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8月29日(1)


奥威尔战时文集(奥威尔作品全集) 1942年8月29日 (1) 尊敬的编辑: 写这封信的时候正值多事之秋。我们仍像三个月前一样处于冷冰冰的危机中。不知为何,克里普斯仍在政府任职,逐渐令左翼人士感到失望,但仍然有很多人相信他,等着他离开政府,并宣布革命政策。事情的演变在明确地朝反动的方向发展。和我一样,许多人注意到毕灵普主义的全方位膨胀,不让这场战争蒙上反法西斯的色彩,脱下了过去两年来激进主义的伪装。过去两年来。印度问题揭穿了许多人的面具,包括罗瑟米尔勋爵 (2) 。这似乎违背了在危机时刻每一个政权都会转向左倾而危机一过就转向右倾的规律,因为你很难说过去六个月来我们获得了胜利,但有什么事情似乎让毕灵普分子们对自己更加自信。 有几件不算大的政治事件值得注意。理查德·阿克兰爵士 (3) 的激进党派“前进团体”(类似于基督教式的社会主义)已经与普雷斯利 (4) 相对温和的1941年委员会合并了,改名为共同财富党。我相信这次合并不是出自阿克兰的本意。汤姆·温钦汉姆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他是一个出色的煽动家,但我并不认为这些人值得被严肃对待,虽然他们已经赢得了一次补选。托派分子终于让自己成为新闻人物了,因为有人威胁说要指控它的周报《社会主义者的呼吁》。我相信这份报纸仍在运作,但面临被查禁的危险。我设法弄到了一份《呼吁》——内容很普通,但并不算一份糟糕的报纸。据说托派组织有500个成员。罗瑟米尔的报刊在追缉托派分子这件事情上特别积极。《周日电讯报》斥责托洛茨基主义的措辞和正统共产党人几乎没什么两样。《周日电讯报》是最糟糕的低俗报刊(谋杀案、合唱团女生的大腿和米字旗),也是战前的各份报刊中对法西斯主义最奴颜婢膝的一份,直到1939年的头几个月还形容希特勒是一位“了不起的正人君子”。《工人日报》的禁令被撤销了,将于9月7日复刊。这是在印度的共产主义报刊解禁之后必然会发生的事情。当前的共产主义出版物的重点是呼吁开辟第二战场,但也出版了宣传册抨击任何投票反对政府的下院议员,不管他们属于哪个政党。现在发行的反托洛茨基主义的宣传册和西班牙内战期间发行的几乎没什么两样。印度问题在英国引起了不小的骚动,并没有预想的那么热烈,因为各大报纸都串通起来,对此进行歪曲报道,而英国的印度知识分子在不遗余力地让那些可能提供帮助的人与他们为敌。范西塔特挑起的争议仍在书籍、宣传册、通讯专栏和评论月刊上闹哄哄地吵个不停。有几个一看就知道不是正经人的“独立”候选人正在国内各地参加补选,其中有几个人显然带有法西斯色彩,但没有迹象表明有大规模的法西斯运动出现。 在我看来这就是所有的政治新闻了。我觉得或许您会对发生在英国的一些微小的社会改变感兴趣——你或许可以称之为战争的必然结果。几乎所有物品的价格都受到管制,价格定得很低,这导致高档食品黑市的出现,但比起上一场战争出现的恬不知耻的囤积居奇,这件事情对士气的影响或许并没有那么严重。食物管制会不会影响公众健康以及国民的饮食会走向什么方向会是有趣的问题。有一部分收入固定而微薄的人——领养老金的人是最突出的例子——现在陷入了绝望的困顿境地,而军属领到的补贴也很寒酸,但大体上工人阶级的购买力提高了。我自己的看法是人们比以前吃得好了。负面的情况是肺结核的增加,它可能是由多个原因造成的,但有些案例的原因确实是营养不良。虽然很难进行确切的比较,但我觉得伦敦人的气色比以前好了,精神更加活跃,而且大腹便便的人看上去少一些了。在战前,英国工人即使在拿高工资的时候,可以想象,吃的也是非常不健康的食物,而限量供应迫使他们回归更简单的饮食。譬如说,一个奇怪的现象是,在一个成人每周限定三品脱牛奶的情况下,自战争爆发以来牛奶的消费量实际上增加了。最显著的下降是糖和茶叶的消费。在战前很多人一周要吃几磅的糖,两盎司茶叶按照英国的标准很是寒酸,虽然不喝茶的小孩子也可以领到他们的份额让情况有所缓解。在领救济金的年代,煮个不停的茶壶是英国生活的一个基本特色。虽然我自己很想念茶叶,但我并不怀疑没有茶叶我们的生活更好一些。全麦面包也是一个进步,虽然工人阶级并不喜欢吃。 战争与不再进口外国食品使得人们吃起了英伦诸岛的天然食物:燕麦、鲱鱼、牛奶、土豆、绿色蔬菜和苹果,这些都是健康食物,虽然很单调。我不知道现在有多少食物是我们自己出产的,但比例大概是60%到70%之间。自从战争爆发以来,英格兰多开垦了600万亩新的农田,大不列颠境内总共开垦了900万英亩农田。战后英国一定会变成更农业化的国家,因为无论战争的结局是什么,由于印度、澳大利亚等地工业化的影响,英国将会失去许多市场。那样一来,我们将向我们祖先的饮食回归,或许这几年的战争会是挺好的准备时期。由于疏散行动,数十万在城市里出生的孩子现在被转移到乡村,或许可以让回归农业生活方式变得更加容易。 服装的限量供应现在开始体现在群众寒酸的衣着上。我原本以为这会凸显阶级区别,因为这是根本不符合民主的举措,对有钱人几乎没有影响,他们已经有一大堆衣服了。而且限量供应只是规定你能够购买的衣服的件数,与衣服的价格无关,因此,一件售价100基尼 (5) 的貂皮大衣和一件售价30先令的防水服消耗的票据是一样的。但现在情况似乎是不穿制服的人看上去都很寒酸。男性的晚礼服基本上消失了。穿灯芯绒裤子和女人露出小腿的情况都增加了。你能称之为革命性的衣着改变还没有出现,但改变或许就要到来,即便只是为了减少布料的浪费。商务部对这个问题只能小打小闹地应付,譬如说:禁止裤脚卷起,但它已经在考虑让每个人都穿上战斗服。衣服的质量在下降,但没有我预料的那么糟糕。化妆品开始变得稀缺,香烟没有了玻璃纸和防油纸的包装,以廉价的纸包出售或散卖。写字用的纸越来越像厕纸,而厕纸越来越像锡纸。餐具很紧缺,一种难看的白色“实用”餐具正被生产出来,看上去就像在监狱里的东西。所有未受管制的物品,如家具、床单、时钟、工具,价格都涨到天上去了。现在基本的汽油限量供应停止了,路上很少看到汽车,在农村很多人又用起了马车。除了午夜之后才有的零星几辆的士之外,伦敦就没有其它交通工具了。当你去别人家里吃饭时,顺便在那里过夜成为习以为常的事情。由于空袭和火灾巡视,人们已经习惯于不在床上睡觉,在什么地方都能睡着。我们还没有感受到燃料短缺,但到了一月份就会有所体会。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煤矿老板们一直成功地阻止了对燃料实施限量供应,据估计这个冬天我们将短缺2 500万吨煤炭。各个地方的建筑都变得非常凋零,不仅是由于空袭的破坏,而且还因为缺乏维修养护。石膏板剥落了,窗户用麻布或纸板补上,每条街的商店都空荡荡的。摄政公园一带几乎沦为废墟。中看但不牢靠的房子再也没有人住,由于潮湿和无人照料而变得破败不堪。另一方面,公园的栏杆被拆掉以利用铁料,变得漂亮得认不出来了。花园和广场也是一样,但那些有钱有势的人家设法保住了栏杆,把民众拦在家门外。大体上说,有钱的地方就有栏杆。 美国杂志的到来让你知道自开战之后英国确实发生了改变——那厚厚的一本杂志,用的是五彩斑斓的光滑纸张,印着催促你把钱花在垃圾上的广告。战前英国的广告无疑没有美国的广告那么花哨卖力,但二者所营造的精神氛围是相似的。看着一则印在光滑的纸张上、占满整个页面的广告会让你产生回到了1939年的错觉。期刊的版面减少了许多,显得尽是广告,但广告的总量少了,政府的广告总是占据了商业广告的空间。到处都是变得空荡荡的广告牌。在地铁站里,你能看到有趣的进化过程:商业广告变得越来越小(有的才1英尺宽,2英尺长),官方的广告正逐渐取代它们。但这只是反映了国内贸易的下降,并不代表思想的改变。一个突出的时代特征是为已经不复存在的产品打广告。只举一个例子:有一则广告,上面用大大的字母写着“IRON”(铁),下面是一辆威武的坦克,再下面是一则简短的介绍,关于回收废铁进行利用的重要性,最底下是一则以小字印刷的提醒,说战后补铁药丸会像从前那样贩卖。这从侧面让人了解到不久前“大众观察”所报道的怪事,而我有限的经历也证实了这一点:许多工人都 害怕 战争结束,因为他们预料到很快就会回到以前有三百万人失业的情况。群众并没有意识到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旧式的资本主义体制已经毁灭,我们面临的危险是强制劳动而不是失业,他们只是模糊地觉得“世道将会不一样”。这场战争没有改变的广告似乎是那些剧院和专利药品的广告。有些药品买不到了,但英国人并没有失去吃药的热情,阿司匹林、非那西汀等药品的消费量无疑增加了。所有的酒馆无一例外都在卖阿司匹林,还有许多新型药物出现了。其中一种名叫“闪电”,是快速提神剂。 我似乎又在向你讲述一些非常琐碎的事情,但这些习惯的微小改变都是在指向一种更加平等、不那么依赖进口奢侈品的生活方式;如果英国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种生活方式在艰难的过渡时期将起到作用。我们越来越习惯于曾经以为无法忍受的条件,并开始摆脱社会主义者和资本主义者在和平时期都努力引导培养的消费者心态。由于步入社会主义几乎可以肯定会导致头几年生活水平的下降,或许这会是好事。当然,除非社会结构也发生改变,否则我们的食物和衣服的改变毫无意义,因为上一场战争期间也有很多和现在一样的事情发生:那时候也是人们有钱但食物短缺,农业重新兴旺发达,大批女人涌入工厂,工会成员急剧膨胀,政府加大了对私人生活的干预,由于需要大批的军官,阶级体制被撼动了。但那时候没有真正的权力转移,战后旋即以惊人的速度回归“正常”。我不相信这一次同样的事情还会发生,但我不能说我看到了确凿的证据表明这种事情不会发生。我认为目前唯一保证它不会发生的理由是所谓形势的必然。旧式的资本主义无法赢得战争,而过去三年来的事件表明我们没办法推行法西斯主义。因此,和两年前一样,现在你能够以“要么……要么……”的方式去预测未来:要么我们走向社会主义,要么我们输掉这场战争。一个奇怪的,或许令人不安的事实是,在1940年你和现在一样很容易作出这一预言,但根本的形势几乎没有改变。我们已经置身熊熊燃烧的甲板两年了,但不知怎的,那颗炸弹一直没有爆炸。 现在街头有许多美国士兵。他们的脸上总是带着不满。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美国人的正常表情,与之对比,英国人的正常表情温和、含糊而且忧愁。在地方军里,我们收到的命令是要向军官敬礼,但我并不会这么做,而他们似乎也不指望我这么做。我相信有的小镇已经被美国部队占据了。妒忌已经很严重,迟早得对收入差距采取措施。美国士兵的收入是英国士兵的五倍,这对追女孩子产生了影响。而且工人阶级的女孩或许觉得听到她们在电影里经常听到的口音从一张活生生的嘴里说出来是非常刺激的事情。我觉得外国士兵不会抱怨这里的女人对待他们的态度。波兰士兵已经为解决我们的生育率问题作出了他们的贡献。 您真诚的 乔治·奥威尔 (1) 刊于《党派评论》1942年11月—12月刊。 (2) 哈罗德·西德尼·哈姆斯沃(Harold Sidney Harmsworth, 1868—1940),封号为罗瑟米尔勋爵(Lord Rothermere),诺斯克里夫爵士的弟弟,《每日快报》和《每日镜报》的创始人之一。 (3) 理查德·托马斯·戴克·阿克兰(Richard Thomas Dyke Acland, 1906—1990),英国政治家,曾担任自由党众议员,后加入工党,英国共同财富党创始人之一。 (4) 约翰·布伊顿·普雷斯利(John Boynton Priestley, 1894—1984),英国作家、剧作家、广播员,作品诙谐而具批判精神,倾向社会主义。1941年委员会(the 1941 Committee)是由一群自由党或左倾的政治人士组成的松散政治团体。 (5) 基尼(guineas),英国旧货币,折合21先令或1.05英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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