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威尔书评全集（中） 社会主义者能快乐吗？ (1) 想到圣诞节就几乎会自发地想起查尔斯·狄更斯，这是因为两个非常好的理由。首先，狄更斯是少数对圣诞节作过描写的英国作家之一。圣诞节是最受欢迎的英国节日，诞生的文学作品却惊人得少。圣诞颂歌大部分起源于中世纪，罗伯特·布里奇斯 (2) 、托马斯·斯特恩斯·艾略特和其他作家写过几首诗，还有就是狄更斯，除此之外就没有其它的了。其次，狄更斯能栩栩如生地描写出欢乐的一幕，这在现代作家里是很少见的，几乎绝无仅有。 狄更斯曾经两次成功地描写了圣诞节——《匹克威克外传》广为人知的一章和《圣诞颂歌》。根据列宁的妻子所说，列宁临终前曾让她念《圣诞颂歌》给他听，他觉得这篇作品的“资产阶级情怀”让人完全无法忍受。从某种意义上说列宁是正确的，但如果他当时的身体状况好一些的话，他或许会注意到这个故事蕴含着一些有趣的社会意义上的暗示。首先，无论狄更斯对圣诞的图景多么浓墨重彩地勾勒，无论小提姆的“感伤”有多么令人讨厌，克拉奇特一家给人的印象是他们在自得其乐。他们很快乐，正如威廉·莫里斯 (3) 的《乌托邦的消息》里面的人不快乐。此外——狄更斯对这一点的洞察是他的作品魅力的秘密之一——他们的快乐主要源于对比。他们如此兴高采烈是因为他们终于可以吃上饱饭了。狼就在门口，但它正摇晃着尾巴。圣诞布丁的香气飘荡于当铺和血汗工厂的背景之上，语带双关地，斯库鲁奇的幽灵就站在餐桌旁边。鲍勃·克拉奇特甚至想为斯库鲁奇的健康干杯，但克拉奇特太太断然拒绝了。克拉奇特一家能尽情地享受圣诞节，因为圣诞节一年只有一回。他们的快乐令人信服，只因为在狄更斯的描写中那是不完整的快乐。 另一方面，所有对永恒幸福的描写，从最久远的历史开始，都以失败告终。乌托邦（巧合的是，乌托邦这个杜撰出来的词语并不是“美好的地方”的意思，而是“乌有之乡”之义）是过去三四百年来文学作品的盛行主题，但那些“令人羡慕”的乌托邦总是让人倒尽胃口，而且都毫无活力。 在现代的乌托邦中最为人所熟知的当数赫伯特·乔治·威尔斯的作品。威尔斯对未来的展望在他的早期作品中有所提及，在《期盼》和《现代乌托邦》中作了部分描写，在二十年代早期的两部作品《梦境》和《天神一样的人》中得到了最淋漓尽致的描绘。你看到了威尔斯希望看到的世界图景——或者说，他认为自己希望看到。那个世界的基调是文明的享乐主义和科学的好奇心。我们现在所承受的罪恶和苦难都统统消失。愚昧、战争、贫穷、肮脏、疾病、挫折、饥饿、恐惧、辛劳、迷信不复存在。照这样说来，我们无法否定那正是我们都在盼望的世界。我们都希望消灭威尔斯想要消灭的那些事情。但有人真的想生活在威尔斯的乌托邦世界里吗？恰好相反，拒绝生活在像那样的世界，拒绝在卫生健康、遍布赤身裸体的女教师的花园郊区里一觉醒来，已经成为了一种自觉的政治动机。像《美丽新世界》这样的书反映了现代人对于他们有能力缔造的理性享乐主义社会的恐惧。一位天主教作家不久前说现代乌托邦在技术上已经可以实现了，接下来，如何避免乌托邦的出现已经成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法西斯运动就在我们眼前发生，我们不能把这番言论看成只是愚蠢的话语，因为法西斯运动的一个源头就是对过于理性和过于舒适的世界的抵制。 威廉·莫里斯的小说《乌托邦的消息》把乌托邦式的社会主义和科幻描写结合在一起。所有“美妙的”乌托邦似乎都差不多，假定它是完美无瑕的，却无法让人觉得快乐。《乌托邦的消息》是威尔斯式乌托邦的假道学版本。每个人都友善讲理，所有的物品都由自由社供给，但给人留下的印象却是落花流水一般的忧愁。萨缪尔爵士 (4) 曾写了一部相同主题的作品《未知的国度》，读来更是令人感伤。本萨伦的居民（这个词取自于弗朗西斯·培根 (5) ）给人的感觉是，他们认为生命只是一件痛苦的事情，要尽量波澜不惊地度过。他们所有的智慧带给他们的只有永恒的消沉。而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乔纳森·斯威夫特，有史以来最具想象力的作家，在构建一个“美妙的”乌托邦世界时比起其他作家也没能取得更大的成功。 《格列佛游记》的前半部分或许是文学史上对人类社会最无情的鞭挞。里面的每个字在今天仍富有意义，有几处是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政治恐怖的详实预言。然而，斯威夫特在尝试描述他所崇拜的种族时却失败了。在结尾部分，与讨人嫌的耶胡相对比，我们看到了高贵的慧骃，它们是有高等智慧的马，不会像人类那样犯错。这些马品性高洁，而且通情达理从不犯错，实在是一群令人觉得索然无味的生物。和其它生活在乌托邦的住民一样，它们最关心的就是避免操心劳碌。它们过着平淡无奇、逆来顺受的“合理”生活，不仅从来没有体验过争吵、混乱或危险，而且毫无“激情”可言，包括性爱。它们以优生学的原则选择配偶，避免忘情的恋爱，而且在寿命将至时似乎很愉快地赴死。在书中的前半部分，斯威夫特描写了人类的愚蠢和卑鄙会将他们引向何方；但是，把愚蠢和卑鄙去掉后，显然就只剩下半死不活的日子，几乎不值得一过。 尝试描写具体的来生快乐也没有取得成功。就像乌托邦一样，天堂彻底令人失望——值得一提的是，倒是地狱在文学作品中占据了显著的地位，关于它的描写总是非常具体，而且让人觉得可信。 基督教的天堂，就它通常被人描绘出来的情景而言，往往乏人问津。几乎所有的基督教作家在写到天堂时，要么坦白地说那是无法形容的地方，要么虚构出一个虚无缥缈的地方，那里装饰着黄金和宝石，永无休止地唱着赞美诗。确实，这一幕情景激发出了世界上最美妙的诗作： 您的高墙以玛瑙筑成， 您的壁垒以钻石铸就， 您的大门镶嵌着东方的珍珠， 超越富裕与珍稀！ 或者： 圣哉，圣哉，圣哉，众圣皆崇拜您， 摘下黄金冠冕，环绕晶莹之海， 智天使与炽天使跪拜在您面前， 过去如是，现在如是，未来亦将如是！ 但它无法做到的是描述一个普通人想要去的地方或置身其中的情形。许多宗教复兴运动的牧师，许多耶稣会的神父（比方说，参阅詹姆斯·乔伊斯的《艺术家的画像》中那段恐怖的布道）口中所形容的地狱把他们的信众吓得魂飞魄散。但一谈到天堂，他们用的就只有“极乐”和“至福”这几个词语了，根本不会去尝试道明里面到底有些什么事物。或许关于这一主题最生动的描写是德尔图良 (6) 的名篇，解释在天堂里的一大乐事就是看着那些受谴之人受到折磨。 异教徒对天堂的想象也好不到哪里去。你会觉得极乐世界总是暮气沉沉；众神居住的奥林匹斯山上有美酒佳肴，有神女仙女相伴——戴维·赫伯特·劳伦斯将她们形容为“不朽的婊子”。那个地方比起基督教的天堂或许更有家的感觉，但你不会想长久地呆在那里。至于穆斯林的天堂——每个男人可以得到七十七位美女，所有人都在异口同声地竞相争宠——那只会是一个噩梦。唯灵论者也好不到哪里去，虽然他们总是安慰我们“一切都是光明美好的”，却无法描述出任何让一个有思想的人觉得可以忍受的来世的消遣活动，更别说有吸引力了。 尝试描述非乌托邦或来世的快乐，只是纯粹的感官快乐，也是一样的结果。它们总是让人觉得虚幻或低俗，或二者兼而有之。在《圣女贞德》的开头，伏尔泰描写了查尔斯九世和他的情妇艾格尼丝·索雷尔的生活。他写道，他们“总是很快活”。他们的快活是什么呢？显然就是永无休止的盛宴、饮酒、狩猎和做爱。这种生活过上几个星期有谁不会觉得腻歪呢？拉伯雷描写那些幸运的人儿在来生的美妙生活，让那些在今生过着痛苦生活的人得到安慰。他们唱着一首歌，歌词大体上翻译过来是：“跳起来，舞起来，玩游戏，喝红酒，喝白酒，终日无所事事，一心只数金币。”——说到底，这种生活听起来多么无聊！永恒的“美好时光”这个概念的空虚在布吕赫尔 (7) 的画作《游手好闲者的世界》中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里面画着三个大胖子正头靠着头在熟睡，旁边还有煮鸡蛋、烤猪蹄什么的，准备大快朵颐。 除了以对比的方式外，人类似乎没办法形容幸福，就连想象似乎也做不到。这就是为什么各个时代对天堂或乌托邦有着不同的概念。在前工业社会，天堂被描述为一个永恒安宁的地方，而且用的是黄金铺地，因为那时候的人普遍都很辛苦，而且都很穷。穆斯林的天堂里的那些美女反映了一夫多妻制的社会，大部分女人的归宿是成为富人的妻妾。但这些“永恒的幸福”的写照总是以失败告终，因为一旦幸福成为永恒（永恒被想象为无尽的时间），对比就不再起作用了。已经成为我们的文学作品的一部分的某些传统手法所源起的物质条件如今已经不复存在。对春天的膜拜就是一例。在中世纪，春天并不意味着燕子和野花。它意味着经过几个月在烟熏火燎、没有窗户的小木屋里以腊肉为食后终于吃上了绿色的蔬菜、牛奶和新鲜的肉类。春天的歌曲是快乐的—— 啥都不用做，一心就吃喝，好好享受快乐。 感谢上天的恩赐，过一个快活年， 买肉很便宜，姑娘多可亲， 精力充沛的小伙子们到处游荡， 多么快乐，在多么快乐的人群中！ 因为快乐是有原因的。冬天过去了，那就是美妙的事情。圣诞节本身是一个始于基督教之前的节日，或许它的起源是为了在难以忍受的北方冬天有一个机会可以狂吃滥饮。 除了逃避劳累和痛苦之外，人类无法相信快乐是怎样的情形，这为社会主义者带来了严肃的问题。狄更斯能描写一户穷苦家庭狼吞虎咽地吃着一只烤鹅，让他们看上去似乎很快乐。另一方面，生活在完美世界的人似乎并不感到快乐，还总是心带厌恶。但显然，我们不会向往狄更斯所描述的世界，或许也不会向往他所能想象的任何世界。社会主义者的目标不是一个到最后因为某个老绅士派发火鸡而解决问题的社会。我们所追求的，不就是一个“慈善”无须存在的社会吗？我们想要的是一个领取分红的斯库鲁奇和腿脚肿胀的小提姆都是不可想象的世界。但这意味着我们追求的是一个没有痛苦和无须努力的乌托邦吗？ 我要大胆地说出《论坛报》的编辑可能并不认可的话：社会主义的真正目标并不是快乐。快乐一直只是附带产生的结果，就我们所知，将来或许也一直都会是这样。社会主义的真正目标是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情谊。大家都普遍认同这一点，但它没有经常被提及，即使被提及声音也不够响亮。那些毕生在进行令人心力交瘁的政治斗争的人，或在内战中被害的人，或在盖世太保的秘密监狱里受尽折磨的人，他们并不是想建立一个有中央供暖、空调和灯火通明的天堂；他们想要的是缔造一个人人相亲相爱的世界，而不是充满欺骗和仇杀的世界。他们希望以实现那个世界作为第一步，之后将何去何从就不是很确定了，尝试对它作出详尽的预测只会混淆这个问题。 社会主义思想必须作出预测，但这只局限于空泛的预测。你必须经常树立只是模糊可见的目标。比方说，现在世界正在打仗，需要和平。但是，这个世界从未有过和平，除非高贵的野蛮人曾经存在过。这个世界需要的是能够隐约感觉到存在但无法准确描述的事物。这个圣诞节，成千上万的士兵将在俄国的冰雪中流血牺牲，或淹死在冰冷彻骨的水域里，或在太平洋沼泽遍布的岛屿上用手榴弹把彼此炸成碎片。无家可归的孩童在德国城市的废墟中翻寻着食物。让这些事情不至于发生是一个好目标。但要详细地描述一个和平的世界是怎样的情景则是另外一回事了。 几乎所有乌托邦的创造者都像是患了牙痛的人，因此他们认为快乐就是没有牙痛。他们想要缔造一个完美的社会，让那些因为短暂才拥有价值的事情成为永恒。更明智的做法是指出有些纲领是人性必须遵从的，制订出大体的方针，但具体的预言则不是我们要做的事情。任何尝试想象出完美世界的人只会暴露出自己的空虚。就连斯威夫特这样的伟大作家也一样，他能深刻地鞭笞主教或政客，但当他试图创造出一个超人时，却只让人觉得那些臭烘烘的耶胡要比文明的慧骃有着更宽阔的发展空间——而这绝对不是他的创作意图。 (1) 刊于1943年12月23日《论坛报》。乔治·奥威尔以“约翰·弗里曼”的笔名发表。 (2) 罗伯特·西摩·布里奇斯（Robert Seymour Bridges，1844—1930），英国诗人，曾是1913年至1930年的英国桂冠诗人，代表作有《尼禄》、《尤利西斯的归来》等。 (3) 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1834—1896），英国社会主义者、小说家、艺术家，代表作有《世俗的天堂》、《乌托邦的消息》等。 (4) 萨缪尔·巴特勒（Samuel Butler，1835—1902），英国作家，作品抨击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社会的伪善与浮华，代表作为半自传体作品《众生之路》，并翻译出荷马史诗《伊利亚德》与《奥德赛》。 (5) 本萨伦（Bensalem）是英国学者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的作品《新亚特兰提斯》（New Atlantis）中的城市名，寄托了作者对人类理想家园的构想。 (6) 昆图斯·塞浦提穆斯·弗罗伦斯·德尔图良（Quintus Septimius Florens Tertullianus，160—225），基督教神学家，第一位以拉丁文撰写基督教神学作品的作家，代表作有《护教学》、《灵魂的见证》等。 (7) 老彼得·布吕赫尔（Pieter Brueghel the Elder，1525—1569），荷兰文艺复兴时期画家，以描绘风景和农民画像而著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