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光长远 声音悦耳的机长又一次在扬声器中道歉。飞机原定两小时前降落的，而我们现在还未起飞。“我们的维护人员尚未能够判断飞机出了什么故障，所以我们需要请乘客们下飞机。一有消息我们会尽快通知您。” 我身边一个骨瘦如柴的年轻人说道：“是我。我搞的鬼。我们上飞机时，我还打手机给我老婆，记得吗？她告诉我她正带着我们的女儿和小婴儿在去海滩的路上。我坐在这儿扣着安全带，所有我能想到的就是，我他妈干吗去意大利？为什么我得转一次机，飞上六小时，就为开个把钟头我老板说很重要的会，而不是跟我妻子和两个女儿一起度周六？我巴不得飞机坏掉。我发誓，这就是我想的。我巴不得飞机坏掉，看看发生了什么。” 当我们回到候机楼，一个穿着花裙子、拖着个棺材大小的手提箱的魁梧女人走到那个瘦小伙身边，问他我们从哪儿来。“谁关心我们从哪儿来，”他朝我使眼色，“重要的是我们去哪儿。” 几个小时后，在我前往西西里岛的途中，我将登上又小又挤、要带我飞往罗马的备用飞机，穿过过道，那时我会注意到那瘦小伙不在了。整个飞行过程中，我都将描绘他在特拉维夫和妻子女儿一起筑造沙堡的图景，我会嫉妒他的。 我也有一个妻子和一个小儿子在特拉维夫等着我。一开始，这次旅行也让我感到很不方便，而每分钟的延迟使它变得越来越不尽如人意。周六晚上，我应该在西西里岛的陶尔米纳小镇出席一个小型文学节。当主办方邀请我时，我答应了，因为我想我可以带上家人，但几周之前，我太太发现她之前已承诺了一项工作要完成，而我已经答应了出席文学节。这次行程，原本计划是一周，最终缩减到了两天，而现在看来，因为一个骨瘦如柴、想要跟孩子玩沙子的年轻人的超能力，两天行程中的一半又要浪费在机场上了。 因为航班延误，我错过了从罗马转机去西西里岛卡塔尼亚的航班。当我终于到了西西里岛时，接下来去陶尔米纳又是一段漫长跋涉，当到达酒店时，天都黑了。一个留小胡子的前台接待员给了我房间的钥匙。大堂的小沙发上躺着一个熟睡的可爱的小男孩，大概七岁的样子，看上去像极了前台接待员，就是少了小胡子。我一件衣服也没脱就爬上床睡着了。 夜晚在黑沉、无梦、悠长的一瞬间度过，但早晨却弥补了它的仓促。我打开窗，发觉自己在梦中：沙滩的美妙景致和石头房子在我眼前展开。一场漫长的步行和夹杂着许多次热情挥手的憋脚英语对话，增强了这地方的不真实感。毕竟，我对这片海很熟悉：那是与离我特拉维夫的家五分钟步行距离的同一片地中海，但是这儿，当地居民洋溢而出的和平与宁静的气息，是我以前从未遇见过的。同一片海，却没有我习惯于见到的高悬于头顶的令人惊恐的、黑色的、毁灭性的云朵。也许这就是当西蒙·佩雷斯13谈到“新中东”时所说的“回到纯真年代”的意思。 这是陶尔米纳的第一个文学节。主办方的工作人员非常好，气氛也很轻松；整个活动什么都有了，除了一群听众。我没有评判小城居民的意思：当你身处像这般天堂之境的中心地带，在一个炎热的七月中旬，你是愿意在世界上最美丽的海滩上度过呢，还是情愿在一个备受蚊子骚扰的公共花园里，听一个发型狂野、说着一口古怪英语的作家发表无聊的讲话？ 不过在陶尔米纳的和谐氛围里，即使只有极少数听众也不能算失败。我想，这些和气的人们，说着如此可爱、悦耳的意大利语，居住在如此绝美的环境里，甚至连疡肿和瘟疫都会带着理解的微笑接受吧。活动结束后，温和的英语翻译指着黑沉沉的海告诉我，白天从这儿可以看到意大利大陆。“你看到那些灯光了吗？”他问，指着一些闪烁的清晰光点，“那是勒佐卡拉布里亚，意大利大陆最南端的城市。” 当我还是个孩子时，我父母给我讲睡前故事。在二战期间，他们的父母从不给他们讲书上的故事，因为没有办法获得书，所以他们编故事。等他们自己做了父母，就延续了这个传统。从很小的时候起，我就感到一种特殊的骄傲感，因为我每晚听到的睡前故事是不能在任何一家书店里买到的，它们只属于我一个人。我母亲的故事总是关于矮人和小仙子的，而我父亲的故事是关于1946年到1948年间他住在意大利南部的经历。 他在“伊尔贡”14的同伙们想要他试着为他们买武器，在问了一圈，托了些关系之后，我父亲发觉自己来到了意大利最南端，可以看见西西里海岸的地方——勒佐卡拉布里亚。在那儿，他和当地黑手党接触，最终劝说他们卖了来复枪给他，用以让“伊尔贡”打击英国。由于他没钱租公寓，当地黑手党给他在他们拥有的一个妓院里提供住宿，那段时间看起来，似乎是他一生中最好的日子。 我父亲的睡前故事中的主人公总是醉汉和妓女，当我还是个孩子时，我非常热爱这些人物。我还不太清楚醉汉和妓女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但我确实感到了魔力，我父亲的睡前故事里充满了魔力与怜悯。如今，四十年过去了，我在这儿，离我童年时的故事不远。我试图想象我父亲在战后来到这儿，那年他十九岁，来到了这个地方，尽管它满是麻烦和阴暗的小巷，却洋溢着这样一种平和宁静的感觉。与他在战争期间目睹的恐怖与残酷比起来，很容易想象他新认识的来自黑社会的熟人在他看来必然是：欢乐，甚至富有同情心。他走在街道上，一张张微笑的面庞用悦耳的意大利语向他问好，而他成年以来第一次，不用害怕地掩藏他是一个犹太人的事实。 几年前，当我试图重构我父亲告诉我的那些睡前故事时，我意识到在它们扣人心弦的情节之下蕴含着某些道理。关于濒临绝望的人类需要在最不可能的地方找到美好的意义。关于不去渴望美化现实，而是坚持寻找一个会将丑陋置于更明亮的光线条件中，从而为那张疤痕累累的面孔上的每一个疣子、每一条皱纹创造出喜爱与同情之心的天使。在这儿，西西里，在我父亲离开它六十三年后，面对几十双对视的眼睛和许多空着的塑料椅，这事看上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