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里的母亲 ◎胡学文 庚子年二月二十八日，母亲离去了。近两年，我多次梦见母亲离我而去。一次抱着母亲号啕，另一次我和父亲祭扫，竟找不见母亲的墓地，无助大哭。均在半夜时分惊醒，我赶紧打开手机，虽然是梦，仍心惊胆战。三点、五点、六点，起床时，铃声没有响起，我这才敢确定那就是梦。我责备着自己，却又满心欢喜，母亲说，梦是反的。童年时代，我做了可怕的梦，母亲总是这样安慰我。我半信半疑。人到中年，我坚定地相信母亲的说法。既然是反的，就不用那么紧张。每天晚上，我要和母亲通话，那日，我没等到晚上便拨通了她的手机。我以为，这样幸福的通话会一直持续下去。 在那个早上，母亲离开了。 我没有哭。我不相信母亲离我而去，她只是如以往那样睡着了，那么安静，那么安详。在病重的日子，母亲经常从睡梦中惊醒，而醒着，她止不住地呻吟。现在，她香甜地睡了。原来她是高个子，原来她的腿这么直。我坐在她旁边，就那么坐着，就那么看着她。直到从老家返石，我好像都没流泪。 清明前夕，我开车回张。当穿过一个又一个隧道，到了蔚县地界时，我突然意识到母亲不在了，突然意识到母亲不在意味着什么。她不会再站在窗前，看着我停车，不会再叫我的名字，不会再问我几点走的，路上吃了什么东西。她不会再去厨房忙碌，不会再让我到床上展展腰。她不会再早早地搬出被褥，不会再偷偷检查我的洗漱包，看我是否吃药。她不会再坐在餐桌前，看着我吃饭。她不会再叮嘱我少喝点酒。她不会再嘱咐我安心写自己的，不用操心她。她不会再和我讲乡村往事。她不会再一遍又一遍地说开车要小心。夜里，我再听不到她从睡梦中惊醒的声音，再听不见她压抑的咳嗽声，再见不到她佝偻的身影。 心陡然被挖空，眼泪决堤般汹涌。视线受阻，放慢车速，抹一把，再抹一把。后来不得不把车停在路边。 在那个年代的乡村，母亲和父亲一样算是有文化的人，论起来，母亲文化更高一些。父亲因地主成分被迫中止读书，母亲退学则是外祖父的读书无用观念。我少年时，母亲常常和我说起。如果可以读下去，人生或是另一种色彩，但许多时候是没有选择的。待我读了师范，母亲再没说过。那个梦终如花瓣凋零。母亲俊俏，但乡村长得美的女人多得是，如果让子女评说，没有哪位儿女认为自己的母亲相貌丑陋，可即便这样，如果我当面夸母亲，母亲也该开心的。遗憾的是，我做过许多令母亲开心的事，但从未夸过她。在意识深处，似乎夸母亲貌美是不敬的。羞怯缝住了我的嘴巴。在一遍遍思念她时，我万分后悔，最轻易做到的，恰恰没做。为什么不夸夸她呢，哪怕只一次。除了羞，我想，可能是觉得我的夸并没那么重要，且那不是母亲特别的地方。母亲出众在于她的文化和才艺。 母亲做过生产队的出纳，若说出这一职务的职权，可能会引来哄笑。但彼时，是身份和能力的象征，是有光环的。当然，队里也实在难找这样的人才，不然也不会轮到母亲。待有人能接替了，母亲便被免去职务。 母亲还代过课，那也相当了得。她代课的自然村距我们村有六七里的距离。没有自行车，来回步行。那段日子母亲心情极好，不要说六七里，就是十里二十里，她也不会累的。待有人能接替，母亲的任教生涯便结束了。没有几个人记得她当过出纳，但教过的学生都记得她。某年，我和母亲锄地时迎头遇上那个自然村的某某，那人停住，很恭敬地叫了声赵老师。母亲愣了一下，才应答。美好的记忆被唤起，母亲脸上浮现彩霞。边锄地边和我讲这个学生如何，那个学生又如何，好像他们都是叱咤风云的人物，其实不是。母亲兴奋得有些过，许多年后，我才明白她为何那么高兴，绝不仅仅是“美好”两字可以涵盖。 母亲擅长画、剪窗花，这不由公家定，没有谁从她手里夺去。 树木、花草、日月、星辰、百鸟、蝴蝶……在漆黑的乡村夜晚，在土炕上或生长或绽放或吟唱或飞翔或东升西落。母亲没正式学过绘画，除了个人喜好，我想也是逼出来的。如果乡村有会画的，她或许就不画了。所以她的技法是野路子，没章法，全凭感觉和悟性。她画登枝的喜鹊，是从脚画起，然后是身、双翅、头颈和尾巴，而画在空中飞翔的喜鹊，则从喙画起，喙上自然叼着花什么的；若画互相凝视的喜鹊，则从眼睛画起，然后是头、身、尾。如果说特点，我想就是自由随意。有一次，她问我想画什么，我想了想说画马，她说那不行，马蹄那么硬，还不把玻璃踢碎。我认为她不会画马，所以找出这样的借口，没料被她看破了。母亲说马就马，然后就画了。是长翅膀的、飞在空中的马。我惊得瞪大了眼，那是我第一次看到长翅膀的马。我以为母亲乱画，那窗花没给别人，贴在我家的窗户上。多年后，我意识到母亲信马由缰的观念，其实是前卫的。 村里会剪窗花的不少，所以，母亲既负责画又负责剪的，多是亲戚家的。剪窗花没什么意思，而且白日光线好才行，所以我不怎么看。 母亲画得最大的画是墙围图。土墙容易蹭掉皮，所以有条件的人家会把炕两侧用水泥打出一厘米左右厚的墙围，再请画匠画八仙过海或九女归家，有时只画风景，那既要看画匠的擅长，也要看主家之喜好。但请画匠要花钱，所以有的人家贴一些旧画，还有贴烟盒纸的，有的不搞任何装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家的日子也好过了些，父亲打了水泥墙围，装饰自然是母亲的任务。母亲买了画笔和颜料，一天画一点，三个月才画完。她没画八仙过海，没画九女归家，也没画长翅膀的马，她画的是风景图，但又不是纯风景。风景里有连续性的故事，虽然一个图里只有一到两个人，但也能看出来，当然，也只有我这样慢慢品的人才能看出，更多的人夸赞，都是大而无当的，画得太好或太像了。 母亲另一幅作品是弟弟家的墙围画。弟弟成家前，母亲完成的。她有了经验，自然画得更好。 如果母亲能接连地画……我不止一次地想，也就想想，人生是不能假设的。她的画作一幅也没保存下来，但毕竟是有作品的，始终装在我的脑子里。 才艺不是母亲的饭碗，母亲的本职是农民，要下田劳动，而且，父亲因为是木匠，另有活计，帮不上她，母亲的负重要超过别的女人。母亲并非优秀劳力，不像我四姑，割地无论多长的垄，从头至尾不停顿不直腰，没人追得上她。四姑是村里的铁姑娘，母亲差得远呢。割地一般五至六人一组，领头的叫驾辕，最末的是捆腰，即把割倒的庄稼捆绑成形。若是四姑那样的好手驾辕，整个小组的速度都快，然若遇上母亲这样的慢手，也快不到哪儿去。驾辕的急，捆腰的也急，但更急的是母亲。她不愿拖后腿，又割不快，越急越乱，左手，包括脚踝伤痕累累。整个秋天，母亲的左手都缠着布，没等这个手指好利索，那个手指又割伤了。即便这样，母亲也不请假，不是请不出，而是不敢请。如此卖力，年终分红因赊欠，柜子、缸、水桶都被抵了债，若工分不够，被抵扣的东西将更多。 土地承包后，劳动自由了许多，可以快，也可以慢，但仍不轻松。而且单项技能不行了，耕、耧、锄、割、碾场、扬场、套车、赶车，样样都要会。但不是每项技能都能学会，比如捆腰，母亲就学不会。她倒是能捆住，但腰杆不紧，装不上车，拎起来便天女散花。许多次，母亲都得请亲戚捆腰，那还要看人家有无时间。每到秋天，母亲都愁眉不展。我学会捆腰是逼出来的。开始也捆不牢，后来终于掌握了窍门，无论小麦莜麦，还是胡麻黍子，都不在话下。 但我也不是什么都能学会，有些活须和母亲合作完成，比如套车，当然不是每次都能合作好。某年秋天，我和母亲赶牛车到后滩割地，赶车并非只是代替脚力，而是还有割草的任务，须用车拉。割了没一会儿，西边就阴了。我担心下雨，劝母亲回，母亲不肯。农村有个词叫抢收，即在暴雨、冰雹来前抢割庄稼。母亲是要抢收吧，然黑云行走的速度实在太快了，不到一小时，便吞噬了天空。狂风大作，沙尘扑脸。母亲这才急了，令我牵牛。牛平时是温驯的，那日耍起了脾气，怎么也不肯把身子倒进车辕。要么倒退了，却往另一个方向。我抽打了两下，它更不配合了。后来，我牵住缰绳不动，母亲拽车前行，好一番折腾，才将车辕鞧住它。那时，豆粒样的雨点已开始砸落。两人被浇了个透，我没少埋怨母亲。那晚，母亲烙了白面饼，作为对我的奖赏和补偿。数年后，我开始写作，方意识到淋雨的经历其实是财富，我无须为写暴雨而刻意体验，就算体验，也不会在狂风暴雨中行走一个多小时。 冬闲是个伪词，至少对乡村的女人们而言是这样。没有集体劳动，男人们可以吹牛聊天，打牌喝酒，但女人们不行，一家老小的鞋帽衣服，都在等着。这既是体力活又是技术活。其中做鞋最耗时。先是粘鞋帮，要用面熬糨糊，不能太稠，否则粘不匀，也不能太稀，那会粘不牢。然后把提前剪好的破布一层一层叠加粘在一起，用石头压在炕头，干透后再用针线缝。鞋底更难做：把剥下来的麻搓成绳，绕到用动物骨头或木头做成的绳棒上，鞋底的粘法与鞋帮相同，但比鞋帮厚许多，要分两次才能粘好，而且因为厚，缝纳的针脚须细密，否则鞋底不结实。纳鞋底极枯燥，因用劲儿勒，手背都要套个布套，否则几下手背就青了。冬日的夜晚，母亲纳鞋底的声音伴我入睡。一觉醒来，母亲在纳；又一觉醒来，母亲还在纳。我不知她几时睡的，又是几时起的。我于1984年考入张北师范，上师范的头一年，穿的还是母亲做的布鞋；而母亲做的棉裤，我一直穿到成家。 母亲嫁给父亲时，基本什么都不会，但一样又一样，或被动或主动，她都学会了。后来进城，她学会了做生意，学会了讨价还价。岁月染白了她的头，她亦在岁月中证明了自己。 母亲擅长做莜面，推窝窝、长鱼、扁鱼、三下鱼、黑山药鱼、锅饼、纯面傀儡、山药傀儡、山药饼、山药饺子、行李卷、摩擦擦、压饸饹……坝上莜面有四十余种做法，母亲几乎都会做，在这方面，母亲无师自通，且有创新。比如她用熟土豆捣成泥团蘸汤料吃，我在他处从未吃过。莜麦耐寒抗旱，是口外种植最广的作物，被誉为口外三宝之一，一个又一个日子是靠莜面的喂养前行的。那时，我奢望着天天能吃上白面馒头，终于如愿了，却觉得还是莜面好吃。母亲更是这样，在县城居住的日子，隔天便要吃一顿莜面。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中期，玉米面是主粮。虽然种的是小麦和莜麦，但交完任务粮，所剩无几。在粜粮的同时，买回玉米面。对这个陌生的品种，母亲很快就学会了蒸玉米面窝。自然不乏创造，如玉米面傀儡、玉米面摊饼、玉米面糕、玉米面饺子。她的创造是逼出来的，因为我们兄妹三人都不喜欢吃。母亲当然也不喜欢吃，但每次她都装出香甜可口的样子，有时故意咂出声音，就像她吃的是山珍海味。有一次，弟弟吃了几口嫌难吃，便摔了筷子，母亲很生气，拍了弟弟一掌。她对食物心存敬畏，可以不吃，但不能说难吃，说难吃就是对粮食的大不敬，是对赐予食物的上苍的大不敬。 有了电视后，母亲的视野开阔了许多，常常跟我探讨一些问题，比如诈骗，比如天灾，比如命运，比如人心不古，其中探讨最多的是吃。我说起去什么地方开会，她便问我那个地方的人吃什么，我讲餐桌所见，母亲常常瞪大眼，问，那也敢吃？或，那也能吃？继而问我吃饱吃不饱，仿佛我每次出外必定要饿肚子。我说不是每样菜都吃得惯，但总有合口的。母亲便道，那就多吃点！似乎没有她的呵护，我不敢张嘴似的。母亲从不挑肥拣瘦，之所以把吃看得这么重要，实在是因为饿怕了。虽然后来不必为吃喝发愁了，但终其一生，饥饿的阴影从未远离。 某年夏天，我带母亲到301医院查病，做检查时，医生让母亲把裤子脱掉。母亲看了我一眼，我从她的目光中读出紧张。不是因为面对医生，而是因为我在场。她低声说，你出去吧，我一个人行。她那时已患有帕金森，手脚不怎么利索了。我没理她。她坐在凳子上，我帮她脱了裤子抱到怀里。她以为这样就可以了，待听到医生说脱光后，她一下慌了。她没马上脱，而是用近乎命令的口气让我出去。见她这样，我正想退出，医生说家属必须留下。我就留下了。脱掉内裤，母亲又慌又乱，双腿不停地抖，几乎难以站立，而她的脸有隐隐的红色，仿佛她正在当我的面干见不得人的事。终于检查完，但穿上衣服好一会儿，她还在发抖。我笑着劝导，我可是你生的呀。可她认为“不光彩”，离开医院时仍木木的。也就从那时，我发现母亲非常在意在我面前的言行举止。我很难过。我不知因何，不知母亲因何有了拘束。我检视自己，是否哪些地方做得不好，伤了母亲。我做得没那么好，但也没那么差，自认为。那么，究竟是什么？是母亲的性格更腼腆了，还是她的思维逻辑不同于前？我想不明白，可我真的想弄明白，想让她如我少年时那样敢斥责、数落我。自她花甲之后，几乎没有。除了各种嘱咐，她有的只是歉，有的只是愧，好像她负了自己的儿子，负了天下所有的人。 母亲不再训导我，而我却开始因她的错误责备她了。说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也忘了具体是什么事件，总之，我自认站在了正确的一边。在她生命的最后两年，除了睡觉，她所有的时间都用来吃药和等待吃药。中间只隔一小时，甚至半小时。细心的父亲怕记不住，特意在纸片上记了，如课程表。没错，服药成了母亲的课程和任务。母亲吃怕了，和我们商量，能否不喝或少喝。我们说不行，少喝不行，不喝更不行。她患的不是一种病，哪种病都需要喝药。看她艰难喝药也不好受，但总觉得这是为她好，以这样的理由说服自己，心需狠下去。没有商量的余地，母亲终于逃课了，不是所有的课都逃，选择性的。有几天，母亲突然又咳嗽了，问她喝药了吗？她说喝了。她的声音不是很高，目光也躲闪着，我便沉下脸，问她到底喝没喝，觉得力度不够，补充道，老实说！我一副审讯的架势，母亲慌了。她承认没喝，并羞涩不安地笑了笑。我一副揭穿的得意，知道你就没喝，随即倒了药，监督她服下去。她很乖巧，服完还张了张嘴，用眼神说，她没作弊。她的样子像孩子，而我成了家长，我不由得笑了。然后，钻心的痛突然弥漫开，我不敢再看她，不敢看她花白的头发，不敢看她被时间犁出的皱纹，装作内急，溜到卫生间。 在她生命最后的日子，她自己已不能翻身，需家人帮忙。当她不那么疼的时候，就会用愧疚的语气说，把你们都连累了。为堵她的嘴，我有时装作生气，有时和她开玩笑，但不管我何种神态，她还是歉疚的。某日，母亲忽然说，你孝敬。我笑着问，谁说的？母亲说，人们都这么说。我知道她想起了村庄，想起了往事。我用手指理梳着她稀疏枯干的白发，叫她别乱想，闭眼休息，总觉得养精蓄锐重要，却不懂得陪她回忆，不懂得陪她拾觅幸福时光。她是想的，但我用自以为的正确堵了她的嘴。 又一日，我要给她翻身。她让我喊父亲。父亲正在休息，我不忍喊他。她说我一个人翻不了，我说试试嘛。随后，我跪在床上，抱起她，平放后，再转过来，头脸朝向我。我喘息重了些，母亲自是听到了，甚是不安地说，把你累草鸡了吧。草鸡是坝上方言，指厉害、过度。如果她用别的词，也许就是一个词。这个“草鸡”附着了太多的记忆，我鼻子突然发酸，进而夸张一笑，不累，一点儿也不累。母亲疼爱地看着我，就如过去那样，我却不敢再看她。母亲不止一次地用草鸡，在我的童年，在我的少年，在我的青年，那天，是母亲最后一次用这个词，不是她疼得受不了，而是担心她的儿子。 博尔赫斯在《小径分岔的花园》中制造了一座循环往复的时间迷宫，几乎包含了无限的可能。而托马斯·品钦在鸿篇巨制《抵抗白昼》中，描述了多重宇宙，其笔下的人物在各个世界来回穿梭旅行，就像是穿行于各大洲之间，从一个反地球到另一个反地球。 关于时间，关于宇宙，人类的探索从未止步，我相信多重宇宙的存在，相信一个我在写字台前写字，而在另一重宇宙，另一个我也许干着海盗的勾当。 母亲离去后，我梦见她好几次。一次回村，她正从老屋出来，身体健壮，满面红光，我不由得叫出声，不知母亲的身体几时变得这么好。她和我说了几句话，匆匆下地了。我这才发现自己双手空空，竟没给她带任何东西。我往商店走，打算买些糕点，没等走到，梦再一次把我甩出来。我很失落，很不甘心，但母亲行走如飞，我甚是欣慰。另一次，家中盖房，我回去帮忙，见母亲在拌凉菜，土豆丝、菠菜。我想尝一口，结果就醒了。懊恼不已。 我再没做过她离开的梦，每个梦里，她都是康壮的，服了长生药般。我就想，母亲一定活在另一重宇宙，她还能自由穿梭于宇宙之外的宇宙。只是不知她是否还爱画画，是否还要纳鞋底，是否还给别人剪窗花。我知道的是，她从未离开。在另一重宇宙，在我的梦里，亦在我的记忆里。 （选自2021年第2期《北京文学》） 原刊责编 张颐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