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人想多了 上周我去瑞典哥本哈根文学节访问，一下车就压力重重。在我来到这座宁静的、号称北欧最大游乐园的城市的前几周，一家当地小报发表了一则故事，指责以色列从被以色列国防军杀死的巴勒斯坦人身上盗走器官。故事将未被证实的据称为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以色列军队所为的事情，与2009年新泽西一个拉比被指控贩卖人体器官的事情联系在了一起，设法制造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逻辑上的巨大跳跃，好像十年间隔和千里之遥是几乎不值一提的小细节。文章唯一忽略的，是用基督教孩子们的血做犹太逾越节薄饼的食谱。 这荒谬的报道招致了以色列政府同样荒谬的回应，要求瑞典首相为这则故事道歉。瑞典人当然拒绝了，宣称出版自由，即使在这个特殊事件中，也不能对出版提出过分高的要求。随后以色列快速做出回应，使出了为这个级别的冲突储备的非常规武器：对宜家的消费抵制。在这场反应过度的政治风暴中，你真的发觉自己在和一群感谢你慷慨分享故事的礼貌的瑞典读者一起欢度犹太新年，但同时他们留了个心眼以确保你在给他们的书签名时，不会趁机偷上一两个肾。 不过我的瑞典之行真正戏剧性的场景始于我发觉有可能无法在犹太赎罪日之前回去的危险。过去几年中，我有些假日在以色列之外度过，除了我总是对身边的人表现出自怜和幽怨的表情之外，不得不承认，独立日没有空军在头顶进行空演，或五旬节前夜没有因为我拒绝了他们的节日聚餐邀请而觉得受了侮辱的叔叔婶婶，从某种程度上说我感到的是解脱。但我总是想尽一切办法保证赎罪日在以色列过。这些年，这辈子，都是如此。 在我的回程航班问题解决后的那天晚上——在我的东道主精明的旅游代理的帮助下——我邀请所有人在瑞典当地一家出于某种原因叫做“克拉科夫”的饭店庆祝胜利，那家店因它种类繁多的捷克啤酒而闻名。“既然现在事情都解决了，也许你可以跟我们解释一下到底出于什么原因这节日如此特别。”我年轻的瑞典出版商问道。随后，我发现自己满满一肚子冰冷的土豆色拉和生啤，试着向一些半醉的瑞典文人解释赎罪日是什么。 瑞典人听着，还入了迷。想想一整天城里没有机动车行驶，人们出门不带钱包，所有商店都关门了，没有电视播放，甚至没有网站内容更新，那种日子在他们听起来像是娜欧米·克莱因16的创新概念，而不像一个古老的犹太节日。在那一天你还应该向他人请求谅解，做道德盘点，这一事实带着一点令人愉悦的六十年代嬉皮士风格，升华了反消费主义的角度。而禁食听上去有点像他们那天早晨跟我聊天时大肆推崇的时尚低碳水化合物饮食的极致版本。所以，那天晚上我试着用我拙劣的英语解释希伯来的古老仪式，然后发觉自己像在为宇宙间最酷、最受追捧的节日做公关，赎罪日成了苹果手机般的存在。 在这点上，惊讶的瑞典人深深嫉妒起生来就信仰如此奇妙宗教的我。他们的眼睛环视饭店，看着顾客们，好像在寻找一个犹太教的割礼执行人，能给他们割上一刀以让他们入教。 二十六个小时后，我和妻子漫步在特拉维夫最热闹的大街的中央车道上，我们的小儿子骑着带辅助轮的自行车跟在我们身后。在我们头顶，鸟儿啁啾它们的晨曲。我成年后的整个生活都在这条街上，但只有赎罪日的早晨能听见鸟鸣。 “爸爸，”我儿子边踩着踏板边气喘吁吁地问，“明天也是赎罪日，对吧？” “不，儿子，”我说，“明天就恢复常规了。” 他涌出了泪水。 我站在大街中央看着孩子哭。 “快点，”我妻子对我低语，“快说点什么安慰他一下。” “亲爱的，没什么好说的，”我低声回答她，“孩子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