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有所寄 ◎宋长征 我从公共汽车上下来，一脚踏进了冰天雪地。大风刮着，大片大片的雪花飞舞，让人睁不开眼睛，看不清楚眼前白茫茫的世界。我收了收那件破旧的军大衣衣领，风还是从领口、袖口灌了进去，冰凉、刺骨。有倒骑驴的三轮车夫围了上来，一张嘴哈出一口白汽，很快便烟消云散。“去哪儿？到谁家？找谁？我拉你，便宜。”我尽管有些茫然，到底还是心里有底气，好像一场做了多年的长梦，终于到了苏醒的一天。 大哥和二哥，都在这片荒寒之地。打从最小时候的记忆开始，我就知道了世界上有这么一个地方，在极北之地，在远到站在树梢上也看不见的地方有我们的亲人。大哥第一次返乡，那时二哥还在老家，有人从县城捎信回来，说大哥来了。去县城的路有些远，自行车尾巴上绑着一架板车，板车上驮着一床老粗布棉被和我。大哥后来说，多亏了那床棉被，一看就知道是我们家的。那次的到来，给我的童年增添了许多回忆。院子里的老椿树还在，大哥带来的有着一根背带的半导体收音机在老屋里响着。快到年关，院子里放着劈好的木柴和同样作为烧柴的树根。侄女小我三岁，扎着长长的辫子，拎着一截长长的树根满院子追着我跑，一边跑一边嘴里喊着“小羔，小羔”。其他人在院子里看着笑。母亲总说，大哥走的时候十七岁，啥也不懂的毛孩子，就这样跟着我唯一的舅舅去了东北。 接下来是漫长的回望，接下来只有一封封书信作为母亲思念的出口。我上三年级的时候，已经开始学会写信，以母亲的口吻，写给大哥，写给舅舅，信里全然看不到我的影子，但一定处处都是我。 二哥返乡，也是有一年接近年关的时候，在厨房盘了一铺炕，那时侄女微微刚刚出生。我记得二哥走关东之前的日子，在所谓的给他盖的那处院子里，轧棉花，榨油，用碱面点棉油的味道难闻，溢满了整个院落。和他年龄相仿的几个男青年，大多结了婚，晚上会打牌到很晚。白天去，会看到满地狼藉：倒在地上的酒瓶子，剥了一桌子的花生壳，吃剩的还有一截驴大肠放在报纸里。我在众多的花生壳里寻找遗落的一粒或半粒花生。我把那截香味悠远的驴大肠放进嘴里，不舍得一下子咽下去，我站在院落里看满满当当的轧花机、弹花机、柴油机和用来生产棉油的锅灶。再没有什么了。二哥追随大哥去东北的时候，只给家里留下一辆大金鹿自行车和一台缝纫机，这样正值青春的二姐和三姐就可以用缝纫机来制作衣服。二哥他们来了，且生了一个可爱的小姑娘，母亲自然是欢喜，忙前忙后，一直张罗到过年后的那个春天，二哥骑着自行车，前面是我，后面是二嫂抱着还在襁褓里的婴儿微微，又返回了这片极寒极北之地。 我在脑子里搜索，有关东北的记忆竟然荡然无存，只有模糊的想象，北大荒，一眼望不到边的黑土地；北大仓，在课本上学到的——改造之后的良田与石油；黑土地，流着油一样肥沃的土地，一定可以安放梦想与希望。倒骑驴车夫倒是干脆，在我说出舅舅的名字时说出了大哥、二哥的名字，而我还纠结于地址的正确与否。三轮车逆着风，风雪也不见小一点，树上是雪，墙上是雪，屋顶上也是厚厚的积雪。脚下更不用说，那位热情的中年车夫屁股离开了车座踩着脚蹬子。我不忍心，说：“下来吧，我走着，钱不少你。”他并不应声，口鼻里呼出的白汽照旧随风而散。那座村庄离下车的地方并不远，二哥家租的房子，靠近一条大路；大哥家就在二哥家后面，多年不曾修缮的老屋低矮，上面苫着一层乌拉草，一匹老马在偏房里咀嚼稻草，一群鸡鸭在露天的圈里，安静地躲在窝里打盹、望天，一群羊也在里面挤着，干巴巴叫了几声便待着再也不动，看雪一片片落下，覆盖了整个院落。 鬼使神差，我也不知道究竟为了什么来到这里。过年之后，我和发小一起回到打工的大连，那时他已经从一家歌舞厅辞职到了另外一家酒店；我在水泥厂的活不想干了，虽然承诺三年后可以转正，但想起来仍觉渺茫，谁知道中间有没有变数。发小找酒店老板商量，问我能否在后厨学厨师，老板答应了，可以试试，可以从切墩开始。我穿着胶皮靴子在后厨走来走去，如果逢上忙的时候，大厨会抡着手中的马勺边骂边喊，那时也不知道从哪儿读来的一篇小说，说一个小学徒跟着师傅学手艺受尽了侮辱，不仅是尊严，连身体和精神也受到了极大伤害。我看着大厨一脸的横肉，手中锋利的菜刀落下，切下了小半个指甲。在一顿臭骂后，跟发小说我要辞职，去更北的地方。 在我幼年的意识里，所谓亲人就是可以无条件依靠之人，家就是很多个个体的分子组成，这些分子之间又互为关联、影响，每一句话都可以作为誓言。我开始厌倦上没有前路的漂泊，我开始更深地理解自己，一定不是一个可以长时间离开家乡离开亲人的人。但老家是不能回的，如果硬要说原因的话，就是不能囊中空空如也返回，面对父母愁苦无奈的眼神。这是我唯一可去的地方，这种念头一霎时扎下根来，毫无动摇。 北方，北方，火车在北方大地上奔驰：普兰店、瓦房店、熊岳城、大石桥、海城、鞍山、辽阳、沈阳、铁岭、开原、昌图、四平，由南而北，贯穿整个东北三省。在这些熟悉或陌生的地名里，有我破败的青春记忆，有些地方至今也难以忘记。有时会想，如果有一天我简装出行，再一次回到那些曾经留下青春记忆的地方，会是什么感觉？是慨叹，是怅然，还是或许遇见曾经相熟的人时某些情绪在瞬间复活？很难说，无根的浮萍路经之地没有风景，时光的不可逆在于往事只能存在于个人记忆之中。 我还是迷失了方向，在下了倒骑驴之后，迷失了方向。这种感觉很让人头疼，原本的方位已不存在，剩下的是一个被自己无意改变的世界，日出与日落、房屋的朝向、道路的能指，全在脑子里颠了一个个儿。齐齐哈尔，在达斡尔族语系中原指“边疆”或“天然牧场”，从字面即可看出地域的辽阔与荒寒；而梅里斯是“有冰的地方”之意，是齐齐哈尔下辖的一个市区。我在信封上很多次写到梅里斯达斡尔族区，却并不知其中含义。这个村落也叫梅里斯，若干个村小组分布在道路两旁。我舅算是我们家族第一个来到这个村子里的人，也是我母亲的唯一兄弟，几年前，因为一场疾病将尸骨永远留在了这里。我见过一次舅舅。那年他去我家，有着和母亲仿佛的面容，在听到我跟母亲要五毛钱买本子时，他掏出了五块钱。我有些受宠若惊，就像手里拿着一块烫手的山芋。我只要五毛钱。而今那个给我五块钱的亲人已经被埋进了异乡的泥土。 这是一个家族的血脉，先是舅舅一个人来到这个“有冰的地方”，瓜瓞绵延，才有了更多的亲人。虽然后来因为房产几个表姐和大哥二哥之间出现了嫌隙，但毕竟骨子里流着同样的血并不显得太过生分。我在村子里穿梭，以一个陌生而熟悉的身份在他们中间游走，或许因此为这个家族的关系增添了几分牢固，同时也弥补了我和他们因年龄差异所造成的疏离。 关里关外，是我很早听到的一个词汇，那时村里忽然多了很多操着东北口音的人，无论大人小孩，一口浓浓的大子味儿，但不时又从嘴里蹦出来熟悉的方言，证明这里无疑是他们的根脉。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分田分地，他们的到来让村庄热闹了许多，也多了几分揣测，是走是留，对于村庄里的人们来说很是重要。如果留下来，本就紧张的土地每个人都会分一杯羹出去；但留下来也顺理成章，毕竟他们都是村庄里的人，只不过在过了多年之后重返故里。 闯关东，一个“闯”字让字面的含义丰富起来。之所以叫闯，就有闯的理由。柳条边，也叫条子边，纳兰性德写过一首叫《柳条边》的诗：“是处垣篱防绝塞，角端西来画疆界。汉使今行虎落中，秦城合筑龙荒外。龙荒虎落两依然，护得当时饮马泉。若使春风知别苦，不应吹到柳条边。”广义上的东北，原为边塞之地，柳条边其实就是一种形式上的疆界，将满、汉从地域上进行分割，宽三尺，高三尺，土堤上栽植柳条，以防他人擅自闯入。 但防又怎能防得住，如果说历史是一条浩浩汤汤的大河，那么写下闯关东这条大河历史的人就是千千万万的关里人。“闯”过之后也不过是投亲靠友，打工学艺，靠一己的体力混口饭吃，不用详述，在每个闯关东者的背后一定有着更为漫长的艰辛，或种地为生，或在当地人的夹缝中找到一项适合自己谋生的行当。 时间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母亲常常念叨的一九五八年发大水让人心悸。大水一日一日漫上来，我们家处在村里最高的地方，也就成了最为安全的避水场所，连片的庄稼倒伏在水中，房屋倒塌，耕牛、家禽也都顺水而去。接着是连续几年的天灾人祸，让很大一部分青壮年劳力，或只身一人，或拖家带口，再一次踏上闯关东之路，投奔远在东北的亲友，以求活命。而我唯一的舅舅，就是这支逃荒大军中的一员，再往上溯，我并不能找到舅舅投奔的源头。那些旷远的时代已经深埋于黑土之下，冰封于白山黑水之中。 我有一种尴尬之感，在没有任何邀约或者没有任何打算之时，贸然闯入这片陌生的土地。雪隔三岔五落下，风是雪的近亲，时常拍打着窗户。二哥家买来的院子极为破旧，甚至连一截低矮的土墙也没有。想象有时是骗人的，并非他人承诺，只是你自己选择性想象某些美好的事情，没有我惦念的窗明几净的房屋，没有在梦中出现过的草原与河流，甚至没有一种像样的生活。我从里屋的另一铺土炕上醒来，炕洞里的热气已消失殆尽，日常两顿饭食，并不能塞饱我的肚皮，只能转移到大哥家混最后一顿。大哥执拗，属于男人中的犟人，从年轻时养成的简直可以叫酗酒的习惯从未改变，他不吃大子，也不吃玉米做的饼子，要白面，要大米，和大嫂分锅而食，几个孩子穿得破旧，成为惯常的打骂与吵闹让他们的性格变得怯懦、忧郁，侄女再也不是当年那个拿着树根追着喊我“小羔”的小女孩，见人羞怯、害怕，甚至走路时也很少抬头。我在极力复原自己当年的感受，或者企图从中可以找到一些温暖的印象。但没有，有的只是愁苦的面容和破旧的院落，有的只是在风雪中飘摇艰难行走的家的驳船。 风雪停住之后，大哥家东面院落里的一位老妪时常会坐在门口，目光呆滞，眼睛茫然地望向远方，望向老家所在的南方。夜里，是绝望的呼喊与哭泣，她要回家，要回那个几千里之外的只存在于记忆中的老家，她知道那里有他此生耕种的土地，有她每天相遇的村人与亲邻，有她一生所有的回忆和守望。但现在那位年迈的妇人已白发苍苍，风湿让她几乎失去了行走的能力，只能拍着窗户对着夜空喊，对着无望的冰天雪地喊，喊出心中的绝望与忧伤。大哥说，她的老家在离我们村不远的郭村，家里一儿一女，原本跟着女儿生活，后来女儿得病死了她不得已从关里来到关外。我远远地站着，她坐在轮椅上的样子像一截枯木，甚至在听说我是从关里来的时候眼神中忽然发出光芒——带我走哇，我要回家。分不清是在跟我说话，还是在喃喃自语。等我下次从一个工地回来时，听说老人已经死去，死在了春天，异乡的春天。 我什么都没有，一无手艺，二无所长，有的仅仅是一股子蛮力，或者只待日后才能慢慢萌生的梦想与渴望。所谓的建筑队就是临时组织起来的一帮人，有河北人、山东人、河南人，也有当地人。包工头是河北老马，当过兵，长着一身硬朗的腱子肉，建筑队分为两班：一班在市区，或者富拉尔基等附近的城市；一班在乡下，活动在以梅里斯为中心的各个乡镇之间，由老马的小舅子一个姓鄂的达斡尔族人带领。 我把菜刀压在枕头下。所有人都睡了，或者有的只是在暗夜中睁开疲惫的眼，建筑队的活不轻，几乎全靠人力，上砖、上梁、上瓦，大概十几天就能完成一座砖瓦房。这时已到初夏时节，我们休息的地方在一个叫卧牛吐的达斡尔族村，时间太久了，当地人和汉民几乎已经完全融入，通过联姻等各种方式形成了一体。他们衣着相似，口音相同，生活方式乃至习俗也在时间的流逝中达成一致。一位姓敖的人家，上梁结工，剩下一些零散的小活儿，安排几个人留下就好。为了犒赏，也为庆祝，主家送来一条狗，煮了一锅狗肉汤，准备了烧酒和啤酒。房间外是一片偌大的园子，园子里的小葱长势旺盛，狗肉、狗肉汤、小葱黄瓜蘸酱，每个人很快就进入熏熏然之中。这时，鄂队长开始安排，说让二哥和另外一个人留下来，处理工地上的善后事宜，不知怎么就打了起来。动手的是一个叫大国子的年轻人，和我二哥，大国子的师傅老吴也在旁边，顺手把手中的汤碗向二哥甩去。我终于没能忍住，在第一时间加入了混战。 异乡，是一个不知名的地方，一个外来者的加入从来没那么简单。移民社会的典型特点就是接纳与融入之间的矛盾，就像一滴水混入时间的河流。大哥不止一次提起当年的壮举，手举一把铁锹将当地的一个小混混拍在地上，方在第一时间为自己的存在树立了尊严。二哥性格温和，早已适应了多年的东北乡村生活，在很快的时间内学会了泥瓦匠，找到了一个糊口的营生。 那天夜里，我的神思始终在半梦半醒之间游移。我想，如果大哥二哥没有当年的出走会是什么样？在村庄里耕种，在父母身旁陪伴，也就不会有眼下所遭受到的欺负与侮辱。老吴是大国子的师傅，也是迁来了很多年，放弃了老家的妻儿，在当地重又组织了一个家庭。老吴在咆哮，二哥和大国子扭抱厮打在一起，我几乎没有犹豫，瞅准了机会将大国子放倒。鄂队长和其他人拉开了我们，唯独老吴还在咻咻不已。我想，无论是作为防备还是在战火重起时报以颜色，都应该收好那把锋利的菜刀。此时的菜刀非为凶器，而是一种抗拒与拼争的象征。 关里与关外，来到这里的山东人几乎很难改变骨子里的勤俭，小时候，当大哥说起他们家二三十亩田地时会觉得咋舌——怎么可以拥有这么多土地！但是真实的情况并不让人乐观，虽说一年一收，但缺乏灌溉设施一亩田收不了多少粮食，加之谷贱伤农，很多人已经抛弃了耕地或者出租出去，外出打工。春天时节，我曾跟随大哥二哥去荒芜的田野里打茬子，就是将去年收割后遗留在田里的玉米根节挖下来，作为烧柴，既用来做饭也可让炕更暖。漫天遍野的雪已经融化，斑驳的雪水渗透进脚下的黑土地，远处几株在风中挺立的白杨树的树皮已经泛青，这是一片怎样的土地啊，两百多年来吸引着大批大批的流民奔逐到此，为之哭泣，为之欢喜，为之付出一辈又一辈的努力，而今还在泥土中匍匐。 幸好有水作陪，幸好还有乌拉草。乌拉草的盛名是在初中课本上见识的，东北有三宝，人参、貂皮、乌拉草，前两者富贵，到现在我也难得一见，后者亲切而宽容，就苫在大哥家的屋顶上。我们来到嫩江畔的时候，还看见有人将河滩上长有乌拉草的地皮切成坯块状，几乎每家人房屋的土墙就是用这种草坯垒砌而成，舅舅死后坍塌的房屋是，大哥家的房屋是，就连二哥新转到手的那座破旧的房屋也是，仲夏之后新苫了一层草，以迎接雨季的到来。 我似乎一下深陷昨日与今天的时空，在跳跃的叙述中很难分清当年和现在的自己，这之间有着一条若有若无的线索，看起来早已失去了彼岸消息，却又时时牵惹着神经。翻开影集，一张照片跳入眼帘：倒梳的发型，一件青白色夹克衫，嘴唇上的胡子已经初露端倪，显示出一个蓬勃青年的形象。旁边是两个侄子，大侄子大运，十二三岁光景；小侄子小利个子很矮，有着多数少年的羞怯模样。侄女大红已经上了初中，长长的头发，脸上有少女独有的羞涩。那是我临走时候留下的一张照片，我们去梅里斯镇街的照相馆拍的。尽管从那之后，我们再没有相见，我知道一条血脉的河流从来不曾断过。 血脉，家族谱系延续的另一种方式，隐秘而深邃，流淌在时间的背面。有些事物是会遗传的，比如长相，比如走路时的动作，比如——某些隐疾就像被遗忘在某个角落，在你猝不及防的时刻突然到来。江南第二附属医院，这是2019年的冬天，刺眼的灯光打在医院粉刷的白色墙壁上，大哥蹲在病房的一角，面前一包榨菜，馒头是侄女大红刚从医院食堂买来，他的脸上沟沟壑壑，与母亲去世那年判若两人，他的行动有些迟缓，就连吞咽的动作也显得机械而麻木。多少年了，他始终保留着吃馒头的习惯，他说大子拉嗓子，不如馒头好嚼好咽。十七岁离开老家，吃过狗肉猫肉，吃过一切能搜罗到的可以吞咽的食物，最早的生活还算殷实，在梅里斯一家浸油厂上班。所谓上班，也就是扛大包，将沉重的装有大豆油葵的麻包扛到榨油机前，每次下班回家时，可以从军大衣里抖搂出来瓜子、黄豆。他的那匹马还在，二十几年了竟然没舍得卖掉，帮人运送蔬菜和粮食，有时一天也能赚到一二百元。只是现在大哥的脸上显现出困顿的神情，大概一周了，儿子大运脑出血躺在床上，上肢下肢都不能动弹，从家里带来的钱已经花光，二儿子小利从工作的西安赶来带来了部分，第二次手术仍有很大的缺口。 心脑血管疾病的遗传性几乎已成定论，祖辈里的基因不会在短暂的时间里有所改变。父亲偏瘫的时候也是中年，三哥在几年前开始嗜睡，经检查亦有这方面的隐疾，而现在已经延及到孙辈，这多少让人感到突然。 大哥在终于坚持不下的一刻给三哥打了电话，三哥来找我商量，坐在理发店的长椅上无言抽烟。在乡间，最怕的就是病，就是突如其来的事故或灾难，钱当然是有一些的，儿子准备买房，孙子上学，也不能完全满足看病的需要，最后商议一人先拿出一些帮大哥渡过眼前的难关。我几乎透支了这些年因写作而结下的交情，在电话中指点大红如何操作做一个筹款的帖子。帖子发出，几乎全国各地的亲朋好友伸出了援手，很多是我尊敬的老师，他们的书写曾经给我指引了方向，而今又用实际行动感动着我们。我在想，每一个真正的书写者的身体里一定住着一个干净善良的灵魂，在文字中捕捉善念，在行动中彰显真诚。 我在下半年被安排到市区建筑工地，那些新建立的楼群耸立，没有一户会成为我们未来家族的居所。有时我想，是不是时间久了他们已经忘记了家族基因中勤劳的传承，在一日日消耗着时间和体力，而或当地寒冷的气候所造成的每年只有少量出工的时间终至贫穷，或者因为没有文化基础，在漫长的漂流中失去了生命的锐性？ 生存，生存，当人类如候鸟般迁徙或集散，一定有着历史深层的原因，骨子里求生的欲望或本能，驱使一个地域或家族不得不从此地迁往彼地。我能想象当年舅舅和家族中其他亲人的心情，在漫漫风雪中一步步走向那个陌生的所在：“有冰的地方”，而后扎下根来，在权衡中或留下，或在未来的某个时日返回故乡。二哥不曾一次提起。再过几年回到老家，二哥当年的院落还在，自从母亲走了之后空了下来，长满了野草和三嫂种植的葡萄、枣树和青菜。 我也要回去的，一年的时间很快就过去，时空交换中，我仿佛看见当年的自己，站在一座尚未完工的建筑顶层，看着城市里的万家灯火。嫩江左岸的草已经开始枯萎，江水在日夜流淌中越来越寒凉，一九九四年的第一场雪落下来，像来时一样，落在了莽莽的原野，落在了孤寂的村庄，落在我旧时的记忆，白茫茫的大地，白茫茫的归途，似有所寄。 （选自2021年第1期《野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