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星照耀 ◎ 习习 是的，又要说起儿时生活的工厂大院，那个寄生于木器厂的群居院落。有着时代气息的“大老粗”称呼，似乎就是因着父亲这辈新中国第一代工人应运而生。院落里纸张和字迹十分匮乏，最常见的撒满字迹的纸张是报纸。大部分报纸被糊成房间的顶棚，深夜，梁上君子尖着嗓门呼朋引伴彻夜鼠窜，啃食那些粘贴了稀薄粮食的字迹。 那时，报纸上的字迹只作为字的样子存在，包括工厂长长的白围墙上鲜红的标语，每个字高大得像建筑物，结尾的感叹号，挂着我见过的最重的秤砣。当然课本除外，它们曾被我们在老师的教导下心不在焉地啃噬过，不到放假，课本已成了卷心菜。再到学期初，领到崭新的课本，最先做的是，用蜡笔给插图填色。那时，我们普遍可以画出天安门和向日葵的大致样貌，天安门城楼用黄蜡笔散射出光芒，而向日葵的花盘画出来也像太阳。它们充满隐喻，我们那时并不清楚。 但最大的奇迹是，在我的不识字的大老粗父母家，竟有一本没头没尾的翻译过来的书。在我的记忆里它来去无踪形迹可疑，但它的存在隐约而又坚定。这本书，从头至尾几乎都在描绘一片海，不是中国的海，而是遥远的古巴临海。在穷困干涸的黄土高原，这本湿润的书带给我无穷想象，书里海浪般铺排着一层层好看的形容词。而且，关键是，古巴是甜的。在物质极为匮乏的年代，我们能吃到大大的古巴蜜枣，蜜枣外表泛一层白，那是渗出的糖，能甜到骨头里的糖。我还记得枣核的形状，像两页背靠背翻卷合拢的纸，两页纸优美地合拢出一条低洼的细缝。古巴是甜的，所以，我觉得海水一定也是甜的。我时常想起一个叫人疼惜的情景，深夜，弟弟不知为何一直哭，奶奶哄不乖他，我则无望地看着玻璃柜里的一个小铁盒，白天，我用舌头舔了盒子的边沿，上面粘着不多几粒白糖，那是我偷窥到的秘密，那个混迹于普通盒子的铁盒其实是糖盒，我不能告诉奶奶，弟弟喝点儿糖盒里白糖泡的水就不哭了。 很多年后我读美国作家托尼·莫尼森的《宠儿》，那个阴魂不散的宠儿，一味渴念着甜，她贪吃所有的甜食。我想，在人世，爱、富足、欢乐、明媚这些美好的意思缠绕出了“甜”，甜是人类共同的欲望。在这本弥漫了深重苦难的书里，托尼·莫尼森写苦痛时用的都是极甜美的词语，比如孕育了宠儿的地方叫“甜蜜之家”，母亲亲手扼杀掉她刚出世的孩子，却给她起名“宠儿”，母亲这样说她的宠儿的死：“她死得很轻柔，轻柔得像奶油似的。” 家里那本没头没尾的书上，我划满了波浪。这本书带来的单纯的甜美，让我想起英国作家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的儿童诗，史蒂文森在诗里说“我”能猜出字母的颜色，一天，我读着他的儿童诗睡着了，醒来时，我感觉扣在胸前的这本书是橘色的，暖暖的纯净的橘色。 那是我的第一本课外书、我的写作启蒙。在我的知识发育基本萎缩的童年，我和大院的孩子们在大老粗父母的呵斥声里野生野长。而这样的开满花朵结满糖汁的书，就像干裂的土地渴望的水。无法解释我何以从小对文字的爱是那样的不屈不挠，借同学的课外书第二天一早要归还，很多个晚上，为省电，我正兴味盎然地看书时，母亲决绝地拉下了灯绳，“啪嗒”，屋子漆黑，我跳上炕，把头藏在更黑的被子里嘤嘤哭泣。只能说命中注定，注定我和文字在懵懂中相知相遇，然后与它一辈子牵扯不已。也因为严重的营养亏缺，像托尼·莫尼森的宠儿一样，我自小像珍爱糖一样，珍爱书籍和纸张。 一直记得小时候看过的阿尔巴尼亚电影《第八个是铜像》，七个人抬着一个光泽幽暗的铜像，走啊走，故事不断闪回，七个人回忆着被铸成铜像的第八个人，具体内容不大记得了，但我深记那异样的氛围。少年时候看过的很多电影在记忆里消失了，而这个色调近乎最为幽暗的一部电影却被我一直记得，为什么？因为新奇，和能够抵达新奇背后的自由。创造是需要自由的，这也是我为什么一直喜欢枪炮与玫瑰（Guns N'Roses）乐队的缘故，沉痛的撕心裂肺，有形式上的革命，更有内心深处的自由释放。于我而言，那是被压抑的闪电。大学毕业后，我当了多年老师。老师，一个循规蹈矩的职业，而不谙世事的我却不断进行着各种细小的反思，无效的繁文缛节、非教学意义的各种角逐，我像《百年孤独》中藏在墙角啃食泥土的雷蓓卡，耳机里放的是震耳欲聋的摇滚。 经历过漫长的沉闷压抑，在闪亮的革故鼎新中，我更倾心于阅读那些从内容到形式都新奇陌生的外国文学作品，包括我后来读到的《宠儿》《哈扎尔辞典》《羞耻》、布罗诺·舒尔茨和卡彭铁尔的小说，还有埃克的《玫瑰的故事》《傅科摆》、黑塞的《玻璃球游戏》等。这样的书，让人的感官和思想苏醒，尽管我在阅读时时常有很强的无力感。 在我可以有自由的心境随意阅读时，我读到了一本被誉为“英国最伟大的超现实主义小说大师”M.R·詹姆斯写的《炼金术士及其他鬼故事》。我想借这本书，说说阅读的另一种乐趣。 出生于1862年的M.R·詹姆斯是一位大学教授，还是英国中世纪手稿及早期基督教领域的杰出学者。他的故事有老派英国学者的彬彬有礼，因而制造的惊悚和黑暗更有张力。书里遍布教堂、老宅邸。事情总发生在深夜，一应的是面目模糊的鬼魅，整本书里，唯一一次近距离看到的一张脸也是一张亚麻布的脸。詹姆斯把每个故事都讲得非常浑圆、真实，故事行进中处处放进貌似确凿的文献证据。书的首篇《埃尔伯利克的剪贴册》，讲的是一位考古学家远到一个破落小镇的中世纪教堂去考察，教堂管理人卖给他一本剪贴册。考古学家如获至宝，将它带回住所，临睡前想好好地独自享受一番，突然，书册最后一页画面上的怪物活了过来，考古学家大叫一声昏厥了过去。故事的结尾是，这本剪贴册后来被藏在了剑桥大学的某个图书馆。 奇异的是，我在这个故事里看到了博尔赫斯的影子，于是翻开了博尔赫斯的《沙之书》。一个陌生人到“我”的住处推销一本书，陌生人说：“仔细瞧瞧，以后再也看不到了。”因为这本书无穷无尽，没有首页也没有尾页。陌生人说：“它叫沙之书，因为像沙一样，无始无终。”得到这本书后，作品里的“我”从此晚上多半失眠，偶尔入睡就梦见这本书。这本怪物一样的书，严重搅扰了“我”的生活，成了一切烦劳的根源。“我想把它付之一炬，但怕一本无限的书烧起来也无休无止。”隐藏一片树叶的最好地点是树林，故事的结尾是，“我”把那本沙之书偷偷放在图书馆一个阴暗的搁架上，竭力不记住放在了搁架的哪一层。“我”觉得心里踏实了点儿，以后连图书馆所在的那条街道都不去了。 两个国家的两个作家，两个表面上有些相似都不很大众的故事，成书的时间，相隔了大约多半个世纪。故事们在冥冥中相遇，因为相似，而更加独立，我感受着这样的仿佛阅读以外的乐趣。 2002年，我在《我承认我历经沧桑》这本书里邂逅了墨西哥作家胡安·鲁尔福的文字，他的一篇题为《悠远的记忆》的随笔深深打动了我，虽然这篇随笔由一些碎散的篇什组成，但每一节都像石子儿砸向地面。他说：“先辈们紧紧连接着那个地方，那个村庄。他们不愿意离开他们死去的亲人，总把死者像包袱似的背着。”此后我一直在搜寻鲁尔福的文字，后来买齐了他唯一的两部作品：短篇小说集《燃烧的原野》和不算很长的长篇小说《佩德罗·巴拉莫》。《燃烧的原野》大概是我读的次数最多的一部短篇小说集，最后一次阅读是2016年，我在扉页上写着，“2016年1月3日再次读毕，依旧好。”是鲁尔福所表达的深重的苦难打动了我，超现实的手法强化了表达的力度。就像读《佩德罗·巴拉莫》时，仿佛置身于生者和亡者穿梭着的浓雾般的忧郁中走不出来一样，我还能忆起读《燃烧的原野》中的《清晨》《都是因为我们穷》等小说时的那种痛彻。人世的困境和绝望都被他极为隐忍地在小小的篇幅中写透了。“群狗齐吠，一直叫到天明。一整个夜晚，人们都在守灵……在夜的半睡半醒中，女人们用假声唱着：‘出来把，出来吧，出来吧，苦痛的灵魂。’丧钟彻夜鸣响，直至天明，才被晨钟打断。”我熟记《清晨》这个很短的短篇小说这个奇异的辉煌的交响乐般的结尾。我想，写作就该像鲁尔福那样，写刻在骨头上的东西。 《战争与和平》和《静静的顿河》在书架上放置了许久，直到去年，我用了近一年时间读完了这两部巨著。读《战争与和平》时，我感觉我一直站在皮埃尔的身后，用他的眼睛和思想去注视书中长河一般的讲述，用他的感受去感受娜塔莎和安德烈。但读《静静的顿河》时，我的感受有了变化，我像个隐身人，进到了顿河边格里高利生活的鞑靼村，我站在村子里看着他们，在复杂的历史中，人的命运多么难测，再倔强的人，都敌不过命运的拨弄。我在鞑靼村里，看到书里每个人都痛啊，格里高利固执的父亲，一心想经营一家子平静的生活，最后卑微地客死他乡；每天眺望着远方等候儿子的母亲在孤独中死去，格里高利的两个爱人——阿克西妮娅和娜塔莉亚都先他而去。每当我读到肖洛霍夫深情地描绘起顿河，描绘起顿河边的泥土、雪、庄稼、天空，甚至一朵花儿的芳香时，我就知道孤苦的被迫浪迹他乡的格里高利又想念家乡想念亲人了。这部厚重的现实主义作品无数次叫人动容，看到书的末尾，真想像泅过顿河回到破蔽家园的格里高利一样，趴在家乡的泥土上痛哭一场。 肖洛霍夫说：“沉痛的时候就要哭，就像是春旱时需要雨一样。”《静静的顿河》是重重地落在地面上的文学，它无可撼动，原因是作品里的骨头已经扎根在了土里、作品里的血液已经和土地融为一体。 就这样，我的阅读和写作从五彩缤纷的形容词开始，现在，我正倾心于最素朴的大地色调。 在人类的星球之上，古今中外美妙神奇的文学作品，若繁星照耀，它们不拘疆域、穿越时空、朗照天地。对于那些寻找光亮、吮吸光亮的人而言，这些书籍和外国文学仿佛供养人一般的翻译家，都是上天的馈赠。 （选自2021年第2期《世界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