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威尔书评全集（中） 谁才是战犯？评卡修斯的《审判墨索里尼》 (1) 乍眼看上去，墨索里尼的覆灭就像是一出模仿维多利亚时代的情节剧的故事。正义终于获得了胜利，恶人遭到报应，真可谓天道循环报应不爽。但是仔细再想想，这则道德寓言并非那么简单和富于教化意义。首先，墨索里尼犯下了什么罪行？在强权政治中是没有犯罪这回事的，因为根本没有相关的法律。另一方面，墨索里尼的国内政权有某个团体能起诉他并对他进行审判吗？因为，正如这本书的作者充分表明的——事实上，这是该书的主要目的——墨索里尼从1922年到1940年所犯下的每一桩罪行都被那些现在发誓要审判他的人捧到了天上。 为了证明他的寓言，“卡修斯”想象墨索里尼在英国法庭接受审判，由首席检察官提出指控。一系列控告的罪名令人印象深刻，而主要的犯罪事实——从谋杀马特奥蒂 (2) 到入侵希腊，从摧毁农民合作社到轰炸亚的斯·亚贝巴——都无可抵赖。集中营、撕毁和约、橡胶警棍和蓖麻油——每件事情都供认不讳。唯一麻烦的问题是：某些你做过的事情在当时是值得褒扬的好事——就在十年前——现在怎么突然间就变成了应该遭受谴责的罪行呢？墨索里尼获准传唤证人，有活着的证人，也有死了的证人，他们的证言表明，从一开始英国舆论界要对此负责的领袖们就鼓励他作出这些事情。例如，这是1928年罗瑟米尔勋爵说过的话： “在他的国度（墨索里尼）是致命之毒的一剂良方。而对于欧洲大陆，他一直是功德无量的济世良医。我可以真心满足地宣布自己曾是第一个宣扬墨索里尼之伟大成就的公众人物……他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人。” 以下是温斯顿·丘吉尔在1927年说过的话： “如果我是意大利人，我一定会全心全意支持你，共同对抗列宁主义的兽欲和狂热，争取胜利……（意大利）指出了对抗俄国流毒的良方。自此之后，所有的大国都将拥有抵御布尔什维克主义这一癌魔疯狂入侵的根本之道。” 以下是摩德斯通勋爵 (3) 在1935年说过的话： “我并不反对（意大利人在阿比西尼亚的所作所为）。我希望澄清一个荒谬的错误观念，那就是同情落水狗是一件善举……我说过为那些野蛮残忍的阿比西尼亚人输送武器，或默许输送武器，是邪恶的举动，我仍然会拒绝他们，去帮助那些正直高尚的人士。” 以下是达夫·库珀先生 (4) 在1938年说过的话： “关于阿比西尼亚事件，最好还是少说为妙。当一对老朋友吵了一架又言归于好时，重提旧时的芥蒂对他们来说总是危险的。” 以下是《每日邮报》的沃德·普莱斯 (5) 先生在1932年的言论： “无知而偏执的人提起在意大利所发生的事情时，认为那个国家似乎陷入了暴君的统治，他将会被推翻。英国的公共舆论中有些不明真相的人总是对癫狂的少数人抱以病态的同情。这个国家长久以来对法西斯政权所做的伟大工作视而不见。我知道墨索里尼本人曾多次向《每日邮报》致谢，因为本报是英国第一份公正地将他的理想向世人阐述的报纸。” 如此这般这般。霍尔 (6) 、西蒙 (7) 、哈利法克斯勋爵 (8) 、内维尔·张伯伦、奥斯汀·张伯伦 (9) 、霍尔－贝里沙 (10) 、埃默里 (11) 、劳合勋爵 (12) 和许多人都踏上了证人席，每个人都愿意作证，无论墨索里尼是否真的镇压过国内的工会组织、对西班牙奉行不干涉政策、对阿比西尼亚人使用芥子毒气、将阿拉伯人扔下飞机，或创建与英国为敌的海军，英国政府及其喉舌无论发生任何情况都在背后支持他。我们看到1924年张伯伦（奥斯汀）夫人和墨索里尼握手言欢，1939年张伯伦和哈利法克斯勋爵设宴款待他，并恭维他是“阿比西尼亚皇帝”，直到1940年劳合勋爵仍在官方宣传册中对法西斯政权大肆吹捧。审判的这一部分让人觉得墨索里尼是无辜的。直到后来，当阿比西尼亚人、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的反法西斯者作出证言，对他不利的真实证言才开始出现。 这本书是虚构的，但这一结论却很真实。英国托利党是不大可能会审判墨索里尼的。除了1940年的宣战行为之外，他们根本无法对他提出控告。如果有些人希望看到的“审判战犯”真的发生的话，只有等同盟国爆发革命才有可能实现。但寻找替罪羊，将我们所遭受的苦难统统归咎于某些个体、政党或国家，这引发了另外一连串的思考，其中有的想法很令人不安。 英国与墨索里尼的关系史暴露了资本主义国家体制上的缺陷。承认强权政治没有道义可言，并将意大利收买，让其退出轴心国同盟——这原本是1934年后英国可以奉行的外交政策——而这也是天经地义的战略措施。但鲍德温 (13) 、张伯伦和其他人可没有这番能耐。要让墨索里尼不敢与希特勒狼狈为奸，除非英国本身的实力足够强大。而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以谋取利润为动机的经济体制根本无法实现现代化规模的重整军备。 德国人到了加莱，英国才开始进行武装备战。在此之前，英国曾经大量拨款加强军备，但这些钱都流入了军工企业股东的口袋里，武器根本没有造出来。由于他们不愿意削减自己的特权，不可避免地，英国统治阶级对每一条政策都阳奉阴违，对逐渐逼近的危险视而不见。但这种事情所意味的道德沦丧是英国政治的新现象。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叶，英国的政客或许伪善，但伪善意味着道义。而当保守党的议员为英国船只遭受意大利飞机的轰炸喝彩叫好，上议院的成员对以难民身份被带到这里的巴斯克儿童大肆诽谤时，事情就变得很不一样了。 当你想到这些年所发生的一切时——谎言和欺诈、一次又一次地背叛盟友、保守党报刊愚蠢的乐观主义；拒绝相信独裁意味着战争，即便他们就在公然叫嚣战争；有产阶层无法理解集中营、贫民区、大屠杀和不宣而战的错误——你一定会觉得除了愚昧无知之外，道德堕落也是原因之一。到了1937年前后，法西斯国家的本性已经暴露无遗，但那些达官贵人仍觉得法西斯主义是自己的同路人，只要能保住自己的财产，他们愿意接受最卑劣的邪恶。他们蹩脚地玩着马基雅弗利的游戏，玩着“政治现实主义”的游戏，玩着“只要能推进党的事业，一切皆属正当”的游戏——当然，这里的党指的是保守党。 “卡修斯”指出了所有这一切，却回避了其必然的结论。在他的书中只有托利党寡廉鲜耻。他写道：“然后，在英国仍然有另一个政党从法西斯主义诞生伊始就憎恨它……这个政党就是英国左翼的工党。”这番话说得没错，但只是真相的一部分。左翼人士的实际行动一直要比他们的理论更加高尚。他们一直与法西斯主义进行斗争，但那些代表性的思想家已经和自己的敌人一样深陷于“现实主义”和强权政治的邪恶世界里不能自拔。 “现实主义”（它总是“欺诈”的同义词）是当代政治大环境的一部分。“卡修斯”的立场不是很牢固，一个人可以编一本名叫《审判丘吉尔》、《审判蒋介石》甚至《审判拉姆西·麦克唐纳 (14) 》的书。在每一本书里，你都会发现左翼领袖自相矛盾的情况比起“卡修斯”笔下的保守党的领袖几乎不遑多让。因为左翼政党也曾经对许多事情视若不见，接纳了一些很可疑的盟友。五年前，保守党对墨索里尼阿谀奉承，而如今他们对他大加责难，让我们听到就觉得好笑，但谁在1927年就能预见到有一天左派会欣然接纳蒋介石呢？谁能预见到就在大罢工发生的十年后，温斯顿·丘吉尔会成为《工人日报》的密友呢？在1935年到1939年间，几乎任何反法西斯的盟友都可以接受时，左翼人士发现自己在赞美穆斯塔法·凯末尔 (15) ，然后向罗马尼亚皇帝卡罗尔二世 (16) 示好。 虽然左翼人士的每一个行动都更加值得原谅，但他们对于俄国政权的态度和保守党对于法西斯主义的态度极其相似。他们同样以“因为他们和我们是同一个阵营的”为理由原谅一切。谈论张伯伦夫人与墨索里尼握手的相片固然是个好话题，但斯大林与里宾特洛甫握手的照片要更新一些。大体上说，左翼知识分子在为苏德条约辩护。它“迫于现实”，但就像张伯伦的绥靖政策一样，产生了同样的结果。如果有出路摆脱我们身陷其中的道德困境的话，要走的第一步或许就是明白“现实主义”不会带来好处，而出卖你的朋友，当他们遭受摧残时袖手旁观并不是什么高明的政治智慧。 从卡迪夫到斯大林格勒，这种事情都在发生，但并不是很多人能明白这一点。与此同时，宣传人员的责任是抨击右派，但不是讨好左派。一部分原因是左派总是容易因为自鸣得意而陷入当前的境地。 在“卡修斯”的笔下，墨索里尼在传召证人后自己登上被告席。他坚持自己的马基雅弗利信条：强权即公理，胜者为王，败者为寇！他只犯下了一条罪名，那就是失败，他承认对手有权力将他杀掉——但他坚持认为他们没有权利责备他。在行为上他们和他没什么两样，而他们的道德谴责统统都是伪善。但之后又来了三个证人：阿比西尼亚人、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他们在道德上处于不同的层面，因为他们从未与法西斯主义勾结，也没有机会参与强权政治。三人都要求判处他死刑。 在现实生活中他们会作出这一要求吗？这种事情真的会发生吗？可能性不大，即使墨索里尼落入了那些真的有权力审判他的人之手。当然，保守党人会逃避对战争起因的质问，一有机会就会将全部罪名推到像墨索里尼和希特勒这些臭名昭著的人身上。这样一来，达尔兰 (17) 和巴多格里奥 (18) 的行动就容易多了。在逃的墨索里尼是一个很好的替罪羊，但一旦被逮捕归案，他就叫人尴尬了。那些普通老百姓呢？他们会不会冷血地以法律形式杀死他们的暴君，如果他们有机会的话？ 确实，历史上这样的处决非常罕见。在上一场战争结束时，“吊死德国皇帝”这句口号是赢得选举的原因之一，但如果真的尝试去这么做的话，英国人的良心或许会感到厌恶。当暴君被处死时，动手的应该是他们的人民。那些被外国政府惩罚的人，如拿破仑，都成为了烈士和传奇人物。 重要的不是这些政治流氓应该尝到苦头，而是他们应该身败名裂。幸运的是，很多时候他们确实遭到这一下场。因为那些披着闪亮的铠甲宣扬武力价值观的领导人在关键时刻都不愿意杀身成仁，数量之多令人吃惊。历史上那些伟大的名人可耻地仓皇而逃的事件不胜枚举。拿破仑向英国投降以免遭普鲁士人的清算，尤金尼亚皇后 (19) 和一位美国牙医乘着一辆轻便马车仓皇出逃，鲁登道夫 (20) 戴上了蓝色的墨镜，一位臭名昭著的罗马尼亚皇帝试图将自己锁在厕所里逃避刺杀，西班牙内战的早期，一个臭名昭著的法西斯分子凭借过人的体力顺着下水道从巴塞罗那逃出生天。 你应该希望墨索里尼有这样的下场，如果他只剩下孤家寡人，或许他就会这么做。或许希特勒也不例外。大家都说如果希特勒穷途末路，他绝不会逃走或投降，而是会以某种戏剧化的方式毁灭，至少会自杀。但那是希特勒顺风顺水的时候。去年局势开始恶化，很难察觉到他的行为有何尊严或勇气可言。“卡修斯”在书的结尾写到了法官的结案陈词，并没有写明判决，似乎希望将这一点留给他的读者。如果由我宣判，我不会判处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死刑，除非是出于情非得已。如果德国人和意大利人想要对他们进行军事法庭审判，然后枪毙处决，那就由得他们去做好了。或者更好的方法是，由得他们两个带着满满一箱不记名有价证券逃跑，然后领着瑞士的养老金过上安稳的日子。但不能制造烈士，不能搞出流放圣赫勒拿那种事情。最重要的是，不要有庄严而伪善的“审判战犯”，以缓慢而残忍的方式进行的法律审判过上一段时间就会离奇地使那些被告蒙上浪漫的光芒，将恶棍变成英雄。 (1) 刊于1943年10月22日《论坛报》。卡修斯（Cassius），英国工党政治家迈克尔·麦金托什·富特（Michael Mackintosh Foot，1913—2010）在这篇文章中的笔名。迈克尔曾于1945年至1955年、1960年至1992年担任工党议员。 (2) 吉亚科莫·马特奥蒂（Giacomo Matteotti，1885—1924），意大利社会主义政治家，1924年5月30日，他公开在意大利议会上指责法西斯分子操纵选举和暴力行为，11天后，他遭到绑架和杀害。 (3) 约翰·爱德华·伯纳德·希利（John Edward Bernard Seely，1868—1947），封号为摩德斯通男爵，英国军人、作家，曾于1900年至1904年担任保守党议员，1904年至1922年及1923年至1924年担任自由党议员。1912年至1914年曾担任英国国防部长。 (4) 阿尔弗雷德·达夫·库珀（Alfred Duff Cooper，1890—1954），英国保守党政治家、外交家，曾担任国防部长、法国大使等职务，代表作有《心碎行动》、《健忘的老人》等。 (5) 乔治·沃德·普莱斯（George Ward Price，1886—1961），英国记者，长期为《每日邮报》撰稿，负责海外新闻报道，支持英国法西斯分子奥斯瓦尔德·莫斯利，与希特勒关系密切。 (6) 萨缪尔·约翰·古尔尼·霍尔（Samuel John Gurney Hoare，1880—1959），英国保守党政治家，曾担任英国外交部长、海军大臣、内政大臣，1944年时担任英国驻西班牙大使。 (7) 约翰·阿尔瑟布鲁克·西蒙（John Allsebrook Simon，1873—1954），英国自由党政治家，曾担任内政大臣、外交部长、财政大臣和司法大臣等重要职位。 (8) 爱德华·弗雷德里克·林德利·伍德（Edward Frederick Lindley Wood，1881—1959），封号为哈利法克斯伯爵，英国保守党政治家，曾于1938年至1940年担任英国外交部长，推行绥靖政策，二战期间担任英国驻美国大使。 (9) 约瑟夫·奥斯汀·张伯伦（Joseph Austen Chamberlain，1863—1937），英国政治家，曾于1924年至1929年担任英国外交部长，是英国前首相内维尔·张伯伦的同父异母的哥哥。 (10) 莱斯利·霍尔－贝里沙（Leslie Hore-Belisha，1893—1957），英国自由党政治家，曾担任国防部长、交通部长等职位。 (11) 约翰·埃默里（John Amery，1912—1945），英国法西斯分子，在二战时与德国纳粹分子勾结，出卖英军情报和从事纳粹宣传，因叛国罪而被处决。 (12) 大卫·劳合·乔治（David Lloyd George，1863—1945），英国自由党政治家，1908年至1915年曾任英国首相。 (13) 斯坦利·鲍德温（Stanley Baldwin，1867—1947），英国保守党政治家，曾于1923—1924、1924—1929及1935—1937年担任首相，奉行绥靖政策，无法节制法西斯主义在欧洲大陆的步步崛起和进逼。 (14) 詹姆斯·拉姆西·麦克唐纳（James Ramsay MacDonald，1866—1937），英国工党政治家，英国首位工党首相，于1929—1931年、1931—1935年组阁。 (15) 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克（Mustafa Kemal Atatürk，1881—1938），土耳其政治家，土耳其共和国缔造者与首任总统。 (16) 卡罗尔二世（Carol II of Rumania，1893—1953），罗马尼亚国王，1930年至1940年在位。 (17) 让·路易斯·萨维尔·弗朗科伊斯·达尔兰（Jean Louis Xavier François Darlan，1881—1942），法国政治家、军事家，曾于1939年担任法国海军总司令，1940年法国战败后充当傀儡政权维希政府的二号人物，1942年遇刺身亡。1940年法国战败迁徙，达尔兰曾与丘吉尔会晤，并保证法国海军不会落入德国人手中，但投靠维希政府后，达尔兰主动配合纳粹政权，几番拒绝英国人要求接管法国海军的要求，并对英军进军法国海域予以狙击。 (18) 佩特罗·巴多格里奥（Pietro Badoglio，1871—1956），意大利军人、政治家，墨索里尼下台后，曾于1943年至1944年担任意大利总理。 (19) 尤金尼亚皇后（Empress Eugénie，1853—1871），法兰西第二帝国拿破仑三世的皇后。 (20) 埃里克·弗里德里希·威廉·鲁登道夫（Erich Friedrich Wilhelm Ludendorff，1865—1937），德国陆军元帅、军事理论家，代表作有《全面战争》、《我的战争回忆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