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威尔杂文全集（上） 英国大选 (1) 工党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赢得了绝大多数议席，比其它政党加在一起还多150席，而保守党和它的附庸政党失去了近200个议席，其它小党都销声匿迹了。据我所知，事先没有一个英国人能够预料到会是这样的结果。在选举开始前，我的预测是保守党会勉强成为多数派政党，而在投票日之后——根据我对伦敦地区强烈的左倾情况的观察——工党会勉强成为多数派政党。我认识的人大部分都是这么想的，而报纸在保守党将多出50个议席和选举会出现僵持局面这两个猜测之间摇摆不定。自由党推荐了300位候选人，大家都认为它将会大幅度增加议席里的人员（事实上，它的议席从18个减少到10个），从投票日到结果公布的那天为止，大部分讨论的内容是如果出现少数派政府而自由党拥有投票权会是怎么的情况。大家都觉得选举的结果会非常接近，我们将选出一个弱势的政府，它将被迫组成某种形式的联盟。在指出这种一面倒的形势意味着什么之前，我要先说一说选举进行时给我留下的印象。 我只看到伦敦选举的情形，但我对它进行了相当深入的追踪，因为我为一份星期天报纸“报道”伦敦各个选区的情况。最让我和其他观察街头事件而不是阅读新闻报道的人感到惊讶的事情是，群众对选举并不感兴趣。确实，投票率很高（事实上要比预料的更高，因为数十万人由于选举登记制度的漏洞而被剥夺了选举权）——人们在补选的时候不会投票，但大选的时候总是会投票，因为新闻和广播在最后一刻仍在对他们施压。 在半个月的选举宣传中，我醒着的时候大部分时间都走上街头或在酒吧、巴士和茶铺里，一直竖着耳朵。只有两次我不经意间听到对选举自发的议论。户外集会，特别是在伦敦比较拥挤和嘈杂的地区，总是以彻底的失败而告终。在教堂大厅、学校和歌舞厅的室内集会通常会有五百人或一千人，场面很活跃，有时候甚至非常骚乱。但在街上，群众像平时那样来来去去，似乎对整件事情毫不在乎。根据我的经历，他们根本不会去看贴满了墙壁的选举海报一眼。几乎所有我访问过的干事和组织者都谈到了游说的困难和根本无法了解群众在想些什么。游说者说，“我还没有想好呢”是经常出现的回答。而且有一部分人认为这个时候不应该举行选举，因为对日作战还没有结束，而且保守党和工党的候选人都在竭力将“迫使”选举进行的憎恨情绪转移到对方身上。 另一方面，在少数对选举感兴趣的人里面，让我吃惊的是整件事情所展现的相对严肃和体面。候选人和听众的行为让我觉得要比报刊的行为好得多。距离英国的上次大选已经过去很久了，人们已经忘记了以前被视为天经地义的抹黑和插科打诨。有几处地方爆发了愤怒的抗议，不满英国在欧洲的不光彩举动。事实上，我相信此次大选格外平静也特别干净，几位经验丰富的政党干事证实了这一点。唯一真正要将此次大选拖到1931年或1924年水准的尝试是短视的比弗布鲁克旗下的刊物抨击拉斯基教授的宣传。这件事甚至没有成为选举的议题，只是再一次表明报业大亨没办法以直接的手段影响公共舆论。根据我的观察，反犹主义并不是左右此次选举的因素，而且报刊上没有过多地尝试去激起反犹主义，虽然拉斯基事件显然体现了这么一种扭曲的倾向。（反犹主义虽然可能正在抬头，但在英国它并不是真正的政治议题，而且不会张扬，因为没有法西斯政党出来竞选。各个政党内都有犹太人，虽然他们在左翼政党里的人数更多一些，而且每个选区都有犹太裔的候选人。顺便说一句，共产党的新议员——他们现在有两个议席——就是一个犹太人，但因为他是在伦敦一个基本上都是犹太人的社区当选的，而且他的工党对手也是一个犹太人，所以很难从这件事中得出什么深层次的含义。） 在公共集会上，尝试以吼声压倒演讲人的总是一小撮共产党人或亲共产党的人，而一小撮保守党人则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去过的所有工党集会都很平静、很严肃，他们的提问很有水平。如果你进行广义的思考，就会发现此次选举最糟糕的一点是保守党人对丘吉尔的履历和人格的利用。但到最后这一策略产生了反作用，领袖崇拜和大肆宣传在英国与欧洲国家相比根本不可同日而语。这一点在现实中的体现就是，到处张贴的丘吉尔的相片只有欧洲各个地区的斯大林、戴高乐等人的相片的四分之一大小。 第三件让我感到惊讶的事情是，此次大选几乎完全围绕着国内话题进行。这一点应该强调，因为迄今为止我所看到的外国报刊评论都对此有着严重的误解。显然，工党和保守党代表了不同的政策，英国在全世界的政策将因为政府的改变而受到影响，但是，现实中的大部分选战表明群众对英伦群岛以外的事情并不感兴趣。对日战争、外交政策、与美国的关系、各个自治领、巴勒斯坦和印度问题都不是选举的议题。即使与苏联的关系也只有间接性的影响，因为大家都相信工党政府会“与俄国搞好关系”。他们所关注的问题是工业国有化、社会稳定、军人复员、房屋建设、养老金、战时管制的延续、战时设施如日托所和提高离校年龄等问题。保守党人无法对国内事务保持沉默，他们被迫公开表明他们将捍卫自由资本主义，并尽最大努力让这一政策听上去更加可以接受，打出了丘吉尔的名字。他们更愿意谈论的是太平洋战争和重新攫取英国的海外市场，但他们的听众不让他们有机会这么做。工党候选人有时候的言论听上去好像英国的本土繁荣不会受到外部世界的影响。重要的是，工党发言人的手册有218页，只有单独一页语焉不详地谈论印度问题。 这些就是我的主要印象，我认为许多观察者都能够证实。但现在你一定会问，这种全国性的左倾意味着什么？ 第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情是，选票的情况并没有议席的变更所体现的那么夸张。英国的选举体制能够产生各种出人意表的情况，而且理论上可以让只获得51%的选票的政党获得议会里的全部议席。过去二十五年来——很大程度上因为总是投票给保守党的农村地区得到了过多的代表——这种反常的现象对保守党有利，工党的候选人要当选得比保守党的候选人得到更多的选票。这次选举情况被逆转了，保守党的候选人平均得到46 000张选票才能当选，而工党的候选人只需要30 000张选票。结果就是，虽然工党赢得392个议席而保守党才赢得195个议席，但工党赢得的选票是1 200万张，而保守党赢得的选票是900万张。如果你考虑到那些能够被归入一两个主要政党的小党的话，工党的选票大概是1 250万张，而保守党的选票是1 000万张：这意味着选票形势是6.5比5，而议席的形势却是2比1。 有各种因素使得情况更加复杂，这些因素都应该进行探讨，但没有必要作详细论述，因为它们或许并不会改变大体上的结果。最重要的因素是自由党的大规模介入（他们赢得了200万张选票，但只赢得了10个议席），还有大量的“死票”这个问题，几乎所有的死票都是工人阶级的选票，这都是拜糟糕的选票登记系统和海外服役的男兵和女兵没有得到协助所赐。（服役的男兵和女兵可以通过寄信或委托进行投票。许多选择寄信的选民没有及时得到选票，而其他人因为他们的部队指挥官没有充分地解释选举步骤而未能及时投票。这或许不是完全出于疏忽。如果海陆空三军无军官衔的军人能够投票的话，大部分人会投给工党。）根据我所能做的非常简略的估计，双方的废票大致相当，或许稍微对保守党有利。 如果比例代议制能够在英国实行，选票的形势将使工党赢得300个议席，保守党和它的附庸政党会赢得250个议席，而自由党会赢得55个议席。也就是说，工党将不会赢得牢固的、能够开展工作的多数议席。同样地，在比例代议制的基础上，保守党在1935年的选举中也不能赢得牢固的多数议席。那次大选保守党得到了大约1 000万张选票，而工党得到了大约800万张选票。比较1935年和1945年的数字，你可以看到，相对少数的选票的走势或许将会带来政治局势的彻底逆转。这总是意味着下议院并不真的代表了选举结果，但它的好处是能够产生有强势执行力的政府，而当他们五年的任期结束后又能够轻易地将他们赶跑。 在这次大选中，保守党的失败可以被归结为两件迟早会发生的事情：工党在农村地区的渗透和中产阶级的缺陷。工党成员重新占领了乡村选区和繁荣的“郊外住宅区”，而就在十年前，任何左翼政党的候选人都没办法在那里站稳脚跟。虽然我强调过选票的形势逆转并不是非常夸张，但就像众多观察员从1940年开始就一直在说的：英国的整体局势在转向左倾。虽然群众大体上冷漠无知，但他们有一种无法用任何“主义”去解释的不满情绪，它源自让生活更有尊严和体面，让年轻人有更多机会的要求，而最重要的是，让社会更加稳定的渴望。 以为英国正处于暴力革命的边缘，甚至以为群众已经坚定地信奉社会主义是荒唐的想法。他们大部分人不知道社会主义意味着什么，虽然公众舆论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措施，譬如煤矿、铁路、公共设施和土地的国有化。我得再一次强调，很难确认群众是否普遍希望实现彻底的社会平等。阶级情感很强烈，从未平静下来，有时候会演变成尖锐的仇恨，但如果进行全民表决的话，群众不会投票要求推行严格的收入平等，也不会要求废除君主制，甚至可能不会要求废除世袭头衔。在人们的心目中，工党并非代表共和主义，更不是代表红旗、街垒和恐怖统治。它代表了完全就业、让学校的孩子喝上免费牛奶、每周三十先令的养老金和为工人争取基本公平的待遇。 在法国也可以观察到同样的左倾趋势，但没有伴随着强烈的革命或突然间打破阶级体制的渴望。最近，法国举行了市政选举，巴黎有一半的选票投给了共产党人或社会主义者，我觉得比起伦敦，巴黎的革命气氛没有那么浓烈，与1939年前的情况更加相似。人们投给左翼政党的一部分原因是通敌合作的人属于右翼政党，但最重要的是，左翼政党代表了社会稳定。在英国，苏联的神话和红军的胜利帮助了工党，但人们对苏联的体制并不感兴趣。他们只是模糊地觉得在俄国“他们”（上层阶级）不会占据所有的特权，而且没有失业。经历了两次战争之间的那些年，大规模失业——社会竞争大背景下的失业——是英国人民所能想象的最恐怖的事情，他们转向工党，因为工党要比对手更令人信服地承诺解决问题。 与此同时，除非工党出现严重的分裂，否则它将可以放开手脚干上五年。和这个时候的其它政府一样，它必须去做不受欢迎的事情：它必须继续推行征兵制，“引导”工人去做令人厌恶的工作如挖煤，镇压右翼和左翼的怠工破坏，消除复员和房屋重新建设带来的不可避免的不满，收拾战争留下的烂摊子。但它的起步拥有巨大的优势，特别是在处理外交问题上。它没有强烈的动机去支持像佛朗哥或希腊的乔治国王这样声名狼藉的人物。另一方面，它不需要一味向苏联绥靖求和。英国迟早必须采取反对俄国步步进逼的立场。当那个时候来临时，工党政府能够让整个国家团结在它身后，而显然保守党做不到这一点。我相信认为新政府的外交政策会与旧政府的外交政策唱反调是错误的。 工党政府会比以前更理性地去探讨像占领德国这样的问题，它会以更友好的目光去看待意大利的社会主义者和西班牙的共和主义者，而且它会进一步满足犹太人对巴勒斯坦的渴望，但在一个民族主义林立的竞争性的世界里，英国的战略利益仍然没有改变，无论执政的政府是社会主义政党还是资本主义政党。 对于工党政府来说，最艰难的问题——它之所以那么艰难，是因为群众从来不去思考这个问题——是印度问题。工党现在必须一锤定音地作出决定，是兑现还是违背它曾经对印度许下的承诺。它无法像保守党那样对这个问题一拖再拖，因为工党掌握权力后印度的民族主义者希望能够很快知道英国的决定。 在这个问题背后是我已经提到过的事实——选举的议题是国内问题，大部分英国人对外交或帝国的事情根本不感兴趣。工党的领袖们沉溺于与保守党的斗争，从未明确地向他们的追随者表明英国的繁荣有赖于对有色人种的剥削。它总是很有技巧地暗示我们能够“解放印度”并同时提高我们的工资。工党政府的第一个任务是让人们意识到英国不是自成天地的国家，而是世界的一部分。即使是建立社会主义这个问题相比起它也是第二位的。因为如果英国继续掠夺亚洲和非洲的话，它将无法成为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一下子失去所有的市场与原材料资源，再怎么进行国有化、削减利润和消灭特权也无法让我们维持生活水平。工党会不会真心地努力去建立社会主义还不能肯定，但如果它真的这么做了，重建时期或许对于每个人来说都会非常艰苦。能否让人们了解到这段时期的个中含义，让他们了解到必须面对的情况，就好像必须去面对的战争一样——这件事将决定工党的成败。 最困难的时刻或许是两年后，那时候战后的繁荣结束了，复员也完成了。但工党至少有五年的时间，它的高层领导人团结一致，和过去几十年来领导过我们的政府一样果敢能干。庆祝还为时过早，但我们有理由满怀希望。这次选举的结果是值得开心的事情，它展现了民主的活力和英国人民不需要元首也能活得好好的，哪怕它授予权力的那些人最后以彻底的失败而告终。 现在议会正处于休会期，虽然之前已经任命了各个内阁部长，但还没有宣布任何政策。英国政府已经对希腊政府发出不是太友好的通牒，西班牙的混乱局面或许在一部分程度上是因为英国的施压，一位专门处理印度事务的国务卿接受了任命，这表明印度事务处将不会被撤销。除此之外，没有什么事情能透露内情。 就外交政策而言，工党上台并不会带来激烈或突然的变动。工党必须跟随前任政府的方针，而且你必须记住，丘吉尔的政策有工党领袖的一部分功劳，至少后者对其表示赞成。譬如说，在希腊问题上，工党的高层并不像群众那样支持民族解放阵线。南斯拉夫、波兰、波罗的海国家、芬兰和土耳其的问题也一样。这些国家都有左翼正统思想，被大部分支持工党的人毫无保留地接受，而表现最好的或许是自由党的《新闻纪实报》。你只需要回顾两三年前那些如今成为政府高官的人早前的演讲和文字，你就会意识到他们对于外交政策的看法并不总是像他们的追随者所想象的那样。工党政府不会像保守党政府那样自发地支持反动势力，但它最优先考虑的是保卫英国的战略利益，无论哪一个政府执政都一样。新任的外交部长厄尼斯特·贝文要比安东尼·伊登 (2) 强硬得多。 英国境外的一个地方，工党政府的政策或许会与它的前任有强烈的分歧，那就是巴勒斯坦。工党坚定地致力于建设犹太人的国家，事实上，几乎英国所有激进的思潮在巴勒斯坦问题上都支持犹太人。但我觉得，认为工党政府会兑现它作为反对党时的承诺是草率的想法。英国的左翼思潮之所以支持犹太人，一部分原因是阿拉伯人的理由没有得到表达的机会。而且英国人没有意识到，几乎各个地方的有色人种都支持阿拉伯人。毫无保留地支持犹太人或许会引起阿拉伯国家、埃及甚至印度的反弹，而这是新当选的政府不愿意面对的。 (1) 刊于1945年11月《评论》。 (2) 罗伯特·安东尼·伊登（Robert Anthony Eden, 1897—1977），英国保守党政治家，曾在二战期间担任外交部长一职，激烈反对绥靖主义政策，曾于1955年至1957年担任英国首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