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的断流、分流与合流 我是在台湾成长的，我在台湾的时候，有很多书读不到，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那时候台湾的文坛有个志愿，一定要从三十年代左翼作家阴影下走出来，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情势不许可有第二个鲁迅、巴金，他们也不希望做小一号的鲁迅、或者做巴金的拷贝。所谓“三十年代”是个不确定的名词，大概包含从五四新文学运动到抗战胜利，这一段岁月左翼作家主宰文坛，可以称之为左翼挂帅，他们要结束左翼挂帅的时代。 “国民党政府”迁到台湾，把左翼作家的作品都禁了，文坛改成由党部挂帅。如果新文学是一条河，这条河流到一九五〇年的台湾好像是断了，我们可以叫它“断流”。断流以后，写作的人怎么继续学习呢？我那个时候是个文艺小青年，直接面对这个问题。那时候有个很权威的意见，他说我们不学三十年代，我们学西洋，三十年代的作家也是学西洋，我们跟他的老师学，不跟徒弟学。 大家学西洋，党部使不上力气，这得依赖研究西洋文学的人，依赖翻译西洋文学的人，依赖掌握西洋文学潮流的人，这些人大部分在大学里，党部得让他们说话，我们得听他们的。台湾的文坛就由党部挂帅变成学院挂帅。靠那些老师们不断地启发引导，我们才知道世界上还有很多好作品，文学创作还有很多好方法，欣赏文学作品还有新角度、新态度。我们这些追求文学的人，以前只知道一个小圈圈，现在看到一个大天地，我们这些文艺青年像鸟飞出笼子。台湾文学五六十年代的发展，学院中人是推手，是明灯。 中国现代文学断流之后开始分流，我也随波逐流。三十多年下来，台湾和中国大陆出现两个文学系统，这两个系统彼此隔绝，大陆上的作品台湾读不到，台湾的作品大陆上也读不到。这两个系统彼此有很大的差别，很难归类合并，结果一个国家出现两部文学史。 在台湾的那些年，我常常想起大陆上的作家，很想读他们的作品，每一个行业的人都希望知道他的同行在做什么。听说他们写了很多长篇小说，动不动五十万字一百万字一部，我很羡慕。听说他们写的跟我们在外面写的完全不同，我很好奇。我不愿意把大陆作家看成异类，也不愿意大陆作家把台湾作家看成异类，我们一笔写不出两个“文”字。 一九七八年我来到美国，生活还没安顿下来就忙着找书看，找中国大陆上出版的文学作品，我要补课。今天纽约市法拉盛区有六家中文书店，那时候一家也没有，买中文书要写信到香港的三联书店去邮购，那时候三联书店的邮购服务很好。 大陆作品跟台湾作品果然不一样！那时我发表读后感，引用了一个小故事。从前南方有一个读书人到北京赶考，跟北方的读书人谈天，这个南方士子夸耀南方人文荟萃，他说南方是“千山千水千才子”，北方的读书人回了他一句，我们北方是“一天一地一圣人”。 台湾的文学是千山千水千才子，作家都在言志，每个人的志都很小，人心不同，所以内容题材差别也大。“小道”要想可观，必须提高艺术技巧来吸引感染别人，所以台湾的作品大都讲究技巧变化，色调丰富鲜艳，个性明显，文学创作是艺术的满足，个人的满足。 大陆的文学作品是“一天一地一圣人”，作家有使命感，人人用作品载道，作家的志向很大，作品的格局很大，他们载的是大道，大道只有一个，所以主题内容彼此差别很小。（他们认为）读者对大道应该接受，作家无须对他们献媚争宠，作品朴实厚重，严肃单调，创作是群体的成就，是道德上的满足，有时候也是纪律上的满足。 话犹未了，说时迟那时快，一九八〇年中国正式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文学创作发生了令人惊心动魄的变化，新技巧、新题材、新作家，排山倒海朝着我们冲过来。等着看书太慢了，我订文学杂志看，杂志反应快。我订《山东文学》，我是山东人。我订《黑龙江文学》，我喜欢东北。我订《延河文艺》，西安对我有特别的意义。我订上海和广东的杂志，他们得风气之先。后来我见了《收获》、《十月》就买，它们篇幅厚。我曾经同时看九种杂志。 中国大陆人才多、根基深、潜力大，文学的种子千劫万难不死，“土改”改不掉，“反右”反不去，“文革”革不完，春风吹又生。他们也开始向西洋学习，和世界接轨！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他们也不希望做小一号的鲁迅、或者做巴金的拷贝。他们的作品不拘一格，多方面实验，夏志清教授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也传到彼岸去普度百家。那时候，诗人王渝主编《华侨日报·副刊》，她一直是两岸文学的守望人，她告诉我，现在中国大陆也有千山千水千才子了，可不是？凡是台湾有，香港有，他们马上也有。我们相看两不厌，我们本是同根生，我们停船暂借问，唯恐是同乡。 于是中国文学经过断流、分流，然后合流，你跟一个作家谈上十分钟，也许就听出合流的迹象。还有报纸的副刊、广播和电视的节目，还有书店，尤其是书店！二十年前，法拉盛好像只有世界书局，这个书局正是大陆文学海外文学的交叉口，逛世界书局就是看文学发展，看作家作品的对流互补，看他们通分、通婚。不会看的看热闹，会看的看门道，我们等这一天很久了，春江水暖鸭先知，鹅也知道，文学批评家也知道。后来中文书店多了，世界书局也在各地成立了好几家，光景就更热闹了。这时候有件事情证明合流成功，香港三联书店不办邮购了，它用不着再办了。 我曾经把作家分成三大类，有党的作家，有中国的作家，有人类的作家。几十年来，中国作家党同伐异，各为其主，把自己当做战斗人员，把文学当做斗争的工具，作品要符合党的政策，而政策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这样的作品只对一小部分人有意义，只在一时一地有意义，斗争完了，利用过了，作品就死了，我们给这种作品叫文艺炮灰。中国有很多作家，天才寿命都耗费在这种作品上，非常可惜。 幸而作家可以进步，可以提升，从党的作家变成中国的作家，作家站在全国人的立场上表现人生、批判人生，超越党派，超越地域，超越阶级，关怀所有的中国人。这种作品对全体中国人都有意义，我们尊敬这样的作品。可惜这样的作品太少了！国共斗争几十年，千万颗人头落地，作家写出多少诗歌散文小说，不是站在这一边，就是站在那一边，也有人做逍遥派，冷眼旁观，你们活该！有没有人站在全体中国人的立场写出作品来？如果有，我们把他举起来。 这样的作品仍然很难成为全世界共有共享的文化财产，更上层楼是人类的作家，居高临下，悲天悯人，在他的心目中众生平等，世界都是上帝的儿女。他把作品经营成高级象征，不管世人的国籍、种族、信仰，作品对他都有意义。这样的作家好像一尊佛，众人的痛苦就是他的痛苦，在他心目中，每一个人的痛苦也是众生全体的痛苦，读者一旦进入这样的作品，也就进入了共同的人性，营造共同的谅解。中国文学合流以后要奔流到海，这个境界好比海洋。 以前在国内，我们常说，作品必须先是中国的，然后再是世界的。这几十年，中国的情势特殊，作家的道路曲折，来到国外另有一番感受，很可能，作品要先是世界的，再是中国的。水流千遭归大海，荷马在七个城市里讨过饭，后来这七个城市都说是荷马的故乡；杜甫一生漂泊，没有安身的地方，后来杜甫有六座坟墓。索尔仁尼琴说，俄国可以没有他，他不能没有俄国……他不会没有俄国。哈金来到美国，用英文写作，他也不会没有中国。高行健离家出走，怨言一箩筐，中国最后还是会要他。作家、作家，你只要成为一家，一定有家可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