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所的微光 ◎廖献红 父亲和母亲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倾其所有积蓄垒起的三堂泥瓦房，凝聚着他们的心血。它功能齐全，堂屋亮堂，分隔成大小六间。它简陋地承载着我们的童年，盛满了我对童年的记忆和怀念。 父亲和母亲在这里生存、奋斗、生儿育女、进进出出。三间大屋，一个小院。屋子幽暗，属于暖色调，通畅、有泥土气息。开窗可见天、出门可踏地。屋后菜园种有几垄韭菜、几株向日葵、几畦“红桃K”。三面围墙布满攀墙的丝瓜花。前院左边是一顶葡萄架，下面摆一张老旧八仙桌，四张长条凳围着。一口水井，井上横着辘轳。这个农家小院像一个木质的襁褓，包裹着我们的身体，承载着全家人的一日三餐，还有阳光、烈风，苦累的农活，拮据的生活。 二十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的那段岁月，这三间泥瓦房始终充满着欢声笑语，也有突如其来的悲伤。十年间，两个哥哥先后娶了嫂嫂，侄儿侄女们相继出世，爷爷健在，四代同堂。八口之家衍生成十三口人围桌吃饭。 父亲爱吃腐竹，我们一家随父亲也爱上腐竹。一日，五岁的大侄儿在村中玩耍，看见一个挑腐竹的人进村游卖。他飞奔过去，拽住箩筐绳说：“伯伯，我最爱吃腐竹，你挑到我家呀，喊我爷爷买，我们一家人都爱吃腐竹。”卖腐竹的还真将担子挑到葡萄架下。父亲听说来由，笑呵呵地难得大方了一回，一下手称了两斤。随后还乐呵呵去村头肉摊割了两斤五花肉，在小商店顺带买两块豆腐乳。那天傍晚，蝉鸣着闷热，细碎可数的星芒缀着黑幕。我们一家围坐在葡萄架下，享用这人间美味。多少年来，我的舌尖味蕾品过各式各样的美食，但那晚的豆腐乳焖腐竹五花肉的味道，成了我最喜好的味道。这味道一直占据着我的心。 1997年那个初夏，13岁的大侄儿参加完小考，即将升初中的他却在村头的校园里发生了意外，永远没有醒来。我目睹了一个花季少年的死亡至入土的全部过程，然后被迫接受。一个人如同被施了障眼法一般，无端地消失了。我无法细述那个悲痛的画面，就像今天无法写出告别。几块木板钉成的木箱，一米六的侄儿躺在里面。我记得，埋葬侄儿那天，兄嫂回避，是我在亲戚们帮忙垒起的小土包前烧香纸。阳光明媚，看不见火，只有一条黑色的痕迹在纸上不紧不慢地啃食。一同烧掉的，还有侄儿的书本。豆腐乳焖腐竹五花肉的味道，让我固执地认为那就是侄儿的味道。如今，我经常吃这道菜，是否可勉强算是对侄儿的祭奠？ 爷爷、父亲在这三间土坯屋里走完人生最后一段路程。爷爷与父亲先后于1999年和2002年消失在这小小的院落。两个最亲密的人，他们的身体、发肤、步态、身形遁入寂静，消失在不知名的远方。从此，父子俩在堂屋黑色的相框里微笑，守护着这三间阅尽世间雨雪风霜的土坯屋。父亲过世后，母亲随我们来到城里生活，土坯屋便闲置了，完成使命，成了老屋，怅惘若失地静静立在那儿。葡萄架早已不复存在。那种微微的凋败与荒凉弥散在院子的每一个角落。屋脊瓦片碎落，雨水直打在墙上，黄黄的泥浆印爬满墙壁，里里外外，活像一个历尽沧桑的老人，风雨淫侵摇摇欲坠。偶尔回去，得知村里的老人们，像秋风扫落叶一样，一个挨着一个去了村头的山坡。 老屋无人居住和打扫，不出几年便破败不堪。某一天，我随母亲回老家，发现屋檐下有鸟雀和燕子做了窝，白色和灰色的大便拉满了廊檐。看上去，整座老屋有着日月侵蚀之感。母亲站在破败的院墙前，眼神像老屋一样怅惘若失。我能理解母亲。父亲入赘到村里，母亲大半生的年华都不曾离开过这座老屋。生命中，最难以割舍的仍是生命降临的起点之处。 2010年，国家开始施行农村危旧房改造补贴政策，符合条件的农户改造危旧房，可获补助一万多元。征得母亲同意，我们兄妹筹集了一笔资金，加上补助款，将老屋改建成一层半砖混房。在拆除老屋前，我用相机给老屋拍了照。2018年，74岁的母亲学会了用智能手机，我将老屋的照片存到母亲手机里，也把老屋曾给予的时光紧紧地收藏在怀里。在城里，母亲时常盯着老屋照片，她在回忆老屋生活时光。在岁月碾过的历史车痕里，老屋氤氲着过往所有的微光和温暖。 19岁那年，我加入了庞大的民办代课教师队伍。那时，脸上长着淡淡的桃子毛，小湖泊的双眼盛满情愫，一张鲜艳的脸向天空仰着，双臂就似一双翅膀。我迫不及待地从父母的土坯屋飞出，到洛清江上游的一个山村教学点开启职场生涯。那里成为我人生的第一个驿站。多少年来，我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从小房子换成大房子，位置时南时北，楼层时高时低。每迁徙一次，那座小土屋都会出现在我的梦里。它的泥浆印，它的灰尘，它的亮瓦，它的光，它烟熏缭绕的室温，令我醒来时恍惚不已。它是抽象的，抽象到我无法准确地描摹它。它是一个与外面隔绝的世界。 这个教学点有一至六年级，有老罗、大罗和小罗三位民办教师。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建起的办公室旁紧挨着一间低矮的小土屋，是我独立生活的第一个“窝”。它很小、很矮，没有窗户，屋子里的光线是靠屋顶的三块“品”字形亮瓦送来的。屋脊的墙壁已被雨水冲刷成一条条深浅不一的小沟。我成为它的主人后，老罗便请人用泥砖在屋中砌了一堵墙，将屋子一分为二。里间是卧室，外间是厨房兼“客厅”。木床、线装书和我崇拜的偶像画报聚集在里间，锅碗瓢盆烟熏缭绕在外间，里里外外裂痕纵横交错，活像老人皱巴巴的脸。躺在狭小的床上，透过稀薄的蚊帐顶，桁条上的蜘蛛网飘摇着被风卷上去的落叶，这成了催眠我的景物。每天在床上都可得到老鼠“馈赠”的屎粒。某天在办公室聊天，我说到床上的老鼠屎。老罗立马叫学生抬来一块旧黑板，架放在蚊帐顶的横木上。这样可以挡住一点灰尘，却为老鼠提供了一个追逐嬉戏的场所。每天晚上，它们肆无忌惮地发出吱吱的刺耳尖叫声。 傍晚，送走最后一个学生，三个罗老师仍舍不得回家，在办公室批改完作业，便锲而不舍地啃着艰深晦涩的民转公考试复习资料。直到十五瓦的灯泡周围盘旋着许多小蚊虫，他们才回家。我工龄短，不符合报考条件，便躲到我的小土屋里看书看报。那时我刚迷上写作，自不量力地写下了一篇又一篇小文，认真誊抄在小方格的信笺上，装在信封里，贴上八分钱邮票，封口处的糨糊还未干，便急匆匆托到镇上赶集的学生家长邮寄。 村子隔山隔水不通邮路，村上的报刊、信件什么的都得亲自到邮局取。老罗妻子在镇上做小生意。他隔三岔五都会往返镇上。记得我第一篇小散文在当时的地区党报刊登时，第一个发现的是老罗。他将报纸取回，几乎是小跑着冲进校园，朝着我的宿舍喊：“廖老师，廖老师，快看，这是你写的吗？登报了！”我从宿舍出来，在门口接过报纸，看到自己的处女作印成铅字，但很快掩饰了内心的狂喜，出口是淡淡的一句：“可能是同名同姓吧。”可老罗根本不在乎我的态度，轻轻拍着我的肩说：“想不到你还真有两下子，多写点哦。”老罗没有一点嘲讽的意思，口气温和，透着鼓励，还有佩服。我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满足。他是第一个知道我写作，并及时给予热切期许的人。此后，每次他去镇上，都会事先问我有没有信要他邮寄。文学，这个年轻时旖旎的梦，在我步入中年渴望从平淡的生活海洋出逃时，它成了唯一的救生圈。而这个最初的梦想，是在这间小土屋里培育的。 这间小土屋伴随我三个学期后，我恋爱了。男友是距西岸村三十余公里的幽兰中学教师。我随他调到当地一所小学，结了婚。中学分给我们的房子是一间套房，进门是厨房，接着是小天井，进去是一个小客厅，再进去是卧室。门正对着操场，很敞亮。里间的卧室，阳光充裕。窗外是一棵庞大的紫荆树，巴掌大的枝叶恨不得伸到窗户伸到床头。三四月间，粉色的花儿映照房间，暧昧，浪漫。我在屋子里走动时喜欢手捧书本。我还喜欢到窗前逆着阳光注视那一片浪漫的粉色。新住进来时，家具很少，衣物有的撑在挂在床头的竹竿上，有的放在纸箱里，整个房间显得豁亮。一排同户型的房子共有八套，分住着八对教师，户与户之间，是一堵比人还高出两个头的围墙隔断。 我热爱充满希望的人。我希望日子过得丰盛而安静，一秒钟都不虚度，就像这间光线充足的房子，简约却又生机盎然，没有冗余也没有死角。虽然是宿舍，但我们把它当成家一样爱惜。两个一无所有的年轻人正相爱，爱得热火朝天，而且新婚，过日子的兴头正在高涨呢。屋子的墙面和门窗很干净，但我总觉得洁白的墙上需要点什么装饰。于是，我找来白纸，用红墨水笔打格子，硬笔抄写了几首喜欢的小诗贴在床头。比如：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我是在梦中/在梦的轻波里依洄……我买回“天道酬勤”的横幅字画，挂在写字台上方。那些没有被家具填塞、只有米色灯光笼罩的空间，氤氲着些许文艺气息。每天早上，广播操会准时把我从梦中吵醒。那种醒差不多是懵懂的醒，可以继续睡也可以起床，十分惬意。 1999年秋季，我随丈夫到了镇上一所小学任教。他的中学再次分房，我们搬进了别人腾出的周转楼。那是一套三室一厅60平方米的套房，三楼。楼上楼下住的大多是中青年教师，很热闹。男男女女都喜欢打牌。一楼转角公用地常设有牌局。他们的业余时间几乎全用来打“升级”或“拖拉机”。到了周末和寒暑假，三更半夜还不散场。不打牌的坐着闲聊，张家长、李家短。我不喜欢打牌，也不喜欢闲聊。该批的作业批完，该写的教案写完，孩子去找小伙伴玩了，偶尔我会躲开楼下的喧闹独自在附近田埂上走，闻草木气香，看刚抽穗的稻花，听嗡嗡的蛙鸣。也许就是那种寂静提醒了我，心里生出暧昧不明的遗憾。 2001年国庆节过后，我选择了主动辞职。辞职后在那屋子里闲职三个月，每天清晨醒来，我都握紧拳头，立下人生再一次重来的铮铮誓言。可从哪儿再来？我迷茫啊。 终于来到L城，那年我27岁。孩子丢在镇上中学由丈夫照顾。在城里，我像一只容器，吞咽眼前生活的窘困。我变成一个哑者，用沉默消解。这样的沉默不是消极，而是更为务实和清醒的态度。我成为一名新闻民工，开始用文字谋生。我喜欢这份工作，但居无定所仍让我找不到那份从容和踏实。 我先是由表哥的家搬到同学的家，再从一个同学的家搬到另一个同学的家，在历经种种尴尬之后，我总算在离单位不远的城乡接合部，找到一间合适的出租屋。这是一幢临街的两层楼，狭长的走廊伸进里屋。我租住二楼后厢房，约18平方米，月租120元，再加上水电费，相当于月工资及稿费收入的三分之一。前厢房租给做床垫生意的两个四川男青年。房间里唯一的家具是床，没有灶台和卫生间。它像一个钢筋水泥般的襁褓，包裹着我这个无处可去的婴儿。 假期丈夫和女儿来探亲。我怕孩子在外吃东西吃坏了肠胃，添了灶台和锅碗，在门外的走廊上做饭。租房的日子并不快乐。我一向不喜欢贫贱和寄人篱下的感觉，这还不是主要的。最主要的是，在那样一幢不够宽敞的筒子楼，挤着毫不相关的陌生房客，让我心存芥蒂。房东是一对七旬老夫妻。老爷子喜欢打小牌赌钱，常常半夜才归，老婆子几乎每天都在控诉，我不得不在午饭甚至午休的时间，忍受那个老怨妇的聒噪。 更严重的不舒服还在后面。那晚，房东夫妇走亲戚未归，只剩下我和一四川男房客在家。半夜里，我听到门前有响动，紧接着是一阵轻轻的敲门声，随后传来一个男声，说着挑逗的语言，恶心到了极点。我对着门口大吼了一声：“流氓！”我害怕他破门而入，将书桌拖至门后顶住，做好报警呼救的准备，睁着眼不敢入睡，在极度惊恐中总算挨到天明。 次日，征得单位领导同意，我以最快的速度搬到办公楼顶楼一间闲置杂物房。屋子只能容得下一张小床，夏天燥热难耐。我无比渴望能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加上孩子即将上小学，就要进城读书，暂居的杂物房不能满足孩子做功课看动画片，我也不能拥有独自的空间看书写稿。于是，在城里买房迫在眉睫。 几经辗转，总算如愿。那天，真是生命里的一件盛事：我有了属于自己的房子。我可以离开出租房，离开老怨妇的聒噪和恶心房客，离开单位杂物间，住到自己的房子里去了。我要把母亲和孩子接到城里来。 这是一套地处文化广场附近、城区中心地段顶层七楼两居室的二手房，面积74平方米，客厅足有20平方米。孩子弹琴看电视是绰绰有余了的。落地窗旁置放的书桌可让我看书写作，在客厅窗户可俯瞰广场全景和音乐喷泉，还可远眺不远处的鹿鸣山呢。至今还记得拿钥匙打开门那一瞬间的欣喜若狂。后来，我搬迁的房子越来越大，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收入，得到了期待中的职位和待遇，然而，最初的那种不期而遇的狂喜，后来再也没有出现过。 在城里拥有一套房子，日子安顿了下来，漂泊的日子结束了，我的心踏实了许多。新房贴的第一副对联，横批是朴素的“安居乐业”四个字，这是父亲秉持的愿景。孩子对宽敞的客厅喜欢不尽，一天到晚光着脚丫子走来走去。她用两张椅子勾着细胶绳，一个人在绳上跳啊跳，跳累了弹电子琴，或者攀在窗台上看广场熙熙攘攘的人流。她兴高采烈的样子总是感染我。她从小就喜欢在地上爬来跳去。可惜，一直到她9岁，我才有了这么一套稍微像样的房子供她酣畅玩耍，看夕阳霞光，还有节日夜空的烟火。 母亲在逐渐习惯垃圾要用塑料袋打包、进屋要换鞋、做饭要开抽油烟机的城市生活后，仍念念不忘村庄。在母亲的心里，村庄才是她真正的晚年，种两畦鲜嫩的蔬菜，喂养鸡鸭远比在高楼里擦窗拖地板更有乐趣。在城里，母亲着实开了眼界，她用手机玩微信，她与老姐妹们相约去市场买菜，去广场唱彩调；她见到了节日街道的花团锦簇，彩灯斑斓。她休闲玩耍的场所也由村头的小商店改为整日欢声笑语的广场大榕树下。然而，无论母亲在城里住了多少年，她仍觉得自己是“客居”，她从来没有打算在城里和我们过到最后。她进城的目的只是力所能及帮助我们做好后勤服务而已。 日子仍像秋风扫落叶，一晃又一个5年。 满以为此生有这样一套房子，沿着这样一条生活轨迹走下去，直到永远。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喜好也在改变。或者说，生活的刻度在升高。原来，生活并不是那么简单。当家具逐渐多起来，空间也就显得拥挤。我开始难以忍受阳台和厨房的狭小，难以忍受没有独立书房的不便，难以忍受小区院子里逼仄的空间，拥挤得车辆无法出入，还有楼下一年四季的人声鼎沸。更无法忍受不远处工厂夜间排放难以呼吸的气体，以及每天上下班穿行在险象环生车水马龙的大街。于是抓住房价刚刚失控之初，在城南僻静地段，当上另一套房的“房奴”。 孩子即将上中学了，朋友、同事及孩子同学的父母趋之若鹜费尽心思，纷纷到市里购买近百万的学区房。 买，还是不买？孩子读重点，送还是不送？我们一直在纠结着。 那是一个热浪滚滚的周末，我在市里的大街小巷转悠，欲找一套能以小区指标就读重点学校的房子。留过几次电话号码后，形形色色的房屋中介便一哄而上。中介一个电话接一个电话地问，这个户型要不要看，那个户型要不要看。 听得出这种“捂盘”，是一种营销手段，但说得似乎都在理。可我盯着那些计算公式前前后后地比较，看到那一直往上蹿的数字，我和丈夫两个月的收入不吃不喝也不够买一平方米。和某些人比较，我突然觉得这个世道亏欠我了，我也亏欠孩子了——凭什么？ 那晚，孩子的又一个同学打来电话，说已到市里重点初中报名了。我注意到孩子的平静表情，只见她淡淡地说：“好啊，祝你心想事成。”然后就挂断了。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拉着她的手坐到沙发上。我正想开口说我们买不起市里的房子，入不了户口，她进市重点学校读书的事黄了，我们可以把更多的精力，包括家庭财力，放在改善生活品质上，我们可以去旅游，去开眼界去增长见识…… 可一切都还没等我开口，孩子轻松地说：“这些我都知道，看到你和爸爸忙来忙去，还老是唉声叹气的，我就知道我去不成市里读书了，不能与同学她们一起了，我不怪你们的。在县城读，我还可以有更多时间陪你呢，最重要的是，我不会写的作文，你还可以继续教我，这不更方便嘛。” 什么？我心一惊。经过太多铺垫准备好的话，此时不需再说了。这简直是孩子与我谈心啊！这是一个多么饱满而健康的生命，已经学会体贴父母了呢！好了。全家人的心病顷刻间痊愈了。心结已解开，无须再解释什么。吃饭时，我和她父亲不停地给她夹菜。大概在中国人骨子里，对情感的表达就是这样庄重，连家人之间的恩情，也只需心有灵犀，相敬如宾即可。 如此这般，我们已不需要这样的一套房子了。 当那些令人喜悦和纠结的事物从生命里静悄悄地消失，当在某个时刻蓦然回首，我发现，许多锣鼓喧嚣的事件已经被记忆简化乃至遗落，即便是曾居住的屋子，还有那些微光与疼痛。 （选自微信公众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