所拥有的作为一名艺术家的权利就像以实玛利 (147) 的权利，每一个人都与你为敌。因此，请记住，被放逐的人绝对不能胆怯。 这些并不是我的观点。它们是一个睿智的保守派的观点，他低估了民主的优点，将其实是属于资本主义的好处归到了封建主义的名下。比方说，怀念贵族的赞助就是错的。那些赞助人就像英国广播电台那样难伺候，而且还不会固定地给你支付薪水。我猜想，弗朗索瓦·维庸和我们这个时代的任何诗人一样都不好过，在阁楼忍饥挨饿的文人是富于十八世纪特色的人群之一。在赞助者最好的时代，你得把时间和才华浪费在令人作呕的阿谀奉承上，就像莎士比亚那样。事实上，如果你把艺术家看作是以实玛利，一个不亏欠社会的独立的个体，那么艺术家的黄金年代是资本主义的年代。他摆脱了赞助人，还没有被官僚俘虏。他能靠普罗大众活下去——至少对于作家、音乐家、演员是这样，或许甚至包括画家。大众从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别人给他们什么他们就会接受什么。事实上，过去近百年来，你可以公开侮辱大众照样活得好好的，就像福楼拜、托尔斯泰、劳伦斯甚至狄更斯那样。 但不管怎样，奥斯伯特·西特韦尔爵士的话里颇有一番深意。自由资本主义正走向衰亡，艺术家的独立地位必定随之消逝。他只能要么成为闲暇的业余人士，要么当一个官员。当你看到极权主义国家里发生在艺术家身上的事情，当你看着同样的事情正通过内务部、英国广播电台和电影公司遮遮掩掩地发生——这些组织不仅收买了前途无量的年轻艺术家，阉割他们，让他们像拉车的马一样干活，而且还想方设法破坏富于个人特色的文学创作，将它变成流水线式的作业——这些前景让人意气消沉。但是，这仍然不能改变资本主义注定会毁灭，不值得对其施以援手的事实，虽然在很多方面它对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很宽容。因此，你遇到了以下两个对立的事实：一、社会不是为了艺术家而存在的；二、没有了艺术家，文明就将毁灭。我还没有想到这个两难处境的解决办法（办法一定会有的），这个问题并没有经常得到真诚的探讨。 在我面前有一张出奇恶心的相片，出自《星报》八月二十九日那一期，相片上有两个衣衫不整的女人，剃了光头，脸上画着纳粹党的万字徽，被牵着在巴黎穿街走巷，两边是咧嘴大笑的看众。《星报》——我并不是故意要找《星报》的茬，因为大部分报刊也会这么做——以赞许的态度刊登了这张相片。 我不责怪法国人作出这种事情。他们受了四年的苦，我可以在一部分程度上想象得到他们对通敌者的感受。但这个国家的报纸尝试让他们的读者相信把女人剃光头是一件好事则另当别论。一看到《星报》的这张相片我心里就在想：“我以前在哪儿见过像这样的事情呢？”然后我记起来了。就在大约十年前，当纳粹政权开始高歌猛进时，非常类似的被羞辱的犹太人在德国城市游街示众的相片被刊登在英国报刊上——不同的是，那时候我们并不认为应该表示赞同。 最近另一张报纸刊登了德国人被俄国人吊死在哈尔科夫，尸体晃晃悠悠的相片，还专门提醒读者行刑已经被拍摄下来，公众很快就可以去新闻剧院一睹为快。（我不禁猜想，小孩子会不会获准去观看呢？） 之前我引用过尼采的一句话（我想不是在这个专栏），但这句话值得再引用一遍： “与恶龙搏斗太久的人自己变成了恶龙，如果你久久地凝视深渊，深渊会凝视着你。” 在这个语境中，“太久”或许可以被理解为“恶龙被击败之后”。 回答我关于那种在遭受轰炸的地方生长的杂草的来信实在是太多了，没办法一一致谢，但我希望以集体的名义表示感谢。结果就是，威廉·比奇·托马斯爵士是对的。那种植物就叫“石南柳叶菜”。我提到的另外一种植物的名字无法完全确定，但似乎有九种柳叶菜，它肯定是其中一种。有一则信息，或许在威士忌一瓶卖27先令的时候很有用：一个来信读者告诉我“拿整棵柳叶菜去泡水很醉人”，我传达了他的看法，如果有人勇于尝试，我很有兴趣知道结果。 随意集·四十二 1944年9月15日 大概是1936年底，我正取道巴黎去西班牙，我得去一个我不认识的地方拜访某个人，我想去那里最快的方式或许就是搭出租车。那个出租车司机也不认识那个地址。不过，我们一路沿着那条街开，找最近的警察问路，结果那个地方就只有一百码远。所以，我把那个出租车司机从候客区拖出来，车费换成英国的钱却大概只有三便士。 那个出租车司机非常生气，开始对我破口大骂，扯直了嗓子，极尽羞辱之能事，说“我是故意耍他”。我抗议说我原先不知道那个地方在哪里，要是我一早就知道的话就不会搭出租车了。他朝我嚷道：“你心知肚明！”他是个头发花白的壮实老人，蓄着凌乱灰白的八字胡，脸上露出极其怨毒的表情。最后我按捺不住脾气，突然间在盛怒之下我脱口而出用法语对他嚷道：“你以为自己年纪大我就不会揍扁你的脸吗？别想得太美了！”他退后靠在那辆出租车上，骂骂咧咧地，而且还准备干一架，虽然他已是花甲之年。 然后是给钱的时候了。我掏出一张十法郎的钞票。“我没零钱！”他一看到那张钞票就嚷道，“你自己去把钱找开！” “我去哪儿把钱找开？” “我怎么知道？那是你自己的事情。” 于是我走到马路对面，找到一间香烟店，把钱找开了。我走了回去，给了那个出租车司机不多不少的车费，告诉他由于他的行为，我不会给他任何小费。我们又互相骂了几句，然后各自离开。 当时这场肮脏的口角让我非常生气，过后又觉得很难过厌烦。“为什么人会做出这种事情？”我心想。 但当晚我出发去西班牙。火车是趟慢车，挤满了捷克人、德国人、法国人，所有人都奔赴同一个任务。在火车上上下下，你会听到一句话以欧洲所有语言的口音重复了一遍又一遍——“去那里！”我的那节三等车厢坐满了非常年轻、营养不良的金发德国青年，穿着很蹩脚的西装——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合成布料——他们每到一站就会跑出去买廉价的瓶装红酒，然后在车厢的地板上叠罗汉睡着了。在法国开到半路，普通的游客下车了。或许还有几个像我这样不伦不类的记者，但这趟火车实际上是运兵火车，郊区知道这一点。上午我们缓缓驶过法国南部，每个在田里干活的农民都转过身来，庄严地立正，以反法西斯主义的姿势敬礼。他们就像仪仗队，连绵数英里迎接火车的经过。 我看着这幕情景，渐渐理解了那个老出租车司机的行为。现在我知道为什么他会这么咄咄逼人，虽然他并没有必要这么做。那是1936年，大罢工的年头，布伦姆政府仍在执政。席卷法国的革命情绪的浪潮影响到了像出租车司机和产业工人这样的人群。我的英语口音在他听来是有钱有闲的外国游客的象征，这些外国游客正不遗余力地将法国变成博物馆和妓院的综合体。在他的眼里，英国游客就是资产阶级分子。他要以自己的方式报复这些在平时是他的雇主的寄生虫。我惊讶地想到，坐在火车上的这支操不同语言的军队的目的、那些在田里举起拳头的农民的目的、我自己去西班牙的目的和那个出租车司机辱骂我的目的，归根结底都是一样的。 关于V型飞弹的官方言论，即使算上早些时候丘吉尔的言论，并没有透露多少内容，因为它们没有给出受影响的人群的确切数字。我们只知道每天有不到三十枚炸弹击中伦敦。根据我亲眼目睹的类似“事故”，我估计大体上每一枚击中伦敦的V型飞弹使得三十座房子不能再住人，每天会有5 000人无家可归。按照这个数字计算，过去三个月来有25万到50万人因遭受轰炸而无家可归。 据说优秀的台球运动员在击球之前会先往球杆上擦一些粉。同样地，如果我们在每一种轰炸开始之前就做好准备，而不是等到它发生之后再去准备，那我们应该就能从容地应付这场战争。在战争爆发的不久前，一位和其他官员到伦敦参加会议的官员告诉我，政府准备好了在空袭的第一周会有20万人的伤亡。他们已经准备了充足的可折叠的纸板棺材，集体墓地也已经挖好了。他们还专门为精神病患者的大量增加做好了准备。结果，伤亡数字并没有那么多，而我相信精神病患者的数字事实上减少了。另一方面，政府没能预料到遭受轰炸的人会无家可归，而且需要食物、衣服、住所和钱。而且，他们预料到会有燃烧弹，却没能意识到需要有备用水源，以防主管道被炸弹炸裂。 到了1942年，我们依据1940年的大空袭做好了全部准备。避难设施增加了，伦敦到处点缀着水箱，如果火灾发生而它们还在的话，可以用来拯救历史古迹。然后，V型飞弹来了，它不只是把三四座房子炸没了，而是将一大片房子炸得住不了人，而房子里面倒是没什么损坏。因此又有了一个始料未及的头疼问题——家具的存放。被V型飞弹炸中的房子里面的家具几乎完好无损，但找地方存放和搬动家具的劳动量让地方政府根本无计可施。基本上这些家具只能被丢弃在荒废的、没有人看守的房子里，不是被洗劫就是被潮湿侵蚀。 邓肯·桑迪斯 (148) 的演讲最重要的数据是关于盟军的反击措施。比方说，他指出德国人发射了8 000枚臭虫飞弹，或8 000吨以上的高能炸药，而我们往导弹基地投下了十万吨当量的炸弹，而且损失了450架飞机，发射了数十万或数百万发防空炮弹。目前你只能进行粗略的计算，但看上去似乎V型飞弹在将来的战争里将大有用武之地。在将其斥为失败品之前，值得记住，在克雷西会战 (149) 中，大炮的表现也只是差强人意。 随意集·四十三 1944年10月6日 在得到一位来信读者的同意后，我引用了她最近从一所著名的新闻学院收到的一封指导信的部分内容。我得解释一下，当她参加“课程”时，导师让她提供关于她的背景和经历的最起码的必要信息，然后叫她就感兴趣的话题写几篇散文作为样文。她是一位矿工的妻子，于是她选择了写关于挖矿的文章。这是她从某个自称是“研究中心副主任”的人那里得到的回应。我从里面摘录了一段文字： 我饶有兴味地仔细阅读了你的两篇习作。你应该有许多内容可以写，不要翻来覆去地说着同一件事情。矿工并不是唯一生活艰难的群体。那些年轻的海军军官呢？他们挣的钱可没有一个熟手矿工挣的多——他们必须背井离乡，在极寒或赤道地区度过三到四年。许多退休人士只能领到微薄的退休金或补贴，在扣除了收入税后，之前的两英镑或三英镑就只剩下一半，他们又该怎么办？在这场战争中我们都作出牺牲——那些所谓的上层阶级事实上也遭受了严重的打击。 与其为社会主义报纸撰写政治宣传文章，你倒不如描写挖矿的村子里的生活——读者就是那些家庭主妇。不要偏离主题，流露出对老板和经理的敌意——他们都是普通人——但如果你不吐不快的话，语气宽容一些，使之符合 你的情节或主题。 你的读者中有很多人根本不觉得雇主是奴隶主和资本主义社会的恶棍……写得简单点自然点，不要尝试用长单词或长句子。记住，你的任务是取悦读者。没有读者会愿意在辛苦地干了一天的活儿后去读某个人的满腹牢骚。一定要警惕自己描写采矿业“弊端”的倾向。有几百万人不会忘记，当我们的儿子和丈夫在抗击德国人时，矿工们却在发动罢工。如果军队不愿意打仗，那些矿工会何去何从呢？我说这个是为了帮助你有大局观。我建议你不要写很有争议的话题。它们很难有销路。简单地描写矿工生活，成功的机会更大一些……普通读者愿意阅读关于其它生活方式的纪实描写——但除非他是一个傻瓜或无赖，他才不会听一面倒的政治宣传。所以呢，忘记你的牢骚，告诉我们，你是如何在一座典型的采矿村子里生活的。我可以保证，一份女性报纸会考虑刊登一位家庭主妇关于这一话题的文章。 我的这位来信读者似乎已经答应先交11英镑上这门课程，她写了这封信给我，问我是不是认为她的导师在尝试影响她，让她在写作时有可以被接受的政治立场？他是不是在尝试说服她不要像一个社会主义者那样写东西？ 当然，我认为就是如此，但这封信所隐含的意思要比这更加恶劣。这不是资本家以隐晦的方式麻醉工人的阴谋。那封蹩脚的信的作者不是一个狡猾的阴谋家，只是一个笨蛋（从文风判断，是个女性笨蛋），多年的轰炸和贫困根本对她没有造成任何影响。这封信展现了战前的思维习惯像杂草一般除之不尽的生命力。可以看得出来，她认定报刊的唯一目的就是从疲惫的读者的口袋里把钱给骗出来，而这么做的最佳方式就是不把当今社会令人不快的真相说出来。他（或者她）认为读者群体不喜欢被迫进行思考，因此就不要让他们动脑筋。你一心追逐利益，其它的事情都顾不上了。 任何对自由撰稿记者的“课程”有所了解或曾经读过如今已经不复存在的《作家》和《作家与画家年册》的人都认得出这封信的口吻。“记住，你的任务是取悦读者。”“没有读者会愿意在辛苦地干了一天的活后去阅读某个人的满腹牢骚。”“我建议你不要写很有争议的话题。它们是很难有销路的。”顺便提一句，即使从商业的角度看，这些建议也是在误导人。重要的是，它认为没有什么事情会改变，认为公众一定总是那些没有智慧的乌合之众，只需要以精神鸦片将其麻醉，认为任何理智的人坐在打字机前的目的就是撰写卖得出去的废话。 当我十五年前开始写作时，许多人——他们没能从我这儿挣到11英镑——给我的建议几乎和我在上面引用的内容一模一样。那时候似乎公众也不希望听到像失业这种“不愉快”的事情，描写“有争议性”的话题的文章“没有销路”。自由撰稿记者的无聊小天地，那个卧室兼起居室里摆着租来的打印机和写着发信人姓名地址的信封的小天地，完全由“你的任务就是取悦读者”这句话所主宰。但那时候是有原因的。首先，那时候有广泛的失业，每份报纸和杂志都被许多业余作者包围，他们拼命想找机会挣点外快。而且，那时候的出版界比现在愚蠢得多，说编辑不会刊登“阴郁的”的文章还有点道理。如果你将写作纯粹看成挣钱的手段，那么粉饰太平或许就是最好的方针。看到新闻学院的世界仍在原地踏步，实在是让人觉得沮丧。轰炸没有改变任何事情。事实上，在我读那封信的时候，我觉得战前的世界又回到我们身边了，那种感觉就像不久前透过圣殿区 (150) 的某个律师事务所的窗户看到某人正在擦亮一顶高礼帽——动作很仔细，而且看上去正自得其乐。 说如今乘长途火车旅行是一件不开心的事情纯属多余，你得忍受许多不便之处，这并不能怪铁路公司。在军队征用了绝大多数车辆，又有数目庞大的平民需要往返交通的情况下，这不是他们的错。一列英国火车的营造似乎总是以尽可能地浪费空间为目标。但动辄在拥挤的走廊里站上6到8小时的火车旅程可以通过几个改革变得没有那么不堪忍受。 首先，头等舱这些无聊的噱头应该被彻底清除掉。其次，任何抱着孩子的女人应该有就座的优先权。第三，候车室应该开放到晚上。第四，如果按照时间表发车，行李员和其他人员应该掌握准确的信息，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告诉你在不应该换班次的时候换班次，或在应该换班次的时候不换班次。还有——这件事情在和平年代已经够糟糕的了，在眼下更是糟糕——为什么将行李搬到一个大城镇就没有便宜点的方式呢？如果你得把一件沉重的行李箱从帕丁顿搬到卡姆登镇，你会怎么办？你得打的。如果你没钱打的那怎么办？你就得借一辆手推车，或把行李箱摆在婴儿车上。为什么就不能像有巴士载乘客一样有便宜的载货小巴呢？又为什么不能用地铁运送行李呢？ 今天晚上，国王十字火车站又走出了一群归家的疏散者。我看到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显然经过长途旅程累坏了，试图登上一辆巴士。那个女人抱着一个号啕大哭的婴儿，另一只手拉着一个大约六岁的孩子，那个男的扛着一个绑着绳子的破损的行李箱，还有那个大一点的孩子的婴儿车。他们被一辆又一辆的巴士拒载。当然，没有巴士能让一辆婴儿车上去。能拿它怎么办呢？可那几个人怎么回家呢？结果，那个女人带着两个孩子上了巴士，而那个男人扛着婴儿车迤逦跟在后面。我知道他还得走五英里的路。 在战争时期你必须预料会有这种事情。但重要的是，如果那些人在和平时期还得扛着大大小小的包裹走那样的路，他们仍会经历同样的困境，因为： 天天都在下雨， 好人和坏人都得挨淋， 但好人被淋得更惨， 因为坏人抢了好人的伞。 我们的社会制度不仅仅使得有钱人可以肆意购买奢侈品。说到底，钱不就是用来干这事的吗。这一制度还使得穷人每天时时刻刻都得忍受细小的羞辱和完全没有必要的苦楚——比方说，拎着一个行李箱回家，把手指都给勒断了，而只需要给半个克朗，你五分钟内就可以到家。 随意集·四十四 1944年10月13日 奥斯伯特·西特韦尔爵士的那本小书和我的评论引来了格外多的来信，里面提到的几点问题似乎需要进一步探讨。 一位来信读者将整个问题总结为一句话：没有艺术家，社会将可以完美地运行。没有了科学家、工程师、医生、砌砖匠或修路工的话，社会也能运作得很好——目前来说是这样。就算不为明年耕种也没有关系，只要明白每个人在十二个月内都会饿死就好了。 这一观念的传播很广泛，而且被那些应该更加明理的人所倡导，只是以新的形式将问题再次重申。艺术家所做的事情不像牛奶工或矿工所做的那么直接而且有明显的必需性。除了在尚未到来的理想社会里，或在行将结束的蒙昧而繁荣的时代，这在实践中意味着艺术家必须有某个资助者——统治阶级、教会、政府或政党。而“哪一个资助者最好”这个问题通常意味着“哪一个资助者的干扰最少”。 有几位来信者指出，一个解决办法就是让艺术家找到别的谋生之道。菲利普·普莱斯 (151) 先生写道：“一个可行之道就是，为社会主义创作并为之献身，一边接受英国广播电台、内政部、军队或音乐美术促进委员会的资助……唯一的出路就是以兼职的形式鬻文谋生。”这里的难题是，写作或其它艺术需要占据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而且在战争时期，一个作家所从事的工作，如果他不是在部队里服役的话（就算他在部队里服役也一样——因为总是有公关事务要做），通常都与政治宣传有关。但这本身是一种写作。撰写一本宣传小册子或一篇电台讲稿就和写你所信仰的东西一样辛苦，区别就是，写出来的东西一点价值也没有。我能列出一长串很有前途或才华横溢的作家，现在因为从事某份政府工作而被压榨得像干柠檬一样。确实，大部分人是出于自愿。他们希望赢得这场战争，而且他们知道每个人都必须作出牺牲。但是，结果仍是一样。这场战争结束后，他们无法展现自己所付出的劳动，甚至不像士兵那样以吃苦为代价获得阅历。 如果一个作家想要找到替代职业，那它最好不要和写作有什么关系。能够成功做好两份工作的例子是特罗洛普，每天早上七点钟到九点钟他写两千字的书稿，然后去邮局上班。但特罗洛普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人，他一星期去打猎三天，而且经常通宵达旦地游玩嬉戏。我猜想他的正职工作不是那么辛苦。 别的来信者还指出，在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艺术家与普通人的区别将会消失。这很有可能，但这样的社会还没有实现。其他人义正词严地宣称由国家资助比私人资助更能免于冻馁，而在我看来，他们轻易地忽略了这一政策所隐含的内容审查的意味。他们总是说这能让艺术家成为对社区负责任的成员，而不是一个有无政府主义倾向的个人主义者。但是，问题的实质并不是不负责任的“个人表达”和“纪律”之间的矛盾，而是真理与谎言之间的矛盾。 艺术家不会反对美的约束。建筑师在设计剧院或教堂时都遵循同样的原则。作家根据需要，将三卷本的小说浓缩成一卷本，或将戏剧改编成电影。但问题是，这是一个政治挂帅的年代。一个作者不可避免会描写当代的事件——而这种情况会以相对间接的方式发生在所有艺术形式身上。他的冲动是说出他认为是真相的事情。但没有政府，没有大型组织会为真相支付稿费。举一个直白的例子：你能想象英国政府资助爱德华·摩根·福斯特写《印度之行》吗？只有在不依赖政府资助的情况下他才能写出这本书。将这个例子放大一百万倍，你就会看到它所蕴含的危险——事实上，我们并非集权经济，但我们正朝集体所有制的时代迈进，忘记了自由的代价就是永远要保持警惕。 前不久有人告诉我下面这则故事，我充分相信它是真人真事。 在法国，那些被俘虏的德国人里有一些是俄国人。不久前有两个被俘虏的人不会说俄语或任何俘虏他们的人与同被俘虏的人能听得懂的语言。事实上，他们俩只能彼此对话。一位从牛津大学来的斯拉夫语的教授一点儿都听不懂他们在说些什么。然后碰巧一位曾在印度前线服役过的军士听到他们的交谈，认为他们所说的语言他也能说一点点。那是西藏语！经过一番盘问，他总算弄清楚了他们的故事。 几年前他们流落到了前线，来到苏联，被编入工兵连，然后被派到俄国西线，正好与德国的战争爆发了。他们被德国人俘虏了，押到北非，然后又被押到法国，然后在第二战场开辟时被编入战斗部队中，接着被英国人俘虏了。在这段时间里，他们一直没办法和任何人交谈，只能彼此交流，根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也不知道是谁在和谁打仗。 要是他们现在被编入英军，然后被派去和日本人打仗，结果流落到中亚距离家乡不远的地方，仍然对整件事情茫然无知，那这个故事就完满了。 一位印度记者给我发来一篇删节过的他与萧伯纳的访谈录。萧伯纳说了一两处有道理的话，也确实申明了国大党的领袖不应该被逮捕的立场，但大体上那是一场令人厌恶的作秀。这里是一段节选： 问：假如你是印度的民族领袖，你会怎么和英国人打交道呢？你会采取什么方法争取印度独立？ 答：请不要假设不可能会发生的情况。争取印度独立与我无关。 问：你认为将英国人撤出印度最有效的办法是什么？印度人应该做什么？ 答：把他们的工作做得更好，让他们成为多余的人。或通过通婚将他们同化。英国的婴儿在印度无法茁壮成长。 对于那些受到极大的不公遭遇在苦苦挣扎的人，这都是些什么回答？萧伯纳还拒绝向甘地祝贺生日快乐，理由是他从来不这么做，而且建议说，如果英国拒不偿还战争时期欠下的巨债，印度人不要介怀。我不知道这次访问会给那些被关在监狱里几年，只隐约听说萧伯纳是英国的“进步”思想家之一的印度青年学生留下什么样的印象。如果就连那些心态非常平和的印度人也总是在猜疑“英国人都是一丘之貉”，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呢？ 随意集·四十五 1944年10月20日 最近我读了一本关于温格特准将 (152) 的书，他今年早些时候在缅甸牺牲。我很感兴趣地注意到，温格特的“钦迪游击队”于1943年行军穿过上缅甸，没有戴那种常见的笨重而且惹眼的木芯头盔，而是戴阔边毡帽，就像廓尔喀士兵戴的那些帽子。这听起来只是一件非常琐碎的小事，但它极具社会意义，而在二十年前，甚至在十年前，它根本不可能发生。几乎每个人，包括几乎任何医生，都会预料这些人中的大部分人会死于中暑。 直到前不久，在印度的欧洲人对热中风或俗称为“中暑”的症状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迷信。他们认为对于欧洲人来说中暑很危险，亚洲人则不会中暑。我在缅甸的时候，他们对我说，印度的太阳即使在最凉爽的时候也很有杀伤力，只能以戴软木或木芯做的头盔才能抵御。“土著人”的头骨厚一些，不需要这些头盔，但对于一个欧洲人而言，就算是戴一顶双层加厚的毡帽也无济于事。 但为什么缅甸的日头，就算在一个凉爽的日子，都要比英国的日头毒一些呢？因为我们离赤道近一些，日照更加接近垂直。这让我很惊讶，因为显然日照只有在中午的时候才会垂直。那大清早呢？当太阳从地平线上升起，日照与地面平行的时候又怎么样？他们告诉我，那个时候日照是最危险的。那雨季呢？当你总是连续好几天没有看到太阳时，又会怎么样呢？然后那些富有经验的人一直对我说你应该坚持戴“托比”（木芯做的头盔被叫做“托比”，在印度语中就是“帽子”的意思）。那些致命的光线一样会从云层中过滤下来，而在阴天你会有忘记戴帽子的危险。在露天的地方脱下你的“托比”只消一小会儿，即使只是一小会儿，你就会成为一具死尸。有的人不满足于戴软木或木芯做的头盔，相信红色法兰绒的神秘功效，将一小片一小片的法兰绒碎片缝在衬衣上，盖住第一颈椎。那些欧亚混血儿很渴望强调自己的白人血统，那时候总是戴着比那些英国人更大更厚的“托比”。 有一天，我的“托比”被风吹到河里去了，我只能光着脑袋走了一天的路，结果一点不适症状都没有，从那天起我就不再相信这些废话。不过，很快我就发现其它与盛行的信念相矛盾的事实。首先，一些欧洲人（比方说，在船上操纵索具的水手）习惯于光着脑袋在太阳下。还有，当中暑的情况发生时（它们的确会发生），它们似乎不是因为中暑者把帽子脱掉而引起的。亚洲人和欧洲人一样会中暑，据说在烧煤船上那些司炉工中暑极为普遍，他们暴露在高温之下，而不是暴露在烈日下。最致命的打击是那些据说可以抵御印度烈日的“托比”被发现其实是不久前才发明的。那些久在印度的欧洲人根本不知道有“托比”这东西。简而言之，整件事情都是在胡说八道。 但为什么那些在印度的英国人制造了这个关于中暑的迷信呢？因为不停地强调“土著人”和你的区别是帝国主义的必要支柱之一。只有在你真心认为自己是优越的民族时，你才能对另一个民族实施统治，特别是当你人数居于劣势的时候。而如果你相信被统治的民族在生理上有差异，信心会更足一些。在印度的欧洲人有许多根本没有证据支持的迷信，认为亚洲人的身体有别于他们的身体。他们甚至认为在人体结构上两者也有很大的不同。但关于欧洲人会中暑而亚洲人不会中暑的这一番胡扯是最受重视的迷信。单薄的头骨是种族优越性的标志，而木芯“托比”就像是帝国主义的徽章。 这就是为什么在我看来温格特的部下，有英兵、印度兵和缅甸兵，戴着普通的毡帽行军出发是时代变迁的一个标志。他们忍受痢疾、疟疾、水蛭、虱子、毒蛇和日本人的折磨，但我想我没有看到里面有任何关于中暑的记录。最重要的是，里面似乎没有官方的抗议，也没有人觉得不戴“托比”是对白人尊严的隐晦冒犯。 在斯坦利·昂温 (153) 先生最近的小册子《和平与战争时期的出版》中记录了几则有趣的事实，罗列了政府为不同的用途所分配的纸张数量。以下是当前的数字： 报纸：25万吨 军队文具用品办公室：10万吨 期刊（近似数字）：5万吨 书籍：2.2万吨 尤为有趣的细节是在10万吨分配给军队文具用品办公室的配给中，国防部得到了2.5万吨，比整个书业分到的配给数量还要多。 我没有亲眼见过，但我可以想象得出在国防部和众多其它部门对纸张的浪费。我知道在英国广播公司所发生的事情。比方说，你会相信每一档电台广播节目，甚至包括那些傻得出奇的相声逗乐节目，至少会有六份拷贝——有时候多达十五份拷贝吗？过去几年来，这些垃圾被归档放入了厚厚的宗卷里。与此同时，印刷书籍的纸张如此紧缺，就连最普遍通行的“经典作品”也绝版了，许多学校缺少教科书，新作家没有机会出头，就连已成名的作家在写完一本书后只能等上一两年再看看能不能出版。巧合的是，英国的书籍出口市场有很大一部分被美国抢占了。 昂温先生的小册子的这一部分读来让人觉得心里很沮丧。他表达了对政府各个部门对于书籍的轻蔑态度的愤慨。但事实上，英国人大体上不是很重视书籍，虽然在这方面要比美国人好一些。在那些小国，例如芬兰和荷兰，人均书籍消费量是最大的。在战争开始的几年前，得知雷克雅未克这么一个边远的城市比同等规模的英国城镇拥有更为齐全的英国书籍难道不是很丢脸的事情吗？ 随意集·四十六 1944年10月27日 一两个星期前，我得到克里夫·斯特普尔斯·刘易斯先生 (154) 最近出版的一本书《超越个体》（那是重印的关于神学的系列广播），从护封的宣传上我了解到，一位比较有头脑的书评家将他早前的一部作品《地狱来鸿》与《天路历程》相提并论。“我毫不犹豫地将刘易斯先生的成就与《天路历程》相提并论。”这就是他的原话。这里是《超越个体》一段很有代表性的节选： 你知道，即使在人类的层次上也存在着两种伪装。有一种伪装是不好的，那种伪装并非出于真诚，就像一个人假装要帮你，但并没有给予帮助。但还有一种是好的伪装，能够引至真诚的事情发生。当你心情不好但你知道自己应该表现得友好时，你应该做的通常就是装出很友好的样子，好像你是一个比真实的自己更加和气的人。正如我们都知道的，几分钟后你的心情要比刚才友好了许多。在很多时候，让自己获得某种品质的唯一方式就是让自己的行为展现得好像你已经拥有了那种品质。这就是为什么儿童游戏如此重要。他们玩过家家，假装自己已经是成年人——扮演士兵，扮演店主。但他们在锻炼力量和培养智力，因此假装是成年人为他们带来了真诚的帮助。 这本书自始至终就是这样，我觉得我们中的大部分人在把刘易斯先生与班扬 (155) 视为同一层次的作家之前会犹豫很久。你必须考虑到这些文章是重印的广播稿，但即使在广播节目中，也实在是没有必要用那些低俗的、无关痛痒的话侮辱听众，如“你知道的”和“提醒你一下”，或像“糟透了”、“好得很”、用“特别”代替“尤其”、“真丢脸”等等这些爱德华时代的口头禅。当然，它的理念是说服心存疑虑的读者或听众，一个人能同时做一个基督徒和“快乐的好人”。我想象不出这一番尝试会有多大的成功，而且英国广播电台对播音员的言论有所约束，使得任何关于神学问题的真实探讨，即使从正统神学的角度，也是不可能的事情。但刘易斯先生在目前很受欢迎，他所得到的广播时间和他所获得的夸张的褒扬都是不好的迹象，值得引起注意。 研究流行的宗教护教者的人会一早就注意到，所有这些人每几年就会自己归纳出一套简明的宗教理念，提出种种建议，说没有信仰已经“过时”、“老掉牙”什么的。他们会记得十五年前罗纳德·诺克斯说过差不多同样的话，而在此的二三十年前罗伯特·休·本森 (156) 也说过这么一番话，他们该知道刘易斯先生应该被归入哪一类人中。 六十年来在英国泛滥成灾的一类书籍就是既聪明又愚蠢的宗教书籍，它们的指导原则不是以地狱威胁那些不信教的人，而是让他们知道自己是没有逻辑的傻瓜，无法进行清晰的思考，不知道自己所说的每件事之前已经有人说过并被驳斥了。我认为这一文学流派始于威廉·贺雷尔·马洛克 (157) 的《新共和国》，它应该是写于1880年，有长长一列追随者——罗伯特·休·本森、切斯特顿、诺克斯神父、“比奇康莫”等人，大部分是天主教徒，但有些人，像西里尔·艾灵顿博士 (158) 和刘易斯先生本人（我是猜的）是英国国教信徒。其攻击路线总是老一套：每个异端思想在以前都有人说过了（言下之意它也已经被反驳过了），而神学只有神学家能够理解（言下之意是你应该将思考留给牧师们）。当然，本着这一宗旨，你能通过“矫正走歪的思路”而获得一本正经的快乐，比如说，指出某某言论只是在重复伯拉纠 (159) 在公元400年（或别的什么时候）就说过的话，把“圣餐化体”给理解错了。这些人的攻击目标是托马斯·亨利·赫胥黎 (160) 、赫伯特·乔治·威尔斯、伯特兰·罗素、乔德教授和其他与普及科学和理性主义有关的人士。他们轻轻松松就将他们给驳倒了——但我注意到大部分被驳倒的人依然存在，而有的为基督教辩护的人自己却开始衰败凋零了。 这些人总是在报刊上得到过度的吹捧，原因之一就是他们总是和反动势力勾结。他们当中有的是赤裸裸的法西斯主义的崇拜者，只要这么做安全无事。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引起人们对克里夫·斯特普尔斯·刘易斯先生和他那些亲切的电台广播谈话的注意。无疑，他的谈话节目还会继续下去。它们并非表面那样与政治无关。事实上，它们是过去两年来由埃尔顿爵士、艾伦·帕特里克·赫尔伯特、乔治·马尔康·杨、阿尔弗雷德·诺耶斯和许多其他人所发起的针对左翼人士的大规模反击中的迂回行动。 我注意到在他的新书《亚当与夏娃》中，米德尔顿·默里先生举例说，反对释放莫斯利的骚动是极权主义或极权主义的思维方式在这个国家发展壮大的迹象。他表示普通人仍然痛恨极权主义，但他在后面一则脚注中补充说莫斯利事件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这一信念。我不知道他说的对不对。 表面上反对释放莫斯利的示威游行是一个非常糟糕的迹象。事实上，人们反对的是“人身保护法”。1940年软禁莫斯利是完全正当的行动，在我看来，如果德国人踏足英国，就算将他枪毙也合情合理。当事关国家的生死存亡时，没有政府会依照法律条文行事，否则一个潜在的卖国贼只需要避免犯下任何可被指控的罪行，就可以保持自由，等到敌人一来就当起纳粹地方长官 (161) 。但到了1943年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德国发动大规模侵略的可能性已经过去了，而莫斯利（虽然他以后有可能卷土重来——但我对此不予置评）只是一个患了静脉曲张溃疡的滑稽的失败政客。继续未经审判就将他监禁起来有违我们为之奋斗的各项原则。 但反对释放莫斯利的民意非常强烈，我认为这不是出于穆雷先生所提到的那些险恶的原因。你最经常听到的一则评论是“他们这么做只是因为他是个有钱人”。潜台词就是“阶级特权又尘嚣日上了”。我们在1940年似乎所取得的政治进步已经渐渐从我们身边溜走了。但是，虽然普通人看到这种事情发生，但他没办法进行抗争，似乎无处可以着手。从某种意义上说，政治中断了。大选停止了，选民们无法对议员施加影响，议会无法制约政府。或许你不喜欢事态的进展，但你又能怎么办呢？你无法较真地就某一个具体的行为提出抗议。 但时不时地就会有什么事情发生，显然是整体趋势的征兆——围绕着那件事情，将现有的不满具体化表现出来。“关押莫斯利”是一个挺好的团结口号。事实上，莫斯利是一个象征，就像如今的贝弗理奇和1942年的克里普斯。我不认为穆雷先生需要担心这件事的深层含义。虽然发生了种种事情，但任何真正的极权主义观念都无法在这个国家的平民百姓中普及开来，这是这场战争最让人惊讶也最鼓舞人心的现象。 随意集·四十七 1944年11月3日 企鹅出版社现在开始出版法语书了，一本卖半克朗，非常好的迹象。在那些前不久出版的书籍里有安德烈·纪德最新的杂志文章，里面包括了在德占区生活了一年的纪录。我翻阅了一本以前很喜欢的书，安纳托尔·法郎士的《诸神的渴望》（它是一本关于法国大革命恐怖时期的小说），心里不禁想道：要是能把所有对行刑的描写都结集成册，那该是一本多么出色的文集啊！在文学作品中一定有数百篇这样的描写，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它们在大体水平上要比描写战斗的篇章出色得多。 在我现在记得的例子中，有萨克雷对库瓦西耶被绞死 (162) 和在《萨朗波》一书中将角斗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描写、《双城记》的最后一幕、拜伦的信件或日记中的一篇，描写了断头台斩首，还有1745年起义后处决两个苏格兰贵族，我想作者是霍勒斯·沃波尔 (163) 。在阿诺德·本涅特的《老妇人的传说》中有一章对断头台斩首写得很好，在左拉的一本小说中有一段写得非常恐怖（那本关于圣心教堂的小说）。然后还有杰克的短篇小说《芝加哥》和柏拉图描写苏格拉底之死——你可以将这张清单不停地延伸。一定还有许多韵文诗篇章，比方说，旧时那些描写绞刑的叙事诗，吉卜林的《丹尼·迪弗》或许就借鉴了这些作品。 我觉得很引人注目的是，没有人，在我的记忆中没有一个人，以赞同的态度描写行刑。占据主导地位的基调总是恐怖。社会显然不能摆脱死刑——有些人为了安全起见，是不能让他们活下去的——然而，当处决来临时，没有人会觉得冷血地杀死另一个人是正当之举。我曾经见过一个人被吊死。毫无疑问，每个当事人都知道这么做是违背天理的可怕举动。我相信情况总是一样的——整座监狱，狱卒和囚犯都一样，当有死刑要执行时都很不开心。或许正是死刑无可避免，却又让人本能地觉得它是不对的事情，赋予了如此多的描写行刑的文学作品以悲剧色彩。大部分这些作品的作者亲眼见过行刑，觉得那是非常可怕而且难以完全理解的经历，想要将其记录下来。而描写战斗的文学作品大部分是那些从未听过枪响的人写的，他们以为战斗就像踢一场足球比赛，不会有人受伤。 或许说没有人以赞许的态度描写行刑有点言之过早，你会想到我们的报纸对法国和其它地方处决那些卑鄙的卖国贼那种兴致勃勃的态度。我想起一份报纸上刊登了整整一系列的相片，展示处决前罗马警察局长卡鲁索 (164) 。你看到那具庞大臃肿的身躯跨坐在一张椅子上，背对着行刑队，然后步枪的枪管冒起青烟，那具身躯侧着倒了下去。我猜想同意刊登这组照片的编辑觉得那是一则让人很开心的趣闻，但他并没有亲眼目睹那次行刑。我想我可以想象得出那个拍照的人和行刑队的心情。 对于那些喜爱无用的知识的人（我知道有很多这种人，每当我提出任何这类问题时就会有许多回信），我要提一个很有趣的小问题，出自最近鹈鹕丛书中的一本：《莎士比亚的英国》。一个名叫菲尼斯·莫里森 (165) 的作家在1607年游历英国，写到了西瓜长得到处都是。安德鲁·马维尔 (166) 在五十年后写了一首家喻户晓的诗，也提到了西瓜。根据这两处描写，那些西瓜长在露天的地方，事实上，西瓜就只能长在露天的地方。温床在1600年是很新的发明，而玻璃温室，如果它们存在的话，一定是非常罕有的事物。我想如今要在英国露天种西瓜是不大可能的事情了，而它们又很难在玻璃温室里种，其高昂的价格也就由此而来了。菲尼斯·莫里森还提到了许多酿酒葡萄。我们的气候在过去三百年间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吗？还是说，那些所谓的西瓜其实是南瓜？ 从11月10日开始，《论坛报》打算重新规划它的书评。目前的方针是给每本书配篇幅为一个小专栏的一篇书评，但让人感觉不是很满意，因为可以供我们创作的版面太小了，没办法及时更新，而那些比较重要的书总是无法得到它们应该得到的更详细的评论。最好的解决方式似乎是将一些书评缩短，并给予一些书评更长的篇幅。 丹尼尔·乔治的小说书评不会受到影响，但其它书评我们打算刊登9则篇幅很短的布告——对当前的书籍进行指引——然后刊登一篇很长的书评，大约1 500字。这将让我们比现在涵盖更多的书籍，更加紧贴时代，而且好处还有，严肃的书籍能够得到严肃的待遇。每个星期至少有一本书能得到标准长度的评论，即使它的重要性只是间接性的。 我当过几年书评人，根据我的经验，我得说你能既对一本书进行总结又进行批评的篇幅的最低限度是800字。但一篇书评如果篇幅在1 000字以下的话，很难有什么价值可言。月刊和季刊通常有更高的批评水平，一部分原因就在于那些书评人不用在篇幅上捉襟见肘。一百年前，在《爱丁堡》和《季度评论》的年代，一个书评家通常有十五页可以进行创作！ 如果这一方针不能起到作用，我们就会放弃，但我们得给它几个月的时间进行尝试。我们的目标是刊登出有指导性的书评，能对所选择的书进行彻底的批评，同时书评本身是拥有可读性的作品。除了那些已经经常向《论坛报》供稿的人士之外，我们还组成了一支第一流的书评人团队，包括赫伯特·里德 (167) 、斯蒂芬·斯宾德 (168) 、弗朗兹·伯克瑙 (169) 、休·金斯米尔 (170) 、迈克尔·罗伯茨、穆尔克·拉杰·安南德 (171) 、阿图罗·巴里亚 (172) 、亚瑟·科斯勒和其他几位。 随意集·四十八 1944年11月17日 几个星期前，在提到新闻学院时，我不经意间地用“不复存在”这个词形容《作家》这份杂志。结果，我收到那份杂志的老板寄来的一封措词严峻的信，里面附带了一份《作家》的11月刊，还叫我收回我的言论。 我愿意收回那番话。《作家》仍在发行，似乎还是跟以往一样，虽然据我所知它改变了版式。我想值得对这份样刊进行研究，以了解新闻学院和整个行业从那些苦苦挣扎的自由撰稿人那里挣钱的内情。 那些文章总是惯常的那一套：《情节技巧》（分十五期刊登），作者是威廉·A·巴格莱等等等等，但我更感兴趣的是那些广告，它们占据了超过四分之一的版面。大部分是那些声称能教你如何靠写作挣钱的人刊登的。让人吃惊的是，许多广告保证为你提供现成的情节。下面是几则范例： “轻轻松松谋篇布局，向我学习，史上最简单的方式，不满意可退款。收费 5 先令，免邮费。” “女性刊物无穷无尽的情节编排方式。收费 5 先令 3 便士。培养真正的大师级技巧。十天见效。” “情节：我们的情节编排让你轻松上手，长短皆宜。无须重新调整，只需填充词语，各种类型情节供应。” “情节：情景生动，故事开篇引人入胜。对话样本，包括真实的口音……微小说： 5 先令。短篇小说： 5 先令 6 便士。长短篇小说完整版 （ 情节紧凑，让人喘不过气来 ） ： 8 先令 6 便士。广播剧： 10 先令 6 便士。连载故事、长篇小说、中篇小说 （ 分章节付费，贴切的楔子，如有需要可提供散文或诗歌引言 ）15 先令 6 便士至 1 基尼。” 还有许多其它广告。有一个名叫马丁·沃尔特先生的人声称已经将故事营造简化到纯科学的层面，并最终进化为“情节公式”，他和世界各地的学生就是依照这个公式撰写故事的……无论你想写“文学”故事还是流行故事，或是为任何存在的市场撰写故事，只需记住沃尔特先生的公式，你就能知道“情节”是什么和怎么去写。看广告，这个公式只需要花你一基尼。然后还有“弗里特街 (173) 的记者”，每千字只需花2先令6便士他们就会帮你修改书稿。诗人也没有被遗忘： “你好 你们诗人忽视了战后对于抒情诗的巨大需求了吗？ 你知道需求是什么并专门进行写作吗？ 艾达·鲁本的著名“贺卡课程”专为合格并且愿意努力的学生而设。她的《慰问卡与贺卡课程》，价格 3 先令 6 便士，可以从如下地点购买……” 我并不想说什么得罪人的话，但对于任何想要回应上面所列举的广告的人，我会提出这么一个看法：如果这些人真的知道如何通过写作挣钱，为什么他们自己不去挣这个钱，还一次以5先令兜售自己的秘密呢？别的且不说，他们将给自己招来一大帮竞争者。这一期的《作家》刊登了30则这类广告，而《作家》本身除了刊登指导文章外，也在运作自己的文学部，由“知名专家”批阅手稿，每千字多少多少钱。如果每位这些导师每周教出十个成功的学生，每一年他们就向市场供应一万五千名成功的作家！ 此外，那些要么主持这些课程，要么为他们作证言的“弗里特街的记者”、“成功作家”和“知名小说家”都没有写出名字——如果写出了名字，都是那些作品你根本没有见过的人，难道这不是咄咄怪事吗？如果萧伯纳或约翰·布伊顿·普雷斯利提出要教你靠写作挣钱，那你或许还觉得比较靠谱。但谁会向一个秃子买生发剂呢？ 《作家》希望得到免费宣传，它得到了，但我的话就说到这里。 如今人们喜欢用的篡改历史的方式之一是修改日期。法国共产主义者莫里斯·多列士 (174) 得到法国政府的特赦（他因为逃避兵役而被判刑）。关于这件事，一份伦敦的报纸评论说，多列士“将得以从过去六年来的流亡地莫斯科回国”。 恰恰相反，他在莫斯科最多待了五年，而这份报纸的编辑很清楚这一点。过去几年来，多列士一直声称他希望保卫法国，抵御德国人的侵略。1939年，在战争爆发的前夕他受国家的征召，但没有报到，之后他在莫斯科出现。 但是，为什么要篡改日期呢？目的就是要让多列士看上去似乎是在战争打响前的一年，而不是战争开始之后当逃兵的，如果他真的当过逃兵的话。这只是为法国共产党员和其他共产党员在苏德缔约时期的行为进行开脱辩解的大风潮中的一例。我还可以指出今年来其它类似的篡改事件。有时候，只需要将日期改动几个星期，你就可以改变一个事件的色彩。但只要我们都睁大眼睛，不让那些谎言从报纸上被登进历史书，那就不要紧。 一位没有收集兴趣的来信读者送来了一本《原则或偏见》，由保守党议员肯尼斯·皮克松 (175) 撰写的一本六便士的宣传手册，并给出了这则建议（用红笔作了下划线）：“阅后即焚。” 我不会想去把它烧掉，而是会直接把它放进我的卷宗里。但我同意它是一篇讨厌的东西。所有这些宣传手册（《指引手册》，作者有乔治·马尔康·杨、道格拉斯·伍德拉夫 (176) 和莱纳德·戴维·加曼斯上尉 (177) ）都是不好的征兆。皮克松先生是那些更加聪明的年轻一辈的托利党议员之一（在政治圈子里，“年轻一辈”意味着“六十岁以下”），在这本小册子里，他试图以朴实和民主的方式表现保守主义，而对左翼人士进行误导性的小规模抨击。比方说，看看这段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歪曲的描写： “没有哪个声称经济因素支配着世界的人自己相信这句话。如果卡尔·马克思对经济更感兴趣而不是对政治感兴趣，他可以生活得更好，而不是接受资本家恩格斯的恩惠，时不时向美国报纸贩卖文章。” 这篇文章的目标是无知的人，其主旨是暗示马克思主义认为个人的占有欲望是历史的动机。马克思不仅没有这么说，还几乎说出了与之相反的话。这本宣传册的许多内容对国际主义理念进行攻诘，并以这样的言论作为支持：“没有哪一个英国的政治家会认为自己有权力将英国人的热血奉献于提倡超越英国人利益的事物之上。”幸运的是，皮克松先生的文笔太糟糕了，没办法引起广泛的反响，但其他撰写这类宣传手册的人则比较有水平。托利党总是被认为是“傻瓜党”。但这个群体的公关宣传人员当中颇有一些有头脑的人，而当托利党人变聪明时，你得时刻警惕，防止细小的变化发生。 随意集·四十九 1944年11月24日 最近有无数对于店老板粗鲁无礼的投诉。人们说店老板在告诉你他们店里没有你想要的东西时似乎很幸灾乐祸，我想事情的确是这样。到店里找真正的罕有物品，比方说一把梳子或一罐鞋油，实在是糟糕的经历。它意味着从一间店走到另一间店，被三言两语打发走，或遭到充满敌意的拒绝。但就连平时去买限量供应的物品和面包对于忙碌的人来说也变得十分困难，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一个女人每天得工作到六点，而大部分店铺五点钟就关门，她该怎么为家里买到食物呢？她只能在吃午饭的时候奋力在拥挤的柜台买到东西。但人们最害怕的，是当他们想买某样供应紧缺的商品时遭到的冷落。许多店主似乎把顾客当成了要饭的，觉得他们卖东西给他是在施以恩惠。还有其它合情合理的抱怨——比方说，对未受控制的物品如二手家具无耻地加价，还有如今非常普遍的挂羊头卖狗肉的可恶伎俩。 但在因为所有这些事情责备店老板之前，有几件事情你应该记住。首先，不耐烦和无礼的情绪到处都在增加。你只要观察像巴士乘务员之类平常忍气吞声的人的行为就知道了。那是战争造成的神经衰弱症。但此外，许多独立经营的小店主（根据我的经验，在大商店里你会得到更有礼貌的招待）都是那些对社会很有怨气的人。他们中的某些人其实是批发公司的薪水微薄的员工。有的人正被连锁商店的竞争逐步蚕食，而且当地政府根本不理会他们的死活。有时候，一个住房重新安置的计划会一次性将店主一半的顾客统统迁走。在战争时期，由于轰炸和征召，这种事情或许发生得更加彻底。战争还给这些店主带来了别的特别的麻烦。限量供应为杂货店老板和肉店老板等人带来了许多额外的工作。整天有人要买你没得卖的东西是非常令人恼火的事情。 但说到底，最主要的事实是，在平时店员和独立经营的店老板都任人欺负。他们以“顾客总是对的”为宗旨。在和平时期的资本主义社会，每个人都在尝试贩卖货品，而社会又没有足够多的金钱去购买这些货品；在战争时期，钱多的是但货品却出现了短缺。火柴、刀片、手电筒电池、闹钟和婴儿奶瓶的奶嘴都是珍贵的稀有物品，那些掌握这些物资的人权力大得很，你得毕恭毕敬地和他们打交道。我不觉得你能责备那些店老板在情况暂时逆转时的报复行径。但我确实同意他们当中有些人的行为很令人讨厌，当一个人遭到过分的轻慢时，其他人的责任就是再也不去那间商店。 最近我读了一期《老摩尔年历》，想起了童年时给广告回信时所获得的乐趣。增加你的身高、利用闲暇一周挣五英镑、三天戒掉酗酒恶习、电动带锯、丰胸药、减肥药，失眠、拇囊炎、背痛、酒糟鼻、结巴、脸红、痔疮、腿脚不便、平足和秃顶——所有那些最受欢迎的广告，或几乎所有那些广告，都仍然在里面，有的至少三十年完全没有变过。 我想这些秘方其实不能给你带来什么好处，但你可以给这些广告回信，把他们逗出来，让他们浪费一大堆邮票给你寄来一沓又一沓的顾客证言，然后突然间对他们置之不理，这多好玩啊。许多年前我回应了温妮弗雷德·格蕾丝·哈特兰的一则广告（上面总是有她的照片——一个艳光四射的女郎，拥有一副魔鬼身材），她专治肥胖。在回答我的信件时，她以为我是个女人——当时我很是吃惊，虽然现在我知道这些广告的受骗者绝大部分是女性。她敦促我立刻和她见面。“你一定要来。”她写道，“在你预订夏装之前，只要上了我的课程，你的身材就会变得认不出来。”她一意要我去探访她，给了个位于伦敦码头区的地址。我们的通信持续了很久，价钱从两基尼降到了半个克朗，然后我写信告诉她，我找了另一个和她竞争的同行并减肥成功，事情就这么结束了。 几年之后，我无意中看到《真相》杂志时不时刊登的一份防骗清单，其目的是提醒公众不要受骗子蒙骗。原来根本没有温妮弗雷德·格蕾丝·哈特兰这么一个人。这个骗局是两个名叫哈利·斯威特和戴夫·利特尔的美国骗子在经营的。奇怪的是，他们如此迫切地想要人家上门，事实上，从那时起我就一直在猜想哈利·斯威特和戴夫·利特尔是不是真的在从事肥胖妇女的买卖，把她们卖到伊斯坦布尔当妾侍。 每个人都有一列“希望阅读”的书籍清单，时不时你会读上其中一本。最近我把清单上的一本勾掉了，这本书是乔治·伯恩 (178) 的《一个萨里郡工人的回忆录》。我对它略感失望，因为虽然它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但里面的主人公贝茨斯沃并不是一个寻常的工人。他曾经是一个农场工人，但后来成为一个揽活儿的园丁，而他与乔治·伯恩的关系是仆人与主人的关系。不过，里面有一些深入的细节描写，真实地描述了一辈子在农场辛苦工作后换来的悲惨而肮脏的结局。这本书写于三十年前，但情况并没有发生本质上的改变。战前不久就在赫特福德郡我住的村子里，有两个老人就像乔治·伯恩所描写的那样生活在赤贫的悲惨中等死。 最近我读了一本书，或者说，重读了一本书——《通灵术的愚昧和欺骗》，二十年前由理性主义者出版协会发行。这本书不大好找，但我可以推荐贝克霍夫·罗伯茨 (179) 先生关于该题材的作品。这些书所展现的一个有趣的事实就是那些相信通灵术的科学家的数目。名单包括威廉·克鲁克斯爵士 (180) 、生物学家华莱士 (181) 、隆布罗索 (182) 、天文学家弗拉马利翁 (183) （不过后来他的思想改变了）、奥利弗·洛奇 (184) 和一长串德国和意大利教授。或许这些人不是科学家的顶尖大腕，但你会发现笃信灵媒的诗人数字要少得多。据说伊丽莎白·巴雷特·勃朗宁 (185) 曾邀请著名的灵媒师到家里去，但勃朗宁先生本人一眼就看穿了他，写了一首关于他的声色俱厉的诗作《肮脏的灵媒》。意味深远的是，那些玩魔术的都不相信通灵术。 随意集·五十 1944年12月1日 V2导弹（他们告诉我现在你可以在出版物中上提起这个名字，你就管它叫V2，但不要描述太多的细节）再次展现了人性的矛盾。人们在抱怨这些炸弹爆炸时让人猝不及防。“要是你能提前得到预警，事情还不至于那么糟糕。”他们总是这么说。人们甚至缅怀地谈起V1导弹的日子，说至少那些亲爱的老式嗡嗡飞弹让你有时间躲在桌子底下云云。事实上，当嗡嗡飞弹真的落下来时，大家都在抱怨等候它们爆炸的时间难受得很。有的人就是永远无法满足。从我个人来说，我不喜欢V2导弹，尤其是眼下，房子似乎还在因为刚才的爆炸而颤抖，但这些东西让我觉得沮丧的是它们让人们谈论起了下一场战争。每次一枚炸弹爆炸时，我总是会听到沮丧的评论，什么“下一次”之类的话和后知后觉的看法：“我猜想到那个时候他们能跨越大西洋把导弹射过来。”但当你问起这场大家都预料会发生的战争爆发时会是谁和谁打仗，你不会听到确切的答案。那只是抽象的战争——显然，人们已经渐渐淡忘了人类能理智地行事。 莫里斯·巴林 (186) 于1907年出版了一本关于俄国文学的书，这本书让英国的很多人开始了解那些伟大的俄国小说家。在这本书里，他写到英国的书在俄国总是很受欢迎。在他最喜爱的书里，他提到了《一个小人物的日记》（顺便说一句，人人丛书重印了这本书，如果可以的话，你可以去买一本）。 我一直很奇怪《一个小人物的日记》这本书的俄文版是怎样的。事实上，我猜想俄国人喜欢读这本书可能是因为它的译本就像契科夫的作品。如果你想要对英国的生活有所了解的话，这是一本很好的书，虽然它成书于八十年代，带着那个时代浓厚的气息。查尔斯·普特是个真正的英国人，天生是位绅士，而且傻得出奇。但是，有趣的事情是探究这本书的源头。它到底是源于哪一部作品呢？我想几乎可以肯定就出自《堂·吉诃德》。事实上，它是《堂·吉诃德》的现代英国国教版本。普特是个志向高远甚至喜欢冒险的男人，总是因为自己的愚蠢而惹上麻烦吃尽苦头，而他身边尽是一帮桑丘·潘沙式的人。但除了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相对比较温和之外，在两本书的结尾部分你还可以看到塞万提斯的时代和我们的时代之间的巨大差异。 在故事的最后，格罗史密斯一家同情可怜的普特。一切都理顺了，或者说，几乎一切都理顺了，结尾弥漫着一股与书中其它部分格格不入的多愁善感的情怀。虽然我们自己就是这么做的，但我们不再觉得施加痛苦只是一件好玩的事情。尼采曾说，堂吉诃德的悲哀或许直到当代才被发现。很有可能塞万提斯并非要让堂吉诃德成为一个悲剧人物——或许他只是想他成为一个可笑的人物，当那个可怜的老头被投石器打掉一半的牙齿时，那只是一个让人捧腹大笑的笑话。我很肯定，堂吉诃德是什么样，福斯塔夫就是什么样。或许除了《亨利五世》的最后一幕，没有什么表明莎士比亚除了认为福斯塔夫是一个滑稽的角色之外，还是一个可悲的人物。它只是一个用来榨取钱财的沙包，一个能言善道的比利·班特 (187) 。在我们看来，最悲哀的事情是福斯塔夫对他那可憎的保护人哈利王子的依赖，后者被约翰·马斯菲尔德 (188) 恰如其分地形容为一个“惹人嫌的臃肿的混蛋”。没有迹象，至少没有清晰的迹象，表明莎士比亚认为这样一段关系中有什么可悲或不体面的地方。 随你怎么说都行，世道真的变了。几年前我与一位年约六旬或者年轻一些的女士走过亨格福德桥。潮汐退去了，我们俯瞰着脏兮兮的、几乎都是泥浆的河床。她说道： “我还是小女孩的时候，我们经常扔一便士硬币给下面那些泥腿子。” 我很好奇，问她什么是泥腿子。她解释说那时候职业乞丐被称为泥腿子，总是坐在桥下等着人们扔一便士硬币给他们。那些硬币会深深地掉进泥沼里，那些泥腿子就会先把头钻进去，把它们给挖出来。那被认为是非常滑稽的一幕。 如今还有人会以那种方式作践自己吗？有多少人看到这一幕会感到开心呢？ 在他遇刺前不久，托洛茨基已经写完了《斯大林生平》。你或许会认为这一定是本偏激的书，但显然由托洛茨基撰写的斯大林传——或倒过来，由斯大林撰写的托洛茨基传——会是一本很有卖点的书。一家非常知名的美国出版公司准备将其发行。书已经印好了——我一直在等待着证实这一点，才能在此提及——书评的样书已经寄出去了，这时美国参战了。这本书立即被撤回，那些书评家被要求予以配合，“避免对这本传记和推迟出书作任何评论。” 他们配合得非常好。这件事在美国出版界几乎无人提及，而据我所知，在英国的出版界也根本没有人提起过，虽然这件事众所皆知，而且显然值得略书一二。 由于美国参战，美国和苏联成了盟友，我觉得撤回这本书是可以理解的，但不是什么值得赞扬的行为。让人觉得厌恶的是所有人都乐意对这本书绝口不提。不久前我参加了作家俱乐部的一个会议，主题是庆祝弥尔顿的著名政治小册《论出版自由》 (189) 出版300周年。无数人作了演讲，强调即使在战争时期保持思想自由的重要性。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弥尔顿关于“谋杀书籍”的特别罪行的那段话就印在作家俱乐部那次活动的传单上，但我没有听到有人提起这桩谋杀，而在场的许多人无疑知道这件事。 下面又是一则脑筋急转弯。下面这一段经常被引用的文字来自莎士比亚的悲剧《雅典的泰门》第五幕： Come not to me again, but say to Athens Timon hath made his everlasting mansion Upon the beach's verge of the salt flood Who once a day with his embossed froth The turbulent surge shall cover. (190) 这段话有三个错误，错在哪里呢？ 随意集·五十一 1944年12月8日 过去几年来我一直在努力收集小册子，而且一直坚持阅读各式各样的政治文学。有一件事让我越来越惊讶——很多人也为此感到惊讶——那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政治争议是如此邪恶狡诈。我不只是在说那些争论很恶毒刻薄。当事关严肃的问题时，它们就应该如此。我指的是似乎没有人觉得对手也应该拥有公平的发言机会或客观真相才是最重要的，只要你能达到目的就行了。纵览我所收集的政治宣传手册——保守党的、共产党的、天主教徒的、托派分子的、和平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或别的什么人——在我看来，几乎所有的小册子都有着同样的精神氛围，虽然所强调的重点各有不同。没有人在探究真相，每个人总在阐述“情况”，完全罔顾公正或准确，就连最直白明显的事实，如果他们不想看见，也可以视而不见。同样的宣传伎俩几乎比比皆是。要将它们分门别类会占据这张报纸的很多版面，但在这里我希望引起人们对一个非常普遍、有争议性的辩论习惯的注意——罔顾对方的动机。这里的关键词是“客观”。 我们被教导说，重要的是人们的客观行动，他们的主观情感并不重要。因此，和平主义者妨碍了备战，“客观上”帮助了纳粹分子。因此，作为个体他们或许对法西斯怀着仇恨，但那是不相干的。我自己就不止一次说过这样的话，心里觉得很内疚。这一套论点被用在托洛茨基主义身上。托派分子总是被斥责为活跃而心甘情愿的希特勒的帮凶，至少那些共产主义者是这么说的。但当你指出许多明显的理由，证明这或许不是真相时，“客观效果”的那一套就会再次被提起。批评苏联就是在帮助希特勒，因此“托洛茨基主义就是法西斯主义”。当这一套说辞被确立起来之后，出于故意的背叛这一罪名就总是不断地被重复。 这不仅仅是不诚实的问题，它还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如果你罔顾人们的动机，要预见他们的行动就变得更加困难。因为有些时候，就连最迷惘的人也知道自己的行为所带来的后果。举一个粗浅但很有可能会发生的例子。一个和平主义者在从事一份能让他了解到重要军事情报的工作，一个德国密探和他接触。在这种情况下，他的主观情绪就关系重大了。如果他在主观上赞同纳粹，他就会出卖国家；如果他不赞同纳粹，他就不会卖国。而没有那么富有戏剧性但本质上相似的情况总是在发生。 在我看来，一些和平主义者内心是赞同纳粹的，而极端左翼政党里肯定会有法西斯密探。重要的是，找出那些诚实的人和不诚实的人，而那些常见的空洞指控只会让这件事变得更加困难。争论所引发的仇恨气氛使人们受到蒙蔽而失察。承认对方或许是诚实和睿智的人被认为是不可忍受的事情。痛骂对方是傻瓜或恶棍，或二者兼而有之要比了解对方是怎样的人更加让人心里觉得快慰。正是这一思维习惯，还有别的事情，使得在我们这个时代很难进行成功的政治预测。 下面这份传单（印刷的）是我的一个熟人在酒吧拿到的。 爱尔兰万岁！ 第一个杀死日本人的美国士兵是迈克·墨菲。 第一个击沉日本战舰的飞行员是科林·凯利。 第一户在一场战役中失去五个儿子的美国家庭是苏利文一家，一艘海军舰艇以他们命名。 第一个击落日本战机的美国人是达奇·奥哈拉。 第一个发现德国间谍的海岸警卫队队员是约翰·康兰。 第一个获得总统授勋的美国士兵是帕特·鲍尔斯。 第一个带领舰艇在战斗中牺牲的美国海军上将是丹·卡 拉汉。 第一个从后勤部偷了四个新轮胎的美国杂种是犹太人古德斯泰因。 这份传单的原作者可能是爱尔兰人，但更有可能是美国人写的。上面看不出是哪里印刷的，但或许它出自国内某个美国组织的印刷间。如果还有像这样的传单出现，我很有兴趣去了解一番。 这一期的《论坛报》刊登了“英国小说创作科学学会”的主管马丁·沃尔特先生的一封长信，在信中他抱怨我诋毁了他。他说：一、他并没有声称将小说创作变成了一门纯粹的科学；二、他的指导方法已经培养出了许多成功的作家；三、他询问《论坛报》是否接受被认为带有欺诈性质的广告。 对于第一点，“学会声明，这些问题（小说创作的问题）已经被马丁·沃尔特先生解决了。他相信每一门艺术归根结底是一门科学这一真理，分析了5 000多个故事，最终总结出了‘情节公式’。他和世界各地的学生就是应用这一公式构思出了不同的故事。”“我认为‘情节’的本质是严格遵循科学的。”像这样的言论遍布于沃尔特先生的小册子和广告中。如果这不是在声称他已经将小说创作归结为一门纯粹的科学，那到底是什么意思？ 关于第二点：沃尔特先生所教出的那些成功作家是谁呢？让我们听听他们的名字和他们出版的作品的名字，然后我们才能对情况有所了解。 关于第三点：一份报纸不应该接受显然有欺诈性质的广告，但它无法在事先对一切广告进行筛选。比方说，那些出版商的广告总是宣称他们所出的每一本书都具有非常高的文学价值，你能怎么办呢？在这一点上，最重要的是一份期刊不应该让它的社论专栏受到广告的影响。《论坛报》一直很小心不这么做——比方说，即使沃尔特先生本人出面它也没有这么做。 沃尔特先生或许有兴趣知道，要不是他前不久在广告中捎了几份免费的手册（包括那个“情节公式”），并建议我在我的专栏里提一提它们，我是不会提起他的。正是这件事引起了我对他的关注。现在我已经提起了他，而他似乎并不高兴。 回答上周的问题。那三个错误是： 一、“who”应该是“whom”。 (191) 二、泰门被埋在潮汐的高位下面，大海每天会将他淹没两次，而不是一次 (192) ，因为24小时内总会有两次涨潮。 三、他不会被淹没，因为地中海没有肉眼看得见的潮汐。 随意集·五十二 1944年12月29日 我要感谢德威特·麦克唐纳先生发表于纽约月刊《政治》9月刊的一篇文章，那是一篇书摘，选自一本名为《杀人——或者被杀，肉搏战手册》的书，作者是雷克斯·阿普尔盖特少校 (193) 。 这本书是一本美国的半官方出版物，不仅为刀具、绞杀和形形色色的恐怖的“无枪械作战”提供了详实的信息，而且描述了士兵们在军校里如何接受训练应付挨家挨户的入室战。下面是几则指导的范例： “……在进入隧道之前，教官抛出假人 A ，学生用小刀扎在其身上，当学生从 1 号目标奔赴 4 号目标时，高音喇叭播放‘盖世太保虐待现场’或‘意大利人在咒骂’的录音…… 9 号目标位于暗处，随着学生进入这个房间，播放‘日本人实施强奸’的录音……教官给学生的手枪重装子弹时，播放‘逮住那个美国杂碎’的录音。教官和学生穿过下一个房间的帘子时，他们会碰到一个象征着死尸的背部插着匕首的假人。一盏绿灯照亮了这具假人，学生不能开枪打中它，但基本上所有学生都开枪打中了它。” 麦克唐纳先生评论说：“这门课在运作时有一点非常有趣。虽然作者没有明说，但学生的压抑似乎会带来危险：意志完全崩溃，开枪打死或用刀子捅死跟在身边的教官……根据指示，教官得贴身跟在学生身边，‘随时’抓住学生握枪的那只胳膊。上课时学生刺中了三具假人之后，‘刀子要从学生的手里解除，防止事故发生’。最后：‘上课时当教官在学生身边时，不能去完全黑暗的地方。’” 我相信在英国军队里，类似的战斗课程已经不再进行或不再强调了，但请记住，如果你想要有一支作战高效的部队，这种课程是必不可少的。没有什么意识形态，没有什么“为某个事业而奋斗”的理念能代替它。这一刻意的残忍虐待数百万人类的行径是目前这一社会形态的代价的一部分。顺便提一下，几百年来日本人是这方面的行家好手。在以前，贵族的男孩子在非常小的时候就被带去观看行刑，如果有孩子露出轻微的感觉恶心的迹象，他立刻会被逼吃下大碗大碗的染成血色的米粒。 英国的平民对军事上的丰功伟绩并不热衷，我曾在别处指出，当一首描写战斗的诗变得家喻户晓时，它总是描写一场灾难而不是一次胜利。但有一天，当我因为提到什么事情而重复这句话时，我的脑海里掠过那首曾经流行的歌曲——如果哪家唱片公司愿意录制它的话或许会再度流行——《本鲍上将》 (194) 。这首很沙文主义的歌谣似乎与我的看法相左，但我相信它的流行部分程度上得归因于当时大家都知道的阶级斗争的色彩。 本鲍上将在与法军作战时突然被麾下的船长背叛，只能以寡敌众。这首歌谣是这么写的： 科比对韦德说，“我们跑吧，我们跑吧。” 科比对韦德说，“我们跑吧。” 因为我不在意丢脸， 也不在意丢失官位。 但我不会去面对敌人， 不会面对他的大炮，不会面对他的大炮。 于是，本鲍只能孤军奋战，虽然获得了胜利，但自己却牺牲了。对他的死有一段血腥但可能真实的描写： 勇敢的本鲍失去了双腿， 被链弹炸中，被链弹炸中， 勇敢的本鲍失去了双腿， 被链弹炸中， 勇敢的本鲍失去了双腿。 他杵着断腿，哀求道， “继续作战，我的英国小伙子们， 这是我们的战场，这是我们的战场。” 军医包扎他的伤口，本鲍在大叫，本鲍在大叫。 军医包扎他的伤口，本鲍在大叫， 快把我抬在担架上，搁在船尾处， 我要面对敌人， 直到我战死，直到我战死。 重要的一点是，本鲍是个出身行伍的普通人，凭着军功一步步晋升。他入伍时是个舱室仆童，他麾下的舰长之所以逃离战场，是因为他们不想看到一个庶民指挥官获得胜利。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一传统让本鲍成了一个受欢迎的英雄，使他的名字不仅被这首歌谣传诵，而且出现在不计其数的酒吧招牌上。 我相信没有关于这首歌的唱片，但我在进行节目广播，想播点相似的歌曲打发5分钟的间歇时，我发现它只是许多没有被录制的旧流行歌曲和民谣中的一首。我相信直到不久前连《汤姆·博林》或《绿袖子》也没有被录下来，无论是歌词还是曲子。其它我找不到的歌曲包括：《盖了茅草屋顶的小屋》、《绿意盎然》、《噢，朝露慢慢地逝去》和《来吧，姑娘们和小伙子们》。其它家喻户晓的歌曲录制得零零碎碎，总是由那些职业歌手随随便便地演绎，你似乎可以闻到唱片散发出来的威士忌和香烟的味道。圣诞颂歌的唱片合辑也非常糟糕。我相信你找不到《吟游诗人和少女》、《远处神龛的银灯》、《富翁与拉撒路》或其它经典老歌。另一方面，如果你想找一张《滚木桶》、《一朵小雏菊》等歌曲的唱片，你会有好几个不同的版本可供选择。 12月15日的《论坛报》有一位记者表达了他听到利用印度军队去攻打希腊时心里的“恐惧和厌恶”，并把这件事与佛朗哥利用摩尔人军队攻打西班牙共和军相提并论。 在我看来，重要的是这一老掉牙的转移视线的言论不应该被提出来。首先，印度军队与佛朗哥的摩尔人军队不可同日而语。那些反动的摩尔人酋长和佛朗哥的关系就像那些印度亲王和英国保守党的关系一样。他们派遣军队到西班牙目的很明确，就是镇压民主。印度军队是雇佣军，为英国人服务是出于家族传统或为了谋一份差事，虽然后来他们当中有一部分人或许开始认为自己是印度人的军队，是未来获得独立的印度的核心武装势力。他们在雅典出现或许并没有什么政治含义。或许他们碰巧只是最近的可以调遣的部队。 但此外，社会主义者不应该有肤色歧视，这是非常重要的。有几次——比方说，1923年占领鲁尔区和西班牙内战——就有人在叫嚷着“使用有色人种部队”，似乎被印度人或黑人开枪打死要比被欧洲人开枪打死更惨。我们在希腊犯下的罪行是，我们干涉了希腊的内政，而执行命令的部队是什么肤色并不重要。至于占领鲁尔区，或许抗议使用塞内加尔人的部队是情有可原的，因为德国人或许会觉得这是雪上加霜的羞辱，而法国人动用黑人部队或许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但这种感觉在欧洲并不普遍，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人对印度军队怀有偏见，他们显然都是行为良好的人。 我们的记者或许想说的是，那些殖民部队在政治上茫然无知，根本不知道他们在进行怎样的龌龊勾当，利用他们是格外卑劣的事情。但至少我们不要去侮辱那些印度人，暗示他们进驻雅典要比英国人进驻雅典更具羞辱意味。 随意集·五十三 1945年1月5日 我正在阅览1810年《季度评论》的合订本，我想那一年是《季度评论》发行的第二年。 从英国人的观点看，1810年不是拿破仑战争中最黑暗的年头，但也差不多了。或许可以和目前这场战争的1941年相比拟。英国完全陷入孤立，在德国的命令下，与每个欧洲港口的贸易都被封锁。意大利、西班牙、普鲁士、丹麦、瑞士和低地国家 (195) 全都被征服了。奥地利与法国结盟，俄国也和法国勉强达成协议，但大家都知道拿破仑很快就会入侵俄国。虽然美国没有参战，但它公开仇视英国。希望一片渺茫。只有西班牙爆发了起义，这再一次让英国在欧洲大陆站稳了脚跟，开启了与南美国家的贸易。因此，观察《季度评论》的基调是很有趣的事情——它是一份断然支持战争的保守派刊物——瞧瞧在那个绝望的时刻它是怎么谈论法国和拿破仑的。 下面是《季度评论》关于所谓的法国人有好战情绪的评论，摘自一篇书评，书评的对象是由一位沃尔什先生所写的宣传手册，他刚从法国回来： “沃尔什先生一直认为法国人身上有好战天性，对那些饥肠辘辘的肮脏的巴黎人听说军队每一场胜利时欣喜若狂的模样进行了生动的刻画，我们对此毫不怀疑，但我们或许可以认为这种喜悦是伴随着这种事情的人之常情。民族虚荣心的满足是一方面，而胜利所带来的庆典或许让没有野心的人也能开怀地尽兴。事实上，我们认为，当前那些情感只局限于那位伟大的征服者的胸怀中，在他的臣民中，我们几乎可以说他的军官和军队共同的愿望就是 和平 。” 我们可以将这段文字与范西塔特勋爵 (196) 的言论或当今大部分报刊上的言论进行对比。这篇文章有几处提到了拿破仑的军事才华。但让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那一年的《季度评论》刊登了很多篇关于刚出版的法国书籍的评论——它们都是认真严谨的评论，但基调与其它文章并没有什么不同。比方说，有一篇九千字左右的文章，谈论法国阿卡伊尔学会 (197) 的出版物。法国的科学家盖伊-卢萨克 (198) 、拉普拉斯 (199) 和其他人都被示以最大程度的尊敬，每次提到时都以“先生”称呼。读着这篇文章，你感觉不到战争正在进行。 你能想象在目前这场战争中英国的报刊会怎么评论德国的书籍吗？不，事实上，我想你无法记起战争时期在德国出版的哪怕一本书的名字。如果一本当代的德国书在报刊中被提起，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它会被以某种方式曲解。在浏览《季度评论》里对法国书籍的评论时，我注意到只有当它们直接涉及政治话题时政治宣传才会冒出来，即使是那样，按照我们的标准，那也是极为温和的政治宣传。至于艺术、文学和科学，它们的国际性被视为天经地义的事情。然而，我猜想，英国在拿破仑战争时就像现在这场战争一样是为了生存而在奋战，对于被卷入战争的人来说，那场战争同样血腥和令人精疲力竭…… 当缅甸再次成为新闻的中心时，没有人能做点有意义的工作，归纳出一套合理的拼写缅甸地名的方法。普通的报纸读者怎么分辨得出像侗墩依、米扬密亚和尼昂滨泽这些名字呢？ 当日本人于1942年初入侵缅甸时，他们很努力地在电台上对缅甸的名字进行正确的发言。英国广播电台的播音员不以为意，继续我行我素，将每一个可能念错的名字都给念错了。而从那时开始，报纸自己鼓捣出名字的发音，而那些发音基本上都是错的，把情况搞得更加糟糕。 目前，缅甸的名字大体上就是从缅甸文字中直译过来的。除非你了解缅甸文如何拼写，否则这是一套非常糟糕的系统。普通人怎么会知道在一个缅甸的名字中“e”写的是“ay”，“ai”写的是“eye”，gy写的是“j”，ky写的是“ch”等等等等呢？要归纳出一套更好的书写系统应该是很容易的事情，英国的公众能很标准地说出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要是肯学习的话，也能够把皎克西和坤仰公说得标准。 我最近怀着兴趣在重读《费尔柴尔德一家》，这本书写于1813年，大约五十年来一直是儿童的标准读物。不幸的是，我只有第一卷，但即便如此，其未删节的版本——近年来出了许多华而不实的版本，把所有的精华都给剔除掉了——仍很值得关注。 这本书的基调从这句话就能充分地体现出来：“爸爸，”露丝（顺便说一下，露丝九岁）说道，“我们可以念一些关于坏心肠的人的诗篇吗？”当然，爸爸非常愿意，然后她念出了那些诗篇，全部都记得正确无误。下面是费尔柴尔德太太在告诉孩子们她童年时不听话和女仆去摘浆果时所说的话： “保姆被交给她的母亲鞭打一顿。而我则被关在小黑屋里，关了几天，只有水和面包吃。到第三天快结束时，我的几个阿姨叫我过去谈话，谈了很久。” “你违背了第四诫。”佩内洛普阿姨说道，“它的内容是：‘记住，安息日是神圣的日子。’而且你违背了第五诫，内容是：‘尊敬你的父母……’你还违背了第八诫，内容是：‘不可偷盗。’格蕾丝，”阿姨说道，“而且和那些下人一起爬树实在是太丢人了，枉我们那么照顾你，为你吃了多少苦头，而且还教导你那些精致的礼仪。” 整本书就是这种调调，在每一章的结尾有长长的祷告，还有无数从《圣经》里引用的赞美诗和经文贯穿全文的始终。但它最主要的特征是上天对那些行为不检点的孩子的可怕惩罚。如果他们没有得到许可就去荡秋千，他们会摔下来，断了几颗牙齿；如果他们忘了祷告，他们就会掉进猪食槽里；偷了几个李子就会罹患肺炎差点没命。有一次费尔柴尔德先生逮到自己的孩子们在吵架。和往常一样，他鞭笞了他们一顿，然后带他们去很远的地方散步，看一具挂在绞刑架上的谋杀犯的腐尸——正如他所指出的，这是两个兄弟争吵而导致的结果。 这本书一个有趣而且让人觉得好奇的特征是，在这么严苛的管制下成长的费尔柴尔德家里的孩子们似乎非常难以让人信任。父母一转过身去他们就一定会调皮捣蛋，这表明鞭笞和只给面包和水吃并不特别管用。顺便说一下，作者舍伍德太太有几个孩子，至少他们没有在她的操持下死掉。 随意集·五十四 1945年1月12日 不久前一位来信者问我是否见过展现德国人暴行的蜡像展览，这个展览在伦敦已经进行一年多了。展厅的外面写着这些字样： 集中营的恐怖。进来看看真正的纳粹酷刑。鞭笞、钉十字架、毒气室等等等等。儿童游乐区不另外收费。 我在很久以前就去看了这个展览，我想告诉那些想去参观的人，它实在是让人大失所望。首先，许多蜡像并不是真人尺寸，我猜想它们当中有的甚至不是真正的蜡像，只是裁缝店的假人装上新的脑袋。其次，那些酷刑并不像外面的宣传海报让你设想的那么恐怖。整个展览脏兮兮的，毫无生机，让人觉得很没劲。但我猜想展览者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那些宣传标语很有趣，完全赤裸裸地迎合虐待狂和受虐狂的心理。在战前，如果你喜欢无规则摔跤，或写过信给你的议员抗议废除鞭刑，或光顾那些二手书店找类似《行刑室之乐》这样的书籍，别人会很讨厌你，对你抱以猜疑。而且，或许你知道自己的动机，为它们多多少少感到羞愧。然而，现在你可以沉醉于最令人恶心的关于酷刑和屠杀的描写中，不仅无须产生罪恶感，而且觉得你是在进行一项值得赞扬的政治行动。 我不是在说关于纳粹分子所犯下的暴行的故事并不是真实的。我想在很大程度上它们是真实的。这些恐怖的事情的确在战前德国的集中营里发生过，而且它们没有理由自战争开始之后就停止了。但它们被利用了，因为它们给了报纸刊登色情内容的借口。今天上午的报纸在大肆渲染英国军队对于纳粹暴行的官方报告。它们小心翼翼地告诉你，女人被赤身裸体地鞭笞，有时候将这一细节作为新闻标题进行报道。撰写这些报道的记者非常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他们知道有很多人想到用刑就会得到虐待狂的快感，特别是折磨女人，他们就是要利用这一普遍的精神官能症。你不需要觉得愧疚，因为这些事情是敌人做出来的，而且你从中得到的快乐可以用不予认同的态度加以掩饰。你能从己方所作出的残暴的行为中得到相似的快感，只要它们被认为是对做坏事的人的正当惩罚就行。 我们还没有沦落到观赏古罗马角斗士竞技表演的地步，但如果必要的条件实现的话，我们或许会这么做。比方说，如果宣布几个甲级战犯将被喂狮或在温布利体育馆被大象踩死，我猜想一定会有很多人到场观看这一盛景。 我希望引起对最新一期的《世界评论》一篇名为《关于米哈伊洛维奇的真相？》的文章的关注（顺便说一下，它的作者也为《论坛报》写文章）。它探讨了英国媒体和英国广播电台将米哈伊洛维奇定性为德国间谍的宣传攻势。 南斯拉夫的政治非常复杂，我不想假扮这方面的专家。我所知道的是，英国和苏联放弃米哈伊洛维奇而支持铁托是完全正当的。但让我感兴趣的是这个决定作出之后，声誉卓著的英国报纸愿意纵容那些近乎伪证的报道，就为了抹黑那个几个月前他们还予以支持的人。这种事情无疑发生了。这篇文章的作者从众多例子中举了一例，在这则例子中事实报道遭到了最寡廉鲜耻的镇压。那些报纸得到了非常明确的证实米哈伊洛维奇并不是德国间谍的证据，但它们拒绝将证据刊登出来，仍像以前那样一再重复着变节卖国的指控。 在西班牙内战中发生了非常相似的事情。那时候，无政府主义者、托洛茨基分子和其他人既反对佛朗哥，也反对西班牙共和政府的官方政治纲领，他们被斥责为接受法西斯津贴的叛徒。许多同情共和政府的英国报纸认可了这一指控，并连同自己加油添醋的夸张描写将其反复报道，与此同时拒绝刊登任何回应，就连信件也不肯。他们的理由是，西班牙共和政府正在挣扎求存，对自相残杀的麻烦进行过于坦白的讨论会使得本国的亲法西斯报刊有机可乘。他们在这些问题上和稀泥，给无辜的人扣上完全没有根据的罪名。那时候和现在都一样，如果你提出抗议，你所得到的回答是：首先，那些指控是真实的；其次，就算它们不是真实的，这些人在政治上也不可靠，因此是他们活该。 我承认这个理由有一定的道理。在与法西斯主义进行斗争时，你不能总是受昆斯伯里侯爵规则 (200) 的约束，有时候撒谎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总是有寡廉鲜耻的敌人在等着捉你的痛脚，而有些问题的真相是如此复杂，简单地陈述事实会对公众造成误导。但我仍然认为，过去二十年的历史表明，极权主义的争论方式——伪造历史、个人毁谤、拒绝公平地听取对方的意见等等等等——大体上是对左翼事业的利益造成了损害。 一个谎言就像是一只回旋镖，有时候它会出其不意地很快就飞回来。在西班牙内战期间，一份左翼报纸雇用了一位记者“捏造”对西班牙托洛茨基分子的指控，而他也不择手段地这么做了，根本没办法在那张报纸的专栏上对他所说的话作出回应。不到三年后，这个人被另一份报纸聘请了，在苏芬战争时期进行最下作的“反赤化”宣传。我猜想他在1940年所说的那些反对俄国的谎言杀伤力会更大，因为他在1937年所说的那些支持俄国的谎言还没有被揭穿。 在同一期《世界评论》中，我注意到爱德华·霍尔顿 (201) 先生很不以为然地表示“小小的雅典城所拥有的日报比伦敦要多得多”。我所能说的就是：祝雅典好运！只有在拥有许多份报纸，各种思潮都能够得以表达的情况下，才有机会获得真相。算上晚报，伦敦只有十二份每日发行的报纸，它们覆盖了整个英国的南部，而最北到了格拉斯哥。当它们都决定讲述同一个谎言时，没有小报能够阻止。在战前的法国，报刊非常腐败龌龊，但你可以从中挖掘出比英国的报刊更多的新闻，因为每个政治党派都有自己的报纸，每一种观点都能找到读者。如果在我们准备扶植的政府管制下雅典仍然能够保持那么多的报纸，我会觉得很惊讶。 随意集·五十五 1945年1月19日 上星期法国记者亨利·比拉德 (202) 被判处死刑——然后被减刑为终身监禁——罪名是与德国人勾结。比拉德以前经常给法西斯周刊《格林葛》 (203) 投稿，在最后的几年里，这份周刊变成了你所能想象的最让人恶心的破烂玩意儿。没有什么报刊的内容能像它的卡通漫画那样让我如此气愤，上面画着那些可怜的西班牙难民如潮水般涌入法国，而意大利的飞机正一路以机关枪对他们进行扫射。那些西班牙人被画成一排面目可憎的丑角，每个人推着一辆手推车，上面堆满了珠宝和装着金子的袋子。《格林葛》几乎一直都在叫嚣要镇压法国共产党，即使是对左翼政党中最温和的政治家，它也同样凶残。它曾刊登了一幅漫画，里面画着布伦姆和他自己的妹妹睡在床上，从中你可以了解到它在进行政治争论时的道德水准。它的广告栏目里尽是偷窥装置和色情读物的广告。这么一本垃圾读物据说发行量达到了50万份。 在阿比西尼亚战争期间，比拉德写了一篇支持意大利的言辞激烈的文章，在里面他声言“我痛恨英国”，并给出了痛恨英国的原因。重要的是，德国只能利用这样一群人在法国进行宣传，多年以前他们就毫不掩饰自己对法西斯的同情。一两年前，雷蒙德·莫蒂默先生发表了一篇关于战时法国作家活动的文章，美国的杂志上也刊登了几篇类似的文章。当你将这些文章拼凑在一起后，你会清楚地发现在德国占领时期法国文坛的知识分子表现十分体面。我希望我能坚定地认为如果纳粹党杀过来时英国文坛的知识分子也能有同样的表现。但实际的情形将会是，如果英国沦陷，情况会变得十分绝望，而接受新秩序的诱惑要强大得多。 我认为我有点对不起二十世纪。关于我对1810年的《季度评论》所说过的话——在里面我指出在与法国交战最激烈的时候，法文书籍仍能得到正面的评价——有两位来信读者告诉我，在当前这场战争中，英国给予了德国的科学出版物公允的待遇。因此，或许我们终究不是那么蛮不讲理的人。 但我仍然觉得我们的先辈在战争时期比我们更加能够保持理性。如果你曾经从弗里特街走到河堤路，你应该走进《观察者报》的办公室，看看在等候室里保存的一份资料。那是《观察者报》（它是我们最古老的报纸之一）的一页镶了框的报纸，日期是1815年6月的某一天。外表上看它很像一份现代报纸，但印刷质量稍微差一些，那一页上只有五个栏目。最大的字体比四分之一英寸大不了多少。第一个栏目是《法庭与社会》，然后是几则广告，大部分是房间出租广告。在最后一则广告下面是一则标题《佛兰德斯血腥战役，科西嘉叛军的完败》。这是滑铁卢战役的第一则新闻！ “今天英国只有八十人每年的净收入在六千英镑以上。”（众议员昆汀·霍格 (204) 先生在他的宣传册《我们所生活的时代》中如是说。） 在英式英语和美式英语中大约有80种方式表达不相信——例如“garn”（继续扯）、“come off it”（别扯了）、“you bet”（当然）、“sez you”（去你的）、“oh yeah”（噢，是嘛）、“not half”（一点都不信）、“I don't think”（我可不这么想）、“less of it”（别扯了）或“the pudding！”（瞎说！）但我觉得“and then you wake up”（然后你就醒了）是对上面所引用的那句话最贴切的回答。 最近我读了埃德加·华莱士的传记，由玛格丽特·雷恩 (205) 几年前执笔。它是真正的从“小木屋到白宫”式的故事，隐晦地对我们这个时代作了一番让人很是吃惊的评论。华莱士的身世非常不幸——他是一个私生子，由养父母在贫民窟带大——完全靠着自己的能力、进取心和努力一步步往上爬。他著书甚丰，在他的晚年一年能够出八本书，还写剧本、广播稿和许多报道。他只需不到一周的时间就构思好一部长篇小说。他不事锻炼，在一间热得要命的房间的玻璃屏风后面奋笔疾书，不停地抽烟和喝很多加了糖的茶。五十七岁的时候他死于糖尿病。 显然，从华莱士的几部更具野心的作品可以看出，他还是很严肃地对待自己的作品的，但他最主要的目的是挣钱，而他做到了。晚年时的他每年挣大约五万英镑。但那些钱来得容易去得快。他经营剧院亏了本，养了好几匹赛马很少获胜，而且他还花了很多钱买了好几座房子，请了二十个仆人。当他突然在好莱坞暴毙时，人们发现他欠了十四万英镑的债务，而他的流动资产几乎为零。不过，他的书卖得很火，在他死后的两年里，他的版税多达两万六千英镑。 奇怪的是，这种完全荒废的人生——终其一生总是坐在局促的房间里，用略带恶毒的废话填满一张又一张的稿纸——被称为，或在几年前曾经被称为“励志榜样”。华莱士写的都是“要么飞黄腾达要么一败涂地”的书，从斯迈尔斯的《自助》以降这类书一直都在告诉你应该怎么做。世界在他生前死后给了他想要的回报。当他的遗体被带回国时， “他被抬上游轮‘伯伦加莉亚号’……身上覆盖着一面米字旗和鲜花。他独自躺在空荡荡的大厅里，棺材上盖满了花圈。他从未进行过这么平静而高贵的旅行。当那艘游轮驶进南安普顿的水域时，它的旗帜在桅杆的一半高度处飘扬着，南安普顿的旗帜缓缓降下向他致敬。弗里特街敲响了钟声，温德汉姆酒店熄灭了灯光。” 他得到了这一切和一年五万英镑！他们还在鲁德门广场的墙上挂着华莱士的铭牌。想到伦敦能在弗里特街纪念华莱士，在肯辛顿花园纪念巴利，却不肯在兰贝斯为布莱克竖立一座纪念碑，真是奇怪。 随意集·五十六 1945年1月26日 有一天晚上我参加了一个名为“欧洲自由联盟”的组织的大型集会。虽然严格来说那是一个包容各个党派的组织——讲台上有一位工党的下议员——我认为说它被保守党的反俄人士所主宰并不过分。 我完全赞同欧洲自由，但当它能与其它地方的自由结合的话我会更加高兴——譬如说，印度。讲台上的那些人很关心俄国在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等地方的行动，以及这些行动对大西洋宪章原则上的背弃。他们所说的内容有一半以上是合理的，但奇怪的是，他们在捍卫我们在希腊的高压统治时和谴责俄国在波兰的高压统治时几乎一样热情。保守党的下议员维克多·莱克斯 (206) 是一个能干而敢言的反动分子，他作了一番演讲，如果它只是针对波兰和南斯拉夫的话，我会认为它是一次精彩的演讲。但在谈完那两个国家之后，他继续讲起了希腊，然后突然开始颠倒黑白。那一大群听众没有作嘘也没有插话——显然，没有人能够明白，无论是谁将卖国政府强加于不情愿的人民身上，那都不是什么好事。 很难相信像这样的人会对像政治自由这种事情真的感兴趣。他们之所以关心，是因为英国未能在德黑兰会议达成的肮脏交易中大捞一笔。会议结束之后我和一个记者聊天，他比我认识更多有影响的人物。他说他认为英国的政策可能很快就会转而激烈地反对俄国，如果有必要的话，朝那个方向操纵公共舆论会是相当轻松的事情。我有好几个理由不相信他所说的是对的，但假如结果证明他是对的，那归根结底是我们的错，而不是我们的敌人的错。 没有人会指望保守党和它的喉舌会传播启蒙。问题是，过去这些年来，要从左翼报刊那里了解到对于外交政治的成熟言论也是不可能的事情。当事关像波兰、波罗的海国家、南斯拉夫或希腊等问题时，那些亲俄派的报刊和保守党的极端主义喉舌有什么不同呢？它们只是另一方的上下颠倒的版本。《新闻纪实报》刊登出大字标题报道希腊的战斗，却将那篇“必须以武力征讨波兰救国军”的新闻以小字印在一篇专栏的最下方。《工人日报》不赞成雅典的独裁体制，《天主教先驱报》不赞成贝尔格莱德的独裁体制。没有人能够说——至少没有人能够在发行量大的报纸上说——关于势力范围、卖国、清洗、人口迁徙、一党选举、百分之百的全民投票这些肮脏的把戏，无论是我们自己、俄国人还是纳粹分子做出来的，在道德上都是一样的。即使是在赤裸裸地回归像劫持人质这种野蛮行径的问题上，只有在做出这种事情的人不是我们自己而是敌人时，我们才会表示反对。 结果怎样呢？一个结果就是，误导公众舆论变得更加容易了。保守党人能够随心所欲地制造丑闻，这一部分是因为在某些事情上左翼人士拒绝以成熟的方式进行谈话。一个例子就是1940年的苏芬战争。我并不是为俄国在芬兰的行径辩护，但它并不是什么特别邪恶的事情。它和我们占领马达加斯加的性质是一样的。公众可以为之感到震惊，事实上，可以被这件事激发出危险的愤怒状态，正是因为多年来他们被灌输了错误的理念，以为俄国的外交政策在道德上与其它国家不可同日而语。我在那天晚上听着莱克斯先生的演讲时，我猛然意识到，多亏了左翼政党一直奉行自我审查，如果保守党真的选择开始抖出关于卢布林委员会 (207) 、铁托将军和相关话题的秘密，他们将有许多秘密可以抖出来。 但政治的虚伪自有其滑稽的一面。那场“欧洲自由联盟”会议的主持人恰恰就是阿瑟尔公爵夫人 (208) ，而就在七年前，公爵夫人——她被亲切地称为“红色公爵夫人”——是《工人日报》的恩客，利用她的权威支持共产党人在那个时候所说的每一个谎言。如今她在与自己帮助创造的怪物进行搏斗。我可以肯定她或她那些曾经是朋友的共产党人会看到这其中的道德意味。 我想更正上周我在这个专栏里犯的一个错误。似乎有一块铭牌是献给威廉·布莱克的，位于兰贝斯的圣乔治教堂附近。我在那一带找过，但没有找到。我向伦敦市政局表示歉意。 如果你关心英语的保护，你总是得作出决定的一点就是，当一个词语改变了词意时，是否值得进行斗争。 有些词语已经没得救了。我想你不能将“impertinent”（不恰当的）、“journal”（杂志）或“decimate”（什一抽杀）的原义恢复。但近几年来渐渐普及的用“infer”（推断）表示“imply”（暗示）的用法呢？（“He didn't actually say I was a liar, but he inferred it.”［他没有明说我是个骗子，但他暗示了。］）你应该为这种事情进行抗议吗？你应该默许某些单词的意思被人为地狭义化吗？比如说，“immoral”（不道德，几乎总是意味着在性问题上不道德）和“criticize”（批评，总是意味着不予好评）。让人惊讶的是，有许多词语演变成为纯粹表示性意味的词语，一部分原因是报纸出于委婉表达的需要。像“intimacy took place twice”（发生了两次亲密关系）这样的话基本上已经不再表示“亲密”的本义。而其它十几个词语也同样发生了语义的转变。 显然，这种事情应该尽可能地避免，但就算你抵制通行的词语用法，能否收到成效尚未可知。词语的产生与消亡是一个神秘的过程，我们不明白个中规律。在1940年，“wallop”这个词表示淡味啤酒，突然间整个伦敦都在用这个词。在此之前我从未听说过这个词，可它似乎不是一个新的词语，但只局限于伦敦的一个地区。然后它突然间传遍整个伦敦，现在似乎再次消亡了。有的词语在蛰伏了数百年后还会复兴，但原因不是非常清楚。比方说：“car”这个词只在古典诗歌里使用，从未在英语中通行，但在1900年左右，这个词复活了，用于表示那种新发明的交通工具。 因此，我们的语言肯定正在发生的退化或许是一个无法通过有意识的行动加以制止的过程。但我希望看到有人进行这一尝试。而作为开始，我希望看到有几十位记者向一些显然很蹩脚的词语用法宣战——比方说，那个令人讨厌的动词“contact”（接触）或给每个动词加上不必要的介词的美国式习惯——看看能否齐心协力将其消灭。 随意集·五十七 1945年2月2日 我正怀着浓厚的兴趣重读一本童年时最喜欢的书——“老鲁克-奥伊”写的《绿色的曲线》。“老鲁克-奥伊”是斯温顿少校 (209) 的笔名（后来是斯温顿将军）。我想他是众多被认为发明了坦克的人士之一。这本书写于1908年，里面的故事是一个聪明的职业士兵从布尔战争和日俄战争中吸取教训后作出的预测，将这些预测和几年后实际发生的事情进行比较是很有趣的事情。 有一则故事写于1907年（那时候的飞机只能飞离地面几秒钟），描写了一场空袭。那些飞机携带了8磅重的炸弹！另一则写于同年，讲述了德国入侵英国，我饶有兴味地注意到在这则故事里德国人已经被起了“德国鬼子”这个绰号。我一直以为“德国鬼子”是吉卜林给德国人起的，在上一场战争的第一个星期他就发表了一首诗使用了这个绰号。 虽然有几份报纸努力进行宣传，但“德国鬼子”这个绰号在这场战争中并没有叫响，不过我们有很多其它侮辱性的绰号。你可以就这些引起争议的名字和绰号的使用，以及它们使得政治争议模糊化的作用写一篇有价值的专著。它体现了一个有趣的事实：如果你接受一个原本是要侮辱你的名字，并用在自己身上，或许它就会失去其侮辱性的含义。这似乎就发生在“托派分子”身上，它已经危险地近乎一个褒义词了。而上一场战争中的“Conchy”（良心者，指出于道德上的原因而拒绝服兵役的人）也是一样。另一个例子是“Britisher”（英国佬）。这个词原本是仇视英国的美国报刊用来骂人的。后来，诺斯克里夫和其他人在寻找代替“English”（英国人）的富有帝国主义和沙文主义色彩的名称时，发现“英国佬”很好用，于是就拿来用了。从那时开始这个词就多了勇气和爱国主义的光环，那些对你说“这些土著人需要的就是铁腕统治”的人还告诉你他“以身为英国佬为荣”——这就像一个中国的民族主义者说自己是“Chink”（中国佬）一样。 最近我收到来自和平之友委员会的一份传单，上面说如果当前将所有波兰人从将被苏联接管的地区撤走，作为补偿，将所有德国人从波兰接管的德国地区撤走这个计划得以执行的话，“将意味迁徙不少于700万人”。 我相信有些人估计的数字要比这个数字更高，但就让我们假设它是700万。这相当于将整个澳洲的人口或苏格兰和爱尔兰的人口总和连根拔起并转移到别处。我不是人口迁徙或房屋营建的专家，我希望听到某位更有资历的人士估计一下：一、迁徙这700万人，包括他们的牲口、农业机械和家具，需要多少车厢和火车头，要持续多久；二、要是他们没有带上牲口等东西就被迁走，有多少人会死于冻馁。 我猜想第一个问题的答案会表明这一大规模的犯罪事实上是无法执行到底的，虽然它可能会在一片混乱中开始进行，造成痛苦，并播下仇恨的种子。与此同时，应该有人以尽可能具体的细节让英国人明白他们的政治家要推行什么样的政策。 一场并不是太远的爆炸让整座房子都在颤抖，窗户在基座里震个不停，隔壁房间里1964班醒来了，叫嚷了一两声。每一次这种事情发生时，我发现自己都在心里想：“人类还能将这种丧心病狂的行为长久地进行下去吗？”当然，你知道答案。事实上，如今的困难是能找到相信短期内不会再次爆发另一场战争的人。 我猜想德国今年就会被打败，当德国退出战争时，日本将无法承受英美联军的压力。然后就是精疲力尽的和平，只有小规模的非官方战争会在各个地方打响，或许这所谓的和平会持续上几十年。但之后，根据目前世界的走势，战争将有可能永远进行下去。在我们的默许之下，世界正明显地被瓜分成詹姆斯·伯恩汉姆在《管理革命》一书中写到的两个或三个超级大国。目前你还没办法画出确切的国界，但你或多或少能预见到它们将包含的区域。如果世界真的陷入这一模式，这几个超级大国彼此间将永远进行战争，虽然那不一定会是非常激烈或血腥的战争。如果V型飞弹不停地嗡嗡嗡地飞来飞去，它们在经济上和意识形态上的问题将会变得简单得多。 如果这两到三个超级大国真的成立，不仅它们的任意一方都因为版图太大而无法被征服，而且它们不需要彼此间进行贸易，因此就能阻止国民之间的所有接触。过去十几年来这个世界已经有面积广袤的地区彼此之间被断绝了往来，虽然从严格意义上讲，它们处于和平状态。 几个月前，在这个专栏里，我指出现代科学发明是为了阻止而不是促进国际沟通。这篇文章让几个读者给我写了愤怒的来信，但没有一封信能证明我所说的是错误的。他们只是反驳说如果我们有了社会主义，飞机和收音机等东西将不会被用于不当用途。确实如此，但我们并没有实现社会主义。结果，飞机的主要用途是投掷炸弹而收音机的主要功能是煽动民族主义。即使在战前，世界人民彼此间的交流也要比三十年前少得多，而教育被扭曲，历史被重新书写，思想的自由被压制到之前无法想象的地步。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些趋势正被扭转。 或许我是个悲观主义者。但不管怎样，这些是每一次一枚V型飞弹嗡嗡嗡地穿过迷雾引发爆炸时我头脑里掠过的想法（我相信有很多人也是这么想的）。 我在一本书里读到的一则小故事。 有一个人收到邀请去打狮子。他嚷嚷道：“但是，我的虱子都还在啊！” 随意集·五十八 1945年2月9日 每次我洗一大堆瓶瓶罐罐时，我总是为能够上天入海的人类的想象力之匮乏感到惊奇，却又不知道该怎么做，将这一肮脏费时的辛苦活儿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消灭掉。如果你走进大英博物馆的青铜时代展厅（等它再次开放的时候），你会注意到我们的有些家居用具三千年来基本没有什么改变。比方说，一口煎锅或一把梳子和希腊人围攻特洛伊城的时候基本上是一样的。而就在同一时期，我们从漏水的帆船进步到五万吨的远洋轮船，从坐牛车进步到开飞机。 确实，在一小部分人生活的节省劳力的现代化房子里，像洗碗这样的工作所花的时间比以前少了。有了肥皂片、充足的热水、碗碟架、灯火通明的厨房，还有——英国很少有房子拥有这些设施——轻松的垃圾处理设施，你的生活要比以前就着一根蜡烛的光亮用沙子在漏水的石头水槽里擦洗铜盘铜碟轻松得多。但是，有的活儿（比方说，清洗一个煎过鱼的煎锅）怎么样都让人觉得恶心，而拿着洗碗布就着一盆热水洗碗碟这种事情实在是非常原始。眼下我所居住的这一街区的公寓有一部分不能住人了——不是因为敌人的进逼，而是因为积雪使得屋顶漏水，而且还把天花板的石膏给冲刷了下来。每一次下起罕见的大雪时，这种灾难的发生被视为天经地义的事情。水龙头断水三天了，因为水管都被冻住了。而这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几乎年年都会发生。几份报纸刚刚宣布水管爆裂的数字太多了，整修工作得到1945年底才能完成——我猜想届时又会有一场严重的霜冻，它们又会全部爆裂。如果我们进行战争的方式与我们料理家务的房屋保持同步的话，我们应该才处在即将发明火药的时候。 回到洗碗这个话题，和拖地、洗涤和掸尘一样，它的本质是一件没有创造性的、浪费生命的工作。你不能像对待烹饪或园艺一样将它变成一种艺术。那能做点什么呢？家居工作的全盘问题有三个可能的解决方案。其一是大幅度简化我们的生活方式；其二是和我们的祖先一样，认为人间的生活究其本质是痛苦的，女人到了三十岁就成了垂头丧气的黄脸婆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其三是，就像我们改善交通和通讯那样，发挥聪明才智使得我们的家居生活更加合理。 我想我们应该选择第三个解决方案。如果你只是想要省事，准备将自己的家设计得就像一台机器那样没有情感，你或许可以设计出舒适而且不需要干活的房子和公寓。中央供暖、垃圾运送槽、合理的抽烟风口、没有角落的房间、电暖床、抛弃地毯将会使得家居变得完全不一样。但至于洗碗，除了像洗衣服那样以集体的方式去处理之外，我看不到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每天早上，市政局的小货车停在你的家门口，运走一箱脏兮兮的餐具，然后归还你一箱干净的餐具（当然，上面有你的名字缩写）。这比战前就已经运作的每日尿布递送服务难不到哪里去。虽然这意味着有的人必须成为全职洗碗工，就像有的人现在得干全职洗衣工一样，但算一个总账，这样做所节约的劳动力和燃料将相当可观。而另一个办法就是继续拿着油腻腻的洗碗布笨拙地进行清洁，或用纸容器吃饭。 一则关于书评家的习惯的趣闻。 不久前有人请我为一本没有名字的年度剪贴册写一篇文章。在最后一刻（我很开心地说，我收到钱了）那些出版商决定我的文章必须被拿掉。这时候那本书正在装帧成册。那篇文章从每册书里撤掉，但由于技术上的原因，没办法将我的名字从标题页上的撰稿人名单里删掉。 此后我收到了几份报刊的剪报，里面提到了这本书。每次我都被提到是“撰稿人”之一，但没有一位书评家发现我的那篇文章其实不在里面。 现在“explore every avenue”（探索各种途径）和“leave no stone unturned”（巨细无遗）已经是被人嘲笑的表达方式，基本上没有人在用了。我想是时候发起一场运动去抵制另外一些充斥于我们的语言中、已经老掉牙的无用比喻。 有三个比喻是我们完全不需要的，分别是“cross swords with”（交锋）、“ring the changes on”（老调重弹）和“take up the cudgels for”（执仗保卫）。这些及类似的表达方式是多么死气沉沉，你可以从许多人甚至不记得它们原来的意思这个事实得以了解。比方说，“老调重弹”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或许它曾经和教堂的钟声联系在一起，但除非你翻开字典，否则你是不能肯定的。“执仗保卫”或许源自几乎已经绝迹的棍棒游戏。当一个表达方式已经像这样远远偏离了其原本的意思时，它作为一则比喻的价值——即它提供具体的形象说明的表现力——已经消失了。写“某某某执仗保卫什么”根本没有意义。你应该要么说“某某某捍卫了什么”、要么构思出一则真的能让意思更加生动的新比喻。 有时候，这些被过度使用的表达方式由于用字不当而失去了原来的意思。比方说“plain sailing”（一番风顺）（应该是“plane sailing”［一帆风顺］）。还有“toe the line”（绳趋尺步）这个表达方式经常被写成“tow the line”（绳趋尺布）。写出这些表达方式的人显然没有赋予他们所用的词语以具体的意思。 我不知道今天还有没有人读布雷特·哈特 (210) 。我不知道为什么，但一小时前《斯坦尼斯洛斯协会》这首诗里的几节片段一直在我的脑海里浮现。它描述了以混乱而告终的一场考古学家的会议： 接着天使院长艾伯纳提出一个议事程序的问题， 这时一块古老的红色砂岩击中了他的下腹， 他苦笑着蜷缩在地上， 不再关心接下来的议程。 或许对于布雷特·哈特在现代的名声不利的是，他的两首最为有趣的诗作，一首有肤色歧视倾向，另一首则有阶级势利倾向。但有几首诗值得一读，包括一两首严肃的诗，特别是《军营里的狄更斯》，这首几乎被遗忘的诗是布雷特·哈特在狄更斯死后写的，或许是写给狄更斯的最好的致敬辞。 随意集·五十九 1945年2月16日 上星期我收到一份关于缅甸的未来的声明，由缅甸协会起草，这个组织的成员包括大部分在英国居住的缅甸人。我不知道这个组织是否具有代表性，但或许它道出了大部分有政治意识的缅甸人的愿望。原因我一会儿会试着解释清楚。这份不久前才发表的声明是一份重要的文件。将其总结之后，它提出了以下要求： 一、特赦在日占时期与日本人合作的缅甸人。 二、英国政府发表声明，明确宣布缅甸获得自治领地位的具体日期。如果可以的话，时间不得长于六年。与此同时，缅甸人民组建立宪大会。 三、拒绝“直接统治”的临时政府。 四、缅甸人民对本国的经济发展拥有更大的支配权。 五、英国政府立刻明确地声明它对缅甸的意图。 这些要求让人感到惊讶的地方是，它们是那么的温和。没有哪个带着民族主义色彩或希望号召民众跟随的政党会提出比这些更少的要求。但为什么这些人会提出如此低调的要求呢？我想你可以猜测有两个原因。首先，被日本占领的经历或许使得自治领地位比起三年前成为更加让人觉得有希望的目标。但是——更重要的是——如果他们的要求这么低，或许是因为他们期盼得到的甚至更少。我想他们的预料是对的。事实上，在上面所列举的非常温和的要求里，只有第一点是有可能实现的。 英国政府从未就缅甸的将来作出明确声明，但谣传一直在说日本人被赶走后缅甸将重新被“直接统治”，而这是军事独裁统治的委婉说法。目前缅甸的政坛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呢？我们什么都不知道——我在报纸上没有看到只言片语关于将如何统治重新征服的领土的报道。要理解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你必须看看缅甸的地图。一年前缅甸几乎全在日本人掌控中，而盟军在野外作战，那里人烟稀少，生活着从未受到什么干涉的有着亲英传统的原始部落。现在他们挺进缅甸的心脏地带，有一些相当重要的城镇和行政中心已经落入他们的手中。数百万缅甸人一定再次臣服于英国的国旗之下。然而，我们对正在成立的行政管理形式一无所知。如果每一个有思想的缅甸人都害怕最糟糕的情况会发生，这会让人觉得惊讶吗？ 如果可以的话，引起英国公众对这件事情的关注非常重要。我们的眼睛盯紧了欧洲，我们忘记了在世界的另一头有好几个国家在等待着解放，几乎每一个国家都在期盼情况不会只是城头变换大王旗。缅甸或许会是第一个重新收回的英属殖民地，它将会是试金石，比希腊和比利时更重要的试金石，不仅是因为更多的人牵涉在内，而且是因为它几乎完全是英国的责任。要是由于冷漠和无知，我们由得丘吉尔、埃默里 (211) 等人达成反动的解决方案，我们将永远失去缅甸人的友谊，这将是非常可怕的灾难。 在日本人走后的一两年里，缅甸将会比过去十几年来更加与英国亲近，更加顺从。是时候轮到我们作出慷慨的姿态了。我不知道自治领地位是不是最佳解决方案。但如果缅甸人中有政治觉悟的群体要求获得自治领地位，而由得托利党拒绝其要求，徒劳无功地想回到从前，那将会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必须规定一个明确的日期，一个不能太遥远的日期。无论这些人是留在英联邦体制之内还是脱离出去，从长远看来，重要的是我们应该赢得他们的友谊——如果在危机时刻我们不辜负他们，我们将能如愿以偿。缅甸的未来到了决定性的时刻，有思想的缅甸人不会正眼看丘吉尔一眼。他们将会看着我们，看着工党的行动，看着我们所谈论的民族、自治、民族平等和别的事情是不是都是认真的。我不知道我们是否有能力迫使政府达成得体的解决方案，但我知道，如果我们不能至少像在希腊问题上那样引发一番争吵，我们将对自己造成无可挽回的伤害。 当被人问起“什么是最聪明的动物”时，一位日本的智者回答说：“是人类还没有发现的动物。” 我刚刚在一本书里看到在英国的沿海地区可以找到的灰海豹数量只有一万只。它们的数目如此稀少，或许是因为和许多别的过于轻信的动物一样遭到了大屠杀。海豹性情很温顺，而且看上去很好奇。它们会跟着一艘船好几里远，有时候当你在海滩边散步时甚至会跟在你后面。没有什么好理由杀死它们。它们的皮不能用以制革，除了吃掉一些鱼之外，它们基本上无害。 它们大部分在无人岛上繁衍。但愿有的岛屿将一直没有人居住，让那些不幸的动物能避免灭绝。然而，我们不再像以前那样不停地捕杀珍稀动物了。两种鸟类——麻鸦和琵鹭本已绝迹多年，最近又重新在英国繁衍生存。它们甚至在某些地方被鼓励繁殖。三十年前，任何敢露出鸟喙的麻鸦会立刻被开枪打死并制成标本。 据说盖世太保拥有几支书评家的队伍，他们的工作是根据风格比较的方式确定未署名的宣传册子是谁写的。我总是在想，如果这么做是出于好的动机，那正是我想要的工作。 对于我们的有同样爱好的读者，我给他们提这么一个问题：现在是谁在《每日快报》里撰写“比奇康莫”专栏？一定不会是约翰·宾汉·莫顿先生，直到不久之前他一直在撰写该专栏。我听说现在是漫画家奥斯伯特·兰卡斯特 (212) 先生，但那只是一则小道消息，我没有进行过仔细的考证。但我打赌5先令，现在的“比奇康莫”和莫顿先生不一样，他不是一个天主教徒。 随意集·六十 1946年11月8日 有人刚刚给我送来一本美国时装杂志，我不会透露它的名字。它有325页大四开版面，大概有15个版面用于刊登关于世界政治、文学等方面的文章。其余的版面全都是图片，周围是一些凸版印刷的文字：晚礼服、貂皮大衣、内裤、裤子、胸罩、丝袜、拖鞋、香水、唇膏和指甲油的图片——当然，还有美得让人窒息的女人的图片，穿着用着那些东西。我不知道整本刊物有多少幅女人的图画或相片，但前50页就有45个女人，全都是美女，你可以大致算出数字。 当你看着这些图片时，你会觉得很惊讶，如今似乎追求的是那种养尊处优、倦怠乃至颓唐的美感。几乎所有这些女人的身材都十分修长，似乎现在流行的是高颧骨的古埃及式的脸，大体上她们的髋部都很窄，双手就像蜥蜴的爪子那样细长无力。显然真的有这么一种身材，因为在图片里和画册里都频繁出现过。另一个显眼的地方是那些广告的文风，那是一种奢华夹杂着富于表现力的技术词汇的独特文风。像“suave-mannered”（举止斯文）、“custom-finished”（度身定制）、“contour-conforming”（符合轮廓）、“mitt-back”（露背）、“innersole”（鞋内垫）、“backdip”（后背镂空）、“midriff”（露腰上衣）、“swoosh”（潇洒）、“swash”（气势夺人）、“curvaceous”（曲线玲珑）、“slenderize”（修身）、“pet-smooth”（小鸟依人）等词语遍拾可见，显然认为读者一看就会明白。这里随机举几个句子为例： “A new Shimmer Sheen colour that sets your hands and his head in a whirl.”（“一种新的闪耀颜色，双手挥舞间使他意乱情迷。”） “Bared and beautifully bosomy.”（“赤裸而美妙的胸膛。”） “Feathery-light Milliken Fleece to keep her kitten-snug！”（“米利肯羽光羊毛让她像猫咪一样惬意！”） “Others see you through a veil of sheer beauty, and they wonder why！”（“在众人眼中，你是神秘朦胧的绝世尤物，他们都很惊讶为什么会这样！”） “Gentle discipline for curves in lacy lastex pantie-girdle.”（“蕾丝橡胶松紧腰带，温柔地凸显你的曲线。”） “An exclamation point of a dress that depends on fluid fabric for much of its drama.”（“一条令人惊艳的裙子，取决于它犹如戏剧般跌宕起伏的柔滑布料。”） “Suddenly your figure lifts ... lovely in the litheness of a Foundette pantie-girdle.”（“‘芳德牌’紧腰裤，轻盈靓丽，瞬间修身。”） “Lovely to look at, lovelier to wear is this original Lady Duff gown with its shirred cap sleeves and accentuated midriff.”（“美观舒适，原装达芙礼服，配有折缝盖袖和加厚隔膜。”） “Supple and tissue-light, yet wonderfully curve-holding.”（“柔软轻薄，却能神奇般地展现曲线。”） “The miracle of figure flattery！”（“超赞身材的奇迹！”） “Moulds your bosom into proud feminine lines.”（“将您的胸部塑造成傲人的女性曲线。”） “Isn't it wonderful to know that Corsees wash and wear and whittle you down ... even though they weigh only four ounces！”（“科希丝牌内衣，免烫快干，贴紧你的身材，仅重四盎司，何其美妙！”） “The distilled witchery of one woman who was forever desirable ... forever beloved ... Forever Amber.”（“一个女人的魔法精华，永远风华绝代……永远备受宠爱……永远的琥珀品牌。”）。 等等等等，没完没了。 我颇为辛苦地翻完整本杂志，找到了两处地方隐晦地提到白发，但没有找到有哪处地方直接提到肥胖或中年。出生或死亡也没有提到，也没有提到工作，只提到了几个早餐菜式的食谱。每二十个广告里就有一个有男性角色直接或间接出现，到处都有猫猫狗狗的照片。在三百张图片里只有两张有一个孩子。 封面上有一张彩色相片，相片中一位那种司空见惯的美女站在一张椅子上，有一个面容憔悴、穿着笼袖衬衣、头发灰白、戴着眼镜的男人，跪在她的脚下，在她的裙裾旁边不知在做什么。如果你仔细观察，你会发现他其实是拿着码尺准备度量裙裾。但不经意间看上去似乎他在亲吻那个女人的裙边——这是美国文明的有代表性的一幅画面，至少体现了它的重要一面。 我们不愿意面对事实，然后就立刻摆出一早就知道毫无意义的姿态，在这方面有一个很有趣的例子，那就是当前这场“避免交通死亡事故”的运动。 报纸刚刚宣布九月份的公路死亡数字比起去年九月同期下降了差不多80宗。这是非常好的事情，但这一改善或许不会持续下去——不管怎样它无法一直持续下去——与此同时，每个人都知道在我们的交通系统依然故我的情况下你是无法解决这个问题的。事故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道路狭窄而且无法满足交通需求，路上都是盲角，而且周围都是民房，汽车和行人朝各个方向在以全速前进，速度从每小时三英里到六七十英里不等。如果你真的希望杜绝公路死亡，你得重新规划整个公路系统，使得碰撞成为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想想这意味着什么（比方说，它将包括将整个伦敦推倒重建），你会明白现在没有哪个国家能做到这一点。除此之外，你只能采取缓和性的措施，最终的效果就是促使人们更加小心谨慎。 但是，唯一会有真正效果的减轻措施是大幅度降低速度。在所有的建筑区将速度限制在每小时十二英里，那大部分事故将可以避免。但每个人都会告诉你这是“不可能的”。为什么不可能呢？那将会是无法容忍的讨厌事情。它意味着出一趟门所花的时间是现在的两三倍。而且，你无法让人们遵守这个限速。有哪个司机在知道引擎能开到每小时五十公里的情况下愿意以十二公里的龟速前进？就连让一辆现代汽车在挂起高档的情况下保持时速十二英里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等等等等，一切都在验证慢速交通究其本质是不可能实现的这一陈述。 换句话说，我们重视速度甚于重视人命。那为什么不明说呢？反而每几年就搞出一场这种虚伪的运动（当前这场运动是“避免交通死亡事故”——几年前则是“学会停在马路牙儿”），明知道路况仍是那样，速度仍然保持不变的话，道路屠杀仍会继续下去。 关于面包限量供应的一件轶闻。我在苏格兰的自耕农邻居这个夏天将一块抛荒了几年的农场复耕。他只有一个妹妹，没有其他帮手，而且他只有一匹马和最原始的工具，甚至没有一把镰刀。这个夏天他每天工作不少于十四小时，一周工作六天。当面包限量供应开始时，他申请了额外的配给，结果却发现虽然他能比坐办公室的工人多领到一点份额，但他无法得到农业工作者的全额供应。因为根据法案的规定他不算是一个农业工作者！由于他是“独立作业”，他算是一个农民。他们认为他比帮别人打工的时候吃得少一些。 有一天晚上，我和几个朋友在聊天，提到了一个问题，我们没有人能够回答，我希望能有人向我解释清楚。这个问题就是，挑选陪审团成员的依据是什么？我相信道理上他们是从全民当中随机挑选出来的。不管怎样，这就是在民主社会“由你的同胞审判”的含义。但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我的朋友也有同感——在正常情况下没有哪一个严格来说属于工人阶级的人会成为陪审员。那些被选中当陪审员的人似乎总是小生意人或专业人士。或许在财产上有一定的限制，但没有宣布，只是默默执行？我想知道答案，因为如果事实就像我所猜想的——陪审员总是从中产阶级中挑选，而刑事案件的被告总是来自工人阶级——情况应该比我目前所看到的更加公开一些。 随意集·六十一 1946年11月15日 大团大团比人手更大更脏的乌云正从政坛的地平线那边汹涌而来，有一件事情在一而再再而三地凸显自己。这件事情就是政府的麻烦，无论是当前还是以后的麻烦，大部分原因是它无法做好自己的公关工作。 没有人明白地告诉英国人民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及原因，以及不远的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结果，每一个灾难，无论大小，都让公众大为吃惊，而政府总是因为做出了无论什么政治色彩的政府在同样的情况下都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而不得人心。 举一个问题为例，这个问题近来总是见诸报端，但从来没有经过详细讨论加以解决，那就是来到这个国家的外籍劳工移民。近来我们看到在全国工会联盟的大会上有强烈的呼声反对允许波兰人在两个最需要劳动力的领域工作——采矿业和农业。 将这种事情斥责为共产主义同情者捣鼓出来的或将所有的波兰难民描述为趾高气扬、戴着单片眼镜、拎着公文包的法西斯分子都无济于事。 问题是，如果这些所谓的法西斯分子其实是法西斯主义的受害者，英国工会的态度会不会变得友好一些呢？ 例如，数十万流离失所的犹太人现在正拼命想到巴勒斯坦去。无疑他们当中有很多人最终将成功抵达，但其他人将以失败告终。那把十万个犹太难民请到本国来又如何呢？那些散布于德国集中营、人数将近百万的难民呢？他们前途渺茫，也无处可去。美国和英国的各个自治领已经拒绝接受大规模的难民。为什么不授予他们英国公民的身份，解决他们的问题呢？ 不难想象英国的普通人会怎么回答。即使在战前纳粹党的迫害达到高潮时，让大规模的犹太难民到本国来也得不到民意的支持，而那数十万从佛朗哥政权下逃出来的西班牙人被法国拦在铁丝网外时，我们也没有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接纳他们。 说到这里，1940年的时候，当那些可怜的德国难民被关进拘留营时，没有人提出抗议。我在那时候经常听到的评论是“他们要来这里做什么”和“他们只是要抢走我们的工作”。 事实上，本国的民意强烈反对外籍移民。它源于简单的仇外情绪，一部分是出于担心工资削减，但更重要的是出于那个落伍的观念：英国的人口已经太多了，而更多的人口意味着更多的失业。 事实上，我们的情况并不是工人比工作多，而是面临严重的劳动力短缺，延绵不断的征兵又加重了这一状况，而人口的老龄化更令问题雪上加霜。 与此同时，我们的出生率仍然低得惊人，数十万到了婚育年龄的妇女还没有机会嫁出去。但是，有多少人知道和理解这些事实呢？ 最后，我们能否在不鼓励欧洲移民的情况下就解决我们的问题尚未可知。政府已经在试探着这么做，却只遭遇到愚昧的敌意，因为没有人事先告诉他们相关的事实，而且还有其它无数不受欢迎的事情时不时得去完成。 但最必要的一步并不是在遇到什么特别紧急的情况下去影响公众舆论，而是提高政治思想的整体水平，而最重要的就是让英国人了解到他们从未正确理解的事情：英国的繁荣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英国之外的因素。 对于工党政府来说，进行公关和将事情解释清楚并非易事，因为他们面对的是一个骨子里对他们抱以仇视态度的媒体。不过，通过其它方式也能与公众沟通，艾德礼先生和他的同僚或许可以更加关注电台，但在本国很少有政治家严肃地对待过这个媒体。 有一个问题，乍看上去只是一件惹嫌的小事，但我希望看到它得到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过去几年来欧洲各地有很多起吊死战犯的情况，到底采取的是什么方式呢？是那种古老的窒息而死的方式，还是那种据说一下子就把囚犯的脖子给扯断的更加人性化的现代方式？ 大概在一百年前，绞死犯人时就只是将他们吊起来，任由他们蹬腿挣扎，直到死去为止，为时在十五分钟左右。后来引进了下落板，理论上一下子就能让人死掉，虽然它并不总是能够起到作用。 不过，近年来，似乎有一种回归窒息而死的趋势。我没有观看到在哈尔科夫吊死德国战犯的纪实电影，但英国报刊中的描写似乎表明那个较为古老的方式被采用了。巴尔干地区的几个国家的行刑似乎也是这种方式。 报纸上对于纽伦堡绞刑的描写含糊不清。有人谈起下落板，但也有人说这些该死的人得折腾上十几二十分钟才死掉。或许这是典型的盎格鲁-撒克逊式的妥协，他们决定用下落板，却又把它弄得很短，不能起到什么作用。 这个国家仍然接受绞刑作为死刑的处理方式并不是什么好的征兆。绞刑是野蛮而没有效率的行刑方式，至少，关于它有一件事情——我相信是这是众所周知的——是如此污秽，几乎无法刊登出来 (213) 。 但是，直到不久前我们对这个问题还是颇感不安的，我们一度还是只在私底下进行绞刑的。事实上在战前，公开处决在几乎每个文明国家都已经成为历史。现在它似乎正在回归，至少在政治罪上是这样，虽然我们还没有真的重新引入这一做法，但通过观看新闻纪实片，我们的确是以看客的形式间接参与了。 回顾历史并进行思考时，你会觉得奇怪：就在十几年前，废除死刑是每个开明人士认为是天经地义且应该支持的事情，就像离婚改革或印度独立一样。而现在不仅要支持死刑，而且还要大声疾呼杀的人不够多才是开明的标志。 因此，在我看来，了解目前窒息而死是否正成为常规的做法是挺重要的，因为，如果人们被教导不仅要为杀人叫好，而且还要为某种格外残忍的虐待形式叫好，那将标志着自1933年以来我们再次走向堕落。 咨询内容的出处。 在契科夫的一则故事里有一个人物，具体是哪篇我忘记了，那个人说道：“莎士比亚说过，‘年轻时真的年轻过是快乐的。’”我从未找到这句话的出处，而且这句话听上去不是莎士比亚说的。可能是译者从俄文中翻译过来的，没有去查阅原来的出处。谁能告诉我它出自何处吗？ 随意集·六十二 1946年11月22日 两个星期前我提出了关于挑选陪审团成员的方式的问题，在本期中这个问题由一位撰稿人作出了权威的回答。它也引来了许多来信，几乎所有的来信都夹带了一份前不久派发的政府表格，给那些不想参与陪审团义务的人填写。我自己从平时的渠道收到了一份这样的表格，立刻就将它扔进了废纸篓里，但事实上，里面就有大部分我想要的信息。通读完之后，我很感兴趣地注意到“特别陪审员”的资格，无论“特别陪审员”是什么。我将内容抄录如下，以示真实。 “以下陪审员可以担任‘特别陪审员’：拥有合法的‘绅士’头衔；拥有高等学历；银行家及商人；根据上一次人口普查，在居民人数 2 万人以上的城镇里拥有年度净值不低于 100 英镑的私宅或其它地方的私宅年度净值不低于 50 英镑的业主；拥有除农场以外其它年度净值不低于 100 英镑的产业的业主，拥有年度净值不低于 300 英镑的农场的业主。” 细读这一段，你会看到它的措词非常严谨，目的是将任何在社会地位上和经济状况上不属于上流社会的人都排除在外。这份表格是在工党政府以压倒多数当选并执政15个月之后下达的。 几个写信给我的人阐明，据他们所知，体力劳动者并没有被排除在陪审团服务之外，或者说，并不总是被排除在外。一位来信读者，他是工党支部的主席，补充说问题不在于体力劳动者真的被禁止参加陪审团服务，但是他们会因为金钱上的原因而能躲就躲。陪审员没有报酬，因此担任陪审团成员意味着损失一到两天的工资。顺便说一下，没有报酬这件事使得陪审团成员很想尽快结案，而这一定导致了许多误判。 要解决这个问题是非常容易的事情，只需要付给每个陪审员合理的报酬——比方说，1天1英镑——以弥补他损失的时间。 我注意到在享有陪审团服务豁免权众多类型的人当中有“经过药剂师公司考试机构认证的药剂师”和药店老板。在《匹克威克外传》中似乎有一段内容和这一点联系在一起。在巴德尔夫人的违诺案审判时，我们都记得，一位药店老板在陪审团面前宣誓时说“在审判结束之前将有命案发生”，并在宣誓后补充道：“我只留下一个跑腿的小男孩在店里，他是个非常乖的孩子，但对药品不是很熟悉，而且我知道他头脑里想的是，泻盐就是草酸、番泻叶汁和鸦片酊。事情就是这样，法官大人。”我猜想药剂师有豁免权会不会就是因为某位有想象力的官员碰巧读到了这一段内容呢？ 我不知道有关部门是否愿意将泥煤作为家用燃料的一种。现在我的贮煤地窖是空的，根据去年冬天的经验，它会空上很久，但我在写下这段话的时候旁边正用泥煤生着火，整个房间很暖和很舒服。在伦敦泥煤贵得离谱，但那只是因为价格没有受到管制而得以进行的一场闹剧，而且因为人们愿意付高价也不愿挨冻。我猜想同等重量的泥煤的原价应该低于煤炭的价格。 苏格兰有大量的泥煤，威尔士和英格兰的几处地方也有。在苏格兰，泥煤是以非常原始的方式开采的。人们拿着类似铲子的工具一小块一小块将其挖出来，然后把它们搁在草坪上晾干。等一边干透后，就将三块泥煤竖直地堆起来，然后堆成一小堆，然后再堆成一大堆，最后，在挖出来两个月后用手推车推回家。这些事情只能在春天和初夏做，因为其它时候要么雨水太多，要么草长得太高，没办法晾干。我相信过去经常有人认为如果一户人家没有其它燃料，要获得一年的充足燃料，他们得干上一个月，包括晾干和搬运。 当然，如果以大规模的方式挖掘泥煤，就没有必要使用这些原始的方式或依赖天气进行晾干。不习惯用泥煤的人有时候会反对用这个生火，因为他们不知道该怎么把它点着，或没有意识到它必须贮存在干燥的地方。但只消几则简单的指导，应该很容易将其普及为家用燃料。它的热力不及煤炭，但更加干净和容易处理，而且不像木柴，它适合在小壁炉里用。如果就像表面看上去的那样，我们将再次面临煤炭紧缺的问题；一年有几百万吨泥煤，情况则将大不一样。 皇家调查委员会将对报刊进行调查，当前的讨论内容总是报刊的老板和广告商带来的低俗化的影响。没有人指出，这是因为有什么样的国家就有什么样的报纸。必须承认，这并非真相的全部。当大部分报刊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时，你没有多少选择，事实上，在战争期间，那些报纸暂时变得更加理智，而发行量并没有减少，这表明公众的品位并没有表面上那么不堪。不管怎样，我们的报纸并非都是一副德性，有的报纸要比其它报纸理智一些，而有的报纸要比其它报纸更加流行。当你研究理智与流行性之间的关系时，你会发现什么呢？ 我在下面将全国发行的九份主流报纸排成两栏。第一栏列出了这些报纸依据我的判断在理智方面的高低顺序。第二栏则按照发行量排出流行性的高低顺序。关于理智程度，我不是说它们得和我的想法一致。我指的是愿意客观地报道真相，重点报道真正重要的事情，讨论即使是很沉闷的严肃问题和支持合乎逻辑的明智政策。至于发行量的问题，或许我把一两份报纸的顺序排错了，因为我找不到近期的数字，但我的排序不会差得很远。下面是两份列表。 理智程度：流行性： 1.《曼彻斯特卫报》1.《快报》 2.《泰晤士报》2.《先驱报》 3.《新闻纪实报》3.《镜报》 4.《电讯报》4.《新闻纪实报》 5.《先驱报》5.《邮报》 6.《邮报》6.《画报》 7.《镜报》7.《电讯报》 8.《快报》8.《泰晤士报》 9.《画报》9.《曼彻斯特卫报》 可以看出，第二张清单几乎与第一张清单是颠倒过来的——并非完全颠倒，因为生活从来不会是那么有规律的。即使我的排序并非完全正确，大体上的关系也仍然是对的。在秉承事实方面声誉最好的《曼彻斯特卫报》就连那些对它怀有好感的人都不去读它。人们抱怨它“太枯燥”了。另一方面，无数人读《每日快报》——又坦言他们“不相信它所写的一个字”。 遇到这种情况，很难预见到会有什么大的变化，就算老板和广告商所施加的特殊压力没有了也一样。重要的是，在英国我们拥有法律上的出版自由，这使得一个人勇敢无畏地在发行量相对小一些的报纸上说出真实的想法是有可能实现的。坚持这一点非常重要。但皇家调查委员会并不能使大规模发行的报刊比现在好到哪里去，无论它使用什么控制手段。当公共舆论热情地提出要求时，我们应该会有一份严肃而真实的流行报刊。在此之前，如果新闻没有被商人扭曲，它也会被官僚扭曲，两者之间其实只是五十步笑百步。 随意集·六十三 1946年11月29日 下面是我对一份早报的头版的分析，这份报纸出版于1946年11月一个普普通通、平淡无奇的日子。 大标题用于刊登联合国大会，在会上苏联要求知道英美联军在前敌占区和盟国部署的兵力。这显然是为了先发制人，防止对方想了解苏联境内的兵力情况，显然，这场讨论将一无所获，只会招致互相谩骂或彼此为了面子进行意气之争，没有达成真正的国际协议的进展，也没有为了获得进展而进行尝试。 希腊的交战形势变得越来越严峻。立宪反对派越来越倾向于支持叛军，而政府则指控那些所谓的叛军其实是国界对面派来的游击队。 召集印度立宪大会再一次被推迟了（这个栏目有一则脚注：“印度的血浴：详见第二页”），甘地先生的绝食已经到了引起关注的地步。 美国的煤矿罢工仍在继续，并有可能“引发世界粮食供应的严重危机”。由于最近几次罢工的缘故，美国已经取消了向英国运送两百万吨钢材，这将使得英国的房屋营建问题进一步恶化。西部铁路公司发起了非正式的“怠工”运动。 耶路撒冷又有一枚炸弹爆炸，造成数人伤亡。此外还有多起不可避免的小型灾难，如飞机坠毁、洪水可能在英国各地肆虐和默西河发生了船只相撞造成一百头牲畜损失等等，我想这一百头牲畜大概可供4万人吃上一个星期。 在头版根本没有刊登正面的新闻。像十月份英国的出口上升一样，看上去似乎是好新闻，但如果你有足够的知识去解读它们，其实是坏消息。还有一则简短的报道，大意是德国境内的各占领国“或许”在短期内将达成更好的协议，但这只不过是一个虔诚的愿望，没有任何证据作为支持。 我再次重复，这页满是灾难的报纸只是一个平淡无奇的日子的报道——顺便提一下，它出现在一份最希望呈现事情好的一面的报纸上。 当你考虑从1930年前后至今局势的走向，你很难相信文明将继续存在。我不是在说唯一能做的就是放弃务实的政治，跑到某个偏僻的地方，专心寻求个人救赎或建造自给自足的社区，等候着原子弹将人类文明摧毁的那天。我认为你必须继续政治上的斗争，就像一个医生必须尽力拯救一个垂死病人的生命一样。但我的建议是，除非我们开始意识到政治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非理性的，意识到这个世界得了神经病，而要治病就必须先进行诊断，否则我们将一事无成。重要的一点是，几乎所有发生在我们身上的灾难都是没有必要的。大家都认为人类想要的就是舒适。现在我们拥有了我们的祖先所没有的过上舒适日子的能力。大自然或许时而会以地震或飓风打击我们，但我们逐渐驯服了它。但是，就在此刻，当物资足以供应每个人享用时，几乎我们所有的精力都耗费在彼此之间掠夺领土、市场和原材料上。就在此刻，当财富可以广泛分配，没有哪个政府需要害怕强烈的反对时，他们却声称政治自由是不可能的事情，有一半的世界被秘密警察统治。就在此刻，当迷信被碾碎，一种对待宇宙的理性态度成为可能时，自由思考的权利却遭到空前程度的否决。事实上，只有在人类没有什么事情值得去奋斗的时候，他们才会开始互相残杀。 对于那些目前统治着世界的人的行为，很难直接从经济上进行解释。对于纯粹权力的渴望似乎大大超过了对于财富的渴望。有很多人已经指出了这一点，但奇怪的是，对于权力的欲望似乎被视为天经地义的人性本能，任何年纪的人都受其影响，就像对食物的渴望一样。事实上，就像酗酒或赌博一样，它并不像生物本能那样是天生的。如果在我们这个时代它达到了新的癫狂程度——我就是这么认为的——那么问题就变成了：现代生活到底有什么样的特征使得欺凌别人成为主要的动机呢？如果我们能够回答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很少被提起，从来没有人跟进——在你的晨报上或许时不时就会刊登一些好消息。 然而，虽然我们所生活的年代看上去是如此不堪，但比起以前的时代它或许并不差到哪儿去，甚至没有大的区别。至少当我想起我的朋友翻译的一句印度格言时，我就会想到这种事情是有可能的： 四月豺狼生， 六月河泛滥， 此生未曾见， 洪水高如许。 我猜想时钟和手表的短缺不是任何人的错，但过去一两年来由得它们的价格飞涨是否必要呢？ 今年早些时候我看到以前军队里用的手表放在陈列柜里展示，一个卖将近4英镑。一两周后我买到了一个，价格是5英镑。最近它们的价格似乎涨到了8英镑一个。一两年前闹钟得有许可证才能买到，一个卖16先令。这是管制的价格，或许它并不表示制造商真的蒙受了损失。前几天我看到一个非常相似的闹钟，卖45先令——价格涨了180%。真的是成本也涨了这么多吗？ 顺便提一下，如果你有电话，花上45先令能让电话接线员每天早上把你叫醒，为期将近18个月，这可要比那些普通闹钟的寿命长得多了。 在“犹太人回归巴勒斯坦”的标题下，萨缪尔·巴特勒在他的札记中记录道： “上周有个人打电话给我，严肃地建议我写一本书，题材 是他的一位朋友的一个想法，关于一个住在新邦德街的犹太人的故事……如果我能帮上忙，犹太人回归巴勒斯坦或许会是确定而轻松的事情。那些贫穷的犹太人没有什么麻烦，他知道他什么时候都能让他们回去。困难的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奥本海默家族 (214) 和其他人。但有我的协助，或许事情能够达成。 我一口就拒绝了参与这个计划，理由是我根本不在乎罗斯柴尔德家族和奥本海默家族会不会回到巴勒斯坦。他们觉得这会是一个阻碍。但他开始纠缠，让我觉得很烦，当然，我只能把他赶走。” 这些话写于1883年，谁会预料到只过了大概六十年，欧洲几乎所有的犹太人会自己拼命想回到巴勒斯坦，而几乎所有其他人都拼命想阻止他们呢？ 随意集·六十四 1946年12月6日 我最近很开心地重读乔治·杜·莫里耶 (215) 的《特丽比》——一本最近很流行的小说，是那些“一流的二流”文学作品的一个绝佳例子，而英国人似乎已经失去了写出这些作品的能力。《特丽比》是一本仿写萨克雷的作品，模仿得非常到位，很有可读性——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萧伯纳认为在许多方面它比萨克雷的作品写得更好——但对我来说，这件事情最有趣的一点在于希特勒上台前和垮台后阅读时的不同感受。 现在阅读《特丽比》时，惹眼之处是它的反犹主义。我猜想虽然现在没有多少人会去读这本书，但它的主要情节可谓家喻户晓，斯文加利这个名字已经成为一个代称，就像夏洛克·福尔摩斯的名字一样。一位犹太人音乐家——不是作曲家，而是一个优秀的钢琴家和音乐教师——利用了一个孤苦伶仃的爱尔兰女孩，她是一位画家的模特，有美妙的歌喉，唱起歌来却总是荒腔走板。有一天，将她催眠以治疗神经痛时，他发现当她进入催眠状态时，她能被教会不跑调地唱歌。 自此之后的两年，他们俩就在欧洲的各个首都旅行，那个女孩每晚为众多热情的听众献唱，在她醒着的时候，却从来不知道自己是一个歌女。在结局里，斯文加利在音乐会进行到一半时猝死，特丽比的歌声卡壳了，被嘘下了舞台。这就是故事的梗概。当然，故事的内容还有很多，包括一场伤感的恋爱，和三个生活严谨的英国画家，以衬托斯文加利的恶行。 这本书无疑有反犹倾向。斯文加利的虚荣、狡诈、自私、邋遢等等恶习总是和他是一个犹太人这个事实联系在一起。杜·莫里耶在《潘趣》中的插画比他的写作更加出名，他为自己的书画了插图，把斯文加利画成了传统的阴险丑角。但最有趣的是那个时候的反犹主义——那是1895年，正值德雷弗斯案的审判——和如今的反犹主义之间的分歧。 首先，杜·莫里耶显然认为有两种犹太人，一种是好人，一种是坏人，他们之间有着人种上的不同。故事里曾简略地提到另一个犹太人格罗里奥利，他拥有斯文加利所缺乏的所有美德和品质。格罗里奥利是“西葡裔犹太人”——书中写的是出生于西班牙——而斯文加利来自德国治下的波兰，是一个“东方的希伯来犹太人”。其次，杜·莫利耶认为拥有犹太人的血统能带来好处。我们了解到，男主人公小比尔利或许拥有犹太血统，在他的样貌中有所暗示，“而对于这个世界，特别是对我们而言，我们当中的大部分人血液里流淌着一丁点宝贵的犹太血统是一件幸运的事情”。显然，这不是纳粹版的反犹主义。 但是，所有提到斯文加利的地方几乎都不自觉地语带轻蔑，而杜·莫里耶选择一个犹太人扮演这么一个角色的事实意味深远。斯文加利自己不会唱歌，只能通过特丽比的歌喉演出，代表了众所周知的模式：一个聪明人充当某个地位更加显赫的人物的幕僚。 奇怪的是，杜·莫里耶坦率地承认斯文加利比那三个英国人都要更有天赋，甚至比小比尔利更出色，后者被难以令人信服地刻画为一位杰出的画家。斯文加利很有“才华”，但其他人拥有“品质”，而“品质”才是最重要的。这是玩英式橄榄球的模范生对待那些戴眼镜的“书呆子”的态度。这或许就是当时对于犹太人的普遍态度。他们天生就是劣等民族，但当然，他们比我们更聪明，更敏感，更有艺术细胞，因此这些品质并不是那么重要。如今英国人对自己不再信心满满了，不再那么肯定傻人最终总是能够获胜。盛行的反犹主义形式已经改变了，但并不是往好的方向改变。 在上周的《论坛报》中，朱利安·西姆昂斯 (216) 先生评价说奥尔德斯·赫胥黎后期的小说比起从前他的作品差了许多——我觉得他说的没错。但他或许可以补充说，这种水平上的下降在想象派的作家身上是经常发生的事情，只有在一个作家仍然拥有早期作品的动力时才不会被人注意到。例如，我们重视赫伯特·乔治·威尔斯的《托诺-邦盖》、《波利先生》、《时间机器》等作品。如果他在1920年就停止创作，那他将尽享盛名，而如果我们只知道他在1920年后所写的作品，我们对他的评价或许会很低。一个小说家和一个拳击手或芭蕾舞蹈演员一样，无法永远持续下去。他的原始冲动能写出三四本好书，或许甚至能写出十来本好书，但它迟早会陷于枯涸。显然，你没办法制订下任何严格的规矩，但在许多情况下，创作的冲动似乎能维持十五年的时间，对于一位散文作家来说，这十五年大概是在他三十岁到四十五岁左右的时候。确实，有一些作家的创作生命要长得多，人到中年甚至步入老年时仍能继续有所发展。但这些人通常都是在风格上或创作主题上或两者都突然作出改变的作家（如叶芝、艾略特、哈代、托尔斯泰等），他们甚至会否定自己的早期作品。 许多作家，或许是绝大多数作家，到了中年时就应该干脆停止创作。不幸的是，我们的社会并不会让他们停下来。他们当中大部分人不知道其它谋生之道，而写作，以及伴随而来的一切——争吵、竞争、奉承和成为一个准公众人物的感觉——这些是会上瘾的。在一个合理的世界里，一个倾诉完他想说的话之后的作家会从事其它职业。在一个充满竞争的社会，就像政治家一样，他觉得退休就意味着死亡。因此，在他的创作冲动早已耗尽之后他仍继续创作，大体上，他越不知道自己在模仿自己，其作品就越加低劣。 今年早些时候我遇到一位美国的出版商，他告诉我他的出版社刚打完九个月的官司，算是在部分程度上胜诉了，不过折了一笔钱。事情是关于印出我们中大部分人每天都会用到的一个由四个字母构成的单词，基本上用的是现在时。 在这种事情上美国总是领先英国好几年。美国书籍上可以完整地印出某个以字母b开头的单词时，在英国书籍上它只能是字母b加上破折号。最近在英国这个单词可以在书本上完整地印出来了，但在报刊上它仍然只能是字母b加上破折号。就在五六年前，一份著名的月刊印出了这个单词，但在最后一刻，出版社还是害怕了，组织人手将这个单词以手工的方式涂黑。 至于另一个单词，那个由四个字母组成的单词，在英国的期刊中它还是不准刊印，但在书籍里它能以首字母加破折号的形式出现。早在十几年前美国就已经这么做了。去年这家出版社尝试着将这个单词完整地刊印出来。那本书遭到了查禁，经过了九个月的诉讼，查禁被取消了。但在这个过程中重要的一步已经向前迈出了。法院的判决是现在可以刊印出那个单词的首尾两个字母，中间的两个字母以星号代替，表明它有四个字母。这清楚地表明再过几年这个单词就会完整地刊印出来。 因此进步仍在继续——在我看来，这是真正的进步，因为如果我们那六七个“坏词”能从厕所的墙上去掉并刊印出来，它们很快就会失去其魔力，而我们说脏话的习惯——这既败坏思想又退化语言——或许就会变得没有那么普遍。 随意集·六十五 1946年12月13日 一位来信读者写道： “有一个问题可能会被完全忽略，如果你能引起对它的关注，我会非常高兴。那些议员或其他有权力的人是否意识到，由于洗衣店的极度紧缺，多少市民浪费了极大的时间、精力和精神吗？” 我不知道下议员是不是知道我们的洗衣服务的现状，但任何得自己去取换洗衣服的人，至少在伦敦我住的这一区，都会同意我的来信读者所说的每一个字。光是要找到一间洗衣店肯“接待”你就已经是一件困难的事情，除非你在该区生活了几个月，还得费尽心思和大拍马屁才能实现。而且递送服务非常缓慢，没有规律，还得在冬天雨淋淋的早上无聊地排队等候；东西丢失了，查询系统效率低下，纽扣被弄碎了，送回来的手帕比送过去的时候干净不了多少。最糟糕的或许就是，当别人的衣服被送到你家时，你要找回自己的衣服所面临的困难，因为“下面”总是“人手不足”，而且柜台后面那些厌倦不堪的年轻女士根本对情况一无所知。 所有这些都是真实的。但我的来信读者继续写道： “如果下议员真的为人民着想，难道他们第一件要做的事情不就是将洗衣服务国有化吗？洗衣服务应该就像邮政服务一样运作平稳。让每一件能让家居生活变得更加轻松的事情应该成为人民政府的主要考量，难道这个提议是空想吗？” 不幸的是，国有化本身并不能使得洗衣服务更有效率，就像把我的打字机收归国有并不能让写这篇文章变得容易一些。国有化是一个长期性的措施，在大部分情况下不会带来改善，只是为改善作好准备。比方说，国有化煤矿使得煤矿现代化所必须承担的沉重支出和集中控制成为可能，但得等上几年的时间才能产出更多的煤，或让矿工的工作环境没有那么不堪忍受。 如果明天洗衣服务就实现国有化，它们的人员和设备还是一样的，而在目前的短缺仍将继续的情况下，效率并不会有什么大的改善。洗衣店之所以这么糟糕是因为它们缺少肥皂、燃料、机器、交通工具，还有最重要的是，缺少人手。如果它们能优先得到这些资源，其它公共设施就会受到影响。每件事情都能追溯到人手紧缺，而在我们目前百废待兴的状态下，没有什么能刺激工人去长时间工作，这使得事态变得更加严重。我们进入了难挨的重建阶段，或许将会持续好几年。我希望政府的发言人能更加大胆地直言，否则将会有许多人对国有化失去热情——他们以为国有化就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然后发现它并不能药到病除。 但我同意当生活再次变得适合生活时，洗衣系统需要进行彻底的重组。比方说，一直没有办法外包清洗小宝宝的衣服实在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情。在战前有这一项服务——或许前不久已经再次开始了——尿布服务，每天交送12块干净的“尿片”。只有少数人能付得起这样的奢侈服务，而除了“尿片”之外的婴儿衣服只能在家里洗，因为没有哪间洗衣店收费廉价或服务快捷到能应付平时那些婴儿弄脏的裤子、婴儿床单等东西。而无休止地在狭小的公寓厕所或阴风阵阵的石板地洗衣间洗着脏兮兮的婴儿尿布一定影响了我们的出生率。 最近我收到了一本斯坦利·昂温先生的有趣而且有用的书——《关于出版业的真相》，自1926年以来它已经重版了好几次，最近又对内容进行了扩展，更加切合当前的情况。我很重视这本书，因为它收录了一些或许是你很难从别的地方找到的数字。大约一年前在《论坛报》上，在读书的花费这个问题上，我对英国每年在书籍上的花费进行了猜测，认为人均的花费是1英镑。似乎是我高估了，下面是1945年全国消费的一些数字： 酒精饮品……6亿8 500万英镑 烟草……5亿4 800万英镑 书籍……2 300万英镑。 换句话说，英国人每星期花在书籍上的开销大概是2便士，而花在烟酒上的支出是10先令。我猜想2便士这个高贵的数字包括了在学校课本和其它不得不买的书籍上的花费。最近《地平线》杂志发了一份调查问卷，要21位诗人和小说家回答他们认为一个作家以什么方式挣钱最好，没有一个人坦白地说他可以靠写书挣钱，这又有什么好奇怪的呢？ 当你读着联合国的会议报告或任何形式的国际谈判的报告时，你很难不想起陆军棋和其它类似的孩子们经常玩的打仗游戏，以小片纸板象征战舰、飞机等武装，每一张“牌”都有其固定的价值，能以大家都认可的方式进行对抗。事实上，你几乎可以发明一个名叫“联合国”的新游戏，如果开明的家长不希望自己的孩子长大后有军国主义思想的话，他们可以在家里玩这个游戏。 这个游戏的“牌”有所谓的提案、方针、模式、绊脚石、困境、僵局、瓶颈和恶性循环。这个游戏的目标是达致一个解决方案，虽然细节各不相同，大体上的游戏梗概都差不多。首先，玩家们聚在一起，某个人先提出一个提案。然后别人以绊脚石予以反击，没有了它游戏可就进行不下去了。绊脚石接着变成瓶颈，更经常发生的情况是变成僵局或恶性循环。僵局和恶性循环同时发生会导致持续几个星期的困境。然后突然间某个人打出了“方针”这张牌，“方针”使得“达成解决方案”变为可能，一旦“方案达成”，玩家们就可以结束游戏，一切回到开始时的样子。 写到这里，我的早报的头版突然显得非常乐观了，一切似乎终归都会好起来的。俄国人将同意视察军备，美国人将把原子弹国际化。同一份报纸的另一版上刊登着希腊的事件，而这导致了在纽约还显得很亲热的两大军事集团处于战争状态。 但是，当僵局和瓶颈的游戏继续进行时，另一个更加严肃的游戏正在进行。它由两个定理所支配。其一，只有放弃主权，才能达致和平。其二，没有哪一个有能力捍卫主权的国家会放弃它。如果你记住这两条定理，你就可以透过报纸的烟雾弹看清国际事务的事实。当前的最主要的事实就是： 一、无论俄国人说什么，他们都不会真的同意由外国观察家对他们的领土进行视察。 二、无论美国人说什么，他们都不会放弃军事装备上的技术优势。 三、现在没有哪个国家能进行一场大规模的全面战争。 虽然这些事实到了后来或许会发生改变，目前它们却是这场真实的游戏中真正的内容，记住这几点，而不是日复一日地为那些会议的谎言欢欣鼓舞或捶胸顿足，你将更加接近真相。 随意集·六十六 1946年12月20日 在我的星期天报纸上有一则广告，以图片的形式呈现一个成功的圣诞节所需要的四样东西。在图片的最上边是一只烤火鸡，下面是一个圣诞节布丁，再下面是一盘肉馅饼，最下面是一罐某某牌的治肝盐。 这是一个简单的快乐秘方，先是吃一顿，然后吃点助消化药，接着再吃一顿。古罗马人是这一把戏的行家里手。不过，我查阅了拉丁语辞典里“vomitorium”（竞技场的出入通道）这个词，发现它的意思并不是你吃完饭后跑去吐的地方。因此，或许饭后催吐并不是通常所认为的每一户古罗马家庭的家常便饭。 上面提到的广告里暗示着吃一顿好的意味着暴饮暴食。在原则上我认同这一观点。我只是顺带提一下，当我们在这个圣诞节敞开肚皮海吃时，要是我们真的有机会这么做的话，我们最好想一想有数亿人没有机会这么做。因为，从长远来看，要是我们能保证其他人也都能吃到圣诞晚餐，那我们的圣诞晚餐才能吃得比较安稳。我待会儿就会回到这个问题。 在圣诞节不暴饮暴食的唯一的合理动机就是别人比你更需要食物。刻意过一个简朴的圣诞节会是一件很荒唐的事情。圣诞节的全部意义就是，它是一场放纵享乐——早在基督的诞辰被人为地定在那个日期之前或许就已经是这样了。孩子们很清楚这一点。在他们眼中，圣诞节不是有节制地享受的日子，而是意味着狂欢，他们很愿意为之付出一定程度的痛苦作为代价。他们四点钟就起床查看袜子，整个早上为了玩具而争吵不休，闻着令人食指大动的肉馅饼和鼠尾草加洋葱的香味从厨房的门口飘散出来，大快朵颐享受着整盆的火鸡，将许愿骨 (217) 拉出来，窗户渐渐变得漆黑，然后端上冒着火苗的葡萄干布丁，急急忙忙地趁着白兰地还在燃烧保证每个人的碟子里都分到一块，有人开玩笑说小婴儿把三便士硬币 (218) 给吞下去了，整个下午昏昏沉睡，圣诞蛋糕的杏仁酥皮足有一英寸厚，第二天早上烦躁不安，而到了12月27日就用上了蓖麻油——这种事情就是一场折腾，并不是什么开心的事情，但为了那些更激动人心的时刻还是很值得的。 那些滴酒不沾的人和素食主义者总是反感这一态度。在他们看来，唯一理性的目标就是避免痛苦，并尽可能长久地活下去。如果你能戒酒或戒肉，或戒掉别的什么恶习，你就能多活五年；而如果你暴饮暴食或酗酒无度，第二天你就会付出肉体痛苦的代价。但是，这真的意味着所有过分享乐的行为，即使是一年一度的像圣诞节这样的发泄，都应该理所当然地要加以避免吗？ 事实上，这么说根本没有道理。你完全知道为了偶尔享受一把而伤害肝脏是值得的。因为健康不是唯一重要的事情，与亲朋好友一起吃吃喝喝所得到的友谊、热情、高涨的情绪和思想的交流也很宝贵。我想大体上即使喝得酩酊大醉也不会造成什么伤害，只要是偶尔为之——比方说，一年两次。整场经历，包括后来的忏悔，会帮助你打破精神上的刻板定式，就像到外国度周末一样，或许是有益处的。 所有时代的人都意识到了这一点。早在发明字母之前人类就广泛地达成共识，认为经常酗酒是不好的，但欢宴是好事，即使有时候在第二天早上你会觉得后悔。描写饮食和喝酒的文学作品何其多也，尤其是喝酒，而另一方面的文学作品实在是乏善可陈！这会儿我记不起一首歌颂水作为饮品的诗作。很难想象你能对它说些什么。它能解渴，但仅此而已。另一方面，谈到歌颂美酒的诗作，即使只是流传下来的作品，其数量也堪称汗牛充栋。从人类发现葡萄可以发酵酿酒的那一天开始，诗人们就开始写诗赞美它。称颂威士忌、白兰地和其它蒸馏烈酒的作品要少一些，这部分是因为它们出现得晚一些。但关于啤酒有大量的好文章，早在中世纪就已经有了，比人们学会往里面放啤酒花还要久远得多。奇怪的是，我记不得有一首歌颂烈啤的诗，就连生烈啤也没有，我觉得它可比瓶装酒好喝。在《尤利西斯》里有一段关于都柏林啤酒桶的极为恶心的描写。不过，虽然这段描写广为人知，但它只是类似于旁敲侧击的赞美，并没有让爱尔兰人放弃他们最喜欢的饮品。 关于饮食的文学作品也很多，不过大多数是散文。但在所有喜欢描写食物的作家里，从拉伯雷到狄更斯，从皮特尼乌斯 (219) 到比顿夫人 (220) ，我不记得有哪一篇文章优先考虑节食。享受美食本身就已经足够了。没有人写过什么值得怀念的散文探讨维他命，或吃太多蛋白质的危害，或每一口饭细细嚼上三十二次的重要性。总而言之，似乎有许多文学作品是在歌颂暴饮暴食和酗酒无度，只要它们总是在有意义的时候进行，而且不是过于频繁。 但是，这个圣诞节我们应该暴饮暴食和酗酒无度吗？我们不应该这么做，我们当中的大部分人也没有这个机会。我正在写东西歌颂圣诞节，但歌颂的是1947年或1948年的圣诞节。如今整个世界不适合大肆庆祝。在莱茵河和太平洋之间不会有很多人需要某某牌的治肝盐。在印度一直有上千万人一天只能吃一顿饭。中国的情况大抵也差不多。在德国、奥地利、希腊和其它地方，数以百万计的人吃饭仅仅是在吊命，而没有力气去干活。在所有遭受战争破坏的地方，从布鲁塞尔到斯大林格勒，还有数百万人住在被炸毁的房子的地窖里、森林的藏匿地里或铁丝网后肮脏的茅屋里。几乎是同一时间，当我们了解到我们的圣诞节火鸡有很大一部分将来自匈牙利，而匈牙利作家和记者——他们应该不是那里工资最微薄的人——手头是如此拮据，他们很高兴收到糖精和英国的爱心人士捐出的废弃衣服时，这并不是什么值得高兴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几乎不能过上“像样的”圣诞节，即使东西一应俱全。 但我们很快会过上一个圣诞节的，1947年或1948年，或许1949年吧。当我们过上圣诞节的时候，或许不会有素食主义者或滴酒不沾的人以阴沉沉的声音教训我们所做的这些事情会伤害我们的胃囊。你为了一顿美餐本身庆祝，而不是为了它对胃囊的所谓好处而庆祝。与此同时，圣诞节到了，或者说，即将到来。圣诞老人正在召集他的驯鹿，邮差背着鼓鼓囊囊、装着圣诞贺卡的麻袋蹒跚着从一道门走到另一道门，黑市正在叫卖，英国已经从法国进口了7 000多箱的槲寄生。因此，我希望每个人在1947年过上旧式的圣诞节，今年则祝你们都能享用半只火鸡、三个橘子和一瓶威士忌，价格不要超过法定价格的一倍。 随意集·六十七 1946年12月27日 在哪儿或别的地方——我觉得是在《圣女贞德》的序言里——萧伯纳说今天我们比中世纪的时候更加容易上当和迷信，他举出了广为流传的“地球是圆的”这一信念，作为现代轻信的一个例子。萧伯纳说，普通人根本提不出一个理由认为地球是圆的。他只是囫囵吞枣地接受这个理论，因为这个理念符合二十世纪的精神。 萧伯纳的这句话有夸张之处，但他所说的不无道理，这个问题值得继续追问下去，因为它能帮助了解现代知识。为什么我们相信地球是圆的？我不是在说那上千个可以给出眼见为实的证据或拥有理论知识上的根据的天文学家或地理学家等人，而是那些阅读报纸的普通市民，就比方说你和我。 至于“地球是平的”这个理论，我相信我可以反驳它。如果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你站在海滩边，你可以看到看不见船身的船只的桅杆和烟囱通过地平线。这种现象只能以地球的表面是曲线形的进行解释。但这并不代表地球是圆的。想象一下有另一个理论，叫“椭圆形的地球”，声称地球的形状就像一个鸡蛋。我能说什么去反驳它呢？ 要反对那些支持“地球是椭圆形的”的人，我会打的第一张牌是拿太阳和月亮进行类比。支持“地球是椭圆形的”那个人会立刻回答我靠观察是不知道那些星体是椭圆形的。我只知道它们是圆的，或许它们是扁扁的圆盘。对这个说法我无法回应。而且，他会继续说，我有什么理由认为地球就得跟太阳和月亮一样是圆的呢？这个我也没办法反驳。 我的第二张牌是地球的影子。当发生月食时它落在月亮上面的影子似乎是圆形的。但那个支持“地球是椭圆形的”男人会追问说我怎么知道月食是由地球的影子引起的呢？答案是我不知道，但我是盲目地从报纸文章和科学小册子里获取这一信息的。 在这番小探讨遭受挫折后，现在我会打出王牌：专家们的意见。应该博学多闻的皇家天文学家告诉我地球是圆的。那个支持“地球是椭圆形的”男人以他的王牌压过我的王牌。我检验过皇家天文学会的结论吗？我知道该怎么去检验它吗？到了这里我亮出了最终的王牌。是的。我确实知道一个检验的方法。那些天文学家能预言月食，这表明他们关于太阳系的理论是很合理的。因此，我接受他们关于地球的表面是圆的这个说法。 如果那个支持“地球是椭圆形的”人回答——我相信这话是真的——那些古埃及人认为太阳绕着地球转，他们也能预测月食，这番话就把我的最终王牌轰掉了。我只剩下一张牌：航海。人们可以航船周游世界，通过基于地球是圆的这个假设进行计算，到达他们的目的地。我相信这可以驳倒那个支持“地球是椭圆形的”的人了，虽然他可能还有其它反驳。 可以看到，我认为地球是圆的种种理由都很不靠谱。然而，这是非常基本的信息。在大部分其它问题上我一早就只能搬出那些专家，也没办法去检验他们所说的话。我们的大部分知识就在这个层面。它不依赖理性推理或实验，只是基于权威。当知识的领域如此辽阔时，专家本人一旦离开了他自己的领域就成了白痴，情况还能怎样呢？大部分人如果被问到怎么证明地球是圆的，就连提出我在前面所列举的站不住脚的争辩理由都做不到。他们会一开始就说“大家都知道”地球是圆的，如果继续追问下去，他们就会生气。从某种意义上说，萧伯纳是对的。这是一个轻信的年代，而我们如今所承受的知识的负担在一部分程度上要为此负责。 对于拉斯基教授的诽谤案或许众说纷纭，但即使你觉得判决在法律意义上是正当的，我依然认为我们应该记住拉斯基教授是代表了工党采取这一行动的。它是大选中的一桩事故——在必要的时候对保守党的反赤化宣传的一个回应。因此，如果没有人资助他，由得他自己支付高昂的罚款，这是极度不公平的。请允许我再次提醒各位，请将捐款送至运输大楼工党本部的秘书长摩根·菲利普斯 (221) 那里。 拉斯基这起案件照理会引起进一步的关于陪审团构成的讨论，尤其是特别陪审团，但我希望它会引起连带效应，再一次引起人们对关于诽谤的现行法律的关注。 我相信诽谤这种事情就像其它事情一样，在战争中度过了相对平缓的时期，但再早几年的时候，因为一些小事而控告诽谤是一桩大买卖，而且是出版社、编辑和记者的噩梦。有人总是说要是将有关诽谤的法律彻底废除就好了，至少应该放宽一些，那样的话报纸就会像以前一样有更大的空间，就像战前的法国一样。我无法同意这一看法。无辜的人有权利保护自己不受诽谤的伤害。这种事情之所以会发生，不是因为法律过于严苛，而是因为起诉诽谤罪可以申报子虚乌有的经济损失而获得赔偿。 受害者并不是那些大报，比起出版社或小期刊，它们有好几帮常备律师，能付得起赔偿。我不知道法律的具体规定，但有时候我有一本书在出版之前会先咨询律师，他们都害怕得要命。我猜想要塑造一个虚构的角色而不会遭到起诉说该角色是某位真实人物的写照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结果，以起诉诽谤罪进行勒索是讹钱的轻松方式。出版社和期刊经常购买保险以防被控告诽谤并被诉以某个金额的索赔。这意味着他们会付一小笔赔偿款，而不是诉诸法律。有一回我甚至听说一桩同谋案，甲故意诽谤乙，而乙威胁要采取行动，然后两人平分那笔赔款。 在我看来，纠正这一现象的方法就是不让诉讼变得有利可图。除非能够证明真的造成了损害，否则不予赔偿。另一方面，当诽谤得以证实，有罪的一方应该以书面形式收回言论，这种事情目前不是经常发生。大报害怕这个更甚于要它们赔偿十万英镑的损失，而如果没有金钱上的赔偿，勒索的动机就会消失。 有一封读者来信给我送来了一份我几个星期前提到的讨厌的美国“漫画”。里面的两个主要的故事是关于一只名叫“行刑者”的漂亮怪物，它有一张绿色的脸，就像美国漫画里的许多角色一样，它还会飞。封面是一幅图片，画着一个像是猩猩的疯子或干脆就是一头猩猩穿着人的衣服，正在掐一个女人，如此逼真，她的舌头伸出足足有四英寸长。另一幅图片画着一条蟒蛇缠在一个男人的脖子上，然后将自己拴在栏杆上，把他给吊了起来。另一幅图片画着一个男人从一座摩天大楼的窗户跳出来，摔在人行道上，留下一摊血。还有很多同样题材的图片。 那位来信读者问我是否觉得这些东西可以给小孩子们看，还问我，如今钱越来越少，难道就没有其它好读物了吗？ 当然，如果可以的话我不会让小孩子去看这些读物。但我不会真的禁止它们销售。开这个先例太危险了。但与此同时，我们真的得把钱花在这些有害的垃圾读物上面吗？这一点并非完全无足轻重，我希望看到这个问题得以澄清。 随意集·六十八 1947年1月3日 大约二十五年前，我乘轮船去缅甸。虽然那不是一艘大船，但船上很舒服，甚至称得上奢华，当你没在睡觉或在甲板上嬉戏时，你似乎总是在吃东西。各家轮船公司总是在彼此竞争，因此三餐非常丰盛，中间有小吃供应，如苹果、刨冰、饼干和一杯杯的汤，惟恐有人饿晕过去。此外，酒吧早上十点营业，因为我们出海了，所以酒比较便宜。 这条航线的大部分船员是印度人，但除了长官和服务员之外，他们还雇用了四个欧洲舵手，他们的工作就是掌舵。其中一位舵手，虽然我猜想他才年过四旬，却是那种你几乎觉得他的背部会长出藤壶的老水手。他个头矮小，力气很大，长得很像一只猩猩，粗壮的前臂覆盖着厚厚的金毛。他蓄着金色的八字胡，可能是查理曼大帝时代的款式，完全遮住了他的嘴。我只有二十岁，清楚地知道自己作为一个乘客就像寄生虫一样。我很敬仰那些舵手，特别是那个长着一头金发的，觉得他们神威凛凛，和那些长官平起平坐。要是他们不先和我说话，我根本不敢和他们搭话。 有一天，不知道为什么，我早早就吃完午饭上了甲板。甲板上只有那个金发舵手，没有别人了，他正像老鼠那样沿着甲板室的一边快步走来，两只大手里露出什么东西。我刚刚看清那是什么，他就从我身边快步经过，消失在门道里。那是一个盛馅饼的小碟，放着一个吃了一半的烤蛋奶布丁。 我只看了一眼就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事实上，那个人的内疚表情使得事情确凿无疑。那个布丁是某张乘客的桌子上吃剩的。一个司务员违反规定把它给了他，他正把它带去水手的船舱，准备闲暇时吃掉。时隔二十多年，我仍然能够隐约感受到当时内心的惊诧。我愣了好一会儿才意识到这桩事情的内在含义，但如果我说这件事情突然间让我明白了能力与报酬之间巨大的差距——得悉一位靠技术吃饭的技术工人，我们的性命可以说掌握在他的手中，很高兴能偷到我们的饭桌上的残羹冷炙——这比十几份宣扬社会主义的传单教会我的东西都要多，这么说会很夸张吗？ 有一则消息说南斯拉夫现在正在清洗作家和艺术家，这让我再次去阅读关于近来在苏联进行的文坛清洗的报道。在清洗中，左琴科 (222) 、阿赫玛托娃 (223) 和其他作家被逐出了作协。 在英国，这种事情还没有发生到我们头上，因此我们可以用事不关己的态度去看待它。而奇怪的是，当我再次读着那些事件的描述时，不知怎地，比起那些受迫害的人，我更加同情那些迫害者。在那些迫害者中为首的是安德烈·日丹诺夫 (224) ，被某些人认为或许会是斯大林的接班人。虽然日丹诺夫之前执行过文坛清洗，但他是一个职业政客——从他的讲话可以判断得出——对文学的了解程度和我对空气动力学的了解程度差不多。看他的所作所为，他并不像一个邪恶或狡诈的人。他真的对某些苏联作家的变节感到震惊，在他看来，那是无法理解的背叛，就像战斗在进行中发生兵变一样。文学的宗旨是讴歌苏联，对于每个人来说这难道不是明摆着的事情吗？但这些迷途的作家没有执行这么简单的使命，而是偏离了政治宣传的路线，写出了非政治化的作品，而更有甚者，左琴科竟然由得讥讽的内容潜进他的作品里。这实在是太叫人痛苦太让人困惑了。这似乎就像你让一个人在一间先进的、有空调的好工厂里上班，工资高，工时短，伙食好，有操场，宿舍舒服，还有托儿所让他的孩子上学，有全面的社会福利，工作时还有音乐听——却发现那个不知感恩的家伙上班第一天就把扳手扔进机器了。 让整件事情略显可悲的是那一番坦白——苏林的公关人员并不习惯于这么诚实地坦白——承认俄国文学在整体上并没有达到它应有的水平。因为苏联代表了文明在当前的最高形式，显然它应该在文学方面引领世界潮流，就像其它方方面面一样。“当然，”日丹诺夫说道，“我们的新社会主义体制体现了人类文明和文化历史上一切最好的事物，它有能力创造出最先进的文学作品，将旧时代最好的文学作品远远地抛在后面。”《消息报》（引自纽约报纸《政治》）进一步说道：“我们的文化屹立在比资产阶级文化更高的水平之上……我们的文化不应当是学生和模仿者，恰恰相反，它应该要指导其它文化何谓人类的基本道德，这难道不是明摆的事情吗？”然而，不知怎地，这一预料中的事情一直没有发生。他们颁布了指示，通过了毫无异议的决议，顽抗不从的作者无法发出声音，但不知道为什么，充满活力的原创文学作品，无疑要比资本主义国家更高端大气的文学作品，并没有出现。 这些事情以前发生过不止一次。言论自由在苏联有起有落，但大体的趋势是审查制度越来越严格。政治家们似乎没办法想明白的事情是，靠恐吓别人服从命令是诞生不了有活力的文字作品的。只有在一个作家能畅所欲言的时候，他的创作力才能得以发挥。你要么摧毁自主创作，生产符合正统但没有活力的文学作品，要么你就得让人们畅所欲言，代价就是有的人会说出异端思想的话。只要书是个体的创造，这就是一个无解的两难之题。 这就是为什么在某种意义上，比起那些受迫害的人，我更同情那些迫害者。或许左琴科和其他人至少知道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是怎么一回事，并获得满足，而那些折磨他们的政客只是在尝试不可能的事情。日丹诺夫和他的同僚应该说的是：“就算苏联没有文学也依然能够存在。”但那并不是他们能说出口的话。他们知道它很重要，它代表了尊严，而且对于政治宣传很有必要。他们会继续鼓励文学创作，假如他们知道该怎么做的话。因此他们继续进行清洗和发出指示，就像一条鱼一次又一次地用鼻子去撞击水族箱的缸壁，没有智慧意识到玻璃和水是不一样的东西。 下面的内容出自古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 (225) 的《沉思录》： 当你在早晨不情愿地起床时，你要想到：我正起来去做一个人的工作。如果我要去做的是我为之而存在，为之而被带到这个世界的工作，那为什么我要感到不满呢？难道我是为了躲在温暖的被子里睡觉而生的吗？这确实比较舒服。但你的存在是为了享乐，而不是为了行动和努力吗？你没有看到那些微不足道的植物、小鸟、蚂蚁、蜘蛛、蜜蜂都在一起工作，尽它们在宇宙中的本分吗？你不愿承担一个人的责任，不赶快去做那合乎你本性的工作吗？ 将这段名言写成大字挂在床对面的墙上是一个不错的计划。但如果这么做行不通的话，有时候别人告诉我另一个不错的计划，那就是买一个最响的闹钟，放在一个你不得不起床绕过几件家具去把它关掉的地方。 随意集·六十九 1947年1月17日 1947年1月1日的《每日先驱报》有一则标题——《希特勒的代言人来了》，下面是一张两个印度人的相片，据称他们的名字是布里拉尔·穆科耶和安杰特·辛，“来自柏林”。相片下面的专栏继续写道：“四个本应已经因叛国罪被枪毙的印度人”正住在伦敦一间酒店里，还说这几个印度人在战争时期以“通敌者”的身份通过德国电台进行广播。这些言论值得深入探讨。 首先，里面至少有两个事实上的错误，有一个还是非常严重的错误。安杰特·辛并没有在纳粹电台上进行广播，只是在意大利几家电台做过节目，而那个名字唤作“布里拉尔·穆科耶”的印度人战时一直在英国，我和伦敦的许多人都和他很熟络。但这些不实之处所表明的态度更清楚地体现在这篇报道的措词中。 我们有什么权力把在德国电台上做过广播的人唤作“通敌者”呢？他们是被占领的国家的公民，以他们认为最佳的方式向敌占势力进行反击。我不是在说他们所选择的方式是对的。即使从狭义的角度讲，假定印度的独立是唯一重要的事业，我也认为他们错得很离谱，因为要是轴心国赢得战争——他们的活动在某种程度上帮助了轴心国——印度将只会有了一个更加糟糕的新主人。但他们所采取的路线你完全可以说是出自真诚的信念，不能用“通敌”这个词加以形容，因为这是不公允的，甚至是不准确的。“通敌”这个词是和像吉斯林和拉沃尔这样的人联系在一起的。第一，它暗示着背叛一个人的祖国；第二，与征服者进行全面合作；第三，意识形态上的认同，至少是部分认同。但这和那些站在轴心国阵营的印度人又有什么关系呢？他们并不是背叛自己祖国的人——恰恰相反，他们相信他们是在为了祖国的独立而奋斗——他们并没有义务为英国服务。而且他们并不是像吉斯林等人那样通敌。德国人给了他们一套独立的广播设施，他们想说什么都可以，在很多情况下他们的政治纲领与轴心国的政治纲领很不一样。我认为他们的话不仅错误而且有害，但在道德态度上，或许也在他们所做的事情的效果上，他们与普通的变节者是很不一样的。 与此同时，你必须考虑这种事情在印度的效果。无论是对是错，当这些人回到祖国时，他们会受到英雄式的礼遇。而英国报纸对他们的侮辱不会被视而不见。那些马虎处理的相片也不会被视而不见。布里拉尔·穆科耶这个名字出现在另一个完全不同的人的面孔下方。无疑，这张照片是在伦敦的印度人迎接他们被遣返回英国的同胞时拍摄的，那个摄影师无意中拍错了人。但是，假设那个人是威廉·乔伊斯 (226) ，你觉得《每日先驱报》不会特别过问以确保相片里的那个人就是威廉·乔伊斯而不是别人吗？但因为那只是一个印度人，像这样的错误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这就是他们没有说出口的想法。这不是发生在《每日画报》上，而是发生在英国唯一一份工党的报纸上。 我希望每个能有机会找到维克多·戈兰兹最近出版的《在最黑暗的德国》的人至少去翻一翻这本书。它不是一本文学作品，而是一份精彩的纪实报道，目的是让公众对英国占领区内所发生的饥荒、疾病、混乱和疯癫的管理不善有所警觉。如何让人们意识到他们自己的小圈子之外所发生的事情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要难题之一，必须演变出新的文学方式以解决这一难题。考虑到本国人民现在的日子不是很好过，或许你不能责备他们对别处所发生的惨剧漠然置之，但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想方设法做到对那些惨剧充耳不闻。饥荒的传闻、沦为废墟的城市、集中营、大规模迁徙、无家可归的难民、受尽迫害的犹太人——听到所有这些事情，他们的反应是惊奇却又毫不上心，似乎这种事情闻所未闻，却又不是很感兴趣。那些骨瘦如柴的孩童的相片现在已是司空见惯，没有给人们留下多少印象。随着时间流逝和恐惧渐渐堆积，头脑似乎陷入了一种自我保护性的无知，需要越来越冷酷的惊诧效果去打破它，就像身体对某样药物形成免疫力后剂量得不断加大一样。 维克多·戈兰兹的那本书有一半的内容由相片构成，他很聪明地将自己照入了许多相片里作为预防措施，这至少证明了相片的真实性，杜绝了那种司空见惯的指控，说它们是从某个间谍那里获取的，是在进行“政治宣传”。但我认为这本书最好的策略，就是在反反复复描写了那些以“饼干汤”、土豆煮卷心菜、脱脂牛奶和人造咖啡为食的人物之后，插入了在饭堂里为控制委员会提供的晚餐的菜单。戈兰兹先生说只要没有人在看着他，他就偷偷把一张菜单放进口袋里，他把六张菜单印了出来。下面是其中的第一份。 杯装清炖肉汤 黄油煎比目鱼 新鲜土豆 荷兰牛排 土豆泥 花椰菜 覆盆子果酱 奶酪 咖啡 对欧洲饥荒的这些记录似乎可以与本周《给爱狗之人的提示》中的第一则联系在一起，我从圣诞节前的《标准晚报》里剪下了那一篇内容： 如果你放纵你的狗吃太多“零食”的话，它也会有“圣诞节纵欲后遗症”。许多主人想让他们的宠物“什么都尝一尝”，却忽视了圣诞节的许多美食是不适合给狗吃的。 这不会给狗造成永久性的伤害，但如果它看上去神情呆滞，舌头灰白而且有口臭，最好给它喂点蓖麻油。 戒食十二小时，接下来的几天喂以少量食物即可痊愈——可以服用 8 到 12 粒碳酸铋盐，一天三次，可以喂燕麦 粥而不是清水。 动物学协会某位成员的签名。 看着上面我所写的内容，我注意到我使用了“完全不同的人”这个说法。我第一次意识到这是一个多么傻帽的表达方式。似乎真有“部分程度上不同的人”！从现在开始我会将这个表达从我的字典里删去（还有“一个非常不同的人”和“决然不同的人”）。 但还有其它词语和词组显然应该被归入垃圾堆，但它们仍继续被使用，因为似乎没有方便的替代品。一个例子就是“一定”。比方说，我们会说，“到了一定的年龄后，一个人的头发就变灰了。”或“二月份可能会有一定的降雪”。在这两个句子里，“一定”的意思是不一定。为什么我们得用这个词表示两个完全相反的意思？但是，除非你迂腐地说“到了某个不一定的年龄之后”，似乎没有别的词能恰如其分地传递出所要表达的意思。 随意集·七十 1947年1月24日 最近我在苏格兰的一家酒店听到两个小生意人之间的对话。其中一个长得很机警，衣着很有档次，大约四十五岁，与建筑商协会有点关系。另一个年纪大很多，白发苍苍，说话苏格兰口音很重，是作批发生意的。在吃饭前他会作祷告，我已经很多年没见过有人这么做了。我想他们分别属于年收入水平在2 000英镑和1 000英镑的群体。 我们围坐在不够暖和的泥煤火堆旁边，对话从煤炭紧缺开始。似乎没有煤炭卖，因为英国的矿工不肯把煤挖出来，但另一方面不让波兰人在矿井里工作尤为重要，因为这将导致失业。苏格兰的失业问题已经很严重了。接着那个年纪大一些的人说他很满意工党赢得了大选——“实在是非常高兴”。任何在战后收拾烂摊子的政府都不好过，由于五年的限量供应制度、房屋紧缺、非正式罢工等问题，公众会看透社会主义者的承诺，下次投票给保守党。 他们开始谈论起房屋问题，然后立刻回到了波兰人这个投契的话题上。那个年轻一些的男人刚刚把他在爱丁堡的公寓卖了，挣了一笔钱，准备买一间房子。他愿意出价2 700英镑。另一个男人则准备把房子卖出1 500英镑的价格，再买一间小一点的房子。但如今似乎不可能买到房子或公寓，它们都被那些波兰人买光了。“真是奇怪，他们到底从哪儿弄到钱的呢？”那些波兰人还侵入了医疗行业。他们甚至在爱丁堡或格拉斯哥（我忘记是哪一个了）开设了自己的医学院，培养出许多医生，而“我们自己的医生”发现根本没办法从业。每个人都知道英国的医生供大于求，不是吗？把那些波兰人赶回自己的国家去。这个国家已经有太多人了。需要做的是对外移民。 那个年轻一些的男人说他是几个商业和民间协会的会员，在所有的协会里他都提出把那些波兰人遣送回国的提案。那个年纪大一些的男人补充说那些波兰人“道德极其败坏”。如今世风日下，很大程度上就是他们搞出来的。“他们和我们不是一类人。”他虔诚地总结道。他们没有提到波兰人排队时老是插队，穿着艳俗的衣服，在空袭时表现懦弱，但如果我提出这些的话，我想一定会被认可。 当然，你对这种事情无能为力。这就是当前的反犹主义的替代品。到了1947年，我所描写的这些人已经发现反犹主义是不体面的事情，因此他们得找别的替罪羊。但种族仇恨和集体妄想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部分内容，如果它们不被无知所强化，或许害处会小一些。比方说，如果在战前的那几年犹太人在德国遭到迫害的事实有更多的人知道的话，盛行一时的反犹情绪或许并不会有所收敛，但犹太难民的待遇或许会好一些。拒绝难民大规模进入本国或许会被视为可耻的事情。普通人或许仍会对难民持抵制情绪，但更多的生命或许会得到拯救。 波兰人的情况也是如此。上面写到的这段对话让我最觉得心里不舒服的是一再出现的那句话：“把他们赶回自己的国家。”如果我对那两个生意人说：“那些人大部分根本没有祖国可回，”他们或许根本不屑一顾。他们或许对有关事实根本连一件也不知道。他们或许从来没有听说过自1939年以来在波兰发生的事情，他们也不会知道英国人口过多的说法是一个谬误，或局部的失业和整体上的劳动力紧缺是可以并存的。我认为让这些人以无知为借口是错误的。你无法改变他们的观感，但你能让他们明白，当他们要求把那些无家可归的难民逐出我们的国家时，他们在说些什么，或许这样会让他们少怀一些恶意。 前几个星期，在《旁观者》中，哈罗德·尼克尔森先生因为步入花甲之年而在竭力安慰自己。在他看来，步入晚年唯一的安慰就是到了一定的年龄，你就可以开始吹嘘你见过别人不会再有机会见到的事情。这让我思考我自己——我也是四十四岁左右的人了，我能有什么可以夸耀的。尼克尔森先生见过由魁梧高大的哥萨克骑兵护卫的沙皇在祝福涅瓦河。我从未见过那一幕，但我见过玛丽·劳合，她已经几乎是一个传奇人物。我还见过“小提克” (227) ——我想直到1928年他才死去，但应该是和玛丽·劳合差不多同时隐退——我还见过自爱德华七世之后的诸位国王和其他名人。但只有两回让我在当时产生了正在目睹某件伟大事物的感觉，而其中有一回是当时的情形而不是那个人让我有这种感觉。 其中一位是贝当。那是在1929年福煦 (228) 的葬礼上。贝当在法国极具威望，被誉为“凡尔登的守护者”，而“他们绝不能通过”这句话大家都相信就是他说的。他走在人群中，在他的身前身后有好几码的距离空无一人。他高视阔步地走过——高大瘦削的身影笔挺，虽然那时候他一定已经年届七旬，蓄着花白挺翘的八字胡，就像一只海鸥的双翼——人群交头接耳地说起了贝当。他的样貌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隐约觉得虽然他已经一大把年纪了，但他或许仍然有着远大的前程 (229) 。 另一位名人是玛丽王后。有一天我正经过温莎城堡，街道上似乎触了电一样。人民摘下帽子，士兵唰地一声立正。然后，鹅卵石街道上传来咔哒咔哒的声音，一架由四匹高头大马牵引并由两名左马御者驾驭的深红色大马车过来了。我相信那是我这辈子第一次和最后一次看到左马御者。在后座上，背对车厢，又一个马夫笔挺地坐着，双臂交叉抱胸。坐在后面的那个马夫以前被称为“老虎”。我几乎没有去注意王后，我直勾勾地盯着后面那个奇怪的古老身影，他就像一具蜡像那样纹丝不动，穿着他那条白色的马裤，仿佛是浇注在里面的，大礼帽上别着帽徽。即使在当时（大概是1920年），这也带给我从窗外看到十九世纪风景的奇妙感觉。 几句关于文坛的闲话： 几个星期前我在这个专栏里引用了一则印度谚语，并说它是我的一个朋友翻译的，这是我的失误。事实上，我引用的那句话出自于吉卜林。这证实了我在别的地方曾经说过的话——吉卜林是那些人们无意中会加以引用的作家之一。 《党派评论》是美国最好的高雅杂志之一——类似于《地平线》和《辩论》的结合体——从二月份起将在伦敦发行。 一年前我在《论坛报》里写了一篇文章讲述了扎米亚京 (230) 的小说《我们》，这本书将在英国重版，从俄文重新翻译。可以去找一找这本书。 随意集·七十一 1947年1月31日 你与一份报纸或杂志的关系比与一个人的关系更加多变和断断续续。一个人或许时不时会染染头发或皈依罗马天主教，但他不能在本质上改变自己，而一份期刊会在同一个名字下经历一系列不同的形态。《论坛报》在它短短的一生里假如不是三份的话，也已经是两份截然不同的报纸。我和它的接触经历了非常剧烈的变化，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开始的时候有一段过节。 直到1939年我才知道有《论坛报》这么一份报纸。它创刊于1937年初，但在战争开始前的30个月里，我有5个月住院，13个月在国外。我想让我首先注意到它的是一篇对我的小说不是很友好的书评。在1939年至1942年间，我有三四本书出版或重印，我想在《论坛报》里连一篇“正面的”书评都没有刊登，直到我成为里面的一名员工。（无消说，这两件事之间没有联系。）之后，在1939年那个寒冬，我开始为《论坛报》撰稿，虽然刚开始时很奇怪，我没有定期去读它，也没有好好弄清楚它到底是一份什么性质的报纸。 雷蒙德·普斯盖特 (231) 是那时候的编辑，他时不时让我写写小说评论。我没有领稿酬（直到不久前，为左翼报纸写稿能领到稿酬都是罕有的事情）。只有当我到伦敦去普斯盖特在伦敦城墙附近的那间四壁空空灰尘遍地的《论坛报》办公室时，我才会读到这份报纸。它正遇到了种种困难。它仍是一份三便士的报纸，读者群体主要是产业工人，跟随“人民阵线”的纲领，与左翼书社和社会主义者联盟有联系。随着战争的爆发，它的发行量严重下挫，因为曾经是最热心支持它的共产主义者和同情共产主义的人如今拒绝帮助它发行。不过，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继续为它撰稿，战争的“支持者”和“反对者”继续进行徒劳无功的争论，在它的专栏上大鸣大放，而德国的军队则在集结，准备发动春季攻势。 1940年初，在一间公共会议厅里召开了一次大会，目的是讨论《论坛报》的前途和工党的左翼政策。和往常一样，在这种场合没有说些什么特别具体的事情，我大概记得的是来自一个内部渠道的政治内幕消息。挪威战役以灾难性的惨败而结束，我经过一张张阴郁的海报走过会场。两位我不会指名道姓的下议员刚刚从下议院过来。 我问他们：“弹劾张伯伦这件事情有机会吗？” “一点希望也没有。”两人回答道，“他的位置稳固得很。” 我不记得日期了，但才过了一两个星期张伯伦就下台了。 之后《论坛报》从我的脑海里消失了近两年之久。我忙于为生计奔波，在轰炸的间隙和兵荒马乱中写书，闲暇时间都花在国民自卫队上，那时候它仍是一支业余部队，要求其成员进行繁重的劳动。我再次注意到《论坛报》时正在英国广播电台的东方报道节目组上班。这时候它已经是一份几乎完全不同的报纸了。它的编排不一样了，卖六便士一份，内容主要是谈论外交政策，很快就吸引了新的读者群体，我想大部分属于捉襟见肘的中产阶级。它在英国广播电台的员工里名气很响。在评论员去了解信息的图书馆里，它是最受追捧的一份刊物，不仅是因为大部分内容是由那些了解欧洲第一手资料的人所撰写的，而且还因为当时它是仅有的站出来批评政府的报纸。或许“批评”这个词太温和了。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已经进了政府，安奈林·比万激烈的个性定下了它的基调。有一回，一个自称是“托马斯·莱恩斯博罗”的人对丘吉尔发起了让人吃惊的猛烈抨击。这显然是一个化名，我花了整整一个下午，想从文风判断出谁是作者，据说盖世太保所雇佣的那些文学评论家就是这样去处理匿名政治宣传手册的。最后，我认为“托马斯·莱恩斯博罗”肯定是W先生。过了一两天，我遇到了维克多·格兰兹，他对我说：“你知道是谁在《论坛报》里化名为‘托马斯·莱恩斯博罗’写了那些文章吗？我刚刚听说他就是W先生。”这让我非常激动，但一两天后我得知，我们两人都猜错了。 在此期间，我偶尔为《论坛报》写写文章，但间隔都很久，因为我没有多少时间或精力。然而，到了1943年底，我决定放弃我在英国广播电台的工作。他们要我代替约翰·阿特金斯 (232) 接手《论坛报》的文学编辑，他准备接受入伍征召。我一直担任文学编辑，并撰写《随意集》这个专栏，直到1945年初。有趣的是，回首这段时间我并不觉得自豪。事实上，我并不擅长编辑。我不喜欢事先规划，在精神上，甚至在身体上，我对回信充满抗拒。我对那段时间最主要的回忆就是拉开这里或那里的一个抽屉，发现每一口柜子里都塞满了原本应该几个星期前就已经处理掉的信件和手稿，然后又匆忙将其关上。而且，我总是会接受自己非常清楚极其糟糕、不堪发表的手稿，这是很要命的。任何长期是自由撰稿作家的人是否应该当一名编辑实在是值得商榷。这就像把一个罪犯从牢房里放出来，让他当典狱长一样。但不管怎样，就像他们所说的，这些都是“经历”，我很怀念我那间拥挤的、面朝后院的小办公室。当V型飞弹呼啸而来时，我们三人就抱在一起躲在角落里。炸弹一落下，那些打字机就又响起祥和的、哒哒哒哒的打字声。 1945年初，我以《观察者报》记者的身份去了巴黎。《论坛报》在巴黎的声望之高很让人奇怪，这是从解放前就开始的。要买到这份报纸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而英国大使馆每周收到的十份报纸，我相信，根本没办法拿到外面去。但是，所有我遇到的法国记者似乎都听说过它，知道它是英国一份既不会不加批判地支持政府，也不反对战争，更不盲目接受俄国神话的报纸。那时候有一份名为《解放报》的报纸——我可以肯定地说它仍然存在——可以说，它就是法国的《论坛报》，在德国占领期间，它和《巴黎人报》在地下进行刊印，用的是同一批机器。 《解放报》一边要反对戴高乐主义者，另一边要反对共产主义者，几乎没有资金，由踩单车的志愿者进行派发工作。有几个星期，它遭受了内容审查，被封杀到了面目全非的地步：比方说，一篇名为《关于印度支那的真相》的文章就只剩下标题，下面的整个栏目都是空白的。来到巴黎一两天后，我被带去参加一场《解放报》支持者的半公共集会。我惊讶地发现他们有一半人听说过我和《论坛报》。一个穿着黑色灯芯绒马裤的大块头工人朝我走来，大声说道：“啊，是您哪，乔治·奥威尔先生！”差点把我的手骨连骨髓都榨出来。他听说过我，因为《解放报》曾翻译过《论坛报》的文摘。我相信有一个编辑以前每周都会去英国大使馆要求阅读一份《论坛报》。我觉得莫名的感动：原来一个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能够成为公众人物，而住在斯克里布酒店的那一大帮美国记者，穿着铮亮的制服，领着优厚的工资，我从未遇到他们当中有人听说过《论坛报》。 1946年的夏天那六个月，我放弃了在《论坛报》的撰稿工作，成为一名读者，很有可能这种事情我会时不时再做一次。但我希望我和它的关系能够一直持续下去，我希望到1957年我会再写一篇周年纪念文章。我并不希望那时候《论坛报》干掉所有的竞争对手。多姿多彩才构成大千世界，如果你能想通这一点，或许你会发现即使是“——”也有其意义。就我所知，《论坛报》本身并不完美，我在里面工作过。但我认为它是仅有的真的在努力倡导进步和传播人文的周报——将激进的社会主义政策、尊重言论自由和对待文学和艺术的文明态度结合在一起。我认为它现在能比较流行，甚至是它能以现在的形式办了五年或更久，都是充满希望的迹象。 随意集·七十二 1947年2月7日 最近我在翻阅彼得·胡诺特先生的《居家男人》，一两个月前由先锋出版社出版。告诉你如何进行家具维修的书有很多，但我认为它是我读过的书中最好的。作者收集了他买下一间几乎就快坍塌的房子，然后靠着自己的双手把它弄成一个像样的住家的艰辛经历。因此，他专注于那些日常生活中会出现的各种难题，并没有像我买的另一本书的作者那样告诉你怎么缝补百叶窗帘，却没有提及电器配件。我查看了去年得解决的种种家居难题，发现里面除了老鼠之外都提到了，老鼠确实很难被列入家居装修维护的题材。这本书文风简练，插图丰富，还考虑到了如今要买到工具和材料的困难。 但我仍然认为应该出一本内容广泛而且齐全的这方面的书籍，就像字典或百科全书，每一样可以想到的家居工作都按照字母顺序排列好。然后你可以查阅“水龙头”这个词，了解如何停止滴水；或查阅“地板砖”，了解它嘎吱嘎吱作响的原因，心里很有把握一定会找到正确的答案，就像你去查阅比顿夫人的烹饪书籍学做马德拉蛋糕或威尔士兔肉一样。从前，当一位业余的工匠，手里拿着平头钉锤，口袋里装满了铆钉，只会被看成是一个怪胎，被朋友们嘲笑，被家里的女人讨厌。但是，如今要么你得自己动手维修，要么就由得它们坏下去，我们中的大部分人仍然根本没有动手维修的能力。比方说，有多少人知道怎么更换一根断掉的吊窗绳呢？ 正如胡诺特先生所指出的，如果我们的房屋修建合理的话，现在所进行的大部分修修补补的工作是没有必要的，或将容易得多。就连把保险丝盒放在一个伸手可及的地方这么一个简单的预防措施，也可以省去很多不便，而安装搁架这么一件辛苦活儿也能大幅简化，无需额外的物料或中途推翻最初的安装方法。我听说现在正在营建的新房子的水管将不会冻结，但这肯定不会是真的。肯定会有某个地方堵塞，每年的水管冻结将会如常发生。水管爆裂就好比松饼或烤栗子，是英国冬天的一部分内容，如果在莎士比亚时代就有了水管，他一定会在《爱的徒劳》结尾的那首歌里提到它。 要庆祝还太早了，但我得说如今的冰冻现象已经没有1940年的时候那么糟糕了。那时候我住的村子不仅完全被积雪覆盖了一个星期或更久，而且根本没办法出村，运送食物的货车也没办法进村。村里的每一个水龙头和每一根水管都结了冰，几天来我们没有水喝，只能喝融了的雪。让人觉得讨厌的是，雪总是很脏，除非是刚刚降下来的。我发现即使在阿特拉斯山的山峰，离住人的地方足有好几英里远，那些看上去洁白无瑕的终年积雪事实上你走近时也会发现脏得要命。 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从印度回来时，我听说克里普斯条款并没有给予缅甸，因为缅甸人会接受它。我不知道丘吉尔和其他人是否真的在打什么如意算盘。不管怎样，我想有担当的缅甸政治家是有可能会接受这么一份提议的，虽然当时缅甸正被日本人统治。我也相信要是我们在1944年就给出一份赋予自治地位并指定具体日期的提议的话，它将会被愉快接受。结果呢，缅甸人的猜疑被煽动起来了，或许只有在最不利于两个国家的条款下我们撤出缅甸的事情才会结束。 如果真是这样，我希望那些少数民族的地位将能得到比承诺更好的保障。他们的人数占了人口的百分之十到二十，带来了几个不同的难题。最大的族群是克伦邦人，大部分人与缅甸的主体民族生活在一起，但保持着自身的独立。克钦人和其它边境的部落则要落后得多，在风俗和样貌上与缅甸人差别更大一些。他们从来没有受过缅甸人的统治——事实上，他们生活的领域只非常短暂地被英国人占领过。在过去他们一直维持了独立，但面对现代武器或许就做不到了。另一个大的民族掸族与暹罗人在血统上很接近，在英国人的统治下勉强进行自治。处境最艰难的少数民族是印度人。在战前的缅甸有一百万印度人，日本人侵略的时候二十万人逃到了印度——这一行为比任何言语更加清楚地表明他们在这个国家的真正地位。 我记得二十年前一个克伦邦人对我说：“我希望英国人会留在缅甸两百年。”“为什么？”“因为我们不想被缅甸人统治。”在当时我就惊讶地想到迟早它将会成为一个难题。事实上，只要民族主义依然是一股真实的力量，少数民族问题基本上是无法解决的。缅甸的一部分民族要求独立是出于真心，但它无法以任何有把握的方式得以满足，除非干预缅甸整个国家的主权。同样的问题在一百多个地方出现。苏丹人应该从埃及独立出去吗？乌尔斯特应该从爱尔兰独立出去吗？爱尔兰应该从英国独立出去吗？等等等等。只要甲民族在镇压乙民族，好心的人就会觉得乙民族应该独立，但结果总是表明还有丙民族渴望摆脱乙民族获得独立。问题总是，一个少数民族规模得多大才能有自治的资格呢？充其量，每一种情况只能根据其自身的是非曲直作一个马马虎虎的处理。而在实际操作中，没有人在这个问题上有一以贯之的想法，而赢得最多同情的总是那些拥有最好的公关手段的少数民族。有谁在一视同仁地支持犹太人、波罗的人、印度尼西亚人、被驱逐的德国人、苏丹人、印度的贱民和南非的卡菲尔人呢？对一个民族的同情几乎总是意味着对另一个民族的冷漠。 企鹅出版社重印了赫尔伯特·乔治·威尔斯的《莫罗博士的岛屿》。我翻了一下，想看看那些之前的版本里面的笔误和印刷错误是不是在里边重复了。果不其然，它们都还在。其中一处是格外傻帽的笔误，大部分作者会为此感到羞赧。1941年我对赫尔伯特·乔治·威尔斯指出了这一点，问他为什么不把它去掉。自1896年以来它在一版又一版中出现。让我很惊讶的是，他说他记得这个印刷错误，但不愿意费神去处理这件事情。他对自己早期的作品不再有半丁点儿兴趣：它们是很久之前所写的作品，他已经不再认为它们是他的一部分了。我一直不知道是不是应该钦佩这种态度。能摆脱文学上的虚荣心是很了不起的，但是，像威尔斯这么一个才华横溢的作家，如果他能进行自我批评或爱惜自己的名誉，他就不会在五十年的时间里写出总共九十五本作品，超过三分之二已经不忍卒读了。 随意集·七十三 1947年2月14日 这里有几段来自一位苏格兰民族主义者的信件的节选。我已经将可能暴露作者身份的部分删掉了。信里频繁地提到波兰，因为这封信件探讨的主题是出现在苏格兰的那些波兰难民。 “波兰军队现在已经发现‘英国人一诺千金’这句话是多么的不靠谱。早在几百年前你们就应该已经知道了。入侵波兰只是一个借口，让这些戴着圆顶礼帽的强盗能在美国人、波兰人、苏格兰人和法国人的帮助下跟对手德国人和日本人干一架。当然，再没有波兰人会相信英国人的承诺了。现在战争已经结束，你们将被扔在一边，遗弃在苏格兰。如果这会引发波兰人和苏格兰人的矛盾，那就更好了。就让他们互掐好了，这两个问题就都‘解决’了。亲爱的和蔼的英格兰小岛！是时候所有的波兰人都抛弃‘英国是自由斗士’的幻 想了。举个例子，看看它在苏格兰的劣迹。请不要说我们是‘不列颠人’，根本就没有这个民族。我们是苏格兰人，我们就要这个名分。英国人把名字改为不列颠人，但即使一个罪犯改名换姓，还是可以从指纹认出他来……请不要理会某某报刊里面的任何反对波兰的言论。那些都是亲英派 （ 你也可以称其为亲俄派 ） 的奉承话。 1707 年 (233) ，苏格兰经历了她的雅尔塔，那时候英国的金子做到了英国的枪炮做不到的事情。但我们永远不会接受失败。两百多年后我们仍然在为祖国而奋斗，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永不言败。” 这封信还有很多内容，但这些应该足够了。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没有从“左翼”观点攻击英国，而是基于苏格兰和英格兰是两个敌对国家。我不知道将种族理论套在这封信上是否公平，但可以肯定的是，作者痛恨我们就像一个真诚的纳粹分子痛恨犹太人一样。它不是对资产阶级或其它什么的仇恨，只是对英格兰的仇恨。虽然这个事实未被充分认识到，但相当多的类似事件正在发生。我见过好几篇言辞几乎一样激烈的登报声明。 直到今天，苏格兰民族主义运动在英格兰好像依然没有人会去注意。举个最近的例子吧，我不记得在《论坛报》里提起过这个话题，只是偶尔在书评里见到过。它的确只是一个小规模的运动，但它可能会壮大，因为它拥有壮大的基础。在这个国家，我觉得人们并没有充分意识到苏格兰反对英格兰是有其原因的——我自己直到几年前还对其一无所知。在经济上，或许理由并不是很充分。当然，过去我们曾经丧尽廉耻地洗劫了苏格兰，但英国这个地域是否在剥削苏格兰这个地域，而如果苏格兰完全获得自治情况是否就会好一些则另当别论。问题是，许多持温和态度的苏格兰人开始考虑自治，觉得他们备受压迫，在地位上低人一等。他们有很多理由。不管怎样，在某些领域苏格兰几乎是一个被占领的国家。这里有英国国教化的上流阶层和口音明显不一样的苏格兰工人阶级，有一度两者甚至还说着不同的语言。这一阶级差别要比英国现有的阶级差别更加危险。如果条件合适的话，它或许会以邪恶的方式演变，而伦敦由进步的工党执政或许于事无补。 无疑，苏格兰的主要弊端必须与英国的主要弊端一起加以纠正。但与此同时，有许多事情可以做以改善文化上的处境。语言是一个虽小但不能被忽略的问题。在说盖尔语的地区，学校里并没有教盖尔语。我只是就有限的经验而说，但我认为这是导致愤恨的肇因。而且，英国广播公司每周只播放两或三个为时半小时的盖尔语节目，给人的印象是非常业余的节目。即使如此，它们仍被热烈地收听。要收买一点人心是多么容易的事情，只需要至少每天播放一段盖尔语节目就可以了。 要是在以前，我会说让一门像盖尔语这样古老的语言继续流传下去是很荒谬的事情，只有数十万人在说这门语言。现在我没有那么肯定了。首先，如果人们觉得他们拥有独特的文化，应该将其保留下去，而那门语言是它的一部分，当他们希望他们的孩子好好地学习这门语言时就不应该给他们制造难题。其次，或许能够拥有双语能力在教育上很有好处。那些说盖尔语的苏格兰农民能说优美的英语，一部分原因是英语几乎是一门外语，有时候一连好几天他们都不用说英语。或许他们从查看字典和语法规则中获益，而那些说英语的人是不会这么做的。 不管怎样，我认为我们应该更加关注在我们自己的岛屿内进行的规模虽小但很激烈的分裂主义运动。现在它们看起来似乎无足轻重，但是，《共产党宣言》曾经也只是一份非常不起眼的文件，而希特勒加入纳粹党时只有六名党员。 换一个话题，下面是另一封信的节选，来自一位威士忌酿酒商： 我们非常遗憾地被迫退还您的支票，因为斯特拉奇先生未能实现他的诺言，在苏格兰供应酿酒的燕麦，所以我们不敢接洽新的生意……当你买不到酒时，如果你知道斯特拉奇先生给 中立 的爱尔兰送去了 35 000 吨燕麦供酿酒用途，或许会给你带来安慰。 当人们在一封商业信函里写下这些内容时，心里一定觉得很火大，这封信看上去几乎像是一封通函。这种事情并不是很要紧，因为威士忌酿酒商和他们的顾客占不了多少选票。昨天我在杂货店排队，听到有人在说：“政府！他们连管好一间香肠店都做不到！这个区的政府就这么烂！”我希望说出这些话的人数字也同样那么少。 斯克尔顿 (234) 不是一个好找的诗人，我从未拥有过他的作品全集。最近在我获得的一本选集中，我想找一首诗但没有找到，那首诗我记得在好几年前读过。它是一首所谓的双语混合诗——一部分内容是英语，一部分内容是拉丁语——哀悼某个人的逝世。我只记得这么一节： 他埋葬于草茔中， 上帝原谅了他的罪行， 他就埋葬在你的脚下， 一个傻瓜、笨蛋、倔头， 直到永远永远。 它留在我的脑海里，因为它表达出了一个在我们的时代完全不可能有的世界观。今天基本上没有人会以漫不经心的态度描写死亡。自从对于个体不朽的信仰式微之后，死亡从来不被认为是有趣的事情，得过很久它才会重新被视为有趣的事情。因此，那些曾经是乡村墓地常见景致的俏皮墓志铭就消失了。要是我看到一则1850年后的滑稽墓志铭，我会觉得很惊讶。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在基犹有这么一则，大概就是那段时间立的。那块墓碑石大概有一半的空间刻满了一个丧偶的丈夫为亡妻写的长篇祷文，在墓碑的底下后来又刻上一句：“如今他也走了。” 最好的英文墓志铭之一是兰多 (235) 的《致狄耳刻》 (236) ，那是一个我不知道是谁的化名。它不是一味追求滑稽，不过带有调侃的意味。要是我是一个女人，那会是我最喜欢的墓志铭——我希望把它作为自己的。它是这么写的： 地狱的游魂啊，挨紧一点， 你们和狄尔刻同坐一条船， 免得卡戎 (237) 见到她， 忘记了自己是一个老人，而她是一个鬼魂。 能有人为你写出这样一则墓志铭，死几乎是值得的。 随意集·七十四 1947 年 2 月 21 日刊于《曼彻斯特晚报》 （1947年2月的第三周和第四周，由于燃料短缺及随之而来的电力中断，多份全国周报和许多行业报纸被政府命令停止出版。为共度危机，《观察者报》、《曼彻斯特晚报》和《每日先驱报》为《论坛报》提供版面刊登它的专栏。） 有报道说，过去几个月来，一出禁止在舞台上演出的戏剧将在英国广播电台上播放（这或许会让它比演出接触到数量更多的公众），这再次暴露出英国文学审查制度种种规矩的荒谬。 只有戏剧和电影在上演之前得提交审查。至于书籍，只要你愿意承担被控告的危险，你想印什么都可以。因此，被封杀的戏剧如格兰维尔·巴克 (238) 的《颓废》和萧伯纳的《沃伦太太的职业》能立刻以书籍的形式出版而没有遭到指控的危险，而且由于之前发生的丑闻而卖得更好。可以公道地说，好的剧目总是迟早能重见天日。就连《颓废》这么一出以政治和性爱为题材的剧目，在完稿的三十年后也终于得以上演，那时候针砭时弊赋予它的力量已经消失了。 张伯伦勋爵对戏剧审查制度的害处不在于它封杀戏剧，而在于它的作风野蛮愚蠢，而且，显然由那些没有经过文学熏陶的官僚在执行。如果要真的进行内容审查，最好应该在事先发生，这样的话作者或许就知道自己的处境。在英国封杀书籍是非常罕见的事情，但那些真的发生了的封杀事件总是很武断。比方说，《孤独的井》被查封了，而其它在同一时间出版的主题相同的书籍则没有引起注意。 被盯上的书籍都是那些碰巧引起某位大老粗官员的注意的书。或许现在出版的半数小说都得遭受这一命运，如果它们碰巧所遇非人的话。事实上——虽说死者为大——如果我们的法官和警察真能读懂古文的话，我怀疑彼得尼乌斯、乔叟、拉伯雷或莎士比亚等人的作品也会被删节。 随意集·七十五 1947年2月27日刊于《每日先驱报》 最近我看了一本儿童字母表图画册，是今年出版的。它是那种所谓的“旅行字母表”。下面是J、N、U三个字母的顺口溜： J for the Junk which the Chinaman finds, is useful for carrying goods of all kinds.（J就是中国佬找到的垃圾，他们的用处就是搬东西。） N for the Native from Africa's land. He looks very fierce with his spear in his hand.（N就是非洲来的土著，他们手里拿着长矛，表情非常愤怒。） U for the Union Jacks Pam and John carry, whole out for a hike with their nice Uncle Harry.（U就是潘姆和约翰扛着米字旗去远足，跟着亲爱的哈利叔叔。） 图片里的那个“土著”是一个祖鲁人，只穿着一小块豹皮和佩戴几个手镯。至于“垃圾”，图片里画得很小，但里面那个“中国佬”似乎留着长辫。 或许对于米字旗的出现不会有太多的反对意见。这是一个民族主义互相倾轧的时代，如果我们和其他人一样挥舞着属于自己的旗帜，又有谁能说三道四呢？但在1947年，真的有必要教小孩子说“土著”和“中国佬”这样的词语吗？ “中国佬”这个字被中国人认为是侮辱性的名称至少已经有十几年了。至于“土著”，即使在印度，早在二十年前就已经遭到官方的反对了。 回应说印度人或非洲人被称为“土著”时觉得受到侮辱是一种幼稚的行为是没有用的。我们都有这种感觉，只是形式不同。如果中国人希望被称呼为“中国人”，而不是“中国佬”；苏格兰人拒绝被称为苏格兰人，如果黑人（Negro）要求将第一个字母大写为N，按照他们的要求去做只是最基本的礼貌。 关于这本字母画册让人感到难过的是，作者显然无意侮辱那些“劣等”种族。他只是没有意识到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是人。“土著”是衣不蔽体的滑稽的黑人，而“中国佬”留着长辫，背着一堆垃圾在走路——这就像说英国人戴着高礼帽和乘着两座小马车是真实的情况一样。 这一无意识的傲慢的态度是从小就学到的，然后，就像本文所写的，传给新一代的儿童。有时候，它在开明人士中间会骤然显现出来，产生了不和谐的后果。比方说，1941年底，当中国正式成为我们的盟友，在第一个重要的周年志庆时，英国广播公司在播音大楼挂起了中国国旗，却把它给挂倒了。 1947年2月28日 刊于《曼彻斯特晚报》 如今打印机是很稀罕的东西，你会注意到几乎每个人都写得一手烂字。一手赏心悦目而且容易辨认的字如今已经很少有了。要改善这种情况，我们或许应该必须创建出一套广为接受的“字体”，我们曾经有过，但现在已经失去了。 在中世纪的几个世纪里，那些职业抄写员写得一手精致的字体，或好几种不同的字体，现在活着的人没有一个能比得上。接着，字体退化了，在十九世纪钢笔发明后又再度复兴。那时候流行的是“铜版印刷字体”，清秀而且容易辨认，但满是没有必要的连线，与当代在只要有可能的情况下尽量消除修饰的趋势格格不入。接着，教小孩子写行书成了一种时尚，但结果总是很糟糕。要写出一手真正齐整的行书，基本上你得有绘画功底，而且不可能写得和草书一样快。许多年轻人或年纪不大的人现在写的字介乎行书和铜版印刷字体之间，看上去很别扭。事实上，有很多通晓文字的成人写的一手字根本从未好好“练过”。 写得一手好字和文学功底之间是否有关系是一个有趣的问题。我必须说，就我能想到的现代例子，这两者之间似乎关系不大。丽贝卡·韦斯特 (239) 小姐写得一手好字，米德尔顿·默里先生的字也写得很好，而奥斯伯特·西特韦尔爵士、斯蒂芬·斯宾德先生和伊夫林·沃的字说得客气点，实在是不咋地。拉斯基教授字看上去好看，但很难辨认。阿诺德·本涅特字迹小而清秀，但他写得很是吃力。赫伯特·乔治·威尔斯字体好看但不整齐。卡莱尔的字很糟糕，据说一个排字工人离开了爱丁堡，就是因为不想干排字这个活儿。萧伯纳先生的字迹小而清楚，但不是很漂亮。至于大部分备受尊敬的在世的英国著名小说家中，有一位小说家我在英国广播电台工作时有幸每个月报道他的作品。整个部门里只有一位文秘能看得懂他的手稿。 随意集·七十六 1947年3月7日 这一届政府所犯下的大错之一就是没有告诉人们发生了什么事情和原因，这已经得到广泛的认同，不值得对这个问题一提再提。然而，随着战时的宣传机器很大程度上停止运行了，而报刊被私人老板所掌控，其中有些人态度不是太友好，政府要为自己进行公关工作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海报——至少像现在这些海报——效果不是很显著，电影太昂贵，而广大群众根本不会去阅读宣传册和白皮书。公关最有效的手段当数电台，而我们所面对的困难，是本国的政治家很少有电台意识。 在近来这场危机中，人们评论某某部门应该更经常“走到麦克风前”。但是，除非你所说的内容有人在听，否则走到麦克风前并不会起到什么作用。当我在英国广播公司上班时，我经常会邀请重要人物做节目。我很惊讶地发现似乎没有几个职业政客意识到广播是一门需要学习的艺术，而且它和上台演讲很不一样。一个在某个媒体上表现一流的人到了另一个媒体或许就会不知所措，除非对其重新加以培训。举个例子，厄尼斯特·贝文是一个优秀的演说家，却是一个很蹩脚的广播者。艾德礼的声音要好听一些，但似乎没有演说的天赋。丘吉尔的战时广播内容华而不实，但和大部分人不一样的是，丘吉尔让人感觉他曾经学习过对着麦克风进行演说的技巧。 当一个说话人不被别人看见的时候，他不仅无法运用他的个人魅力，即便他真的有魅力，而且他无法通过姿势对重点进行强调。他无法运用肢体语言，因此，不得已更加精心地编排发音。对于任何希望改善其麦克风演讲的人，一个有益的锻炼就是将自己的演讲进行录音，然后听其内容。你会觉得很惊讶，甚至觉得很震惊。不仅你的声音从外面听起来比起从你的头颅里听起来完全不一样了，而且它听起来总是平淡无奇。要在广播中听起来显得自然，你必须在心里觉得自己正在进行夸张的表演。如果你像平时那样或在演讲台上那样说话，效果总是会很无聊。事实上，那就是大部分没有受过训练的广播者给人留下的印象，特别是当他们念稿的时候，而当播音员听起来很无聊，听众自然就会觉得无聊。 不久前一个外国游客问能不能推荐一本有代表性的好的英文诗选集。我想了又想，发现我连一本自己觉得满意的书名也说不出来。当然，不同时期有不计其数的选集，但据我所知，只有帕尔格拉夫出版社的《黄金宝库》尝试涵盖整个英国文学，而更新更全的则是《英文诗牛津手册》。 我不否认《牛津手册》很有用，里面有很多精彩的篇章，在没有更好的版本出来之前，每个读书的孩子都应该有一本。然而，当你看着最后五十页时，你会慎重地考虑要不要推荐这么一本书给外国游客，他会以为它真的代表了英国的诗作。事实上，该书的这一部分表明，当那些文学教授得运用独立的判断能力时是多么可悲。直到1850年前后，在编撰选集时，你是不会出错的，因为，能够流传下来的都是最好的诗作。但亚瑟·托马斯·奎勒-库奇爵士 (240) 一写到和他同一时代的作家时，所有的矫饰的品位便离他而去。 《牛津手册》截止到1900年，诚然，十九世纪最后的十年是诗歌贫乏的年代。但尽管如此，在九十年代仍然有诗人。厄尼斯特·道森的《西纳拉》虽然在我看来算不上一首好诗，但我觉得它要比亨利 (241) 的《英国，我的英国》要好一些——还有哈代 (242) ，他在1898年发表了他的第一批诗作，还有豪斯曼 (243) ，他在1896年发表了《什罗普郡的少年》。还有霍普金斯，他的作品在当时并没有在版，或几乎没有在版，但亚瑟·托马斯·奎勒-库奇爵士一定知道他。这些人都没有出现在《牛津手册》里。叶芝 (244) 在那时候已经出版了很多诗作，被选进了一些，但并不是他最好的作品。吉卜林也是，我觉得他写了一两首诗（例如，《圣·赫勒拿岛有多远》）值得被编入一本严肃的选集。另一方面，看看里面收录的都是些什么东西！亨利·纽伯特爵士 (245) 的《在西北前线的老克里夫托的尸体》，还有亨利和吉卜林写的爱国诗篇，还有一页接一页的安德鲁·朗格 (246) 、威廉·华生爵士 (247) 、亚瑟·克里斯朵夫·本森 (248) 、爱丽丝·梅内尔 (249) 和其他已经被遗忘的作家所写的柔弱、病态和模仿式的诗作。你怎么会想到一个文选的编辑会把纽伯特和埃德蒙·格斯与莎士比亚、华兹华斯和布雷克归在同一卷里呢？ 或许我是一个无知的人，真的已经有了一本详实的选集，从乔叟一直到迪伦·托马斯 (250) ，没有编入一丁点儿差劲的内容。但要是没有的话，我觉得是时候编一本了，或至少将《牛津手册》加以更新，对从丁尼生 (251) 以降的所有诗人彻底地重新加以选择。 看着我在上面所写的内容，我看到在谈到道森的《西纳拉》时我的语气很傲慢。我知道它是一首蹩脚的诗，但说它是一首糟糕的诗又有其美妙之处，说它是一首好诗又有其糟糕的地方。我不希望违心地说我从来没有钦佩过它。事实上，它是我童年时最喜欢的诗之一。凭着记忆我把它的内容引述如下： 我已遗忘了许多，西纳拉！随风而逝， 凋零的玫瑰，玫瑰，肆意放纵地结成花丛， 舞蹈着，忘记了你的苍白凋零的百合。 但我形单影只，厌倦了以前的激情。 是的，一直如此，因为那支舞很漫长。 我一直忠诚于你，西纳拉！以我的方式。 这些诗句就算没有真实的价值，至少也蕴含着就像一朵粉红色的天竺葵或一块软心的巧克力那样的美丽。 随意集·七十七 1947年3月14日 我还没有在报纸上读到过关于有人在议会里要求通过“新拼写法” (252) 的法案的报道，但如果它就像其它要求对我们的拼写进行合理化改造的计划那样，那我将事先提出反对，我想大部分人都会这么做。 或许抵制拼写合理化改造的最强烈的原因是懒惰。我们都已经学会了读书和写字，我们不想再重来一遍。但我们还有更加体面的反对意见。首先，除非计划能严格地加以实施，否则结果将会非常混乱，有的报纸和出版社表示支持，有的报纸和出版社表示反对，而其它机构只是部分上接受，那就会很可怕。其次，任何只学习了新系统的人将会发现要阅读以旧系统出版的书籍会非常困难，因此，必须对以前所有的文学作品进行重新改写，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工程。再次，只有赋予每一个字母以固定的用法，你才能将拼写完全理想化。但这意味着将发音标准化，在这个国家一定得经过一番大吵大闹才能完成。比方说，你怎么将“butter”（黄油）和“glass”（玻璃）的发言准化呢？这两个词在伦敦和纽卡斯尔的发音是不一样的。其它例子，比分说，“were”（英文中“是”的过去式）有两种不同的读音，根据个人的喜好或当时的情景而定。 但是，我不想先入为主地判断“新拼写法”的发明者们。或许他们已经想到了解决这些难题的办法。当然，我们现有的拼写体系很荒唐，对于外国学生来说一定是痛苦的折磨。这真是遗憾，因为要是真的要有通行的第二语言的话，英语是很适合的。比起任何自然形成的语言它有很大的优势，而比起任何人造的语言，它的优势更大，除了拼写之外很容易学会。难道就不能逐渐将其改良，每年纠正几个词语吗？已经有几个更加滑稽的拼写将被非正式地废除。比方说，现在有多少人将“hiccup”（打嗝）写成“hiccough”呢？ 另一个我提前反对的事情——因为它迟早都会被提出来——那就是彻底抛弃我们当前所采用的重量和长度的单位体系。 显然，在某些方面你必须采取公制系统。在科学工作上它一早就已经被采用了，工具和机器也需要，尤其是当你准备将它们出口的时候。但在日常生活中保留旧的度量衡单位有一个好理由：那就是：公制系统没有能唤醒视觉的单位，或者说，它还没有做到这一点。比方说，在米和厘米之间没有长于一码或短于半英寸的单位。在英国你能描述某个人五尺三寸高，或五尺九寸高，或六尺一寸高，听你说话的人会清楚地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意思。但我从来没有听过一个法国人说：“他身高一百四十二厘米。”它并不能唤起视觉印象。其它度量衡单位也是一样。平方杆和英亩、品脱、夸脱和加仑、英磅、英石和英担，这些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单位，没有了它们，我们应该会落寞一些。事实上，在那些推行公制系统的国家，几个旧的度量衡体制仍然在日常生活中被使用，虽然官方不提倡这么做。 还有文学上的考量，这是不容被忽视的。旧体制中的那些单位的名字都是简短而富有家居气息的词语，它们使得说话变得非常生动。将“一夸脱酒倒入一品脱的酒杯”就是一个很形象生动的句子，在公制系统里就几乎没有这样的表达。而且，过去的文学作家只描写了旧的度量衡单位，当你在阅读的时候总得进行一番换算，许多文章会让你读起来觉得很烦，就像在读一本俄国小说时读到那些无聊的诗句一样。 蝼蚁行寸，鹰翔万里， 无聊哲思，顿现滑稽。 (253) 想想看，将那些单位换成毫米会怎么样！ 我最近读到一篇报道，关于一群到本国参观的德国教师、记者、工会代表和其他人。似乎他们在这里的时候得到工会和其它组织赠予食物，但在哈维奇又被海关官员没收了。他们甚至不被允许带15磅的食物离开这个国家，而就连一名归国的战俘都可以这么做。那则新闻报道还并没有语带讽刺地补充提到，那些德国人来这里参加了“为期六周的民主课程”。 我不知道在下一次寒流来袭之前是不是有可能解决这场木柴的危机。上星期我花了15先令买了100根木头，都是些很小的木头，每一根的重量大概1磅到1磅半，因此，就同等重量而言，它们的价格已经是煤炭的两到三倍了。一两天后，我听说木头的价格是100根木头卖1英镑或30先令。而且许多在大冷天沿街叫卖的木头里面尽是树液，几乎没办法烧着。 顺便说一句，难道我们刚刚经历过的寒冷天气不正进一步强调了之前我希望更加合理利用泥煤资源的呼吁吗？当时许多人对我说：“啊，但你知道，英国人不习惯用泥煤。你是没办法让他们用那东西的。”上两个星期，我认识的大部分人什么都用，甚至不排斥拿家具做柴火烧。我自己就拿了一根被炸毁的床架当燃料，借着暖意写了一篇文章。 前几天我写到了关于私立学校教历史的情况，下面的这一幕与我所写的内容隐约有关，溜进了我的记忆里。我看到那一幕是在不到十五年前。 “琼斯！” “是，老师！” “法国大革命的原因。” “是的，老师。法国大革命有三个原因：伏尔泰和卢梭的启蒙，人民对贵族的压迫和……” 这时一股隐约的凉意，就像生病的前兆，落在琼斯身上。他是不是已经答错了呢？老师的神情令人捉摸不定。琼斯的注意力立刻回到那么让人倒胃口的小书上，那本书的封皮是棕色的，很粗糙，每天都要背诵一页。他可以发誓他已经背诵了整本书，但这时琼斯第一次发现视觉记忆是会骗人的。整页纸就清楚地显现在他的脑海里，每一个段落的形状都很清晰，但那些字句都不见了。他原本很肯定是人民对贵族的压迫，但也有可能是贵族对人民的压迫，这是非此即彼的选择。在绝望中她作出了决定——还是坚持原先的答案比较好。他期期艾艾地说道： “人民对贵族的压迫和……” “琼斯！” 我猜想，这种事情是否仍在继续呢？ 我得抢先一步，防止会有一大沓来信： 自从上周写了那个专栏之后，我已经发现有几本探讨现代诗的内容很完整的选集，要比《英文诗牛津手册》更加让人满意。 随意集·七十八 1947年3月21日 原子弹很可怕，但是对于任何希望以别的可怕的事物摆脱对原子弹的恐惧的人，我推荐马克·艾布拉姆斯 (254) 先生于1945年出版的作品《大不列颠的人口》。这本书可以和同一时期出版的“大众观察”的调查《不列颠及其出生率》和其它关于同一主题的书籍一起阅读。它们都在表述同一件事情，而对于任何有希望活到1970年的人来说，这件事情的含义非常让人觉得不快。 正如艾布拉姆斯先生的数字所展现的，当前我们的人口的年龄构成在劳动力单位这一方面是一个有利因素。我们仍然在享受1914年至1918年那场战争前后的高出生率带来的人口红利，因此，我们的人口当中有过半处于工作年龄。但问题是，我们无法维持现在的各项数字。工作人口会一直老化，又没有足够的儿童出生。在1881年时，我们的总人口只相当于现在的三分之二，而小孩子（4岁以下）的数字比现在多出了大概50万，而老年人（65岁以上）的人口少了300万以上。1881年，超过三分之一的人口在14岁以下，今天这个比例低于四分之一。如果1881年就有了老年救济金，只有低于5%的人口有资格领取，而今天这一比例超过了10%。要完整地了解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你得将目光放得长远一些。 根据艾布拉姆斯先生的计算，到1970年的时候，55岁以上的人口将会是1 400万——而那时候的人口总数或许会比现在的人口总数少一些。也就是说，将近有三分之一的人口将几乎过了工作年龄，或者换个说法，每两个年富力强的人将得负担一个老人！当艾布拉姆斯先生写出这本书时，在战争后期的那几年人口出生率一直在上升，我相信1946年期间它也再次上升了，但仍然没有达到满足人口更替的水平。不管怎样，这一出生率的突然增加或许只是因为由于战争，人们结婚提早了。人口减少的趋势已经持续了半个多世纪，产生了无法摆脱的后果，但如果出生率能够达到并维持在每户家庭四个小孩，而不是像目前这样每户家庭才两个多小孩的水平，将可以避免最糟糕的情况出现。但这必须在下一个十年里实现，否则，将不会有足够多的生育年龄的妇女以恢复人口。 奇怪的是，出生率的下降直到不久前才引发了不安。即使到了现在，正如“大众观察”的报道所体现的，大部分人认为那只是意味着人口减少了，没有意识到它还意味着人口的老龄化。三十年前，甚至就在十或十五年前，呼吁缩小家庭规模是进步的标志。关键词是“人口过剩”和“不健康人口的增加”。即使到了现在仍有强大的社会压力反对大家庭，更别提赤裸裸的经济上的考虑。在这个话题上，所有的作家似乎都同意人口下降的原因很复杂，单是发放家庭补贴和提供日间托儿所等措施或许并不能将情况扭转。但显然，经济上的诱因是必需的，因为工业化社会也是一个充满竞争的社会，一户大家庭是难以忍受的经济负担。在最好的情况下，它意味着比起你自己，你的孩子的人生起点肯定要更低一些。 过去二十五年来，有无数的人出于经济上的考虑而不敢拥有一个大家庭！这是一种奇怪的审慎之举，如果你的着眼点是集体而不是个人。再过二十五年，今天的父母将过了工作年龄，而他们选择不生孩子，他们将无人赡养。我不知道到那个时候每三个人中就有一个得领养老救济金，那笔钱还会不会仍相当于每周1英镑。 我不知道是否有这么一本简洁的教科书，能让普通市民可以了解与他的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知识呢？——事实上，我相信是有这类书籍的。前不久我在这个专栏里提到了关于甄选陪审员的规矩。无疑，我一度非常无知，不知道陪审员的甄选体系目的是将工人阶级排除在外。但显然有成千上万的人也不知道这回事，而这个发现让人大为震惊。这种事情时不时就会发生。由于机缘巧合——比方说，读到一则谋杀案的报道——你就会了解到关于某一方面的法律，有时候是那么愚蠢或不公，要不是白纸黑字看得清清楚楚，你是不会相信的。 举个例子，我正在阅读政府关于戴维·威尔在曼彻斯特谋杀案中的招供的白皮书文件。已被处以绞刑的沃尔特·罗兰德 (255) 被判处了谋杀罪名，而后来威尔坦白招供，而罗兰德的法律顾问试图用它作为提起上诉的证据。在读完这份白皮书文件后，我毫不怀疑这份证词是伪造的，不采纳它作为证据是正确的。但这并不是重点。原来在上诉阶段法官没有权力受理那种证据。无论是真是假，这份证言都不能被采纳为证据。一个无辜的人或许被判处有罪，而真正的罪犯在作出了明确无疑是真实的供词后，那个无辜的人仍然会被绞死，除非内政大臣提出干预。你知道法律就是这么运作的吗？我以前不知道，而这桩案件表明以常识作为起点去探究任何方面的法律的情况是多么轻率。 下面是另一个例子，但这一次或许我的无知就没有那么值得原谅了。在最近一宗搞得满城风雨的诉讼中，被告被判无罪，结果就是，辩护的沉重费用得由一份星期天报纸支付。我承认直到那时候我才意识到当一个人被控告刑事罪名，而被证明无罪时，他仍得支付自己的费用。我猜想，当皇家政府被发现理亏时，和民事诉讼案中的败诉原告一样，它得作出赔偿。但是，当你确实身无分文时，皇家政府会为你提供法律顾问，但它会很小心，不会让自己狠掏腰包。据说这件案子由那份周日报纸出钱的法律顾问的酬劳大概是500英镑，而如果是皇家政府提供的话，他收到的钱大概不到20英镑。如果是普通的入户偷窃案或挪用公款案等没有什么希望打赢的官司，按照这个酬劳，一个穷人能得到辩护的机会有多大呢？ 当几份周刊被暂停发行时，引起了多么强烈的抗议！就连《小业主》也提出抗议，而《实用工程》也刊登了非常尖锐的社论。《宇宙报》，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说这是报刊审查制度的实施。大体上，似乎大家都认为此次停刊背后一定有政治动机——据推测，这个动机就是阻止对政府犯下的错误进行评论。 一位知名作家对我说禁止周刊出版和极权主义国家对报刊的“统筹”是同一回事。在我看来，这是疑心病导致的荒唐。显然，它的目的不是为了消灭批评的声音，因为日报没有受到影响。比方说，比弗布鲁克的报刊对政府的敌对态度比任何周刊都要更加强烈，而且发行量要大得多。如果在危机期间，辛维尔 (256) 能够公开露面，哪怕只有一次，解释他正在做什么，他将能避开多少无知的辱骂。 随意集·七十九 1947年3月28日 我一直兴趣盎然地在读“大众观察”二月至三月的公告，在这家社会调查机构成立十年后它推出了这一栏目。想起它在创业初期时所遭受的敌意，感觉真是有趣。例如，《新政治家报》对它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斯托尼尔先生 (257) 宣称“大众观察”有着大象的耳朵，迈着沉重的步伐，一双总是害红眼病的眼睛老是从钥匙孔里进行偷窥等类似这样的话。另一个攻击者是斯蒂芬·斯宾德先生。但大体上，对这类或那类社会调查的反对意见来自思想偏于保守的人士，他们似乎总是对了解大众的所思所想表现出真心的愤慨。 如果询问原因，他们总是回答调查的发现很无趣，而且不管怎样，有思想的人已经知道公众意见的主要趋势。而另一个争论则是社会调查侵犯了个人自由，是通往极权主义的第一步。《每日快报》几年来都在宣扬这一点，并试图对信息部创立的规模很小的社会调查部门进行冷嘲热讽，想将其取缔，并给它起了个绰号叫“库珀 (258) 的窥探者”。当然，在反对的背后是情有可原的恐惧，他们害怕发现在很多问题上民众的意见其实与保守主义不合。 但有些人似乎真的觉得政府对人民的所思所想知道得太多不是一件好事，也有的人推断这是政府试图对公众意见进行教育。事实上，只有这两个过程都运作正常，你才能获得民主。只有立法者和行政者知道人民要什么，知道民众的理解程度，民主才有可能实现。如果当前的政府更加关注后面一点，或许他们会对公关宣传采取不同的措词。“大众观察”上周刊登了一则关于经济形势白皮书的报告。和往常一样，他们发现对于无数普通市民来说，那些在官方公告中遍拾可见的抽象词句根本一点意义也没有。甚至许多人看到“asset”（资产）这个词都会犯迷糊，他们以为这个词是“assist”（资助）的意思！ “大众观察”的公告描述了它的调查者所使用的方法，但没有提及非常重要的一点，那就是社会调查是怎么得到资助的。“大众观察”本身似乎通过出版书籍和从政府或商业机构那儿接活勉强支撑。有一些它做得最好的调查，比方说出生率的调查，是帮广告服务部门做的。这么做的问题在于，只有在某个有钱的大型组织碰巧对某个问题感兴趣时，它才会得到调查。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反犹主义，我相信这个问题从来没有人进行过了解，或只是非常空泛地进行了解。但反犹主义只是现代民族主义诸多病症中的一例。我们对民族主义的真正原因所知甚少，如果我们对它的了解更多，或许我们能够朝解决它迈进。但谁会对此感兴趣，并支付数千英镑进行一次全面的调查呢？ 几个星期来，《观察者报》一直收到读者来信，对军队里仍然讲究“仪容仪表 (259) ”的规矩进行探讨。一位署名为“应征士兵”的读者写了一封内容写得很好的信，描写了他和战友如何被迫将他们的时间浪费在擦亮枪管，用鞋油擦黑手摇灭火泵的橡皮管，用刮胡刀片刮干净扫帚的把手等等等等。但“应征士兵”接着继续说道：“当一位长官（少校）例行公事，阅读《国王律令》中关于性病的条文时，他毫不犹豫地补充道：‘得了这种病没有什么好害臊的——这种事平常得很，不过，一定要及时报告治疗。’” 我得说，在里面提到的其它白痴行为当中，我觉得奇怪的就是反对军队系统里少有的明智之举：即它对性病的直截了当的态度。除非我们将梅毒和淋病的道德罪名烙印给去掉，否则我们永远无法将它们根除。1914年至1918年实施全面征兵令时，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几乎一半的人口被发现得了或得过某种性病，这可把官方吓坏了，采取了几条预防措施。在战争期间那几年与性病的斗争在平民群体中松懈了下来。对那些已经得病的人会提供药品，但在军队里成立早期治疗中心的提议遭到那些清教徒的反对而被取消。接着另一场战争发生了，性病也增加了，这是战争不可避免会引起的，军部又尝试着解决这个问题。卫生部的海报非常胆怯，但即使是这些也引起了那些虔诚人士的强烈抗议，似乎不是军事上的需要导致这种事情发生一样。 只要这些疾病被认为是上帝的惩罚，与其它所有疾病完全不是一回事，你就无法将其解决。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隐瞒和病急乱投医。说什么“检点的生活是唯一的验方”都是些废话。在我们这样的社会，滥交和卖淫是不可避免的。人们大约十五岁就性成熟，却得到二十好几才能结婚，而征兵制和劳动力的流动性打破了家庭生活，生活在大城镇的年轻人没有结识对象的固定途径。让人们更有道德观念根本无助于解决问题，因为在可预见的世界里，他们在道德上不会达到圣人的高度。而且，许多得了性病的受害者是那些本人并没有犯下任何所谓不道德行为的丈夫或妻子。唯一明智的做法就是承认梅毒和淋病只是疾病，即使不比其它疾病好治也可以加以预防，而得了这些疾病也不是什么丢脸的事情。无疑那些虔诚人士会尖声抗议。但这么一来他们或许就会道出他们真正的动机，然后我们将能更进一步地根除这一不幸。 刚才五分钟我一直在眺望窗外的广场，目光灼灼地寻找春天的迹象。天空中有几团薄云，后面是一片淡淡的蓝天，在一棵悬铃木的树枝上似乎结了新蕾。除此之外，仍然是冬天的景象。但不用担心！两天前在海德公园经过一番仔细的搜索，我找到了一丛山楂，上面结出了新蕾，有几只鸟，虽然没有真的在歌唱，正像交响乐团在合奏一样发出叽叽喳喳的声音。春天毕竟还是来了。最近有流言说今年是另一个冰河纪的开始，根本就是空穴来风。只消再过三周，我们就将听到布谷鸟的叫声，它们总是在4月14日发出啼叫。之后再过三周，我们就可以在蓝天下晒日头，吃着刨冰，忘记了为下一个冬天积攒燃料。 过去这几年来，那些古老的赞美春天的诗歌读起来是多么的贴切！当没有燃料紧缺和在一年四季你几乎什么都可以得到的时候它们似乎没有什么意义，但现在它们读来兴味盎然。在所有歌颂春天的篇章中，我最喜欢的是一首关于罗宾汉的民谣中的开头两句。我将它改成了现代式的拼写： 林森森，草茵茵， 叶子大又长， 丛间行，多惬意。 小鸟在歌唱， 木禽声，不停息。 休憩喷泉上， 罗宾汉，被惊醒， 绿林中静躺。 但到底什么是木禽呢？《牛津词典》说它就是啄木鸟，不是什么出名的鸣鸟，我感兴趣的是，它会不会是其它什么更有可能会鸣叫的鸟呢？ 随意集·八十 1947年4月4日 皇家报刊委员会在经过几番神秘的推迟后现在开始运作了。料想得到很久之后它才会得出确切的结论，而得经过更长的时间才能对它的发现采取行动。不过，在我看来，现在是时候开始讨论在社会主义式的经济体制下如何保持出版自由这个问题了。因为，除非我们在困难出现之前对它们有所了解，否则本国的出版业最终将沦落到不必要的更加不堪的地步。 在燃料危机时，我对几个人说过政府的公关工作做得很糟糕，每一次的回答都是“现在政府几乎没有能够掌控的喉舌”。这当然是事实。然后我就问：“为什么不接管《每日快报》——把它改造成政府的喉舌呢？”这个建议总是让人觉得很恐怖。显然，将报刊进行国有化是“法西斯主义”，而“媒体自由”就是允许几个百万富翁强迫几百个记者进行胡说八道。但我不想去讨论目前英国的报刊是多么自由这个问题。重点是，当前的国有化趋势继续下去的话，最终将会发生什么？ 在我看来，媒体被国有化是迟早的事情，并成为它的主要喉舌。大规模的私有企业很难在集体经济中继续像狩猎繁殖保护区那样存在下去，但这意味着所有的表达渠道最终都将落入官僚的控制之下吗？这样的事情很有可能会发生，如果绝大部分有关人士对它们的命运不闻不问。你可以想象报纸、期刊、杂志、书籍、电影、电台、音乐和戏剧都被归在一起，由某个庞大的艺术部（或别的什么名字）实施指导和“统筹”。那可不是什么好事情，但我相信如果这个危险被提前意识到的话，它是可以被避免的。 出版自由指的是什么呢？我想说的是，当刊登少数派的意见并将它们传播给公众是很轻松而且合乎法律的时候，媒体就是自由的。在这个方面英国要比大部分国家幸运，说句公道话，这在一部分程度上是因为大型商业媒体的多样性。那几份主流的日报虽然数量不多，但它们要比政府控制的媒体更富有多样性。但是，少数派的意见的主要守护者是独立的周刊、月刊和书籍出版社。只有通过这些渠道，你才能确保任何不涉及诽谤或煽动暴力的言论能够拥有听众。因此，如果大的报刊一定会被国有化的话，难道就不能事先定下这一原则：国有化只适用于属于“大商业”的报刊，而小规模的报刊可以被放过吗？ 显然，控制着一百份报纸的老板是资本家，而一个小出版商或一份月刊的老板兼编辑严格来说也是资本家。但你不能对他们一视同仁，就像在废除大规模的土地私有制时你不能将只拥有几亩地的小地主或市场园丁的土地也给剥夺掉一样。只要小规模的报刊能够存在，并且能继续生存，即使只能小打小闹，自由的真义将能得到保障。但第一步是意识到国有化是不可避免的，并制订我们相应的计划。否则那些切身相关的人员：记者、艺术家、演员等人，当那个时候到来时或许就失去了为自己争取权益的能力，那个让人倒胃口的艺术部将把他们全部吞噬。 最近我和一位编辑聊天，他任职于一份发行量非常大的报纸。他告诉我现在这份报纸光靠销售就生存下去是非常容易的事。他说这种事情或许仍会继续下去，直到纸张的情况得以改善，那将意味着重新回到战前的版面和高得多得多的成本。直到那时候之前，广告作为收入的来源，其地位只是次要的。 如果情况是这样的话——我相信现在有很多报纸不靠广告也能办下去——这不就是倾尽全力将专利药品彻底驱逐出去的时候吗？在战前，要对专利药品进行大规模的批评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报刊需要发行，在一部分程度得依靠它们的广告而生存。作为开始，某间有作为的出版社可以找到并重印那两卷罕有而非常具有可读性的《秘方》。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这本书是由英国医药协会发行的——要不就是由某个医生的协会发行的——第一卷大概是在1912年出版，而第二卷出版于二十年代。里面只是罗列了那时候的专利药品，阐述它们的功效和成分分析，并对成本进行预测。里面的评论很少，在大部分情况下是没有必要的。我记得很清楚有一个“消食药”卖给公众的价格是35先令一瓶，而成本估计只需半便士。 这两卷并没有引起公众的关注。出于上面提到的原因，媒体对这两本书置之不理。如今它们非常罕见，我已经有很多年没有看到过了。（顺便提一句，如果哪个读者有这两本书，我愿意掏钱买下来——特别是第二卷，我相信它更加罕有。）如果重新发行，这本书需要对内容进行更新，因为如今法律禁止药品宣称对某些疾病有疗效，而市场上出现了许多新的垃圾。但许多旧的药品仍然在市场上贩卖——这就是重点所在。如果人们对他们吃下去的专利药品的性质和真实的成本有更清楚的了解，它们的销量或许将会下降，这种情况有没有可能会出现呢？ 几个星期前，《论坛报》的一位来信读者询问为什么我们不能自种自制烟草给自己抽。我想你实际上可以这么做。法律禁止这么做，但它并没有严格贯彻——反正我是知道有人自己种烟草，甚至像商业文章所说的那样把它放在蛋糕里烘烤。我试过一次，觉得对于一个不抽烟的人来说它是最完美的烟草。英国的烟草问题在于它的味道太淡，几乎品不出味道。我相信这不是因为缺乏日晒，而是因为土壤的问题。但是，有烟草总比没有好，在英国南部种上几千亩烟草或许就能帮助我们度过今年将可能发生的香烟紧缺，无须动用美元或减少国库收入。 最近我在读关于在南太平洋的所罗门和新赫布里底群岛使用的洋泾浜英语（或比斯克英语）。它是许多操不同语言或方言的岛民之间的通用语言。因为它只有少量的词汇，而且缺乏许多必要的词性，它不得不利用一些让人觉得很惊讶的累赘的表达方式。比方说，飞机被叫做“和飞鸽一样会飞的东西”。小提琴是被这么描述的：“一个白人放在肚子上唱出动听声音的小匣子（盒子）”。下面是一篇和其它节选的文章比起来似乎是很高端的洋泾浜英语。它宣布了国王乔治六世的加冕。 “国王乔治，他死了。老大爱德华，他不想要他的衣服。他喜欢的老二。主教他和新的国王谈论了很多。他说道：‘你会看好所有的人民吗？’国王他说：‘会的。’于是主教和许多政府官员和店主和士兵和银行家和警察，所有人都起立唱歌，为他吹奏喇叭。结束。” 在世界的其它地方还有其它相似的洋泾浜英语，大部分还不是太糟糕。有时候，首先发明这些洋泾浜英语的人或许受被统治的民族就应该说话滑稽这一感觉的影响，但有的地方必须需要一种通用语言，在实际运用中的种种蹩脚的用法让你觉得基础英语的推广还是很有必要的。 (1) 罗伯特·西塞尔·罗默·毛姆（Robert Cecil Romer Maugham, 1916—1981），英国作家，代表作有《仆人》、《有两个影子的人》。 (2) 威廉·霍尔·怀特（William Hale White, 1831—1913），英国作家，代表作有《解脱》、《坦纳街的革命》等。 (3) 约翰·杜威（John Dewey, 1859—1952），美国哲学家、教育家，实用主义理论先驱，笃信教育驱动进步和自由主义，曾于1919年至1921年受胡适和蒋万里邀请到中国讲学。代表作有《哲学重建》、《民主与教育》、《人的本质和行为》等。 (4) 地中海战役（the Mediterranean campaign），始于1940年6月10日，终于1945年5月2日，是同盟国与轴心国围绕地中海制海权和海上补给线而展开的海战。1942年，美国海军和空军加入同盟国进行作战。 (5) 西奥多·赫尔曼·阿尔伯特·德莱塞（Theodor Helman Albert Dreiser, 1871—1945），美国作家，代表作有《嘉莉妹妹》、《美国悲剧》等。 (6) 人民大会（the People's Convention），1940年至1941年在英国展开的共产主义运动，要求工党和工会的成员抵制英国政府，拒绝参战。 (7) 指苏芬战争（1939年11月30日至1940年3月12日），当时英法两国支持芬兰，为其提供军事援助。 (8) 让·路易斯·萨维尔·弗朗科伊斯·达尔兰（Jean Louis Xavier François Darlan, 1881—1942），法国政治家、军事家，曾于1939年担任法国海军总司令，1940年法国战败后充当傀儡政权维希政府的二号人物，1942年遇刺身亡。1940年法国战败后政府流亡海外，达尔兰曾与丘吉尔会晤，并保证法国海军不会落入德国人手中，但投靠维希政府后，达尔兰主动配合纳粹政权，几番拒绝英国人要求接管法国海军的要求，并对英军进军法国海域予以阻击。 (9) 约翰·兰普里埃（John Lempriere, 1765—1824），英国学者，精通词源学与神学，曾编撰过古典作品词源。 (10) 德摩斯提尼（Demosthenes，公元前384—前322），古希腊雅典城邦哲学家、政治家、雄辩家，生平曾留下多篇精彩的辩论篇章，尤以《反菲利普辩》和《金冠辩》为经典篇章，后者被誉为“最伟大的雄辩名篇”。 (11) 迈克尔·罗伯茨（Michael Roberts, 1902—1948），本名是威廉·爱德华·罗伯茨（William Edward Roberts），英国诗人、作家、批评家，代表作有《诗歌的批评》、《现代意识》等。 (12) 托马斯·欧内斯特·休姆（Thomas Ernest Hulme, 1883—1917），英国诗人、批评家，代表作有《思考录：人文主义和艺术哲学文集》和《续思考录》等。 (13) “个人主义联盟”（the Individualist League），是兴起于19世纪末的个人主义组织，支持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反对工会和社会主义，吸引了许多自由党人士和无政府人士加入。 (14) 《标准》（ the Criterion ），英国文学杂志，创刊于1922年，停刊于1939年，由著名作家托马斯·斯特恩斯·艾略特创办并担任编辑。 (15) 托马斯·马尔康姆·马格理奇（Thomas Malcolm Muggeridge, 1903—1990），英国作家，曾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担任谍报人员，早年是左派人士，后来激烈反对共产主义。 (16) 亨利·格雷厄姆·格林（Henry Graham Greene, 1904—1991），英国作家、批评家，代表作有《安静的美国人》、《人的因素》等，曾是英国共产党党员，后皈依天主教。 (17) 乔治斯·尤金·索列尔（Georges Eugène Sorel, 1847—1922），法国思想家，工团主义理论的创始人，其革命理论曾对马克思主义者和法西斯主义者有深刻影响，代表作有《道德的问题》、《现代经济导论》等。 (18) 尼古拉·亚历山德洛维奇·别尔佳耶夫（Nikolai Alexandrovich Berdyaev, 1874—1948），俄国哲学家，俄国革命前曾抨击沙皇和俄国东正教而遭到流放，但俄国革命后与布尔什维克政权决裂，是1922年“哲学船事件”中苏联驱逐出境的知识分子中的一员。 (19) 比奇康莫（Beachcomber），1919年至1975年《每日快报》的专栏《顺便说一句》集体创作的笔名。 (20) 亚瑟·肯尼斯·切斯特顿（Arthur Kenneth Chesterton, 1896—1973），英国记者，极端右翼分子，曾加入莫斯利的英国法西斯联盟，后加入“右派俱乐部”。 (21) 道格拉斯·里德（Douglas Reed, 1895—1976），英国作家，持反犹立场，代表作有《疯人院》、《以防我们感到遗憾》等。 (22) 摄政时期（the Regency Era），指1811年至1820年期间乔治三世病重无法执政，其儿子威尔士亲王代理政事的时期，其后乔治三世逝世，其子即位，是为乔治四世。 (23) 克里斯朵夫·雷恩（Christopher Wren, 1632—1723），英国天文学家，建筑师，曾参与设计格林尼治医院、汉普顿宫、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图书馆等。 (24) 奥斯伯特·西特韦尔（Osbert Sitwell, 1892—1969），英国作家，代表作有《失去自我的男人》、《西奈山的奇迹》等。 (25) “贝德克尔空袭”（Baedeker raids），1942年4月23日至29日及5月31日至6月6日，德国空军对英国空袭吕贝克和科隆所进行的报复式轰炸，英国遭受轰炸的城市有埃克塞特、巴斯、诺维奇、约克和坎特伯雷。 (26) 原文是：“Confound their politics, Frustrate their knavish tricks！”译文出自维基百科。 (27) 亚眠和平（the Peace of Amiens）：1802年，法兰西第一共和国与英国缔结休战条约，但双方并没有遵守条约内容，翌年条约即宣告破裂，英法战争再度重启。 (28) 纹章院（Herald's Office，又称College of Arms），始创于1484年，为英国皇室传授贵族纹章的知识，并为新授勋贵族设计纹章。 (29) 沃尔特·麦克连纳·席特林（Walter McLennan Citrine，首任席特林男爵，1887—1983），英国工团主义者，1926年至1946年曾担任英国总工会的总秘书长。 (30) 罗兰公子（Childe Roland）是英国民间故事中的角色。故事中他是某位国王的王子，为了拯救被精灵国的国王掳走的妹妹，在大魔法师梅林（Merlin）的指引下历尽艰险救出妹妹。 (31) 《罗兰公子来到黑塔》（ Childe Roland to the Dark Tower Came ），英国诗人罗伯特·勃朗宁的一首叙事诗。 (32) 约翰·米德尔顿·默里（John Middleton Murry, 1889—1957），英国作家，代表作有《致未知的神明》、《济慈与莎士比亚》、《耶稣的生平》等。 (33) 爱德华·摩根·福斯特（Edward Morgan Forster, 1879—1970），英国作家，代表作有《看得见风景的房间》、《印度之行》等。 (34) 詹姆斯·伯恩汉姆（James Burnham, 1905—1987），美国政治思想家，托洛茨基运动的美国领导人之一，代表作有《管理革命》和《马基雅弗利的信徒》。 (35) 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 1885—1972），美国流亡诗人、文学批评家，二十世纪现代主义文学运动前锋之一，曾翻译一系列东方文学（包括孔子的作品），促进东西文化交流。二战时庞德投靠墨索里尼，效忠纳粹政府，战后被收押精神病院长达13年。代表作有《灯火熄灭之时》、《在地铁站内》等。 (36) 路易斯-费迪南德·塞林（Louis-Ferdinand Celine, 1894—1961），法国作家，本名是路易斯·费迪南德·奥古斯特·德图斯（Louis Ferdinand Auguste Destouches），其作品的文风对法国文学和世界文学有着深刻影响，代表作有《茫茫黑夜之旅》、《从城堡到城堡》等。 (37) 黑斯廷斯之战（The Battle of Hastings），发生于1066年10月14日，对战双方是诺曼底公爵威廉一世与英国国王哈罗德二世。这场大战奠定了诺曼人征服英国的胜势。 (38) 《锡安长老会纪要》（ the Protocols of the Elders of Zion ），反犹书籍，1903年于俄国首次出版，作者不详，内容讲述了犹太人征服世界的阴谋，被公认为是挑起反犹情绪的伪书。 (39) 《英格尔兹比故事集》（ The Ingoldsby Legends ），英国作家理查德·哈里斯·巴哈姆（Richard Harris Barham, 1788—1845，笔名托马斯·英格尔兹比［Thomas Ingoldsby］）的神话志怪作品。 (40) 乔治·克鲁克香克（George Cruikshank, 1792—1878），英国漫画家，与狄更斯是好友，为他的作品创作了许多插画。 (41) 汤姆·胡德（Tom Hood, 1835—1874），英国幽默作家，曾任《有趣》杂志的编辑，代表作有《金子的心》、《船长的孩子》等。 (42) 查尔斯·斯图亚特·卡尔弗利（Charles Stuart Calverley, 1831—1884,），英国诗人，为拉丁语诗翻译为英文诗作出了杰出贡献，而他本人的诗作富于机趣，代表作有《ABC》、《飞叶》等。 (43) 亚瑟·休·克拉夫（Arthur Hugh Clough, 1819—1861），英国诗人，代表作有《透过漆黑的玻璃》、《新摩西十诫》等。 (44) 约翰·利奇（John Leech, 1817—1864），英国漫画家，曾为狄更斯的作品、《潘趣》杂志等作品创作插画。 (45) 威廉·贺加斯（William Hogarth, 1697—1764），英国画家、漫画家，西方连环画和政治讽刺画的先驱。 (46) 理查德·佩恩·奈特德（Richard Payne Knight, 1750—1824），英国鉴赏家、考古学家、收藏家，对古典文化和美学有精深的研究，代表作有《古代艺术和神话的象征语言》、《品味的分析》等。 (47) 品达（Pindar，公元前522—前443），古希腊诗人，代表作有《光明舞蹈之歌》、《胜利颂歌》等。 (48) 詹姆斯·弗朗西斯·霍拉宾（James FrancisHorrabin, 1884—1962），英国作家，工党成员，社会主义者，代表作有《经济地理学概要》。 (49) 法国的人民阵线政府（the Popular Front Government），由法国左翼政党联盟（包括法国共产党、法国工人国际、法国社会主义党等）在1936年赢得议会选举而组建的政府，执政时间从1936年到1938年。其核心领袖是利昂·布伦姆（Leon Blum, 1872—1950）。 (50) 亚奇伯德·韦维尔（Archibald Wavell, 1883—1950），英国陆军元帅，二战时曾先后担任中东战区和印度战区总司令。 (51) 本土防卫辅助服务（the Auxiliary Territorial Service, 1938—1949），隶属英国陆军的妇女拥军组织，其使命是组织英国妇女在英国的男子奉命入伍时从事后勤服务工作，维持社会稳定。 (52) 人人丛书（Everyman's Library），由英国出版人约瑟夫·马拉比·邓特（Joseph Malaby Dent）创立的经典文学重印系列，于1906年推出首版书籍，现为兰登书屋集团旗下出版系列之一。 (53) 罗杰·培根（Roger Bacon, 1214—1294），英国学者，学识渊博，在逻辑学、语言学、科学方法论、光学、火药、天文、历法等方面都有过深入研究，代表作有《论艺术与自然的魅力》、《大作品》等。 (54) 此句出自《圣经·马太福音》。 (55) 圣特蕾莎（Saint Teresa, 1515—1582），西班牙加尔默罗修会修女，曾改革加尔默罗修会的章程，逝世后被罗马天主教册封为圣人。 (56) 库比蒂诺的圣约瑟夫（Joseph of Cupertino, 1603—1663），意大利方济各会教士，据说曾进行过飞空试验，逝世后被罗马天主教册封为圣人。 (57) 乔汉·奥古斯特·斯特林堡（Johan August Strindberg, 1849—1912），瑞典作家，代表作有《炼狱》、《孤独》、《红色的房间》等。 (58) 巴瑟罗密欧·伍德洛克神父（Bartholomew Woodlock, 1819—1902），爱尔兰天主教神父、教育家、主教，在爱尔兰创建了圣·文森特·保罗社团。 (59) 罗纳德·阿布斯诺特·诺克斯（Ronald Arbuthnott Knox, 1888—1957），英国神学家，曾是英国圣公会牧师，后改宗罗马天主教，曾将拉丁文《圣经》重译为英文《圣经》。 (60) 西塞尔·莫里斯·鲍勒（Cecil Maurice Bowra, 1898—1971），英国古典学者，曾担任牛津大学校长，代表作有《创新的试验》、《浪漫的想象力》等。 (61) 弗拉德米尔·弗拉德米洛维奇·马雅可夫斯基（Vladimir Vladimirovich Mayakovsky, 1893—1930），俄国未来派诗人，代表作有《裤子里的一朵云》、《战争与世界》等。 (62) 查尔斯·雷蒙德·莫蒂默·贝尔（Charles Raymond Mortimer Bell, 1895—1980），英国文学批评家。 (63) 亨利·彼得·布罗汉姆（Henry Peter Brougham, 1778—1868），英国大法官，对英国的教育法规进行过许多改革，伦敦大学学院的创建人之一。 (64) 托马斯·巴宾顿·麦考莱（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 1800—1859），英国历史学家、政治家，曾担任印度殖民政府大法官，在印度推行英语教育和英国的教育体制。 (65) 埃德加·赖斯·巴勒斯（Edgar Rice Burroughs, 1875—1950），美国作家，作品多描写白人殖民者的冒险，《人猿泰山》即出自他的手笔。 (66) 德里克·刘易斯·利昂（Derrick Lewis Leon, 1908—1944），英国作家，曾撰写过关于列夫·托尔斯泰和马塞尔·普鲁斯特的传记。 (67) 格拉迪丝·斯托莉（Gladys Storey, 1897—1964），英国女作家，代表作有《狄更斯与女儿》、《象征主义与小说》等。 (68) 哈利·图克曼·列温（Harry Tuchman Levin, 1912—1994），美国文学批评家，比较文学理论家，代表作有《花花公子与大煞风景，漫谈戏剧理论与实践》。 (69) 萨尔瓦多·达利（Salvador Dalí, 1904—1989），西班牙超现实主义画家，其作品和创作理念对二十世纪的美术、雕塑、戏剧、时装、建筑都有深刻影响。 (70) 维亚切斯拉夫·米盖尔洛维奇·莫洛托夫（Vyacheslav Mikhailovich Molotov, 1890—1986），苏联政治家，十月革命领导人物之一，斯大林政权的二号人物，曾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外交部长。 (71) 厄尼斯特·约翰·匹克斯通·本（Ernest John Pickstone Benn, 1875—1954），英国作家，出版商，代表作有《一个资本家的自白》、《回归自由主义》等。 (72) 赫尔曼·劳希林（Hermann Rauschning, 1887—1982），德国革命家，曾加入纳粹党，但后与纳粹党决裂，逃离德国，代表作有《与希特勒对话录》，记录了他与希特勒的会面和谈话。 (73) 彼得·费迪南德·德鲁克（Peter Ferdinand Drucker，1909—2005），奥地利裔美国哲学家、管理学家、教育家，对现代商业管理理论有重要影响，代表作有《新经济》、《管理世界的改变》等。 (74) 弗雷德里克·奥古斯都·沃伊特（Frederick Augustus Voigt, 1892—1957），德裔英国作家，反对独裁和极权主义，翻译了许多德文著作，代表作有《直到恺撒为止》、《不列颠治下的和平》等。 (75) 社会信贷论（Social credit），由克里福德·休·道格拉斯（Clifford Huge Douglas）提出的政治经济理论，即工人的报酬与他们所创造的经济价值不等，而这种现象长期累积的结果，将导致社会生产与消费的破产。因此，他主张建立社会信贷体系，一方面将经济活动创造的“溢值”以公平形式归还人民，另一方面，建立价格体制，防止高价剥削。 (76) 1922年委员会（the 1922 Committee），1921年保守党赢得大选后由保守党议员组成的群体，领导人是安德鲁·博纳·劳（Andrew Bonar Law）。 (77) 1941年委员会（the 1941 Committee），由英国自由党和左翼知识分子于1940年组成的政治群体，其宗旨是促进英国生产效率和协调战时工作。 (78) 皮埃尔·普丘（Pierre Pucheu, 1899—1944），法国法西斯分子，投靠德国傀儡政权维希政府，担任内务部长，期间组建法国秘密警察，积极与纳粹政权合作，1944年在戴高乐的亲自过问下被判处死刑。 (79) 当时的德国皇帝是威廉二世（Wilhelm II, 1859—1941）。 (80) 艾迪丝·路易莎·卡维尔（Edith Louisa Cavell, 1865—1915），英国护士，一战时曾在德国占领的比利时帮助200多名同盟国士兵逃走，被德国人逮捕并枪决，引起国际公愤和声讨。 (81) 海因里希·哥达·冯·特赖奇克（Heinrich Gotthard von Treitschke, 1834—1896），德国历史学家，鼓吹日耳曼血统论，崇尚民族优胜劣汰，支持德国进行殖民地扩张。 (82) 弗里德里希·阿道夫·朱里奥斯·冯·伯恩哈迪（Friedrich Adolf Julius von Bernhardi, 1849—1930），普鲁士军国主义分子，鼓吹普鲁士领土扩张，视战争为“神圣之事”。 (83) 泛日耳曼主义（Pan-Germanism），指将欧洲所有说日耳曼语的民族统一组建大日耳曼帝国的政治主张。 (84) 布雷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Brest-Litovsk Treaty），由奥匈帝国、保加利亚、德国、土耳其和俄国于1918年3月3日签署的条约，俄国退出一战，付出了割地赔款的重大代价，但为苏维埃政府巩固革命政权争取了时间，后因德国战败，该条约作废。 (85) 原文是“Duce”，意大利语，表示“领袖”之意，指意大利法西斯头子墨索里尼。 (86) 阿尔弗雷德·查尔斯·哈姆斯沃（Alfred Charles William Harmsworth，诺斯克里夫子爵，1865—1922），英国报业大亨，《每日快报》和《每日镜报》的创办人之一。 (87) 佩克汉姆实验（the Peckham Experiment），由乔治·斯科特·威廉姆森（George Scott Williamson, 1884—1953）和茵尼斯·霍普·皮尔斯（Innes Hope Pearse, 1889—1978）夫妇在伦敦工人阶级居住的区域佩克汉姆进行的研究健康医疗信息的试验，对促进英国公共医疗和保健福利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88) 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克（Mustafa Kemal Atatürk, 1881—1938），土耳其共和国缔造者及第一任总统，阿塔图克即“土耳其之父”之意。 (89) 西德尼·厄尼斯特·达克（Sidney Ernest Dark, 1872—1947），英国书评家、作家，代表作有《十二王女》、《伦敦》，翻译了法国作家大仲马的作品。 (90) 查尔斯·史密斯（Charles Smith, 1895—？），英国政治家，社会主义者，曾担任独立工党和社会财富党的党主席。 (91) 伊沃·阿姆斯特朗·理查兹（Ivor Armstrong Richards, 1893—1979），英国文学批评家、修辞学家，代表作有《文学批评原理》、《务实的批评主义》等。 (92) 珀西·比希·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 1792—1822），英国浪漫主义诗人，代表作有《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自由颂》等。 (93) 乔弗里·斯塔德特·肯尼迪（Geoffrey Studdert Kennedy, 1883—1929），英国圣公会牧师、诗人，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随军出征，因给士兵派发伍德拜恩牌香烟而被戏称为伍德拜恩·威利（Woodbine Willey），代表作有《难以言状的美》、《战后，信仰是否可能》等。 (94) 约翰·多恩（John Donne, 1572—1631），英国圣公会牧师、玄学诗人，代表作有《伪殉道者》、《危急时刻的献身》等。 (95) 杰拉德·曼利·霍普金斯（Gerard Manley Hopkins, 1844—1889），英国耶稣会牧师、诗人，代表作有《死尸的安慰》、《致基督我们的主》等。 (96) 薇拉·玛丽·布里顿（Vera Mary Brittain, 1893—1970），英国作家、女权主义者、和平主义者，代表作有《年轻人的遗嘱》、《轰炸大屠杀》等。 (97) 约翰·弗里德里克·查尔斯·富勒（John Frederick Charles Fuller, 1878—1966），英国军事家，现代装甲战理论先驱，代表作有《兵器与历史》、《战争的科学基础》等。 (98) 皇家太古野牛兄弟会，英国的一个由喜剧演员创立的慈善组织，其名称具有戏谑意味。 (99) 海尔·塞拉西（Haile Selassie, 1892—1975），1930年至1974年以皇帝身份统治埃塞俄比亚。 (100) 原文是“the Negus”。 (101) 普罗斯佩·梅里美（Prosper Mérimée, 1803—1870），法国作家、建筑学家、历史学家，代表作有《卡门》、《高龙巴》等。 (102) 希罗多德（Herodotus，公元前484—前425），古希腊历史学家，被称为“史学之父”，代表作有《希波战争史》。 (103) 亚瑟·凯斯特勒（Arthur Koestler, 1905—1983），匈牙利裔英国作家、记者和批评家，曾加入共产党，后来成为自由主义者，代表作有《中午的黑暗》、《渣滓》等。 (104) 《智囊团》（the Brain Trusts），由英国广播电台的讨论节目，于1941年1月开始播放，西里尔·乔德是该节目的主持。 (105) 西里尔·密契逊·乔德（Cyril Edwin Mitchinson Joad, 1891—1953），英国著名广播员，曾主持《智囊团》节目而名噪一时。 (106) 乔治·马尔康·杨（George Malcolm Young, 1882—1959），英国历史学家，代表作有《时代的写照》等。 (107) 艾伦·帕特里克·赫伯特（Alan Patrick Herbert, 1890—1971），英国作家，代表作有《秘密的战斗》、《泰晤士河》等。 (108) 戈弗雷·埃尔顿（Godfrey Elton, 1892—1973），英国历史学家，代表作有《法国革命理念》等。 (109) 哈罗德·乔治·尼科尔森（Harold George Nicolson, 1886—1968），英国外交家、作家，曾是英国广播公司的理事会成员，代表作有《外交的演变》、《英国为何参战？》等。 (110) 亚瑟·贝弗利·巴克斯特（Arthur Beverley Baxter, 1891—1964），加拿大裔英国政治家，曾担任保守党下议院议员。 (111) 阿诺德·塔尔伯特·威尔逊（Arnold Talbot Wilson, 1884—1940），英国政治家，曾支持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纳粹政权，后加入英国皇家空军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战斗中牺牲。 (112) 德威特·麦克唐纳（Dwight Macdonald, 1906—1982），美国作家，编辑，代表作有《人民的责任：关于战争罪的散文》、《我们看不见的穷人》等。 (113) 安纳托尔·法郎士（Anatole France, 1844—1924），法国作家、诗人，曾获得1921年诺贝尔文学奖，代表作有《苔伊丝》、《企鹅岛》、《天使之叛》等。 (114) 皮埃尔·尤金·德鲁·拉罗谢尔（Pierre Eugène Drieu La Rochelle, 1893—1945），法国作家，在法国鼓吹法西斯主义，并在德占时期与纳粹政权合作。 (115) 贾尔斯·里顿·斯特拉奇（Giles Lytton Strachey, 1880—1932），英国作家，其传记作品以细腻描写及心理阐述而见长，代表作有《法国文学的里程碑》、《维多利亚女皇》。 (116) 埃米尔·弗朗科伊斯·左拉（Émile François Zola, 1840—1902），法国著名作家及政治自由运动先驱，代表作有《卢贡-马卡尔家族》、《三城记》等。 (117) 在英语中，“pink”（粉红色）表示带有社会主义的色彩。 (118) 多米尼克·贝文·温德汉姆·刘易斯（Dominic Bevan Wyndham Lewis, 1891—1969），英国作家，罗马天主教徒，曾担任《每日邮报》的文学编辑。 (119) 约翰·卡梅隆·安德鲁·宾汉·迈克尔·莫顿（John Cameron Andrieu Bingham Michael Morton, 1893—1979），英国作家，曾担任《每日快报》专栏《顺便说一句》的集体创作主笔。 (120) 约瑟夫·克莱门斯·毕苏斯基（Józef Klemens Piłsudski, 1867—1935），波兰政治家，波兰第二共和国缔造者，在位时依靠铁腕手段和高压统治维持政权。 (121) 本杰明·迪斯累里（Benjamin Disraeli, 1804—1881），犹太裔英国政治家，保守党人，曾于1868年及1874—1880年两度担任英国首相。 (122) 乌尔斯特人（Ulstermen），乌尔斯特是北爱尔兰的一个行省，是古爱尔兰王国的所在地，乌尔斯特人是北爱尔兰人的代称。 (123) 休斯顿·斯图亚特·张伯伦（Houston Stewart Chamberlain, 1855—1927），英裔德国作家，其作品《十九世纪的基础》是泛日耳曼主义的重要作品之一。 (124) 约瑟夫·亚瑟·康德·德·戈宾诺（Joseph Arthur Comte de Gobineau, 1816—1882），法国作家，其作品《论人类种族的不平等》推崇雅利安人的优越，鼓吹种族主义。 (125) 哈里发奥马尔（the Caliph Omar，579—644），阿拉伯帝国第二任哈里发，曾率领阿拉伯大军攻占约旦、埃及及中东等地，于637年占领耶路撒冷。 (126) 亨利·菲尔丁（Henry Fielding, 1707—1754），英国作家，代表有《汤姆·琼斯》、《从此生到来生之旅》等。 (127) 应指第六任温特顿伯爵爱德华·图尔瑙（Edward Turnour，6th Earl Winterton, 1883—1962），爱尔兰裔英国政治家，年仅21岁便当选为下议院议员（英国历史上最年轻的议员），担任下议员长达47年之久。 (128) 秃鹰军团（the Condor Legion）：受纳粹政权派遣，由德国空军和陆军志愿者组成的干涉西班牙内战的军事组织，活动时间从1936年7月到1939年3月。 (129) 佩尔汉·格伦威尔·沃德豪斯（Pelham Grenville Wodehouse, 1881—1975），英国幽默作家，代表作有《懒汉俱乐部》、《吉夫斯和伍斯特故事集》、《弗莱德叔叔》等。 (130) 让-巴蒂斯特·德·拉马克（Jean-Baptiste de Lamarck, 1744—1829），法国生物学家，对进化论提出了“用进废退”与“获得性遗传”两个法则，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一书中曾多次引用拉马克的著作。 (131) 半岛与东方蒸汽航运公司（the P. & O.，Peninsular and Oriental Steam Navigation Company）。 (132) 乔治·梅雷迪斯（George Meredith, 1828—1909），英国作家、诗人，代表作有《利己主义者》、《哈利·里奇蒙历险记》等。 (133) 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 1795—1881），苏格兰作家、历史学家，代表作有《法国大革命》、《论英雄与英雄崇拜》等。 (134) 古斯塔夫·福楼拜（Gustave Flaubert, 1821—1880），法国现实主义作家，代表作有《包法利夫人》、《萨朗波》等。 (135) 爱比克泰德（Epictetus，55—135），古罗马新斯多葛学派哲学家，其思想言论被弟子收录入《手册》中。 (136) 拒绝战争社（the Never Again Society），由芬纳·布洛克威（Fenner Brockway）发起的反战和平组织。 (137) 玛丽·帕内特（Marie Paneth, 1895—1986），奥地利籍女教师，战时曾在英国，担任美术教师，帮助遭受战争影响的儿童，并于战后继续以美术教育的方式帮助集中营幸存的儿童治疗心理创伤。 (138) 基本英语，英人Chewles K. Ogden和I.A. Richerds所创，采用850个词和简单语法规则。 (139) 伦纳德·梅里克（Leonard Merrick, 1864—1939），英国作家，代表作有《我本善良》、《凡夫俗子》。 (140) 威廉·约翰·洛克（William John Locke, 1863—1930），英国作家，代表作有《爱在何方》、《白鸽》等。 (141) 威廉·比奇·托马斯（William Beach Thomas, 1868—1957），曾为《每日镜报》和《每日快报》担任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地记者，亲历了索姆河战役，写出《与英军在索姆河》，长期为英国各大报纸（《每日快报》、《观察者报》、《泰晤士报》等）供稿。 (142) 指波兰共和国流亡政府（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Poland in Exile），二战时的总统是瓦迪斯瓦夫·拉兹基耶维奇（Władysław Raczkiewicz, 1885—1947）。 (143) 乔弗里·巴拉克罗（Geoffrey Barraclough, 1908—1984），英国历史学家，德国史专家，曾担任利物浦大学、牛津大学、伦敦大学等学校的教授。 (144) 乔治二世（King George II, 1890—1947），二战期间，乔治二世从1941年至1946年流亡海外。 (145) 卡兹米日·索斯恩科夫斯基（Kazimierz Sosnkowski, 1885—1969），波兰军人、政治家，二战时任盟军波兰战区总司令。 (146) 波兰国民解放委员会（the Polish National Committee of Liberation），二战时依附苏联的波兰流亡政府，二战时期的领导人是爱德华·奥索巴卡-莫洛斯基（Edward Osóbka-Morawski, 1909—1997）。 (147) 以实玛利（Ishmael），《圣经》中的人物，其名字是“被遗弃的人”之意。 (148) 邓肯·埃德温·桑迪斯（Duncan Edwin Sandys, 1908—1987），英国保守党政治家，二战中曾在战时委员会中任职，负责应对德国轰炸。 (149) 克雷西会战（the battle of Crécy），英法两国于1346年在法国加来南部进行的一场战役，英国军队以12 000人的劣势兵力，结合地形优势和弓箭，击溃法国规模约在30 000至40 000人的军队。此役中英军使用了五门原始火炮。 (150) 圣殿区位于伦敦中心圣殿教堂附近，是伦敦重要的司法区，有许多家律师事务所。 (151) 菲利普·普莱斯（Philip Price, 1885—1973），英国工党政治家，众议院议员，曾于一战前往东线战场和德国，担任战地记者。 (152) 沃德·查尔斯·温格特（Orde Charles Wingate, 1903—1944），英国军人，曾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创建钦迪游击队（the Chindits），在缅甸从事敌后军事活动，抗击日本军队；1944年3月24日，在视察完游击队基地后，因飞机失事撞山身亡。 (153) 斯坦利·昂温（Stanley Unwin, 1911—2002），英国喜剧演员、作家，曾为英国广播电台主持许多逗乐的节目。 (154) 克里夫·斯特普尔斯·刘易斯（Clive Staples Lewis, 1898—1963），威尔士裔英国作家，其魔幻作品和科幻作品比其宗教作品更为著名，代表作有《纳尼亚传奇》、《太空三部曲》。 (155) 约翰·班扬（John Bunyan, 1628—1688），英国基督教作家、布道家，作品《天路历程》（ The Pilgrim's Progress ）是著名的基督教寓言文学作品。 (156) 罗伯特·休·本森（Robert Hugh Benson, 1871—1914），英国天主教作家，代表作有《世界的主宰》、《看不见的光》等。 (157) 威廉·贺雷尔·马洛克（William Hurrell Mallock, 1849—1923），英国作家，代表作有《每个人都是自己的诗人》、《新共和国》等。 (158) 西里尔·阿根廷·艾灵顿（Cyril Argentine Alington, 1872—1955），英国牧师、作家，曾任伊顿公学校长和乔治五世的专职教士，代表作有《走出阴影》、《永恒的生命》等。 (159) 伯拉纠（Pelagius，354—420），英国基督教神学家，曾与神学家奥古斯丁展开辩论，后者强调原罪和救赎必须依赖上帝的恩典，而伯拉纠强调自由意志和人能靠其行为获得救赎。由于奥古斯丁被基督教会所承认，伯拉纠的思想被斥为异端。 (160) 托马斯·亨利·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 1825—1895），英国生物学家，支持查尔斯·达尔文的演进化论，曾担任英国皇家学会会员。 (161) 该处的原文是德文“gauleiter”。 (162) 库瓦西耶（Courvoisier），被指控谋杀英国议员威廉·罗素（William Russell）的贴身男仆。1840年7月6日，库瓦西耶被公开以绞刑处死，狄更斯和萨克雷都到场观看了行刑的过程。 (163) 霍勒斯·沃波尔（Horace Walpole, 1717—1797），英国作家，以哥特式风格而著称，代表作有《奥特兰托城堡》、《神秘的母亲》等。 (164) 彼得罗·卡鲁索（Pietro Caruso, 1899—1944），意大利法西斯分子，与纳粹德国合作，曾在意大利进行针对共产党人的屠杀，战后被公审并枪决。 (165) 菲尼斯·莫里森（Fynes Morrison, 1566—1630），英国旅行家，曾游历英伦诸岛和欧洲大陆，其作品《游记》记载了各地的风土人情，颇有历史价值。 (166) 安德鲁·马维尔（Andrew Marvell, 1621—1678），英国诗人，代表作有《花园》、《克伦威尔颂》等。 (167) 赫伯特·爱德华·里德（Herbert Edward Read, 1893—1968），英国诗人、批评家，代表作有《艺术的含义》、《英国散文风格》等。 (168) 史蒂芬·哈罗德·斯宾德（Stephen Harold Spender, 1909—1995），英国作家、诗人，代表作有《法官的审判》、《世界中的世界》等。 (169) 弗朗兹·伯克瑙（Franz Borkenau, 1900—1957），奥地利作家，极权主义理论先驱之一，代表作有《欧洲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走向民族或走向国际》等。 (170) 休·金斯米尔·伦恩（Hugh Kingsmill Lunn, 1889—1949），英国作家、记者，代表作有《带毒的王冠》、《受庇佑的阴谋》等。 (171) 穆尔克·拉杰·安南德（Mulk Raj Anand, 1905—2004），印度作家，作品多揭露印度等级社会的黑暗，代表作有《印度亲王的私生活》、《七个夏天》等。 (172) 阿图罗·巴里亚·奥加宗（Arturo Barea Ogazón, 1897—1957），西班牙作家、记者，西班牙内战后流亡英国，代表作有《勇气与恐惧》、《断根》等。 (173) 弗里特街（Fleet Street），位于伦敦市区，曾是英国众多报纸的总部所在地，因此，弗里特街成为新闻业的代名词。 (174) 莫里斯·多列士（Maurice Thorez, 1900—1964），法国共产党领袖，曾于1946年至1947年出任法国副总理。 (175) 肯尼斯·威廉·穆雷·皮克松（Kenneth William Murray Pickthorn, 1892—1975），英国政治家，曾任剑桥大学保守党议员，在英国教育部任职，枢密院成员。 (176) 道格拉斯·伍德拉夫（Douglas Woodruff），个人信息不详。 (177) 莱纳德·戴维·加曼斯（Leonard David Gammans, 1895—1957），英国保守党政治家，曾于丘吉尔内阁中任职。 (178) 乔治·伯恩（George Bourne, 1780—1845），美国作家，废奴主义者的先驱，代表作有《美国奴隶制图景》、《不可调和的奴隶制》。 (179) 卡尔·埃里克·贝克霍夫·罗伯茨（Carl Eric Bechhofer Roberts, 1894—1949），英国作家、记者，对俄国革命有深入研究，代表作有《邓尼金的俄国和高加索》、《关于通灵论的真相》等。 (180) 威廉·克鲁克斯（William Crookes, 1832—1919），英国物理学家、化学家，是铊元素的发现和命名者。其研制的阴极射线管，为1895年X射线的发现，和1897年电子的发现提供了基本实验条件。 (181) 阿尔弗雷德·华莱士（Russel Wallace, 1823—1913），英国博物学家、探险家、生物学家，支持达尔文的进化论，并敦促后者将其作品发表。 (182) 切萨尔·隆布罗索（Cesare Lombroso, 1835—1909），意大利医生、犯罪学家，其犯罪理论认为犯罪具有遗传性，可以通过人类学、精神病学和社会心理学加以判断并予以防止。 (183) 尼可拉斯·卡米伊·弗拉马利翁（Nicolas Camille Flammarion, 1842—1925），法国天文学家和作家，梁启超曾翻译其作品《世界末日记》。 (184) 奥利弗·约瑟夫·洛奇（Oliver Joseph Lodge, 1851—1940），英国物理学家，在无线电通讯上有多项重要发明。 (185) 伊丽莎白·巴雷特·勃朗宁（Elizabeth Barrett Browning, 1806—1861）及其丈夫罗伯特·勃朗宁（Robert Browning, 1812—1889），广受尊敬的英国文坛伉俪，代表作有《葡语十四行诗》、《戒指与书》等。 (186) 莫里斯·巴林（Maurice Baring, 1874—1945），英国作家，曾于一战时服务于情报部门和英国皇家空军，代表作有《勿忘我与空谷幽兰》、《十四行诗与短诗集》等。 (187) 比利·班特（Billy Bunter），查尔斯·汉密尔顿（Charles Hamilton）为少年杂志《磁石》创作的《格雷弗莱尔学校》连载文章中的一个人物，身材肥胖，性情懦弱，是被书中其他人物欺负戏弄的滑稽角色。 (188) 约翰·爱德华·马斯菲尔德（John Edward Masefield, 1878—1967），英国作家、诗人，曾获英国桂冠诗人称号，代表作有《午夜的民族》、《快乐的匣子》等。 (189) 《论出版自由》是英国诗人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于1644年出版的政治宣传手册，捍卫言论和表达自由，历来被视为提倡言论自由的雄辩篇章。 (190) 译者将此段文字翻译如下：“残魂不可招，寄语雅典人，高楼亘古远，泰门苦修建，海滩涌咸浪，堆沫将其淹，怒潮风波起，此事无绝期。”其中“残魂不可招”一句取自朱生豪译本。 (191) 在英语中，“who”在句子中充当主语，而“whom”在句子中充当宾语。 (192) 原句中有“once”（一次）这个单词。 (193) 雷克斯·阿普尔盖特（Rex Applegate, 1914—1998），美国军人，曾于二战担任特种部队教官，并曾担任罗斯福总统的贴身保镖。 (194) 约翰·本鲍（John Benbow, 1653—1702），英国海军上将，在1702年8月与西班牙无敌舰队的海战中，因麾下几位舰长临阵脱逃而被迫孤军作战，被炮弹炸去双腿，战役后伤重不治而死，未能等到军事法庭宣判那几位舰长的罪行。 (195) 指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 (196) 范西塔特勋爵，全名Robert Gilbert Vansittart，二战前与二战初期的英国外交官，对德态度强硬。 (197) 阿卡伊尔学会（the Society of Arcueil），指从1806年到1822年定期在巴黎郊外阿卡伊尔聚会的科学家团体。 (198) 约瑟夫·路易斯·盖伊-卢萨克（Joseph Louis Gay-Lussac, 1778—1850），法国化学家、物理学家、热气球航空先驱，曾发现了元素碘及重要的气压与温度定律。 (199) 皮埃尔-西蒙·拉普拉斯（Pierre-Simon Laplace, 1749—1827），法国天文学家、数学家，对经典天体力学做出了重要贡献。 (200) 昆斯伯里侯爵规则（Marquess of Queensbury rules），这个典故出自于拳击比赛，第九任昆斯伯里侯爵约翰·道格拉斯（the 9th Marquess of Queensbury John Douglas, 1844—1900）倡导改革了拳击规则，突出公平竞技和运动员精神，为现代拳击运动奠定了基础。 (201) 爱德华·霍尔顿（Edward Hulton, 1869—1925），英国《每日梗概报》的创办人，其报风偏于保守。 (202) 亨利·比拉德（Henri Béraud, 1885—1958），法国记者，因投靠维希政府，与纳粹德国合作而被判处死刑，后被改判无期徒刑。 (203) 《格林葛》，由法国人贺拉斯·德·加布西亚（Horace de Carbuccia）于1928年创办的报纸。 (204) 昆汀·麦克加雷尔·霍格（Quintin McGarel Hogg, 1907—2001），英国保守党政治家，曾先后担任英国大法官、司法大臣、教育部长等职，代表作有《左派从来都是错的》、《为保守主义辩护》等。 (205) 玛格丽特·雷恩（Margaret Lane, 1907—1994），英国女作家、记者，代表作有《信仰、希望、无须施舍》、《埃德加·华莱士，一位传奇人物的传记》等。 (206) 亨利·维克多·阿尔平·麦克金农·莱克斯（Henry Victor Alpin MacKinnon Raikes, 1901—1986），英国保守党政治家，曾于二战加入英国皇家空军，长期担任保守党下议员。 (207) 卢布林委员会（the Lublin Committee），即波兰国民解放委员会（the Polish National Committee of Liberation），二战时依附苏联的波兰流亡政府，二战时期的领导人是爱德华·奥索巴卡-莫洛斯基（Edward Osóbka-Morawski, 1909—1997）。 (208) 凯瑟琳·玛尤莉·斯图亚特-穆雷（Katharine Marjory Stewart-Murray, 1874—1960），封号阿瑟尔公爵夫人（Duchess of Atholl），英国左翼女政治家，因在西班牙内战中积极支持西班牙共和政府而被称为“红色公爵夫人”，后与共产主义运动决裂，反对苏联对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的控制。 (209) 厄尼斯特·邓禄普·斯温顿（Ernest Dunlop Swinton, 1868—1951），英国军事家，坦克战理论的先驱，代表作有《目击证人》、《东方的奥德赛》等。 (210) 弗朗西斯·布雷特·哈特（Francis Bret Harte, 1836—1902），美国作家、诗人，代表作有《波克公寓的放逐者》、《失窃的雪茄盒》等。 (211) 莱纳德·查尔斯·莫里斯·埃默里（Leopold Charles Maurice Amery, 1873—1955），英国保守党政治家，二战期间曾担任印度事务大臣。 (212) 奥斯伯特·兰卡斯特（Osbert Lancaster, 1908—1986），英国漫画家，曾担任《每日快报》漫画专栏的作者。 (213) 奥威尔此处可能是指被处绞刑的囚犯会在行刑过程中大小便失禁。 (214) 罗斯柴尔德家族（the Rothschilds）与奥本海默家族（the Oppenheims）都是犹太裔欧洲金融巨头。 (215) 乔治·路易斯·帕尔梅拉·布松·杜·莫里耶（George Louis Palmella Busson du Maurier, 1834—1896），法裔英国作家、漫画家，代表作有《特丽比》、《社会讽刺漫画》等。 (216) 朱利安·古斯塔夫·西姆昂斯（Julian Gustave Symons, 1912—1994），英国作家，以犯罪小说而见长，代表作有《无形的谋杀案》、《一个名叫琼斯的男人》等。 (217) 许愿骨（wish bone），指火鸡的叉形胸骨。根据英国的圣诞节习俗，将完整的胸骨取出后，两人各执一边拉扯，骨头断裂后拿到较大一边的人将能实现一个心愿。 (218) 英国的圣诞节风俗，在葡萄干布丁中放一个三便士的布丁，分到的人将在新年走好运。 (219) 皮特尼乌斯·阿比忒（Petrenius Arbiter, 27—66），古罗马暴君尼禄的奸臣，据说是讽刺小说《萨提利孔》（the Satyricon）的作者。 (220) 伊莎贝拉·玛丽·比顿（Isabella Mary Beeton, 1836—1865），英国女作家，作品多描写家务料理和营养烹饪。 (221) 摩根·沃尔特·菲利普斯（Morgan Walter Phillips, 1902—1963），英国工党领袖，曾于1944年至1961年担任工党秘书长。 (222) 米盖尔·米哈伊洛维奇·左琴科（Mikhail Mikhailovich Zoshchenko, 1895—1958），苏联作家，以讽刺作品而著称，1946年遭到苏联文坛的镇压，只能从事翻译，代表作有《米凯尔·辛亚金》、《猴子奇遇记》等。 (223) 安娜·安德烈耶夫娜·阿赫玛托娃（Anna Andreyevna Akhmatova, 1889—1966），俄国女诗人，被誉为“俄罗斯诗歌的月亮”（普希金曾被誉为“俄罗斯诗歌的太阳”），1946年遭到苏联文坛的镇压，只能从事翻译，代表作有《黄昏》、《白色的群鸟》等。 (224) 安德烈·亚历山德罗维奇·日丹诺夫（Andrei Alexandrovich Zhdanov, 1896—1948），苏联政治家，斯大林的亲信，于1946年奉斯大林命令负责苏联文化政策推动与制订，迫害苏联的异见知识分子和文人。 (225) 马可·奥勒留·安东尼·奥古斯都（Marcus Aurelius Antonius Augustus, 121—180），古罗马皇帝，斯多葛学派学者，曾于166年派遣使者出使中国汉朝，代表作有《沉思录》。 (226) 威廉·乔伊斯（William Joyce, 1906—1946），爱尔兰裔美国法西斯分子，二战时在英国进行纳粹宣传，被英国当局宣判死刑并处以绞刑。 (227) 哈利·雷尔夫（Harry Relph, 1867—1928），英国滑稽演员，艺名“小提克”，是个身材矮小的侏儒，以穿一双长达28英寸的靴子作出种种滑稽举动而出名，曾与玛丽·劳合有过合作。 (228) 费迪南德·福熙（Ferdinand Foch, 1851—1929），法国名将，一战期间担任法军最高指挥官。 (229) 亨利·菲利普·贝当（Henri Philippe Pétain, 1856—1951），法国军事家、政治家，一战时法国的功勋人物，1940年当选法国总理，但由于德国攻占法国，贝当与德国纳粹政权合作，成立维希傀儡政府。战后被宣判死刑，后改判终身监禁。 (230) 叶甫盖尼·伊万诺维奇·扎米亚京（Yevgeny Ivanovich Zamyatin, 1884—1937），俄国作家，因在作品中对苏联政府进行批判而遭到流放，代表作有《我们》、《岛民》、《上帝遗忘的洞穴》等。 (231) 雷蒙德·威廉·普斯盖特（Raymond William Postgate, 1896—1971），英国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和编辑，代表作有《没有墓志铭》、《十二人的判决》等。 (232) 约翰·阿尔弗雷德·阿特金斯（John Alfred Atkins, 1916—2009），英国作家、诗人，曾任《大众观察报》和《论坛报》的文学编辑。代表作有《文学中的性爱》等。 (233) 1706年，英格兰议会通过《与苏格兰合并法案》，1707年苏格兰议会通过《与英格兰合并法案》，将英格兰王国与苏格兰王国合并，名为“大不列颠联合王国”。当时苏格兰全境有强烈的民意反对合并法案，但苏格兰议会的议员被金钱收买，投票赞成法案。苏格兰著名诗人罗伯特·伯恩斯（Robert Burns）曾写道：“我们被英格兰的金子买来卖去，那个国家尽是一帮恶棍、无赖和歹徒。” (234) 约翰·斯克尔顿（John Skelton, 1460—1529），英国诗人，代表作有《艾蒙的四个儿子》、《特洛伊的循环》等。 (235) 沃尔特·萨维奇·兰多（Walter Savage Landor, 1775—1864），英国作家、之人，代表作有《想象的对话录》、《艾尔默玫瑰》等。 (236) 狄耳刻（Dirce），古希腊传说中暴君吕科斯的妻子。她的侄女安提俄珀是个美貌女子，与宙斯结合怀孕，逃到西库翁国，但被吕科斯掳回并施以强暴，并赐予妻子狄耳刻为女仆，受尽折磨。在被掳回的路上安提俄珀诞下宙斯的骨肉安菲翁和仄苏斯。后两兄弟以神力为母报仇，杀死吕科斯，并将狄耳刻缚于公牛之上冲撞至死。 (237) 卡戎（Charon），古希腊神话中在冥界之河摆渡的船夫，并向亡灵索要船资，如果无法支付船资，亡灵只能徘徊于冥河的河岸，无法超生。因此，古希腊人有在死者身上或口中放置一枚钱币并一同安葬的风俗。 (238) 哈利·格兰维尔·巴克（Harley Granville Barker, 1877—1946），英国剧作家、导演，代表作有《沃尔西家族的遗产》、《玛德拉斯庄园》等。 (239) 丽贝卡·韦斯特（Rebecca West, 1892—1983），英国女作家、记者、书评家，代表作有《凯旋归来》、《叛国的含义》等。 (240) 亚瑟·托马斯·奎勒-库奇（Sir Arthur Thomas Quiller-Couch, 1863—1944），英国作家、书评家，除本篇所谈论的《英文诗牛津手册：1250—1900》之外，代表作有《从角落里的窗户望去》、《英文十四行诗》等。 (241) 威廉·厄尼斯特·亨利（William Ernest Henley, 1849—1903），英国诗人、评论家，代表作有《无敌勇士》、《英国，我的英国》等。 (242) 托马斯·哈代（Thomas Hardy, 1840—1928），英国作家、诗人，代表作有《还乡》、《德伯家的苔丝》、《今昔诗集》等。 (243) 阿尔弗莱德·爱德华·豪斯曼（Alfred Edward Housman, 1859—1936），英国学者、诗人，代表作有《什罗普郡的少年》、《最后的诗集：亨利·霍尔特和同伴们》等。 (244) 威廉·巴特勒·叶芝（William Butler Yeats, 1865—1939），爱尔兰诗人、剧作家，192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代表作有《当你老了》、《钟楼》、《旋梯》等。 (245) 亨利·约翰·纽伯特（Henry John Newbolt, 1862—1938），英国作家、历史学家，代表作有《生命的火炬》、《我的时代的世界》等。 (246) 安德鲁·朗格（Andrew Lang, 1844—1912），苏格兰作家、诗人，代表作有《自古罗马占领时期后的苏格兰历史》、《书海冒险》等。 (247) 威廉·华生（William Watson, 1858—1935），英国诗人，代表作有《黎明的使者》、《被放逐的缪斯》等。 (248) 亚瑟·克里斯朵夫·本森（Arthur Christopher Benson, 1862—1925），英国作家、诗人，代表作有《从学院的窗户望去》、《厄普顿的信件》等。 (249) 爱丽丝·克里斯蒂娜·格特鲁德·梅内尔（Alice Christiana Gertrude Meynell, 1847—1922），英国女作家、诗人，代表作有《精神之花》、《伦敦印象》等。 (250) 迪伦·玛莱斯·托马斯（Dylan Marlais Thomas, 1914—1953），威尔士诗人，代表作有《夜疯狂》、《死亡没有疆界》等。 (251) 阿尔弗雷德·丁尼生（Alfred Tennyson, 1809—1892），维多利亚时代英国桂冠诗人，代表作有《抒情诗集》、《轻骑兵进击》等。 (252) 译者注：“新拼写法”在原文中被写成“Nu Speling”，与英文的“New Spelling”有所不同。 (253) 这两句诗出自英国诗人威廉·布雷克（William Blake）的诗作《纯真之歌》（Auguries of Innocence）。 (254) 马克·亚历山大·艾布拉姆斯（Mark Alexander Abrams, 1906—1994），英国社会科学家，被誉为“英国社会调查和市场研究之父”，代表作有《英国人口的情况》、《社会调查与社会行动》等。 (255) 沃尔特·罗兰德（Walter Rowland, 1907—1947），英国谋杀犯，被指控于1946年10月20日谋杀英国籍妇女奥利弗·巴尔琴（职业为妓女）（Olive Balchin, 1906—1946）。而且沃尔特曾于1934年被指控谋杀其女儿玛维丝·艾格尼斯（Mavis Agnes, 1932—1934）罪名成立，被判死刑，后改为缓刑，并因表现良好而出狱。1946年12月，沃尔特·罗兰德被判谋杀罪名成立，判处死刑。等候处决期间，他的狱友戴维·约翰·威尔（David John Ware）向警方自首，透露自己才是谋杀奥利弗·巴尔琴的凶手，但检察官否决其证词。沃尔特·罗兰德于1947年2月27日被处以绞刑。戴维·威尔为何要替沃尔特·罗兰德揽罪原因不明。1951年7月10日，戴维·威尔购买一把锤子意图谋杀英国籍妇女菲莉丝·弗吉斯（Phyllis Fuidge）未遂（谋杀手法与沃尔特·罗兰德谋杀奥利弗·巴尔琴一致），于同年11年被判罪名成立，但因经鉴定为精神病患者，被关押于精神病院，1954年4月1日，戴维·威尔上吊自杀而死。 (256) 埃曼纽尔·辛维尔（Emanuel Shinwell, 1884—1986），英国工党政治家，曾于战后在艾德礼政府内阁任职，1947年担任能源与燃料部长，因未能有效处理1947年的能源危机而遭受英国公众的指责。 (257) 乔治·沃尔特·斯托尼尔（George Walter Stonier, 1903—1985），英国作家、剧作家，曾担任《新政治家报》文学版编辑，并为多份报纸撰稿，代表作有《戴高礼帽的小伙子》、《一个幽灵的回忆录》等。 (258) 阿尔弗雷德·达夫·库珀（Alfred Duff Cooper, 1890—1954），英国保守党政治家，曾于丘吉尔的内阁政府担任信息部部长。 (259) 原文是“Spit and Polish”，直译过来就是“吐口唾沫擦擦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