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威尔杂文全集（上） 狮子与独角兽 社会主义与英国人的聪明才智 第一部：英国，你的英国 一 当我撰写这篇文章时，文质彬彬的绅士正怒不可遏，想要把我给杀了。 他们并不是对我本人怀有敌意，而我也没有恨他们。正如他们所说，他们只是在“履行自己的义务”。我毫不怀疑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是奉公守法的好人，私底下从来没有想过杀人。但话又说回来，假如他们当中有人精心放置了一颗炸弹，将我炸得粉身碎骨，他也不会因此寝食难安。他是为了祖国才这么做的，这赋予了他杀人的正当性。 只有了解爱国主义和对国家的忠诚压倒性的力量，一个人才能真正地理解现在这个世界。在某些情形下，它会导致毁灭，而到了文明的某个阶段，它将不复存在，但作为一股 正面的力量 ，没有什么能与之相比。比起爱国主义，基督教和国际社会主义就像稻草一样脆弱。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能在德国和意大利掌权，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他们能够了解这一事实，而他们的对手则做不到。 此外，我们必须承认，国家之间的区别是基于思想的真实差异。直到不久之前，假装所有的人都一样是体面的想法。但事实上，任何明眼人都知道，在不同的国家，人的行为有非常大的区别。在一个国家能够发生的事情，在另一个国家绝对不可能发生。例如，希特勒的“六月清洗”就不可能在英国发生。与其他西方人相比，英国人可以说是非常特别的。对于这一点，从几乎所有外国人都不喜欢我们这个国家的生活方式上可以得到间接的承认。没有几个欧洲人能忍受英国的生活。就连美国人也觉得，在欧洲比在英国更加自在。 从任何海外国家回到英格兰，你会立刻觉得连呼吸的空气都不一样了。短短的几分钟内，无数细微的小事共同起着作用，带给你这种感觉。啤酒要苦一些，硬币要重一些，青草要翠绿一些，广告要俗气一些。英国大城镇的人脸上都长着麻子，嘴里一口坏牙，举止斯文优雅，与欧洲人很不一样。英国的广袤面积会把你彻底吞没，有那么一会儿，你不会认为这个国家拥有唯一的、可分辨的特征。像国家这种东西真的存在吗？难道我们这四千六百万英国人不都是决然迥异的个体吗？它是如此富于多样性，如此混沌！在兰开夏的工业城镇，人们穿着木屐咔嗒咔嗒地走路；在宽广的北方公路，大卡车穿梭不停；在求职市场外面人们排起了长长的队伍；在索霍区的酒吧里弹珠台响个不停；在秋日雾蒙蒙的早晨，老女人颤巍巍地走路去参加圣餐礼——所有这些生活片段都深深带着英国特征的烙印。我们怎么能从这一片混乱中总结出英国人共有的特征呢？ 但是，和外国人交谈，读一读外国书籍或报纸，你就会想到：“是哦，英国文明还真的有自己独特而明显的特征。”英国文明就像西班牙文明一样独特。英国文明和丰盛的早餐、阴郁的星期天、烟雾缭绕的城镇、蜿蜒的街道、绿色的农田和红色的邮筒联系在一起。英国文明有自己独特的味道。而且，英国文明的形成是连贯性的，既继承了历史，也延伸到未来。就像一头动物一样，英国文明有其与生俱来的特征。1940年的英国和1840年的英国有什么相同之处吗？那你和你母亲挂在壁炉架上的相片里那个五岁的孩子有什么相同之处呢？没有，但你和那个孩子确实就是同一个人。 最重要的是，英国文明就是你的文明，是你的一部分。无论你有多么憎恨它或鄙视它，你与它须臾不离，一旦离开它，你的内心绝不会好过。板油布丁和红色的邮筒已经沁入了你的灵魂。无论是好是坏，你都是英国文明的一分子，这辈子你都永远无法摆脱它在你身上留下的痕迹。 与此同时，和世界其它地方一样，英国正在经历变迁。和任何事物一样，英国只能往某个方向改变，而这一点是可以预见的。这并不是说未来已经被固定下来了，这只是说，有些情况可能发生，而有些情况则不可能发生。一颗种子或许会发芽，或许不会发芽，但一颗郁金香种子绝不会长成一棵防风。因此，最重要的事情，是了解英国的本质，然后我们才能预测在当前所发生的重大事件中，英国将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二 要分辨出国家的特征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能够被确定的特征通常都是一些微不足道的细节，彼此之间似乎完全没有联系。西班牙人对动物很残忍；意大利人做什么事情都吵吵闹闹；中国人热衷于赌博。显然，这些都是无关紧要的细节。但是，万物都有其起因，就算是英国人牙齿不好这一事实也能让我们了解到英国生活中现实的一面。 下面是对于英国的几点总结，相信几乎所有人都不会有意见。其一，英国人天生没有艺术细胞。他们不如德国人或意大利人那么擅长音乐；也不像法国人那样，为绘画和雕塑提供蓬勃发展的乐土。此外，正如欧洲人所说的，英国人不适合当知识分子。他们害怕抽象思维，他们觉得不需要哲学或系统的“世界观”。但这并不是因为英国人追求“实用”，虽然他们喜欢自诩为追求实用的人。只要看一下英国人的城镇布局和自来水供应的管道，他们所坚守的那些落伍的、令人厌恶的事物，那套经不起分析的拼写规则，还有那套只有算术课本的编撰者才能理解的度量衡系统，我们就可以看出英国人其实并不是那么在乎效率了。但他们能不经思索就采取行动。他们那举世闻名的虚伪——譬如说，他们对待大英帝国的两面三刀的态度——与这一点有着紧密的联系。在最危险的时刻，整个英国会突然团结起来凭着本能行事，那是每个人都明白的行为守则，虽然它从来没有被清楚地表述过。希特勒曾评价德国人是“梦游的民族”，这个说法用在英国人身上或许更加贴切。被称为一个梦游者可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 不过，有一个英国的小特征值得在这里提一下，这个特征非常明显，但很少被提及，那就是对花卉的热爱。这是从国外来到英国的人，特别是从南欧来的人，首先注意到的事情之一。这不是和英国人不重视艺术的特征相抵触吗？那倒不尽然，因为这个特征是在那些完全没有美感的人身上找到的。不过，它却和另一个在我们身上根深蒂固但很少被注意到的英国人的特征联系在一起，那是对爱好和闲暇消遣的沉迷，即英国生活的私人空间。在这个国家有许多人喜欢花卉，喜欢集邮，喜欢养鸽子，喜欢业余做做木工，收集优惠券，玩飞镖，玩字谜游戏。所有最本土化的文化围绕着大家都在进行但得不到官方认可的活动——酒吧、足球比赛、后花园、壁炉和“喝杯好茶”。几乎和十九世纪一样，英国人仍然信仰个体自由。但这和经济上的自由——剥削他人而获得利润的权利——没有关系。那是你拥有自己的家的自由，你可以在闲暇时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选择你自己的消遣，而不是由上层为你作出选择。英国人最痛恨那些喜欢窥探隐私和搬弄是非的人。当然，即使是这个纯粹的私人自由也显然注定会消亡。和所有别的现代人一样，英国人正逐渐被编上号码、贴上标签、被征召动员、被协调整合。但他们的心理冲动是朝着另一个方向的，加诸他们身上的纪律也会相应被调整。没有党派集会，没有青年运动，没有“某某色衫军”，没有迫害犹太人或“自发”示威。当然，十有八九不会出现盖世太保。 但在所有的社会里，平民一定在某种程度上反对现有的秩序。英国真正的大众文化是隐藏在表面之下的，非正式的，或多或少不被官方所认可。如果你直接观察普通人，尤其是大城镇的普通人的话，你会发现他们并非清教徒。他们是积习已久的赌徒，挣的钱都花在喝啤酒上，喜欢讲下流的笑话，用的或许是世界上最肮脏的语言。他们得在让人惊诧的伪善的法律管制（酒牌法律、博彩法案等等等等）下满足这些品味。这些法律影响到每个人，但实际上却又什么都没禁止。而且，英国平民没有明确的宗教信仰，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好几个世纪。英国国教从未真正令英国人信服，那只是拥有土地的上流阶级的一块自留地，而非英国国教的其它教派只在小范围内产生影响。虽然这些教派都保留着基督教浓厚的痕迹，但差不多连基督的名字都忘记了。欧洲大陆对权力的膜拜虽然对英国知识分子群体产生了影响，但从未波及普通人的层面，他们从未参与过权谋政治的游戏。日本和意大利报刊中所风行的“现实主义”一词会令英国人大为恐惧。在廉价文具店的橱窗里，你可以看到许多画着漫画的明信片，通过这些你可以对英国文明的精神有一定的了解。它们是英国人无意识中写下来的日记，从中折射出英国人守旧的世界观、贵贱有别的势利、既猥琐又伪善的性格、彬彬有礼的风度和对生活的深刻的道德态度。 绅士风度或许是英国文明最明显的特征。一踏足英国的土地，你就会注意到这一点。在这里，巴士乘务员态度和蔼，警察没有佩枪。在白人生活的国度里，再没有哪里比在这里更适合横冲直撞，行人都会让着你走。英国人厌恶战争和军国主义，而在欧洲观察者眼中，这一点总是被斥之为“堕落”或伪善。这一思想深深植根于历史，无论是劳动工人还是社会中下层阶级对此态度都非常鲜明。延绵不断的战争动摇了英国文明，但并没有将其摧毁。如今还在世的人的记忆里，“红衫军” (1) 在街头总是被嘲笑的对象，上档次的酒吧老板拒绝士兵进去是家常便饭。在和平时期，就算有两百万人失业，英国规模不大的常备军也面临兵源不足的问题，这支部队的军官阶层由乡绅和中产阶级的特殊阶层担任，兵源则是农场的帮工和贫民窟的无产者。英国的平民对军事知识或传统一无所知，提起战争时态度总是非常抗拒反感。没有政治家能靠向他们鼓吹征服四夷或军事荣耀而攫取权力，没有哪首煽动仇恨的歌曲能对他们有影响。在上一场战争中，士兵们自作自唱的歌曲并没有报复情绪，而是嘲讽式的失败主义调子，非常幽默 (2) 。他们口中的敌人是班长。 在英国，所有的吹嘘、摇旗呐喊和“大不列颠统治四海”的说辞，都是由一小撮人捣鼓出来的。普通民众不会把爱国主义挂在嘴边，甚至根本没有察觉。他们的历史记忆里没有一场军事上的胜利。和其它国家的文学一样，英国文学有很多描写战争的诗歌，但值得注意的是，那些脍炙人口的诗歌总是在描写战败和撤退。举例来说吧，英国没有关于特拉法尔加 (3) 或滑铁卢 (4) 的流行诗歌。英国人感兴趣的不是辉煌的军事胜利，而是像约翰·穆尔爵士 (5) 那样率部在科伦纳殿后，浴血奋战逃出生天的事迹。（就像敦刻尔克大撤退！）最激动人心的描写战斗的英文诗是关于一支骑兵队朝错误的方向发起了进攻。在上一场战争中，真正留在人民心目中的四个名字分别是蒙斯 (6) 、伊普雷斯 (7) 、加里波利 (8) 和帕斯尚尔 (9) ，每一次战役都是一场灾难。而那些横扫德国军队的大型战役，普罗大众对此几乎毫无印象。 英国人反对军国主义的态度令外国人觉得反感，这是因为这一态度与大英帝国存在这一事实是完全抵触的。这看起来像是彻头彻尾的伪善。说到底，英国人占领了地球四分之一的面积，依靠庞大的海军维持统治。他们怎么还有脸说战争是邪恶的呢？ 确实，英国人对自己的帝国抱着伪善的态度。工人阶级们会假装不知道有大英帝国这么一回事。但他们对于常备军的讨厌是非常合理的本能。英国海军雇佣的军事人员相对较少，而且长年在海外作战，对国内政治没有直接影响。军事独裁无处不在，但依靠海军取得独裁大权却闻所未闻。几乎所有英国阶层打心眼里讨厌的是趾高气扬的军官、马刺的叮当声和军靴的踏地声。早在希特勒上台几十年前，“普鲁士”这个词在英国就像“纳粹”这个词一样声名狼藉。这种态度持续了上百年之久，在和平时期，英国军官不在值勤时总是会穿上平民的服装。 要了解一个国家的社会气氛，一个迅速而且很肯定的指引就是其军队的正步走仪式。阅兵典礼其实是一种仪式性的舞蹈，就像芭蕾舞一样，表达一种生命的哲学。比方说，迈正步是世界上最难看的事情，比俯冲的轰炸机更令人觉得胆战心惊。那是权力在露骨地耀武扬威，看到那一幕情形就像看到一只军靴肆意地在一张脸上践踏。丑陋正是其狰狞本质的一部分，因为它就在说：“对，我就是这么丑陋，你敢嘲笑我吗？”就像一个恶棍朝被他欺负的受害者扮鬼脸。为什么英国没有走正步的仪式？天知道能引进这么一个仪式有多少军官会多么开心。走正步没有被采纳，因为街上的观众会对此百般嘲笑。只有在某些国家，那里的人们不敢公然嘲笑军队，走正步的仪式才会出现。意大利人转由德国人控制之后引进了走正步，可想而知，他们走起正步来没有德国人好看。如果维希政府能延续下去的话，他们一定会引进更加僵化的阅兵场纪律让残存的法国军队操练。英国军队的训练十分刻板复杂，带有浓厚的十八世纪军队的痕迹，但没有明确的趾高气扬的姿态，行军时只是正规地走方步。毫无疑问，这种步子属于佩剑贵族统治的时代，而一把佩剑绝不能轻易出鞘。 但是，英国文明在温和中又夹杂着野蛮和不合时宜。我们的刑法就像塔楼里的滑膛枪一样过时。与纳粹冲锋队员相对应的英国人物是判处绞刑的法官，某个患了痛风的老恶棍，思想仍停留在十九世纪，颁布残忍的判决。在英国，人们仍然会被处以绞刑，被九尾鞭鞭笞。这两种刑罚都是残忍而且卑劣的作法，但从来没有民意要求废止它们。英国人接受了它们（还有达特摩尔流放地和博斯托尔的少年犯感化院），几乎就像他们接受天气一样。它们是法律的一部分，而法律被认为是不可变更的。 现在我们将探讨英国人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对宪法和法律的尊重。英国人认为法律凌驾于国家政权与个人之上。当然，法律是残酷而愚蠢的，但它却不会被金钱腐蚀。 没有人认为法律是公正的。每个人都知道有一套法律适用于富人，而有另一套法律适用于穷人。但没有人对此在意，每个人都认为遵纪守法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要是有人不遵守法律的话，会觉得义愤填膺。像“他们不能拿我怎么样，我又没犯法”和“他们不能那么做，因为那是违法的”这样的话在英国经常听到。声言与社会为敌的人和别人一样有着这种强烈的感觉。在描写监狱的作品，如威尔弗雷德·麦卡尼 (10) 的《张开血盆大口的高墙》或吉姆·费伦 (11) 的《监狱之旅》中，在对基于良心而不肯服役的人士进行审判那种庄严的白痴行为中，在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教授写给报纸的信件中，你可以看到种种“英国司法体系的失败”。但每个英国人打心眼里相信，大体上，法律应该，可以，也将会被秉公执行。极权主义认为法律并不存在，只有权力才是真实的，这一想法在英国根本没有扎根。即使是知识分子也只是在理论上接受了这一主张。 幻象有可能真假参半，面具能改变一张脸的表情。说民主体制和极权主义其实“都一样”或“同样糟糕”的那一套熟悉的说辞从来没有考虑到这一事实。这些说辞说到底就是认为有半个面包和根本没有面包没什么两样。在英国，人们仍然相信像公正、自由和客观真相这样的概念。或许这些只是幻觉，却是影响力非常深刻的幻觉。这一信仰塑造了英国人的行为，由于它们的存在，国民的生活也发生了改变。看看你的周围就可以找到证据。橡胶警棍在哪里？蓖麻油在哪里 (12) ？佩剑仍然待在剑鞘里，只要佩剑还在那儿，腐败就不至于太过猖獗。举例说吧，英国的选举系统虽然漏洞百出，在为有产阶级谋取利益，但只要公众的思想没有太大的改变，这套体制就不至于 烂透 。你不会在投票站看到有人拿着手枪强迫你投哪一边的票，验票也不会出什么岔子，也没有直接贿赂这种情况。就连伪善也是强有力的安全措施。那个判决绞刑的法官，那个穿着大红法袍，戴着马毛假发的恶棍，虽然就算在他身边引爆一颗炸弹也无法让他意识到自己生活在哪个世纪，但他一定会按照书面的意义进行法律判决，绝对不会收受金钱贿赂，而这正是英国的特征之一。他是奇怪的混合体，是现实与幻觉的结合，也是民主与特权的结合，更是谎言与体面的结合，各种性质在他身上达成了微妙的妥协，以这种方式，这个国家保持住了其熟悉的形态。 三 前面我提到了“国家”、“英国”、“不列颠”什么的，似乎那四千五百万生灵可以被看成是一个整体。但是，难道英国不是两个国度，一个是富人的国度，一个是穷人的国度吗？难道有人敢昧着良心说那两个群体之间有什么共同之处吗？一年挣十万英镑的人和周薪只有一英镑的人可以相提并论吗？就算是威尔士和苏格兰的读者也会觉得很生气，因为我用“英国”这个词比“不列颠”这个词更加频繁，似乎所有的英国人都住在伦敦和周边的各个郡府，而北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人没有自己的文化。 如果你首先考虑次要的方面，你能更清楚地了解这个问题。的确，生活在不列颠群岛上的不同民族自认为彼此之间差别很大。例如，如果你把一个苏格兰人叫成是一个英国人，他可不会领情。从我们给自己的群岛起了六个不同的名字——英格兰、不列颠、大不列颠、不列颠群岛、联合王国和在庄严的时刻所说的阿尔比恩 (13) ，你就可以了解我们心中的踌躇。在我们眼中，英国的南方和北方也有着非常大的差别。但是，当一个欧洲人遇到两个不列颠人时，这种差别就显得微不足道了。除了美国人之外，很少有外国人能分辨英格兰人和苏格兰人，或英格兰人和爱尔兰人。对一个法国人来说，布列塔尼人和奥弗涅人差异很大，而巴黎人总是拿马赛地区的口音开玩笑，但是，我们提到“法国”和“法国人”时，总是认为法国就是单独一个事物，单独一种文明，而事实也的确如此。这种情况也适用于我们。在外国人的眼中，就算是伦敦人和约克夏人也长得像一家人。 在外国人眼中，连穷人与富人之间的差别也似乎微乎其微。的确，英国的贫富悬殊非常严重，比任何欧洲国家都要严重，到最近的街道上看一看，你就会了解这个问题。从经济意义上考虑，英格兰确实是两个国家，如果不是三个或四个国家。但是，绝大多数的英国人认为他们来自同一个国家，彼此之间的相似程度要大于他们与外国人的相似程度。爱国主义总是比阶级仇恨更加强烈，也总是比任何形式的国际主义更加强烈。除了1920年有那么一段短暂的时间外（“不插手俄国事务运动”），英国的工人阶级从未有过国际主义的理念或行动。两年半来，他们看着西班牙的同志被一批批屠杀，从未提供过帮助，哪怕举行一次罢工 (14) 。但是，当他们自己的国家（纽菲尔德勋爵 (15) 和蒙塔古·诺曼 (16) 先生的英国）遇到危险时，他们的态度则截然不同。当英国可能遭到侵略时，安东尼·伊登在广播电台上呼吁成立地方志愿自卫队。不到二十四小时他就召集了二十五万人，一个月内又召集到了一百万人。你只需要拿这些数字和基于道德或宗教原因拒绝服役的人数进行对比就可以知道，与新的道德价值观相比较，传统的忠诚拥有多么巨大的力量。 在英国，不同的社会阶级对爱国主义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爱国主义却像一条纽带将几乎所有的阶级串联了起来。只有欧洲化的知识分子才能真的对爱国主义免疫。作为一种正面的情绪，中产阶级比上层阶级有着更强烈的爱国主义情绪——比方说，比起学费昂贵的公学，那些廉价公学的学生更加积极地投身爱国主义示威活动——而那些确实在从事叛国活动的富人，像拉沃尔 (17) 和吉斯林 (18) 之流，其人数或许非常少。在工人阶级群体中，爱国主义的影响非常深刻，但他们对此却没有意识。一个工人看到米字旗时并不会觉得心潮澎湃，但众所周知的英国人的“岛国心理”和“仇外情绪”在工人阶级中比在资产阶级中要强烈得多。在任何国家，穷人总是比富人更爱国，但英国工人阶级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对外国人的习惯嗤之以鼻。就算他们被迫在国外居住多年，他们也不愿意让自己习惯外国食物或学习外语。几乎每个出身工人阶级的英国人都认为把一个外国单词说得字正腔圆是件可耻的事情。1914年至1918年一战期间，英国的工人阶级与外国人的接触程度之密切现在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结果就是，他们仇恨所有的欧洲人，德国人除外，因为英国工人很钦佩他们的勇气。在法国土地上呆了四年之久，英国人甚至没能培养出品尝法国美酒的乐趣。英国人内向孤僻，不愿意诚恳地接纳外国人，这是非常愚蠢的事情，时不时得为之付出惨痛的代价。但它是英国神秘性的一部分，许多知识分子曾经试图打破这一交流的障碍，结果却是得不偿失。归根结底，这种拒绝交流的心态与英国人不欢迎游客及抗击入侵者的心态如出一辙。 在上一章的开头我指出了英国人的两个特征，看起来似乎毫无关联。其一是，英国人缺乏艺术技能。或许，这其实是英国人游离于欧洲文化之外的另一种说法，因为有一种艺术是英国人充分展现了自身才华的，那就是文学，而它也是唯一无法跨越国界的艺术形式。文学，尤其是诗歌，特别是韵律诗歌，其实是一种自家人才懂的笑话，脱离了自身的语言环境，其价值就会大打折扣，甚至毫无价值可言。除了莎士比亚之外，英国最杰出的诗人在欧洲几乎无人知晓，连名字也未曾听闻。诗作被广泛阅读的诗人只有拜伦，他因为错误的原因而受到崇拜，还有奥斯卡·王尔德，作为英国式伪善的受害者而受到怜悯。与这个联系在一起的，虽然不是非常明显，是哲学思辨能力的缺乏——几乎所有的英国人都不需要一套有秩序的思想体系，甚至不需要用到逻辑思维。 在一定程度上，民族团结的责任感代替了“世界观”，因为爱国主义是一种普遍的情怀，就连富人也受其影响。有时候，所有的英国人会突然间团结在一起，做一样的事情，就像一群牛面对一头狼那样。毫无疑问，在法国蒙受灾难的时候，这么一个时刻出现了。在经过八个月对战争局势的观望后，英国人突然意识到自己得做什么：首先，他们必须将军队撤出敦刻尔克，然后，他们得抗击侵略。这就像一个巨人的觉醒。快点！危险！非利士人要来杀你了，参孙 (19) ！然后就是迅速一致地采取行动——然后，哎呀呀，立刻又陷入了沉睡。换作是一个陷入分裂的国家，这样的时刻原本是会爆发一场浩大的和平运动的。但是，这表示英国人的本能总是能提醒他们作出正确的应对吗？根本不是，这只是表示他们会做出同样的事情。1931年大选时我们就团结一致地作出了错误的决定。我们就像一意孤行的加大拉的猪群 (20) ，但我真心怀疑我们不能说自己是违背自身意愿被推下山坡的。 我们可以得出这么一个结论，英国的民主体制并非像它有时候看上去的那样是一场骗局。在外国观察者眼中，他只看到巨大的贫富悬殊、不公的选举体系、政府对媒体、电台和教育的控制，然后得出结论说，民主只是独裁专制相对比较好听的别称。但是，这一观点忽略了一个不幸的事实：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有相当程度的共识。即使你心里有一千个一万个不情愿，但你必须承认，1931年到1940年英国政府代表了大多数民众的意愿。这个政府对贫民窟和失业毫无作为，奉行懦弱的外交政策。确实是这样，但公共舆论也是这样。那是一段停滞不前的时期，而它的领袖都是些平庸之辈。 虽然有数千名左翼人士在举行各种活动，但可以肯定，大多数英国人认同张伯伦的外交政策。更重要的是，可以很肯定地说，就像普通人的心里在进行斗争一样，张伯伦的心里也在进行着同样一番挣扎。他的反对者声称他是个狡猾黑心的阴谋家，准备将英国出卖给希特勒，但更有可能的情况是，他是个愚蠢的老人，在老眼昏花中尽力做好自己的本分。否则很难解释为什么他的政策前后矛盾，为什么他没办法抓住曾经摆在他面前的任何一个机会。和普罗大众一样，无论是和平还是战争，他都不愿意付出代价。他一直得到民意的支持，这体现在那些彼此完全不可调和的政策中。当他去了慕尼黑，当他试图与俄国达成共识，当他向波兰作出保证，当他恪守了承诺，当他并非完全出自真心地斥责战争时，民意都在支持他。只有当他的政策产生了明确的后果时，民意才转而反对他，也就是说，反对他们自己过去七年来的麻木不仁。人民随即选出一个更合他们心意的领导人丘吉尔，至少他更明白这场战争不打是赢不了的。或许再过上一段时间他们就会选出另一个能明白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能有效组织作战的领导人。 我说了这么多，是不是在说英国有真正意义上的民主？不是，就算是《每日电讯报》的读者也不会认为英国有真正的民主。 英国是太阳底下阶级压迫最严重的国家。这是一个充斥着特权和势利的国度，由年迈糊涂的老人在统治。但在分析英国的情况时，你必须把英国人在感情上的团结和它几乎所有的国民在重大的危机时刻会有同样的态度并共同采取行动的倾向考虑在内。英国是欧洲唯一不需要将数以十万计的国民流放或关进集中营的大国。现在仗刚刚打了一年，报纸和宣传册就已经在攻讦政府，赞美敌人和呼吁投降，满大街都是，几乎没有人干预。这并不是表示英国有言论自由，只是大家都知道这样子口头说说无伤大雅。《和平新闻报》这样的报纸可以自由发行，因为百分之九十五的英国人不会想去阅读这份报纸。英国被一条看不见的锁链紧紧捆绑着，在平时统治阶级会做出劫掠、管理不善、阴谋破坏等事情，使我们陷入泥沼中，但只要让民意被听见，从下面狠狠地拽他们一把，让他们没办法装聋作哑，他们很难不作出回应。左翼作家将统治阶级斥责为“法西斯的同路人”，这样的指责其实过于简单化了。即使在让我们陷入眼下被动局势的那个政治家的内部小圈子里，恐怕也很难揪出一个蓄意为之的叛徒来。在英国发生的堕落通常都不是这种情况。那几乎总是自我欺骗的结果，右手不知道左手在做什么 (21) 。由于对情况毫不知情，做出的坏事也就有限。这一点在英国的报刊中展现得最为明显。英国的媒体诚不诚实？在平时一点儿都不诚实。任何有影响力的报纸都依靠广告生存，广告商对新闻施加了无形的审查管制。但我认为，没有一份英国报纸可以赤裸裸地用金钱直接收买。在法国第三共和国统治时期，除了极少数例外，几乎所有的报纸都能够像买奶酪那样明目张胆地收买。英国的公共生活不至于这么糟糕，也从未堕落到连虚伪的话都可以省略掉的土崩瓦解的程度。 英国不是被广泛引用的莎士比亚笔下的“明珠之岛”，也不是戈培尔博士笔下的炼狱。它更像是一户人家，维多利亚时代的大户人家，有辱门楣的混账不多，但丑事倒有不少。这户人家遇到有钱亲戚就点头哈腰，对穷亲戚极尽欺凌之能事。而且一提到家庭的收入来源，他们就串通起来保持缄默。在这户人家，年轻一代总是遭受压制，而大部分权力被掌握在不负责任的叔叔伯伯和卧床不起的三姑六婶手里。但不管怎样，他们始终是一家人，有自己的语言和共同回忆，遇到敌人入侵时，他们就会团结一致。它是一户由错误的人掌权的家庭——或许这就是你能对英国进行总结的一句话。 四 或许，滑铁卢战役的确是在伊顿公学的运动场上赢得的，但接下来的战争刚开始的战役都是在那里输掉的。过去四分之三个世纪以来，英国生活中最重要的事实之一就是：统治阶级越来越腐朽无能。 1920年到1940年间，它以化学反应的速度在发生。但到了我写这些文字的时候，统治阶级却依然存在。就像一把换过两块新刀片和三个新把手的刀子一样，英国社会的上层阶级几乎仍然和十九世纪中叶没什么两样。1832年之后，占有土地的旧贵族阶级逐渐失去权力，但他们并没有变成化石或销声匿迹，而是与取代他们的新贵商人、企业家和金融家联姻，很快将他们塑造成与自己一样的阶级。那些有钱的船主或棉纺厂老板挤进了乡绅阶层的行列，他们的儿孙上了公学，学会了正确的礼仪举止，那些公学之所以创立正是为了这个目的。英国的统治者是贵族阶级，它总是从暴发户中汲取新血。鉴于那些白手起家的人所拥有的能量，鉴于他们用金钱铺路，进入一个以公共服务为传统的阶级，你会以为这种方式能够产生有能力的统治者。 但不知出于何故，这个统治阶级堕落了，失去了它的能力和勇气，最后甚至变得不再凶残，直到最后像伊登或哈利法克斯 (22) 这样虚有其表的人能够成为引人注目的杰出人才。至于鲍德温，你甚至不能用虚有其表这个词去恭维他，简直可以当他是个透明人。本世纪二十年代的时候，英国的内政问题处理手段已经是糟糕透顶了，而1931年到1939年间英国的外交政策堪称是令世界瞩目的奇迹。为什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在每一个决定性的时刻每一个英国政治家都会出于不会失效的本能做出错误的决定呢？ 背后的事实就是，有产阶级的地位已经不再拥有合法性。他们掌握了一个庞大帝国和一个遍布世界的金融体系的核心位置，攫取了利润和利息，然后将它们花在了什么地方呢？说句公道话，大英帝国里的生活在许多方面要比帝国之外的地方好一些。但大英帝国仍然是一个欠发达的国家，印度仍沉睡在中世纪，各个自治领一片荒凉，而外国人被猜疑地封锁在外面。就连英国本土也到处是贫民窟和失业者。这个国家只有五十万住在郊外别墅里的人能从当前的体制中受益。而且，小企业合并成大企业的商业趋势使得越来越多的有产阶级无所事事，让他们成为纯粹的股东，所有的工作都由领取薪水的职业经理人和技术人员代劳。长期以来，英国存在着一个无所事事毫无贡献的阶层，靠他们几乎不知道投资到哪儿所获得的回报和收益生活。这群人被称为“悠闲的富人”，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在《闲谈者》和《旁观者》等刊物上看到他们的相片。以任何标准衡量，这个群体都绝对不应该存在。他们是寄生阶层，对社会的作用还不如一条狗身上的虱子。 1920年时很多人已经注意到这个现象的存在。到了1930年，了解这一情况的人有数百万之多。但是，英国的统治阶级绝对不会承认他们已经对社会毫无贡献，要是他们真的承认这一点的话，他们就得被迫逊位让权。他们不可能让自己变成像美国百万富翁那样彻头彻尾的强盗，刻意而清醒地攫住不公的特权不肯放手，依靠贿赂和催泪弹镇压反抗。说到底，英国统治阶级背负着历史传统，他们上过公学，在他们所接受的教育中，必要时为祖国牺牲的责任是首要的教条。即使在他们劫掠自己的同胞时，他们仍感觉自己是真正的爱国者。显然，他们只有一条出路——那就是变得愚昧无知和麻木不仁。他们只能维持社会的现状，完全不知道该如何进行改良。虽然这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但他们做到了。他们只关注过去，拒绝知道在他们身边到底正在发生什么改变。 这个观点对英国的现状很有解释力。它解释了由于坚持虚伪的封建主义的缘故，有活力的工人被赶出了乡土，导致乡村生活衰败凋零；它解释了为什么公学会陷入僵化，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几乎没有任何改变；它解释了英国军队为什么那么无能，一次又一次地令世界大跌眼镜。自五十年代以来，每一场英国参加的战争都以一系列的灾难作为开始，然后由社会地位较为低下的人挽救局势。英国的军事高层人员是从贵族中提拔的，他们根本无法适应现代战争，因为要这么做，他们就必须承认世界正在改变。他们总是紧紧抓住陈旧的作战方法和武器不放，因为他们总是觉得每一场战争纯粹就是上一场战争的重演。在布尔战争之前，他们以祖鲁战争的方式进行备战，在1914年那场战争之前，他们以布尔战争的方式备战，而当前这场战争，他们又以1914年那场战争的方式备战。即使到了现在，数十万英国士兵仍在操练拼刺刀，这种兵器已经被淘汰了，只能用来开罐头。值得注意的是，海军和后来创建的空军总是比常规陆军更有效率。但海军只是在部分程度上被纳入统治阶级的势力范围，而空军则根本不采纳他们的那一套。 必须承认，只要局势和平，英国统治阶级的那一套统治方法为他们带来了很多好处。英国人民表面上对他们非常宽容。无论英国的管理多么不公，至少它不会被阶级斗争所撕裂，或需要到处安插秘密警察。没有哪个疆域像它一样辽阔的帝国能像它那样一派祥和。虽然大英帝国占据了地球四分之一的面积，维持帝国的军队却比一个巴尔干小国的军队还要少。至于被统治的人民，从消极的、自由主义的立场来看，英国统治阶级也有其优点。比起真正的摩登人士，例如纳粹和法西斯分子，他们是更好的统治者。但他们无力抵御来自外界的进攻，这一点早在很久之前就已经非常清楚了。 他们根本干不过纳粹主义或法西斯主义，因为他们根本不理解这两者为何物。如果共产主义能在西欧扎根的话，他们也干不过共产主义。要理解法西斯主义，他们就必须研究社会主义理论，而这样一来，他们将被迫意识到他们所赖以生存的经济体制是那么不公、低效而落伍。但他们刻意迫使自己不去面对这一事实。他们与法西斯主义的对决就像是1914年骑兵元帅进攻机关枪部队一样——完全无视对方的存在。虽然法西斯主义多年来一直在进行侵略和屠杀，他们却只注意到一点，那就是，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仇视共产主义。因此，他们认为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一定会对英国那些食利阶层者抱有好感。于是就有了那令人瞠目结舌的一幕：运送食物给西班牙共和国政府的英国船只被意大利飞机炸沉了，而保守党的议员竟然大肆欢呼庆祝。即使他们开始明白法西斯主义的危险，意识到它的革命本质以及它调动起大规模的军队的能力、它将会采取的策略，这些都是他们所无法理解的。在西班牙内战时期，任何从六便士的社会主义宣传手册中获取政治知识的人都知道如果佛朗哥获得胜利，结果将会是对英国的毁灭性打击。但是那些毕生都在研究战争的陆军元帅和海军上将都无法理解这一事实。这一政治上的愚昧浸透了英国的官僚阶层，从内阁部长、大使、领事、法官、治安长官到警察，统统如是。那些逮捕“赤匪”的警察无法理解那些“赤匪”在传播的理论。如果他们能理解的话，他们会对自己作为有产阶级鹰犬的地位感到羞耻。有理由认为，就连军事上的间谍活动也因对新经济学说和地下党活动的无知而遭到了阻碍，完全失去了希望。 英国统治阶级将法西斯分子视为同道中人并非完全错误。事实上，除了犹太人之外，比起法西斯主义，富人们更害怕共产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你永远不应该忘记这一点，因为德国和意大利的全盘政治宣传都在掩盖这一点。西蒙 (23) 、霍尔 (24) 、张伯伦等人的自然本能就是和希特勒达成妥协。但是——这时我所提到过的英国生活的特征，那种民族团结的深切情感，开始起作用了——他们这样做只会使得帝国陷入分裂，出卖自己的人民，使得他们沦为半奴隶。一个真正堕落的阶级会毫不犹豫地做出这种事情，就像法国那样。但在英国情况并没有那么糟糕。在英国的公共领域几乎找不到会说出“向我们的征服者效忠”这种奉承话的政治家。他们在利益和原则之间徘徊，像张伯伦这样的人，什么事情都做不出来，只会把两边都给得罪了。 有一件事情总是能表明英国的统治阶级在道义上是可靠的，那就是，在战争时期，他们愿意杀身成仁。几位公爵、伯爵和其他爵爷在近期发生的佛兰德斯战役中牺牲。如果他们真像有时候被斥责的那样是玩世不恭的恶棍，这种事情是不会发生的。我们不能误会他们的动机，这很重要，否则我们就无法预测他们的行动。他们不会叛国，也不会成为懦夫，但他们会做出愚昧而无意识的破坏举动，总是在本能的驱使下犯错。他们并非邪恶之徒，或者说，他们是还没有坏透的人，他们只是教而不善。只有当他们失去了金钱和权力时，他们当中比较年轻的人才会开始意识到他们身处哪一个世纪。 五 一战与二战期间，大英帝国陷入了停滞，几乎每个人都受到了影响，而在中产阶级中有两个群体受挫最为严重。其中一个群体是军官和为大英帝国服务的中产阶级人士，他们被戏称为毕灵普分子，而另一个群体是左翼知识分子。这两个群体似乎水火不容，是两个对立的符号——那些领着一半薪水的上校，脖子像公牛一样粗壮，头脑却小得可怜，就像一头恐龙；还有那些额头隆起，脖子细得像麻秆的知识分子——在精神上却是联系在一起的，总是互相影响；不管怎样，他们都来自同一个大家庭。 早在三十年之前，毕灵普分子阶层就已经开始失去活力。吉卜林所讴歌的中产阶级家庭，那些多子多孙教养浅薄的家庭，世世代代都在陆军和海军中服役，遍布地球的各个蛮荒之地，从美洲的育空河到亚洲的伊洛瓦底江，他们的数目早在1914年前就开始萎缩。是电报扼杀了这个群体。世界变得越来越小，白厅掌握了越来越大的统治权，年复一年，个人的能力越来越没有用武之地。假使克莱夫、纳尔逊 (25) 、尼克尔森 (26) 、戈登 (27) 复生，他们会发现自己在现代大英帝国中根本没有立足之地。到了1920年，几乎每一寸殖民地都在白厅的控制和掌握中。心地善良和太过于斯文有礼的绅士，穿着黑色的西装，戴着黑色的礼帽，卷得整整齐齐的雨伞就搭在左臂上，以呆滞的人生观看待马来亚、尼日利亚、蒙巴萨和曼德拉。那些一度是帝国建设者的人沦为小职员，被越来越深地埋在文牍和红头文件下面。在二十年代早期，你可以看到，在整个大英帝国，老一辈的官员，那些了解旧时更加广阔的年代的人，在正在发生的变迁中毫无作为地挣扎着。从那个时候开始，要让朝气蓬勃的年轻人担任大英帝国的行政职位几乎成了不可能的事情。而在官僚阶层里发生的事情也同样发生在商业世界里。庞大的寡头公司吞没了小贸易商。他们没有到印度进行冒险的贸易活动，而是在孟买或新加坡的某间办公室谋得一个职位，那里的生活要比伦敦的生活更加无趣但很安稳。中产阶级仍保有帝国主义的情怀，主要是因为家族的传统，但从事管理帝国的工作渐渐失去了它的吸引力。如果不是走投无路的话，能干的人很少会跑到苏伊士运河以东的东方去谋职。 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帝国主义的情结渐渐减弱，整个英国士气低迷，这在部分程度上是左翼知识分子们努力的结果，而这一群体本身的发展壮大也正是源于大英帝国的萧条败落。 值得注意的是，如今没有哪个知识分子在某种程度上不是“左翼分子”了。或许最后一位右翼知识分子是托马斯·爱德华·劳伦斯 (28) 。自1930年以来，每个被称为“知识分子”的人都生活在对现存秩序的长期不满之中。这是必然的，因为他在社会中没有容身之所。大英帝国陷入停滞，既无法走向发达，也不至于分崩离析，在这么一个国家，在由愚昧无知的人统治的英国，做一个“聪明人”会招人猜忌。要是你很聪明，能理解托马斯·斯特恩斯·艾略特的诗作或读得懂卡尔·马克思的著作的话，英国的统治者绝不会让你担任重要的工作。只有写写文学评论，组建左翼政党，这些知识分子才能让自己一展所长。 通过几份周报和月刊，你就可以了解到英国左翼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所有这些报纸最显眼的特征就是它们总是抱着负面、挑剔的态度，从来无法提出任何有建设性的意见。里面没有什么内容，就只有那些从未掌握过权力，也永远没有希望掌握权力的人不负责任的吹毛求疵。另一个重要的特征是，这些人生活在精神世界中，完全与现实生活脱节，思想非常肤浅。许多左翼知识分子直到1935年仍是死气沉沉的和平主义者，而从1935年到1939年又叫嚣着要与德国进行一场战争，但战争一打响就立刻销声匿迹。那些在西班牙内战期间最彻底的“反法西斯者”如今是最彻底的失败主义者，这大体上是成立的，虽然并非人人如此。在其背后隐藏着关于英国知识分子一个十分重要的事实——他们与这个国家的平民文化的隔绝。 英国的知识分子刻意让自己欧洲化。他们吃东西讲究巴黎风味，从莫斯科汲取精神启迪。在这个国家普遍的爱国主义情绪中，他们是持不同意见的少数派。或许，英国是唯一一个本国知识分子以自己的国籍为耻的国家。在左翼圈子里，他们总是为自己是英国人而略感羞愧。他们的责任就是嘲讽英国的每一样事物，从赛马到焦糖板油布丁统统不放过。几乎所有的英国知识分子在立正聆听《天佑吾王》时都会觉得羞愧难安，比从济贫捐献箱里偷钱还不自在，虽然这一现象很奇怪，却真真切切地发生了。在最关键的那几年里，许多左翼人士老是在打击英国人的士气，试图传播一种观念，那套观念有时候就像和平主义那么懦弱，有时候又是狂热的亲俄思想，但总是在反对英国。这些行为到底收到多少成效仍有待思考，但的的确确起到了一定的影响。如果说，英国人经历了数年士气上的低迷，让法西斯国家觉得他们确实“腐朽不堪”，从而放心大胆地发动战争，那么，来自左翼知识分子的破坏行动要对此负上一部分责任。《新政治家报》和《新闻纪实报》在高喊口号反对慕尼黑条约，但就连它们也做了一些事情，使得慕尼黑条约的签署成为可能。十年来对毕灵普分子从里到外的嘲弄甚至影响了毕灵普分子本身，使得让聪明的年轻人参军比以前变得更加困难。大英帝国陷入了萧条，拥有军事传统的中产阶级必然走向衰落，但浅薄的左翼思想对这个过程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显然，英国知识分子在过去十年里地位很特殊。他们是纯粹的消极分子，一味地反对毕灵普分子，是统治阶级的愚昧的派生物。他们对社会一无是处，而且他们并不懂得对祖国的奉献意味着“无论好坏，她都是我的祖国”。毕灵普分子和知识分子都认为爱国主义与知识应该分道扬镳，似乎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如果你是一个爱国者，你读的就是《布莱克伍德》杂志，公开感谢上帝让你“没有头脑”。如果你是个知识分子，你会嘲笑米字旗，认为逞勇斗狠是野蛮人的行径。显然，这一荒唐的传统不能够再继续下去。那些木讷地嗤嗤傻笑的布伦斯伯里的知识分子就像骑兵上校一样不合时宜。这两种人不应该在现代国家出现。爱国主义与聪明才智必须再次结合在一起。我们正在进行一场战争，一场非常特殊的战争，或许这个事实能让这种结合成为可能。 六 过去二十年来，英国最重要的发展是中产阶级壮大了，既有向上的趋势，也有向下的趋势。而且改变之大，使得那套将人分为资本家、无产者、小资产阶级（小产业者）的旧式社会分层理论几乎失去了解释力。 在英国，社会财富和金融权力集中在极少数人的手。在现代英国，一般人除了衣服、家具和可能有一套房子之外就一无所有了。农民这个阶级一早就已经消失了，独立的商业店主阶级也逐渐被摧毁，小企业家一个接一个地消失。与此同时，现代工业变得如此复杂，得有一大帮经理、推销员、工程师、化学家和各类技术人员才能正常运转。这些人都能得到优厚的报酬，而这些情况反过来促使了专业人士群体的诞生，像医生、历史学家、教师、艺术家等等。因此，发达资本主义的趋势就是扩大中产阶级，而不是曾经一度被认为要将中产阶级消灭。 比这个更重要的是，中产阶级的理念和习惯传播到了工人阶级那里。比起三十年前，英国的工人阶级几乎在方方面面都大有改善。这既是因为工会的努力，也是因为科学的进步。人们并不总是会认识到，在非常狭窄的范围内，一个国家的生活水平可以在真实工资没有增加的情况下获得提升。在一定程度上，文明不需要其它帮助也能得到自我提升。无论社会多么不公，技术上的进步总是会惠及整个社区，因为某些产品是共有的。比方说，就算是百万富翁也不能让街灯只为自己照明，而让其他人黑灯瞎火地走路。几乎所有文明国家的人民现在都能享受到完善的道路交通、没有细菌污染的自来水、警察的保护、免费的图书馆或许还有免费的教育。英国的公共教育饱受资金不足之苦，但不管怎样，它还是有所改善，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教师的奉献。读书的习惯更加广泛传播。有钱人和穷人越来越倾向于读一样的书，看一样的电影，听一样的电台节目。有了大规模生产的廉价服装以及居住条件的改善，有钱人和穷人在生活方式上的差异已经大为减小。比起三十年前乃至十五年前，有钱人和穷人的服饰，尤其是女性的服饰，在外表上的区别小了许多。至于居住条件，英国仍然有贫民窟，那些都是文明的污点。但是，过去十年来修建了许多房屋，大部分是地方政府工程。现代的市政公屋有浴室和电灯，面积比股票经纪的别墅小，但大体上是同一类型的房屋，而不是农场帮工住的茅屋。比起在贫民窟长大的人，在市政公屋长大的人在思想上更接近于一个中产阶级出身的人——事实上，看上去也像。 这一切所产生的后果就是人们的言行举止大体上变得柔弱了，而现代工业生产不再强调体力劳动这一情况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一天工作之后，人们有更多的精力进行消遣。比起医生或杂货商，许多从事轻工业的工人干的体力劳动还要轻一些。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在品味上、习惯上、举止上和思想观念上开始趋同。虽然不公的差距依然存在，但真正的差别消失了。旧时的“无产者”——不戴领子，不剃胡须，因为长年从事重体力劳动而肌肉发达的人——仍然存在，但数量越来越少了，只有在英格兰北方的重工业地区他们仍然占据着主流。 1918年后，英国开始出现了此前从未有过的一个无法划分其社会阶级的群体。1910年，不列颠群岛的每一个人都可以从衣着、举止和口音一下子将其归类。如今这可行不通了，尤其是在那些由于廉价的汽车普及和工业向南迁移而出现的新兴城镇。要了解未来的英国会是怎样，你得去轻工业地区和公路干线经过的地区。在斯洛、达格南、巴尼特、莱奇沃思、海耶斯——事实上，在每一座大城镇的外围周边——旧的社会模式渐渐演变为新的社会模式。在那片广袤的玻璃和砖头构成的新的荒原里，它们不再像旧式那种有着贫民窟和高楼大厦形成鲜明对比的城镇，或那种庄园大屋和肮脏的茅屋形成鲜明对比的乡村。收入的差距很大，但虽然层次不同，生活大体上是一样的：住在不用动手干活的公寓或市政公屋里，利用水泥路作为交通，大家都赤条条地在游泳池里游泳。那是一种浮躁的没有文化的生活，围绕着罐头食品、画报、收音机和内燃机而展开。在那个文明里，孩子们对永磁发电机非常了解，却对《圣经》一无所知。在属于那个文明的人群中，感觉最自在的人是那些技术人员、高工资的技术工人、飞行员和机师、无线电专家、电影制片人、流行专栏作家和化工人员。他们是模糊的阶层，旧时的阶级差别开始被打破。 除非这场战争我们战败了，否则它将把现存的阶级特权几乎横扫一空。每过一天，都有越来越少的人希望这些阶级特权继续下去。我们也无须担心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英国的生活会失去其独特的风味。大伦敦地区那些新型的红色城市十分低俗，但这些只是伴随着一场改变而来的风潮。无论这场战争过后英国将发生什么样的改变，它仍会深深地带着我在前面所提到过的独具一格的色彩。那些希望英国能变得俄国化或德国化的知识分子会感到很失望。英国人仍将风度翩翩，带着伪善的性格，毫无思考精神，尊崇法律，讨厌穿军装的士兵，继续吃焦糖布丁，继续在那片阴沉不定的天空下生活。要摧毁一个民族的文化需要非常剧烈的灾难，比如说，长时间被外敌统治。股票交易所将被推倒，马拉犁耕将被拖拉机取代，乡村房屋将被改建成孩子们度假时的营地，伊顿公学与哈罗公学的比赛将被遗忘，但英国仍将是英国，它仍是那头自亘古而来就存在的巨兽，将继续生存下去，就像所有一切生物一样，它会变得无法辨认，但仍然是它本身。 第二部：参战的店主 一 我开始写这本书的时候，德国正在对英国狂轰滥炸，而开始写这第二章的时候，德国的轰炸变本加厉了。黄色的炮火照亮了天空，弹片咣咣咣地砸着屋顶，伦敦桥要垮了，要垮了，要垮了 (29) 。任何看得懂地图的人都知道我们的境况非常危险。我不是说我们已经战败了，或应该会被击败。胜负的关键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斗志。但此刻我们之所以会陷入这一水深火热的境地，完全是咎由自取，而且还在犯同样的错误。如果我们不立刻改弦更张的话，将会万劫不复。 这场战争让我们认识到，在私人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下，土地、工厂、矿业、交通由私人拥有，纯粹为了营利——这套体制行不通了。它无法带来任何好处。过去几年来，已经有数百万人意识到这一事实，但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因为没有自下而上的真正的冲动去改变这个体系，而那些高高在上的人逼着自己对这件事保持着冥顽不灵的愚昧。争辩和宣传根本无法取得任何进展。那些拥有财富的人就赖在自己的位置上，宣称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希特勒征服欧洲，彻底暴露了资本主义的问题。尽管战争是邪恶的，但它是一场无可辩驳的实力的考验，就像一台掰手腕机器。强大的实力能获得立竿见影的回报，没有办法弄虚作假。 当螺旋桨刚被发明时，有一场争论持续了很多年，那就是，到底螺旋桨蒸汽船快还是明轮船快。和所有被淘汰的事物一样，明轮船不乏其支持者，他们提出了很有见地的理由支持自己的见解。但是，最后一位著名的海军上将让马力相同的螺旋桨蒸汽船和明轮船并肩出发，彻底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在挪威和佛兰德斯的战场上，类似的事情发生了。它彻底证明了计划经济体制要优越于无计划的经济体制。不过，在这里有必要对两个被滥用的词汇进行解释，这两个词分别是：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 社会主义经常被解释为“共同拥有生产资料”。说得浅显些，就是政府代表整个国家占有一切，每个人都受雇于政府。个人仍可以拥有私人财产如家具和衣物，但所有的生产资料，如土地、矿业、轮船和机器，都由政府拥有，政府是唯一的大规模生产者。社会主义是否在方方面面都比资本主义优越尚未可知，但可以肯定的是，比起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将能解决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矛盾。在正常情况下，资本主义经济无法消费完自己所生产出来的东西，因此总是会造成过度生产的浪费（小麦拿到炉子里烧掉，鲱鱼被扔回大海里等等），而且总是会有失业问题。而到了战争时期，它无法生产出所需要的一切物资，因为除非有利可图，否则根本没有人会从事生产。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不存在这些问题。政府会计算出需要哪些物资，尽自己的能力进行生产，只受制于劳动力和生产原料。在国内，金钱不再具有神秘而万能的魔力，变成了一种配给券或票证，发行的数量足以买下当时所能提供的全部消费品。 但是，过去几年来，我们清楚地看到，“生产资料共同所有”并不等同于社会主义。以下几点是不可或缺的：收入要相对平等（相对平等就可以了），政治上要推行民主，废除世袭特权，尤其是在教育方面。这些都是防止阶级体制卷土重来的必要的未雨绸缪。要是人民无法相对平等地生活，并能对政府实施监督控制，那么收归中央的所有制就失去了应有之义。政府可能会由专横独断的政党所把持，寡头政治和特权有可能回归，不是基于金钱，而是基于权力。 那么，什么是法西斯主义？ 法西斯主义，或德国式的法西斯主义，是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借鉴了社会主义的一些特征，使它能更有效率地进行战争。在内政上，德国和社会主义国家有很多的相似之处。私有产权没有被废除，仍然有资本家和工人——这一点很重要，也是为什么全世界的富人支持法西斯主义的原因——大体上说，就像纳粹革命前一样，资本家和工人的身份并没有改变。但与此同时，德国政府，也就是纳粹党，控制了一切，包括投资、原材料、利率、工时和工资。工厂的老板还是工厂的拥有者，但实际上他的地位只相当于一名经理。每个人实际上都在为政府做事，不过工资却有非常大的差别。这个体系非常高效，能够杜绝浪费和克服障碍。在短短的七年内，德国就建立起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体系。 但法西斯主义的理念与社会主义的理念之间的差异是不可调和的。社会主义的终极目标是建立一个大同世界，每个人都享有自由和平等。人权的平等是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纳粹主义则正好相反。纳粹运动背后的驱动力是对人类不平等的信仰，坚信日耳曼民族优越于其他所有民族，理应由德国统治世界。在德意志帝国之外，它不会承担任何义务。知名的纳粹教授一次又一次地“证明”只有日耳曼人才是完全的人类，甚至提出非日耳曼人（比如说，我们这些人）可以和大猩猩配种！因此，虽然德国似乎在推行战时共产主义的一些措施，它对待被征服国家纯粹是抱着压迫者的心态。捷克、波兰、法国等国家的作用就只是为德国生产其所需要的物资，而报酬如此低廉，使得他们无法进行公开的反叛。如果我们被征服了，我们的工作或许就是为希特勒继续发动征服俄国和美国的战争生产武器。纳粹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类似于印度教的种姓体制，把人分为四个等级。最顶层是纳粹党，第二等级是德国人民，第三等级是被征服的欧洲人民，第四等级是有色人种，希特勒称他们为“半猿”，这些人将被公然当成奴隶看待。 无论这个系统在我们看来有多么可怕，它确实很有效。它运作有效是因为它是一个有计划的体系，为了实现征服世界这个具体的目标而运作，不允许任何个人利益，无论是资本家还是工人的利益，妨碍它的实现。英国的资本主义体制行不通了，因为这个体制充满了内耗，以私人利润为主要目标。在这个体制内，各个力量分散往不同的方向，很多时候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完全相悖。 在关键的那几年，英国的资本主义虽然拥有巨大的生产能力和无与伦比的技术工人队伍，却无法满足备战的要求。为了迎接现代战争，你必须将很大一部分国家收入用在军备武装上，而这意味着消费产品的减少。例如，一架轰炸机的价值相当于五十辆小汽车，或相当于八万双丝袜，或一百万个面包。显然，要生产许多架轰炸机的话，你只能降低国家的生活标准。正如戈林元帅所说的，要大炮还是要黄油？但在张伯伦主政下，英国无法完成这一转变。富人们不愿意被课税，而富人们丝毫不受触动，也就不能对穷人们课以重税了。而且，只要利润仍是生产者们追求的主要目标，他们就没有动力将生产消费品转变为生产军备武器。商人的首要天职是向股东们负责。或许英国需要坦克，但或许生产汽车回报更高。不让战争物资流入敌国是一般的常识，但是卖到利润最高的市场又是商业的义务。1939年8月底，英国的贸易商络绎不绝地向德国出口锡、橡胶、铜和虫胶——而众所周知，战争再过一两个星期就要打响了。这就好比卖给一个人一把剃刀，好让那个人拿着那把剃刀割开你的喉咙，但那可是“好买卖”。 现在看看事情的结果吧。1934年之后，大家都知道德国在重新武装自己。1936年之后，每个长了眼睛的人都知道战争即将来临。慕尼黑会议之后，战争何时会打响成了唯一要考虑的问题。1939年9月，战争爆发了。八个月后，我们发现，就军备而言，英国军队比起1918年时好不到哪里去。我们看到自己的子弟兵一路被绝望地赶到海边，以一架飞机对抗三架飞机，以步枪对抗坦克，以刺刀对抗机关枪。我们甚至没有足够多的手枪发放给军官。战争打了一年，常规军还缺三十万顶头盔。我们还一度出现军服紧缺——而英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生产羊毛织品的国家之一！ 事实的真相是，整个有产阶层不愿意面对生活方式的改变，于是对法西斯和现代战争的本质视而不见。低俗的报刊以不切实际的乐观主义糊弄公众，那些报纸依靠广告生存，因此只关心贸易能正常运作下去。年复一年，比弗布鲁克旗下的报刊用巨大的头条新闻安慰我们“战争不会爆发”；到1939年初，罗瑟米尔勋爵 (30) 对希特勒的描述是“一位了不起的绅士”。英国陷入危机时，除了舰船之外，每一样战争物资都出现短缺，而汽车、皮衣、留声机、唇膏、巧克力或丝袜却无一有紧缺记录。有人敢昧着良心否认私人利润和公共必需品之间的拔河比赛没有一直在进行吗？英国在为生死存亡而战，但商业却必须谋求利润。打开一份报纸，你一定会看到两种意见相左的论调一同出现。就在同一个页码上，你会发现政府在敦促你厉行节约，而商家在敦促你掏钱买毫无用途的奢侈品。“借出你的钱，保卫我们的家园” (31) ，但“健力士啤酒对你有好处” (32) ，“购买枪支”但还要购买“海格牌威士忌”、“邦德洗面奶”和“黑魔法巧克力”。 但有一件事带来了希望——公众意见出现了明显的转向。要是我们能在这场战争中幸存下来，佛兰德斯一役的惨败将会是英国历史伟大的转折点之一。在那场惨不忍睹的灾难面前，工人阶级、中产阶级甚至商人阶级的一部分群体意识到私人资本主义已经彻底腐朽了。在此之前，反对资本主义的理由从未得到证实。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俄国，是一个遥远而落后的国度。所有的批判对獐头鼠目的银行家和声如洪钟的股票经纪毫无触动。社会主义？哈哈哈！钱从何而来呢？哈哈哈！那些资本家的位置稳固得很，他们都知道这一点。但法国垮台之后，无法一笑置之的事情来临了，支票簿或警察根本无法摆平轰炸。嗖—砰！那是什么？噢，只是一颗炸弹炸倒了股票交易所。嗖—砰！又有一亩某个人在贫民窟的宝贵产业被炸平了。希特勒将作为让伦敦转喜为悲的人物而名留青史。有生以来头一遭，那些生活得舒舒服服的人活得不那么舒服了，那些以散布乐观主义为职业的人不得不承认出问题了。那是一个巨大进步。从那时起，让那些故意装疯卖傻的人相信计划经济或许要比让最卑劣的人成为赢家的自由经济更加优越这个原本很难实现的任务或许变得不那么困难了。 二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差别并非只是技术层面的差别。我们不能从一种体制换到另一种体制，就像工厂里安装完一台新机器一样，然后继续像以前那样运作，任由同一帮人在控制。显然，这还需要一场权力的彻底变更。要有新鲜血液、新人和新的理念——确切地讲，需要一场革命。 前面我提到了英国的理智和同质性，还有像一根纽带那样将几乎所有的阶级团结在一起的爱国主义。敦刻尔克大撤退之后，任何稍有理智的人都可以看到这一点。但要说出那个时候的希望已经实现这样的谎话是荒唐可笑的。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普罗大众已经做好了应对巨大变革的准备，但变革至今甚至还没有开始。 英国是一户由错误的人掌管的家庭。我们被那些富人和生来就颐指气使的人所统治。这些人其实本性并不坏，有些人甚至不傻，但作为统治阶级，他们根本没有能力带领我们获得胜利。就算他们能摆脱物质利益的羁绊也无法做到这一点。前面我已经指出，他们故意装疯卖傻。别的且不说，有产阶级的统治意味着我们在很大程度上被老人所统治——那些人完全不知道自己生活在什么年代，或他们在与什么样的人为敌。这场战争一开始的时候，那些老一辈的人串通一气，硬要说它是1914年至1918年那场战争的重演，没有什么事情能比这更加令人绝望。所有的老头都回到岗位上，比上一次战争老了二十岁，那一张张老脸变得更像骷髅。伊安·赫伊为部队加油助威，贝洛克 (33) 撰写作战策略，马洛伊斯 (34) 进行广播宣传，班斯法瑟 (35) 画卡通画。这就像一群游魂野鬼在开茶话会。这种情况几乎没有改变。灾难性的打击把像贝文这样少数几个有能力的人推上前线，但大体上，我们仍被原来那帮人所统治，他们经历了1931年至1939年那段时期，却甚至没有察觉希特勒是个危险人物。那一代教而不善的人就像一串尸体那样吊在我们的脖子上。 但凡你考虑到这场战争的任何问题——无论那是最为广泛的战略问题，还是本土组织的最微小的细节——你都会了解到，只要英国的社会结构依然故我，必要的行动就无法进行。不可避免的是，出于所处的位置和所受到的教育熏陶，英国统治阶级为了捍卫自己的特权而战，而他们的特权又与公众利益无法协调。有一种错误的观点认为战争的目的、战略、宣传和工业生产组织就像轮船的水密舱一样互不关联；事实上，上述的几点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每一个战略计划、每一个战术谋略，甚至是每一样武器，都深深带着社会制度的烙印。英国统治阶级正在抗击希特勒，而他们一直以为，有些人甚至依然以为希特勒是抵抗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保护神。这并不表示他们会主动地出卖祖国，但它意味着在每一个决定性的时刻，他们总是会犹疑动摇，手下留情，犯下错误。 自1931年以来他们出于本能，总是一错再错，直到丘吉尔政府在某种程度上阻止了这一进程。他们帮助佛朗哥推翻了西班牙政府，尽管任何不是白痴的人都会告诉他们法西斯统治的西班牙一定会与英国为敌。从1939年到1940年的那个冬天，他们为意大利送去了战争物资，而全世界都知道意大利人将在春天对我们发起进攻。为了数十万名食利阶层的利益，他们将印度从盟友逼成了敌人。而且，只要有产阶级仍在统治我们，我们就只能采取被动 防御 的策略。每一次胜利都意味着改变现状。我们怎样才能在不引起自己的帝国内有色人种响应的情况下将意大利人逐出阿比西尼亚呢？我们如何才能消灭希特勒，而不让德国社会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掌权呢？左翼人士在鼓吹“这是资本主义世界的战争”和“大英帝国主义”是为了战利品而战，他们的脑袋根本没有清醒。英国的有产阶级并不想获得新的领土，那只会是一个难堪。他们进行战争的目的（这个目的难以启齿，而且根本无法实现）只是维持他们已经拥有的特权和利益。 本质上讲，英国仍是有钱人的天堂。所有关于“牺牲的平等”的言论都是在扯淡。就在产业工人被要求忍受更长工作时间的同时，报刊上却在刊登广告“招聘仆人，一个负责家庭事务，八个当杂役”。在狂轰滥炸之下，伦敦东区的贫民流离失所饥肠辘辘，而那些有钱人却开着小汽车跑到舒适的乡村别墅避难。国民自卫队在几周之内膨胀到百万规模，被经过有意的从上至下的组织，使得只有拥有私产收入的人才能担任指挥官。就连限量供应系统也被刻意安排，使得穷人一直遭受打击，而年收入在2 000英镑以上的人则基本上不受影响。到处都有特权在挥霍善意这种事情发生。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政治宣传也成为几乎不可能的事情。为了试图唤起爱国主义情绪，张伯伦政府在战争开始时所派发的红色海报，其内容可以说是历来最肤浅的。但是，它们就只能刊登这些内容，不会有其它内容，因为张伯伦和他的手下怎么能冒险唤起反对法西斯主义的强烈民意呢？任何真心反对法西斯主义的人一定也会反对张伯伦本人和所有那些帮助希特勒掌握权力的人。而对外的政治宣传情况也一样。在哈利法克斯勋爵的所有演讲中，没有一个切实的提议，能让哪怕一个欧洲人愿意做出一丁点儿的牺牲。因为，哈里法克斯或任何像他那样的人能提出什么战争目标呢，除了让一切倒退回1933年？ 只有爆发一场革命才能让英国人民的聪明才智得以自由发挥。革命不一定非得是红旗飘飘和街头抗争，革命意味着权力的大规模移交。革命会不会发生流血冲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时间和地点。而且，革命不是由某个阶级实施专政。在英国，那些知道应该进行哪些改变，并有能力促使改变发生的人并不局限于某个阶级——当然，他们当中只有极少数人一年的收入在2 000英镑以上。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公开地、有意识地反对效率低下、阶级特权和老人统治。主要的问题不是改变政府。大体上，英国政府体现了人民的意愿。如果我们能自下而上改变我们的组织结构，我们将能组建我们所需要的政府。那些老迈的、可能是亲法西斯派的大使、将军、官员和殖民地行政官要比那些一定会在公众面前暴露出愚蠢的内阁部长更加危险。在我们的国内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必须与特权作斗争，与那种智力有缺陷的公学毕业生比聪明的技术工人更适合担任领袖的思想观念作斗争，虽然前者当中不乏诚实干练的人才，但我们必须打破有产阶级对政坛的把持。英国必须恢复其真正的面目。隐藏在表面之下的英国，由工厂和报刊编辑室、飞机和潜水艇组成的英国，必须掌握自己的命运。 短期内，实施“战时共产主义”所奉行的平等和牺牲势在必行，这比实施激进的经济改革更加紧迫。工业必须进行国有化，但更紧迫的是，像“仆人”和“私产收入”这样的畸形事物必须立刻消失。为什么西班牙共和国在形势极为不利的情况下可以坚持抗战两年半之久？几乎可以肯定的主要原因就是没有明显的财富差别。西班牙人的生活非常辛苦，但所有的人都在同样受苦。普通士兵没有烟抽，将军也一样没有烟抽。假如每个人都付出同样的牺牲，英国的士气将坚不可摧。但当前我们只能依赖传统的爱国主义激励人民，虽然我们的爱国主义比其它国家要浓厚一些，但绝非取之不涸的源泉。或许到了某个时候，你就会发现英国人在说：“或许被希特勒统治，我的生活也不会差到哪里去。”那时你能对他怎么说？——普通士兵出生入死，一天的军饷只有2先令6便士，而臃肿的贵妇则坐在劳斯莱斯小车里，抚弄着她的哈巴狗——你希望用什么话去鼓舞他？ 这场战争很可能会持续三年之久。这将意味着辛苦的加班加点、寒冷无趣的冬天、食之无味的伙食、娱乐的匮乏和无休止的轰炸。我们的生活标准将持续恶化，因为在战争时期生产武器比生产消费品更加重要。工人阶级将蒙受苦难。他们愿意忍受这些事情，几乎无限期地忍受下去，只要他们知道自己为了什么而奋斗。他们不是懦夫，他们甚至没有国际意识。他们可以像西班牙工人那样忍受一切苦难，甚至比他们更坚强。但他们需要承诺，让他们知道他们和孩子们将会过上美好的生活。而最具说服力的证据就是，当他们被课税和被勒令加班加点时，他们会看到富人们作出了更大的牺牲。如果那些富人发出痛苦的尖叫，那就更好了。 假如我们真的有心的话，我们可以实现这些事情。在英国，公众意见拥有很大的权力。公众意见总是能实现一些事情。过去六个月来，几乎所有良性的改变都是公众意见促使的结果。但这一切就像冰川蔓延一样缓慢，而且只有在灾难性的结果发生后我们才会吸取教训。直到巴黎沦陷我们才罢黜了张伯伦；直到伦敦东区数万民众遭受了本可以避免的灾难时我们才摆脱了，或在部分程度上摆脱了约翰·安德森爵士 (36) 。为了埋葬一具尸体而输掉一场战斗是不值得的。我们正在与狡猾而邪恶的敌人进行斗争，时间非常紧迫，对于失败者而言，呜呼哀哉！历史是无法修改或重来的。 三 过去六个月来，人们一直在谈论“第五纵队”。不时总有一些身份不明的疯子因为发表了支持希特勒的言论而被抓入监狱，大批的德国难民被关进集中营，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这件事在欧洲对我们造成了巨大的伤害。的确，隶属第五纵队的庞大部队突然间会像在比利时和荷兰那样手持武器涌上街头只是滑稽无聊的想象。但是，第五纵队的危险的确存在。只有同时考虑英国会以什么方式被击败，你才能考虑清楚这个问题。 光靠空中轰炸是不可能结束一场战争的。英国或许会被入侵并被征服，但这场侵略将会是一次危险的赌博。如果它真的发生了，并且以失败告终，或许它将让我们比以前更加团结，不再像以前那样接受毕灵普分子的摆布。而且，如果外国军队入侵英国，英国人会知道自己打了败仗，并继续抗争。外国军队将很难永久地压制下去，希特勒也不愿让一百万德军常驻在英伦群岛。一个由某某某、某某某和某某某（名字你可以自己想）把持的政府或许更合他的心意。英国人或许不愿受欺压凌辱，不愿举手投降，但他们可能会对战争感到厌倦，就像在慕尼黑会议上一样，被连哄带骗签署了投降书，甚至不知道自己已经投降了。当战局似乎一片光明而不是焦头烂额的时候，这种事情是最容易发生的。德国和意大利的宣传所采取的威胁口吻从心理学上犯下了错误。它只对知识分子起作用。要对付广大群众，恰当的手段应该是“就算我们打了个平手吧”。当和平的提议以这种调子出现时，那些亲法西斯派就会扯起嗓门开始呐喊。 但是，谁是亲法西斯派呢？那些非常有钱的人、共产主义者、莫斯利的追随者、和平主义者和天主教的某些教派希望希特勒获得胜利。此外，如果国内局势不利的话，工人阶级中较为穷苦的阶层或许会转向失败主义者的立场，但不会积极地支持希特勒。 在这张乱糟糟的名单里，你可以看到德国宣传的勇气，它愿意向每个人许诺一切。但众多的亲法西斯势力并没有自觉地采取共同行动，他们在以不同的方式进行运作。 共产主义者肯定是亲希特勒派的，除非俄国改变了政策方针，但他们的影响力并不大。虽然现在莫斯利的黑衫军很低调，但他们是更严重的危险，因为他们在军队中拥有根基。即使如此，即使在最鼎盛的时期，莫斯利的追随者也不超过5万人。和平主义是精神上的一种倾向，而不是一场政治意义上的运动。某些更加极端的和平主义者，一开始时摆出完全抗拒暴力的姿态，到最后热烈地拥戴希特勒，甚至向反犹主义暗送秋波。这是很有趣的事情，但并不重要。“纯粹的”和平主义是海上霸权的副产品，只对那些地位很安稳的人有吸引力。而且，和平主义是一种消极而不负责任的态度，无法鼓舞起人心。在和平誓约联盟的成员中，只有不到百分之十五的人会付年费。和平主义者、共产主义者或黑衫军这些群体都不能单靠自己的力量发起大规模的反战运动。但他们或许能够帮助出卖国家的政府更加轻易地进行投降谈判。就像法国共产党一样，他们或许会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沦为百万富翁们的帮凶。 真正的危险来自上层。你无须关注希特勒近来所说的那一套，什么他是穷苦人民的朋友，财阀集团的敌人之类的话。希特勒的真我体现于《我的奋斗》和他的所作所为中。他从未处决过有钱人，除非他们是犹太人或积极地与他作对。希特勒厉行中央集权经济体制，剥夺了资本家的大部分权力，但没有改变社会结构。国家控制了工业生产，但穷人和富人，主人和仆人依然存在。因为，为了阻止真正的社会主义实现，有产阶级总是与希特勒站在同一阵营。西班牙内战的时候这一点已经暴露无遗，而法国沦陷的时候再次清楚地暴露出来。希特勒的傀儡政府不是由工人阶级组成，而是由一帮银行家、老迈糊涂的将军和腐朽的右翼政治家组成。 那种明目张胆的有意识的叛国行为不大可能在英国获得成功。事实上，不大可能有人会去尝试做这种事情。但是，对于许多苦于重税的人来说，这场战争是毫无意义的资本主义内战，无论付出什么代价都必须停止。你不用怀疑高层正在进行“达成和平”的行动。或许，影子内阁已经形成。这些人的机会不是在战败的时候，而是在战况陷入僵持，厌战情绪为不满情绪火上浇油的时期。他们不会提及投降，只会高谈和平。毫无疑问，他们自欺欺人的言论或许还能说服别人，自以为他们是为了谋求最好的结局而努力。百万富翁带领着一帮失业者引用“登山宝训” (37) 的内容——那正是我们的危险。但是，当我们实现了合理的社会公平后，这种事情是不会发生的。坐在劳斯莱斯轿车里的女士可要比戈林的轰炸机队更具杀伤力。 第三部：英国的革命 一 英国的革命从几年前就开始了，在敦刻尔克大撤退后，它开始蓬勃兴起。和英国的一切事物一样，英国的革命进行很不活跃很不情愿，但它的确正在发生。这场战争加速了它的进程，但加快速度的必要性也在急剧增加。 进步和反动与政党标签不再有什么关系了。如果你希望指出一个特别的时刻，那么，你可以说，当《画报》开始出版时，旧时区分左翼和右翼的那一套就不适用了。《画报》有什么样的政治立场呢？《骑兵队》呢？普雷斯利 (38) 的广播节目呢？《标准晚报》的社论文章呢？旧的分类不再适合它们。它们表明有许多没有政治标签的人群的存在，他们在去年或前年就意识到出了什么差错。但是，一个没有阶级和消灭了产权制度的社会大体上可以被称为“社会主义社会”，因此，我们可以给我们正在迈进的社会起这么一个名字。战争与革命是不可分割的。不击败希特勒，我们就无法建立西方国家心目中的社会主义体制；另一方面，如果我们的经济和政治还延续十九世纪的制度，我们就无法击败希特勒。我们的历史阻碍了我们对未来胜利的追求，我们只有两年、一年，甚至只有几个月的时间，努力促使那个未来得以实现。 我们不能够指望这个政府或任何类似的政府能自发完成必需的改变。主动性只会来自底层。这意味着将会有从来未在英国存在过的事情发生——一场有广大人民群众作为后盾的社会主义运动。但你必须先认识到为什么之前的英国社会主义会以失败告终。 英国只有一个有影响力的社会主义政党，那就是工党。它一直无法实现任何重大的改变，因为除了纯粹的国内事务之外，它从未有过真正独立的政策。这个政党一直由工会所控制，致力于提高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这意味着多年来，工党更感兴趣的是英国资本主义的繁荣。它最关心的是维系大英帝国，因为英国的财富大部分来自亚洲和非洲。工党所代表的工会会员的生活标准间接建立在印度苦力的血汗劳动之上。与此同时，工党是一个社会主义政党，拥有旧式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思想，承诺要对有色人种做出补偿。它不得不主张印度“独立”，就像它不得不主张裁军和“进步”一样。但是，大家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在坦克和轰炸机的时代，像印度和非洲殖民地这样的落后农业国家就像猫狗一样无法独立。要是工党真的能赢得绝对多数选票并组成政府，然后赋予印度真正意义上的独立的话，印度将会被日本所吞并，或被日本和俄国所瓜分。 工党政府治理大英帝国时可以选择三种方略。其一是继续像以前那样治理这个帝国，这意味放弃所有社会主义的主张。另一个方略是让那些被统治的人民获得“自由”，这实际上意味着将他们移交给日本、意大利和其它虎视眈眈的帝国，并使得英国人的生活标准遭受灾难性的下降。第三个治国方略是制订出积极正面的政策，将大英帝国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联邦政体，就像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一样，但更加松散自由。但纵观工党的历史和背景，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工党是各工会的政党，目光极其狭隘，从不过问大英帝国的治理，而且与那些治理大英帝国的人毫无交往。它只能将管理印度和非洲，以及大英帝国的防务工作交给另一个阶级的人，而这些人向来仇视社会主义。对工党是否能够真的做到政令畅通的怀疑像阴影一样笼罩着一切。虽然它的追随者人数众多，但工党在海军毫无根基，在陆军和空军里也没有多少基础，根本没有殖民地管理的经验，就连在本国的行政部门也立足不稳。工党在英国的地位很坚固，却并非坚不可摧，而英国海外的一切关键职位都掌握着其敌人的手中。一旦工党执政，它将面临一直以来同样的问题：兑现它的承诺而甘冒遭遇反抗的危险；或延续保守党的政策，不再奢谈社会主义。工党领袖们从未找到解决的办法，自1935年以来，他们是否真的有执政的意愿实在值得怀疑。他们已沦落为国会里永远的反对派。 除了工党之外还有几个极端主义的政党，其中以共产党势力最强。1920年6月和1935年9月，共产党员在工党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他们的最大贡献，以及劳工运动左翼团体的最大贡献，是使得中产阶级疏远脱离了社会主义。 过去七年的历史让我们清楚地意识到，共产主义在西欧没有实现的机会。法西斯主义的吸引力要比它大得多。在许多国家，共产党接连被纳粹党这个更加摩登的政敌所取代清除。在英语国度里，共产党从来未能真正立足。他们所传播的信念只能感召一小部分人，大部分是中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这些人不再热爱自己的祖国，却仍然有爱国主义的情怀，于是将他们的这份情怀倾注在俄国上。1940年的时候，在工作了二十年，花费了大量资金之后，英国共产党只有不到2万名党员——事实上，这个数字比1920年时还要少。其它奉行马克思主义的政党更加微不足道。他们没有俄国的资助和威望在背后支持，而且它们比共产党更信奉十九世纪关于阶级斗争的信条。年复一年，它们宣传着这一落伍的信条，虽然没有人再相信这一套，但它们从未从中得到启示。 本土的法西斯主义运动也没有壮大兴盛。英国的物质条件并不算太糟，也没有出现值得严肃对待的政治人物。你得找上很久才能找到一个能比奥斯瓦尔德·莫斯利爵士更没有头脑的人。他就像一个水壶，脑袋里空空如也。他甚至连法西斯主义绝对不能冒犯民族感情这一基本原则也不知道。他的整个运动就是照搬国外的那一套，从意大利借鉴了制服和党内章程，从德国借鉴了致敬礼，后来才补上了迫害犹太人的那一套——事实上，莫斯利发起运动时，犹太人是他最重要的追随者。像博顿利 (39) 或劳合·乔治这样的人或许能够掀起一场真正的英国法西斯运动，但这样的领袖只有在公众对他们的心理需要存在时才会出现。 经过二十年的停滞和失业之后，英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再也无法鼓舞起英国人民对社会主义的向往。工党信奉的是怯懦的改良主义，马克思主义者仍在沿用十九世纪的那一套思想诠释当今的世界。二者都忽视了农业和帝国的问题，并且激起了中产阶级的反感。左翼政治宣传令人咂舌的愚蠢将工厂经理、飞行员、海军军官、庄园主、白领工人、商店店主、警察这些必须争取到的阶层给吓跑了。这些人都以为社会主义会威胁他们的生计，或者用他们的话所说，是陌生的、煽动性的、“反英国”的那一套。只有知识分子，那些百无一用的中产阶级人士，才会被这场运动所吸引。 如果一个社会主义政党希望有一番作为，它就必须认清如今在左翼团体中被视为禁忌的几个事实。它必须承认英国比大部分国家更有凝聚力，英国工人除了锁链之外，也有自己的财产，而且社会阶级之间观念和习惯的区别正在急剧消失。总而言之，它必须承认传统的“无产阶级革命”那套理论已经不可能实现了。但在两场战争之间的那些年头里，根本没有出现既有革命色彩又切实可行的社会主义纲领——基本上，这是因为没有人真心希望任何重大改变发生。工党的领导人希望能一直领取他们的工资，时不时和保守党人换换位置。共产主义者希望维持现状，满足于充当殉道者的角色，遭遇无休止的挫折，然后归罪于他人。左翼知识分子希望维持现状，嘲笑毕灵普分子，打击中产阶级的信心，但仍然保住那个他们喜欢的位置——食利阶层的门客。工党的政见成为了保守党的政见的一个变种，“革命”政见只是一层自欺欺人的伪装。 但是，现在情况已经发生了改变，昏昏欲睡的年代已经结束了。作为一名社会主义者不再意味着在口头上对现行体制破口大骂，而实际上你却对其非常满意。这一次，我们的艰难处境是真切的。“非利士人已经杀过来了，参孙。”我们必须实现我们的诺言，否则就将遭到毁灭。我们都很清楚，英国要是再延续当前的社会体制就要亡国了，我们必须让其他人了解这一现实，并采取行动。如果我们不能建立社会主义，就根本无法赢得这场战争，而不赢下这场战争，建立社会主义也无从谈起。在这一时刻，既有革命色彩又切实可行的社会主义纲领是可能实现的，而这在和平的年头是不可能的事情。这场社会主义运动将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将亲法西斯派赶下权力的宝座，消灭较大的不公，让工人阶级意识到自己将为之奋斗的目标，赢得中产阶级的支持而不是激起他们的反感，制订切实可行的帝国政策，而不是把谎言和乌托邦式的幻想掺杂在一起，将爱国主义与理智结合起来——这么一场运动将会头一回成为可能。 二 我们正身处战争之中，社会主义不再只是书本上的概念，而是可以实现的方针。 当前欧洲的局势已经证明了私人资本主义存在着弊端。伦敦东区正是资本主义不公活生生的写照。虽然社会主义者一直在抨击爱国主义，但现在它却变成了他们手中有力的杠杆。那些在别的时候会死抓住他们那点可怜兮兮的特权不放的人在祖国遇到危险时将愿意放手。战争是促成改变的最有力的因素。战争加快了一切进程，消除了细微的分歧，让现实暴露无遗。我们让每一个个体意识到他不仅仅是一个个体。而当他们意识到这一点时，他们愿意在战场上浴血牺牲。在这一刻，牺牲生命、闲暇、舒适、经济自由和社会地位都不是什么问题。在英国，只有极少数人愿意看到自己的祖国被德国征服。要是我们能让他们知道只有消除阶级特权才能战胜希特勒，绝大多数的中产阶级人士，那些从一周挣6英镑到一年挣2 000英镑的人，或许愿意投入我们的阵营。这些人是必须争取的对象，因为他们当中包括了大部分技术专家。显然，像飞行员和海军军官这些人的势利心态和政治无知将会是非常棘手的问题。但是，没有了这些飞行员和驱逐舰指挥官等人，或许我们一周之内就得投降。而唯一说服他们的理由就是他们的爱国情怀。一场明智的社会主义运动将会利用他们的爱国主义情绪，而不是像迄今为止那样对其进行羞辱。 但我的意思是说，没有人会进行反对吗？当然不是。真要那么想可就太幼稚了。 一场艰苦的政治斗争将会发生，到处都会有无意识和半是出于真心的破坏活动。在某些时候，或许必须使用暴力。不难想象，有可能会发生一场亲法西斯的叛乱，比方说在印度发生。我们将必须与贿赂、无知和势利进行斗争。银行家和工商巨头、地主和食利阶层以及善于见风使舵的官僚将会尽自己最大的能力进行阻挠。当中产阶级所习惯的生活受到威胁时，就连他们也会觉得很苦恼。但正因为英国的民族团结从未瓦解，正因为爱国主义最终压倒了阶级仇恨，人民群众的意志将可能获得最后胜利。幻想你能在不引发国内分歧的情况下就实现根本性的改变是没有用的。但在战争时期，那些奸佞小人的人数要比其它时候少得多得多。 显然，民意的转向正在发生，但不能指望它会自发地迅速发生。这场战争是希特勒巩固其帝国与民主意识壮大发展之间的竞赛。在英国的各个地方，你可以看到一场拉锯战正在进行——在议会、政府、工厂、军队、酒吧、防空洞、报纸和电台中进行。每一天都会有细微的失败和胜利。莫里森呼吁组建国民自卫队——前进了一小步；普雷斯利开始进行广播——后退了一小步。这是一场那些在暗中探索的人与那些教而不善的人之间的斗争，年轻人与老人之间的斗争，活人和死人之间的斗争。毋庸置疑，不满情绪一定会出现，但极为重要的是，它应该有所指向，而不只是起到阻碍的作用。现在是人民提出他们的战争目标的时候了。他们想要的是简单切实的行动纲领，尽可能地对其进行宣传，而公共舆论可以围绕着它展开。 我认为下列六点意见是我们需要的。前三点探讨的是英国的内政，后三点探讨的是大英帝国和世界的外交。 一、国有化土地、矿产、铁路、银行和各大工业。 二、平抑收入，让英国最高的税后收入与最低收入之间的比例不高于十比一。 三、以民主为纲领改革教育体制。 四、立刻赋予印度自治领的地位，当这场战争结束后就放弃权力。 五、组建帝国国民大会，有色人种可以派代表参加。 六、宣布与中国、阿比西尼亚和其它遭受法西斯侵略的国家结盟。 这一章程的整体倾向非常明了，就是要将这场战争变成一场革命战争，并将英国变成一个社会主义民主国家。我力争让里面不会包括思想最简单的人也不明白或无法理解原因的事情。按照我总结归纳的形式，它可以刊登在《每日镜报》的头版。但出于这本书的宗旨，这里需要进行一定程度上的阐述。 一、国有化。你可以在纸上谈兵，将工业“收归国有”，但实际上的过程是缓慢而复杂的。我们需要做的，是将所有主要工业的所有权收归代表人民群众的政府。一旦实现了这一步，就有可能消灭那些单纯只是产权所有者，但没有从事生产，只是依靠产权契据和股份凭证而生存的人。因此，国有体制意味着没有人可以不事劳作而活下去。这将导致工业运作发生的改变会有多突兀，我并不能肯定。在像英国这样的国家，我们不能将整体结构全盘推倒然后再从头开始建设，尤其是在战争时期。不可避免地，工业生产的主要任务仍将由以前的同一班人员去执行，他们曾经是老板或经理，将以国家雇员的身份进行他们的工作。我们有理由相信那些小资本家会欢迎这样的举措。阻力将来自大资本家、银行家、地主和无所事事的富人，大体上说，那些年收入在2 000英镑以上的人——即使你算上所有依赖他们生活的人，他们在英国数目顶多就只有50万。农耕土地的国有化意味着消灭地主和什一税的受益者，但不一定会对农民造成影响。很难想象对英国农业进行改造能够在不保留现有的大多数农场作为基础单位的情况下进行，至少在刚开始的时候得是这样。只要农场主能干，他仍然可以当一个领工资的经理。事实上，他已经在靠给人打工谋生了，只是他还得肩负创造利润的压力，总是欠银行的钱。或许国家根本不会对小规模的贸易活动甚至小规模的土地私有进行干预。一开始就拿小业主开刀将会铸成大错。这些人的存在是必要的，他们大体上都很能干，他们干多干少取决于他们是否觉得自己是“真正的主人翁”。但国家将设置土地所有权的上限（或许最多为十五英亩），绝对不允许城镇地区私人拥有土地。 所有的生产工具都被收归国有的那一刻起，人民群众就会觉得自己是国家的主人，而这是他们现在所体会不到的。他们将愿意承受等待着我们的牺牲，无论有没有战争。即使英国的外表似乎没有改变，到了我们的主要工业正式实现国有化的那一天，单独一个阶级的专制将会宣告结束。从那时开始，重点问题将从所有权转移到经营，从依赖特权到依靠本事。国有制本身所带来的社会变迁应该比战争所造成的普遍困难强加在我们身上的改变要小一些。但它是必要的第一步，没有了这一步，真正的重建将不可能发生。 二、收入。平抑收入意味着制订最低工资，这意味着受管制，以可支配的消费品总额作为基础的国内货币供应。而这也意味着推行比现在更加严格的限量供应计划。在这个世界历史时期提出所有的人类应该享有毫厘不差的平等收入是没有意义的。某些工作没有金钱的回报就没有人会去做这种事情已经一次又一次地得到了证明。另一方面，金钱的回报无须过于巨大。在实际运作中，不可能像我所提到的那样对收入进行那么严格的限制。总是会有异常的情况出现，会有人逃避税收。但没有理由反对将十比一的收入差异作为正常差异的上限。有了这样的限制就可以营造公平的氛围。一个每周只挣三英镑的人和一个年薪1 500英镑的人可以觉得相互是平等的，但威斯敏斯特公爵和睡河堤路长凳的流浪汉则不会有这种感觉。 三、教育。在战争时期，教育改革只会停留在口头上而不会真的发生。当前我们没办法提高离校年龄或增加小学的师资力量。但我们可以采取某些立竿见影的措施，朝民主教育体制迈进。我们可以将结束公学和老牌大学的自治作为开始，安排接受国家资助全凭能力筛选出来的学生到里面上课。当前的公学教育在一部分程度上是在培养阶级偏见，一部分程度上是上流社会在压榨中产阶级，让后者高价换得进入某个职业的权利。确实，情况正在发生改变，中产阶级已经开始反对教育的昂贵，如果战争再持续个一两年的话，大多数公学将会破产倒闭。疏散行动也正在促使某些细微的改变发生。但是，有些老牌学校经受得住金融风暴的侵袭，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存活下来，成为势利态度的温床，这一危险是存在的。至于英国那10 000所“私立学校”，绝大多数只配被勒令停学。它们只是一门生意，许多学校的办学质量还不如小学。它们之所以存在，是因为许多人都觉得接受公共教育是没有面子的事情。国家应该消除这种观念，宣布由它接管所有的教育活动，即使在一开始的时候这只是一个姿态。我们既需要表示姿态，也需要采取行动。当一个有天赋的孩子能否得到他应有的教育完全取决于他的出身时，大谈“保卫民主”显然是毫无意义的。 四、印度。我们必须给予印度的不是“自由”。正如我前面所说的，“自由”是不可以实现的，但我们将与印度结盟，成为伙伴——换句话说，与它平等相待。但我们还必须告诉印度人如果他们愿意的话，他们可以退出同盟。没有这个的话就谈不上伙伴之间的平等，而我们捍卫有色人种抵御法西斯入侵的宣言也就不会有人相信。但如果认为要是印度人获得脱离大英帝国的自由，他们马上就会这么做，那可就错了。当英国政府给予他们无条件的独立时，他们会表示拒绝。因为，就算他们有了摆脱大英帝国的权力，他们也没有理由这么做。 英印两国的决裂对印度的影响之严重并不亚于对英国的影响。印度的知识分子们了解这一点。当前的现状是，印度不仅没有力量保卫自己，甚至没有能力喂饱自己。整个国家的政府行政工作依赖专业人士的骨干作用（工程师、护林官、铁路工人、士兵、医生），这些专业人士绝大多数是英国人，五到十年内根本没办法取代。而且，英语是主要的通用语言，几乎所有的印度知识分子都深受英国国教的影响。任何异族统治权的易手——因为一旦英国让出印度，日本和其它强权势力就会立刻涌进来——将意味着大规模的混乱。日本人、俄国人、德国人或意大利人都没办法像英国人那样卓有效率地管理印度。他们没有必不可少的技术人才储备和对语言与当地情况的了解，而且他们或许无法赢得像欧亚混血儿这样不可或缺的中间人的信任。如果印度就这么“被解放”了，即解除了英国的军事保护，它旋即就会被新的外国势力征服，然后爆发一系列大饥荒，在几年之内就饿死数百万人。 印度所需要的是不受英国干涉制订自己的宪法的权力，但通过某种同盟关系获得英国的军事保护和技术支持。除非英国由社会主义者执政，否则这根本就是天方夜谭。因为至少八十年来英国一直在限制印度的发展，一部分原因是担心如果印度的工业得到高度发展的话会引起贸易竞争，一部分原因是落后的民族要比文明的民族更容易管理。印度人民被自己的同胞压榨比被英国人统治更加痛苦已经是老生常谈。印度的小资本家以最残酷无情的手段盘剥城镇工人，农民们从出生到死去都逃不出高利贷的魔掌。但这是英国统治的间接结果，其隐约闪现的目标就是使得印度尽可能地保持落后。对英国最忠诚的阶级是王公贵族、地主和商帮——总而言之，是对现状非常满意的反动阶级势力。当英国不再以剥削者的身份对待印度时，平衡的力量就会被改变。届时，英国人不需要再讨好那些可笑的、骑着挂满金饰的大象和率领着纸扎一般的军队的印度王公贵族，不需要再阻止印度的工会势力壮大，不用再挑起穆斯林与印度教之争，不需再保护放高利贷者毫无价值可言的生命，不用再接受谄媚的小官僚的阿谀奉承，不用再偏袒半开化的廓尔喀族士兵欺负那些受过教育的孟加拉人。一旦阻断了从印度苦力身上流往住在切尔滕纳姆的老太婆的银行账户的红利输送，整个白人老爷—土著人民的关系，前者傲慢无知而后者奴颜婢膝的关系就可以宣告结束。英国人和印度人可以并肩努力，促进印度的发展，培养印度人学会各种工艺，而他们目前受到系统性的限制，没办法进行学习。有多少目前在印度的英国人员，无论是经商还是从政，会欢迎这么一个举措——这意味着他们将失去“白人老爷”的地位——则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大体上说，更多的希望来自年轻人和那些接受过科学教育的政府官员（民政工程师、林业和农业专家、医生、教育者）。至于那些高官——行省总督、行政署长、法官等等，靠他们是没有指望的。但是，他们也是最容易取代的。 简单地说，那将意味着由社会主义政府赋予印度以自治领的地位。这是基于平等地位的建立伙伴关系的提议，直到世界不再生活在轰炸机的阴影下。但我们必须加上印度可以无条件脱离大英帝国的权利。只有这样才能证明我们的诚意。给予印度的条款，经过必要的细节上的变更后，也应给予缅甸、马来亚和我们在非洲的大部分殖民地。 五、六两点不需要进一步解释。我们必须这么做，才能证明我们进行这场战争为的是保护和平的民族抵御法西斯的入侵。 这么一个政策能在英国得到响应难道是不可能实现的奢望吗？一年前，甚至六个月前，或许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但现在情况不一样了。而且——这是眼下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可以对这个政策进行必要的宣传。现在周刊出版业非常发达，发行量高达几百万份，为普及这一理念做好了准备——即使不是上述我所勾勒的全盘方案，至少可以制订部分符合那一纲领的政策。甚至有三到四份日报愿意以理解的心态去倾听。这就是过去六个月来我们所取得的进步。 但是，这样的政策可行吗？那完全取决于我们自己。 我所提出的几点意见有的可以立刻执行，有的得花上几年或几十年的时间，甚至到了那时也无法完美地得以实施。没有哪一套政治纲领能够全盘得以实施。但重要的是，那一套纲领或类似的纲领应该成为我们的宣传政策。方向总是最重要的。我们当然不能指望现在的政府能够作出任何承诺，将这场战争变成一场革命战争。充其量它只是一个妥协的政府，而丘吉尔就像骑在两匹马上的杂技演员。在限制收入这样的举措成为可能之前，首先要做的就是从旧的统治阶级手中接管所有的权力。要是这个冬天这场战争再次陷入僵持，我认为我们应该呼吁进行大选，而这件事一定会遭到保守党的拼命阻止。但就算没有大选，我们也能组建我们想要的政府，只要我们真的迫切想要实现这一点。由下至上的推动将能完成这一任务。至于谁能进入政府，我无法作出猜测。我只知道当人民有迫切需要的时候，合适的人选会进入政府，因为这是时势造英雄，而不是英雄造时势。 一年内，或许六个月内，要是我们还没有被征服，我们将目睹前所未有的事情发生——一场英国独特的社会主义运动。迄今为止英国只有工党，它是工人阶级的产物，但它并没有进行根本性改变的目标。而马克思主义是源自德国的理论，经过俄国人的诠释，移植到英国变得水土不服，根本无法触动英国人的内心。自始至终，英国社会主义运动就从来没有谱写过一首脍炙人口的歌曲——比方说，像《马赛曲》或《蟑螂》这样的歌曲。当一场贴近英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出现时，和所有其他既得利益阶层一样，马克思主义者会成为其凶狠的敌人。不可避免地，他们会将其斥为“法西斯主义”。那些头脑不是很清醒的知识分子已经在反反复复地声称如果我们抗击纳粹分子，我们自己就将变成“纳粹分子”。他们还不如说“要是我们抗击黑人的话，我们也会变黑呢”。“要变成纳粹分子”，我们必须得经历过德国的历史。各国进行革命都无法绕过自己的历史。一个英国社会主义政府会对这个国家进行翻天覆地的改造，但那仍然会带着我们自身文明的明显烙印，也就是我在本书前面探讨过的那个奇特的文明。 这场改造将不会墨守成规，甚至不会照常理出牌。它将罢黜上议院，但可能不会废除君主制。它将处处留下不合时宜的事物和零零碎碎的残余：戴着滑稽的马毛假发的法官、士兵的帽徽上刻着狮子与独角兽。它不会建立任何明确的阶级专政政权。它将会围绕着旧的工党进行活动，绝大多数追随者将来自工会，但会吸引大多数中产阶层和许多出身资产阶级的年轻人参加。它的大部分首脑人物将来自新的模糊的阶层，有熟练工人、技术专家、飞行员、科学家、建筑家、记者——那些在电台和钢筋混凝土时代如鱼得水的人。但它不会失去达成妥协的传统和信奉法律高于政府的信念。它会枪决叛徒，但在此之前会给予他们庄严的审判，会判决某些人无罪释放。它会迅速而无情地镇压任何公开的反抗，但对言论和出版不会进行过多干预。不同名字的政党将会继续存在，革命团体将继续刊印他们的报纸，就像以往一样，不会产生多少影响。它将摧毁教会，但它不会迫害宗教。它将保留对于基督教道德观的尊敬，时不时地称英国是“一个基督教国家”。天主教会将与之为敌，但非英国国教的教派和英国国教的大部分势力将能与之达成妥协。它能吸收历史，让国外的观察家感到震惊，有时候让他们怀疑到底革命是否发生了。 但它一定会完成必要的举措。它将会实现工业国有化、缩小收入差距、创建没有阶级之分的教育体系。从世界各地那些幸存的富人对它的仇视就能了解到它真正的本质。它的目的不是使大英帝国分崩离析，而是将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联邦体制，摆脱的不只是英国的旗帜，还有放高利贷者、食利阶层和榆木疙瘩脑袋的英国官僚。它的战争策略将与那些奉行私有财产制度的国家截然不同，因为它不会害怕革命将当前的现有政权摧毁后的后续效应。在进攻持有敌意的中立国或号召敌国的殖民地人民举行起义时它不会有半分犹豫。它将进行顽强的斗争，即使它被击败了，它的记忆仍会对胜利者构成威胁，就像法国大革命的记忆对梅特涅 (40) 的欧洲构成了威胁一样。独裁者们会对它充满恐惧，而他们永远不会这般恐惧当下的英国政府，即使后者的军事实力是前者的十倍。 但目前英国浑浑噩噩的生活并没有多大的改变，即使在遭受轰炸的时候，令人愤恨的贫富差距到处可见，为什么我敢说这些事情“将会”发生？ 因为以“非此即彼”的范式预测未来的时候已经到来了。要么我们将这场战争变成一场革命战争（我不是在说我们的政策将会丝毫不差地按照我在上面所说的去执行——只是说大体上它会遵照那些纲领行事），要么我们输掉这场战争，付出极其惨痛的代价。很快我们就可以明确地说我们正在朝哪一个方向迈进。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以我们当前的社会结构，我们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我们真正的力量，无论是人力上、道德上还是智力上的力量，都无法得到动员发挥。 三 爱国主义与保守主义无关。事实上，它是保守主义的反面，因为它是对经常在改变，却又被认为神奇地保持不变的国家的奉献。它是沟通过去和未来的桥梁。没有哪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会是一个国际主义者。 过去二十年来，在英国左翼知识分子中风行一种负面的无所作为的观念，对爱国主义和献身勇气进行嘲讽，不断地削弱瓦解英国人的士气，并传播一种享乐主义和“我能从中得到什么”的生活态度。这一行动的后果只有伤害。即使我们生活在那些人所幻想的软弱的国联体系中，它也会造成伤害。在元首和轰炸机的时代，它是一场灾难。无论我们有多么不喜欢，要生存就必须变得强硬起来。一个贪图享乐的国家是无法在工作像奴隶而吃饭像兔子，并以军备作为国家支柱产业的诸民族当中生存的。几乎所有肤色的英国的社会主义者都想要抗击法西斯主义，但与此同时，他们又希望使得自己的国人不好战争。他们失败了，因为在英国，对传统的忠诚要比对新事物的忠诚更加强韧。尽管左翼报刊上刊登那些“反法西斯”的豪言壮语，当与法西斯进行真正的斗争的时刻到来时，如果英国的普通人果真就像《新政治家报》、《工人日报》乃至《新闻纪实报》希望将其塑造的那副德性，我们有多少机会获胜呢？ 直到1935年，几乎所有的英国左翼人士都是和平主义者。1935年后，他们当中更加能言善道的人积极地投身于“人民阵线”运动中，那只是对法西斯主义引发的问题的回避。它以纯粹的负面方式进行“反法西斯主义”——“反对”法西斯主义，而不“支持”任何已有的政策——而且在其背后隐藏着那个让人泄气的想法：一旦战争爆发，自然有俄国人帮我们顶着。令人惊讶的是，这一番幻想总是很有市场。每个星期都有大量的信件寄到报纸杂志那里，指出要是我们能组建排除了保守党的政府，俄国人就一定会站在我们的阵营。又或者我们会发表一些唱高调的战争目标（参阅如《我们的奋斗》、《亿万盟军——假如我们愿意》等作品），寄希望于欧洲人民会义无反顾地为了我们而进行抗争。其理念总是一样的——到国外寻找你的灵感，让别人去帮你打仗。在这一想法下面隐藏着英国知识分子严重的自卑情结。他们认为英国人不再是尚武的民族，再也不能进行艰苦卓绝的抵抗。 事实上，除了已经进行了三年抗战的中国人之外，我们没有理由认为会有人为了我们而进行斗争，哪怕只是一段时间。 (41) 在遭受到直接进攻的情况下，俄国人或许会被迫使与我们一同作战，但他们已经清楚表明，如果可以的话，他们不会与德国的军队为敌。不管怎样，他们不会被英国成立了左翼政府这一奇观所吸引。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当前的俄国政权对西方的任何革命都持以敌对的态度。当希特勒的地位不牢靠的时候，欧洲被统治的民族将进行反抗，但在此之前他们是不会起来反抗的。我们潜在的盟友不是欧洲的民族。我们的盟友一方面是美国人，但即使大企业能乖乖听命，他们也需要一年的时间去动员资源；另一方面是有色人种，而除非我们开始了自身的革命，否则他们不会在感情上支持我们。在一段漫长的时间里，一年、两年，也有可能是三年，英国将会是世界的减震器。我们将不得不面对轰炸、饥荒、长时间工作、流感、无聊和阴险的和平提议。显然在这段时间里，保持士气很重要，而不是打击士气。左翼人士不能像平时那样恪守反对英国的态度，而是应该考虑，要是英语文明被消灭的话，世界将会是一番怎样的情景。而认为如果英国被征服了，其它说英语的国度，甚至包括美国，能独善其身，那是非常幼稚的想法。 哈里法克斯爵士和他的党羽认为战争结束时，情况仍会和以前一样。回到疯狂的凡尔赛秩序，回到“民主体制”，即资本主义体制，回到领救济金的长队和劳斯莱斯轿车相映成趣的情景，灰色的高礼帽和麻袋裤子并行不悖的年代。亘古不变，直到永恒。 (42) 当然，这种事情显然是不可能发生的，只有在通过谈判达成和平的情况下才能勉强效仿。但那只是回光返照而已。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已经死去了。 (43) 只能在希特勒将要建立的集权社会和将他击败之后将建立的另一种集权社会中做出选择。 如果希特勒赢得了这场战争，他的统治将支配欧洲、非洲和中东。要是他的军队的损耗程度不是太大的话，他将从苏俄那里掠夺大片的领土。他将建立起一个贵贱有别的种姓社会。在那个社会里，日耳曼统治民族（“优等民族”或“高贵种族”）将统治斯拉夫人和其他劣等民族，后者的工作将会是生产廉价的农产品。他将让有色人种一次性全部沦为奴隶。法西斯强权与大英帝国主义之间真正的纷争在于他们知道大英帝国正在走向分裂。按照当前的事态发展，再过二十年，印度将成为一个农业共和国，出于自愿与英国结盟。希特勒极度轻蔑地所指的“半人猿”将会驾驶飞机和制造机关枪。法西斯分子所梦想的奴隶国度将会走向终结。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失败的话，我们只是将自己的奴隶移交给新的主人，他们刚刚当上奴隶主，丝毫没有顾虑。 但除了有色人种的命运之外，还有两种水火不容的生活理念在互相抗衡。“在民主体制和极权体制之间，”墨索里尼说道，“绝对容不得半点妥协。”这两种理念甚至无法并存，哪怕只是短暂的时间。只要民主存在，即使它是极不完美的英国式民主，极权主义就会遭到致命的威胁。整个说英语的世界都无法摆脱人类平等的理念，虽说我们或美国人都言出必行只是一个谎言。但是，这个理念仍然存在，终有一天它将成为现实。一个自由平等的社会终将从英语文化中诞生，如果它不被毁灭的话。但正是人类平等的理念——“犹太式的”或“犹太教—基督教式”的平等理念——让希特勒来到这个世界上，想将其毁灭。天知道这番话他说过多少次了。在他看来，一个黑人和白人地位平等而犹太人被当成人看待的世界，就像无尽的奴役在我们看来那么恐怖而绝望。 我们要记住这两个理念是水火不容的，这一点很重要。到明年的某个时候，左翼知识分子很有可能会做出亲希特勒的反应。现在已经有这种情况的前兆了。希特勒的正面成就对这些空虚的人很有吸引力，至于那些有和平主义倾向的人，他迎合了他们的受虐倾向。你一早就大致知道他们会说些什么。他们先会拒绝承认英国的资本主义体制正在演变，或者说打败希特勒只会是英国和美国的百万富翁的胜利。然后，以这一点为出发点，他们会争辩说，说到底民主和极权体制“其实没什么两样”或“好不到哪里去”。英国并没有多少言论自由可言，因此，它的自由并不比德国更多。领取救济金是骇人听闻的经历，因此盖世太保的刑讯室也就坏不到哪儿去。大体上，天下乌鸦一般黑，不用五十步笑百步。 但在现实中，无论民主和极权体制的情况是怎样的，都不能认为这两者并没有区别。即使英国的民主体制无法演变超越目前的阶段，这一想法也是错误的。有秘密警察、文字审查和强制劳动的军国主义的欧洲大陆与一个松散的，有贫民窟、失业、罢工和党派争斗的海洋文明民主国家根本不是一回事。这是大陆势力和海洋势力之间的区别，残酷和漫无效率之间的区别，说谎和自欺欺人之间的区别，盖世太保和收租的寓公之间的区别。在两者之间作出选择时，你并非基于他们现在的力量，而是基于他们将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但在某种意义上，它与民主——无论是较高程度的民主还是程度最低的民主——是否“优于”极权主义这个问题并不相干；要在这个问题上作出判断，你必须先掌握绝对的标准。唯一重要的问题是，在最危急的时刻到来时，你真正同情的会是谁。那些喜欢在民主体制和极权体制之间取得平衡，“证明”两者都好不到哪里去的人都只是一帮浅薄的人，从未真正经历过现实。现在他们展现出对于法西斯主义同样肤浅的误解。一两年前他们高声呼吁反对法西斯主义时是这样，现在他们开始与法西斯主义暗通款曲，情况亦如是。问题不是：“你能说出一番大学辩论队式的替希特勒辩护的‘道理’吗？”而是：“你真的接受那种情况吗？你愿意接受希特勒的统治吗？你愿意看到英国被征服吗？还是不愿意呢？”在轻率地与敌人站在同一阵线之前，弄清楚这一点比较好。在战争中没有恪守中立这种事情。在现实中，你不是帮助一方就是在帮助另一方。 当最危急的时刻到来时，没有一个在西方传统中长大的人可以接受法西斯式的生活。重要的是，现在就意识到这一点，并理解它意味着什么。虽然英国文明死气沉沉、伪善而且没有公义可言，它却是希特勒的道路上唯一的障碍。它是所有“颠扑不破的”法西斯主义教条的一个活生生的反例。这就是为什么所有的法西斯主义作家过去多年来都一直认为必须摧毁英国的势力，为什么英国必须被“消灭”，必须被“毁灭”，必须“不复存在”。在战略上，这场战争有可能以希特勒占据欧洲，而大英帝国保持完整，英国的海上势力大体上不受影响而告终。但在意识形态上这是不可能发生的，如果希特勒一边在倡导那些纲领，而一边又抛出和平的提议，那只是他在耍手段，目的是以间接途径征服英国或在更加合适的时机重新发起进攻。他绝不会允许英国继续存在，就像一个漏斗那样将致命的理念从大西洋的彼岸引入欧洲的极权国家。回到我们自己的观点，我们将面临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保持我们所认识的民主体制。但保持总是意味着发扬。我们所面临的选择不是胜利和失败，而是革命与冷漠。如果我们为之奋斗的事情被彻底摧毁了，那在一部分程度上将是出于我们的自作自受。 英国有可能进入社会主义的初始阶段，将这场战争演变为一场革命战争，但仍然被打败。这是完全可以想象得到的。但虽然对于任何现在已经成年的人来说它是非常可怕的事情，但比起少数富人和他们雇佣的骗子所盼望的“妥协的和平”，它远远没有后者那么致命。只有当英国政府沦为柏林的傀儡时，英国才会最终被毁灭。但如果在此之前英国已经觉醒过来，这种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那样一来，英国或许注定会失败，但斗争仍将继续，理念仍然长存。在战斗中倒下和不战而降之间的区别绝不是“荣誉”的问题和小男生式的豪情壮语。希特勒曾经说过，接受战败将扼杀一个国家的灵魂。这番话听起来像是哗众取宠的言论，但这的的确确是真的。1870年的战败没有削弱法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在精神上比拿破仑三世的帝制法国更具影响。但贝当、赖伐尔及其同伙所接受的和平，其代价就是将民族文化彻底摧毁。维希政府将享有虚伪的独立，代价是法国文化的独特之处——崇尚共和、政教分离、尊敬知识分子、没有肤色歧视——全将被摧毁。要是我们率先完成革命，我们将不会被彻底击败。我们或许会看到德国部队朝白厅进发，但另一波最终将击溃德国的权力迷梦的进程早已开始了。西班牙人民失败了，但他们在那难忘的两年半的时间里所学到的理念终有一天会像飞去来器那样飞回到西班牙法西斯主义者身上。 在战争开始时，莎士比亚有一番豪言壮语被很多人引述，就连张伯伦先生也曾引用过一回，要是我没有记错的话： “尽管全世界都是我们的敌人，向我们三面进攻，我们也可以击退他们。只要英格兰对它自己尽忠，天大的灾祸都不能震撼我们的心胸。” (44) 话是这么说没错，假如你能正确理解它的意思。但英格兰必须忠诚于自己。当寻求我们的庇护的难民被关进了集中营时，当公司的董事设计出种种巧妙安排以逃避超额利润所得税时，它并没有对自己尽忠。是时候和《闲谈者》、《旁观者》说再见了，是时候和劳斯莱斯里的贵妇道别了。纳尔逊和克伦威尔的后代不再进入上议院。他们在田间街头，在工厂上班，在军队服役，在劣等啤酒吧喝酒，在郊区的后花园耕种。目前他们仍然被一代鬼魂压制着。与塑造真正的英国这个任务相比，就连赢得战争这个必须实现的任务也是第二位的。通过革命，我们将变得更加真实于自己，而不是更加虚伪。我们绝不会中途放弃，达成妥协以拯救“民主”，结果停滞不前。没有什么事情是停滞不前的。我们必须发扬我们的传统，否则将会失去它；我们必须发展壮大，否则将会走向衰败；我们必须前进，否则将会后退。我对英国怀有信心，我相信我们将迈向前进。 (1) 英国士兵的传统制服是红色的。 (2) 原注：举例来说，“我不想加入该死的军队，我不想去打仗，我不想四处漂泊，我宁愿呆在家里，靠卖身生活”。但他们打起仗来并不会这么颓唐。 (3) 特拉法尔加海战（the battle of Trafalgar），1805年10月21日，英法海军在西班牙特拉法尔加角进行海上决战。英军主帅纳尔逊海军上将率军击败法西联合舰队，掌握了海上霸权，粉碎了拿破仑进攻英伦本土的计划。 (4) 滑铁卢战役（the battle of Waterloo），1815年6月18日，反法同盟联军与法国军队在比利时小镇滑铁卢进行决战，联军获得决定性胜利，拿破仑一世第二次被迫退位，法兰西百日王朝覆灭。 (5) 约翰·穆尔（John Moore, 1761—1809），英国军人，在半岛战争的科伦纳战役中率领英军从西班牙西北方的科伦纳进行海上撤退，以付出近1 000人伤亡的代价换取16 000名将士顺利从海上撤退，约翰·穆尔在战役中牺牲。 (6) 蒙斯战役（the Battle of Mons），1914年8月23日，英国军队与德国军队在比利时小镇蒙斯进行的会战，英军与德军的军力比例大概是1∶2，在寡不敌众的情况下，英军被迫撤退，但德军付出了更大代价的伤亡。 (7) 伊普雷斯战役（the Battle of Ypres），应指第一次伊普雷斯战役，于1914年10月19日至1914年11月22日进行，英国、法国、比利时联军与德国军队展开激战，联军获得胜利，扼守住伊普雷斯，但伤亡惨重，16万人的英军付出了死伤超过5万人的代价。 (8) 加里波利战役（the Battle of Gallipoli），1915年4月25日至1916年1月9日，以英军为首的英联邦军队与法国军队和得到德国和奥匈帝国支援的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军队在加里波利半岛展开的会战。英法联军在兵力占优的情况下失利，50万英军伤亡过半。 (9) 帕斯尚尔战役（the Battle of Passchendaele），1917年7月31日至11月10日协约国联军（英国、法国、比利时）与德国军队在比利时的帕斯尚尔进行的会战，协约国联军获得胜利，但付出死伤近30万人的惨痛代价。 (10) 威尔弗雷德·麦卡尼（Wilfred Macartney, 1899—1970），英国作家，曾参加一战，1927年被控告“意图盗窃军事情报”和“间谍罪（被俄国收买）”，判处十年监禁，出狱后他将狱中经历写成了《张开血盆大口的高墙》。 (11) 吉姆·费伦（Jim Phelan），真名是詹姆斯·列奥·费伦（James Leo Phelan, 1895—1966），爱尔兰作家，以流浪为生，写过多本关于流浪生活和监狱生活的作品。 (12) 意大利的法西斯分子曾用给受害人大量灌服蓖麻油的方式恐吓反对者。这种刑罚会造成严重的腹泻与羞辱。 (13) 阿尔比恩（Albion），不列颠群岛的古称。 (14) 原注：的确，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金钱援助，但多个资助西班牙的运动筹到的资金总额还不到同一时期足球博彩营业额的百分之五。 (15) 威廉·理查德·莫里斯（William Richard Morris，首任纽菲尔德子爵，1877—1963），英国汽车制造商，创办了莫里斯汽车有限公司，并热心慈善事业，成立纽菲尔德基金会和牛津大学纽菲尔德学院。 (16) 蒙塔古·科列特·诺曼（Montagu Collet Norman, 1871—1950），英国银行家，曾于1920年至1944年担任英格兰银行行长一职。 (17) 皮埃尔·拉沃尔（Pierre Laval, 1883—1945），法国政治家，二战时法国沦陷后与维希政权合作，并签署文件，将法国境内的犹太人运往德国集中营处死。二战后被判叛国罪遭处决。 (18) 维德孔·吉斯林（Vidkun Quisling, 1887—1945），挪威政治家，1940年挪威被纳粹德国征服，吉斯林与纳粹政权合作，于1942年至1945年担任挪威首相，纳粹德国战败后，接受国际法庭审判，于1945年10月在奥斯陆被枪决。吉斯林这个名字在二战时成为卖国贼的同义词。 (19) 参孙（Samson），《圣经·士师记》中所记载的一位犹太人士师，天赋异禀力大无穷，由于中了非利士人的美人计，失去了神力并沦为奴隶，最后神力恢复，与非利士人同归于尽。 (20) 加大拉的猪群（the Gadarene swine），该典故出自《圣经·马太福音》，耶稣将邪灵赶到猪群中，在邪灵的驱使下猪群夺路而跑，冲下山崖淹死。 (21) 右手不知道左手在做什么（the right hand not knowing what the left hand doeth），此典故出自《圣经·马太福音》，后引申为某某人或部门暗中诡秘行事，内部缺乏沟通的情形。 (22) 爱德华·弗雷德里克·林德利·伍德（Edward Frederick Lindley Wood, 1881—1959），封号为哈利法克斯伯爵，英国保守党政治家，曾于1938年至1940年担任英国外交部长，推行绥靖政策，二战期间担任英国驻美国大使。 (23) 约翰·阿尔瑟布鲁克·西蒙（John Allsebrook Simon, 1873—1954），英国自由党政治家，曾担任内政大臣、外交部长、财政大臣和司法大臣等重要职位。 (24) 萨缪尔·约翰·古尔尼·霍尔（Samuel John Gurney Hoare, 1880—1959），英国保守党政治家，曾担任英国外交部长、海军大臣、内政大臣，1944年时担任英国驻西班牙大使。 (25) 赫拉修·纳尔逊（Horatio Nelson, 1758—1805），英国海军将领，功勋卓著，被授予海军上将职位，并指挥英国舰队于1805年10月21日的特拉法尔加战役中击败法国与西班牙的联合舰队，奠定英国海上霸权，但本人在战役中牺牲。 (26) 弗朗西斯·尼克尔森（Francis Nicholson, 1655—1728），英国殖民头子，曾开拓和经营英国在北美的殖民地，推行促进贸易和普及教育的措施。 (27) 亚瑟·查尔斯·汉密尔顿-戈登（Arthur Charles Hamilton-Gordon, 1829—1912），英国自由党政治家，曾历任英国各个殖民地（加拿大新不伦瑞克省、特立尼达、毛里求斯、新西兰等）的总督或地区领导人。 (28) 托马斯·爱德华·劳伦斯（Thomas Edward Lawrence, 1888—1935），英国军人，曾在阿拉伯地区反抗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起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被称为“阿拉伯的劳伦斯”，曾将他在阿拉伯世界的所见所闻写成作品，代表作有《智慧的七柱》、《沙漠的起义》等。 (29) 此句出自英国民谣《伦敦桥要垮了》（ London Bridge Is Falling Down ）。 (30) 哈罗德·西德尼·哈姆斯沃（Harold Sidney Harmsworth, 1868—1940），封号为罗瑟米尔勋爵，诺斯克里夫勋爵的弟弟，《每日快报》和《每日镜报》的创始人之一。 (31) “借出你的钱，保卫我们的家园”（Lend to Defend），当时英国政府推出的为备战募集资金的债券。 (32) “健力士啤酒对你有好处”（Guinness Is Good For You），当时健力士啤酒的广告词。 (33) 约瑟夫·希莱尔·皮埃尔·热内·贝洛克（Joseph Hilaire Pierre Rene Belloc，1870—1953），作家，拥有英国、法国双重国籍，笃信天主教，持反犹立场，代表作有《奴役国家》、《欧洲与信仰》、《犹太人》等。 (34) 安德烈·马洛伊斯（André Maurois, 1885—1967），原名埃米尔·所罗门·威廉·赫佐格（Émile Salomon Wilhelm Herzog），法国作家，一战时曾担任英法两军的翻译官，二战时流亡英国，并担任法国战场的观察员，积极参与“法国解放运动”。 (35) 布鲁斯·班斯法瑟（Bruce Bairnsfather, 1887—1959），英国漫画家，创造了“老比尔”这一漫画形象。 (36) 约翰·安德森（John Anderson, 1882—1958），英国保守党政治家，曾先后担任内政大臣、财政部长、掌玺大臣等职位。 (37) “登山宝训”（the Sermon on the Mount），出自《圣经·马太福音》，是耶稣在加利利的某座山上对追随者的教诲，提倡隐忍。“有人打你的右脸，将你的左脸也伸过去”和“爱你的敌人”这两个基督徒的守则就出自“登山宝训”。 (38) 约翰·布伊顿·普雷斯利（John Boynton Priestley, 1894—1984），英国作家、剧作家、广播员，作品诙谐而具批判精神，倾向社会主义。 (39) 赫拉修·威廉·博顿利（Horatio William Bottomley, 1860—1933），英国政治家、记者、报纸老板，曾创办宣传大英帝国主义的报纸《约翰牛》，擅长公众演讲和自我宣传，后因涉嫌在发行“约翰牛胜利债券”时舞弊谋利而被捕入狱，于1922年被判7年徒刑。 (40) 克莱门斯·温泽尔·冯·梅特涅（Klemens Wenzel von Metternich, 1773—1859），奥地利政治家，曾担任奥地利帝国首相及外交大臣等职务，工于政治投机，拿破仑得势时促成奥地利与法国联姻，拿破仑远征俄国失败后积极组建反法同盟，并担任维也纳会议的主席，力图使欧洲回到法国大革命前的封建制度和维护奥地利帝国在欧洲的地位。 (41) 原注：写于希腊的战争爆发之前。 (42) 此句原文是拉丁文“IN SAECULA SAECULORUM”。 (43) 原注：有趣的是，请注意肯尼迪先生（译者注，指约瑟夫·帕特里克·肯尼迪［Joseph Patrick Kennedy, 1888—1969］）——美国驻伦敦大使——在1940年10月回纽约时曾说道，这场战争所产生的一个结果就是“民主结束了”。当然，他所说的“民主”指的是私人所有制的资本主义。 (44) 此句出自莎士比亚的《约翰王》，朱生豪译本。