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威尔杂文全集（下） 在达尔兰 (1) 的国度 (2) 在战前，法属摩洛哥和北非大部分地方一样，在一部分程度上依靠旅游观光而生存，而这最终可以归结于贫穷。除了气候之外，每一样吸引游客的特征都建立在这里的人均工资只有每小时一便士这个基础上。 摩洛哥最突出的特征是它的贫瘠。七百万人口中绝大部分人是小农，耕种着比沙漠好不了多少的土地。大西洋沿岸有一些肥沃的土地，年产一百万吨小麦，但它归一个法国财团所有，以集体劳动进行耕作。阿拉伯农民用一头牛和一头驴拉着原始的犁头开垦板结的土地，种着杂草丛生的燕麦和苜蓿。有几个月会下暴雨，接着河里涨满了水，青草开始生长，可怜的家畜长了一点膘，但其余的时间水非常宝贵，足以引发仇恨和杀戮。就像《圣经》时代一样，界碑会被移位，河流会在晚上突然改道。问题的一部分原因在于缺少树木。 这里有棕榈树、石榴树和法国人种植的柑橘林和橄榄林，但除了阿特拉斯山脉之外，其它地方根本没有野生树木。这是数百年来放牧山羊的结果。就连人烟稀少、有橡树林和枞树林的阿特拉斯，每个村庄旁边的山丘都像煤渣堆一样光秃秃的，都被山羊啃光了。 摩洛哥与大部分法国殖民地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是前不久才被征服的（战争直到1934年才结束），法国文化还几乎没有影响到它。很少有摩洛哥阿拉伯人会说正宗法语，只会说洋泾浜的法语。法国人在教育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不多，没有大学，也不像埃及和印度那样有说英语的知识分子。到了1939年仍没有以当地语言出版的报刊或由阿拉伯人拥有的法语报刊，也没有值得关注的民族主义运动。法国人与阿拉伯人的社会关系由于摩洛哥很靠近欧洲而变得很复杂。从地中海沿岸到越过阿特拉斯山脉的沙漠有很好的公路，法国的卡车司机带来马赛的气氛，在路边的小酒馆里与阿拉伯人或欧洲人把酒言欢。 在卡萨布兰卡有许多法国无产者，领着微薄的工资，到处都有和阿拉伯人混居的小商人和小店主，但过着法国乡村式的生活。此外，商人、官僚和军官们过着更加贵族式的、类似印度英国老爷那样的生活。大体上法国人觉得阿拉伯人很有魅力却又很不安分。每个人都看不起他们，报纸颐指气使地称呼他们为“土著”。但法国的工人阶级并没有严重的肤色歧视——譬如说，法国士兵不介意与阿拉伯士兵住在同一个军营——营造了友好的气氛，无疑有助于消除民族主义情感。 摩洛哥有20万欧洲人，都说法语，但有些人是西班牙人的后裔。从1940年开始有少数英国人去了摩洛哥的内陆，你只能猜测接下来会有怎样的政治演变，但在1939年，欧洲人中盛行的是接近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忠于国王的当地报刊向达拉第 (3) 、多里奥特 (4) 等人效忠，还有宣扬法西斯主义的周刊，像《格林葛》、《憨第德》、《我无处不在》 (5) ，到处都有得卖。左翼政党没有根基，甚至在卡萨布兰卡也是这样。慕尼黑危机时群众的冷漠和玩世不恭令人触目惊心，就连军官们也不例外。反犹主义很盛行，虽然摩洛哥的犹太人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大部分人是手工业者，并没有造成什么麻烦。由于法国战败，法国人的权威遭受了重大挫折，阿拉伯人中民族主义开始高涨。 摩洛哥现在由国联控制并实施统治，以阻止叛乱发生，这并不是什么难事。法国人通过傀儡苏丹进行统治，他已经向我们表示效忠。但能否让摩洛哥积极参战则是另外一个问题，在政治空位时期是不会有答案的。现在我们已经向达尔兰上将保证摩洛哥将保持现状——这意味着我们已经保证维持现存的政权——维持落后封建的贫穷国度。这个国家的长期需要是显而易见的事情。它需要更多的树木、更好的灌溉设施、更合理的耕种方式、更好的牲畜、更多的学校和医院。所有这些都意味着外国投资和对这个积弱积贫的国家的保护，像摩洛哥这样的国家不可能获得真正的独立。 但是，如果能让阿拉伯人加入我们阵营的积极短期政策没有办法实现的话，将会是一大遗憾。摩洛哥是战略要地，从卡萨布兰卡到突尼斯的公路和铁路交通能够给我们更加安全的补给，而且占领卡萨布兰卡能够在一部分程度上弥补失去直布罗陀海峡的损失。虽然摩洛哥很贫穷，但它能够出口几种重要的食物，而且在有需要的时候它还能补充至少十万高素质的兵力。和平时期摩洛哥的殖民地军队是五万人，有将近一半是阿拉伯人。他们都是长期服役的志愿兵。与阿尔及利亚人或塞内加尔人不同，摩洛哥的阿拉伯人不是法国公民，因此不用服兵役。这些部队的装备或许仍很落后，但个人素质相当不错。 但是，摩洛哥似乎不会全面参战，除非我们能让阿拉伯人了解参战的意义。这涉及到基本的经济补偿。法国人对摩洛哥的剥削或许并不是特别过分，但那仍然是剥削，任何有思想的阿拉伯人一定会意识到这一点。几乎所有肥沃的土地和现代化的工业都掌握在外国人的手里。 而且，如果意属利比亚被征服，并达成宽容的和解，它一定会在西部的阿拉伯人当中引起反响。卑劣的不公将被消除，而不会影响到法国小产业者的利益，但会触动大资本家的利益。如果我们想要争取到阿拉伯人，我们就必须向他们承诺自治或高水准的生活，或同时实现这两样事情。还有当地的法国工人阶级，他们的利益与阿拉伯人的利益休戚相关。我们予以支持的法国政权是否愿意支持真正的改革方案似乎很值得怀疑，但可以肯定的是，和其它地方一样，摩洛哥的群众不会也无法积极地与我们并肩作战，除非我们愿意深刻地改变现状。 (1) 让·路易斯·萨维尔·弗朗科伊斯·达尔兰（Jean Louis Xavier François Darlan, 1881—1942），法国政治家、军事家，曾于1939年担任法国海军总司令，1940年法国战败后充当傀儡政权维希政府的二号人物，1942年遇刺身亡。 (2) 刊于1942年11月29日《观察者报》。 (3) 埃都阿德·达拉第（Edouard Daladier, 1884—1970）曾三度担任法国总理：1933年、1934年和1938年至1940年。 (4) 雅克·多里奥特（Jacques Doriot, 1898—1945），法国纳粹分子，曾在法国被占领期间在巴黎进行亲纳粹的广播，并组建“反布尔什维克志愿军”，协助德军在东欧的作战。 (5) 《我无处不在》（ Je suis partout ），由法国作家让·法雅德（Jean Fayard）创建的右翼报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