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五章 第三十五章 来到下宾菲尔德，我们在草坪上躺了很久，村子里的人都跑到自家前门看着我们。一位牧师和他的女儿走了过来，默默地盯了我们一会儿，似乎把我们当成了水族馆里的观赏鱼，然后走开了。总共有好几十个流浪汉在等候着。威廉和弗莱德也在那儿，仍然在欢声歌唱，还有刚才打架的那两个家伙和“伸手党”比利。他偷了好几家面包店，大衣下面藏了很多发馊的面包。他把面包拿出来分享，我们都很高兴。我们中间多了个女人，我见过的第一个流浪女。她大概六十岁，身材肥胖，衣衫褴褛，身上脏兮兮的，穿着一件长可及地的黑裙。她的态度非常高傲，要是有人坐得离她近一些，她会嗤之以鼻，移到远一点儿的地方。 有一个流浪汉找她搭话：“去哪儿啊，这位小姐？” 那个女人哼了一声，望着远处。 “别这样嘛，小姐。”那个流浪汉说道，“开心点。别见外，大家同是天涯沦落人嘛。” “谢了。”那个女人没好气地说道，“等我想和流浪汉混一块儿的时候我会告诉你的。” 我很喜欢听她说“流浪汉”时的咬字，似乎让你看到另一个活生生的灵魂，一个警觉的女性的灵魂，多年来的流浪生涯并没有让她堕落。她应该是个出身名门的寡妇，却因为造化弄人而沦落为乞丐婆子。 班房六点钟开门。今天是星期六，按照平常的做法，整个周末我们都得待在里面。至于为什么，我不知道，只是隐约觉得星期天意味着不愉快的事情会发生。登记的时候我说自己的职业是“记者”。这比“画家”更切合实际，因为有时我会撰写一些新闻稿挣点钱，但我这么做实在是太傻了，因为肯定会引来盘问。我们一进班房就被命令排好队接受搜查。牢头叫了我的名字。他大概四十岁，性情古板，有一股子老兵粗野的作派，不过看上去没有传说中那么横行霸道。他凶巴巴地问道： “你们谁是布兰克 [1] ？”（我差点忘了自己填了什么名字。） “我是，长官。” “你是记者？” “是的，长官。”我颤着声音回答。他再问我几个问题我就会露馅了，而后果就是进监狱。但牢头只是上下打量了我几眼，然后说道： “这么说你是文化人了？” “我想是的。” 他又久久地望了我一眼。“您的运气真是糟糕透了。”他说道，“真是糟糕透了。”在此之后他对我特别优待，甚至还很尊敬我。他没有搜我的身，在浴室里给了我一条干净的毛巾——这可是闻所未闻的优待。在一位老兵的心目中，“文化人”这个词具有莫大的魔力。 七点钟的时候我们已经把分到的面包和茶吞个精光，回到牢房里。我们一个人睡一间房，里面有床架和干草褥子，因此本来是可以美美地睡上一晚。但是，任何班房都有其缺点，而下宾菲尔德的这间班房的缺点就是冷。暖气管道坏了，而那两张毛毯只有薄薄的一层棉花，根本不顶用。现在只是秋天，但已是寒冷入骨。夜里十二个小时我们就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刚睡着几分钟就被冻醒。我们没办法抽烟，因为虽然我们把烟草放在衣服里偷偷带了进来，但得到明天早上我们才能把衣服领回来。整条走廊老是传来痛苦的呻吟声，时不时还有人愤怒地吼叫咒骂。我猜没有人能好好睡上一两个小时。 到了早上，吃完早餐并接受完医生的检查后，牢头带着我们来到食堂，然后锁上了大门。房间里刷了石灰，铺着石砖地板，带着一股说不出的沉闷的感觉，摆了几件松木板家具和长凳，看上去就像监狱一样。窗户装了栏杆，而且设得很高，根本望不到外面。墙上没有任何装饰，只挂了一口钟和一张济贫院规矩的告示。我们紧挨着坐在长凳上，虽然才是早上八点钟，但我们已经觉得很无聊了。我们没有事情做，不知道说什么好，甚至没有地方走动。唯一的安慰是，只要不当面被抓到，我们可以偷偷抽烟。“小苏格兰”是一个毛发浓密的小个子流浪汉，说话的口音夹杂着粗俗的伦敦土腔和格拉斯哥口音。他没有烟抽，因为在接受搜查的时候，他那罐烟屁股从靴子里掉了出来，被没收了。我们俩共享一根烟卷，一听到牢头走过来，我们就赶紧再拼命吸上一口，然后把烟塞到口袋里掐灭，就像在学校里偷偷抽烟的小男孩一样。 大部分流浪汉得在这间一点儿也不舒服，毫无生机的房间里连续坐上十个小时，天知道他们是怎么忍受下去的。我的运气比他们好一些，因为十点钟的时候牢头会分配几个人去干活。他安排我去厨房里帮忙，这可是最美的差事。和那条干净的毛巾一样，这也是“文化人”才有的优待。 厨房里没什么需要帮忙的。我偷偷溜进一间用来储藏土豆的小棚，里面有几个济贫院的帮工在偷懒，逃避星期天上午的礼拜。里面有几口装东西的箱子，可以舒舒服服地坐下来，读一读过期的《家庭通讯报》，在济贫院的图书馆里甚至还有一本《莱福士》。那几个帮工兴致勃勃地聊起了济贫院的生活。他们告诉我在济贫院里他们最讨厌的就是那身带着一股子伪善味道的制服。要是他们能穿自己的衣服，就算只是戴顶自己的帽子或系条自己的围巾，他们也不会介意当帮工。我和他们一起吃了晚餐，这顿饭给一条蟒蛇吃都够了——是我自从在X酒店打工以来吃过的最丰盛的一餐。帮工们说他们总是在星期天吃到几乎撑死的地步，然后接下来的一星期都饿着肚子。吃完晚饭后厨师命令我去洗碗，吩咐我把吃剩的东西扔掉。浪费的现象非常严重，尤其是在这种地方，简直是骇人听闻。吃了一半的蹄髈、一篮篮支离破碎的面包和蔬菜，就这么和茶叶混在一起，当成垃圾扔掉了。这些还可以吃的食物我装了五个垃圾桶之多，而我倒这些食物的时候五十个流浪汉正坐在班房里，晚餐只吃了一丁点面包和芝士，还有星期天才能吃到的两个冷冰冰的水煮土豆，根本没有吃饱。据那些帮工说，倒掉这些食物是政策特别规定的，绝对不能留给那些流浪汉吃。 三点钟的时候我回到班房，流浪汉们从八点钟一直坐到现在，挤得几乎连手肘都抬不动，被闷得几乎快疯了。他们甚至连烟都没得抽了，因为他们抽的都是烟屁股，要是几个小时没到路上捡的话就没得抽了。大部分人无聊得连话也不愿说，就那样挤在长凳上，无神地发呆，打起呵欠来寒酸的脸几乎裂成了两半。整间屋子弥漫着倦怠无聊的气氛。 帕迪的背被坚硬的长凳硌得生疼，几乎都要哭了出来。为了消磨时间，我和一个看起来似乎高人一等的流浪汉搭话。他是个年轻的木匠，戴着领子和领带，据他所说，他没有干木匠活儿的工具，被迫流落街头。他与其他流浪汉有点疏远，觉得自己更像个自由职业者，而不是流浪汉。他读过书，随身还带着一本小说《惊婚记》。他告诉我要不是因为实在是太饿了，他是不会来班房的。他宁愿在篱笆下或草垛里睡觉。他沿着英国南部沿海一带乞讨，还曾好几个星期躲在公厕里睡觉。 我们聊起了流浪的生活。他大肆批评政府的体制，让流浪汉每天在班房无聊地待十四小时，另外十个小时在外面流浪，躲避警察。他说起了自己的经历——偷了价值几英镑的工具，结果被关押了六个月。他觉得这简直不可理喻。 接着我告诉了他济贫院厨房浪费食物的现象，还有我的想法。听到这件事他的声音立刻变了。我看到我激起了沉睡在每个英国工人心中的愤恨。虽然他和其他流浪汉一样在挨饿，但他立刻就想出了为什么食物宁可扔掉也不给流浪汉们充饥的理由。他严肃地对我说： “他们必须这么做。”他说道，“要是他们把这些地方搞得太舒服，整个国家的人渣都会涌进班房。只有让伙食差一些，那些人渣才不会待下去。这里的流浪汉都太懒惰了，不肯干活，这就是他们最大的毛病。那些人可不值得可怜，他们都是些人渣。” 我提出争辩，想证明他是错的，但他不肯听。他不停地重复说：“你用不着同情这些流浪汉——这些人渣。你不能用像你和我这样的人的标准衡量他们。他们是人渣，社会的渣滓。” 看到他执意认为自己与“这里的流浪汉”不能同日而语，我觉得很有趣。他已经流浪了六个月，但以上帝的名义，他似乎想说他还不是流浪汉。我想象着有许多流浪汉，他们都在感谢上帝让他们不至于成为流浪汉。他们本身就是流浪汉，却还在对流浪汉极尽刻薄之能事。 三个小时慢悠悠地过去了。六点钟的时候晚饭送来了，但根本吃不下去。面包在早上就很硬了（星期六晚上面包就已经切好了），现在硬得像船板。幸运的是上面洒了荤油，我们把蘸了荤油的那部分掰了下来，只吃那一部分，起码比什么都没得吃好一些。六点一刻的时候我们被勒令上床睡觉。新的流浪汉来了，为了不让不同日子来的流浪汉混在一起（以防传染病传播），新来的人被关到牢房里，我们则被关进宿舍里。我们的宿舍就像一座大谷仓，有三十张床，还有一个大缸，给所有人当夜壶，臭气熏天。那些老头子整晚咳嗽，老是起床撒尿。不过这么多人挤在一起让房间里多了几分暖意，我们总算可以睡上一觉。 早上十点钟体检完毕之后，大家各奔东西，带着一块面包和奶酪当作午餐。威廉和弗莱德挣了一个先令，顿时觉得不可一世，把面包插在班房的栏杆上——用他们的话说，以示抗议。他们的行为太过火了，以后再也不能入住，在肯特郡这已经是第二间了。对于流浪汉来说，他们俩真是一对活宝。那个低能儿（一群流浪汉里面肯定有个低能儿）说他累得走不动了，紧紧抓着栏杆不放，最后牢头狠狠地踢了他一脚，把他赶了出去。帕迪和我掉头往北，准备回伦敦。其他人则要去艾德山，据说那里是英国最差的班房 [2] 。 时下又是天高气爽的清秋，路上很安静，没有几辆汽车经过，只有我们两个流浪汉。闻够了班房里面夹杂着汗味、肥皂味和阴沟味的臭气后，我感觉空气就像石竹一样甘甜。这时身后传来匆忙的脚步声，有人在喊我们的名字。原来是那个流浪汉“小苏格兰”，正气喘吁吁地追在我们后面。他从口袋里拿出一个生锈的罐子，露出一脸友善的微笑，似乎准备偿还一笔债务。 “总算赶上你们了，兄弟。”他诚恳地说道，“我欠你一个人情呢。你昨天给了我一根烟。早上出来的时候牢头把这盒烟屁股还给我了。礼尚往来嘛——别客气。” 他把四个湿淋淋烂乎乎的恶心的烟屁股塞到我的手里。 [1] 布兰克（Blank），有空白、空虚之意。 [2] 奥威尔注：我到过那里一次，其实并不算特别糟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