暂居漫记 ◎李晓君 暂居者 人到中年之后，突然又成为一个租客，这是一件未曾料到的事情。我年轻的时候，为了摆脱父母的荫蔽，非常渴望有个独立的暂住空间。事实上，我也做到了。从师范学校毕业分到乡村教书，我拥有了有生以来第一个独立的居室，来到省城以后，度过了一段东奔西突的租住岁月，开始拥有自主产权的住房。伴随着这段不短的岁月，人也步入中年。这是个危险的年龄阶段，心态脆弱，彷徨而多虑，身体的状况也开始走下坡路。渴望稳定不变构成了这个年龄的人内心最大的愿望。但生活并非经过电脑设定的程序，有着按图索骥的清晰轨迹。 探究一个租客的心态是件颇费思量的事情。抛开我自身不说，先从贤士花园的其他租客说起。我曾经说过，我们小区最显著的特点就是老人多，他们整体性的面容，构成了贤士花园略显陈旧、悲情而又颓废的气质。他们衣着灰暗，容颜衰老，行动迟缓，面容平静而略显悲伤（他们中达观矍铄者为少数，对于时代和命运，他们有着与年轻人截然不同的看法）。无他，时代的烙印在他们身上过于深刻，他们性格中的共性（集体性）大于他们的个性。但通常，他们是小区的土著，在此颐养天年直至终老。我暂时放下他们不表。因为我想描述的是另一个群体：租客们。能够让我注目的除了这些老人，便是一些年轻的各自美丽的女孩子，她们每天早出晚归，如同穿花蛱蝶，翩翩来去，少不了要让我多看几眼。租住在小区的女孩们，大多是南昌大学一附医院的实习护士。 医院的大楼就在贤士花园对面，之间只横亘着一条街道。大楼高耸冰冷，如同亘古的风景。而实习的女护士们则如同流水落花，一茬又一茬，来去匆匆。探寻这些女孩们的心态，于我是件难上加难的事情。我租住的房子，之前便是几个护士的暂居之所，随着实习的结束，她们便收拾行李匆匆离去，除了遗落在房子中未及被房东清扫出去的不引人注意的小物件：挂在卧室门背后的几个塑料挂钩，抽屉里的粉色发夹，几张语焉不详的纸片，衣柜里遗弃的手套、帽子，便无其他。她们曾经在这个房间里短暂的音容笑貌，说话的语气、身体的温度、流泪时的心情，在镜子前流连顾盼的样子——都随着光线的湮灭，消散在暗夜里，被晨光刺破，如同虚无一般。也许，在灰白色的浴缸里还残留着她们掉落的头发——它们，混杂在弃置不用的浴缸的尘垢中。 有一天早晨，我走进陈旧的电梯里，里面有个年轻的女孩在打电话。我想我能猜出她的身份。我安静地站在她的旁边，只听见她手中的通信设备里传递出的声音，因为我的在场，她开始流畅的表达变成了间隔的“嗯”“哦”。她用余光扫视了我几下，我若无其事地看着封闭的前方，我差不多是她的父辈，尽管我不太愿意承认这个现实，我更希望是她的一个朋友，虚拟中的恋人，至少是一位可以与她亲热交谈的兄长。 到现在为止，我未曾发现我与她们其中任何一位有过交谈。实际上，除了小区的门卫（也是因为要去那里取快递），我几乎与整个小区的人没有任何交往，确实没有。我发现我在内心里没有与他们延伸关系的愿望，保持独立的个性，抑或是越来越明显的疏离与冷漠，在我复杂难表的心里都有吧。我每天在小区进去，穿过变得熟悉的楼道、熙攘的菜市场、灰暗的人群，总是偶尔会邂逅般地遭遇到南大一附院的实习护士，其中不乏面容姣好、衣着与众不同的佳丽。此刻，她（她们）已褪去身上的医院气味，而是沐浴打扮了一番，画了眼影，抹了口红，像是去赴情人的约会一般。她（她们）在黄昏的院落里，在佝偻的老人们和深冬构成的背景前显得楚楚动人、暗香浮动、多情而妩媚。 通常，这些女孩们在出了小区大门后会变得活跃而欢快，那副矜持、审慎的表情如同用过的面膜一样被她们撕去，丢到了路边的垃圾桶里。她们恢复了这个年龄的女孩应有的欢快。是不是小区压抑的氛围给了她们某种暗示，使之仍有某种如我年轻时与父母共居的紧张？不得而知。有时，我在等待红灯的路口与她们相遇——年轻的女孩子一下子多了不少，她们分别来自附近的各个出租屋里，当然，各色人等都有，都在赶着去上班。这些女孩有的手里拿着早餐，并不避讳路人就当众大啖起来，丝毫没有一个淑女应有的风度。我很欣慰地看着她们，对此抱有深深的认同感——因为我也是个在路边摊买早点并当街就做狼吞状的人。 这些女孩，我能对她们的了解只限于此。过了马路，她们便与我分道扬镳，我走永外正街去上班，她们则直接从站台后面一附院的侧门进去，消失在大楼的各个科室，来到令她们产生敬意的老师和一个个呻吟的患者身边。对于这个职业，我有些微的了解，因为我的妹妹和堂妹都是护士。若要对她们的职业环境以及工作中的细琐进行描绘，我发现，几乎无法动用一个词。我瞥一眼消失在站台后面的女孩们，就像与我的妹妹告别一样，然后走自己的路。 随着现代性的到来，人的关系圈除了同事、战友、同学、老乡等等之外，在现实中很难再开辟出深刻的交往来。在一个陌生社会，尤其在城市的新兴社区，邻里关系这个词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异。过去讲“远亲不如近邻”，现在已经无法适用了。邻里之间横亘着比物理的大门更坚固冰冷的心门。要说异数自然也有，我有两个要好的哥们儿，从事视觉艺术行当，他们在旅途的大巴或火车上、上班路上、聚会，甚至看电影时，能迅速与身边的陌生女孩谈上话并互相交换手机号码。必须承认，他们是人群中的少数。 一天，我在电梯里遇到一个黑人。他高大、雄壮的身躯，立马使窄小的空间凝聚起紧张的空气。这个黑人小伙儿穿着灰色的运动衫，头戴棒球帽，戴着耳机（手中拿着苹果6，并拨弄着手指快速地在屏幕上与人互动），在他黝黑、宽阔的脸上，唇红齿白，眼睛黑白分明。女儿说，她也遇到过几次这个黑人——她说，他还友好地与她打招呼。只是女儿形容他高大身躯时的表情显得有些夸张。如果你看美国职业篮球联赛转播的话，一定知道有个外号叫“大鲨鱼”的中锋奥尼尔，这个篮下大杀器与我同龄，身高216厘米，体重147.4公斤，曾经和来自中国的大个子姚明在场上互为敌手。我们小区这个黑人，从外貌和体型上都有些接近于奥尼尔，只是小一号而已。这是我们刚住进贤士花园时的发现，随着时间推移，我们发现小区里的黑人老外不止一个。 此外，几个有着印巴人体貌肤色的女人也时常在小区出入。她们也和南大一附院有关。是前来交流学习的医学生。作为一个电影和美术爱好者，她们曾经出现在我看过的影片和画册中。在印度细密画和宝莱坞花哨、浮华的电影制作工厂，她们的异国风情常常让我留意。她们穿着民族服饰，趿着拖鞋，身上喷洒着某种香水，与小区的老人们、孩子们、女护士们以及各种身份不明的租客们，共同栖居在南昌老城区某片蓝天下。 我们生活在一个飘移的世界。各种先入为主的观念不得不删改甚至抛弃。当我走在永外横街侧畔狭小的里弄里，那里内容丰富：牛羊肉铺、家禽摊子、乡下菜农占道经营的寒碜的摊点、糕点房、五金电器店、水果店、金器加工店、为一附院病人家属提供的饭菜加工小店、网吧，林林总总，仿佛让你置身于一个非城非乡、莫名所以的世界。仿佛这个世界的隐喻——弄堂的一切显得杂乱无章而又生气勃勃。而永外横街里面的贤士花园，同样呈现出某种多样性与复杂性，是一个可供人类学家研究的样本。当年费孝通先生写《江村经济》，通过对中国东部某个村庄的田野调查、解剖麻雀，描述了中国农民的消费、生产、分配和交易体系。今天，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与费孝通先生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所观察到的一切相比，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比如，租客的兴起，就是个很有意思的话题。租客们无处不在：从农村来到城市在建筑工地打工而租住在城乡接合部的青壮年劳力，租住在县城陪读的留守爷爷奶奶们（为此离开了一辈子未曾离开的土地），如我一般的城市新租客，实习的女护士们，交流学习的老外，以及去往国外留学的学子们……而我暂住的小区如同这个世界——如果是个坩埚或者沙漏的话——的底部，在它幽暗、低微的仿佛老照片远景部分的谦卑的角落里，在南大一附医院夜晚猩红的电子招牌的映衬里，显得那么安静持久而又变动不居。 艺考记 我坐在夜晚的候车室，看到面前一群年轻的孩子，脚边放着简易金属拖车，食指粗的皮筋捆扎着黑色或白色方形颜料盒，他们面容疲倦，身子松垮地靠着金属椅背，厚厚的黑色羽绒服上沾染着颜料，就像乡间的油漆匠，肩上的画袋此时像沉重的翅膀卸下来（上面印着某某画室的字样），搁在脚边。有个男孩像年轻时候的我，一头浓密的鬈发，几个女孩戴着口罩，除了面容呈现出的性别特征，其装扮包括行李与男孩们毫无二致。这是冬夜，我坐在出行的人群中，像她们一样疲乏、困顿，等待检票员的呼唤。候车室外面，黑夜像一头忧郁的猛兽，将面孔紧贴在窗玻璃上，使远行的人心情更加黯淡。 每年这个时段，总有一拨拨这样的孩子，像迁徙的鸟，贴着夜晚和铁轨滑行，结伴穿行在中国大地的各个城市之间。他们无声息地涌现在人们面前，又突然地散去。 曾经，多次，我像一个毫不关心的路人一样，漠然地看着他们出现在候车室或车厢里，对他们略异于旅客的行装扫上两眼，并不会真正上心。然而，此刻，我坐在夜晚的候车室，无法不去注视他们，用一个父亲的目光，将他们从头到脚包括差别很小的装备，仔仔细细地抚摸一遍。此时，女儿正在铁轨另一头的城市，拥有和他们相似的装备，像黎明即将发动总攻的士兵，兴奋、焦虑、疲倦。我将乘坐夜行火车到达那座城市，接上她再飞到西南另一座城市去。当我见到女儿时，眼中熟悉的她变得稍稍有些陌生，被紧张和激情控制的小小身体如一头困兽一般，她的眼神烦躁又坚定。 女儿在笔记本上写着：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学院。喜爱漫画的她，还在这两行字下面画了座云端中象牙塔般的房子，一个小女孩站在下面仰望。 半年前，也是这样的夜晚，那是夏天，我第一次带女儿去那西湖边的城市。我们已选定一家画室，做高考前的专业集训。对一个学艺术的孩子来说，他除了参加高考以外，还要在高三第一学期末参加全省组织的艺术专业考试（俗称联考），获得合格证后待高考成绩出来，综合排名参加各大院校的择优录取。如果想进入八大美院和29所独立设置本科的艺术院校，还必须参加它们自行组织的专业考试（即校考），只有拿到校考合格证的孩子，才有获得进入这些院校的可能性。 每年八大美院报考人数与录取人数比通常在60：1—80：1之间，也就是说，绝大部分孩子无法被录取。但近年来学美术的考生却以每年10%左右的人数在递增。那些非央美、国美不读的孩子，复读三五年甚至更长的不乏其人。在女儿后来参加的校考中，就曾经历这样一件“趣事”：某场美院组织的校考，她身边坐着一个熟悉的身影，不是画室的同学，而是她的助教老师——这个复读了好几年的学生，在女儿的画室当助教，直到此时女儿才知道她的真实身份。这是一个每年拿中国美院校考成绩状元的女孩，但因为文化分不够，始终徘徊在国美的校门外。 画室在杭州富阳区235国道边的一栋大型建筑内。它的前身大概是个厂房或办公楼，现在是个画室。醒目的四个汉魏字体招牌很远便能看见。有车前来接站。上车后我同司机聊起天来，他三十多岁，姓周，江西上饶德兴人。他十多年前就来到杭州打工，已在杭州成家（做上门女婿）。我问他对画室的看法，他的回答既谨慎也客观，他认为这个画室管理还是不错，当然他也补充说，如果孩子不听话，喜欢玩，那也没有办法——学艺术的孩子中，有不少玩性很大，抽烟打架的。说有个女孩，家境富裕，多次约他的车，晚上出去酒吧、迪厅玩耍，一次挥霍数千元不当回事。说实话，从小到大，女儿没有独自在外生活过，这是第一次离开我们的视线。除了希望她学习上有所收获外，安全因素也是我们隐隐担忧的。 一个微胖的女老师接待了我们。她是河北人，中国美院研究生毕业，现在画室做行政工作，她坦承艺术这碗饭并不好吃。她看了我女儿手机上的作业，表示称许和鼓励。女儿填写信息时，突然朝门口喊道：“胡靖雯！”我抬起头，看到一个面相朴实的女孩子拖着行李箱进来——她是女儿的同班同学，原来，她与我们乘坐同一趟火车到达。她的家长没有陪同，独自一人来到杭州！ 这家画室，是朋友推荐的，他与校长是旧识。填好表，我和女儿来到校长办公室。两个三十多岁的年轻人正在喝茶。校长给我和女儿分别倒上茶，此后彼此沉默了一会儿，都在等待说话。他长着一张明星脸，头上打着发蜡，油光可鉴。另一位很有艺术范，瘦削，眼神抑郁，留着时髦的胡子（后来知道他在学生中有个外号“奥特曼”）。我将手机里女儿的画拿给他们看。艺术范老师说，这个水平，经过几个月培训能考上美院。明星脸老师（校长）则说不一定。他边说边掏出手机来，打了个电话。不一会儿，一个脸圆圆的小伙子进来了。他也看了下画，说基本功不错，但不是美院要的风格，要将过去的习气改掉，转变快慢，则看孩子的悟性——他是女儿后来校长班的色彩老师。 这栋五层大楼里，一千多个孩子的学习、吃饭和休息都在里面。有小型超市（主要是画材和一些生活用品）、大型食堂、图书室和寝室，平时电动门紧闭，保安给我的印象还是比较负责任。他们给女儿安排了带窗的寝室（这里的寝室大部分没有窗户），和三个杭州女孩子住在一起。后来中途，女儿自己换到另一个房间去了——她和同屋的女孩（分别来自新疆、甘肃和湖北）相处甚欢。女儿宽厚善良，性格活泼，情商不低，这一特点的优势和潜在缺点，都在日后显示出来。她很容易交到朋友，但正因为此有时会造成学习上的分心。 同女儿在小超市采购完画材和生活用品，在一个小餐馆吃过午饭后，我和她拥抱告别，因为单位杂事缠身，没法多陪她一天。当高铁快抵达南昌时接到女儿电话，她显然还不能适应一个陌生的环境，情绪低落，手足失措。接到她电话我也难过得差点掉下泪来。我竭力安慰她，并迅速联系接待我们的老师，让她帮助女儿。第二天与女儿通话时，她情绪好了不少，告诉我白天参加了入学考试，自己感觉还不错。 女儿不在身边的日子，我一如既往地忙碌。每晚睡觉前，都会与她联系，通过电话或微信。她每晚画到11点，回到寝室洗漱一番，12点以后才能睡觉。第二天不到7点又要起床。我们中国家长都有这样矛盾心理：既希望孩子不要太累又希望他们能吃点苦。我每次微信都是给她打气、鼓励。不知是不是为了宽慰我——她显得越来越适应杭州的生活。但我从蛛丝马迹观察，了解到的并不都是令人鼓舞的消息。画室每周一白天放假，晚上继续上课。我在她微信上看到一两次，晒出在市内商城吃东西的情形。班主任姓项，也是江西人，我常与他联系，有时他说女儿进步很大，有时则说一般，没有起色。班主任告知，几次见到女儿课后与同学在一楼简易夜宵摊吃东西。这让我隐隐有些担忧。 女儿去杭集训后，我们将租赁在贤士花园的房子退掉了。那是夏天，我和太太将屋子收拾干净，将钥匙交还房东，我们回到湖边自己的房子中。随着时间推移，我心中的忧虑越来越重。女儿，像从我们身边暂时飞走的蝴蝶，但她在中国东部的那个城市，每扇动一次翅膀，都将在我内心掀起不小的波澜。对女儿的牵挂，让我经常陷入沉默。我时常走进女儿的卧室，打开衣柜，看到那些裙子、衬衫、校服，用手轻抚着，甚至会在她的床上躺一会儿。她微信提供的信息有限，我必须时常靠想象去“看见”她完整的生活。与我当初所设想的稍有出入，她似乎没有我期望的那么“用功”，而是对获得自由空间（同时对相比以往更多生活费）的支配快乐。 2018年11月下旬，迎来联考，我去杭州接女儿。之前，我已经找时间去探望了她。联考的学校恰好是女儿就读的中学，这让我暗喜，熟悉的环境将有助于她的发挥。学校周围是陈旧、杂乱的街区，楼房紧密，而道路狭窄。为避免堵车和节省时间、精力，我订了个房间，同女儿住在宾馆。那是个雨雪天，南昌的气温下降到入冬以来的最低点，地上有凝冻的迹象。女儿心态比我放松，一种随遇而安的模样——其实联考充满着很大的不确定性，后来的结果印证了这一点。那些平时画画出色的孩子，未必能拿到好名次，而平时成绩平平的学生，则可能爆冷拿高分。这里有个客观因素，艺术是感性的判断，取决于改卷老师的见识、偏好，而不像体育竞技，标准一目了然。这种仅凭几秒钟便决定一个孩子几年辛苦努力的方式，是很残酷的。 我帮女儿仔细检查所有证件、考试工具，让她抽空画些练习，说实话，我比她还紧张。女儿显得淡定，但也可能过于放松。杭州的画风，与本土老师的教学，存在不小差异，这是直接影响老师打分的一个重要因素——我是后来才明白这一点。我将能考虑到的方方面面，仔细地做了准备，给她买了手套和贴在衣服上的暖宝宝。风雪中，家长们护送着孩子们来到考场，望着他们背着沉重画袋、提着（女生喜欢抱着）调色盒鱼贯而入，心里不禁感慨，突然想起网上看到的段子：远看是要饭的，近看是逃难的，仔细一看是美术生。 联考成绩出来，我和女儿都不敢相信，她的成绩全省排名一千余名。比我们预想中的名次低了很多。女儿去杭州之前，专业成绩在班上总在前三名，这次掉到班上十多名去了。我像遭了当头一棒！艺考的变化莫测，对素来自信满满的我是个不小的打击。当我将班主任发来的微信截图传给女儿时，她回复我用手捂嘴的吃惊表情，也显得难以置信！好在我们的希望从一开始就放在校考上，这让我暂时地将这懊恼放到一边。 联考一个多月后将迎来校考，我和女儿在线上来回沟通校考方案，报考学校多，拿证的概率会大一些，但同时也存在战线拉长、要在各城市间奔波之苦，有时反而吃力不讨好。经过仔细权衡比较，最后填报了7个美院，之前曾纳入考虑的综合院校最后全放弃了。 2019年的美术生经历了充满波折的一年，谁也没料到，在报名这个环节上出现了难以想象的状况。大部分院校不在官网而在一个叫“艺术升”的APP上进行报名，加上艺考政策改革——大幅压缩综合院校的校考，导致各院校观望政策而迟迟不发布校考信息。校考信息发布后，早已严阵以待的家长与学生便如泄洪的巨流涌入小溪，“艺术升”报名系统几分钟后便告瘫痪，大量考生无法报上名。深夜一点，我和女儿还捧着手机苦苦等待，我的心像坠入谷底。全国有多少家长在那晚以及之后多个夜晚无法入睡。早上四点，迷迷糊糊中听到手机振动，女儿微信告知报上名了！谁也没料到报名竟成为一种撞大运的行为。那段时间，教育部门连下紧急通知，要求各院校增设考点，务必让所有考生报上名。 湖北美院和西安美院最先考试。我向单位请了两天假（正好连着周末），陪女儿参加校考。女儿报上名的考点在重庆和成都。我提前预订好航班、火车票、酒店，做了一份详细的备忘录。早上4：15分我到达杭州东站，此时尚早，我在寒冷的火车站大厅来回走了几遍，没有暖气，几个乘客靠着椅子在沉睡。虽然寒冷，但我心情平静。后来也靠着冰冷的椅子打了个盹儿。到达画室后，我又在一楼暗黑的接待室里打了下盹儿——我提前了半个多小时。 我约了小周的车送我们去机场。这是我第一次同女儿乘飞机出行。我在中间，女儿靠着舷窗，右手边是个穿西装的男人。飞机起飞后，女儿一直靠着我肩膀睡觉。长期集训，加上饮食的原因，她比以前略胖了些，脸上显出一点点婴儿肥。后来发生了小小的故事：中途提供简餐，当我试图拍醒女儿时，右手碰倒了桌板上的橙汁——于我是头次发生这种状况，整杯橙汁泼在了邻座男子身上。我尴尬、紧张和慌乱，忙不迭地道歉。男子上飞机后始终未发一言，显得严肃而心事重重。此时他非常愤怒，说你怎么这么毛手毛脚！他生气地将衣服脱下来，搭在前座的椅背上，接过空乘递来的纸巾反复擦拭，并不忘对我训斥——似乎挥我一拳才能解气。他剪着一个平头，脸上有点横肉——这是个常走江湖的人！他擦拭了很久，又拿起衣服闻了闻，说晚上要去见客户，你说怎么处理？女儿依然在沉睡，对发生的“插曲”一无所知。我提出赔偿。他断然否决，说不是赔偿的事！我只好拼命道歉，当我无意说到是陪女儿去参加美院考试时，他忽然缓和下来，不再诘难。他说会自行购买一件外套去见客户，他称我是个好爸爸，并告诉我他有一个设计公司，主要做大型商场室内设计。他来自浙江一个小地方，从小喜欢绘画，大学也学的美术（并非美院），妻子学服装设计。毕业后，两人经过辛苦打拼，现在事业有成。飞机落地后，他友好地告别，祝福我们如愿。我没料到飞机上发生这一幕，更没料到会以这样的方式收场。 我和女儿第一次踏上重庆土地，入住在大学城海友酒店。四川美院是所充满活力与浪漫情调的学府，我和女儿利用考场踩点的机会将它考察了一遍。我很惊讶，女儿对这所大学已有所了解，如它有个外号“蔬菜养殖基地”；有个在建筑领域具有一定知名度的美术馆——罗中立美术馆。空地上果然种满了蔬菜——据说是老师带着学生们干的，还有不少看似随意、其实很有意思的建筑，与中国美院象山校区有得一比。有趣的是，女儿说中国美院象山校区也有一个类似的外号“莲藕养殖基地”，大概是荷叶田田之故。 为鼓舞女儿志向，2018年6月，我曾带她到中国美院参观。那次杭州之行，重点是看西湖边上南山校区中国美院毕业展。我想女儿不仅被毕业展所吸引，也对美院女生大胆、前卫的打扮留下印象。 我遇到一个来自浙江丽水的家长，与我同年，也曾做过老师，现在是个个体户。当我们注意到彼此，他率先打破沉默，主动向我搭话。第二天校考，当我无所事事地在菜地之间走动，在一个个由古建构架搭建的奇怪建筑前端详、停留，等待时间过去时，他又出现在我视线中，我们又自然地聊起来。他问我可曾留意中国台湾的大学，有几所学校向祖国大陆招生，学费似乎也不贵，知名度尚可。我有点吃惊，因为完全没有这样想过。他还主动提出加我微信，邀请我到丽水去玩——给我一种熟识多年的感觉，像我朋友中某种类型——尽管我确信今后再见面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下午，送女儿进考场后，我返回酒店，取出行李回到考场外。等女儿出来后，我们将迅速赶去火车站乘坐今晚的高铁到成都去。明天的考场设在武侯区高级中学。这是紧张的时刻，分毫不能耽误。高铁19：15，从沙坪坝火车站出发。我特意和女儿约好，考试一结束立马出来（不知是否这个原因，她这场考试发挥不佳）。我们上了出租车离开大学城。当出租车堵在一个桥洞下面时，司机说，照这样下去可能会赶不上火车，但从另外一条道去，经过歌乐山，路途虽远些，但把握更大，问我怎么走？我当机立断说上歌乐山——语气中像充满着革命者的豪迈。出租车上了一条狭窄的小路，山道蜿蜒，路况不佳，但确实不堵车。我从小就耳闻歌乐山，知道渣滓洞，看过《在烈火中永生》《红岩》和《江姐》，却是在毫无心理准备当中上了歌乐山。望着车窗外起伏的山麓，似乎很难与想象中的情景对上号。 我们有惊无险地赶到了火车站。有一些家长和孩子先到达了，还有不少在往车站涌入，候车室满是背着画具赶考的美术生。安检时，学生携带的丙烯颜料居然不能通过，这引起了家长的愤怒，经过短暂交涉后告知属于误会，又悉数放行。 在办理入住时，我们遇到一个女儿杭州画室的同学，也是南昌人，她的母亲热情地向我们打招呼，说从她女儿口中早已知道我女儿——她很用功，似乎与班主任的描述有所出入。考场就在三百米不到的地方。这里是一片陈旧、嘈杂的区域，与我们租住的贤士花园周围有点相似，但可能地处市郊的缘故，也显得更荒凉些。 成都的考试连着两天，足以使一些陌生的家长变得稍微面熟。有一位湖北的家长，女儿在武汉集训，她以一种类似宣介的语气称赞那个画室，说每年有多少学生考上央美和清美，当得知我是江西人，又说在那集训的江西孩子不少——而且，她特别强调江西的孩子比湖北的孩子更能吃苦！我似乎无法接上她的话。有个深圳的家长从包里掏出平板电脑来，以一种自信的神色展示孩子的习作，画得其实有些心浮气躁，并不深入和到位，但还是得到一些家长照顾面子般的称赞。有个重庆的家长较特别，是个工程师，年纪比普遍的家长大十来岁，他说他女儿是第三年复读了，她的文化课其实很好，三次高考成绩都是600多分，如果不走艺考，现在已经读大三了。我问他为何不考中央美院美术史论专业（这个专业不考绘画）。他说希望女儿成为画家而不是美术评论家。他给女儿十年期限，在这期间他愿一直陪她考下去。 有个女生，迟到了十来分钟，不愿再进考场。家长们七嘴八舌做她的工作，想想吃过的苦和父母的心情，不要轻易放弃。女孩倔强地蹲在地上，就是不愿进去。她的不可理喻引起家长们的愤怒，有个家长说如果是我女儿，我会抽你一巴掌，太不懂事了！经过大家死磨硬拽，好不容易把她推进去了。 十天后，我乘坐同趟夜行火车到达杭州东站，在又黑又冷的车站大厅将上回的情节重复了一遍。这是天津美院的专业考试，考场设在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早上7点左右，我已经坐地铁赶到了考点。目睹考场外队伍越来越长，而女儿始终未出现——原来画室统一将考生送达考场，因为街道禁停，老远便让孩子们下车，女儿背着画袋，提着两个颜料盒（一个丙烯、一个水粉），还拖着大箱子，走了半个小时才赶到这里。女儿进考场后，我拖着她的箱子到处逛逛。我甚至拖着它走到马路对面，在一个人去楼空的校园里漫无目的地转悠一圈。午餐我带女儿吃肯德基。稍微休息下，继续下午的考试。将近晚上6点女儿出来，我们坐地铁赶往杭州东站乘高铁回南昌，参加第二天四川美院的校考。 校考的战线，从1月中旬一直到2月下旬，那是一场马拉松式的赛跑，对考生和家长的心理都是极大的考验。经过在外半年多时间集训和考试，我目睹女儿的长大，她比我想象中坚强。最后两场——中央美院和清华美院的校考，女儿没有把握，最初填报时并未选择，受到老师鼓励后，她决心一试，我知道希望很小但不忍拒绝。那次老师带队去了北京，但没想到，抵京后老师便消失了，不再管他们。此后一切都是女儿自己应对的。她经历了在陌生的北京找宾馆、找交通工具、奔赴不同考点，自己乘火车回到杭州的过程——这让我刮目相看。 女儿从杭州回来后，离高考只有三个多月时间了。也许我过于重视专业上的学习，没有意识到有八个月之久荒废文化学习的严重后果（我侥幸认为女儿文化课底子还算扎实，赶上问题不大）。一些家长选择将孩子送到培训机构补习文化，我们相信回到学校上课更有利。但她呈现的状态让我们担忧。期间，女儿陆续收到中国美院、天津美院、四川美院和西安美院的校考合格证。这是令人鼓舞的消息，但不能掩盖面临的困局——一模、二模考试，女儿分数都极不理想，与集训前相比，掉得非常厉害。我将焦虑埋在心里，努力装作平静，只默默做好后勤服务。女儿返校后，我坚持每天中午在单位食堂打好饭菜给她送去。 我加入了数个艺考家长微信群。一个工作在上海叫“启妈”的家长，在多个艺考家长群里是神一般的存在。她女儿也曾在杭州集训，复读一年后考上天津美院，现在读大二。为帮助许多缺乏经验的家长弥补在艺考知识上的欠缺，她无私地在群里提供咨询，把各大美院近年来的录取情况及填报事项做了不少扎实而客观的分析，读后让人豁然。我仔细地浏览她发的每个帖子和给家长的每个解答，获益不少。还有几个类似启妈这样的人，懂得艺考的艰辛和不易，不想让更多的家长因为自己无知和失误，而白白断送孩子前程，他们默默地义务做咨询服务。 我和女儿将目标定在天津美院，因为她专业分数有较大优势。我分析，只要高考文化分达到天美划定的文化分数线，她录取无疑。但按照女儿两次模拟考试成绩，都未能达到天美上年的文化线，一旦文化分不能上线，那她的美院梦将会破碎。 我还加入了几个本地家长群，每天热热闹闹的，家长们迫切交流各种资讯，打听似是而非的消息，在紧张、焦虑中，拿孩子们开一些无伤大雅的玩笑——以纾解心中又爱又痛的情绪。一些机构不时发布艺术生如何填报志愿之类的消息，我也不时可笑地坐在那陌生的教室，接受他们的洗脑。 女儿高考是在豫章中学，那几日，南昌大雨。我和太太开车接送——将车停在滨江宾馆，再步行送她。高考前夕，我和太太是内紧外松，不再过问她的学习，让她按自己的节奏来，我们相信她。每场考试出来，我和太太也对考试情况不闻不问。 出分前一晚，我很难入睡，但早上却意外地睡着了。女儿一直没睡，她守候在那里。睡梦中——我听到女儿的欢呼，我赶紧下床，看到她从卧室冲出来——我从未见过她这副模样：脸上既是欢笑，又是泪水。女儿文化分高出天美文化线近40分。我和她紧紧拥抱在一起。下午，我同女儿去美术馆看了一个展览。她在朋友圈发了一条微信，大意是一切顺利，不少画室同学在微信下面留言，其中有一些发的黑脸表情——此刻，这些出师未捷的孩子们心里涌起的却是另一番滋味。这是一种真实的表达，无奈但沉重。 （选自作者散文集《暂居漫记》百花文艺出版社2021年1月出版） 邮｜购｜启｜事 本刊编辑部还有少量过刊和年度精选集，现优惠读者，需要者欲购从速。 《散文海外版》2018年全年12期，优惠价100元（含邮费） 《散文海外版》2017年全年12期，优惠价70元（含邮费） 《记住乡愁，就是记住春天2016年精品集》，优惠价30元（含邮费） 《何似在人间2018年精品集》，优惠价35元（含邮费） 《月亮在叫2019年精品集》，优惠价50元（含邮费） 汇款地址：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散文海外版》编辑部 邮编：300051 电话：022-233324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